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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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贸易论文

篇1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业在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上与东道国的差异,使得日本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又与投资国产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在汽车贸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单方面妥协同意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然而在日本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后,日本企业的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直接冲突,产生了新的投资摩擦。

2.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国内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以致国内投资减少,制造业相对萎缩。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的技术进步明显减缓,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处于劣势。低层次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而高层次的新产业又无法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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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篇3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能够获得它们自身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要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特殊的“后发优势”,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有的优势,就有可能以发达国家所远远不及的速度发展,加快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拥有强大经济技术实力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它们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试图把经济全球化灼过程变成其谋求经济、政治霸权的过程,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既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切实把握好分寸,注重趋利避害,防止欲速不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控于发达国家。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国家改变了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和政策,纷纷取消了在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中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旨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为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有些国家还大力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创造良好的硬环境,以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行动本身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就是一种绿色信号,无疑有利于投资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我国境外投资者应该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这些条件和机遇,寻求优越的投资环境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当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国际资本市场竞争也空前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起着支配作用。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创办跨国公司的经验相对缺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时刻警惕着中国这个第三世界新兴的强劲对手,使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我们既要积极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使本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保持清醒头脑,使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国内商品短缺的现象已基本结束,市场开始出现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电子产品达到75%。另据国内贸易部对605种商品的供求情况排队,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种高达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并不是极少数产品的偶然性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积的产品和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面对这种严重的生产过剩,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支出,降低银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税,减少法定准备金,甚至在通货紧缩时期逆势加薪等等。采取这样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综合调控手段,旨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是低水平的相对过剩,是产业结构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这种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赖常规的综合性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必须采取治本措施,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应该适当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向国外转移部分富余的生产能力,开拓国际投资的新领域。特别是发展以实物形态资本为载体的境外直接投资能增加我国国内市场的总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国内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一些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资源短缺的问题。若用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国资源丰缺的标准,即资源种类的齐全程度、资源储量的充裕程度和资源品位的高低程度来衡量,我国属于资源种类比较齐全、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则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矿产资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胶、铁和铜铁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资源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我国目前已探明的铁矿资源虽有500多亿吨,但其中97.3%的储量为贫矿,平均含铁率仅为30%左右。按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预计到2010年国内45种主要矿产资源约有1/2不能满足需要。面对国内资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国外,积极参与国际资源开发的合作与竞争,有选择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战略性资源开发生产供应基地,以便解决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与某些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同时保障我国资源供应的战略安全。

三、外贸出口环境变化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世界生产力加速发展,许多国家商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趋突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外贸领域的摩擦和争端此起彼伏,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仍很盛行。许多发达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的过程中,重点强化了非关税壁垒,包括质量标准壁垒、环境无害化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反倾销壁垒等。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出口国的依赖,提高本国自立能力,推行进口替代政策,设法提高关税,实行配额限制等。特别是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区域性集团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和进出口限额,乃至完全开放边界,使成员国远比过去更为便利地进入当地市场,实现商品交换和优势互补,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贸易机会,使国际贸易呈现出以“体”内循环为主的特征。与此同时,集团成员以外的国家,由于不能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和权利,其商品很难进入区域性集团内部市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面对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越过各区域集团贸易保护壁垒,渗透到不同区域集团内部设立企业,就地生产和销售,以便占据当地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我国从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外贸出口总额不断增长,连年出现贸易顺差,出口商品结构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到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等瓶颈制约,我国目前外贸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技术含量和档次较低,从而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二是外贸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区、日本、美国及欧共体国家,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风险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谁掌握了科技主动权,处于优势地位,谁就能在世界经济竞争的舞台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使高科技产业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美国近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企图以此作为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确立其在世界信息产业的主导地位;英国推出了“技术前瞻计划”,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发展计划;法国推出了“阿丽安娜新型火箭计划”和“新空中客车计划”;日本则推出了“地球科学综合研究计划”、“超级钢铁材料开发计划”、“脑科学时代计划”、“辐射光科研计划”、“智能制造技术计划”等等。由此可见,加速发展高科技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一张“王牌”,高科技产业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宏伟而靓丽的风景线。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给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原有产品质量,从而更方便地打开东道国大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世界科技创新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变,它们通过种种措施维持技术的垄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竞争能力减弱。

对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而言,世界科技加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要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以正负电子对撞机、银河计算机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国在有些领域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有些领域里正在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也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缩小这种差距,仅仅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是不够的。因为发达国家为了延长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往往极力避免先进技术在东道国过快扩散,将许多研究开发活动和关键产品的生产放在国内母公司进行,而只将成熟技术和最终产品的装配线转移至东道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很难通过利用外资获得完整的、一流的先进技术。而且过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部分产品的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恶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应在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同时,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资,以多种形式主动参与国际企业间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及时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

五、加入WTO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WTO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它的宗旨就是从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突破国家和地区保护主义的障碍,逐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达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各国劳动者充分就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WTO作为当今世界调节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其巨大的作用已为世界各国所认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时遭受歧视;可以享受稳定的、较低的关税税率,以利于本国产品进入国外市场;可以利用WTO所确定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使有关贸易争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也有利于及时掌握世界经贸的动向和信息,并从参与多边贸易谈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双刃剑”,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时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增加贸易透明度,扩大金融、保险、电讯、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度,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直接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既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很大挑战。从总体上看,加入WTO使我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大大增加我国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使我国能直接参与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过程,摆脱别人制定规则、我国被动接受的不利状况,使我国在乎等的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以便更充分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可利用WTO正式成员国的地位,争取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将我国一些长线产业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拓宽境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速我国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对于我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是,加入WTO也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压力和挑战。特别是在金融、电信、计算机、汽车等行业领域,我国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由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使我国跨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国内市场这一保护性屏障和依托,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业技术进步,通过苦练内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变压力为动力,主动迎接挑战,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抓紧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尽快构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选手”,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效益大幅度提高。

【参考文献】

[1]廖民生.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J].财贸经济,2001,(1).

篇4

论文关键词:金融成长,国际贸易中心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3].唐晋.大国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篇5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加工贸易,出口,应对策略

一、人民币升值概述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美元兑人民币从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关口,2005年升值幅度达3%。2006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以8.0702起步,经历了从“缓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过程,一年中升值了2 615个基点。2007年截至12月20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到6.01%。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 2008年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为6.992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到2010年12月23日,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为6.6466。

一国货币的升值意味着与它相比较的那种外币的贬值,表示一定数量的本币可以兑换的外币数量比之前增加了。自从汇率改革以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对汇改的利弊进行讨论分析,尤其关注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论文,特别是纺织、服装、玩具等利润微薄而我国又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利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二、汇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及广州加工贸易近些年的状况

汇率作为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因素,对进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理论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1、马歇尔-勒纳条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与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指出:一国货币相对与他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该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主要取决于贸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假定供给具有完全弹性,那么贬值的效果取决于需求弹性。用Dx表示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Dm表示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则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改善贸易收支;当︱Dx︱+︱Dm︱=1时,货币贬值不发生作用;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恶化贸易收支。贸易收支通过货币贬值得到改善的必要条件是:当︱Dx︱+︱Dm︱﹥1,即马歇尔-勒纳条件。

2、J曲线效应。本国货币贬值后,初期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出口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者顺差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一段时期(往往是6至12个月)之后,经常项目收支才渐趋改善;再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1.5至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达到峰值,然后再度趋向下降论文下载。因此汇率变化对贸易情况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呈现“J”的形状。而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变动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反向J曲线效应。

3、广州2005年至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状况。

2005—2008年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统计

年份

实绩(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2005年

1593628

175247

1418381

17.74

-5.47

21.42

2006年

1814869

208965

1605904

13.88

19.24

13.22

2007年

2022533.74

245761.49

1776772.25

11.44

17.61

10.64

2008年

2223313

283237.89

1940075.33

9.93

15.25

9.19

(数据根据广州年鉴整理形成)

2005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265.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42%。其中出口159.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7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9.76%。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17.52亿美元,占全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10.99%;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141.84亿美元,占全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9.0%。

2006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300.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86%。其中,出口额181.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6.05%。

2007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329.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额202.23亿美元,增长11.4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3.36%。加工贸易出口增速继续放缓。是年,受国家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新商品目录出台影响国际贸易论文,加工贸易出口增幅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

2008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358.9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06%。其中,出口额222.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93%,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1.75%。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下降。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低于上年0.64个百分点,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新低。全年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比上年减少1.62个百分点。

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广州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在加速下降,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自从2005年至今,国际、国内出现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外需萎缩加剧了出口额下滑,对外贸易风险加大、利用外资受阻,商品结构尚待优化等困难和问题。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龙头的广州市也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有利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广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广州市的产品出口主体中,民营企业占了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居多,规模较小。产品结构从总体上来说,是以高能耗、低效益、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这虽然能赚取大量外汇,但是附加值很低,资本积累相当困难。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成本下降,因此广州市可以抓住时机,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一部分国际贸易摩擦和对华贸易制裁。广州在加工贸易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等具有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占有较大份额,在产生替代效应作用下,广州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外国本国的商品被挤出,因此产生反倾销纠纷。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有些国家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对广州商品出口设限的可能性,由此减少贸易摩擦。

(二)、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不利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会导致广州市出口的大幅缩减。广州市的出口贸易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制造业及电子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于价格,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小,相互替代性强,因此它们的产品出口价格弹性较大,短期的人民币升值对其出口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增加失业率。加工企业,在升值的压力下转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降低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投资国际贸易论文,导致许多低素质的就业者失业。

再次,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会挫伤外商对广州投资的积极性。广州由于相对廉价的出口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吸引许多外商在华投资并创造出口。人民币升值后,以外币作为股本投资的外商企业,在中国兑换人民币的能力减弱,外商投资成本增加。原来额定的投资项目的资金由于人民币升值将会不足,外商必须追加投资,增加了外商的投资成本,投资回收期延长,打击投资积极性。广州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广州的加工贸易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论文下载。

四、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的应对策略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化和扩大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对外贸发展的积极影响,缓解和减少其消极影响。

(一)、政府干预及政策支持方面

1、政府应加强对广州进出口企业在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遏制对外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广州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有所作为。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对出口企业进行适当地引导和扶持。

2、完善法律政策,优化贸易环境。政府要充分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手段为广州企业的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以往重行政审批、轻服务、指导的工作作风,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金融、保险机构以及驻外机构等可以通过对国际金融市场、银行的经营状况的掌握以及对进出口国市场动态信息的了解,及时向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履约能力,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可帮助协调沟通,提出妥善解决措施。

3、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外贸出口依赖。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导致出口强劲增长,我国外贸持续出现巨额顺差。我国有13亿人口,庞大的人口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要真正实现广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尽快实现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同时,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各种配套改革,积极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重点扶持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4、优化升级广州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长期以来,在广州出口产品中国际贸易论文,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广州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出口企业很难再以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和国家制定的低汇率政策开拓海外市场。在广州很多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意识薄弱,所谓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依赖国外进口。为了广州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和广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调整对外贸易结构,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广州外贸结构优化升级。

(二)、出口企业方面

1、作为出口企业,应该积极调整经营理念和出口战略,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注重个性化消费需求,进行产品概念、功能、包装、运用等方面的创新,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出口产品档次, 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 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主动。同时,出口企业应重视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进口新设备,加快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步伐,减少高科技新产品对国外的依赖,调整广州贸易结构,减轻人民币升值对广州贸易的不利影响。

2、外贸企业必须调整加工贸易出口的市场结构,改变过分依赖部分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模式,分散个别货币对内贬值导致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做到灵活应对汇率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伟.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11.

[2]费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15.

[3]黄亚林.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J],浙江金融,2009,01.

[4]陶双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集团经济研究,2007,10.

[5]陈文芳.试论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J].福州党校学报,2007,5.

[6]杨晓辉.简析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经济视角,2009,12.

[7]马慧敏.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中国外贸行业发展的新机遇[J].集团经济研究,2007,8.

[8]冯正强,杨晓霞.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分析[J].经济经纬,2007,4.

[9]刘君.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分析[J].特区经济,2007,7.

篇6

(一) 题目

银行联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研究背景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停滞,金融市场的危机不断传播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经济的混乱,严重扰乱了国际经济。在 2003 - 2007年期间强劲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在随后两年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就强调了金融与投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许多国家积极寻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因为他们认为跨国企业将通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为本国和东道国带来净收益增长效果。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彻底的调查其决定因素。有力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文化和地理接近度,相对劳动力市场禀赋和公司税率(Eicher等,2012;Blonigen和Piger,2014年)。金融发展,特别是两国之间的银行联系当然也应该加入这个名单。

2.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测试银行联系是否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为这类不断增长的文献做出贡献。我们论文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渠道,在这种渠道之中,金融通过向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形成的银行联系的积极影响展现了对投资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证明这种影响可能对于当地金融发展程度越低的国家越大。

篇7

1、货泉国际化的含意

货泉国际化是指能够逾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贮备货泉的进程。对于于货泉的国际化概念的界定,按货泉功能划分可以提供1个相对于完美的框架。依据Kenen的定义,货泉国际化是指1种货泉的使用超越国界,在发行国境外可以同时被本国居民或者非本国居民使用以及持有。咱们下面通过1张ChinnandFrankel编制的国际化货泉的功能清单(见表一)来直观的阐释。

表一国际化货泉功能

货泉功能官方用处私人用处

价值蕴藏国际贮备货泉替换(私人美元化)以及投资

交易媒介外汇干预载体货泉贸易以及金融交易结算

记账单位钉住的锚货泉贸易以及金融交易计价

资料来源:依据ChinnandFrankel(二00五)以及Kenen(一九八三)收拾。

依据这份清单咱们可以看出,1种国际化货泉能为居民或者非居民提供价值蕴藏、交易媒介以及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说,它可用于私人用处的货泉替换、投资计价和贸易以及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贮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泉和钉住汇率的锚货泉。

2、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由区域化到国际化

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中国1直踊跃介入树立区域金融架构。中国已经经成为清迈倡议框架下最大的双边互换协定的资金供给者之1,同时也踊跃介入区域多边政策对于话以及经济监控机制。在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中,人民币在必定规模内可以用于双边互换协定的支付货泉。截至二00七年七月,在清迈倡议(见表二)框架之下,中国已经经分别同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签署了双边互换协定,总额达二三五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签署的互换协定使用本币支付,其他协定也可以使用美元支付。

表二中国以及其他“东盟一0+三”国家之间的双边互换协定(截至二00七年七月)

BSA单向/双向货币协定总额状态

中国—泰国单向美元/泰铢二0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一⑴二-0六

终止日期:二00四⑴二-0五

中国—日本双向人民币/日元

日元/人民币六0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二-0三⑵八

中国—韩国双向人民币/韩元

韩元/人民币八0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二-0六⑵四

中国—马来西亚单向美元/林吉特一五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二⑴0-0九

中国—菲律宾单向人民币/比索二0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三-0八⑵九

正日期:二00七-0四⑶0

中国—印尼单向人民币/卢比四0亿美元签署日期:二00三⑴二⑶0

修正日期:二00六⑴0⑴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

二00八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海啸席卷全世界,给东亚各国经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亚各国普遍认识到,只有通过加强货泉金融会

作提高各国金融的资源配置效力,才能有效抵抗以及化解金融海啸的消极影响。可以说,国际金融风暴生客观上推进了包含货泉互换在内的东亚货泉合作的深化。二00八年以来,东亚货泉互换再次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前后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和区域外的白俄罗斯、阿根廷签署货泉互换协定,总额达六五00亿人民币。另外,货泉互换的多边化版本区域外汇贮备基金的筹集也获得了重大突破,基金范围从原定的八00亿美元扩展至一二00亿美元。

货泉互换的拓展客观上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人民币的区域化是实现国际化的必要环节。我国通过与周边国家签署货泉互换协定,增进周边国家在贸易流动中采取人民币作为结算货泉,可以晋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部份实现人民币国际结算功能以及贮备功能,加快人民币成为区域主导货泉的过程。目前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选择以东亚地区为基础以及平台,坚持从区域货泉到国际货泉的发展路径是1种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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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八年一二月二四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抉择“对

于广东以及长江3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以及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此举1方面必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企业的风险,减少企业经营本钱有益于双边贸易水平的提高,另外一方面更将有益于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的推动。时隔三个半月,二00九年四月八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抉择在上海以及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展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货泉互换到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1步。 但整体上看,人民币依然处于国际化的低级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境外使用还局限于跨境流通,取决于人口的活动。真实的国际货泉应当融入物流以及资金流中去。此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还只是1种交易符号,如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不能用于结算,基本上与资金流隔绝。因而,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依照由区域到国际的战略思想不断前进。

3、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收益

咱们可以将货泉国际化利益按不同的情势分为两个部份:1是通过相干数据的核算可以计量出来的经济利益,2是难以量化的经济利益和超越经济规模的利益,货泉国际化总利益即为2者之以及。

一.可以计量的货泉国际化收益

(一)国际铸币税收入

国际铸币税(internationalseigniorage)是指当1国货泉国际化后,货泉当局凭仗其发行特权,从外国居民那里所取得的可量化的发行收益与发行本钱之间的差额。货泉发行收益巨大但发行本钱却微乎其微,国际铸币税收入至关可观。美国是国际铸币税的最大受益国,据专业人士计算计算,截至二00二年年底美国取得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高达九五三0亿美元。目前我国具有数额巨大的外汇贮备,这实际至关于对于发行国政府提供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当通货膨胀带来的风险,这是1种巨大的财富损失。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我国不但可以减少因大量使用外汇而酿成的财富流失,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发行人民币筹集资金,取得国际铸币税收入。依据国内学者钟伟的测算,如果人民币的购买力在长时间维持不乱,并且逐渐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那末人民币的铸币税收入可维持年均二五亿美元摆布。

(二)从境外贮备资产的出产本钱到金融运作的净收益

对于铸币税的钻研表明,货泉当局可获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它令人们持有货泉或者者其他资产的能力。这象征着当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贮备资产主要以银行存款或者国债等情势存在的时候,国际货泉发行国必需为之提供1个正利息补偿,这类非零的出产本钱减少了发行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进1步来说,如果存在足够多种类的国际货泉可供选择,或者是持有贮备资产的情势足够多样化,则国际铸币税收益可能由于竞争而消失殆尽。

事实上,国外央行持有的境外贮备资产,不管是以存款情势仍是以国债情势存在,都象征着为国际货泉发行国的银行体系及其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来源,通过银行体系的资金引用以及政府财政支出机制,这部份资金势必转换为可贷资金并带来收益。而且,国际货泉所执行的交易媒介等职能必然通过发行国银行体系所提供的结算以及支付服务来完成,这也为相干金融机构带来了佣金收入。

二.其它类型的货泉国际化收益

货泉国际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不只是国际铸币税收益以及运用境外贮备资产投资的金融业收益,更多的是为国际货泉发行国及其居民带来许多灾以计量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例如,当本币成为国际货泉之后,对于外贸易流动受汇率风险的影响将大大减少,国际资本活动也会因交易本钱降低而更为顺畅,从而使患上实体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运作效力有所提高。

(一)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以及对于外投资

绝大多数跨国货泉收支,如国际贸易中的货款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借贷以及本息偿还,都是由国际货泉来介入的。因而国际货泉成了1种紧缺的资源。而要患上到这类资源,其他国家就必需与国际货泉发行国进行贸易来往,展开经济合作。在对于外经济来往中直接用本币计价、结算,10分快捷,有益于其对于外经济来往的扩展。1国货泉的国际化还给本国进出口商、投资者及消费者带来良多的便利,使其在从事国际经济交易中可以大规模的使用本币而免受外汇风险的困扰。对于进出口商来讲,汇率风险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1,规避它的最佳办法是用本币计价、结算。这样做,1方面能使该国进出口商免去了对于外汇收支进行套期保值的本钱支出;另1方面便于对于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从而进1步晋升出口竞争力,扩展对于外贸易以及经济来往,货泉国际化势必给发行国居民以及企业的对于外贸易创造便利前提,提高经济效益。

人民币国际化后,大部份国际贸易结算可以采用人民币进行交易,防止频繁的货泉兑换所带来的交易本钱。依据欧盟委员会估量,欧洲货泉统1每一年节省的货泉兑换本钱在四00亿美元摆布。由此可患上,美国历年所节省的货泉兑换费用是可观的。固然,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居民出境游览将更为便捷经济。我国政府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赞助时,也能够提供人民币信贷。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对于外投资最大的障碍——外汇资金的供给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国内投资商可以直接应用手中的人民币对于外投资,投资能力将大大增强,同时也降低了因为汇率变动而致使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有了进1步的保证。有益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增进我国对于外经贸流动以及国家交换的发展,特别是推进我国对于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经济贸易以及境外投资,加快我国企业“走出去”,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晋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以及政治威望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因为不存在世界政府以及世界中央银行,1些国家的货泉同时担负着国际货泉的角色。树立在1国或者几国“国内货泉国际化”基础上的国际货泉本位轨制,内在地规定了国际汇率轨制的不同等性。当前的国际货泉体系主要由美元、日元、欧元组成,是1种不对于称的货泉体系,发达国家因为掌握了货泉话语权,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相反,发展中国家,因为具体历史的缘由,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处于被安排的地位。

人民币的国际化减少国际货泉体制的不完美对于我国的影响,1旦人民币完整国际化后,中国就具有了1种世界货泉的发行以及调理权,对于全世界经济流动的影响以及发言权也将随之增添;1旦成为国际货泉体系的首要组成部份,其对于全世界经济的不乱以及增长也会做出首要的贡献。

货泉的国际化常常象征着该货泉发行国在国际货泉体系中地位的提高及在国际货泉及金融政策调和中作用的加强,有益于增强1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就掌握了1种国际货泉的发行权以及调理权,将使那些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在必定程度上构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必定依赖性,中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经济政策变化也将对于那些国家发生影响,从而加强中国的经济中心肠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将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延续增长以及综合竞争力的晋升。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优化世界货泉结构,支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后,成为

国际结算的货泉之1,可减少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来往中对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泉的过分依赖,从而增强中国防范外部金融冲击以及抵抗“货泉入侵”的能力。 文章举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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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泉国际化其实不只带来了经济利益。人们对于货泉的追赶,表面上是对于货泉所代表的经济价值的确定,实际上则是对于暗藏在货泉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轨制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的某种自自愿的服从。因而货泉国际化对于于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给货泉发行国所带来的益处自然也是多层次的。

(三)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国际融资

因为发展中国家“原罪”的存在,发展中国家没法以本币从国外市场乃至是国内市场上错款以及取得长时间借款。(Eichengreen以及Hausmann,一九九九年)。具体来讲,就是没法以本币从国外市场上借款是致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货泉错配以及期限错配的主要缘由。对于那些持有外币债务的国家来讲,他们没法从总水平上降低货泉敞口风险,因此大多数国内贷款者将不能不面对于资产负债表上的货泉不匹配问题,从而面临更大的外汇风险。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泉后,时常项目呈现赤字可以通过境外流入的资本进行融资,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时常项目赤字的相干度将降落,美国在多年呈现财政以及时常项目“双赤字”的情况下经济依然维持高速增长,1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美元的国际中心货泉地位。固然,对于于时常项目赤字,还可以通过本币发行便利的进行融资,然而这类国际货泉的特权不能滥用。同时,因为时常项目赤字的融资渠道更加宽泛,我国可以降低外汇贮备水平,分流部份外汇贮备资源以进行钻研以及开发投资。

(四)人民币国际化有益于减缓高额外汇贮备压力

中国外汇贮备延续增长,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三万亿美元。外汇贮备的增添致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会对于我国贸易及加工业发生不利影响,而汇率不乱则贸易顺差更大,进而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国际利益冲突也将加重。解决这1两难窘境的有效法子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尽管说高额的外汇贮备有益于保护国家的对于外信用,但本国货泉在国际货泉体系中的地位其实不会由于外汇贮备的增添而有相同比例的提高,反倒是持有本钱增添不少。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的了债力将可以用人民币来实现,这样将大大减少对于外汇贮备的需求,也有益于减缓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4、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本钱

人民币国际化是1把“双刃剑”。从上面的阐述中咱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给中国带来丰富收益,对于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计功效。然而中国在取得上述利益的同时,也需付出必定的代价以及本钱。

(一)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面临货泉逆转的风险

铸币税的区域延伸表现为货泉职能延伸到发行国规模以外取得货泉发行收益。在国际货泉市场与资本市场高速活动的前提下,货泉国际化在理论上存在可逆转性。这象征着货泉国际化在带给发行国利益的同时,也使发行国承当者着巨大的风险。信誉货泉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对于该货泉的信念与预期,终究取决于这类货泉的运行效能。信念与预期拥有“双向强化”特征。对于货泉国际交易媒介能力的乐观预期使强币更强,进而使国际铸币税收益扩展;对于货泉国际交易信念的不足致使对于该货泉国际地位的悲观预期,从而影响其国际地位。在国际货泉多元化格局中,在国际货泉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活动效力足量,能够支撑货泉迅速转换的前提下,当1种国际货泉的国际竞争力预期悲观时,货泉持有者会通过资本市场或者者货泉市场在不同患上贮备货泉之间迅速转换。这类国家货泉在国际资本市场或者货泉市场上的可选择性抉择了货泉国际化的可逆转性——经济体可以选择1种货泉,也能够抛却它而转向另外一种预期乐观的货泉作为国际了债手腕。国际货泉市场上的风险溢价及其引发的货泉与资本套利行动是国际货泉可逆转性的最好诠释。

此外,国际货泉的选择,会因为货泉替换问题,带来货泉政策施行效果的不对于称乃至货泉政策的作用方向完整相反。这1点在美元化国家表现的淋漓尽致。美元化至关于美元化国家抛却了货泉而达成为了暂时的货泉统1,但因为经济实体政治的独立性及其经济周期的差别性,抉择了货泉1体化国家之间的利益不1致。货泉发行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难以全面照应美元化国家的利益,乃至所制订的货泉政策带来美元化国家的利益损失,只要货泉接受国与货泉发行国处于经济运行的非1体化状况,这类情况就必然存在。

当货泉区域内呈现极度的利益不均与本钱分配不公时,货泉合作收益就难以填补为合作而支付的本钱,原来的利益均衡就会被打破,1种新的合作情势(不合作)就成为新的选择,具有政治独立的国家政府则会从新选择货泉,货泉国际化的逆转就不可防止了。国际货泉的逆转必然给不管货泉发行国仍是货泉接受国都会带来巨大损失,对于于货泉发行国而言,货泉国际化逆转是百害而无1例的,而对于于接受国而言,抛却1种货泉作为了债货泉或者媒介货泉,理性选择的结果多是取得更大的收益。

(二)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政府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在封锁经济前提下,1国经济政策只受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货泉政策所调控的也只是国内经济;而开放经济下,外部经济变量也将对于国内经济发生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患上资本国际间活动变患上更为容易,流通本钱更低,这就为投资资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资本活动将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利率发生影响,资本流入会增添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在维持货泉政策不乱的情况下,市场利率面临上升压力。一样,资本的活动也会引发外汇贮备的变动,进而引发人民币汇率波动。在这样1种情况下,政府的货泉政策将遭到影响,国内宏观调控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例如,为了应答国内产生的通货膨胀而施行压缩性的货泉政策、提高市场利率时,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利便地从境外借入大量的人民币资金以知足客户的借款需求,其他逐利资本也将迅速流入;相反,当实施宽松的货泉政策、降低利率时,又会引发大量资本外逃,极大地抵消货泉政策的效果,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三)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面临更大的货泉需乞降汇率波动

1国货泉成为国际货泉后,其货泉将被许多国家贮存以及使用。1旦国外货泉需求的偏好产生变化,将会致使国内货泉供需产生波动。另外,因为1国货泉国际化后,将允许外国居民取得本币资产,外国居民如果大量购买本国资产,资本的大量内流就可能致使本国货泉升值,这将影响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影响贸易收支的平衡。人民币在境外大范围流通可能在必定前提下对于人民币汇率发生压力,增大人民币汇率不乱的难度。当人民币离岸市场构成后,将对于国内的人民币汇率构成首要的参照,人民币汇率的构成机制将更加繁杂,准确地评估人民币均衡汇率水祥和影响人民币汇率长时间因素的难度更大,干预人民币汇率也就较为难题。

(四)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货泉政策的效果减弱乃至失效

1国货泉的国际化会影响发行国中央银行执行货泉政策的效果,降低本国货泉当局节制基础货泉、调控国内经济的能力。国际货泉作为本国的货泉以及作为国际货泉的职能有时候会产生冲突。货泉国际化以后,本国货泉与国际金融之间的1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货泉政策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货泉政策的调剂与施行将遭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货泉政策的制定,不能仅斟酌国内经济发展状态,还要顾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有关国家为不乱本国货泉将人民币视作为锚货泉,货泉政策的传导机制会产生相应变化,货泉政策操作的难度将大大增添,中央银行很难肯定货泉政策调剂的适量时机。

篇8

论文关键词: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

中亚五国与中国毗邻,地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中亚五国在以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如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等。然而,在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上还比较欠缺国际贸易论文,尤其是反季节水果、蔬菜以及加工农产品等。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在于农业生产资源而在于农业生产水平高,因此,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合作领域,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布娲鹣·阿布拉2008)。总的来说,积极开展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加强农业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安全和资源性短缺农产品的供给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期刊网。

一、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总量与趋势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闻名与世的古丝绸之路就是双方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有力见证。在经贸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形成了较好的历史基础。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给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规定把农业等领域作为经济合作的优先方向,并制定出了相应的实施措施和计划。2006年上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也再次强调,要把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合作作为重大的合作领域。在近十年中,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得到的高速的发展。

200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仅为10102万美元,其中出口2941万美元,进口7161万美元。到2009年国际贸易论文,双边农产品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52386万美元,其中出口27335万美元,进口25051万美元。不考虑物价与汇率的情况下,总贸易额增加了4.2倍,年均增长17.89%,其中出口增加了8.3倍,进口增加了2.5倍。从贸易趋势来看,在过去的十年中,除2002年和2009年外,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要大于出口农产品,双边贸易一直呈逆差。从贸易总量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规模还较小,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比重不到1%。

表1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中亚五

国合计

占中国农产品进口、出口及总额比重

2000年

出口额

13.49

2.97

0.27

2.09

10.59

29.41

0.18

进口额

47.30

7.16

3.43

3.71

10.01

71.61

0.37

进出口总额

60.79

10.13

3.70

5.80

20.60

101.02

0.28

2001年

出口额

16.55

3.50

0.51

2.47

11.68

34.71

0.21

进口额

49.22

13.10

2.12

1.12

2.99

68.56

0.03

进出口总额

65.77

16.60

2.63

3.59

14.67

103.27

0.05

2002年

出口额

29.28

5.60

1.14

2.42

11.77

50.21

0.27

进口额

17.32

3.04

0.77

0.42

24.66

46.22

0.21

进出口总额

46.60

8.64

1.91

2.84

36.43

96.43

0.24

2003年

出口额

34.81

7.90

4.12

1.49

10.17

58.48

0.26

进口额

48.05

6.74

13.60

3.50

162.84

234.72

0.77

进出口总额

82.86

14.64

17.72

4.99

173.01

293.20

0.56

2004年

出口额

30.14

7.80

2.27

1.66

15.46

57.33

0.24

进口额

51.90

13.56

3.36

9.91

339.40

418.13

0.99

进出口总额

82.04

21.36

5.63

11.57

354.86

475.46

0.72

2005年

出口额

53.83

21.90

2.38

3.07

15.38

96.57

0.35

进口额

42.90

17.74

5.49

16.90

389.98

473.00

1.05

进出口总额

96.73

39.64

7.87

19.97

405.36

569.57

0.78

2006年

出口额

54.12

60.05

3.78

1.80

15.92

135.67

0.42

进口额

61.45

28.86

7.42

9.40

512.28

619.41

1.20

进出口总额

115.57

88.91

11.20

11.20

528.20

755.08

0.90

2007年

出口额

85.19

74.79

6.68

2.59

24.81

194.07

0.50

进口额

35.22

34.17

1.45

21.48

320.15

412.47

0.63

进出口总额

120.41

108.97

8.13

24.07

344.96

606.54

0.58

2008年

出口额

123.62

90.67

9.23

6.71

39.57

269.79

0.81

进口额

26.72

42.76

3.82

24.73

291.60

389.64

0.45

进出口总额

150.34

133.43

13.05

31.44

331.17

659.43

0.55

2009年

出口额

127.16

94.01

12.12

6.31

33.75

273.35

0.67

进口额

19.19

10.50

3.28

27.65

189.88

250.51

0.33

进出口总额

146.35

104.51

15.40

33.96

223.63

523.86

0.45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期刊网。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为6079万美元,2009年为14635万美元,年均增长9.18%,;出口稳步增长,进口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国际贸易论文,2007年开始出口大于进口。中国与吉尔吉斯坦的农产品贸易额较小,2000年为1013万美元,2009年为10451万美元,但发展速度很快,年均增长率为26.29%,2005年开始出口大于进口。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额最小,2009年与两国的贸易额为4936万美元,只占中国与中亚农产品总贸易的9.4%,但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34%和19.33%,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最快,2000年为2060万美元,2009年为22363万美元,年均增长26.93%,其中进、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2%和12.3%,进口远大于出口。

图1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变动趋势

(二)农产品贸易结构

1.市场分布

表2 中国在中亚五国农产品市场中的贸易比重 单位:%

年份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2000年

60.2

10.0

3.7

5.7

20.4

2001年

63.7

16.1

2.5

3.5

14.2

2002年

48.3

9.0

2.0

3.0

37.8

2003年

28.3

5.0

6.0

1.7

59.0

2004年

17.3

4.5

1.2

2.4

74.6

2005年

17.0

7.0

1.4

3.5

71.2

2006年

15.3

11.8

1.5

1.5

70.0

2007年

19.9

18.0

1.3

4.0

56.9

2008年

22.8

20.2

2.0

4.8

50.2

2009年

27.9

20.0

2.9

6.5

42.7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中,中哈贸易所占的比重在缩小,由2000年的60.2%下降到2009年的27.9%,其中出口比重有所上升国际贸易论文,由2000年的45.9%上升到2009年的46.5%,进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0年的66.1%下降到2009年的7.7%。中吉农产品贸易比重增大,2000年为10%,2009年为20%,其中出口比重由10.1%上升到34.4%,进口比重由10%下降到4.2%。中塔、中土农产品贸易比重很小,变化也不大。中乌农产品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20.4%先上升到2004年的74.6%,后又下降到2009年的42.7%,其中的出口比重由2000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12%,进口比重由2000年的53%上升到2009年的76%。可见,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市场逐渐呈现多元化,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我国在中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我国在中亚最大的进口市场。

2.产品结构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SITC)将农产品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代码为0)为食物及活动物,第二大类(代码为1)为饮料及烟类,第三大类(代码为2)为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第四大类(代码为4)为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表3是2000—2009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各类农产品贸易额的平均值国际贸易论文,具体反映出中国与中亚的农产品贸易结构状况。

表3 中国与中亚五国四大类农产品的贸易状况单位:万美元

农产品

种类

进出口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塔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中亚

五国

第一类

进口

102.1

68.4

0.0

0.2

8.0

178.8

出口

5469.3

3518.2

375.0

262.7

1778.9

11404.1

第二类

进口

1.2

0.2

0.0

0.0

0.0

1.5

出口

80.8

95.2

0.7

0.0

0.6

177.3

第三类

进口

3886.5

1707.8

447.4

1188

22430

29660

出口

105.1

39.4

19.3

43.0

107.2

314.0

第四类

进口

2.9

0.0

0.0

0.0

0.0

2.9

出口

26.8

39.0

30.1

0.4

4.3

100.5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期刊网。

中国对中亚国家主要出口第一大类农产品,即食物及活动物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额的95%,中亚国家对中国主要出口第三大类农产品即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占出口总额的99.3%,其中主要是纺织纤维和未加工动植物原料等农产品;其他两类农产品贸易量较小,主要是我国对中亚的出口,而且在同一类农产品上,进、出口额差距很大。可见,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呈现产业间特征,总体上贸易结构较单一。

在具体农产品类别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比较多样化,2009年除了烟草及烟草制品、动物油脂外,在其余类农产品上均发生了贸易,主要出口奶产品和蛋类、鱼及鱼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和混合食物制品,主要进口生皮及皮革、纺织纤维和未加工动植物原料。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产品贸易中,出口类别较多,大量出口肉及肉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和混合食物制品;进口类别较少国际贸易论文,主要进口生皮及皮革和纺织纤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贸易中,出口类别多于进口类别,对塔吉克斯坦主要出口谷物及谷物制品和混合食物原料,进口生皮及皮革;对土库曼斯坦主要出口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进口纺织纤维和未加工动植物原料。中乌农产品贸易中,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大量出口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进口只有纺织纤维和未加工动植物原料,值得注意的是,纺织纤维的进口远远大于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产品总出口,贸易结构单一,且极度不平衡。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选择

(一)研究方法

两国间贸易的互补性可以从产品和贸易比重等角度来考察。从产品的角度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反映了某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如果两国在同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相似,则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反之则互补性较强;产业内贸易指数反映了两国同类产品的双边贸易,通常该指数较低表明贸易呈产业间贸易特征,互补性强。从贸易比重的角度看,贸易强度指数反映了一国对另一国某类产品出口的比重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比重的比值国际贸易论文,该指数越大说明对方市场对于本国的重要性越高(凌振春2006)。

由于各个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单独用其中某个指标来衡量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可能存在片面性,因此本文综合采用这些指标来判断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

(二)指标选择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由Balassa1965 年提出,通常被用来衡量一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其公式为:

RCAij=

其中Xij表示国家j的i 类商品的出口值,Xtj表示国家j 的出口总值,Xiw 表示世界上i 类商品的出口总值,Xtw 表示世界出口总值。一般认为,RCA>1 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RCA>2.5表明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期刊网。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一国商品的竞争力有其局限性。首先,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所揭示的是商品流通领域的相对优势而非生产领域的相对优势。其次,它容易受产业和贸易政策的干扰;政府对本国产业的干预会引起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失真。

2.贸易强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Degree)

贸易强度指数反映两国间双边贸易额与他们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的关系。其公式为:

TIij=

其中Xij为国家i对国家j 的出口额;Xit为国家i 的出口总额;Xwj为世界对国家j 的出口额;Xwt为世界出口总额。TI 指数大于1表示i 国对j 国某商品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j 国在世界该商品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两国贸易关系较为紧密,反之亦然。贸易强度指数是一种反映结果的指标;通常两国间贸易互补性越强,该指数越高。

3.产业内贸易指数(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

产业内贸易指数通常用来分析工业制成品贸易,笔者认为用来分析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同样可行。衡量产业内贸易的指标有多种,本文采用Grubel 和L loyd 1975 年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其公式为:

IITij=1-

为i国k类别产品对j国的出口额;为i国k类别产品从j国的进口额。IIT的取值范围为[0,1],当IIT=0时,即有=0 或=0 国际贸易论文,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IIT=1时,即有=,表明该类农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指数越低,反映两国的贸易特征越呈产业间贸易,互补性也就越强。

(三)数据来源及农产品统计范围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期刊网。该数据库按协调编码制度(HS) 和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两种商品分类方法提供了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分产品和分流向的贸易统计数据。本文采用的分类方法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对外贸易商品目录的SITC Rev. 3 分类。

农产品的统计范围。世界贸易组织(WTO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 )、欧盟及世界各国的统计机构对农产品有不同的定义。本文采用W TO 对农产品的定义,包括SITC 分类第0、1、2、4 条中的全部商品减去第2 条中的第27、28 款商品,也就是以0、1、2、4为首代码的四大类、具体分为22个子项目的农产品。

三、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实证分析

哈萨克斯斯坦和吉尔吉斯坦是我国在中亚最大的贸易出口国,贸易种类比较齐全,与我国的农产品贸易非常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另外,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贸易数据不可得,无法计算其贸易指数,所以在实证分析中只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产品贸易指数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从三个国家的RCA值可以看出,它们的优势农产品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鱼及鱼制品(3.59)、蔬菜及水果(2.54)、未加工动植物原料(2.34),在纺织纤维上也有比较优势,但相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处于比较劣势;哈萨克斯坦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谷物及谷物制品(6.44)、纺织纤维(2.42);吉尔吉斯斯坦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产品有:奶产品和蛋类(2.48)、蔬菜及水果(3.85)、烟草及烟草制品(3.28)、生皮及皮革(1.71)、纺织纤维(5.80)。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小麦、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国际贸易论文,而我国在鱼及鱼制品、纺织加工品等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出口优势。不同的出口优势是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差异,中亚国家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特别是我国稀缺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如粮食、棉花等所需的土地等资源,其自然资源条件也很适宜农业生产,但缺乏农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而我国一直以来就是农业生产大国,由于人口的压力不得不在农业生产与加工技术上不断地创新突破,积累了丰富的资金和技术,建立起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劳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上也就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布娲鹣·阿布拉2008)。

表4 2009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农产品贸易指数

农产品类别(SITC Rev.3)

显示性优势指数RCA

贸易强度指数TI

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中哈

哈中

中吉

吉中

中哈

中吉

00 活动物

0.76

0.02

1.76

0.00

6.50

0.00

0.00

0.00

1.00

01 肉及肉制品

0.52

0.00

0.08

0.00

31.96

46.44

0.00

0.00

0.00

02 奶产品和蛋类

0.09

0.11

2.48

1.51

0.00

0.63

0.00

0.00

0.00

03 鱼及鱼制品

3.59

0.72

0.03

0.29

0.12

0.15

0.00

0.33

0.00

04 谷物及谷物制品

0.28

6.44

0.28

2.39

0.00

5.04

0.00

0.00

0.00

05 蔬菜及水果

2.54

0.35

3.85

2.91

0.01

8.13

0.39

0.00

0.07

06 糖、糖制品及蜂蜜

0.76

0.24

0.10

0.02

0.00

0.03

0.00

0.00

0.00

07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0.79

0.13

0.37

0.15

0.16

0.60

0.00

0.02

0.00

08 动物饲料

0.92

0.45

0.00

0.12

0.00

0.00

0.00

0.00

1.00

09 混合食物制品

0.98

0.30

1.11

0.72

0.00

1.83

0.00

0.00

0.00

11 饮料

0.23

0.10

0.35

0.03

0.05

0.10

0.23

0.36

0.53

12 烟草及烟草制品

0.80

0.84

3.28

0.00

0.00

0.53

0.00

1.00

0.00

21 生皮及皮革

0.02

0.16

1.71

0.00

4.51

0.00

11.52

0.00

0.00

22 含油种子及油质水果

0.36

0.29

0.06

0.00

0.01

5.88

0.00

0.00

0.00

23 天然橡胶

0.31

0.00

0.00

2.08

0.00

95.01

0.00

0.00

0.00

24 软木及木材

0.58

0.00

0.00

0.49

0.00

0.00

0.00

0.00

1.00

25 纸浆与废纸

0.08

0.00

0.05

0.08

0.00

0.00

0.00

0.00

1.00

26 纺织纤维

1.71

2.42

5.80

0.33

0.49

0.14

0.35

0.08

0.05

29 未加工动植物原料

2.34

0.11

0.52

0.24

13.76

1.73

0.13

0.63

0.09

41 动物油脂

0.51

0.04

0.02

0.00

0.00

28.01

0.00

1.00

0.00

42 固态植物油脂

0.09

0.31

0.00

0.16

0.00

3.15

0.00

0.00

0.00

43 加工后的动植物油脂类

0.29

0.12

0.01

0.08

0.00

0.31

0.00

0.00

0.00

资料来源: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数据计算。

(二)贸易强度指数TI

在大部分农产品类别上,中哈、中吉贸易国之间的TI指数存在很大的差异,说明对方市场对本国的重要性在各类农产品上都基本不同,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些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哈贸易中,在奶产品和蛋类、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天然橡胶等产品上,中哈TI指数大于1,说明在这些产品上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世界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水平;而在活动物、肉及肉制品、生皮及皮革、未加工动植物原料等产品上,哈中TI指数大于1,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出口水平高于同期世界水平,两国在上述农产品上贸易关系较为紧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吉贸易中国际贸易论文,在肉及肉制品、谷物及谷物制品、蔬菜及水果、含油种子及油质水果、天然橡胶、动物油脂、固态植物油脂等产品上,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水平远大于同期世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水平;在生皮及皮革产品上,中国从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口大于同期从世界的进口,可见,吉尔吉斯斯坦是我国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与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期刊网。

(三)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从中哈、中吉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看,在很多类农产品上IIT都为0 ,属于典型的产业间贸易。需要说明的是,产业内贸易指数为1的农产品,不是因为双边贸易的进出口额相等,而是根本没有进出口额,在那些农产品上不存在贸易。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IIT指数超过0.5的只有未加工动植物原料,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只有饮料,其他产品的IIT指数都很小,说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很小,基本上属于产业间贸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迅速增长国际贸易论文,但整体贸易规模还很小;贸易结构单一。除中哈农产品贸易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农产品贸易结构呈现单一性,主要出口第一大类农产品食物及活动物,进口第三大类农产品非食用原料中的纺织纤维、未加工动植物原料和生皮及皮革等农产品,其他两类农产品的贸易额很小,且主要是我国的出口。

第二,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不同类的农产品上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符合各国的资源禀赋现状。中亚在我国稀缺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不同的优势产品使双方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优势。

第三,中国与中亚的农产品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对方市场对本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双边贸易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贸易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很大。

针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情况及互补性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积极寻求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投资与贸易协定方面的谈判,争取早日签订双边农业合作、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国际贸易论文,进而建立持续长效的农业经贸合作机制。第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发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将潜在的互补性转化为现实的互利性,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第三,鼓励企业走出去,创新营销技术和策略,积极开拓潜在市场,促进贸易结构多样化以及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多元化;第四,把开展农产品贸易与农业援助结合起来。参照中非农业合作的成功经验,对中亚国家中存在粮食安全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展无偿农业援助,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帮助这些国家开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

参考文献

1.凌振春.中澳农产品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6(11).

2.布娲鹣·阿布拉.中亚五国农业与中国农业的互补性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3).

3.刘小波等.中国农产品出口哈萨克斯坦的结构与比较优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3).

4.陈建军,肖晨明.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贸易互补性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4(8).

5.王琦,孙咏华,田志宏.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产品分类问题研究[J].世界农业,2007(7).

篇9

征文题目:

1.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全面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2.商务领域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

3.如何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

4.如何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5.进口的作用与我国的进口战略

6.加工贸易的作用与升级

7.如何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

8.外商投资的独资化问题研究

9.如何规避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

10.如何进一步发挥外资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作用

11.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12.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我国与东道国的影响和对策

13.我国境外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14.西部大开发中的对外开放问题

15.中部倔起中的对外开放问题

16.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对外开放问题

17.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如何上层次上水平

18.西部大开发中的商务对策

19.中部倔起中的商务对策

20.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商务对策

21.如何实现内外贸一体化

22.拉动国内消费的主要对策

23.我国消费率低的原因与对策

24.我国流通现代化研究

25.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与对策

26.我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27.我国和平发展过程中对外经济关系的协调

28.中关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研究

29.中日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研究

30.中欧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研究

31.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协调

32.多哈回合谈判对我国的影响与对策

时间安排:

8月10日―10月30日,就所拟题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论文。

11月1日―11月10日,组织专家进行论文评选。

11月15日―16日(暂定),在北京举行优秀论文颁奖仪式与研讨交流活动。

征文时间:

征文截稿日期为2005年10月30日,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过期无效。

篇10

论文关键词:高新,出口,竞争力,安徽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奋进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决定了贸易产品的结构优化,决定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因此,加强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十分必要、也很重要,本文在概括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后,利用TCI指数、MI指数和GL指数测度了安徽省高新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并得出结论,最后提出了扩大高新产品出口规模和优化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概况

近年来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出跨越发展态势,出口产品和企业集中度较高,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涌现出来,带动了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一)高新产品出口跨越式发展。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从1995年的1.2亿美元国际贸易论文,发展到2009年的15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19.7%。出口额占全省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6%提高到2009年的16.9%。高新产品出口额的年均增幅远高于同期全省GDP的增长速度,通过高新产品出口,拉动了我省精细化工、汽车配件等产业的发展,为省内产业升级、技术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二)产品集中度较高。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产品集中度较高。2009年全省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全钢子午线轮胎、镀锌板等新材料出口4.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2.6%,生物医药及器械出口4.6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0.6%,电子信息产品出口2.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9%,光机电一体化1.5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0.1%。高新产品出口呈现产业集聚现象,产品集中度不断提高核心期刊目录。高新产品的九大类产品中,以上四类产品出口额占总额高达92%。

(三)出口企业集中度高。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丰原集团、华文国际、华安进出口、水泥研究院等20家骨干企业累计出口10.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70%。户均出口规模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随着出口企业发展壮大,其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也日益增强。

(四)出口主体性质多元化。全省高新产品出口中,国有、外资、集体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36%,国有企业出口5.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35%,集体民营企业出口4.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29%。

二、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

随着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规模的不断提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掌握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现状,下面将从TCI、MI和GL三大指数,详细分析近年来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分类竞争力情况,以期做到了解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情况,进而扬长避短,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提升出口竞争力。

(一)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1]。贸易竞争力指数(TCI:Trade CompetitionIndex)是判断一国或地区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衡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TCI=(Xi-Mi)/(Xi+Mi)。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业i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CI指数取值范围为-1≤TCI≤1国际贸易论文,当0≤TCI≤1时,意味着该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1≤TCI≤0,意味着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表1列出了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九类产品在2003-2009年的TCI指数:

 

表1:2003-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TCI指数

产品名称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高新技术产品

0.017

0.14

0.239

0.156

0.371

0.363

0.368

其中:

 

 

 

 

 

 

 

 

 

 

 

 

 

 

电子信息

0.615

0.683

0.617

0.111

0.579

0.425

0.541

软件

 

 

 

 

1

1

1

1

1

航空航天

-0.98

-0.87

-0.963

-0.97

-0.854

-0.776

-0.594

光机电一体化

-0.672

-0.586

-0.592

-0.437

-0.406

-0.338

-0.274

生物医疗器械

0.358

0.463

0.558

0.513

0.66

0.633

0.651

新材料

0.332

0.419

0.537

0.746

0.793

0.653

0.699

新能源

-0.581

-0.458

-0.442

-0.226

-0.033

0.038

-0.113

环保与海洋

-0.494

-0.007

0.157

-0.407

-0.362

0.261

-0.227

现代农业

-1

0.963

0.91

0.736

0.978

0.997

-0.492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商务厅进出口数据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