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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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营销就是区域从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出发来塑造投资环境，并把整个投资环境像产品一样对外推销，来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满足投资者需求的一系列与投资市场有关的活动的总和。所谓区域营销实际上是指两个过程：一是指区域营销者在经营区域时，将区域看做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向企业家一样将区域作为一个产品，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特定的目标市场，并针对目标市场进行创造包装和行销过程；二是区域政府或区域联盟以及各种区域利益相关者在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下，创造并提供有价值的“区域产品”，利用市场营销理念和方法将整个区域进行企业化，产品化经营，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满足“区域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从而最大限的地实现区域增值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这一概念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内容：（1）区域营销既有企业的特点，也具备有一些政府管理的特征；（2）指出了区域营销者是区域政府或政府联盟以及各种区域利益相关者；（3）指出了区域营销实际上是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在区域发展中的应用，区域完全可以利用企业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结合区域特点并整合区域内的各种资源来开展各种营销活动；（4）指出了区域营销的实质是将整个区域进行企业化、品牌化经营，从而吸引和满足各类目标客户的需求和愿望；（5）区域营销的目的是为了树立区域独特的形象，提高区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区域增值，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二、关于区域营销策略的研究

目前，关于区域营销策略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认识：

1、认为区域营销策略必须实施品牌化工程，而区域营销中实施品牌工程的基本目标是“取得各个相关要素的最大优化与最佳整合”。品牌特性的确定是品牌成败的关键，树立城市品牌独特性的方法为：“即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资源理念，根据地理环境、现实条件、功能性质、历史文化以及区域的经济联系等特点进行规划，并注意保护文化传统、地方特色，提炼独特的、真正有价值的品牌。”

2、认为根据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城市在国际、国内所发挥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作用，以及城市自身的个性特点，可将城市的品牌氛围以下主要类型：政治型城市品牌、旅游型城市品牌。并指出了我国当前城市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品牌塑造的途径。

3、强调区域营销品牌化策略会到来长期的外溢效应、良好的品牌效应为他们通向成功提供了捷径。认为由政府实施的品牌化策略能够“提升众多中小企业基于特殊能力和专业性的区域形象，拓宽他们的产品销路，增强他们的行动信心，使他们积极有效地去参与市场竞争”。从这一角度看，由政府来实施品牌化策略对于产业群的健康成长也是十分必要的。

4、提出了城市营销战略的制定、实施及调整思路。认为区域营销战略包括“明确城市产品、城市营销策划以及制定系统的营销组合策略”。区域营销策略的实施不但要从规划入手，还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区域营销的机构。营销策略要做好营销市场目标化、城市建设市场化、投资环境最优化、核心产业集聚化、城市形象品牌五个方面的工作。综合目前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区域营销策略是指一个区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用营销的方式来运作管理区域的总体设想和规则。在实施区域营销策略战略时，应注意对营销活动进行控制，定期进行绩效评估，动态地调整营销策略，以保证区域营销策略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三、区域营销的策略

（一）区域产品策略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极•尼克尔斯指出：“产品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思想、一种是在的物品、一种服务、一项政府的规划、一个慈善机构、一种福利事业、或者任何其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人的事物”。一般来说，区域营销产品分为两大类：公共产品和营销产品。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及水、矿藏等资源的开发权、城市基础设施及交通设施的开发经营权、城市公共事业的经营权、特殊行业的特许经营权。由于自然资源秉赋、人力资源、历史渊源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限制，同一区域内不同具体“产品”以及不同区域内同一具体“产品”的素质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着，区域营销的产品定位。在进行营销定位时，有些区域借助区域的整体产品进行定位。例如，过去几年，中国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按照城市学者马阳的观点，“国际大都市”应该是区域中心、移民之城、会展之城、组织之城、服务之城、创业与人居之城、传媒之城与文明之城”。可以说，“国际化大都市的营销定位为城市营销的“整体产品”提出了要求和发展目标。而有些区域则可以借助本区域内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某类具体产进行营销定位。例如，洛阳借助其“九朝古都”的历史地位主推历史产品吸引旅游访客。当然，确定区域营销的助推产品必须是建立在全方位的营销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区域营销者要充分考虑区域产品的实际现状、竞争状况、目标顾客状况以及营销环境等因素，分析自身的优势与劣势，找出面临的威胁和机会，从实际出发，用战略眼光对区域“产品”进行合理定位。

（二）区域品牌策略

区域品牌策略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产品品牌区域化，即实施区域产品品牌策略。该策略的含义是扶持和促进区域内品牌的创立和发展，通过提高区内品牌的竞争力来提高区域的竞争力，进而借助区域产品形象的提升达到提升区域整体形象的目的。其二，区域形象品牌化，即实施区域整体品牌策略。该策略的含义是为区域的整体形象树立一个品牌，把区域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以品牌的来参与市场竞争，在树立区域整体品牌的同时，为区域的产品创造区域品牌形象，即将区域的产品品牌与区域的形象品牌结合，达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1、区域产品品牌策略

实施区域产品品牌策略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促进区域营销的一大助力。一个产品一旦成功地创立了自己的品牌，那么这个品牌所代表的就不单单是产品本身，它同时代表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个区域，成为区域经济水平和形象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们常说的“云烟川酒”，“云”就是指云南，之所以有这么一说，就是因为云南拥有著名的香烟品牌红塔山、云烟；而“川”则是指四川，也是因为四川出产名酒五粮液、泸州老窖的缘故。可见，区域内知名的产品品牌不仅是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区域传递给外界的一张名片，代表着区域的脸面。

2、区域整体品牌策略

品牌被消费者视为产品的一个中要做组成部分，有魅力的品牌可以使消费者产生心理偏好，因此品牌能够增加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当我们将区域当做一个整体来营销时，区域的名称就成为了区域的品牌，被看做区域这个产品的组成部分。如果区域产品的品牌策略是为区域产品创造知名品牌，该策略的关键是区域产品，那么将区域作为一个品牌来营销，区域的整体形象就成了品牌的载体。区域的整体形象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单区域的品牌却有一定的属性。这个属性也就是区域最具优势的资源。这个资源可能是区域的优势产业，也可能是区域的自然或人文化境。可见该策略的关键是要给区域打造一个良好的区域整体形象，整合区域资源，突出区域优势，扬长避短，增强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并以此作为区域品牌营销的立足点区域某些方面的优势一旦变成市场竞争力，区域的品牌就有了支点。区域形象是区域品牌的载体，随着区域整体形象的提升，区域也会逐渐成为一个名牌区域，从而又反过来促进本区域的发展。

（三）区域促销策略

区域通过各种方式和目标市场之间双向传递信息，以启发、推动和创造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并引起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的综合活动。通过促销，提供信息，使顾客了解区域产品有哪些特点，倒什么地方购买，购买的条件是什么等，从而引起顾客注意激发其购买欲望，为实现和扩大销售做好舆论准备；强化区域形象，尤其是通过对名、优特产品的宣传，更能促使顾客对区域产品及区域本身产生好感，从而培养和提高“品牌忠诚度”，巩固和扩大市场占有率，一般的促销策略分为人员推销、公共关系、营业推广及广告等，区域应对促销策略进行适当选择，综合使用以求达到最好的促销效果。在促销过程中可以采取推式策略、拉式策略、推拉结合策略。推式策略是指利用推销人员与中间商促销，将区域产品推入渠道的策略。推式策略风险小，推销周期短，资金回收快，但其前提条件是须有中间商的公式和配合，拉式策略是区域针对最终消费者展开广告攻势，把产品信息介绍给目标市场的消费者，使人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形成急切的市场需求，然后拉引中间商纷纷要求经销这种产品；推拉结合策略是把上述两种策略配合起来运用，在向中间商进行大力促销的同时，通过广告刺激市场需求。

（四）区域定价策略

产品价格的杠杆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其对一个区域市场消费品类的宏观调控，影响区域市场中的产品结构构成以及品类消费潮流；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市场消费的拉动和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促成阶段的消费高峰和消费低谷，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为一个新产品定价的时候，既要考虑产品的成本，又要考虑综合的市场因素，利用好价格的杠杆作用，营造良好的消费气氛，促进消费，刺激消费，培养潜在消费群。并借此提高销量，扩大市场份额，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菲利普•科特勒说：“从最狭隘的角度来说，价格是对产品和服务所收取的金钱。较广义地说价格是指消费者用来交换拥有和使用产品或服务利益的全部价值量。”所以，为产品妥善定价，既能体现企业决策与市场实际的契合程度，又能体现一个企业或者产品对一个区域的掌控程度，不仅关乎企业的利润目标能否实现，同时也决定产品在市场上的表现。

1、高价策略也叫撇脂定价法

新产品上市之初，将价格定得较高，短期内获取厚利，尽快回收投资。这种方法适合需求弹性较小的细分市场，其优点：（1）新产品上市，顾客对其无理性认识，利用较高价格可以提高身价，适合顾客求新心理，有助于开拓市场；（2）主动性大，产品进入成熟期后，价格可分阶段逐步下降，有利于吸引新的购买者；（3）价格高，限制需求量过于迅速增加，使其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缺点是：获利大，不利于扩大市场，并很快招来竞争者，会迫使价格下降，好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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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萌芽或准备阶段。19世纪中叶，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与南德等三个关税同盟联合起来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可以说是经济史上最早开始的集团化的雏形。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开始形成的阶段。二战后区域集团化进入其形成阶段，还在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签订了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46年三国又将关税联盟扩大为经济联盟。1949年1月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生产协作与专业化。1952年西欧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建立西欧共同市场。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区一体化组织。第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蓬勃兴起阶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间，国家、地区间的大多数经济联合发展较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明显加快,原先建立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的进行了调整或改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目前影响比较大、成果比较突出的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3]佟家栋: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4]吴永林:缔造强者—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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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优秀的市场营销人才流失严重

黑龙江省重点高校培养出的市场营销人才几乎全部选择其他地区进行发展。这对于亟待发展第三产业的黑龙江省经济而言并非一个利好消息。同时，留下的市场营销人才在与整个区域经济的匹配衔接上也存在巨大问题。由于省内相关产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致使具有吸引力的岗位数量较少。专业的市场营销人才并不能在省内找到合适的岗位。这就给全省的区域经济改革在各行业的推进带来较大的冲击。在买方市场环境下，生产的壁垒逐渐降低，而市场的开发与维系则成为各行业面临的核心问题。市场营销人才外流及不足，会造成无论是生产型企业还是服务型企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营销人才流失归根结底在于市场未能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这就带来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企业缺人，另一方面人才外流。在发展起步已经较为落后的前提下，对行业的健康构建和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都将带来不利的影响。

1.2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在整个就业环境中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

相比高端市场营销人才的较少需求，基层的市场人员需求在黑龙江省内却存在巨大缺口。各大企业对基层营销人员的巨大需求主要由于：一方面黑龙江省经济正在朝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过渡；另一方面，营销人员的离职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在基础岗位，整个社会对市场营销人员有着较大的需求，但由于技术和学历门槛较低，使得市场营销专业人才面对众多激烈的竞争。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工作经验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巨大的需求却对应着难以就业的尴尬。另外，由于高校毕业的市场营销人才在从事基础销售行业时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因此，基础营销岗位在市场营销人才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的劣势。这也与整体就业市场对市场营销人才需求的结构性问题有着相同趋势。在整个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而求职者难觅合适岗位与招聘企业难觅合适员工同时存在。改变当前区域经济与市场营销人才需求间存在的不协调关系，使此类人才能够为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力量需要该区域内的各大高校、企业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

2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营销人才需求的措施与建议

2.1黑龙江省高校对整个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在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方面，黑龙江省高校应在思路和课堂上进行双向的改革，在保证人才数量的同时努力提升市场营销人才的专业质量。首先，高等院校应该改变现有的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思路，以适应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推动整个专业向理论结合实际、技术与能力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其次，在课堂教育方面，当前的理论教学模式亟待改变。学生缺乏实践能力，理论学习成果难以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造成了整个专业培养出的人才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因此，高等院校应考虑将部分职业培训课程纳入教学活动中。比如，通过加强教学投入，购置软件设备，可以进行市场营销仿真模拟训练，在改变实践机会匮乏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积极性、学习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学习效率的可见性。此外，对于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就业心理的辅导应继续加强。营销专业学生入学后对未来择业就开始茫然与担忧，这种状态在设置市场营销专业的工科院校时更加突出。因为工科院校都有优势和主打专业，营销专业是这类学校的边缘专业，因此学生的被歧视被忽视心理更严重。突破与相关就业的心理障碍，使营销专业的学生乐于面对挑战，愿意从基层做起，使得高就业意愿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二者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2.2不协调状况的改善需要整个区域内企业的支持和帮助

企业对于人才能力的过高期望不但不利于整个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的升级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学校在培养市场营销人才的过程中急需企业提供足够的机会，但由于黑龙江省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东南沿海各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相比相对落后。因此当前能够为黑龙江省内高校营销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条件的企业相对较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靠人才提升竞争力，但对人才的培养却投入不足。同时，新入职的营销人员较高的离职率也成为企业发展的一大隐忧。向其提供更高水平的就业培训和心理疏导，至关重要。对此，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改善基础营销人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待遇，通过协调、沟通解决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保证市场营销人才能够得到能力上的提升，给予基层营销人员不断晋升的机会，以此降低市场营销人员的离职率。在企业内部，可以通过组建学习型组织，使营销经验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传播。由于市场营销工作本身对营销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营销人员不仅需要熟知生产流程，还要了解产品结构；不仅需要了解自身企业，还要谙熟竞争对手；不仅需要了解市场环境，还要揣摩服务对象，因此营销工作的这种综合性复合性特点，要求企业能够为其提供了解企业了解产品、了解工艺、了解市场、了解顾客、了解对手的机会与平台。营销人员工作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自身工作信心，更能提高工作归属感，从而降低离职率。企业也可以通过组织安排营销人员与企业内其他各部门的人才相互学习，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提升从属意愿，以帮助企业营销新员工尽快消除新环境陌生与不适带来的心理障碍，从而降低离职率，保障企业运营顺畅。

2.3政府对于众多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机构应给予指导和帮助

推动黑龙江省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资源，依靠省内培养和省外吸引来的人才仍需要继续进行更高层次的教育和培养，这不但符合终身学习的要求，更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帮助成人教育机构设置符合市场需要的、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的培训项目。就市场营销人才而言，一方面要规范市场营销人员的上岗认证制度，这是提升营销人员就业认知率，控制营销人员就业良莠不均现象的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借助第三方力量即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机构，要向市场传递需求信号，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然，市场营销人才自身也应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明确职业发展目标，把握职业晋升方向，适时调整职业心态，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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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狱警察“监狱化”成因分析

就像教师、医生、公务员这些职业一样，任何职业都有它的特殊性，每个不同的职业也会潜移默化地给从业者打上不可磨灭的职业烙印。但相对而言，监狱警察这个职业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对象和承受的工作压力，是其他职业无法比拟的。监狱警察“监狱化”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监狱工作的特殊性

首先，从工作环境来说，多数监狱警察远离繁华都市，长年累月工作在相对偏僻的高墙电网内，有的还需要定期进入监管一线。工作环境的相对封闭，接受外界事物相对滞后，繁重的工作压力得不到释放，这些都是监狱警察“监狱化”的不可避免的客观成因。

其次，与其他职业最大的一个区别，监狱警察的工作对象是那些曾经犯罪的人，例如盗窃、贩毒、杀人、抢劫、等犯罪，有的甚至是再犯罪者。监狱警察必须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对这些人进行监管改造、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必要的心理疏导。长期反复接受负面的、消极的因子，很容易使监狱警察自身产生心理问题，身心疲惫。

第三，监狱工作的自身要求，监狱警察必须高度密切防范狱内犯罪、罪犯脱逃、自杀、安全生产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些使监狱警察承受着太高的工作压力，很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

（二）监狱警察自身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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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篇6

【关 键 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 正 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 ）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China，3 paper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4，1—3 （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The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 Systems and Regionnal Economy:Their Structure　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 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 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 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 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 沿海与长江合计， 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

康熙25年　 雍正2年

乾隆18年

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

122.0万两　151.5万两　459.6万两

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

61.6万两　 61.4万两　 150.5万两

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50.5%

40.6%

32.8%

29.1%

沿海诸关税额

18.2万两　 20.3万两　 103.2万两

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14.9%

13.4%

22.5%

36.9%

长江诸关税额

37.3万两　 48.7万两　 114.6万两

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30.6%

32.1%

24.9%

28.0%

三者合计

117.1万两　130.4万两　368.3万两

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　96.0%

86.1%

80.2%

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 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 000余两，居全国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 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 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 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 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 000余两， 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 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西藏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 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 000 两，天启时为57 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 000余两， 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 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 900余两。 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 540两， 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 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　县

税额(两)

占总额%

福山县

12123.596

28.67%

即墨县

8736.552

20.66%

胶　州

6071.469

14.36%

掖　县

3602.23

8.52%

海丰县

2025.3735

4.79%

利津县

2018.04

4.77%

黄　县

2011.405

4.76%

荣成县

2004.219

4.74%

蓬莱县

1503.108

3.56%

文登县

904.23

2.14%

诸城县

502.69

1.19%

海阳县

402.44

0.95%

宁海州

304.31

0.72%

日照县

71.028

0.17%

总　计

42280.69

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 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 —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 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 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 000— 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 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 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 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 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 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