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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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顾朝林等，2002)。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两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另外，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认为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国内的学者一般更加关注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而国外研究金融地理学的学者则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可以从Yeung(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定义看出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论述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对货币怎样流动、如何将远距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如何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之轮的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都是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金融的流动。Portes & Rey(2000)主要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问题同样是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的热点。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他同时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探讨了金融中心的未来。将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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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客体在地表上的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各经济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亦是自然、市场和政府三种配置力量空间耦合的结果。近年来，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界在研究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关系方面的成果比较密集，影响也较大。

能源效率作为一种效率概念，目前尚无确切定义。影响较大和被引用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能源效率为减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务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经济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产出或更好的生活质量，技术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术进步、生活方式转变、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减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标方面，Patterson认为能源效率衡量指标主要有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经济学-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四类，但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考虑，能源效率主要有经济能源效率（包括单位产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热效率和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两类，其内涵则是能源消耗对维持或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率，既要考虑能源的开采、储存与运输环节，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转换和最终消费等过程。

与经济学界主要针对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工业能源效率为主）研究不同，经济地理学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针对区域能源效率问题。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范围的省际间比较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单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与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被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模型中，近年来主要使用的有非参数测算的DEA数据包络分析、使用参数测算的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与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相比，DEA数据包络分析因无需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而被广泛使用。

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也是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热点问题。在理论上，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初是在“结构红利假说”中的一种表达，由于各行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别，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必然会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其结果是促进各部门共同构成的经济系统的总效率提高，而总生产率的增长值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值的部分，就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能源效率增长的部分。例如，由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为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将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能源消耗强度。对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原因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在导致中国能耗强度下降的诸多原因中有35%～45%要归功于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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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发展条件的差异，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有明显反映。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它环境需求。在全国统一格局下，应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要求。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而论，一般来说，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区域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粗放，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需求大，对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而已经进人发达阶段的区域，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对资源的消耗降低，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开始逐渐减少。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如对发达地区有利，便对欠发达地区不利;若照顾欠发达地区，则对整个社会带来资源过度消耗的威胁。因此，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区别对待。当然，从全国宏观调控角度，也可为了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但必须配以公平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以使为保护资源环境作出贡献的区域得到较好的回报。

关注区域优势的发挥。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区域，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并针对其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如城市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好、人才密集的优势，在研究中，应关注其集聚经济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同时，还应考虑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以及其负面外部性问题；相反，农村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等优势，在促进农村地区这些优势发挥中，应该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如此，同样的城市地区，同样的农村地区，也可具有不同的优势特点，相关研究更应关注这些具体差异，以充分调动区域的发展积极性。

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尽管区域关怀不应该有区域歧视，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对落后地区关怀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还可研究如何通过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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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3-0089-05

在大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被时代赋予了鲜明的地理印记或符号，“时空域”螺旋式发展使得高等教育呈现趋同性与差异性、同质化与特色化并存的格局。当代高等教育解读离不开必要的地理语境，高等教育维系离不开特定的地理场域，高等教育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地理协同。源于高等教育学科与地理学科新近发展、变轨而形成的富含吸引因子的重要交集，高等教育地理学遂成为当代新兴交叉学科。

一、高等教育地理学的学科溯源

高等教育地理学具有方法论渊源和本体论渊源。前者由地理学科提供研究框架与逻辑进路，以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为视角，持续审视高等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后者则基于高等教育现象与规律，以高等教育学科为核心理论体系。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与教育学具有较强的拟然性，与教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存在较高的牵连度，诸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都可以进一步演绎为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如果分支学科已经比较成熟，就能够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踩在巨人肩膀上”的研究捷径。但是，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分支学科，教育地理学却是一门新兴学科（更准确地说，目前还处于“研究领域”阶段，还未真正上升到“学科”层面），高等教育地理学科不具备上述捷径效应，其研究与建构更加具有探索性与挑战性。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地理分支学科理论研究高等教育活动。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许长青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的研究横跨经济学、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等专门领域，具有其独特的主体论价值和认识论价值。[1]以历史地理学为视角，许甜基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初始阶段地域分布的阶段性变迁特征，探索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2]以人口地理学为视角，傅凰等从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规模、经费、师资和质量的影响以及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地区（布局）结构的影响两方面探讨了人口结构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要受人口结构状况的制约，并对人口结构的变动起作用。[3]另外，陈亚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中国生源进行了分析。[4]李泓泽等通过对2008年全国各地区高校招生规模、效率的综合评估，发现中国高校招生规模总量、增长率和综合效率均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5]

国外学者同样十分关注高校发展与地理因素的互动关系。在高校定位方面，有学者在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卑诗省）高等教育体系地理分布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地理空间不平衡与高校机构类型分布之间具有相关性，高校应当呈现多样性，盲目升格将产生负面影响。[6]在高校招生方面，有学者围绕高等教育入学的地理学问题，对于区域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空间分化、量具选择、扩大入学比例、符合时代与利益相关者的政策等进行探讨，希冀探索一个能够反映多元社会、空间和时间特征的高等教育入学新模式。[7]在高校制度方面，有学者探讨了确立高等教育政策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试图揭示高校与其所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联性。[8]在高校教育方面，有学者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与地理多样性的关系，并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由于地区和背景差异而导致学习差异问题进行了研究。[9]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高校和课堂是人文地理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与社会发展基础彼此交织、联系，应当促进高校地理教育学和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的有机结合。[10]在高校经济互动方面，有学者研究了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1]；还有学者对特定区域的若干高校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2]

就学科建设而言，高等教育地理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据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检索结果发现，国内外均未出版高等教育地理学研究专著，也没有发表专门针对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目前还没有出现全面系统阐述高等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许多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内外机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从不同视角对高等教育的地理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研究成果，为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高等教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高等教育地理学的价值分析

所谓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既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也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效应。[13]同样，高等教育地理学的价值体现在人―地、高教―区域、理论―实践等对应要素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呈现多元化、交融性和持续性特征。

一方面，高等教育地理学基于人―地的本质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而高等教育则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与阶梯。虽然远程教育技术方兴未艾，MOOCs（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风靡全球，但是传统的高校教育模式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高校是知识分子、高端人才的富集地，也是莘莘学子慕名求学的核心场所，承担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对于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很强的依附性。同时，高校之“人”对“地”具有明显的反向价值，地理因子完全浸润在高等教育的浓郁氛围中。不仅“地”之物理状态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趋势而发生显著变化，而且“地”之民主、文明、教化程度也将日益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学成为人―地互动关系研究的独特领域，具有独立的学科价值。

恩格斯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里。”[18]高等教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的独立性也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性，因为这决定了该学科的独立品质。同时，综合性与倾向性是交叉学科性质的又一特征。具体来说，高等教育地理学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但倾向于社会科学；具有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属性，但倾向于应用科学；具有硬科学与软科学属性，但倾向于软科学；具有传统学科与交叉学科属性，但倾向于交叉学科。可见，交叉学科的学科性质不能认为是对所谓上位学科的学科性质的简单继承甚至混同，这将违背交叉学科的生长规律，扼杀交叉学科的生长空间。当前将交叉学科强行纳入某一学科（例如僵化地将教育经济学纳入教育学科，或者纳入经济学科，试图成为某一学科的子学科）的做法值得商榷。

由于高等教育地理学发轫于实践领域，是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失衡、定位失真、管理失范等诸多问题的现实回应，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同时，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体系的创建也是该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高等教育地理学建设兼具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构建的双重任务。另外，如果从研究视角来看，可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地理学的层面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二是从高等教育的视角研究地理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上述两个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视为“高等教育地理学”与“地理高等教育学”的逻辑分野。“从实际的角度看，任何现实的问题都是综合的，它们并不完全尊重学科的分类。如果将一个现实的综合性的问题削足适履地放在某一个专门性的学科中进行研究和分析，或者过分强调某一学科的专门性，可能会出现认识上的片面性与失误。”[19]高等教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决定了其学科性质具有多科性、开放性、复杂性、系统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在理论凝练与具体实践中予以全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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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空间演进；区域二重开放；两国三区域模型；贸易自由度；区际开放度；对外贸易的开放度；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1.5；F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9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历来注重对产业空间演进的研究。Von Thunen（1862）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并探讨了工业布局，认为生产费用最小和销售价格最低是工业区位选择的最高原则。Weber（1909）创立了工业区位论，研究了影响工业在区位间选择的原因，并将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非区域性因素。Walter Christaller（1933）提出了“中心地理论”，探讨了一定区域内城镇等级、规模、数量、职能间关系及其空间结构的规律性。August Losch（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问题，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格局。

古典区位理论更多地是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探讨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同样有学者从产业的宏观视角来研究产业转移。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的雁行模式理论认为，次发达国家某一行业的生产一般要经历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和出口阶段三个阶段；Vem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的演变应当与产品的生命周期演变相一致；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理论认为，投资国在对外投资时应将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Arthur Lewis（1978）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会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低和对低成本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轻移至存在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刘 朝，鞠市委：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古典区位理论是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企业的聚集与扩散问题。Krugman（1991）认为即使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 产业自发的集聚、扩散也能使区域内生地演变为“核心—边缘”结构。Martin和Roges（1995）通过自由资本模型得出了企业区位分布的显性解。RobertNicoud（2002）在自由资本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加入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把资本流动性和垂直联系结合在一起，研究产业的聚集和扩散过程。

然而，限于研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济背景，上述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对外开放会对产业的布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题。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一国或地区内部的产业聚集在贸易政策自由化或者加入国际或地区经济组织以后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因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异。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因为对外开放而强化，而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则因为对外开放而被打破。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由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过程，故不少学者对中国的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如Hu（2002）、Fujita 和Hu（2001）、黄玖立和李坤望（2005）、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Ge（2006）、金煜（2006）、赵伟和张萃（2007）、张萃和赵伟（2009）等。尽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制造业聚集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但是都只研究了一个国家总体的开放对于制造业空间区位变化的影响。而赵伟（2001）的研究认为，一国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构成了该国国际化的基础，而该国区域间的开放则能促进其区际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形成，因此一国经济的开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一国总体经济的开放，这是单纯的国际开放；另一个是一国内部区域层次的开放，是一个区域向国内其他区域的开放。事实上，区域的开放确实带有“二重开放”的特征。

因此，本文拟在开放具备二重性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以说明产业在这种二重开放型经济下是如何进行空间演进的。从理论上讲，产业的区位选择由相对收益率来决定，当产业选择一个地区作为生产的地点时，则在该地区生产的收益率必然高于其他地区或者说在该地区生产的成本必然低于其他地区。一般文献在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时，主要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税收、运输及基础设施条件、劳动成本、人力资本或劳动生产率；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经济活动的区位主要受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区域间差异化的工资，并设定不同的区域间贸易自由度，考察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着重研究差异化的开放程度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经济体中存在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0、区域1和区域2。其中区域1和区域2分别代表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区域，如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区域0则代表世界的其它地区。每个区域都有工业部门，且是垄断竞争的部门。区域0也即外国的工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三个区域的消费者均对最终产品有消费需求。区域1和区域2的工业部门只生产中间产品，且区域0的工业部门对区域1和区域2的中间产品都有需求。区域0工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只需要投入复合要素，复合要素是工人劳动和和中间产品按柯布—道格拉斯的形式组合，且复合要素的生产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而区域1和区域2中间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生产。

四、厂商区位的决定

在不同区位的收益将是决定厂商最终选择生产区位的决定因素。对于母国内部而言，其两个区域内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根据收益来决定是在区域1内生产还是在区域2内生产。但是，对母国总体而言，其有可能面对国外为追求更高收益而来的外国企业，因为外国的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在不同区域的收益情况来决定其生产区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所以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1.无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企业的生产区位决定

2.外国厂商区位的决定

事实上，如果外国厂商从区域0迁往区域1生产最终产品，其在区域1和区域2内的收益是始终增加的。这是因为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价格的降低将会使收益增加。厂商在从区域0迁往区域1的过程中其销往区域1和区域2的产品价格降低了，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厂商在区域1内使用的工人比其在区域0内使用的工人的工资更低，而且其接受的中间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区域1内相比区域0也降低了，这使得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产品价格降低；二是因为厂商的区位变化使得产品的运费降低，从而使商品在区域1和区域2内销售的价格相比厂商迁移前降低了。

3.有外商直接投资时母国内部中间品厂商的区位决定

根据前文的论述，这里假设对于外国厂商而言，其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满足RF0

在外商直接投资选择区域1的前后，母国两个区域的中间品生产商各自的收益变化呈现出相反的关系，而具体的哪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增加，那个区域厂商的收益减少，则由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来决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具体过程略，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

五、不同开放政策下的产业空间演进

第一种情况：母国是彻底封闭的开放模式，即φ1=φ2=φ3=0。此时不仅母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成本为无穷大，而且母国内部的两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也为无穷大。由（20）式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区域1的中间品厂商迁往区域2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为此时区域1的厂商如果迁往区域2，其将获得更低的工资的工人，而由于其迁移前后的贸易成本都为无穷大，故其贸易成本没有变化，所以说此时区域1的厂商迁移的收益要大于成本，因此，即使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商也会向具有低工资的区域2聚集。虽然此时所有的中间品厂商都向区域2聚集以争取更低的工资，但是由于此时的交易成本为无穷大，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企业将无法继续生产，只能倒闭。此时外国的最终品生产厂商将在其本国生产，不会向任何一个区域迁移，但是由于无穷大的贸易成本而无法购买所需要的中间产品，也只能倒闭。

同样的，通过该系统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国内部的区域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对外贸易自由度对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上述的第三那种情况中，虽然区域2具有低工资的优势，但是由于其过低的自由贸易度阻碍了厂商的进入，使得产业最终向区域1内聚集。而如果此时区域2能将对外直接贸易的自由度提升到跟φ1同一个水平，在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母国内部的中间品生产厂商会向区域2内迁移；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之后，中间品厂商仍然会选择区域2作为生产区位，最终厂商也会向区域2内聚集，从而改变初始的厂商都在区域1聚集的情况。

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而且通过该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产业进驻该地区。

六、结论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两国三区域模型，对区域之间的工资和贸易自由度进行了差异化的设定，通过比较垄断竞争下最终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以及中间品生产厂商在各个可能的生产区位的收益，得出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区位变换条件。在本文模型中，企业在考虑是否选择某一区域作为生产区位时总是会面临运费与要素成本之间的权衡，低要素成本的区域往往有着相对较高的运费，而运费较低的区域则有着较高的要素成本。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整个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变化由区域间的经济规模相对大小、工资差异的相对大小以及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共同决定；三个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度的相对大小对母国的中间品生产商的总体收益起分配的作用。通过本文的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可以判定在不同的开放模式下产业空间区位变换的趋势。分析表明，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而开放度较低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进而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针对我国相对落后、对外开放相对迟缓的西部地区，本文有如下政策建议：（1）西部地区应当通过积极推动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消除区域间贸易壁垒等举措，优化其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自由度，从而吸引国内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进入，带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2）西部内陆可以通过进一步开发欧亚大陆桥、打通东南亚出海大通道等举措来开辟新的贸易路径，从而直接优化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3）西部内陆地区可以同时采取上述的两种举措，一方面优化对外贸易自由度以吸引FDI流入，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对内开放以优化内部贸易自由度。既吸引FDI流入，又可以通过垂直联系将FDI产业链条中的其它产业也吸引到西部内陆地区，以此形成产业链条的聚集，这无疑将会极大地推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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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建设思路；体系结构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发生了巨大转变，课程网络化成为教育方式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网络化是学习者在网络环境下学习的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有利于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习质量的提高。

一、“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意义与目的

“人文地理学”是高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以及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以人地关系为研究主体，侧重于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及其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由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课程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优势，进行人文地理学课程资源网络化建设，对于深化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以及研究性教学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人文地理学有着复杂的学科体系，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有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旅游地理、社会地理等，各学科互相交叉，构地理综合体。复杂的体系结构，困扰了很多刚入门的学生，需要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将这种体系结构展示出来。

其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广泛，信息资源非常丰富。第一手资源虽然有着亲身体验，印象深刻，但是人的直接行为空间毕竟有限，通过间接行为空间，获取间接资源，同样很重要。

再次，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停地运动中，并且运动速度相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对象要迅速很多，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面貌是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学习与研究人文地理学，不能仅仅是停留在某一时期特定的环境下，而要有时间跨度，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才更有深度。而传统的媒体资源更新较慢，不能响应更新频繁而迅速的人文地理研究对象，因此需要一种新的媒体资源来支持人文地理的学习与研究。

最后，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各种地图、动态和静态的图像以及大量的统计数据等。因此，人文地理研究不能单纯地依赖某一种媒体，要多种媒体结合，使用各种媒体资料。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人文地理学科特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由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逐步转变为课堂讲授与学生通过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扩展学习主体自主学习的途径，为学生提供更广泛的学习平台，强化学生能力培养，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二、“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思路

1　运用多元化理论指导。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网络课程是通过网络表现的某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及实施的教学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按一定的教学目标、教学策略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和网络教学支撑环境。因此，“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应在现代课程理论、现代教学设计理论和现代远程教育理论等多元理论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例如，根据现代课程和现代教学设计理论，课程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验课程。每一位老师和学生对课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中，总要融入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形成不同意义的生长域。因此教学设计不再是简单的设计之后加以实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学与教的具体情况下和在学与教的互动中发展演化的过程。结合现代远程教育理论，在“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时坚持教学设计和系统设计并举。其中，在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理论的指导下，按照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教学对象、课程特点，合理地选择和加工教学信息，设计和组织教学环节。同时特别注意网络的教学环境和课程特点，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实时互动的优势，追求创设支持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使课程内容形象化、具体化，教学过程个性化、自主化。

2　体现人文地理学科特色。人地相关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始终贯彻在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一条主线。在选取课程资源、构建网络课程体系、进行授课辅导时要始终贯穿人地和谐的思想，并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性、地域性和综合性特点。人文地理学是一门社会性较强的学科，不仅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而且人文地理的社会性还突出表现在其历史性上，比如人口的分布、文化传统的继承和传播、聚落的形成与分布等，在教学资源建设时既要突出现状，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地域性是地理学的基本特性，也是人文地理学的特性之一。人文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差异，根本点之一就在于人文地理学包含了区域研究的特性，重视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要突出区域性特点。人文地理学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综合性，而且体现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如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的发展，都大大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因此在课程网络化建设时，不仅仅着眼于人文地理学本身，还要与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并且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将地理信息技术引入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

3　发挥网络平台教学优势。网络平台具有以下教学优势：一是直观性。网络课程资源具有图文并茂、音画俱全的特点，针对人文地理教学中难懂难教的问题，以地图、图片、图表、视频、动画和逻辑示意图等多种形式展现，直观、形象、生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并扩展学生的创新思维。二是互动性。网络平台具备网上论坛、电子邮件、聊天室等工具，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学生被动接受模式，能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能够随时与教师沟通，答疑释惑。三是友好性。网络平台界面美观，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符合学生的视觉心理；提示信息详细、准确、恰当，使师生都能够容易操作。四是创新性。在设计上可以采取多种教学策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作用。如学生利用网络平台，根据自身特点，自行浏览课程知识，及时查漏补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工具就教师提出的主题进行讨论与思考等。

4　展示自身学科建设成果。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是共性与个性的综合，一方面网络课程需要较为稳定和规范的结构，涵盖教学必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根据课程特点及自身学科建设及教学与科研成果，设计个性化的内容，体现课程特色。

例如，教材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地理学具有众多的分支学科，除人文地理总论以外，各分支学科也需要配套的教材与论著作为课程教学的支撑。

南京师范大学人文地理专业自创立之初，老一辈著名地理学家李旭旦、金其铭等先生陆续出版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教材及著作。在课程网络化建设中，将教材建设成果作为一个特色模块，拓展学生视野，帮助学生了解学科研究方向和动态，方便学生查阅、比较和学习。

5　着眼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高。课程网络化建设不仅是以网页形式呈现课程的内容，而且是教学的一种重要资源，是网络教学的支撑环境。它可作为课堂环境和课外环境下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内容和材料，学生的许多学习活动都是在网络的支持下完成的。因此，课程网络化建设除了内容的展示，还必须增加强大的学习功能，保证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钻研精神和科研能力，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的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三、“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体系结构

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体系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它是网络课程整体设计理念和指导思想的体现。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整体结构设计包括两个方面：整体页面层次和各层页面中内容的组织。学生是通过访问各层次进行学习的，整体层次及各个层次页面中的具体内容及其结构必然对学生的学习直接产生影响。

人文地理网络课程结构分为四大模块，即课程模块、教学模块、互动模块和特色模块(见下表)。

特色模块是人文地理学课程网络化建设的一大亮点。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系列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导航、实践拓展训练和中外文献选读四大特色栏目。

1　教学资源导航。没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就无法建构起理想的教学环境。网络教学资源是为学生提供大量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为学生创新能力和信息能力培养营造理想环境的基础。根据人文地理学课程特点，教学资源导航栏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英汉对照人文地理词汇和国外人文地理学者两个子栏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国外人文地理发展和人文地理大师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研究经历。目前已有国外著名高校34位人文地理学者的简历及其相关网址，涉及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专业领域。第二部分为主体教学资源，包括专题地图、实景图、规划图和统计年鉴等子栏目。地图是地理学的重要语言，用地图说明问题往往比文字更有效。教学资源包括经济、聚落、文化、人口等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的景观图片、专题地图等，所有图片均使用高分辨率图像；同时，为帮助学生学习掌握规划工作的方法与技能，分类搜集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具有代表意义的规划图件。另一方面，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人文地理研究越来越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教学资源的统计数据库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城市、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权威统计年鉴，便于教师、学生及其他研究人员的查阅。第三部分为考研指导，主要是提供国内绝大多数人文地理学招生院校及网址信息，并提供部分院校历年人文地理考研资料。

2　实践拓展训练。实践教学与训练在人文地理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已经建立了南京市城市地理、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黄山与宝华山风景旅游区、庐山区域地理等实习基地。同时，开设科技文献检索、规划制图、论文写作等实践性选修课程，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此外，依托地理科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设了“虚拟实习”的特色栏目，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地理环境模拟实验室，增设了城市景观三维表现、数字小区三维表现、主要商业区三维表现、城市交通流三维表现与模拟等极具特色的实验项目。

3　中外文献选读。人文地理学科历史悠久，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人文地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众多的教材和专著。为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人文地理的理解，设立中外文献选读栏目，精选各种经典文献，包括国内外代表性教材、中外著作和词典以及国内外人文地理相关资源网站等。

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结合对优质网络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教学资源的建设和利用也是高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形势下，高校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知识的组织者，也应成为教学资源的建设者，共同促进人文地理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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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一体化 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

一，序言

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达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学科。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为了使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行为达到消除贸易壁垒，消除隔阂，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整个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层面上说，全球一体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进程一定会顺利和通畅，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无比艰辛，我想用“艰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回首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关旨在消除所有壁垒的GATT多次谈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图回合的挫折，人们不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美好”的进程却在现实过程中屡屡受挫？仔细的审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不时的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谏言谏策”，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阻力，他们阻碍着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商品，而且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规则潜移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使之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盛筵”来临之前所要支付的一点点“小费”。他们一边大肆宣扬自由化的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推进自由贸易；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碍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在欧美日等发呆国家在农产品方面，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方面处处设限，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和报复政策，这些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表现。

正当全球一体化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趋势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兴起了。正如之前我们所学的，区域一体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在二战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个。当1957年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美国绝对没有想到其能发展到当前这个基本包括除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成功的示范效应更是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交通论文当前随着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个经济霸主也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与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实都能看出美国的这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在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经济同盟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抵挡欧盟的竞争，这时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更大意义上是出于经济上制衡欧盟的经济力量。一个是欧盟——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针对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意味尤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理上的重要之处，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太地区位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腾飞，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更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世界都将其注意力放到了东亚地区，在存在之前的竞争的情况下，整个东亚都成为世界经济博弈的焦点。该结论最有力的论据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更大程度上说是美国挟东亚诸国仅以制衡欧盟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实质作用的论坛。对应而言，亚欧峰会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实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们极有可能不得不会面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此，面对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态势，以及未来势必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我们势必要做出应对——毋庸置疑，积极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但是选择我们的伙伴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考虑，经过我们的从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是建立在瓦格尔（1950）提出的关税理论和罗宾逊（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上，进而分析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得出规模经济，认为同盟越大，关税同盟越有条件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盟后，盟内国家福利将会得到改善；后来又加入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进行补充，最后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5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可是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的贸易经济一体化，例如无法解释欧共体成立后相似产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这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新的思路，着眼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竞争及激励积极地市场细分来解释这类现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则出现在这时，主要有新经济地理学（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下面就分别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两方运用修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对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虽然我国的贸易条件较之以前已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作为后盾，由于之前关税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一直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国和东盟的贸易量一直上不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ASEAN）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按照预计，届时，按贸易量计算，中国——东盟自由区将会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亿美元。这不仅是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之一。

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经较为熟悉的传统贸易理论，我们更加侧重于从非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首先，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这种“信号”表明我国主动愿意打破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全世界，这种“信号”，对于消除所谓的“中国”句用极大的说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国锁定国内改革的决心。其次，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是指，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出现会促使下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发生。这是由于贸易集团越大，他就给与属于其外围国家带来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当多边进程缺少动力的时候，多米诺式区域化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再次，这次一体化可以增强我国对外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实力，由于本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关税与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不合作风险，从而实现了本地区整个的福利利益，获得主导权。

2，从东盟的角度来看

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消除关税与壁垒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随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对东盟诸国的开放，这种由于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给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进而促进贸易量的增强。按照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在竞争的基础上达到产业的重组和规模经济，进而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商品；此外还存在较大的投资创造效应，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诸如劳动力，资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还为进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否认FDI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非传统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的角度出发，有了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险效应，这种保险效应有其在爆发贸易战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个CGE模型进而提出的结论，对于贸易战所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大的经济体损失会较小，甚至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会遭受严重损失。加入贸易集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根本解决方式，而且与在贸易战危险增加的时候，加入贸易集团的动力也就越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首先，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中国这个经济逐渐起步，人均GDP刚过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其无比巨大的消费实力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想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我国与东盟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交易成本势必要比日本与韩国地许多。其次从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国与东盟天然接壤，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华人更是在整个东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相比日韩就更具有亲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加使东盟诸国感到中国比日韩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区域一体化当中的区域跨度应该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两种不同地理特点的国家间的，这样产业的互补性也就越强，而大陆中国和正好与海洋东盟是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为东盟自身的必然选择。为了追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三，结论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是大势趋。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我们既不能惧怕竞争，也不能拒绝合作，中国一定要主动加入到区域一体化地浪潮中来，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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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聚 形成机制 社会网络

引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呈现衰退迹象，而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集群经济在欧美等国少数几个地区经济中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这种集群现象产生的经济绩效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许多学者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文献。而其中对于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即集聚经济视角、政府政策视角和社会网络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

集聚经济视角主要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自由竞争观点出发，以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等理论或概念为核心，从企业的空间集聚、区位选择、竞争优势、规模报酬等方面考虑，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活动，通常采用规模效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企业在一定的工业区位内的相互协作和信息交流以及区内外的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得以降低成本和收益递增，获得竞争优势。

古典经济学中最早关于产业集群思想的研究源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认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分工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根本原因。分工与专业化使得规模报酬递增形成规模经济，而且还能促进生产部门细化，进而促成某一特定空间范围内众多经济活动的集中，形成集聚经济。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思想后，第一个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解释了基于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马歇尔，1991），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是马歇尔产业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克鲁格曼，2001）。

另一个早期研究集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最早明确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他非常重视工业区位的因素，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比如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经常受到地理禀赋、自然资源、运输条件、企业本身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韦伯把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经常性开支成本四个因素归结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韦伯，1997）。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在研究不同产业区位结构基础时，进一步分析了集聚经济和生产区位的关系，他将聚集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认为产业在一定区位内存在着一个最佳规模（胡佛，1990）。

对集聚经济做出系统化的模型解释的还属新经济地理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空间维度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范式分析报酬递增假设。因此，他以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斯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区位等因素，分析了空间结构、经济增长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中心—边缘模型。克鲁格曼通过这个模型，对产业集聚可以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从深层次上揭示了其发展演化的经济机制，在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弥补了已有的产业集群理论的不足（克鲁格曼，2001）。尽管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解释产业集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采用一些不容易被量化的技术外部经济因素和缺少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沟通而遭到诟病，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并未超出马歇尔、韦伯等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观点而仅仅只是重复（进，2005；孟韬，2009）。

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以中小企业集聚为特征的特色化产业区，即学者们总结的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专业镇”、“块状经济”等专门术语来指代的产业集聚经济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产业集聚现象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就主要从西方借鉴的集聚经济理论来分析了我国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成本、需求、产权、市场结构、产品要素市场、地理位置和专业化分工是重要的因素（王缉慈，2001；仇保兴，1998；刘军国，2001）。

政府政策视角

政府政策视角主要突出强调政府与其相应的制度建构和产业政策在产业集群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视角认为，主导产业集群形成的力量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以及社会组织，集群是在政府政策力量的作用下“从上而下”驱动形成的，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政府往往优先确定待发展的领域、地域、预期目标、制定政策和强制措施并选择好扶持的主体，引导和促进发展某些相应的产业集群。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学者克洛索夫斯基（Korsocski）等人依据前苏联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总结出了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相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经济综合体理论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驱动的产业集群，集群的建设完全是由国家投资完成的，集群的核心是经营类的专门化企业，并且具有较强的资源指向特征。它能够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建设的优势，但缺点在于强制的计划性造成了产业发展的弹性不足，成本较高，特别是微观主体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2005）。

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佩鲁（1998）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提出了通过国家力量发展产业集群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根据增长极理论，政府要找到关键性的主导产业予以扶持，再围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的集聚，再利用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间的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形成后，相关产业将会围绕主导产业集聚，逐渐会发展为产业集群。当然，围绕主导产业形成的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是由政策推动形成的。增长极理论往往以国家为单位，运用政府的力量推动整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但是容易产生极化作用，如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推动性产业的过度发展、形成“飞地经济”或“孤岛经济”等（刘芬等，2007）。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在美国的产业集聚现象和战略联盟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就发现了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市场的发展和功能嵌入于各种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制着一些产业的发展。这些制度因素就包括了市场的组织和治理方式、不同经济部门的治理机构和惯性思维、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以及市场主体之间权力和力量的博弈关系等（坎贝尔等，2009）。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政策鼓励、机构设置和制度培育等措施扶持了这些集聚经济体的发展，比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等和墨西哥的电子工业集群。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推动作用。政府力量的支持和某些方面的制度变迁都能给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境遇，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和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制度变革等。在具体的集群实证研究中，李国武（2006）认为我国的大部分原发型产业集群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末期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初期开始起步并形成的，制度变迁的背景给原发型产业集群的兴起提供了很大机会，比如有区域间流动的制度、社区集体经济制度等。陈瑾（2011）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发展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比如，国家的整体产业布局规划、招商引资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和重点产业的规划引导、市场经济体制、后危机时代的动态环境。

社会网络视角

社会网络视角以网络、社会资本、信任、嵌入性等为核心概念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企业不但与相关的生产协作单位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与地方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网络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产业集群内部，不仅存在着广泛的企业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经济联系，还存在着广泛的知识交流、信息流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范、创新文化环境、信任与合作等社会联系。

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威廉姆森等人发展的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产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能够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和灵活协调生产。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的还是个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追求效用最大化，重视的仅仅是国家和企业中的一些正式制度，忽视了社会关系在形塑经济行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提出“嵌入性”，认为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个概念能够用来解释那些使交易行为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格兰诺维特，2007）。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区域文化和信任水平对于集群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它具有可传递性，这种可传递性建立在网络基础上，能够形成知识沟通、传递以及组织的知识学习（盖文启，2002）。Giacomo Becattini（1990）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的Tuscany地区后，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专业化区域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力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1984年成立的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用社会文化环境概念来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创新存在于某种无形的氛围中（王仲智，2007）。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说，产业集群可以看作是根植于特定区域的众多企业形成互相分工与和协作的网络结构。产业区域内部的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对于集群的形成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格兰诺维特（2000，2009）在研究美国硅谷产业地区时，就认识到了社会网络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尤其体现在教育、产业、金融和法律活动等主要机构中，对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创新知识环境的构建有特殊作用。硅谷地区的社会网络既有部门间的人际关系、人员的流动，也包括在这些关系和流动基础上形成的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这样的社会网络对硅谷地区复杂的创新能力和复制能力也影响很大，推动着企业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发展高科技的热情。硅谷产业地区大量的创新者和创业者的涌现也直接来源于众多经济人的交互作用。

中国情境下，传统的亲属关系网络、信任、文化及社会资本在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就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对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江浙学者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角度进行探讨（汪少华等，2002），以及从社会网机制角度进行探讨（朱华晟，2004），指出观念、制度和技术和社会网络的重要作用；广东学者注重从企业网络角度或企业家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创新精神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李新春（2002）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实证分析，从企业家协调和企业资源获取角度，指出仿效、地方政府制度化资源以及企业集体行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

对已有产业集群形成机制文献的评述

集聚经济视角是在自由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根据竞争和比较优势在分工和专业化的作用下，企业通过自由地选择区位和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产生产业集聚效应。后期的空间区位论学派，在沿袭原先假设的前提上，加上了“空间”因素，解释力度大为增强。这种解释视角较好地解释了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在实践中市场竞争并非是完全自由的，经济理性要起作用也都是有着具体约束条件的。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具体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市场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的自主体。这一点从后期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就能看出许多端倪。

政府政策视角强调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起着重要作用，认为政府的制度建构、产业政策等因素在形成产业集群中具有主导地位，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国家力量驱动作用的结果，不需考虑市场的基础因素，带有一种“政府决定论”的意味。虽然视角能够解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的过程、前苏联和中国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日韩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但因其“计划”色彩浓厚，将政府打造成为一种“全能”角色，忽视了市场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有失偏颇，从一些地区的实践来看，政府的作用有限，其客观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单就西方发展的国家主义理论来看，也只是说明了国家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里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于产业区里面企业主体的作用没有谈及，直接从“结构”到了“结果”。

由于产业集群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集聚经济视角和政府政策视角的理论由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都不能充分解释其形成原因，因此从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分析大行其道，将社会资本、嵌入性、地方文化、关系网络等因素引入分析的范畴，使得学者们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嵌入”在产业集群现象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学综合性的分析更为可取。产业集群的形成都是基于一定区域内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的。其问题在于，他们只看到了一定区域内的文化、社会资本、关系网络以及非正式制度等在产业区内对企业之间展开分工合作和交流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并没有就其形成机制进行详尽的研究。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本土特色，比较重视企业家精神、乡土商业文化、家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挖掘，但是在具体的机制性研究方面仍然显得不足，挖掘不深，这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充分研究。

因此，在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机制时，要把三种视角的优势结合，既要看到市场的因素，又要把它放到国家和制度背景中去，还要挖掘其所在的地域文化、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否则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影响因素，可能还会对实践产生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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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经济；区域海洋经济；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1 海洋经济概念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 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 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 et al., 2008）和美国（Kildow et al., 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 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 NZ, 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 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 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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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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