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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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美国与日本的发展历史来看,当美国在战后综合国力增强后,美元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与黄金直接挂钩,美元处于非常坚挺的状态;日本在70年代综合国力增强后,1985年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了“广场协议”,协议前的日元汇率为240:1。1985年底突破了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我国学者胡鞍钢和门洪华将国家战略资源分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资本资源、政策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等8个方面,利用23项指标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国的综合国力。
1998年,毕业论文地方本科院校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中国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的时期,,综合国力增长最为迅速,年变化量几乎相当于美国的10倍。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来已近10年未作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要求人民币汇率要与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相适应,做出相应调整。
3、相对利率水平产生人民币升值压力
,论文我国企业外汇交易的风险防范与控制;比较中美两国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国连续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贴现率由4%降至1.25%,创下1961年以来的新低。根据短期均衡汇率决定的利率平价说可知,当人民币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的即期汇率将上升、远期汇率将下跌。因此从理论上来说,1996年到2001年,人民币一直面临贬值的预期,但人民币汇率却一直保持稳中有升趋势。究其原因,从我国的经济体制看,尚缺乏利率平价成立所需的:有弹性的利率,开放的资本市场,较松的资本管制,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等基本条件。而且,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场层次上。外资的流入以直接投资为主,投机资本往往以贸易结汇的形式混入。利率平价对汇率的影响,不能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只能通过商品市场体现,国际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混淆,论文,因此,利率平价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无直接影响。即使利率平价发挥作用,由于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几近无差,所以短期内其不影响汇率变动。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
同时,,毕业论文关于我国开展国际招投标情况和问题1,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5年6月30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即商业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个百分点,从3%提高到3.25%,学位论文会计教学中的学生学习兴趣调查与解决路径。这是美联储自去年6月以来连续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从相对利率水平来看,由于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价理论,人民币远期应该有升值的压力。
4、外来经济压力的加剧
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率大体是2.6%,但是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点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国2001年是0.5%。西欧、日本、美国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论文,通货紧缩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2002年以来,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始在国际社会散布&ldquo,论文医学留学生病理生理学教学现状与探索;中国输出通货膨胀”论。2003年,这种论调进一步升格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为:如果人民币汇率继续盯住美元,可能会破坏中国国内货币体系的功能,并在中国引发通货膨胀。到2005年,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或基于国内经济之需要,或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求中国改革汇率制度,或径直要求人民币升值。
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论文写作以竞赛推进数学建模课程化促进大学生能力培。
篇2
关键词:升值压力;缓解对策;汇率变动
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出面担保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一政策保护了亚洲国家的货币没有因恶性贸易竞争而发生进一步的恶性贬值,这无疑为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此后中国的汇率在政策的作用下保持稳定,事实上实行的是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而这一做法也成为美日欧等攻击中国的口实。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点问题,美日及欧盟都通过官方渠道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以市场为基准即时升值。
一、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一个是来自美国,美国认为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问题。其分析思路为:中国存在严重的低估人民币的货币操纵行为,从而使得中国的制造业赢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
但是,日本的通货紧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中国的影响呢?2002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仅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左右,而且由于两国在贸易上的竞争程度极低,因此,中国的通货紧缩(或者与此相对称的人民币升值)对日本物价的直接或(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间接影响都很有限。再者,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确切地说是通货紧缩率)与日本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如果说中国是造成日本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认为日本是造成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实际上,从日本和中国的出口结构上看,前者以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为中心,而后者则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互竞争的领域其实很小,两国经济显然是互补关系。而且,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初级产品,再日本制造高级产品后再最终由日本出口到美欧市场。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实际上也是提拔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增加,并不会与日本国内以及日本的出口商品形成竞争关系。中国减少出口,并不意味着日本能增加出口,不存在中国抢占日本国内市场的问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瑙索恩和纳玛斯旺的研究分析了导致“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去工业化”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1/5。依据这一判断,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比例还不足10%,中国的竞争最多只能解释美国制造业失业问题的2%。
因此,人民币汇率与美日等国家通货紧缩并没有比然的联系,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日等国家的国内复苏问题。
二、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压力: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和贸易“双顺差”的持续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核心问题。
由于我国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对非美货币的贬值,使得人民币也相对其他非美货币贬值40%以上,因此,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到2004年3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4288亿美元。正如现在的情况,当人民币汇率被设定在偏低的水平上时,美元的供给超过需求,当局入市吸纳多余的美元,导致外汇储备增加。假如中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当局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在外汇储备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汇率早就应该上升了。如果硬是将人民币维持在现有水平,对外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就会进一步扩大,给中国经济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第一,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并非多多益善。
的确,一个国家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其二,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持有外汇储备可以带来流动性、安全性和稳定性等等好处,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丧失了使用这些外汇以获得其它收益的机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海外筹集资金的时候,往往要支付反映风险溢价的高昂利息,而把外汇储备运用于美国国债只能获得很低的收益率。这种利率上的倒挂现象意味着收入从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国家转向了美国这样一个高收入国家。
况且,外汇储备与国内的基础设施或者生产设备一样,不过是国家资产的一部分,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国民储蓄。如果国家资产是一定的,那么决定其最佳构成时就要同时考虑收益性和风险性两方面的因素,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实际上,在中国,一方面外汇储备在增加,而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核心项目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却陷入资金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储蓄并没有得到有效使用。用于改革的资金不应通过增加外汇储备而应通过税收或者发行国债来筹集。
其次,所谓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应增加外汇储备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国际上流通本国货币的最大目的是为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但是,如同中国这样,在本国货币的信用不得不依赖于保有高水平的外汇储备时,其保有的成本完全抵消了发行收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荡然无存。现在,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正在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大,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膨胀。
总之,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有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是维持汇率稳定所必需的,但通过维持大量外汇储备来抗御货币危机则是危险、无效和代价高昂的。
第二,由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使货币投放量快速增长,存在的隐患是加速我国国内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升,在工资不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第三,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争端大幅上升,例如中美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案件,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诉讼。
第四,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使得国际通货膨胀加速。
三、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
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各种相应的对策:
(一)通过提高国内产品的价格,使实际汇率下降,以此降低出口。
(二)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者降低出口退税率,使出口下降。
(三)大大放松资本管制,鼓励各种资本的流出。
(四)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使汇率变动。
四、对各种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策的评论:
对策一:我国经济的瓶颈产业,如电力、交通、能源等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如果物价上升,致使瓶颈产业状况发生变化,由于资源过多地流向它们,将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并非可取之途径。
对策二: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与其让人民币升值,不如取消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做法既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出口减少)又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值税退税是世界通行做法。与在国内销售的产品不同,对出口企业的产品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而对其投入品却要实行增值税退税,在出口这一环节上,国家增值税的税收收入是负值。其结果是,出口越多,中央财政的退税负担就越大。但是,因为国内企业的增值税负担是可以转嫁给最终消费者(使用者)的,所以出口企业并不会因在不缴纳增值税的同时享受退税而得到特殊好处。在原则上,退税并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一般来说,退税只是使出口企业享受到一般企业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取消对出口商品的退税将构成对出口企业的歧视,从而造成市场扭曲。我们应该做的是保证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得到同等程度的退税,一个百分点不应多,一个百分点也不能少。但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减少退税率和升值都会导致出口减少,而汇率升值更容易操作,为什么非要舍易求难,非要通过改变退税政策而不是调整汇率,或两者同时进行,来释放升值压力呢?
对策三:在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产权关系仍然模糊不清、金融体系问题成堆、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使资本自由化这种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是为避小“害”而趋大害。不论在哪个国家,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移动、汇率的稳定和自主的货币政策三项目标。迄今为止,中国放弃了资本的自由移动,但坚持了实质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今后,如果放开资本移动,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需要由钉住美元制向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变动方向转变。如果中国一方面继续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方面立即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化。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完全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并很快成为外国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所以,资本自由化不可操之过急。
对策四:笔者认为最为可取,变动汇率,使人民币适当升值。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汇率的巨大波动的。换言之,在目前和今后相当时间内,中国还不具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因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我们现在的最佳选择。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围绕中心汇率,在一个给定区间内,汇率是可以有一定波动的。中心汇率也可以根据一定规则进行设定和调整。可以先逐步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再逐步扩大变动幅度,允许每年有数个百分点的升值。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显示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人民币升值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如果漠视这一情况,拖延人民币的升值,将产生诸如资源配置低效化、泡沫经济膨胀以及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弊端。
但是由于来自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的升值要求正在把外汇政策这一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新的领导层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以屈于外国压力的形式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但是,恰恰因为外汇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因此需要相互排除感彩,加以冷静地分析和对应。日本把通货紧缩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从人民币升值中寻求解决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通货紧缩的真正原因是结构改革的滞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人民币升幅多大,日本经济都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复苏。相反,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上涨和日本贸易条件的恶化,这对日本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都是极为不利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维持人民币的现有汇率水平,放任不均衡扩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可以推断人民币的升值并不利于日本,而更有利于中国自己本身。
五、人民币可以升值的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
如果把从事国际贸易作为获得顺差和增加积累外汇的手段,那是回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世界各国进行对外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本国福利水平。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加贸易顺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以实物计的换汇成本上升了)。从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以汇率贬值(或实际汇率贬值)为代价维持长期贸易顺差很可能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出现贸易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经济效率。如果贸易逆差是由于高效率驱动的高投资所造成的,只要不失去控制,出现贸易逆差就不但不是坏事而是好事。首先,贸易顺差的减少对短期经济增长(总需求)的负面影响,将被投资需求增长的正面影响所抵消。其次,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贸易逆差基础上的有效投资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未来的就业形势将会因此而改善。
事实上,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尽管其它亚洲国家货币相对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中国出口在主要出口对象国所占份额并无明显变化),还是有关部门(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小组)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在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人民币小幅升值将有利于增加进口,平衡国际贸易,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逐步消除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所引起的各国政府的心理不平衡。
其次,人民币适度升值还有利于减轻中国的外债负担;提高中国GDP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
再者,人民币的升值,可以迫使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减少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真正有效率的企业是不怕升值的。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可以向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发出信号:今后外汇风险将会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当做好相应准备,加强风险的防范。其结果可能是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由于升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将会加强。与此同时,企业也将会有较强的购买能力进口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适度升值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许多经济学家同意“中国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灵活性”的看法。但是,他们认为,目前还不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时机。对时机的担心可以理解,但经济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好时机只能在事后判断。在“历史终结”之前,谁能保证从现在看的未来的某一个时点是最好时机呢?如果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升值压力,因而不是最好时机,那么再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就会减轻吗?如果升值压力真的减轻了,我们是否应该等待升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呢?如果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升值压力被贬值压力所取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以此类推,我们就只好永远等待下去了。余永定认为,在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已经得到肯定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能够断定,现在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允许人民币有小幅度升值),不会对经济带来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就可以认为当前是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好时机。一味等待必然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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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来说,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使国内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可以降低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国外投资能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这意味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
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汇兑损失。企业从签订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几天甚至一月时间,买方按合同付价,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外贸出口企业结汇时就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影响企业盈利。以纺织业为例,我国纺织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结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使该行业出口企业普遍遇到很大困难,企业的利润空间基本上消失。
(2)对于国内采购企业,人民币升值导致成本上升,国际上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3)出口成交难度加大且具有不确定性。针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变化较大的情况,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成交具有不确定性。例如,多数出口加工企业交货期一般在3-5个月,企业计价时要考虑到几个月以后的汇率水平,多数企业用6.6-6.7的水平计算,由于产品多数属于低附加值产品且没有定价权,客户往往不能接受美元报价进行提价,订单因而转向越南等其他国家。
据南昌海关统计,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进出口总值达62.2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对外贸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进口的大幅增长和多晶硅等少数出口产品的迅猛增长。
虽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但主要是由少数出口产品带动的,在此次调研中,多数出口企业目前处于艰难境地,处于困难的企业整体出现以下几大特点:
①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受损严重。产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润空间小,人民币升值以后,其经营、生存压力较高附加值产品更大,有些甚至将无法继续出口。以纺织业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纺织企业利润率有6%-10%,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4.49%,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的是做多亏多的境地。
相对而言,高附加值的产品,由于其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且有一定的定价权,人民币升值造成的损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国内采购,出口采用美元结算的企业影响较大。
调研中,一家名为广盛电子的企业称,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影响很大,他们采用的模式是内购外销,也就是原材料国内采购,产品国外销售,2008年以来,仅汇兑损失就高达800万,而公司的年净利润也仅800万,汇兑损失完全挤占利润空间。相对而言,储科电子采取的是原材料进口,产品外销的模式,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几乎感觉不到人民币升值压力。
2江西省进出口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2.1企业避险意识和能力较差
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观念较为淡薄。在此次调研的众多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采取任何经济手段规避或管理汇率风险,仅仅把汇率风险归于政策性因素,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来规避风险。
2.2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相对滞后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承担外汇风险的能力,放开人民币汇率,未知的风险和冲击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很大压力。
2.3产品附加值低
产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贸易导致企业没有定价权,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升值挤压利润空间,产品涨价又不被顾客接受,所受冲击比较大。
3对策建议
(1)原材料与上游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综合计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了20%-30%,成为推动企业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国内外贸政策的变化。近几年来,由于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国内被迫调整了外贸的出口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工业的出口予以限制,给企业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对纺织鞋帽、珠宝首饰、皮革、加工、饲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冲击较大,这些企业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3)央行实施货币从紧政策影响。央行严格限制贷款规模,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加工企业资金困难。
在此次调研中,我们发现,从产品需求弹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币有限升值对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会对出口产生严重打击。出口企业的艰难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虑到上述几大因素。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应对策略的选择比较重要,政府积极地对外贸企业应进行该方面的引导。
①外贸企业应该高度关注外汇市场,采用金融手段积极规避外汇风险。
要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提高企业的主动避险意识,并引导企业加大该方面专业知识和人才的引进,使企业掌握汇率避险方法、工具,进行主动避险。
②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内销,双管齐下。
长期以来,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美国、中国香港。今年上半年则发生巨大变化,排名前三位的为欧盟、美国、东盟,出口额分别为6.8亿美元、3.8亿美元、3.5亿美元,东盟跃升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场。这一现象也表明,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为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存在出口市场转换的趋势,这种转移也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对江西省外贸的影响。同时,大多数出口企业在此刻都在积极地拓展国内市场,保存利润空间。
③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外贸企业提高应对能力的根本措施是优化产品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走高质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确保我国外贸企业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在适当的时候,我国外贸企业更要大胆的走出去,减轻国内货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结汇多元化。
外贸企业应该从自身效益出发,在出口结汇时,不要单盯美元一种外币。根据出口地区不同,经与外商协商,选择其它在国际市场流通且汇率稳定可靠的币种作为结汇外币,如欧元、日元、英镑等。
从政府角度来说,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自身情况,鼓励全省各进出口企业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改变过去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格局,大力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高附加值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励原材料海外采购。人民币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购具有优势,由于进口关税,运输成本等导致众多企业对原材料海外采购望而却步,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可以对外贸企业进行一定的进出口运费补贴等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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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人民币升值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该理论认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之所以处于困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因而其出口商品往往价格较低,这样不仅使商品输入国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地位,而且打压其国内商品市场价格,造成物价不断走低,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从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不难看出,现在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些议论,主要是基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状况而提出的。
中国的常年贸易顺差。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国内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逐步扩大。据《纽约时报》2010年2月19日报道,2009年全球出口大国排行中,中国以1.202万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出口额问鼎冠军,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9.6%。以美元计算的话,在1999至2009年的十年中,中国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甚至在2009年,亦即全球前40大国家的出口总值下挫21%时,中国的表现也特立出群。虽然在2010年3月份,我国出现一次贸易逆差,但四月份却迅速转正,16.8亿美元的顺差额让人看到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仍然会继续出口大于进口的状态。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总量达到24470.84亿美元,同比增长25.25%,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这显示出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外汇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上升。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且快速增长,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常年的贸易顺差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此外,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对国际投资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亦成为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最后,外债、内部经济的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等也加快了外汇储备的增长。
广场协议,一段讹传的经济衰退史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学理上完全可以依据我国的国内资金价格、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以及内部的财政平衡、外部的贸易平衡状况等来进行判定,但现实中,只要一谈起人民币升值,总会有一种声音告诫我们:要以日本广场协议为鉴,防止被西方暗算。在这些人看来,正是西方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政治阴谋,才直接导致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失去的十年。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家电等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美日贸易赤字急剧扩大。1984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已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为了防止日本资本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的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甚至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问,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与日本泡沫经济没有必然联系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从表面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来看, 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 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除日元外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但是,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 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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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出口顺差一再扩大,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7月21日公告称,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至金,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其中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先后28次改写新高纪录,年内累计升幅超过4.1%。但最近一年来,人民币汇率则波澜不惊基本稳定在682(100美元=682元人民币)附近波动。
人民币升值人们关注最多的莫过于其对外贸的影响,一国货币升值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将导致外国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下降,从而使得出口规模受到制约。因此,传统经济学认为汇率升值将不利于本国的出口。安徽省作为中部内陆省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近十多年来进出口总额一直位居中部各省首位。
改革开放之前,安徽没有进出口经营权,外贸发展极其落后。在1957年~1978年的21年中,进出口额增加不到400万美元。1978年进出口额仅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0.06%,与当年安徽GDP总值占全国3.1%、人口占全国5%的比重相比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后,安徽外贸进入了一个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79年~2003年,进出口额从2782万美元增加到59.4亿美元,增长了213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这一增长速度,既高于同期全省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同期全国外贸的平均增长速度,从而使安徽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由0.2%上升到12.4%,占全国外贸的比重由0.06%提高到0.7%,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2位上升到第12位。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对安徽的出口贸易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下面,将从2005年4月~2009年4月的安徽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外汇汇率的月度数据等相关数据,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
二、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了2005年4月~2009年4月的我国对美国的外汇名义汇率以及安徽省出口额的月度数据。其中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月度平均值。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并将调整后的数据记为LNEC,安徽省出口额的月度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信息网。为消除异方差性,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并将调整后的数据记为LNEX。
2.实证检验
在回归分析中,一般使用的是最小二乘法,但是最小二乘法通常假定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就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然而,实践中大多数宏观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克服“伪回归”现象,一般采用协整的方法来处理非平稳序列。因为当且仅当若干个非平稳变量同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时,由这些变量建立的回归模型才有意义。(R.F.Engle,)因此,在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首先对LNEC一阶差分后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由于检验T统计量值是-10.44729,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所以至少在99%的置信度下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LNEC为一阶单整序列
再对LNEX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当对LNNEX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如下结果,见表2
*MacKinnon(1996)one-sidedp-values.
从表2看,检验T统计量小于1%的临界值,说至少在99%的置信度下,该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由此判定LNNEX为一阶单整序列
由上可知LNNEC与LNN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用LNNEC对LNNEX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后,对所得到的估计残差序列做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3
由于T统计量为-10.29339,小于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4.170583,可以认定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序列LNNEC对LNNEX具有协整关系。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所得结果见表4
表4所对应的表达式为
3.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对美国名义汇率和安徽省出口额的协整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安徽省出口额与中国对美国的名义汇率成反比,即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额下降,人民币名义汇率下降(人民币贬值)出口额上升。但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政策建议
为促进安徽省出口贸易的发展,笔者认为,企业应该要加快创新的步伐,与时俱进,加大科技投入,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提高企业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同时政府也应该完善措施,优化服务,创造外贸工作发展的良好环境。在此基础上加大引资力度,推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优化,以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促其向深加工、精加工方向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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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7]周蓉:汇率变动对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M].四川成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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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实上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持续增长,为保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业已超过3000多亿美元;与此同时,自2002年2月起美元对欧元和其它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持续贬值,人民币相对其它货币也在相应贬值。这一现象已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外有关人民币具体低估幅度的看法较多,其中以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胡祖六的估计值最大,约为15%.近来,国外不少经济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纷纷提出中国应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某些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指责人民币弱势是向世界,尤其是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人民币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GDP之比已达50%的今天,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目前已发表的文献尚无法就这些问题得出量化的回答。本文通过应用China_QEM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得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量结论。
汇率的变动将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之后通过对经济总量及价格的影响波及宏观经济的其它变量。在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在起步阶段,数额相对较少,因而基本上可假定,国际收支表中的金融项目是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经常项目下,China_QEM模型也只考虑了商品进出口,未包括服务进出口等其它项目。因而,在引用本文所列China_QEM模型拟合结果时须加以注意。
在确定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利用ChinaQEM模型对汇率的三种调整方式进行了模拟,结果如下。
模拟方案一人民币一次性中幅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5%,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进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将下降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自第二季度开始明显低于基准方案,在持续低于基准方案约5年之后方趋于平稳。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约下降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但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它与基准方案的偏离略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0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低于基准方案,但偏离时间长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接近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3个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2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
受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进口价格下跌的双重影响,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与基准方案相比,2004年第一季度将下降2.83%,自第二季度起下降幅度将有所减缓,至第三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最小,之后下降幅度将渐渐回升,在约8个季度后下降幅度稳定至3.3%左右。
尽管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仍呈上升态势,因而导致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上扬。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相对价格比基准方案上升2.29%,2004年第二季度上升2.47%,2004年第三季度上升幅度最高,达到2.56%.之后上升幅度逐渐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约8个季度后趋于稳定。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幅约在1.8%左右。
尽管人民币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下降态势,但进口相对价格仍大幅下跌。2004年第一季度,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尚无变化,进口相对价格下跌幅度与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同,为5%.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至5年后降幅稳定在约3.6%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最初的5个季度内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约在5年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在0.3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对应,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自人民币升值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基准方案相比,除第一季度出口增幅略小于进口增幅外,出口增幅在第2个至第6个季度均高于进口增幅,之后进口增幅开始高于出口增幅,约在4年后进出口增幅之差稳定至0.3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于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而言,人民币升值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很小,仅使现价总消费下降不到0.7%;同时受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不变价总消费却在短暂下降后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1.2%.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人民币升值后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4%左右。
人民币升值,在最初的约6个季度内对名义政府消费基本无影响。此后政府消费与基准方案相比开始有所下降,至6年后降幅稳定在0.5%左右。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与基准方案相比,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下降较快,但在连续下降约10个季度之后降幅趋于平稳,约为0.6%左右。各价格指数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各自下降开始的时间与速度有较大差别,因而GDP减缩指数在人民币升值最初的约8个季度内与基准方案相比却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升幅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为基准方案的1.15%,之后升幅开始减小,约在3年之后较基准方案有所下降。在人民币升值8年之后较基准方案约下降0.7%左右。在上述两项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人民币升值的前4个季度内低于基准方案,其中第一季度低1.2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低1.4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低1.32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低0.96个百分点。但在第2年的前3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较基准方案反而高出0.4至0.6个百分点。之后,虽仍高于基准方案,但超出的幅度却只在0.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证券市场规模还很有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还基本限于商业银行贷款,居民储蓄的主要形式也还是把钱放入银行(与存款利息率的高低基本无关)。鉴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通货膨胀率、折旧率、利息率以及税率共同决定)已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而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物价水平。因此从模拟结果看,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小,8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也只下降了不足0.5%,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影响,准货币的供应量(M2-Mi)相对于基准方案却在8年后下降了1.5%.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所显示的那样,通货收缩的压力仅表现在最初两年,之后对货币供应量基本不再有大的影响。
模拟方案二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10%,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较基准方案下降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前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自第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达3%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时下降,但与基准方案相比,其降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已接近4%.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三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与方案一相似,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在人民币升值后即开始低于基准方案,虽第2、3个季度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之后降幅逐渐加大,约在8个季度后降幅稳定在6.7%左右。
与方案一相似,进口相对价格最初较基准方案下降达10%,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降幅缓慢回升,8年后回落至7%左右。出口相对价格最初上升较快,前5个季度均在5%以上,但自第3个季度起升幅开始下降,约在8个季度后稳定在3.7%左右。由于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后,在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额与基准方案相比均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出口额的降幅在最初5个季度内小于进口额的降幅。之后,出口额降幅将大于进口额的降幅,约在5年之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至0.7个百分点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只有第2到第5个季度的出口额升幅高于进口额升幅,自第6个季度起进口额升幅开始超过出口额升幅,并在约4年后两者之差稳定在0.7个百分点左右。
与基准方案相比,人民币升值10%,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从最初的些许影响到两年后稳定在低于基准方案1.3%左右,而不变价总消费只在第2、3个季度出现短暂下降,之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2.5%左右。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下降幅度很小,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8%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的最初5个季度内,名义政府消费基本与基准方案一致,此后政府消费开始下降,但降幅在6年后将只有1%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呈下降的态势,但在10个季度之后将稳定在略高于1%.GDP缩减指数在最初约8个季度内较基准方案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升幅在第2个季度最大,达2.27%,随后开始缩小,并于3年之后开始低于基准方案,8年后将较基准方案下降1.2%左右。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幅度上与方案一有所差别,其趋势基本相同,也是先降后升,最后稳定在高于基准方案0.4个百分点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货币供应量Ml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大,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也只下降0.9%左右。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在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下降了约3%.通货紧缩的压力只体现在最初两年。
模拟方案三人民币小幅渐进式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人民币自2004年第一季度起每季度升值1%,连续升值5个季度,之后保持不变。
相对于一次性大幅调整,如进行持续的小幅调整但最终调整的幅度相同,则由于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系统调整的过程将大大缩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要小一些。以价格的变化为例,无论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是人民币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方案一相比,相对于基准方案,它的下跌幅度均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小幅渐进式调高币值的做法,对进出口的影响在前两年明显减弱,但对更长期的影响基本与一次性大幅调整接近。同样的情形可见于其它名义类变量,如名义GDP、名义总消费及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变价总消费在第一年较方案一有所上升,而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明显低于方案一,同时在长期也要略低于方案一。相比之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年要高于方案一,而第二年低于方案一,但随后却基本与方案一相同。
尽管从长期看,方案三与方案一中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但在前6个季度,方案三却高于方案一或与方案一持平,表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所产生的通货收缩压力要明显小于瞬间调高人民币币值的做法。同时从长期看,无论以M1或M2-M1所表示的货币供应量均高于方案广。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采用China_QEM模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基本相符,如汇率调整之后所出现的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所引致的通货收缩压力等。
模拟结果显示,当汇率调整为一次性冲击时,因人民币升值而引致的J曲线效应对经常项目的改善只表现在前5个季度,其后经常项目顺差将呈减少趋势。而当对汇率进行渐进式调整时,J曲线效应却几乎不存在(只在第1个季度出现,且幅度很小)。
篇7
在进出口贸易总额同GDP之比已达50%的今天,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目前已发表的文献尚无法就这些问题得出量化的回答。本文通过应用China_QEM模型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模拟,得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数量结论。
汇率的变动将首先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收支,之后通过对经济总量及价格的影响波及宏观经济的其它变量。在事实上采用固定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在起步阶段,数额相对较少,因而基本上可假定,国际收支表中的金融项目是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经常项目下,China_EM模型也只考虑了商品进出口,未包括服务进出口等其它项目。因而,在引用本文所列China_QEM模型拟合结果时须加以注意。
在确定基准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利用China_QEM模型对汇率的三种调整方式进行了模拟,结果如下。
模拟方案一人民币一次性中幅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5%,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人民币升值,将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进出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将下降5%。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自第二季度开始明显低于基准方案,在持续低于基准方案约5年之后方趋于平稳。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约下降1.5%。
消费者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但受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影响较大,它与基准方案的偏离略晚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自2004年第三季度才开始低于基准方案,但偏离时间长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幅度也大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接近2%。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3个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2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
受工业品出厂价格和进口价格下跌的双重影响,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与基准方案相比,2004年第一季度将下降2.83%,自第二季度起下降幅度将有所减缓,至第三季度下降幅度达到最小,之后下降幅度将渐渐回升,在约8个季度后厂降幅度稳定至3.3%左右。
尽管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民币升值,美元出口价格指数仍呈上升态势,因而导致出口相对价格大幅上扬。2004年第一季度出口相对价格比基准方案上升2.29%,2004年第二季度上升2.47%,2004年第三季度上升幅度最高,达到2.56%,之后上升幅度逐渐下降,在人民币升值约8个季度后趋于稳定。届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升幅约在1.8%左右。
尽管人民币进口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均呈下降态势,但进口相对价格仍大幅下跌。2004年第一季度,由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尚无变化,进口相对价格下跌幅度与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相同,为5%。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至5年后降幅稳定在约3.6%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最初的5个季度内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约在5年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在0.35个百分点左右。与此相对应。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自人民币升值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与基准方案相比,除第一季度出口增幅略小于进口增幅外,出口增幅在第2个至第6个季度均高于进口增幅,之后进口增幅开始高于出口增幅,约在4年后进出口增幅之差稳定至0.35个百分点左右。
相对于价格指数的下跌幅度而言,人民币升值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很小,仅使现价总消费下降不到0.7%;同时受消费者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不变价总消费却在短暂下降后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之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1.2%。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在人民币升值后虽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极为有限。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4%左右。
人民币升值,在最初的约6个季度内对名义政府消费基本无影响。此后政府消费与基准方案相比开始有所下降,至6年后降幅稳定在0.5%左右。
综合上述各因素的作用,与基准方案相比,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下降较快,但在连续下降约10个季度之后降幅趋于平稳,约为0.6%左右。各价格指数虽均呈下降趋势,但各自下降开始的时间与速度有较大差别,因而GDP减缩指数在人民币升值最初的约8个季度内与基准方案相比却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其升幅在第2个季度达到最大,为基准方案的1.15%,之后升幅开始减小,约在3年之后较基准方案有所下降。在人民币升值8年之后较基准方案约下降0.7%左右。在上述两项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人民币升值的前4个季度内低于基准方案,其中第一季度低1.2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低1.4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低1.32个百分点,第四季度低0.96个百分点。但在第2年的前3个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较基准方案反而高出0.4至0.6个百分点。之后,虽仍高于基准方案,但超出的幅度却只在0.2个百分点上下波动。
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证券市场规模还很有限,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还基本限于商业银行贷款,居民储蓄的主要形式也还是把钱放入银行(与存款利息率的高低基本无关)。鉴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已基本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由通货膨胀率、折旧率、利息率以及税率共同决定)已成为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而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基本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物价水平。因此从模拟结果看,货币供应量M,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很小,8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也只下降了不足0.5%,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消费的影响,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相对于基准方案却在8年后下降了1.5%。不过总的来看,正如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所显示的那样,通货收缩的压力仅表现在最初两年,之后对货币供应量基本不再有大的影响。
模拟方案二人民币一次性较大幅度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2004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10%,之后汇率保持在新水平。
升值后人民币进口价格较基准方案下降10%。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在前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自第三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达3%以上。消费者价格指数基本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时下降,但与基准方案相比,其降幅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降幅已接近4%。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在最初两个季度几乎与基准方案相同,但第三季度起开始低于基准方案约0.5个百分点,之后降幅渐渐回落,与方案一相似,两年后虽仍低于基准方案,但已可基本忽略不计。与此同时,人民币出口价格指数在人民币升值后即开始低于基准方案,虽第2、3个季度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之后降幅逐渐加大,约在8个季度后降幅稳定在6.7%左右。
与方案一相似,进口相对价格最初较基准方案下降达10%,之后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进口相对价格降幅缓慢回升,8年后回落至7%左右。出口相对价格最初上升较快,前5个季度均在5%以上,但自第3个季度起升幅开始下降,约在8个季度后稳定在3.7%左右。由于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后,在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额与基准方案相比均呈下降趋势的同时,出口额的降幅在最初5个季度内小于进口额的降幅。之后,出口额降幅将大于进口额的降幅,约在5年之后两者下降幅度之差稳定至0.7个百分点左右。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额在人民币升值后均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同时,与基准方案相比,只有第2到第5个季度的出口额升幅高于进口额升幅,自第6个季度起进口额升幅开始超过出口额升幅,并在约4年后两者之差稳定在0.7个百分点左右。
与基准方案相比,人民币升值10%,对现价总消费的影响从最初的些许影响到两年后稳定在低于基准方案1.3%左右,而不变价总消费只在第2、3个季度出现短暂下降,之后则一直呈上升趋势,8年后与基准方案相比上升约2.5%左右。
名义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准方案相比下降幅度很小,在汇率调整4年后下降幅度稳定在0.8%左右。
人民币升值后的最初5个季度内,名义政府消费基本与基准方案一致,此后政府消费开始下降,但降幅在6年后将只有1%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名义GDP在人民币升值后呈下降的态势,但在10个季度之后将稳定在略高于1%。GDP缩减指数在最初约8个季度内较基准方案出现一定幅度的上升,升幅在第2个季度最大,达2.27%,随后开始缩小,并于3年之后开始低于基准方案,8年后将较基准方案下降1.2%左右。实际GDP同比增长率仅在幅度上与方案一有所差别,其趋势基本相同,也是先降后升,最后稳定在高于基准方案0.4个百分点左右。
与方案一类似,货币供应量M1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不大,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也只下降0.9%左右。准货币的供应量(M2-M1)在8年后相对基准方案下降了约3%。通货紧缩的压力只体现在最初两年。
模拟方案三人民币小幅渐进式升值的效应分析
本方案假定,人民币自2004年第一季度起每季度升值1%,连续升值5个季度,之后保持不变。
相对于一次性大幅调整,如进行持续的小幅调整但最终调整的幅度相同,则由于误差修正机制的存在,系统调整的过程将大大缩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要小一些。以价格的变化为例,无论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是人民币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方案一相比,相对于基准方案,它的下跌幅度均会有所减少。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小幅渐进式调高币值的做法,对进出口的影响在前两年明显减弱,但对更长期的影响基本与一次性大幅调整接近。同样的情形可见于其它名义类变量,如名义GDP、名义总消费及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变价总消费在第一年较方案一有所上升,而在第二年和第三年明显低于方案一,同时在长期也要略低于方案—。相比之下,实际GDP同比增长率第一年要高于方案一,而第二年低于方案一,但随后却基本与方案一相同。
尽管从长期看,方案三与方案一中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基本相同,但在前6个季度,方案三却高于方案一或与方案一持平,表明人民币的渐进式升值所产生的通货收缩压力要明显小于瞬间调高人民币币值的做法。同时从长期看,无论以M1或M2-M1所表示的货币供应量均高于方案—。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采用China_QEM模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政策模拟的结果与经济学理论基本相符,如汇率调整之后所出现的J曲线效应、人民币升值所引致的通货收缩压力等。
模拟结果显示,当汇率调整为一次性冲击时,因人民币升值而引致的J曲线效应对经常项目的改善只表现在前5个季度,其后经常项目顺差将呈减少趋势。而当对汇率进行渐进式调整时,J曲线效应却几乎不存在(只在第1个季度出现,且幅度很小)。
篇8
人民币2005年7月21日前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从1994年算起人民币近14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2008年4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首破7.0元。人民币升值笔者从两方面来考虑:
1.从经济学上分析
从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家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从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没有进行较大的调整,而这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国外经济机构的评价。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3)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4)与各国货币升值的比较。近十几年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2.从国际政治上分析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二、剖析人民币升值对贸易结构的总体影响
人民币长期的升值过程必将改变国内资源配置的方向。过去在出口拉动型战略下,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本币低估的情况下,非贸易品部分间接的为贸易品部门提供补贴,贸易部门虽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总体来看,整体的贸易顺差处于低水平扩张的状况,大量产业资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业,非贸易品部门的各类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面临着向底部竞争的恶性循环,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
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使得原材料进口依赖性强的企业受益(前提是汇率升值能强过价格上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从长期来看,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受到影响,其必然将随之进行相应的发展战略调整,进而将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定位将会逐渐转向国内市场。对于资源和商业终端体系的占有将成为未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技术引进和设备升级将成为进口的重点目标。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将加强,增强行业进入壁垒、占领长期优势资源(特别是稀缺资源)、强化战略部署和提高议价能力将成为立足于长期发展企业的优先选择。以下具体列举汇率的变化对石油石化等行业的影响情况:
1.对石油石化的影响
汇率是一个影响石化行业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大宗原材料部分。汇率的变动直接构成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于不同子行业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子行业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
从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汇率的升高必然会降低进口的门槛和增加出口的难度。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我国主要是进口,例如合成橡胶和合成树脂,而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原料,在这方面的优势是资源,而不是技术。因此,汇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强化附加值高产品的进口,导致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占有的加剧。同时,会更加压榨资源类化工产品的利润空间。
对原油开采业的影响。对于原油开采行业,目前我国进口依赖度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如果人民币升值1%,进口的原油价格用人民币衡量就会相应降低1%。对国内原油开采业来说,售价也将下降1%,对开采业的影响是不利的。
对炼油行业的影响。对于炼油业,由于人民币升值1%,则原油成本相当于下降1%。而成品油价格的定价机制是区间机制,售价不仅仅与国际定价有关,还与定价机制有关。因此,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与成本并不联动。
对大宗化工品的影响。对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为代表的中游产品来说,目前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对综合类石化公司的影响。对于综合类的石化公司来讲,主要的原料供应来自国外,如原油,而自己的产品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所以汇率上升将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但自己的消费市场可能面临国外低廉产品的冲击。
总之,汇率将通过价格和市场竞争,对石化子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需求将部分抵消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同时,汇率因素虽是影响因素,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因素,如果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在5%~10%之间,这样的一个幅度不构成对石化行业的根本性影响。
2.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我国电力企业利用外资比例总体很小,部分电力企业利用的外债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属于长期借款。根据我国现行财务会计制度,汇率变动产生的外币折算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在偿还期之前只影响其财务报表,并不影响其实际现金流。若人民币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额汇兑损失的电力行业业绩将有较大改观。
3.对信息家电业的影响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大量进口配件的企业从人民币升值受惠。比如笔记本制造业,国产笔记本虽然不是整机从国外进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进口的,而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体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带动笔记本价格的下降。
4.对纺织行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纺织行业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据研究,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销售利润率下降2%~6%。如果人民币升值5%~10%,行业利润率下降10%~60%。特别是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损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进企业,因利润率较高,导致成本中可贸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损的绝对额较大,但利润率下降的幅度较小;加之议价能力较强,因此龙头企业所受升值的负面影响小于全行业。但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企业议价能力下降,如果企业为非龙头企业,议价将受人民币升值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边际负效应会扩大。
三、人民币升值趋势条件下贸易结构调整的几点设想
1.以竞争优势为导向
中国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造就了中国作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地位。但是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愈来愈明显,贸易条件持续恶化、贸易摩擦相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与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国内改革与发展,超越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约束,创造国际竞争优势。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即以资源禀赋为导向转向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各种创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径有效的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目前中国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中国不少企业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足够的竞争优势。为扭转这种局面,适应人民币升值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外贸发展战略认比较优势为导向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轨道,实为必然的选择。2.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升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异的,由此产生各国基于制度差异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尚未被人们高度重视的特殊竞争优势。在有利于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各种制度安排中,产权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确保障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正确实施是最有效的。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这样一种环境:有关经济主体对其贡献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续,经济主体所从事的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动态规模效应突出的产业能得到政府的适当保护与政策扶持。只有这样,经济主体才会有创新的激励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不仅可以使经济主体获得创新利润,而且可以使经济主体从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
科技创新在提升对外贸易竞争优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使创新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保持竞争优势,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额外的利润和更多的好处。
3.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只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间,而目前在中国9个高技术领域中,贸易竞争力较强的只有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两个领域,其他7个领域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负数。因此,不断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推动贸易结构升级,无疑成为今后贸易的发展方向。
为了推进贸易结构升级,在进动中,应通过关税的结构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护以增加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在出动中,应采用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面临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对外商逐步实施国民待遇的同时,仍使用一部分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技术领域,同时,增加对低技术产业投资的约束力度,以提高与贸易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技术含量,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4.寻求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在被低估的人民币的贸易条件下,中国贱价卖给外国的商品不但耗用了中国的资源和人民的劳力,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环境。人民币升值后,贸易发展的着眼点应置于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密集型绿色产业上。应把开发绿色食品、绿色纺织品和服装、绿色中药、绿色机电产品、绿色包装等绿色产业和产品作为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高出口档次和竞争力、争夺21世纪国际市场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进口贸易应积极鼓励引进有利于环境的技术与设备。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危险废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及动植物安全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此应建立中国的绿色壁垒体系,以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民和动植物健康安全,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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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差异化;品牌;产业升级
人民币升值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外贸、消费、投资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进出口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脚步有所加快,到9月13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至7.51,累计升值10.11%,不少外贸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避险手段而遭受重大损失。本文拟就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及相关对策谈谈笔者的看法。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有利有弊,总体来说,人民币年3%左右的小幅升值对中国外经贸整体发展的影响并不大,近两年的进出口增长形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的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出口结构的改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民币升值将激励出口企业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附加价值,而不是低价竞销占领市场。一些只靠低成本竞争,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可能因为人民币升值被挤出市场。
第二,有利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沿海地区投资成本升高以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会转向内陆城市和地区发展。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近年来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完全可以承接这种产业转移。而这又必将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经济增长。
第三,有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以人民币表示的我国稀缺的进口技术、设备、资本品及中间产品价格下降。在钢铁、石油等价格上涨10%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可以抵消这个上涨。消费者的实际财富和购买力因进口品价格下降而扩大。
第四,有利于加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成本下降,这使得他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走出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建立全球性的生产、营销网络。这有利于造就出中国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长虹、海尔近年来纷纷加大了在海外建厂的速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
第五,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压力。低价竞销和出口受到抑制,放慢出口,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弱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势头,减少一些贸易伙伴对我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攻击的借口,创造和保持更加平稳的贸易环境。
2.人民币升值对外经贸发展的负面效应
第一,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中国出口减少及相当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业陷入困境,严重影响我国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并进而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人民币升值将使外商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上升,在周边地区存在着引资竞争的形势下,这很可能导致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也会影响到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第三,人民币升值如果大幅升值,有可能断送某些领域的工业化,造成大量资金不合理外流,重蹈日元升值的覆辙。
第四,汇率波动幅度过大会造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投资者信心,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二、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企业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造纸、钢铁石化、航空、交通、电力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是一个重大利好。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因而将对进口替代性行业和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质量、品牌、技术含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将影响其市场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其盈利状况恶化。此类行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使老百姓分享更便宜的出国旅行和进口车、珠宝、手表、电子产品等高档消费品,这对上述高档消费品的进口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国内相关产品的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利空。对于那些使用了国外贷款来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如航空公司来说,人民币升值后债务由以外币计价折算成以人民币计价后将有所下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债还本付息的压力。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型行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出口价格的相对提高,意味着中国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而价格优势正是中国制造的真正生命力。另外,出口企业还会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而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工费用等生产成本增长故对出口贸易依存度大的行业的短期冲击将难以避免,尤其将严重影响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由于出口价格弹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行业出口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差异。我国的出口型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等行业。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依存度50%左右,且附加值低,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出口价格弹性较低,降价空间很小。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将大大削弱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下降3.19%、2.27%和6.18%。如果人民币升值3%,可能会抹平国内纺织服装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中国家电产品以低成本而在国际市场获得相对比较优势,出口已经成为拉动家电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故出口增长形势对家电行业的整体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币升值2%将造成家电出口中8%左右的利润损失,影响家电工业总产值增速下降3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口损失将超过20亿美元,工业总产值增速因此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对其他行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事实上,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7.3%,位于世界第三位,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的最高排名;即使是在升值影响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的出口上,2006年1-7月出口额为778.04亿美元,同比上涨23.92%。2006年8月海关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88亿美元,全年为1019亿美元。而当时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涨幅已经达到3.8%。这一数据说明,从人民币升值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疲软。
三、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政策和措施
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升。
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各项对外贸易,在WTO规则准许的范围内辅之以多种经济政策。如运用计划、税收、价格、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通过经济、法律、行政各种手段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例如,通过关税政策、配额政策,使应该受促进的产品出口得到更多的保护和鼓励,而应该抑制的产品(非必需品)的进口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利用WTO相关政策,在WTO协议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相关的产品出口补贴或者提高出口退税额以提高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弥补人民币升值所致的外贸行业收入的减少。从而达到既优化产品进出口结构,改善贸易收支,又达到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通货膨胀效应的目的。
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升值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人民币升值问题,加强汇率机制研究。企业要把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本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出口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
第二,出口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出口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
第四,出口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的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升值、出口价格优势弱化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我国很多企业缺乏长远品牌规划。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与世界品牌竞争的市场。企业要尽快提高出口产品档次,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走高端名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来给中国企业施压。从长远来看,中国制造业只有提高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到100元兑6美元,企业的竞争力将依然存在,就像目前的三星、索尼一样。
4.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5.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一般占到出口的30%~70%,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并且人民币升值以后,部分产品的料件进口价格已低于国内市场价格。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料件进口,外贸公司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6.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7.加快出口变现,减少应收账款占用。外贸企业出口成交后,要加速单据流转,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回笼有关出口单据,积极采取票据押汇、保理等方式,使在手票据及时结汇变现,力争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运用这种方式实现货款变现。企业要多开展出口回收快的业务,适当控制出口回收期限长的业务,同时,要加大应收外汇账款催收力度,缩短结汇期限,尽快回笼货款,减少在途资金占用。
8.增加外汇负债,平衡外汇收支。外贸企业要通过申请外汇贷款,将人民币贷款置换为外汇贷款,延缓进口付汇等方式,适当增加外汇负债,抵消外汇资产的贬值风险。要充分利用现汇账户,衔接好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减少结售汇之间的手续费支出。
9.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目前国内企业可以使用的汇率避险工具主要有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掉期交易、出口押汇、福费廷及结构性存款等。企业应充分了解这些业务的功能.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期望回报率对各种产品进行选择,注意选择合适的交易时机,通过外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10.采取更有利的结算方式和币种
(1)出口业务尽量采用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L/C或D/P,如果采用T/T方式结算的,应尽量提高预收款比例。而进口业务应尽量采用远期结算方式。
(2)逐步改变目前出口贸易中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币种,灵活选择其他非美元硬通货币种进行结算;而对于进口贸易,继续选择美元为结算币种,不失为比较明智的选择。
11.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向客户或供货商转嫁或共同分担汇兑损失风险。
(1)对于自营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出口报价,尽快加强与外商沟通,并做好与供货商的沟通,订立新的协议,在商业合同中,要考虑人民币升值的趋势。
(2)对于出口业务,改变按固定换汇成本结算的方式,应与委托方签订新的出口协议,明确按固定费率收取费,从而规避汇率风险。
12.政策上支持进口。在防范进口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开展进口业务,对冲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业务的不利影响。对于委托进口业务,在合约中,应明确按实际支付国外供货商货款的付款日的汇率与委托方结算,这样除了可获得费收益外,由于人民币升值,还可以获得因进口押汇而“推迟付汇”产生的汇兑收益。
13.综合运筹外汇现汇账户。衔接好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减少外汇资金占用,减少汇差损失和手续费开支。
另外还可运用和保险公司签定汇率风险保险合同等方法。面对人民币升值的新形势,外贸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选择地组合运用以上策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部门需加强宏观调控,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外贸企业则应主动面对挑战,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主动及时进行调整,把握机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进一步持续升值的预期下,稳步发展,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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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奇松.思考金融问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篇10
出口退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一种制度,其目的是鼓励本国产品的出口。其具体做法是国家认定某种产品是出口产品以后,将该产品出口前征收和国内税退还给出口商。由此,出口退税有三种情况:退税额大于征收额;退税额等于征收额;退税额少于征收额。三种情况对于出口产品的支持力度是不同的,第一种强度最大,第二种次之,第三种又次者。由于第一种情况是变相补贴,违背了WTO关于补贴的协议,因此常常受到进口国反对。而第二种、第三种情况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为了鼓励本国产品的出口,一直采取出口退税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行,对于增加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近期作出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决定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原先的出口税率偏高,国家的财政负担过重;二是出口退税率结构不合理,该高的不高,不高的高了。高的必须压下来,低的必须提上去,但压下来的比重比调上去的比重大。第三,也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国外的压力,不得不做做姿态。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出口退税与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关系。
假设某产品(A产品)的FOB价格为820元/件,按目前1美元兑换8.2元人民币计算,该产品用美元标价为100美元/件。假设销售一件的利润为82元人民币/件,国家出口退税率为10%(以FOB价),那么出口退税额应当为164元(82元+82元)。但现在国家降低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由原来的10%调低为5%,那么企业只能获得123元的利润(41元+82元)。若企业保持原来的利润水平,只能提价,由原来820元提高到861元。若汇率保持不变,则在国际市场上的标价为为105美元。105美元显然不如100美元元好卖。那么这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必然下降。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假设该产品的FOB价格不变,仍为820元人民币/件,在人民币没有升值的情况下,用美元标价为100美元。现在人民币升值5%,即1美元只能兑换7.81元人民币。则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标价为105美元。标价105美元的产品肯定不如标价100美元的产品好卖。
因此,我们可以把降低出口退税率看成是人民币的变相升值。这里有个条件,即企业获利额不变。如果企业降利的水平与国家降低的退税水平相同,那么就不存在刚才的问题。
但出口退税率降低毕竟与人民币升值是一回事,出口退税率降低与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关系后还有三点必须澄清:
一、就出口产品来讲,出口产品退税率的降低相当于人民币升值,但就进口产品来讲,则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关系到两个方面的问题,既影响出口也影响进口,而出口退税率降低只影响出口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影响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出口退税率降低。
二、就出口这一个方面来讲,出口退税率的降低与人民币升值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个产品有每个产品出口退税率标准,且退税的幅度不一致。而汇率的调整则会影响到所有产品,且所有产品受到的影响力度是相同的。
三、由于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同,地理方向不同,出口产品退税率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影响;而汇率的变动对所有出口国家的影响率是相同的。
故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出口退税率高低与人民币升值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系,但出口退税不等于人民币升值。
那么,中国为什么只做出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决定而不是采取人民币升值呢?这里面大有文章。
首先,出口退税率降低针对性,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出口结构与产品的地理方向确定降低的标准,这样针对性强。比如美中之间存在着贸易逆差。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家电产品的比重较大,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家电的出口退税率来缩小美中之间贸易逆差。
其次,出口退税率降低不影响中国的进口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