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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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内市场，无论是初级的墟集市场还是高一级的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在明清时期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与发展。更具意义的突破区域范围的全国性市场，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发展起来的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成熟和商品经济生产的拓展，也在明中叶形成。［①］在全国性市场及其网络中，由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②］以运河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的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网络较为密集，从而成为中国国内市场的重心。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华东市场的优先发育成熟不仅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力量已经多次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海外货币资本首先对华东市场产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壮大的国内商人队伍及其资本，已不满足于国内市场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开始向海外延伸，参与以海外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社会经济活动。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的这种互动力也是华东市场成熟的营养剂。这是明末清初商业发展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
一、华东市场的构成及其对外贸易的扩张力
市场的构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内容。流通量的大小取决于市场的交通辐射情况和商埠码头的大小；流通内容则指集散商品的种类。明末清初，华东地区不仅拥有贯穿南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北江黄金水道，这条水道串连了以北京为枢纽通向全国各地的8条干线要道中的3条：北京分别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广东、至山东；［③］而且拥有全国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传统与新兴的手工业商业小城镇。［⑤］明清两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华东，明末华东6省人口6900万，为全国15省12000万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统计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国有29个，华东占24个（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发展起来的工商城镇和众多的人口为市场的构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从商品生产与流通关系看，市场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由专业特色明显的手工业市镇构成的专业市场。华东地区拥有一大批较为发达的手工业城镇，迅速增长的人口生存需求，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镇及其周围农村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并且向更广的范围辐射，构成交易网络。例如松江棉纺闻名于世，因而形成了棉布市场；景德镇、佛山等地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专业市场。
第二类是由传统文化城市或工商城市构成的综合性市场。例如苏州，既是文化古城，又是丝织业中心。杭州、南京、扬州等都属于这类市场。
第三类是并无特色的手工业生产，而是以交通枢纽或河埠港口地位而构成纯然市场，如临清、济宁、淮安、宁波、泉州、厦门、月港等。这些城镇港口市场首先是因商而兴，如果有手工业，也是在流通的刺激下然后形成的。又如江西广信府属铅山，既无特色手工业，而且偏僻落后，由于地处闽、浙、赣交界之处，又是闽浙商人经锦江入鄱湖北上湖广江皖南下广东的要道口，成了南方各地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甚至还有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纯然的贸易市场。如果我们认为为了商品的交换而进行的长途贩运的流通形式具有近代商业意义的话，那么最能体现这种意义的市场应是这第三类。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⑧］按人均占有量、产地、集散地、人均消费量等方法计算，华东都是最大的市场并拥有最大的流通额，总人口与城市人口的基数决定了这一判断，而且前述三类市场使华东地区形成了层次不同的市场网络。
粗略的估计，明末清初，占人口58％的华东地区，占有80％以上的商品市场和更大比率的商品流通额，以及更多的商业资本。当时，国内市场是主要市场。但是，当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盐，即Ⅰ类工业品（布、盐）和Ⅱ类粮食之间的交换，注意到Ⅲ类经济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一个问题便出现了：Ⅰ类和Ⅱ类商品基本上都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Ⅲ类商品又很少流向乡村，［⑨］城市的自我生产消费必须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决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也许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多的商品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向农村？可能性不大，农民缺乏购买力，那只有向海外，海外有需求，何况外国人已经用大船载着银元来做生意了。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谋利的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当时，除了武器装备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远洋航海技术与物质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如果国家允许，这种扩张力就能得到正常的外放；如果国家不允许，它就以各种非法形式实现不正常的外泄。
华东诸省，大多沿海，自古有涉海贸易的传统，至明，已形成宁波、福州、泉州、月港、厦门、广州等外贸港口。华东市场作为外贸腹地，正可借此外销商品。问题在于货利之谋与王权之稳之间的平衡。嘉靖中，原本为消极外贸之果的倭乱又成了禁海之因。隆庆开禁，准贩东西二洋，给明末华东市场的发展带来生机。万历中再次因倭禁海，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⑩］。清初为郑成功之事，海禁更严，但设法走私的商人渔船时有冒险出海。“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①①］？
华东市场的扩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华东商品经济的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①②］“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①③］明人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4件海商案，其中3件为商人聚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①④］“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①⑤］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数量的考察》，1611年到1646年约有1100艘“唐船”赴日；1662年到1699年有2819艘，其中从中国本土赴日的为1972艘。［①⑥］又据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当时中国赴马尼拉商船总数为3097艘，其中明末的64年中有1677艘，康熙开海禁后的第二年1685年至1716年有525艘。
二是发展起来的华东市场对海外诸番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①⑦］“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度，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①⑧］至于西欧对中国茶、丝、丝织品、磁器、糖等商品的向往，乃是自丝绸之路阻断之后，欧洲人冒险开避通向东方商路的主要动机。据美国学者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六章统计的1739年和1740年广州的欧洲商船情况看，两年中商船24艘，运载吨数为13905吨，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在澳门出入，1740年1年中有12艘，运载吨数为4400吨。华东市场的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外销比内售明显高出许多，也有劣质货物，但总体上是价廉物美，外商能够接受，即使再加上船钞税银、官吏勒索及其他费用，以及万里航海之险，欧洲人也愿来中国投资贸易，因为回去后仍有大赚头。即以丝织品论，中国的要价是西方市场上同类产品的1／3或1／4。［①⑨］
二、外来贸易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利润是推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主要动力，商品寻找市场的扩张力通过商人的趋利行为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的扩张力与寻找中的市场的利润拉力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明末清初，正在向中国寻求贸易的欧洲和东西洋诸国市场拥有的货币对华东市场产生了这种利润拉力。这实际上是已经形成的世界市场初期竞争在中外贸易上的表现。
以英国为例，在明末清初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1635～1753年），“英国对东印度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22条远洋商船运来货物约合中国白银727669两，运来白银（主要是银元）折合中国银元7713078两，总资金达14267452两。［②⑩］英国对华贸易中悬殊极大的入超在证明中国商品的扩张力的同时，也表明那数以百千万计的白银对中国市场，首先是对华东市场的拉力。
这种拉力主要表现在同一商品的内外差价上。在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签约并完成贸易最多的先是丝和丝织品；后来由于英国国会法令禁止几种丝和丝制品在英伦零售或穿着［②①］，丝和丝织品贸易曾略有下降，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越来越感兴趣，茶叶贸易上升很快；还有糖、瓷器、铜、白铜、水银等。在“公司”大多数商船的货单上，茶叶和丝、丝织品常常放在首位。以茶叶为例，1701年至1736年，茶价每担，工夫茶38两或35．3两或23．1两，武夷茶27两或17．15两或14．8两，白毫38两或35．3两或24．4两，松萝19两或16．15两或22．1两，瓜片24．5两，色种49．4两，最贵的是贡熙细茶54．9两。而道光初年的茶叶国内市场价每斤在48文至200文之间，［②②］当时的银钱比率是1两：1300文左右，每担约合3．7两至15两。以此来计算“公司”当时从广州买到的茶叶，至少是国内市价的三倍甚至更高。
实际上，外商已经注意到这种内外的差价。在广州，英商“自行进入城内，询问店铺的货物价钱，我们发觉比他们从来向我们索讨的价钱便宜得多”［②③］。
内外贸易中的价格差额构成的更高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是极大的，这其中首先被吸引的是华东商人。“茶叶是由安徽、江西及湖南等省运来的”［②④］。“董事部又命令购买南京手工织制品，特别指定幅宽一英码的南京棉布”［②⑤］。“我们与米森诺会同和德少、秀官及保商启官平分订约，购入最好的南京生丝400担，每担175两银，缴清各项费用，一百天内船上交货。该商人等在广州没有这样大批的生丝存货，一定要到外地搜购，逼得我们预付款的80％给他们，这是我们能够劝诱他们索取的最低数额。”［②⑥］以广州为交易市场，货源100天内搜集，应是从广州到江浙来回所需的时日。利玛窦从广东北上去南昌、南京、北京沿途见到了这种长途贩运以供外贸的盛况。［②⑦］当时来华外国商船不仅在广州贸易，也沿海岸线北上厦门、舟山（定海）等地商贸。有的外船在广州订到货后，还必须航往舟山、宁波口岸去装货。［②⑧］可见华东市场接受海外贸易的拉力的形式是多样的。
由于各种原因，借依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口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与外商贸易是有限的，港口管理外贸的官员对外商成千上万的银元更具贪婪之心，他们千方百计地向中外商人勒索，官商、皇商欺行霸市现象也很严重，市场交易常常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依然存在，它吸引市场以商人走私的形式进行交易。于是，华东商人走私贸易在明末清初更为盛行。“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②⑨］漳州、泉州、福清和宁波、杭州之间的市场辐射关系已发展成走私外贸的利害联系了。“原来这边中国的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③⑩］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③①］
明末清初的海上走私贸易可分为近海岛、港贸易和远海诸番贸易两种。第一种近海岛、港贸易。如浙江，舟山城东南百里的双屿港，“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③②］，在嘉靖年间发展成为华东走私商人与日本、葡萄牙等国商人的集散中心、国际贸易港，主要经营丝和丝织品。［③③］这个走私市场有多大？当时曾到过中国沿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宾托（FernaoMendezPinto）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双屿港总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以上，还有房屋一千余幢，有的房屋建筑费达三四千金；还有教堂三十七所，医院二所。每一年进出口贸易额达三百多万葡币（Cruzado），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银锭作货币的。”［③④］浙江沿海还有可以避风良港四五十处，都成了当时海上走私的贸易市场。又如福建，福建沿海由于海岸线更为曲折，岛屿众多，加上闽东南郑芝龙家族海商集团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台澎相距不远，形成接应之势，沿海的走私贸易更为活跃。“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沦、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③⑤］等，其中月港为最大海港。明末，月港衰微，郑氏海商集团总部所在地安平港兴盛起来，到清初，成为与清廷抗衡的海上贸易大港，直到清军剿郑的战火把它毁为灰烬。福建还有下属台湾府的澎湖、大员、鸡笼淡水港。广东除了人们熟知的澳门之外，还有可以辐射闽、赣、粤三省的南澳岛，也是当时走私贸易的国际性市场。走私贸易的商品流通量与贸易额永远是一个谜，双屿港的年进出口贸易额也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但不可怀疑的是，以华东丰富的商品市场作为腹地，沿海岛、港走私量一定很大，否则，不足以引起再三发生的“倭乱”，不足以形成持续16、17两个世纪的十几个私人海商集团。［③⑥］
第二种远海诸番贸易。这是沿海岛、港走私的辐射性向海外的延伸，所及的国家与地区东起日本、朝鲜，南经吕宋至南洋群岛，西及阿拉伯半岛并直至东非，而且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同葡、西、荷、英等国商船贸易：这种贸易额也是很难确计的。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③⑦］明末清初远海贸易的总额估算，年平均出口约918万两，进口约738万两，利润约942万两。［③⑧］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华东市场参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海上贸易，与世界性的海上贸易存在着互动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出华东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的新发展。但是这种新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在民间，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特征是民间走私，在本国政府的有限贸易和海上禁令以及番国洋人中的海盗前后夹击中，华东特别是沿海商人不畏艰险依然起锚，趋利而去，干着赴汤蹈火的事业。中国近代中外贸易的序幕充满活力与艰难。注：
①⑧⑨关于国内市场等级的界定和明中叶始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参见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一书的有关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56页。
②关于多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主要参见傅衣凌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另外五条干线要道为：北京分别至河南湖广广西、至陕西四川、至贵州云南、至山西、至（辽宁）开原。见明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儋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杨正泰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5页、第354～512页。
④根据傅崇兰先生《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统计，明清时期比较发展的32座城市中，华东占21座；清代工商业城市，华东占六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⑤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42页。
⑥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表12、13。
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表88。
⑩［明］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①①［明］王世懋：《策枢》卷一，《通货》，丛书集成初编本，第十二页。
①②［明］周玄wéi＠①：《泾林续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二十七页。
①③①⑧［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五十、五十一页。
①④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有关章节，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①⑤①⑦③①［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6册，《福建》；四部丛刊三编本。
①⑥转引自郑永昌：《明末清初的银贵钱贱现象与相关政治经济思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版。
①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页。
②⑩这里的三个数字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一卷第309～321页《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1365—1753年）》的有关数据统计而来，原表多用镑和八单位里亚尔后称元为计算单位，这里根据100英镑＝416．67元、100元＝72两、100英镑＝300两换算，0．72两×416．67＝300．0024两。又：货物价值与白银相加不能等于总资金的原因是有许多船只只有总资金的记录。
②①②③②④②⑥②⑧《编年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八章、第十五章、第二十八章、第八章。
②②黄冕堂：《清史治要》，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41页。
②⑤《编年史》第一卷第二十一章。所谓的南京棉布应是指当时苏松地区的棉布织品，南京和苏州都有棉布市场。
②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8页。
②⑨［明］王在晋：《通番》，《越镌》卷21。
③⑩［明］凌蒙初：《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拍案惊奇》卷之一。
③②天启《舟山志》卷2，《山川》。
③③③④③⑦③⑧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219、456～465页。
篇2
中欧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研究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浙江省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企业国际化方式和成功因素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的动因研究浙江省各地区利用外资效果评价和实证比较 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外资在华并购动因分析 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分析 中美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TCL 跨国并购的问题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外商投资现状比较研究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及竞争力: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垄断、安全威胁与反垄断控制--外资并购中的问题和对策 中美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分析 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江浙沪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比较研究－以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 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模式研究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因素分析 江浙沪 FDI 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中日企业国际化模式的比较分析 外资并购中资银行的影响及对策 外资在华并购绩效分析 FDI 对我国通讯产业的垄断分析 浙江化工产品的出口现状和对策分析 外资在华并购后的整合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外资并购中反垄断问题的经济分析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障碍分析:农产品贸易视角 欧盟 RoHS 对浙江省机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宁波服装出口的品牌战略:合创品牌研究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析 长三角地区纺织品出口市场秩序研究 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选择研究 温州鞋业出口现状及对策分析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篇3
论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必然的，单一性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成为同时掌握几项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国际贫易行业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纯为7创汇而经营外贫出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的已比较优势交换一一以“双盛”为目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加人WTO，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步伐逐渐加快，国际经济与贸易业已是我国目前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之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位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场，外贸事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直接造成了对外贸人才需求的热潮。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现今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
1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经历了自2008年H月以来的连续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开始企稳回升，8月份回升趋势基本确立，11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开始增长，12月份进口和出口同比双双出现强劲增长，环比也呈现大幅增长，月度进口值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月度出口值也列历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加速复苏。
2用人单位外贸人才需求情况
根据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是现在外贸企业数量的2倍，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位外贸专才，就需要18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65万外贸人才，尚有100多万人才的缺口。近来，为应对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重点外经贸企业增资扩产，扩大进出口和内销，外资企业的引进也直接导致外贸人才需求的上涨。
为了取得更有力，更实际的用人信息，笔者去了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等国内几大招聘网站，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企事业单位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要求。从查询过的公司中可以总结出几个问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大都招聘大专毕业或高中毕业的懂国际贸易的学生，本科毕业的英语专业或国贸专业学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虑范围之内。招聘职位以报关员、销售业务员、租船员、外事秘书、外贸业务员、销售主管等为主，大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性别上，客服和秘书要求女性的较多，在销售、制单等职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对工作年限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者为佳。不尽然的是，企业十分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及工作经验。
3外贸人才结构的需求预测
3.1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即外销员
外贸业务员是外贸企业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磋商、谈判、签约等工作的人员，有时可能还要兼顾运输、保险、报关、报检等业务，这类人员通常需要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毕业，英语口语一定要相当流利，有国际贸易经验，熟悉海外市场，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具备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外销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国家商务部和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国际商务从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是外经贸从业人员上岗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必备条件。
3.2国际商务谈判人才
根据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商务谈判人才会是一个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信息通讯、生物工程与医药、环境保护、新材料与新能源等专业，与市场开发领域的招商引资、海外融资、上市与开拓海外市场等活动。国际贸易的成交金额动辄数百万美元，对企业来说国际商务谈判师是外贸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别是有职业证书和实际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在猎头市场中往往是有价无市。
3.3各类证书持有者(单证员、跟单员、:报检员及报关员)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无一不是通过各种单据凭证来维持。因此，外贸企业对单证员的需求较大。由于单证员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外贸业务结汇的时效和成败，从业要求较高，而现如今的从业人员中，持专业证书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单证员证书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抢手货”。此外，国际贸易单证操作技能是每个从事外贸业务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大学生进人外贸、外资企业从事外贸工作，一般都从单证操作员做起，因此，求职前最好先考张单证员证书。
跟单员:外贸跟单员是我国商务行业继国际商务从业资格(外销员)、国际货代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后第四个岗位的培训与认证考试，是外贸行业又一热门职业。跟单员的主要工作是在企业业务流程运作过程中，以客户定单为依据，跟踪产品(服务)运作流向并督促定单落实的专业人员，是各企业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外贸业务的基础性人才之一。
报检员:2007年，报检员开始实行全国统考，规定各地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现有报检员证书，将停止使用，没有参加“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获得“报检员证书”的人员将不再具有报检资格，不得从事报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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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篇5
[关键词]宋代 福建海商 崛起 地理因素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是其时代特征之一，被誉为“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①，更为海外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②。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海洋中国的巨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两宋时期已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区域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影响，这已为宋人所认可，也为现代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确证。有关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专论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③，而大多论者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其中有台湾学者李东华的《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学者苏基朗的《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⑤、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⑧。尚有众多论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上述论著有关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讨，主要侧重点是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虽然有所涉及，但专题进行具体深入研究尚为不足。本文拟以上述论著为基础，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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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②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1972年美国阿支郎大学博士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3页。
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页，文中提到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对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读。
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⑤《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页，文中介绍其论著《刺桐梦华录》的相关论述。
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页。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一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正缘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交通的隔阂，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闭地形。陆上交通，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显了海路交通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陆，交通四海是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山海经》里即载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这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却是与区域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与中原相距甚远，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出现后，始与中原有所接触。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与赣、浙交通之不便，虽于秦汉有郡县设置，开发却极为缓慢，到三国孙权立国江东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之际，国家重新完成了统一，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区域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区域就增设了九场三镇，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归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场，永贞、黄连、归化三镇①，以上场镇大多分布于内陆山区。五代时期，王氏治闽，闽中山区更是“草莱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②，许多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而设县，唐之永贞、黄连、归化三镇及大同、桃林、武德、归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场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同安、永春、长泰、德化、宁德、安溪、永泰十县③。至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由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初期，又增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县④。众所周知，福建广大内陆地区都是位于山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沿海地区普遍落后。而内陆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县，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具体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福建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往来的改善。
交通正如经济的动脉一样，修路建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福建区域内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桥梁至关重要。因此，真正标志着福建区域内交通联系的改善则体现在宋代福建桥梁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桥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⑥，故桥梁建设最盛。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年)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洛阳桥“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相踵”；安平桥处安海与水头之间，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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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②《王审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③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④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另参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36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四部丛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参考李意标、黄国汤：《南宋泉州桥梁建筑》，《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页。
则是“下通两粤，上达江浙”，“维桥之东，海舶所凑”①；石笋桥更是“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騋牝”②，经济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福建，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周边区域，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交通联系也日益发展。唐时，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仍十分不便。据《淳熙三山志》载，“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戛荡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邮道”，元和年间(806—820年)，“观察使陆庶，为州二年，而江吏籍沦溺者百数，乃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④，开辟了陆路驿道。此后，黄巢入闽，“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⑤，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福建的陆上交通才得以改善，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两条通道。宋代，随着闽西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也日益改善。据乾隆《光泽县志》载，光泽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设县，县西经杉关通江西南城、黎川两县，县北云际关通江西铅山，县西北铁牛关通江西资溪。雍正《崇安县志》载，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北分水关通江西铅山，县西桐木关经江西烟埠亦通铅山。康熙《武平县志》载，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西湖界隘(今筠门岭)通江西会昌，县南悬绳隘通广东平远，县南大坝水道通广东蕉岭⑥。以上所举光泽、崇安、武平三县，都是北宋初年增设的县治，即可说明闽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福建与周边路份的交通条件。再辅以宋达的驿传制度，福建陆上交通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
陆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我国造船航海历史悠久，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传统。当时，“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⑦。《太平寰宇记》更是将“海舶”列为泉福二州土产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为上”⑧之称。宋人有关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⑨(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当于三百吨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⑩。《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写更为详尽：“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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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6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驿铺》，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旧唐书》卷197下《僖宗记》。
⑥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2—13页。
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辆，上绾绳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叮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桥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唯入洋则用之。……每舟十舻……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①在1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⑥，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⑦。“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⑧。指南针成为全天侯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⑨。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反向之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蕃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⑩。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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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②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
⑤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7页。
⑥朱或：《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⑧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赵汝适：《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
⑩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10—111页。
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①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条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转贴于 三 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福建与周边区域、与海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而宋代福建区域内港口地位的提升则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台。
福建负山面海，沿海港湾众多。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已成为外商来贩的重要地区，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五代王氏治闽，“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在黄歧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则更为重要，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之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⑤。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⑥。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⑨，“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⑩，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蕃，远控重溟数十国”⑾。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⒀。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由此与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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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审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国》。
⑦《宋史》卷186《食货志》。
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
⑨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⑩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设醮青词》，四部丛刊本。
⑿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初，高丽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给……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宋会要辑稿》亦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④《梦梁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综上所述，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崛起为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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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丽传》。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⑤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
of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Song Dynasty
篇6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加快发展,我国企业被外方拖欠货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等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文章首先对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拖欠问题的现象进行客观分析,然后剖析其深层次成因,进而从新的视角为我国外贸企业解决该问题提出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出现的经济纠纷也有所增加。其中国际贸易拖欠，即在对外贸易中应收款不能及时安全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成为困扰我国众多外贸企业的一大难题。
而且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一难题造成的损失也在扩大。支付结算是进出口贸易业务链上最关键的一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支付结算工具日渐增多,这给贸易双方带来了周转与交易的便利,但由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存在,其中也潜伏了风险。以托收方式为例,若买方违约,拒绝赎单,卖方便无法收回货款。
一、造成我国出口货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从国外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造成我国出口货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1.从国际贸易拖欠案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2.从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看：（1）海外华人公司（包括我国港、澳、台公司）占50％；（2）不良外籍公司占20％；（3）纯为货物有争议的公司占20％；（4）驻外机构占5％；（5）其他占5％。
3.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
4.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二、外贸业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人们经过对几十起不同类型国际贸易拖欠案件进行调查，发现在外贸业务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不重视对外商资信调查。资信调查是我国外贸公司对外成交不应缺少的一个环节，外商资信状况直接关系到外贸公司能否严格履行合同，安全收汇、收货。有些外贸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对外商既不做资信调查，又轻率采用对出口方具有极大风险的付款方式（D／A、T／T），给国外一些不法商人欺诈行骗造成可乘之机。在对外贸易中，即使多年合作的老客户资信情况和经营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当老客户付款出现异常时，如果缺乏警觉，不及时进行资信调查，了解其目前营运状况，便会丧失避免风险的机会。
2.货物质量有问题，履约不严肃。出口中不按时交货，货物品质、数量、规格与合同不符，导致外方索赔现象时有发生。
3.合同条款有纰漏，业务操作不规范。有些合同货物品质规格不具体，违约责任不明确，支付条款不对等，出现争议难以解决。在信用证条件下的交易中，由于不严格审证，操作不慎，出现单证不符，遭对方拒付货款的不乏其例。
4.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对外贸易中“重关系，轻索赔”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宁可国家利益受损失，也不愿或不善于拆诸法律，有的公司选择国外不良讨债公司追款，反受其害。
从上述现象和存在的客观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际贸易拖欠的形成，既有国外原因又有国内原因。就国外原因而言，海外一些不良公司利用我国开放之际，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但相应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外贸公司业务人员与管理者还未完全熟悉国际操作规范，又有急于求成的心态，用人情或小恩小惠等方式，将我外贸公司仅有的一些原始警戒攻破，或在合同条款和操作方法上设下圈套，为今后拖欠制造理由。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企业逾期未收汇属于国外方面诸多原因中，进口商信誉差和我驻外机构有意拖欠约占50％的比重。另外，造成我国外贸企业风险损失的原因除了企业主体信用管理观念的严重缺乏外,来自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成因
具体来说,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贸公司体制与现代化的国际经贸发展要求不适应。我国外贸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虽经转换经营机制，扩大自，但在经营、企业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没有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对业务人员和业务活动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因此既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又不能妥善解决问题。外贸企业产权不明晰，使得很多国有外贸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不顾企业长远利益,盲目赊销;有的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盲目打价格战。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应收账款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负债增加,呆账坏账增加,效益下降,偏离了最终利润这一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销售收入增长和风险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协调一致,保证最终利润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2.相关部门缺乏信用风险管理意识，由于从政府到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意识都比较淡漠,对信用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政府对企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有效支持;有的企业虽然感到信用风险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无从下手,且成本较高,在本来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愿为此支付费用,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干脆漠视不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超过5%,而发达国家企业却只有0.25%至0.5%的水平,国际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国企业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一开始并不是对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国企业自己出现制度和管理失误。
3.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在我国外贸企业现有的管理职能中,应收账款的管理职能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这两个部门承担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部门却常常职责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协调与制约机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品质监督、租船订舱、制单结汇等诸多贸易环节出现决策失误并导致信用损失。外贸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已成为企业账款拖欠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4.一些公司管理水平低和业务人员素质差是造成国际贸易拖欠的直接原因。近年来，过分强调国际市场开拓，忽略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和对风险的防范；过分强调开拓面和追求成交额，放松了对国际拖欠的管理。对外商进行资信调查在我国外贸公司中没有制度化，业务过程中随意性大，在调查的案件中，我外贸易公司以D/P或D/A成交的占50％，以T/T、银行转账形式成交的占25％。
5.对外贸企业运作中的行为规范管理不严格。有些外贸公司以承包、放权为名，实际是放任自流，致使内外串通、损公肥私、的事件屡禁不止。
6.法律意识淡薄。一些企业负责人和业务人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问题，不敢于、不善于动用法律手段解决对外贸易中的问题。有的公司在明显是外方违约或欺诈，使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也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
7.国有资产自我保护机制不健全。在财务和考绩制度上不能及时反映企业逾期未收汇的状况，对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者也无相应的惩治措施。主管部门不了解国际拖欠的问题，因而无法设立预警线，难以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8.信用管理方法落后。目前我国外贸企业业务人员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信用风险防范手段单一,没能掌握或运用现代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和方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缺少评估和预测,交易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做决策,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额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销售人员违规经营、违章操作,甚至与客户勾结留下可乘之机。在账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专业化的方法。
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缺陷，国际贸易拖欠问题不断发生，被拖欠的企业不愿意将事情暴露，所以问题难及早发现，形成一个逃避监管的死角。如不及早研究和解决国际拖欠问题，必然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四、避免和解决国际拖欠问题的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深化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使外贸企业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得到彻底改善。对此，应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制定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国际拖欠案件的发生，并逐步建立起国际贸易风险的预防、监控、治理机制。
1.提高外贸业务人员素质是当务之急。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国际贸易风险的研究，外贸企业要注重业务人员防范国际拖欠能力的培训，对刚刚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员和近年来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尤为重要。外经贸院校也应开设有关课程，同时各进出口商会应对本行业进出口公司提供国际市场开拓与风险管理的咨询服务。
2.建立外贸风险管理的规范操作程序。加强内部管理和对外商资信调查，是避免发生国际拖欠的主要措施。尤其以D/P、D/A成交的贸易，需要进行严格的评审和有关部门出具的资信调查。从实际经验看，坚持对新客户先资信调查后成交，对老客户定期进行调查或发现疑点及时调查，可使境外拖欠案件下降50％。我国外贸企业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一直是进出口业务风险防范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在出口贸易中,我国外贸企业因诈骗而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今后我国要新增设信用管理部门,从规范客户资信管理体系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动态了解客户状况,统一整理分析客户信息资源,评定客户资信类型或等级,并随所掌握信息的变化及时更新评估结果,尽量做到知己知彼。接着要完善客户信用控制体系,对不同资信类型或等级的客户应在预付款、信贷担保、货款拖欠时间等方面予以不同的对待。新晨
3.外贸公司在无法确定交易风险程度的情况下，应向保险公司办理出口信用险；货款逾期三个月，一定要有追索行动。发现对方逾期不付款，如三个月自己追收不回，应积极寻求外部途径解决（包括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国际贸易经验表明，在货款逾期三个月时即进行追索，损失可以减少70％左右；外经贸管理部门应对外贸企业逾期未收汇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对国际经贸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和解决问题。从事国际贸易涉及到广泛、复杂的法律，贸易的每一种方式，交易的每一个环节，合同的每一个条款，都是一种法律关系的体现，涉及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依法办事，严格遵守合同，注重发挥律师的作用，这是被国际贸易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4.我国外贸经营权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贸领域的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可考虑直接将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外包”给信用管理咨询公司。与企业自己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相比,实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专门性和灵活性等优点;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外贸信用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在建立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应该学会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进做法和手段。
虽然外贸信用风险还将长期存在，但只要我们认真地正视和研究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把货款拖欠的难题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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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为了积极有效地争夺国际市场，纷纷把世界贸易的重点转向高技术、资本密集型项目上，世界机电产品贸易总额增长也加快。我国机电产品出口要迎接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高其整体素质，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积极推动企业的内部改革。但我国机电的发展状况喜忧参半，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如何发展外贸已经成为讨论热点。
关键词：机电出口；贸易政策；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机电产品出口额逐年上升。自从1995年机电产品出口超过纺织品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以来，已多年位居我国对外贸易榜首。然而从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20.8%，电动机及发电机出口同比下降46.8%。从在世界的占有比例看，虽然我国52类机电产品出口量已经占世界第一，比重大多在15%-30%，但是我国的机电出口更需要依靠质量，依靠生产方式升级和生产结构转变。具体而言，我国目前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
一、机电产品出口的危机
机电产品是占我国份额最大的出口商品，但要发现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我国机电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高于我国全行业平均生产水平。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2009年大部分机电产品出口与1999年相关机电产品出口的比价却小于1，如金属制品业、照相机、自行车、集装箱、船舶、汽车底盘及组合音响的出口比价都在下降。长期以比较优势为指导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突飞猛进，但也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后果，包括环境问题、土地问题，同时也有贸易摩擦的问题、外汇顺差问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即出口增加而收益下降的现象。而且我国的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生产地区分布极不均匀，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诸多壁垒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有限。
针对当前我国机电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局面，依据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及对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构想，提出今后我国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框架。
二、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一）政府应采取的宏观政策
1.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应尽快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减少乱收费等违背公平竞争的现象，尽快放开各类小型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转让应有明确的规定，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的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技术的现象，同时保证在合资企业中我方技术人员进入企业的产品开发部门，使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能够逐步掌握产品生产中的核心技术，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
2.设立合理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技术壁垒、反倾销等日趋限制我国家电出口，如欧盟的WEEE(废弃电子电机设备指令)和RoHS(关于电子电器设备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等的实施，对我国家电的出口有较大的制约。因此，我国对机电产品的保护手段应由目前的以关税、配额和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手段，转向以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为主。为此，我国要加快制订和完善机电产业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建立技术标准及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使我国及时了解国外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壁垒及各种贸易动向。
3.政策性金融支持及赋予出口企业相关政策。政府应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出口保险和担保机制，建立促进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的专业性高新技术机电产品风险投资公司。除此之外，要有机电产品出口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和贷款的贴息；研发资金的无偿资助；国家鼓励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
4.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先进的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73.34%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且多将其最新技术转移给自己的分支机构。所以，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某些关键技术的主要途径。
（二）企业采取的微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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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贸易结构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全球投资，来发展并壮大国内产业，当产业的竞争力获得提高后，对外贸易也会跟着兴起；因此我国关心国际产业转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本研究论文研究当国际产业转移成形后，连带造成的贸易的商品转移趋势。虽然有关国际产业转移的文献探讨相当多，发表的文章相当丰富，但进一步探讨对贸易影响的文献则较有限。
另外，由于近20年来，许多国家纷纷前往我国投资，由于各国企业前往我国投资所考虑的因素大同小异，因此可能产生产业转移效果，同时，也会给投资国带来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效果，但因各国投资行为可能有共同性，使得贸易创造及贸易转移效果可能会有相似性，因此本研究论文也将针对我国、南韩及日本的贸易结构变化差异性加以比较分析。
一、国际产业转移发展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产业转移改变了产业的国际分布，对产业转出国和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二次大战后的195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已历经数个阶段，各阶段如下：
（一）战后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
战后国际产业的转移，于 20世纪50年代，美国凭借其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全球领先地位，成为第一次国际性产业调整和转移浪潮中的主角。
（二）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美国一起成为这一时期产业转移的主导国家。这一时期，把劳动密集型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
（三）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
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高耗能的重化工业，迫使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开始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较少消耗能源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粗放型重化工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在这一阶段，美、日等先进国家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价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8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龙”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我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经济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各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知识经济蓬勃兴起，有效地推动了先进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些新变化形成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进入和技术转移改变产业转入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并通过外包和外部资本企业的建立对一国产品的进出口和贸易方向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如下：
（一）通过产业升级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一国国民从事生产活动的分布。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推动力量，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行业选择及代工，改变了全球生产能力布局，影响了一国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进出口能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上下游的关联效应及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通过资本累积的效应
资本累积一般是指与国内储蓄相对应的新增投资和外国资本的净流入。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转入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本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本存量，从而达到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效应。
（三）通过技术转移的效应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要素投入，改变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比例，加快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促进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
三、东亚的贸易商品转移比较分析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来看，在东亚中，中国的发展程度较落后、技术层次较低、劳动力较丰富、薪资水平较低，因此得以吸引外资的流入，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入国；至于南韩及日本则是同样有大量的资金流出而进入中国，因此都是属于产业移转的转出国。
1.就中国来看：中国总出口占全球出口合计的比重，由1999年的6.8%提高至2011年的21.7%，符合国际产业转入国的特征。而全球出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重提高比重都超过30个百分点，而且几乎都是传统产业或劳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纺织类商品占有6项，可见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特性。
2.就南韩来看：南韩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也有6项重迭，包括比重下降最多的前4大商品，可见南韩也是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出国。
3.就日本来看：日本所占比重下降的商品，与中国比重提高的商品比较，仅有杂项制品（HS96）1项相同，可见日本产业转移至中国的现象并不明显。。
综合来看，在东亚的出口表现上，中国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这也反映日本、南韩、中国的三个等级技术水平。
五、结论
由本研究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会反映在贸易商品转移上，个别国家不论国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或净流入，所带动的三角贸易变化，也不论是贸易创造或贸易转移效果，最后从全球的观点来看时，都将反映在贸易商品的转移上。
就东亚的出口，在1999年至2011年间，确实存在贸易商品转移的现象，其中中国与台湾及南韩有较明显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而且是劳力密集型产品；但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商品转移现象并不明显，而与南韩有较明显的转移现象，而且是属于高科技产品。
参考文献：
[1]李睿.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优化效应及我国对策[J].国际经济观察，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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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科学发展观建立自主创新体系，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一)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闫金明同志在《科学发展观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论文中，首先就近年来我国外贸粗放型增长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一，近年来国内一直存在的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是迫使众多企业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诱因。第二，企业对出口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因素及价格弹性问题重视不够，一味地在低劳动成本、低价格的圈子里苦苦竞争。第三，在开放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同时，转型不够及时，传统增长模式的惯性作用较大。第四，长期在“低技术陷阱”中，以劳动者低工资和低福利为代价推动出口高增长。第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阴影加上对“政绩”的渴望，形成对“数量型”增长的双重推动力。其次，闫金明同志提出以科学发展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从生产环节人手，努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形成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可以借鉴开放初期引进外资中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办法，在出口中“以速度换产业升级”，促使企业逐步放弃粗放型生产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第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努力增加服务业出口。第三，在相关政策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对出口产品的生产与经营进一步加以规范。由以往笼统地鼓励“出口创汇”为特征的政策体系向进一步拉开鼓励与限制出口的政策差距转变，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品出口受到更多的鼓励。第四，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创造良好条件，政府要转变“政绩观”，不再将出口数量指标作为硬性指标层层下达，避免不顾效益的出口。第五，发挥好外资在促进出口中的作用，在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方面做更多的文章，进一步发挥投资与贸易的良性互动效应，让外资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李玉举同志在题为《精算中同外贸增长：1996-2005年及十一五期间增长趋势》论文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1996-2005年我国外贸增长原因的精确计算，总结这一期间我国外贸增长的特点是：第一，制成品出口增加96％，进口增加76％；第二，与上一个五年计划相比，此间美、日、香港三大传统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增量比重增加了4个百分点，美、日、韩三大进口国来源地占我国进口增量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贸易增长的地理集中度提高；第三，加工贸易增长仍占主导地位，其创造的贸易顺差数倍于总体外贸顺差：第四，产业内贸易水平和比较优势提高。但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步入了高成本期，出现了诸如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外贸增长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财政负担不断加大，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并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据此，李玉举同志提出，“十一五”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的外贸增长点应是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服务贸易、零部件贸易，同时应迅速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为此，我国需要调整现有的外贸增长战略，树立全球战略意识，实现由出口战略向动态平衡战略、外贸增长方式与资源发展并重战略、市场多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并重转型。
(三)全毅同志撰文《标准化战略与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认为，人世后，我国在对外贸易摩擦方面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南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二是以技术标准为核心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取代了反倾销，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最大障碍。当前我国对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口产品不符合国外的技术标准引发摩擦，二是我国制定的技术标准经常引起国际争端。全毅同志指出，技术标准的产生原本是为了规范生产，控制产品质量，但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标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实现贸易扩张和限制他国出口的工具，技术性贸易壁垒摩擦的实质是标准之争。标准竞争意味着商品竞争从表面转向了企业、国家的科技与研发实力的较量，我国出口商品之所以频遭技术性贸易壁垒，其根源是我国技术标准过低以及全球标准体系竞争日趋复杂。因此，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应侧重提高我国产业的标准化水平，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化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根本途径。加强我国标准化建设，完善标准体系的途径是：第一，加快调整和完善技术法规体系；第二，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评议和制定工作；第四，利用WTO规则，以合理差异为基础制定符合我国特色的技术标准。规范我国标准制定和加速我国标准化战略的实施的措施是：第一，对标准的制定工作做出规范化要求；第二，采取分层实施和整体推进的策略；第三，加大对标准化研究的投入，建设标准开发的激励机制。
(四)广东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傅京燕同志在《标准化、自主创新与国际贸易》文中指出，标准是一种产业和经济的秩序，也是产业存在的技术方案。标准对内可以促进产业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对外意味
着技术壁垒和产业壁垒。标准在垂直链条上是产业利益分配的工具，在横向竞争中体现产品差异化能力。标准化战略贯穿企业自主创新的全过程，对企业抢占战略制高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要手段。2005年6月WTO公布的《世界贸易报告》核心就是“标准化与国际贸易”，这也是WTO首次将标准化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提到了突出显著的地位。随着“十一五”规划将“自主创新”作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国策，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标准的重要战略地位越来越显现出来，“标准战略”无疑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任务。
(五)《加快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作者――广西百色市委党校赵堂高同志认为，由于资源过度消耗、贸易条件恶化和国民福利外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超常增长对世界市场形成的冲击、对加工贸易和外资的过分依赖等原因，迫切要求我国转变以数量规模主导的对外贸易粗放式增长方式。新形势下调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途径是：第一，调整外贸发展导向战略，实现既快又好的增长方式；第二，调整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实现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升级；第三，调整外资利用战略，提高外资溢出效应；第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其在我国贸易额中的比重。
二、转变增长方式中的外经贸发展战略
(一)广西大学商学院陆善勇同志在文章《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我国外贸发展新战略》中认为，关于一国外贸发展应该遵循何种战略原则的问题，近年来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优势原则论与竞争优势原则论之争，研究表明，这两种“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存在较大的缺陷。在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中，虽然一小部分国家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往往会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陷入“比较利益陷阱”之中。我国长期以来，在对外贸易中由于过多的强调了比较优势，目前正日渐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具体表现为：贸易结构低级化、对外贸易方式初级化和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而过于强调竞争优势，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此支付过高的成本而陷入“竞争优势困境”或“赶超困境”之中。陆善勇同志通过研究认为每个国家在产业选择中应该充分利用由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组成的“综合优势”。综合优势意味着一国可以通过某种恰当的后天努力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说明一国经贸发展的关键是“增长方式”而非“产业等级”。按照综合优势原则，必须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一要改进交易效率(制度创新)，二要提高竞争优势(首先是技术创新、其次才是产业升级)，这是一种崭新的增长方式，增长的动力源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创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外经贸方面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得益于综合优势的发挥。陆善勇同志提出的外经贸发展战略是建立创新型贸易增长方式，即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外经贸发展战略，其内涵是：第一，以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最能体现当前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因此，对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为以创新为基础的“世界工厂”。第二，以综合优势原则制定国家经贸发展战略，可以鼓励少数集中优势资源的领域或区域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第三，根据各区域条件，分别发展中、高、低技术出口产业，牢牢地保持并稳步地增进全球要素在我国的配置和全球产业链条在我国的良性拓展，最后实现多元区域协调发展。第四，根据综合优势原则以及转型国家的特点，实施综合优势经贸战略意味着要加速市场化进程，通过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提高交易效率。第五，根据综合优势原则，实施管理型的开放战略，如实行灵活而适度贸易保护政策，合理引进外资政策，“引进来”与“走出去”统筹兼顾政策等。
(二)湖南湘潭大学商学院刘长庚等同志在《论人民币升值对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决定作用》文中认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涉及生产、贸易、经营的全部过程，人民币升值可以影响这些过程的各个阶段。人民币升值，第一，提高了出口贸易商品的损益平衡点；第二，促使企业风险结构改变；第三，使企业由结算风险转变为经营风险。刘长庚等同志提出，在固定汇率制下，所有的经营单位都按同一种汇率计价进出口商品，加上出口退税，企业只需把握住劳动力成本就可以保住市场地位，依靠微利产品不断扩大出口规模取得效益，是我国多年来取得市场成功又矛盾四伏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贸易产品整体计价成本上升，那些微利和保本的产品出口就无利可图了，不得不退出市场。为了保住原有的市场地位，企业只能以技术改造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方法来保证盈亏临界水平，或者通过产品创新重新赢得客户的认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技术水平低于发达国家和国际平均水平，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取得贸易比较优势，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贸易双方进出口相对价格为常数，低价位的比较优势会一直保持下去。以本币升值为重心的浮动汇率制将打破固定汇率制下的平衡状况，贸易双方相对价格由常数变为上下浮动的变数，此时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平衡才有可能得以实现，为继续扩大出口，供给方开始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善出口产品的技术构成。从长远观点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最终要与国际汇率体系接轨，所以，人民币升值对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可以起到决定作用。
三、转变增长方式中的对外经贸政策
天津商委李培生同志认为贸易政策是各国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的国家利益，对进出口贸易制定的方针和采取的准则，对外贸易政策具有多变性、现实性、民族性和共同性的特点。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外贸增长具有持续性，效益具有规模性，结构具有合理性，生态环境具有平衡性，为此而制定的政策目标应当是：第一，扩大产品出口，包括扩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二，提高产业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在未来能够持续的发展产业。第三，增强企业竞争力，要求企业产品品牌化和经营规模化。第四，推动经济发展，既要追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又要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为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应坚持：第一，国家进出口贸易平衡原则，追求国家之间进出口额相对平衡目标。第二，内贸与外贸一体化原则，争取实现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企业经营主体一体化，内外贸管理的一体化。第三，遵循世贸规则，实现共利原则。第四，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及其他经济政策协调原则。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贸易政策措施是：第一，继续实施扩大出口政策，包括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积极鼓励资本和中
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提前支持未来产业出口。第二，合理使用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将限制进口措施的重点从关税壁垒转向非关税壁垒，对商品实施保护的范围从传统产品转向幼稚产业和高科技产品，从国家贸易保护转向区域贸易保护。第三，调整加工贸易发展模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落地生根，改进加工贸易监管方式。第四，大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实现管理职能的统一，积极培育内外贸一体化市场主体，加强内外贸一体化市场环境建设。第五，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深入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建立完善的出口退税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实行出口货物零税率。建立有弹性的出口退税率制度，实行中央统一退税机制。第六，调整利用外资政策。取消超国民待遇，调整产业导向，加强对外资的监管。第七，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选择多样化区域合作形式。第八，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建立进出口贸易预警体系，完善公平贸易联动机制和善于运用WTO规则。
四、后配额时代的我国纺织服装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一)天津南开大学商学院许晖等同志在《后配额时代我同纺织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战略选择：基于资源观的研究》中提到，自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服装配额取消，从此进人了后配额时代。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配额取消后如何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新的挑战，已成为政府、学术界及企业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许晖等同志认为，传统的国际化战略分析大多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但其很多假设和环境条件在当前都已经发生变化。资源观理论认为，并不是所有投入生产的企业资源都可以产生竞争优势，企业要产生持久性竞争优势并获利，必须找出企业独有的资源和能力，也就是那些符合一定特性的资源，使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所以，依据资源观理论考察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企业的优势资源，主要包括实体性资本、组织资本、人力资本和营销资本等四类资源。从这四类优势资源出发，我国纺织企业加速国际化的战略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是境内出口型战略；第二种是海外生产型战略。海外生产战略主要以境外加工贸易为主。关于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化战略选择，许晖等同志建议，政府部门应实现由税收优惠型向营造产业发展环境的服务型产业扶植方式转变，在经济区域化、全球化趋势中走效能调控之路；行业应该实现目前处于全球供应链末端的“散、小、乱”向“优、大、强”的集团重组转变，突破“夕阳产业”的局限，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企业应正视后配额时代机遇与挑战，实现由低价竞争方式向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的转变，积极走国际化道路。
(二)河南嵩岳集团张名金等同志提出了《推动纺织产业集群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我国纺织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目前已成为世界纺织品服装第一出口大国，而支撑中国纺织工业快速发展的是纺织产业集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持续增长难度加大，迫切需要我国纺织工业转变出口增长方式，逐步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由出口创汇型和数量型向出口效益型和质量型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目标，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努力，或者是仅仅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扶持，都是不现实的。产业集群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创造竞争优势而产生的，而且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架构。纺织产业集群是我国纺织工业快速发展的支撑，全国规模以上纺织企业86，04％的出货值都是由纺织产业集群创造的。因此，利用产业集群重新构造我国纺织行业的产业空间结构，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既是行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提升我国纺织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五、出口战略思考
湖北国际经贸学会杨昌荣等同志进行了《实施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思考》。他们认为节约资源求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则。当前我国外贸出口与资源、能源和环境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外贸高增长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矛盾凸显，压力日益增大。第二，外贸高增长与资源、能源高消耗、低利用问题日益突出。第三，外贸高增长与资源、能源的拥有量和可供量短缺问题日益严峻。实施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要点是：首先，人均外贸水平偏低、外贸依存度偏高、外贸增势难抑与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是新形势下我国外贸发展中带有掣肘性的难题，所以，从大力节约资源上寻求新发展是实施节约型出口战略的出发点。其次，国家“十一五”规划将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部署，是我国外贸实现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基点，也是今后外经贸改革与发展、转变增长方式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三，产业内贸易、集团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是构成我国外贸增长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流力量，要以其作为实施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载体，以能源和资源的供给能力、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立足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产业内出口上规模。第四，通过强化实行能源性和资源性商品产量限出的硬性措施，严加防范产业内出口增长可能出现的外贸规模收敛和贸易报酬递减的问题,促进外贸出口增长与节约资源、能源和安全发展相得益彰。实施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近期目标是出口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降低单位出口总值能源消耗；降低资源、能源消耗速率；减缓资源、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速度；限量出口资源性大宗商品。中期目标是出口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再提高，再降低单位出口总值能源消耗；实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的低增长或零增长，将资源、能源消耗总量大体维持在一定水平上；逐步降低资源性大宗商品出口数量。远期目标是出口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大幅度降低单位出口总值能源消耗；实现资源、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即资源、能源消耗总量逐步递减；大幅度降低资源性大宗商品出口数量，停止出口稀缺性矿产品，这个目标在国际上属于贸易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高端目标，具有超前性和绩优性。实施资源节约型出口战略的措施是：第一,以企业出口产品为突破口，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二，用循环经济理念建构资源节约型出口体系。第三，坚持节约出口与广开资源替代渠道相结合。第四，进一步强化矿产资源出口管理。第五，实行征收节约资源、能源与环境保护税费相统一的促进政策。第六，以国际合作推进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促进我国外贸与资源、能源和环境协调发展。实施节约型出口战略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我国外贸出口新跨越的重要选择，是“十一五”时期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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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加工贸易作为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其转型升级对于推动山东省外贸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稳步升级意义重大。在新一轮全球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以及在山东省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趋于短缺的情况下，山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而系统研究山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对策是实施转型升级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山东省外贸增长存在粗放型特点，贸易量的提高与质的提升并没有同步而行，增长方式急需转变。加工贸易作为最主要贸易方式，2007年的出口达47.1%，其转型升级对于推动山东省外贸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及产业稳步升级有着重要意义。在新一轮全球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以及在山东省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趋于短缺的情况下，山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本文在借鉴国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山东省加工贸易发展的实际，系统地研究了山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对策。
规划加工贸易产业布局及结构调整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结合山东省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目标，对山东省加工贸易的空间布局做出规划引导，注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鼓励各地市根据资源与产业发展优势，明确功能定位与产业发展重点，促进形成各地市有序分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克服功能交叉重叠和产业结构趋同。
东部地区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和外经贸发展规划，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电子家电、通讯设备、船舶、集装箱、汽车等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提高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成为拉动全省加工贸易升级的主力。中部地区则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化工产业、食品产业、机械、新兴材料。将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加工贸易项目向鲁西北或内陆地区逐渐转移。根据国家的加工贸易政策导向，引导“两高一资”加工项目企业调整方向，引导其向更高产业层次发展，摆脱被动。
（二）将加工贸易与招商引资紧密结合
改进和提高招商引资的操作方式和层次，建立专门的引进外资机构，跟踪国际行业技术和领军企业的最新动向，瞄准有代表性的跨国公司，充分发挥山东地域的品牌效应与地域优势，多渠道主动招商。明确招商引资的指导方向。提高加工项目投资门槛，对于增值率低于目前平均增值率的新项目限制进入，分行业规定新进入项目增值率的最低限，确定国内采购的最低比率，推动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对于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资金、技术密集的加工贸易项目和“关联配套”型加工贸易项目，要通过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大力引进；不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两高一资”加工项目坚决禁入。
要重点鼓励和吸引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来山东省设立生产制造基地、配套基地、以及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要继续加强对日韩企业的招商工作。充分发挥区位、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抓住日韩企业海外加工布局结构调整的机遇，主动分析收集各类企业发展动向和信息，尽可能多地吸引日韩等地区企业来山东省开展加工贸易。扩大对欧美的招商引资力度，重点引进欧美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山东省投资建厂，扩大技术溢出效应，尤其是应该加强对欧盟各国的吸引，同时，借我国与非洲、东盟各国关系发展日益密切之机，多渠道地加强与其合作。
（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工贸易
加快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使其具备应有的激励机制、竞争理念和市场行为，从而发挥现有工业基础和产业技术基础的作用，为加工贸易升级换代提供有利条件。
民营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积极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给予其资金、技术方面的倾斜和支持，降低进出口权的门槛，改变现行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规定，积极建立对民营企业发展加工贸易的激励机制，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新环境，从而促使内资企业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
鼓励和支持科技型、自主知识产权型民营企业密切跟踪有关跨国公司的产业发展，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争取跨国公司的订单，融人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为其提供配套产品，彻底解决技术扩散效应差的问题。
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积极建立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出口信贷资金支持体系，促进外资经济与当地经济不断地融合，形成民营企业加工贸易群体，促进加工贸易本地化。
（四）发展加工贸易海外营销
品牌是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是竞争力的象征，仅仅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不但导致企业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的利润极少，而且生产经营中始终不能掌握主动权。因此，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培育知名品牌企业，是新时期加快我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扩大增值率的重要环节。为保证加工贸易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开拓自己的销售渠道，培育自己的国际品牌。
企业需要转变思想，正确认识海外分销与品牌建设的重要性，积极融入到全球产业发展的大潮中；采用现代网络技术，及时了解国际市场供求信息，调整企业生产；多渠道获得融资，解决营销网络建设与品牌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成立海外业务部，吸引国际经贸人才进入，积极接触海外跨国公司，争取直接接单；实施正确的营销策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做好分销商的沟通与管理，加强合作，加强品牌宣传，逐步建立完善的海外分销渠道，提高国际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推动关联产业集群发展
引导配套产业向主体产业靠拢，推动关联产业集群发展，通过产业集群特有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快技术的扩散、传播和创新，释放科技创新能量。打破行政区划概念，各地在发展主要产业基础上，加强与其它地区的产品配套能力开发，形成中东部大产业群。
确立烟台、青岛、威海在加工贸易中的龙头地位，重点承接带动力强的大型机电、高新技术加工贸易项目，成为加工贸易对外的龙头，其中，青岛家电产业群，烟台汽车制造业群，威海轮胎产业群成为加工贸易发展的重点。潍坊、淄博等半岛城市群其他地区在重点发展海洋化工、石化、医药的同时，根据各自优势，重点发展与东部地区相配套的产业群，形成东部地区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相互配套、相互渗透且不断升级换代，带动整个地区产业结构提升的局面。
产业集群发展应该以各类开发园区以及出口加工区为核心，根据各园区发展重点规划，推荐一批重点发展产业的企业名单，规划、引导与之配套的关联协作企业在其周边集聚，有效解决加工贸易产品配套难的问题。
鼓励外资的跟随性投资，引导外资向专业园区发展，促进配套产业群的形成，培育新技术产业的配套生产基地，为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创造更加有利的产业空间。
支持国内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发展配套协作，不断提升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聚集效应在内的加工贸易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
改革和完善各项不利于配套产业发展的现行制度和政策。提高海关通关效率；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料件；加强对配套企业的科技、资金和信息支持；发挥政府、科研单位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为有能力进行配套生产的内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联合技术开发、人才培训。
提高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积极支持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子公司设立研发机构，促进中外企业的联合开发和合作，鼓励企业转移先进技术，培训员工，同时，严把审批关，将加工贸易审批和管理工作与促进加工贸易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外溢工作结合起来，扩大技术溢出效应。
围绕工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中心建设，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水平，培育壮大核心技术，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加工贸易由oem向odm、obm转变，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国际化发展。
鼓励加工贸易企业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鼓励模仿创新。借鉴台湾等地的经验，设立高新技术发展促进基金和产业科技进步基金，积极支持大中型企业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和进行新产品开发；发放优惠贷款和各种补贴，用于中小企业的产品设计、工程技术进步、质量改进、自动化发展和员工培训，以有效地缓解企业技术进步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联合与合作，加快科技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同时，大力宣传并采取适当鼓励措施，促使加工贸易企业实施合理的人才开发战略，鼓励员工创新，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技术进步的合法权益。
加强园区建设
加强各类开发园区的建设与管理，明确产业定位，避免园区的趋同发展，使园区成为发展加工贸易的重要载体，力促配套企业群、产业群的形成与集中。加强半岛制造业基地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协作，建设专业产业园区，重点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现代装备制造业园、总部经济集中区、精细化工产业园以及传统加工工业园。对现有的开发区按照产业集聚的要求加快调整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入园企业和项目标准，按照是否符合开发区的产业定位，在能源、财税、金融等方面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
完善政府配套服务
要充分认识加工贸易是山东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的一条现实路径，各级政府要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支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的发展环境。
对外做好山东整体形象宣传，为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环境。组织各地政府集体对外招商，将外资项目与产业规划相统一，有重点、有秩序的引入优质加工项目。
推行信息化管理，提高通关效率。尽快在全省推广“无纸通关”和“联网监管、取消手册”的监管模式，试行电子底帐管理，扩大适用便捷通关措施的企业范围，全面解决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征税问题。做好信息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山东省国际经济贸易联合会等各类外经贸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完善“山东贸发网”等各种媒介的服务功能，为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提供更加快捷和有效的政策法规和信息服务。
引导企业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国际博览会、展销会，尤其是国际著名的专业博览会，将山东的产品推向世界，努力创造世界知名品牌，增强产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参考文献：
1.易雪玲.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2.黄晓玲.发展加工贸易与产业技术升级探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