文学价值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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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中的价值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学、学、人类学等与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哲学、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篇2

关键词：文学理论；知识本体论；价值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097-05

受尼采以来的反本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西方传统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文学观被颠覆，人类文化好像进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终结”时代。如美国知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于2000年秋在北京召开的题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文学消亡论”，俟后即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指出，文学及文学理论必将变成一种虚无的东西，像空气中的烟圈，难逃消亡的命运。面对国外理论界的这种文学消亡理论，中国文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存亡问题的大讨论。本文不拟详述这一讨论的具体发生过程，而是就讨论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的两种方法论视角，即“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进行清理反思，重提一种超越于二者之上的价值本体论，最后将对“价值本体论”之于今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出初步评估。

一、作为知识本体论的两种哲学—文学理论观及其学理反思

(一)作为本质主义的知识本体论及其反思

人们普遍认为本质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柏拉图在我们这个物质的流变的现象世界之外设定的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就已有了本质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在揭示事物得以生成流变的“四因”时，提出的“形式因”就是最原初的本质的概念。甚至于中世纪基督教中的“上帝”，也在本质主义哲学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在此之前西方哲学中的本质是相对于现象世界而存在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也是决定现象世界得以生成流变的终极原因，是形而上学知识学意义上的本体。

篇3

法学作为一门高等教育的知识学科，其知识体系至少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而下的所谓“死知识”。这类知识内容以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名词概念的具体含义等为代表，掌握这类知识，对于学生而言，主要就是识记，教师稍加解释和辅导即可。第二个层次的知识是形而上的抽象内容。这类知识以法学教育所要灌输的各种价值观、各种理念精神为代表。掌握这类知识更多的是要靠“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模式，即教师只能将一些框架性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同时加以点拨、引导。对于学生而言，这类内容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还应当进一步内化为自己的主动认知，只有这样，才算是教育的成功。这一问题以往常常被我们忽视，在教学过程中，形而上的内容被等同于法律条文一般，教的人认为宣讲了即可，学的人认为记住了就行。如此一来，价值观停留在内心之外，流于形式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此，有学者就从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价值观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的认识层面，还应当“内化”。这一认同的内化机理具体来说包含五个环节，即理性认知、情感共鸣、思想转化、心理调适和沉淀固化。结合目前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可以清晰地看出，问题在于现行教育模式把重点放置在了第一个环节，即仅仅强调理性认知这一认识环节，而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其余四个环节则几乎被忽略。事实上，后面的四个环节才是决定价值观确立的关键。

除此之外，我们目前法学专业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不成功还与另外一个原因有关，那就是愈发严重的应试化倾向。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法学专业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很大。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它回溯性地产生了一种连锁反应，导致我们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应试化的道路。具体来说，就业压力首先影响了高中毕业生的专业选择，毕业之后的就业难使得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对法学专业有所顾忌。近年来一些法学院系招生规模的萎缩即表明了这一点。招生困境反过来会直接影响大学的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思路和教育理念。国内前些年热议的法学教育该不该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讨论即源自这一背景。同时，国内高校的评估评价体系中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又返回来推动或者说加剧了这种应试化。就学生自身而言，就业当然更是头等大事，作为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入校以后就会考虑要准备将来的一系列考试，如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等。由于这些考试决定了他们未来的人生，因此学生们对其都格外重视，校方由于考虑到就业率的压力，对此也往往持积极鼓励的态度。最终，各种因素汇聚成的无情现实使得国内各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应试这条道路。

这种应试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迅速累积，并引发连锁反应，使得当前的法学教育陷入到一种退化的困境之中。其突出表现就是对简单识记的强调，对阅读和思考的忽视。而这一状况又与前述第一个原因密不可分，即能够量化、标准化地以统一试卷的形式加以考查的多是形而下的知识，形而上的知识虽然与此不同，但也只能无奈地与“死知识”一同以试卷形式考查，最终使得知识层次不加区分，考查方式无区别，进而造成教学模式也完全同质化。

以司法考试为代表，探讨其与法学教育的关系，以及法学教育自身的定位，是前些年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过了多年讨论，目前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考试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单一化指标，法学教育应当有自身的品格。正如北京大学的潘剑锋教授所言：“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二、法学专业价值观教育的改进路向

篇4

目前家庭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家庭教育不当的问题。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来分析，我国家庭教育中的教育期望、教育情感、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很多较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别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家庭人际关系发生变化及新时代的“小皇帝”、“小公主”的产生。过多的宠爱、纵容造成了孩子懒惰、意志力较差、不善于思考和学习、缺少独立性、过多地依赖父母等不良习惯。家长对子女的成才期望过高，妨碍了子女个性的全面发展。

二、中职学生家庭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1.制度原因。

选拔和用人制度的价值取向误导家庭教育。现今中国通过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高考。然而高考的弊端也一目了然，无论说考试的形式还是高考的内容，都出现了较多的问题，诸如形式单一、呆板、抑制了学生的自由创造力及缺乏科学性等。虽然从2014年1月福建省高考开始实行春季高职招考和夏季的普通高考，这对中职学生升入高校深造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就业压力困难重重，结果是无数的家长们开始向名牌大学进军。同时，社会上的管理体制和用人等方面不尽合理，学历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方式，学历、文凭已经成为一个人前进路上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不合理的认知和现实最终让社会、学校、家庭等多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

2.家庭原因。

家长素质低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源于思想方面。父母用打骂的方法教育孩子，是受传统教子观念影响的结果。“棍棒底下出孝子”“、树不修不成料，儿不打不成才”、“舍不得重打，上房揭瓦；捶捶打打，出匹良马”……是许多家庭世代相传的“教子经验”。二是自身经验的局限性。很多家长按照自己长辈教育自己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三是知识、观念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新，人们的观念也必须要跟上时代的脚步才能够得以更好的前行，但是现实是孩子掌握的知识的能力比家长要更迅速。但是家长还是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却早己被孩子不屑一顾，无法收到良好的效果和效益。中国经济变革造成了家庭的急剧变化，单亲家庭的日益增多说明了这个问题。单亲家长必须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他们不仅仅要照顾子女和父辈们，同时更要努力工作来缓解经济压力，这种匆忙的生活最终导致了孩子缺少关怀和理解的现象，家长和孩子之间疏于沟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导致孩子在身心等诸多方面受到创伤，出现了人格不健全或心理扭曲的后果，在缺乏亲情的环境中，孩子容易变得更加自私自利，缺少关心别人的情怀，还很容易走向极端，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塑造。

3.社会原因。

生活方式的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传统的生活被颠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这就造成家庭成员忙于自己的事情，缺少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很少有互相闲聊的机会；孩子们要学习，去应付各种考试。总而言之，这些巨大的变革最终导致了家庭隔膜的产生。迅猛的信息设备的冲击。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学习被这种信息设备所取代，很多孩子成了“手机迷”“、电脑迷”。在家庭中，家长已经不是青少年儿童道德的教育者和熏陶者。孩子们对网络充满了好奇，通过网络可以迅速了解社会的各类信息，扩大了其视野和知识面，他们对家长们“老生常谈”的东西感到很反感，以致产生抵触情绪；加上网络中存在各种各样丰富的信息，通过较为灵活、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相比之下更有教育的优势。然而，青少年儿童从电子媒介中也学会了许多他们这个年龄段无需懂得的东西。青少年在网络面前往往会丧失自我约束能力，加上道德、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往往掌控不好自己，容易做出不道德、不合法律的事情。

三、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家庭的各个方面。为教育好下一代，也为担负着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劳动者的中职教育，针对目前中职学生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几点意见。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树立全新的育人观。

提高认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和终身教师，对孩子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一，家长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力量。家长素质的高低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家庭教育观念的好坏、先进与否，同时也影响了孩子的素质。素质较高的家长会培养子女的自觉性，通过正确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艺术，妥善解决和处理教育孩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二，素质较高的家长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对孩子具有示范作用。更新观念。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每个家长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勇敢地面对外界社会的风雨。不管如何，家长不可能永远为孩子处理一切事情，必须要让他们独立地去生活和学习，提高个人的能力。所以家长们必须要充分地了解孩子的特点、特征和未来的理想，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他们指出未来的道路，但是不能够帮助他们去走。新时期家长的角色要由对孩子遮风避雨的保护角色改变为培育孩子的辅助角色和助力的提供者，使家长们自己现有的知识、能力、家庭环境成为培育孩子的肥沃土壤，可以让孩子们在这片土壤中自由呼吸、良性发展，并健康成长。家长要懂得放手，让他们独立地面对一切；还要多与他们进行交流，让他们明确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提高个人的承受能力。家长还可积极鼓励孩子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演讲合唱等文体活动等，不让他（她）成为“小皇帝”、“小公主”，使他们在活动中锻炼成长。

2.全面关心孩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偏重智育转向德育。社会需要的人才必定是高素质、高能力、适应性较强的人才。因此，片面化的教育必定培养不出真知的人才，对于未来人才的发展和成功是很不利的。家庭作为孩子进入社会前的“演习场”，对孩子的教育首先要立足于他们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即教会他们“学会做人”、“如何做事”，使得他们能够以更加美好的姿态走向社会、适应社会。从这个角度上说，道德感和知识才华同样重要。因此家长们必须要重视孩子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如：文明礼貌教育、爱心教育、孝敬父母、劳动教育、明辨是非教育，等等；要教会孩子们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做人、学会竞争，不要过多地关注和强调孩子的学科成绩和分数，让孩子知道中职学生学专业、学技能照样能成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让孩子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相信自己必定会对社会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教育形式。不仅仅要向孩子们讲述传统道德精华，更要注重对孩子道德品质的培养。如进取意识、竞合作精神、争意识、创新精神的培养等；同时让孩子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他们不断地接受社会活动的考验，提高综合能力；同时要增强他们的道德水平，通过道德而不是法律来约束自我，提升个人的内在能力和潜在素质。再者在家庭思想教育中，加强养成教育，把一向做人的品德和思想逐步内化为孩子的信念。关心物质生活，更要关心精神生活。人活着要同时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提高。纯粹的物质生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缺乏精神需要的生活是一潭死水。在物质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还要格外注重精神水平的提高，学会享受生活、发现生活的美好；另外要学会教导孩子拼搏、奋斗，美好的生活是自己奋斗出来的。青少年时期是孩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父母要格外地关心孩子的个性成长，注重他们的精神世界。家长要及时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引导他们走向健康的人生道路，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个人修养，让他们的人格得到完善，引领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长远。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要有意识地磨炼他们的意志，通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磨炼他们，让他们的心智更加成熟，教导孩子学会关心、爱护他人。只有精神境界提高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才会更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才能够不退缩、迎难而上，在人生的大风大浪面前更有勇气去面对，以此来实现人生的突围和飞跃。

3.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篇5

徐国栋教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我国海内外知名的儒学家蒋庆先生。（掌声）大家从他的传统衣着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我们中国的儒者啊！像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的时候，我们的蒋庆先生依然保持了我中华风骨。这种中华风骨不仅仅是外观上的，更是心灵上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长期以来，我们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在近代一百年来的历史中，各种外国的思潮风驰电掣，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换来换去，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没有哪一个西方思想——除了在一种物质力量的依托下在中国存在了比较长的时间并产生了一些争议颇多的结果外——有一个稳定的地盘，有一个持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说我们自己信仰什么。所以，这样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再铸国魂的时代，需要再铸我民族精神的时代，而这种工作是非常艰难的，而蒋庆先生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民族魂”的铸造者。我们拿什么来统一我们的国家？拿什么来作为我们民族存在的依据？一个民族恐怕不是一个种族的共同性的联系，而且还有一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的联系，所以这个工作非常艰难，而我们的蒋庆先生就在这个方面工作着。

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是在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并非儒学出身，而是出自我法门，出自我西南法门。他是我大学同学，我一直认为，当着他的面是这么说，背后说的时候可能更多：他是我们西南78级的，我们西南78级素以优秀著称，而他是西南78级里面最优秀的。但是，可能他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多物质上的代价，那么他现在也是在承受着这种代价吧。

另外我们还要介绍的就是，蒋庆先生还是我们中国当代唯一一个民间活着的书院的掌门人，我们应该把这种掌门人叫做“山长”，他在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王阳明先生悟道的贵州龙场创建了一个传统的书院，叫做“阳明精舍”。我们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这么伟大的名字在他的家乡已经不为人所知了，他家乡的那个“阳明医院”竟然被当地人以当地方言理解成了“养命医院”！（笑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精神上的破产，一种多么大的文化上的悲哀！蒋庆先生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儒学在中国普遍复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开始在自己的家园里面寻找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又在一个恰当的地点，也就是说在王阳明先生悟道的那个地方创建了“阳明精舍”。我相信这个精舍会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中华文明、对我们的精神面貌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还想说些什么？我曾经对今天听众的情况很不乐观，在二十分钟以前，我得到一个电话说只有前面六排坐了人。现在来的人之多，还有人站着，这种情况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经常地批评厦大人没有文化，没有功利以外的那种兴趣、那种意识，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然而，今天的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应该承认我对厦大学生的估计有所偏差，我非常愿意看到我的这种偏差是实际存在的，我为今天大家为这样的一个题目而来，而且来得这么整齐，为厦大感到自豪！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蒋庆先生为我们演讲！（掌声）

蒋庆先生：今天非常荣幸到厦门大学来演讲，因为徐国栋教授是我的老同学，他邀请我来演讲，这是一个缘分，如果没有徐国栋教授的邀请，那我也可能没有机会在厦大和大家见面。这次讲演的题目，最初定为《儒学的真精神》，后来徐教授跟我讲再“兼论”一下“夏大校训”。今天这个演讲我想了一下，原先拟定的题目是《儒学的真精神》，但光讲“真精神”还不够，还要讲一点“真价值”。为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儒学传统，主张“体用不分”、“体用合一”，“体”就是精神、就是实质，“用”就是功能，就是效用；光知道“体”还不行，比如说通过我们这次演讲，儒学的真精神是什么我们知道了，这一百多年来对儒学的很多误解我们清楚了，我们因此知道儒学并不是近百年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描绘的那种被妖魔化了的儒学。但是，光知道儒学的真正精神“是什么”还不行，就是说光知道儒学的“体”还不行，还应该知道儒学的这种“真精神”有什么“用”，儒学的“体”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功能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际的价值。所以这次演讲的题目我稍稍改动一下，再加上一个内容，就是《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

在正式演讲之前，徐教授跟我说是不是给大家讲一下厦门大学的校训。确实，厦大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八个字是儒家经典中的原话，而且这八个字确实很概括地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刚才我问你们的徐教授，他说这个校训夏大建校的时候就有了，我还以为是夏大现在才确定的呢！我想现在搞教育的人多崇尚西方思想，还不一定有水平选出这八个字来作为厦大的校训呢。徐教授说这八个字是陈嘉庚先生那个时候定下来的校训，由此可见陈嘉庚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儒家经典的熟悉，陈嘉庚先生确定的这八个字确实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

篇6

（一）最近发展区理论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理论是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另一理论来源。“最近发展区”是指“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成人指导下或在与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指的是儿童在某一特殊阶段的智力发展，这是一种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他们还具有一种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在这种水平下，儿童需要借助成人的指导、帮助，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法即是在最近发展区内进行的教学。在最近发展区里，教师和学生同时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难度使学生无法独立完成，而当教师和学生共享文化工具时，而且当学生将这种有文化中介的互动进行内化时，就促成了认知发展。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学生不是被动地获得文化知识，学生对社会互动有自己的理解，通过将这些理解与自己在具体情境中的经验整合起来，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

（二）支架理论

在“最近发展区”理论的基础上，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新维果茨基学派学者提出了“支架”理论（Scaffolding），支架理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与学习者互动，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这一理论的发展进一步突出了互动在学习中的功能。布鲁纳和伍德强调长者与幼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而麦瑟更看重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他认为，在学习者与学习者互动中，存在着类似师生互动的支架模式，即在解决问题的课堂活动中，能力较差的学习者在与能力较强者的合作中，其知识能够得到增长，因此学习者之间的互动是知识共享和潜在的理解转化的中介。

二、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听说教学中的应用

支架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实际教学，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搭脚手架，即围绕当前学习主题，按“最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第二，进入情境，将学生引入特定的问题情境。第三，独立探索，教师按照安排的学习任务，让学生独立探索，由易及难地进行训练。第四，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第五，效果评价，学习效果的评价包括学生个人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小组对个人的学习评价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本文以《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4》第四单元“DealingwithCulturalDifferences”为例，将支架式教学方法运用在听说课堂上。第一步：搭脚手架。教师针对所要学习的知识，确定主题，并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设计合适的“支架”。“支架”的作用在于通过为学生事先做好某些部分的工作，帮助他们超越以前已经具备的能力水平。本单元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通过自己搜集、了解“如何应对文化差异”，从而创设有利于建构“在不同文化中的交际差异”概念框架的情境。教师在Unit3结束后，提出一些围绕Unit4主题的问题，让学生在课前思考这些问题。如：Whatisculture?Whatdoculturaldifferencesmean?Howdopeople’sculturalbackgroundsinfluencetheirwayofthinking?Howcanwedealwithculturaldifferences?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4人一组），每个小组成员的分工不同，可以在网络上查阅相关信息，或去图书馆阅览有关书籍等。总之，小组成员可根据兴趣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分工，并围绕自己的任务搜集材料。第二步：进入情境。教师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并创造合适的条件让其独立探索。在课堂上，教师首先播放一段电影视频，这段视频节选自电影《风中奇缘》，看完视频后，教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问题：

（1）Wheredidthemancomefrom?

（2）Whatdidthemanthinkoflocalpeoplelivingintheforest?

（3）Whatdidthemanprobablywanttobethere?讨论完毕，每组派出代表回答问题，之后教师提出另一个问题：Inthisvideo，youcanseetheinter-estingwayofthelocalwomansayhello.Howmanywaysofgreetingdoyouknowintheworld?同时老师给学生展示相关图片，并给出关键词，让每组派出代表描述图片，让学生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第三步：独立探索。让学生独立探索，先由教师启发引导，帮助学生沿概念框架攀升，然后逐步让学生自己探索，最后争取做到无需教师引导。在课堂上，通过学生对课前提出问题的回答，教师先了解学生课前获得的信息情况，根据学生的不足，教师予以补充，比如：Peoplefromdifferentcountriesspeakdifferentlanguages，maintaindifferentvaluesystems，andhavedifferentwaysoflook-ingatthings.Aperson’sculturalbackgroundinfluenceswhatheconsiderstobegoodmannersorbadmanners/politeorrude/ontimeorlate.Havingrespectfor/Learningaboutotherculturescanhelpyouavoidmisunderstanding.DoinRomeastheRomansdo.通过这些，逐步将学生引入更深入的理解，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且发展了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第四步：协作学习。进行小组协商、讨论，学生分小组讨论和交流，通过讨论和交流，把自己的见解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独创精神。这部分主要进行Picturetalk–DescribingChineseandWesternwaysofeating。小组成员协作对图片进行描述，找到中西方的差异，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之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分享小组的讨论结果。第五步：效果评价。学生在经过自己搜集材料和小组讨论之后，对本单元的主题———“如何应对文化差异”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对“在不同文化中的交际差异”进行了意义上的建构。教师这时给学生放录音，听本单元的听力材料“EmbarrassingExperience”（材料内容就是有关对文化差异的忽视而造成的误会）。由于学生在听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听力材料的难度自然降低了。在听完听力材料后，教师根据内容问一些相关的问题，检查学生对听力材料的理解，如：Whatisconversationmainlyabout?WhatcanweinferaboutKateandRobfromtheconversa-tion?WhichcountrieshasRobvisited，accordingtotheconversa-tion?Whatisthemainmessagethatthespeakerswanttotellus?值得一提的是，支架式教学中的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既关注结果，又关注过程。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即学生认为自己在这堂课中学到了什么；小组评价，即小组成员之间互评，每位成员在小组协作学习中作出的贡献；教师评价，即教师评价学生的课堂表现，指出学生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及时调整课堂教学，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结语

篇7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为：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在人类的社会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认可的人文精神也不尽相同。人文精神的内涵主要由人性、理性和超越性三个层次构成：人性即人道主义精神，它是人对幸福和尊严的追求；理性即科学精神，它是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超越性即宗教精神，它是人对生活意义的追求。接受教育是人追求真理的主要途径，因此，科学教育之中必将饱含其人文价值。教育是对人的全方位培养，他能满足人们成长和发展的精神需要，培养人科学的精神与健全的人格。科学教育具有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教师应该积极努力利用科学教育手段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中化学教育蕴含的人文价值

化学是科学教育的有重要成部分，化学教育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化学教育，不仅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传承，在化学教育中，教师更应该注重深挖化学教育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利用其更好的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服务。根据笔者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发现，化学教育中的人文价值丰富，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化学教育有助于培养严谨做事习惯

习惯决定着人的性格，而性格往往又决定着成败，好的习惯往往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取得成功。化学的学习往往可以培养学生严谨做事的习惯，化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他讲求的是以事实说话，一切结论都要以实验的结论进行验证，而实验的数据、实验的整个过程都经不起半点马虎，一个细微的错误就会导致实验结论的错误，一个细小的疏忽也会导致推论的偏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是化学的学科特点之一。因此，化学教育的这些特点可以培养学生的耐心、毅力和责任心，培养学生严谨做事习惯。

（二）化学教育有助于培养理性思维能力

化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在化学的教学中，很多问题都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而所有的结论都必须通过对实验结果的科学推论来完成，而这些科学推论过程的必须是理性的。同时化学实验多少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就要求在实验的过程中实验者必须时刻保持理性。正是因为有了化学这种理性思维的介入，人们对于是非曲折的判定不再只是凭着感觉，而更多的是依靠理性来判断。化学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确定性和规律性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三）化学教育有助于培养坚强意志品质

化学是一门科学性较强的学科，学好化学的难度较大，同时化学又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在试验的过程中，实验步骤环环相扣，一旦一环出了问题，就会导致结果出错，而一旦出错，即使是最后一步出错，往往都需要从头再来；还有在化学学科中，需要记忆的东西相当多，元素周期、元素特性、化学方程式等等。因此，学生学习化学的过程就是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不懈的过程，这有助于培养坚强意志品质。

（四）化学教育有助于提高美学修养

化学的美在于他的和谐有序：高中化学讲的是元素，它将我们的视野有自然的绚丽多彩带向了微观的五光十色，微小的元素构成我们眼中绚丽多彩的世界，让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神奇；各种元素的有机结合，相互放映，让我们建设了微观时间的和谐；各种元素有序排列，让我们见识了微观世界的有序；因此，学生在化学的学习中，在老师的引导下，深入体会化学这种神秘、和谐的美，提高化学素养的同时逐步提高学生的美学修养。

三、高中化学教育人文价值的实现途径

高中化学教育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式揭示自然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变化规律，同时同时也对人类生存、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要本着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一目的出发，结合现有教材和课外资料，全面发挥高中化学教育中的人文价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上，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教师要以身作则

教育包括教书、育人两层含义，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不仅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进行培养。古语有云：“上行下效”。因此，在教育学生之前，教师必须先提高自己的师德修养，对于高中化学老师来说，要想在高中化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就必须从自己做起，做到规范书写、合理用语、端庄仪表、做事严谨、工作一丝不苟，同时，强化自己的业务素质，不断改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断严实自己的化学逻辑思维，积极树立起能被学生认同的教学风格。

（二）教师要活用化学史料

化学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不是枯燥、机械的实验或数据。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的扩充一些课外的化学史料，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化学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教师可以通过讲述化学家的故事在加深学生对书本知识记忆的同时，以化学家本身的成长和优秀思想品质来教育学生。化学家的事迹本就是一种传奇，学生愿意听；在这个传奇中，化学家就是英雄，学生愿意学；在这些故事中学生可以学会：坚强、勇敢、不畏艰辛、勇于挑战。例如：凯库勒研究苯的分子结构，居里夫人发现放射元素钋等。同时，化学的研究总是不断深入的，总是需要几代人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慢慢演变、发展的。例如：原子的结构就是由思位科学家，不断实验研究，才逐渐完善的。通过对不同时期原子结构的介绍，可以让学生明白科学的认知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事物的本质都是通过不断的深入，才逐渐展现的。

（三）融洽师生关系

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高中化学教学的实施，也有利于高中化学教育人文价值的实现。因此，教师首先需要转变观念，在学习活动中但当起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多重角色，营造轻松的课堂气氛；同时，教师要对学生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帮助学生树立起自信心；此外，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意见，包含学生的误解，支持学生的创意，评价学生要以表扬，鼓励等正面评价为主。如此，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学习兴趣更浓郁，思维更开放，想象更大胆。（四）发挥化学活动人文价值化学源于生活，同样其也运用于生活，化学素养的优劣就在于运用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可以以生活中存在的化学问题为原型，组织开展各项化学活动。这样的化学活动最贴近生活，也最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在活动中，教师要教育学生以化学的思维去看问题，以化学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在活动中，精细的处理可以培养学生严谨做事习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问题，可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环环相扣的活动内容，可以培养学生坚强意志品质。

篇8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二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篇9

幼儿游戏是幼儿一种自发性活动，而且都是以幼儿的兴趣爱好为基础，是幼儿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幼儿游戏是幼儿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过幼儿游戏，可以使幼儿获得身心愉悦的发展，同时还能满足幼儿的内在需求，促进其自我技能的发展。那么如何实现幼儿游戏教学的价值呢？幼儿教学的本质目标在于提升幼儿的素质，使其更好适应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与小学、中学等学校教育相比，其教学目标具有特殊性。幼儿教学从组织形式上来说，基本上是通过游戏的方式，使幼儿加强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因此，在幼儿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按照提升幼儿全面素质的教学目标要求，通过游戏的教学手段将生活性和经验性的教学内容有目的、分步骤地传授给幼儿。

二、幼儿游戏的教学价值及其体现

在幼儿游戏教学中，非常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幼儿能够通过游戏体验，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并能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游戏经验，来解决和应对自己的问题，通过问题的解决获得身心愉悦的发展，并由此提升知识和技能。教师带领幼儿进行游戏，为幼儿搭建了一个自由展现的游戏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幼儿能够交往互动，不但增加了词汇量，而且通过游戏了解自己，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优点，锻炼语言能力，养成良好的交往品质。幼儿游戏教学的价值体现，就在于通过幼儿游戏的教学化，实现幼儿在玩耍中学习，并由此发展技能的特定教育目标。这是幼儿游戏教学的本质教育所在，也是其价值主体所在。在幼儿教学中，游戏主题的选择来源于幼儿现实生活中的游戏对象。幼儿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根据幼儿的生活及游戏主题，幼儿的游戏教学主题也就有所不同，并由此而丰富多彩，可供选择的机会也就分外多。针对幼儿喜闻乐见的一些故事，我常常将其当做最好的游戏主题，让幼儿从中能有所体会。如在讲过小羊过桥的故事后，我让幼儿进行过桥的游戏活动。我让两组幼儿抱着大块积木在“独木桥”上过，然后两组幼儿互不相让，结果很多幼儿都被挤到了“河里”，最后大家都认识到合作和谦让的重要性。在幼儿游戏教学中，幼儿游戏的教学价值还体现在，通过游戏促进幼儿素质的全面发展，有效实现幼儿的语言发展。如在做小熊请客这个游戏时，我让幼儿扮演小熊来请客，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说话方式，通过模仿每一个角色的特色语言，还有固有的动作，幼儿学会了不同的表达。在扮演小熊时，通过小熊热情的语言，幼儿能够学习如何招待他人。幼儿游戏教学无形中提高了幼儿语言表达能力，促进了幼儿语言的发展，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幼儿游戏改进自己的游戏活动，提升教学水平。如在一个主题为幼儿园的游戏中，因为教师对幼儿严厉批评，导致幼儿情绪出现问题。这让教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一直争取努力弥补，最终实现了教学相长。

三、幼儿游戏教学价值的实现途径

篇10

1.1、有助于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学生从过去的被动式接受变成主动参与学习，充分发挥自己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间接刺激他们对知识的扩充需求，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激发学生潜能，加快掌握技术动作的速度。老师则在过程中起到辅助与引导的作用，通过学生自己主动发现的问题，来构建下一步的支架去引导他找出解决的办法与不断扩充知识，更大的发挥在课堂上的主动性。

1.2、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支架式教学的引入势必要求教师转变传统观念，建立正确的教学观与师生观，抛开过去沉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不再对老师和学习有抵触，而是和学生像朋友一样交流学习，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与师生关系，而且因为老师会根据学生情况的不同而建立不同的支架，这样就要求老师要了解每一个学生，走进他们的世界，将学生与老师之间直线的联系变为师生与生生之间网状的联系，使得师生联系更为密切。

1.3、有助于足球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通过在搭建支架前自己的探索和研究，足球教师已经完成了对于所教授内容的深入理解，再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不断完善自己对动作技巧的认识和对学生学习特点的把握，最后通过对每次课程的总结，来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办法，让自己在每一次教学过程中都有所提升。

2、“支架式”教学法的设计模式

2.1、搭建支架教师在授课前通过对相应动作技术的引入来构建教学支架。下面我们以“射门技巧”的授课作为例子，上课前老师可以播放职业球员在足球场上的射门集锦和慢动作回放，让学生更直观的对射门技巧有所了解，老师在学生观看的同时，详细的讲解射门时的技术动作要领、各分解动作与注意事项，让学生在脑海里形成射门动作框架。

2.2、进入情境随着支架初步建立之后，让学员更切身的体会这个动作，为下面的支架搭建做铺垫。教师让学生出来进行踢球动作，不用考虑太多的力度和角度，只是单纯踢球的体会；接着，在此基础上，让他对着球门进行踢射，并就如何踢入球门做进一步讲解；最后，经过逐步的练习，把握踢球的力度和角度，展示完整的射门动作。

2.3、自主探索由于学习能力和自身条件的不同，此时学生已经开始呈现个性化，要根据不同的学生情况构建支架，对于学习能力弱的学生，通过更细化的动作要领来建立多层支架，当然支架的内容和数量是因人而异的。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诊断自己的动作是否正确。

2.4、互动学习在自主探索阶段，老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交流与讨论，对自己出现的问题和关于动作的理解进行交流沟通，培养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且也可以有效的找出问题与解决问题。遇到共同的疑惑可以请教老师，并在互相的探讨中加深对动作技术的理解与运用，更加深入的对知识进行学习。

2.5、总结评价整个支架教学是比较长的过程，在每个阶段教师要及时的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记录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调整支架的内容，处理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的找到自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给予指导与点评。并分析最后的结果，进行总结与自评，既有助于不断进行修正，又有助于教学方法的完善。

3、如何在教学中合理利用

3.1、支架的设计、提供要多样化教师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或者是实践活动来构建支架，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形式，而且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采取不同的支架设计。同时，支架提供方也不一定都是教师，可以是学生周围的朋友、家长等等，这些都不要固定化或者是模式化。

3.2、按学生层次合理构建支架因为支架教学的理论基础是“最近发展区”，而每个学生因为自身条件与学习能力的不同，所以足球教师在实施教学时要对学生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如对于运动细胞强、学习理解力强的学生，可以设立较少的抽象支架，支架的撤出也会比较快，让他尽早在自主练习中不断扩充知识，而对于运动神经差、学习理解力弱的学生，则采取相反的措施。

3.3、学生占据学习主导老师只是起到指导的作用，学习正真的主人是学生，所以老师尽量不要太多干预学生、否定学生，并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自觉性并挖掘其个人潜能，多多鼓励。另外，学生应做好自己、正视自己，每个人的体质与优势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灰心偷懒或单纯模仿，要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不断构建自我。

3.4、做好跟踪指导工作教师应全程跟进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每个人水平、爱好、习惯，方便有针对性的实施支架设定，据学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调整支架的内容，处理出现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的找到自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分析最后的结果，以便让下一次的教学更加完善。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