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化进程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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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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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郊区化

中外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异同

中外城市郊区化的共同点：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实施城市郊区化所带来的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其作用还基本相似。一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人口与城市空间环境关系的进一步和谐。二是，促进了中心区和郊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三是，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通过将原先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工业污染企业逐步向郊区转移，建立集中开发的工业园区，大大减少了市区的噪声、废气污染，提高了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质量。

中外城市郊区化的不同点：

首先，工业化条件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郊区化是在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时期，为了躲避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住在大城市内的一些高、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郊区，以寻求良好的居住环境。由于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大量使用和交通道路条件、郊区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又有力地推动了郊区化进程。我国的城市郊区化则主要基于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旧城改造和工业外迁等因素而产生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又加速了城市郊区化的步伐。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仍然存在。区域之间的各类要素流动具有较明显的非均衡性。大城市以及城市中心区域的吸引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城市郊区化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市场经济水平不同。我国城市郊区化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城市富有的高、中产阶级向郊区转移，而是相对那些并不富裕的工薪阶层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城市郊区化，是以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郊区化。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化是建立在城市交通没有明显改善，郊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较为落后的基础上，郊区的商业、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业与城市市区差距太大。同时又缺乏方便的城乡运输系统，不能满足长距离快速出行的要求，使大多数城市的郊区化只局限在近10公里以内发展。西方国家较普遍的是在离市中心20公里的远郊区，它们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高、中产阶级以私人轿车和高速公路为主的城市郊区化。

比如以美国城市郊区化进程为例：美国实施城市郊区化的有关政策中，影响较大的是州际高速公路计划、住房贷款政策和低价汽车政策。美国有了公路网和便宜汽车后，许多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导向，加快标准化住宅区和郊区多功能购物中心等设施的开发，导致城市人口大规模向外移动，市区不断向周边延伸，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城市郊区化的进程。

我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的战略设想

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加快推进城市郊区化进程。上海郊区农业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左右，国内有些省市gdp的比重超过30%。上海郊区城市化水平达47%，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农民的实际收入中，非农收入占到70%以上，240万农民劳动力中大约有170万从事二、三产业。上海郊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农用事业设施也较完备，正在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中心，市内三资企业总量达11000多家，目前市区的人才流、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大规模向郊区辐射，要充分发挥上海特大型城市的综合实力优势，在全国率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进程，营造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以上海为例，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情况，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郊区化进程，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主要工作：

第一，加快郊区交通网络建设。重点设施以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网为主干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沿着交通主干线，推进城市郊区化发展，尽快形成与上海特大型中心城市相适应的城市郊区化的城镇体系，即“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四级城镇网络体系。这些城镇要位于交通枢纽和交通要道上，高速公路的两侧，要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中心城镇，要在上海市市区周边逐步形成一批规划有序，环境优美，备具特色的现代化新城镇。

第二，高度重视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进的客观要求。要按照城市郊区化的客观要求，推进郊区三大产业之间、每一产业内部及产业布局空间等三个方面结构的演进。郊区要实施“二三一”产业发展方针，继续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企业，集中进行工业化建设。以产业为依托，加快人口和产业的集聚，鼓励郊区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向周边城镇第三产业推进。郊区第一产业要努力为市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加快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

第三，积极鼓励在郊区建房买房。对在郊区建房买房实行低息贷款政策，在市区购房维持原有利率不变。只有实行银行贷款鼓励政策，使人们在郊区有了住的地方后，才能使市区中心人口大量向郊区转移。为了适应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要坚持有序扩散，因势利导原则，严格控制中心城区高强度开发，优化人口空间分布。引导中心城区居民和外来迁徙人口向郊区新城镇转移。坚持人口向城镇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方针，通过郊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化产业转移，使郊区周边城镇成为上海市人口的主要载体。

第四，加快郊区社会发展。要高度重视郊区社会事业发展，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使郊区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城市享受同等水平。全面完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大郊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把教育工作放到郊区工作的重要位置，全面提高郊区劳动者的素质，使广大农民加快完成向新型农民的转换。鼓励在郊区进行大专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及研发中心的建设，激励师生就地创办科技型企业，提升郊区产业的科技水平。按照城市型社区的发展目标来规划郊区发展，努力建设城市化转型的乡村杜区，使郊区农村社会发展能够适应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五，重视生态平衡。郊区的生态环境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努力使上海郊区成为调节城市生态平衡的区域。要把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作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要彻底改变忽视和疏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倾向，按照建设一流生态城市的要求，将中心城区与整个郊区的生态环境统一纳入一个大系统中考虑。要根据城市规模与原有绿地基础、气侯、土地、地理等因素，综合考虑生态绿地布局，建立城市、乡镇与农田相互协调的生态环境体系。上海郊区应该形成以湿地、绿地和环保产业为依托的水净、土净、气净的大都市生态环境。通过增绿造林，发展生态农业，优化城乡生态环境。重视废气、废水、固定废弃物的综合处理，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率。

第六，取消私车牌照费，鼓励汽车进入家庭。上海为缓解城市交通难，从2000年起实行无底价拍卖私车牌照，今年中标价已突破4万元，4年来共拍卖11万余张。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有利有弊。总的来看，产生了以下负面效应：一是抑制了汽车消费热情。尽管上海市民的消费能级位于全国前列，但是上海的汽车销售只相当于中西部城市的水平，特别是低价位的经济型轿车更是业绩惨淡。经济型轿车悦达起亚、千里马在上海的销量大约千辆，与其在重庆市的销售基本相当。不断上涨的私车牌照价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这限制了汽车的普及，增加了汽车进入家庭的困难。二是产生了异地上牌照现象，造成上海税费流失。以10万元价位的汽车为例，每辆车一年要流失1.2万元左右的税费。大量外地牌照的汽车由上海人在市区使用，上海交通容量没有减少，交通管理的难度却大大增加。三是汽车不能进入家庭，由于缺乏交通工具，使市区人口向郊区转移受到阻碍。推进城市郊区化，鼓励、发展和普及经济型低价位轿车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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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环保问题解决方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及科技需求城市化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引导下的发展战略。在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的推动作用之下，城市数量及城市规模将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增藏区是，由此也导致环境保护及治理工作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很明显，造成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环保问题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化聚集效益的显著性与生态环境承载作用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突出；②.较大的资源需求量与资源利用不合理之间的矛盾突出；③.政府政策执行方向存在一定偏向性的问题，由此导致了包括空气污染、水质污染以及垃圾污染在内的诸多环境问题进一步滋生与蔓延，有待解决。本文试针对以上问题做详细分析与说明。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环保问题分析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空气污染问题分析：空气污染是城市化进程过度膨胀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超负荷运转的最终产物。对于我国而言，整个国家的空气质量污染水平始终维持在较高等级，并且较发达地区（东南部沿海）以及工业化地区（东北地区）的空气质量污染水平所处等级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地区。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水质污染问题分析：城市化进程过度膨胀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超负荷运转不仅仅导致了可利用水资源的大范围减少，同时还使得水资源污染问题尤为严重。城市建设过程中地下水的大量开采势必会导致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严重的水质恶化问题尤为突出。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垃圾污染问题分析：城市化进程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带动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大量的资源消耗势必也导致了城市垃圾总量的持续激增。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及废旧物资在内的城市垃圾污染与现阶段的城市垃圾处理相适应，由此导致垃圾污染问题不断凸显。

二、环保问题的解决方法分析

（一）政府应当认知并积极引导城市化、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无可厚非的一点是：城市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均是生产力发展状态下社会进步的最关键表现，但并非和谐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与主旨，和谐社会的发展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的有效性与完整性。存在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首先，城市化建设与现代经济发展不得以生态自然环境任何形式及任何部位的牺牲为代价。城市化进程中的建设规划应当以长远发展眼光来看，从政府引导角度入手，积极推进绿色环保经济与生态城市建设；②.城市化进程应当坚持适度化原则，经济增长速度应当充分衡量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发展速度适当放缓，在此基础之上注重环境保护作业力度。

（二）依照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实际需求，加大环保基础性设施投入力度：环保基础性设施的投入应当以多元化筹资方式为主体，有效拓宽社会发展资金的筹措渠道，实现民间投资行为与政府举债行为的优化建设，将其应用于环保基础性设施的购入当中，以此种方式为环境保护提供实施基础与载体。

（三）加速城乡一体化植被保护及绿地建设作业：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大面积的绿化活动能够发挥其相对于城市环境改善的关键意义，借助于绿地建设与植被保护作业，相应区域的水土涵养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在确保生态发展平衡关系稳定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城市化境的改善目的。与此同时，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当中还应当重视对河道的综合治理与保护，保护河堤、净化水体以及河岸绿化均不失为有效的实施方式。

（四）针对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应当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针对传统产业予以合理改造及升级，着眼于传统产业科技含量的提升，重点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①.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变；②.实现由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的转变；③.实现由附加产值低向附加产值高的转变。

三、结束语

就我国而言，基于“十一五”期间城市化建设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十二五”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社会优化速度是最为显著的，这种发展的显著性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及工业发展速度，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需要引起各方工作人员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借助于本文所阐述的几个方面解决方法，合理控制城市进程中的各类环境问题，确保环境保护作业的有效性与及时性是尤为关键的，以上问题需要引起各方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1] 徐海贤.邹军.在高速增长中寻求健康发展——江苏城市化的理性选择. [J].城市规划.2007.（03）.35-39.

[2] 张文龙.邓伟根.余锦龙等.城市化与产业生态化耦合发展的PSR机理与政策研究. [J].广西社会科学.2012.（0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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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报业　数字化　版权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示码A

近期，美国百年老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将从今年4月起终止目前的每日印刷版，转而在网络上进行每天新闻的更新。虽然该案例的出现有其内部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是不可否认，报业数字化已经成为了全球报纸发展的大趋势。

一、日益凸显的版权问题

1　报业的数字化进程

所谓报业数字化，即报纸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兴互联网媒体的结合，由过去的纸媒营销借助信息化工具逐步转向数字化营销。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在采编、印刷以及发行等层面的数字化改造，更是突破了传统的纸质媒介，使新闻内容在整个网络环境中得以共享，从而产生全新意义上的数字报刊。

目前，几乎所有的纸质报刊都拥有自己的新闻网站。有些仅仅是将母体报纸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网络上。方便在线用户浏览。而另一些则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互联网这一平台，有效地实现了报网互动。除此之外，类似于手机报、网络电视等数字媒介也紧随其后，迅速成长。

2　版权保护势在必行

虽然各种形式的数字报刊繁荣发展，但是绝大多数的媒介公司却仅仅把“数字化”当作是对传统报刊的一种点缀或补充，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对于很多媒介公司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只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潮流的变革，而数字报刊也只是作为传统报刊的附属品或是辅助宣传工具得以存在。由于缺少对整个竞争环境的洞察，新闻资源被贸然地搬上了数字平台，这一举措换来的并不是新闻网站本身的蓬勃发展，而是其他商业网站的高歌猛进。

应当说，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几乎同时起步，但是两者的境遇却大相径庭，这其中自然有其自身运营模式的限制。商业网站从一开始就是按市场化、企业化运作的。而新闻网站则大多靠回报或是政府支助，存在着先天的体制惰性。除了这点差别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商业网站之所以红火，归根到底依靠的还是海量的新闻内容，“内容为王”是各数字媒体制胜的关键法宝。而纵览目前的局面，绝大多数的商业网站都是通过大量转载传统媒体数字版的消息得以维生，他们几乎是零成本地占用传统媒介的新闻资源，并且依靠自身的市场化运作和商业化包装一举战胜名不见经传的纯新闻网站，统领天下。虽然有些知名的商业网站也会象征性地支付转载费用，但这仅仅是冰山的一个小角，更有成千上万的商业网站免费地蚕食着传统报业的新闻资源。而对于传统报业来讲，在他们还没有能力完全保护自己版权的情况下便纷纷将新闻内容公布于数字平台之上，实际上也是毁掉了自己立足的根基。

二、《数码版权千禧法案》与《版权指令》对中国版权保护的借鉴意义

1　西方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法律与技术互动

毫无疑问，新兴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版权侵害行为日益滋长。如何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无论是对全球各领域的数字化运作还是对报刊数字化的转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针对这样的局面，国际组织和政府都采取了立法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最重要的立法项目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协定》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音响制品协定》，它们为《数码版权千禧法案》和欧共体的《版权指令》建立了一个框架。纵观这些法案，最为核心的一种观念即是法律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西方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只有技术手段才能最终解决由技术所引发的侵权行为。所谓技术手段通常是指允许信息提供者以数字形式控制对他们作品的存取。它们可以仅仅被用作收集合成数字作品信息的手段，也可以用作限制或阻碍信息存取的手段。这些技术手段包括加密、乱序、作品内容转换的其他方式、或复制控制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特殊而具体的技术手段对数码作品形成保护，使其不会因为一些常规的技术操作而完全被占用。这种措施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制止了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从这点上讲，技术保护手段比任何法律都能更有效地控制对具有版权作品的获取。但是技术同样也有相反的一面，存在一些借技术以规避这些保护的方法。新技术的产生以及被破解就如同一场永远没有尽头的博弈，在意图侵占作品和保护作品的双方形成对抗。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出现就能够防止这种现象大面积的发生。诸如《数码版权千禧法案》或是版权指令，都试图通过认定规避行为属于非法而重新强化技术保护措施的应用。而这正是法律能起到作用的地方。

2　“他山之石”对中国在版权保护方面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西方的成功经验，主要还是想让中国在数字化进程中吸取国外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经验。就目前的中国来看，虽然报业数字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却无人问津。在版权保护方面，无论是法律还是技术上都没有达到西方的水平，亦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1)尽快完备适合当下形势的法律条款

纵观中国现行的法律，虽然对于著作和版权的保护有一定的涉及，但是其内容往往不够完备、界定不够清晰、有些甚至已经跟不上目前的发展形势，因此，这些法律条款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或是打击盗版和侵权行为的发生。

《著作权法》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在版权问题上最权威的一部法律，但是该法案的颁布实施早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盛行。互联网的崛起为大众传播开拓了新的空间，但也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环境。如果说原来各个媒体之间在现有《著作权法》环境下相互转载新闻并没有引发多少纠纷和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处在内容生产者的平等地位上，但现在网络媒体纯粹作为内容的消费者而不是内容的生产者却参与大众传播，实际上是“信息懒汉”的不劳而获行为。也可以说，《著作权法》的适用性随着网络的出现而受到了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媒体之间都纷纷出台各种暂行条例和媒介公约，希望通过这些规定规范网络版权非法占用的行为。最主要的一些条例包括2000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颁布的《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2001年4月国内23家网络媒体通过第一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签订的《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以及在2002年的第二届论坛上112家网站所通过的《保护网络作品权利信息公约》。这些公约都是根据《暂行条例》这一部门规章而确立的，其宗旨基本是呼吁全社会尊重网上的信息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相关侵权行为。对于侵权行为，公约单位将共同行动，联合抵制。但从其性质上来看，它们仍然只是签字单位之间的一个内部协议。该内部协议不具有法律的普遍的约束力，其中的条款只能约束各方当事人，而不能约束协议以外的主体。因此，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十分有必要从立法的角度明确阐释或进一步修正版权法中的一些不适应当前形势的条款，从而更好地保护劳动者们的知识产权和新闻作品的版权。

2　重视技术保护手段的运用

目前，虽然几乎每个新闻网站都有禁止转载的警告，但各种商业网站却依然我行我素地占用着传统媒体的新闻资源。那么，为什么传统新闻媒体拥有自己的新闻网站却还要被其他网站无偿地占用新闻资源呢?关于这点，除了缺乏有力的法律武器之外，还因为没有可靠的在线版权保护技术。因此，即使你不同意将你的网上新闻提供给别人，也无法限制别人利用各种网络技术使用你的新闻。在这点上，西方的经验便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技术上的问题还要依靠更强大的技术手段得以解决，一方面进行反复制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通过法律制止更进一步的技术规避行为，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做法正是我国当前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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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的关联性

出版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出版资源是指构成出版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狭义的出版资源仅指与图书的编辑加工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信息和选题资源，本文所论及的出版资源均指广义的出版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把出版资源配置界定为“在出版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出版企业之间和出版企业内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组合以期最大的产出”。我们之所以关注出版资源的配置问题，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对出版业发展的约束。

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从宏观层面分析，资源配置可区分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次。资源的初始配置是指在某一时期内，社会的各种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分配：继初始配置之后，各种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形成资源的再配置。一般说来，某一时期内资源的初始配置形成该时期的产业结构，而资源的再配置则会调整后期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分别是由资源的初始配置和再配置决定的。①

从微观层面分析，各出版资源要素是出版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出版人力资源构成了出版业中的从业人员队伍，他们充当着实施者的角色，以保证出版活动的有效实施和顺利完成。出版选题资源是出版活动的“灵魂”，为各种出版物的最终形成提供实质性内容。出版资本资源是出版经济活动的“血液”，资本的有效运行，促进出版业的良性循环。可见出版资源是开展出版活动的基本条件。另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同时期出版资源配置状况直接决定着当时出版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结构，因此出版产业的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的配置问题。

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出版产业并非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局面，它也反作用于出版资源的配置。首先出版业为出版资源的生存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大的环境，如果脱离了出版业，出版资源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规模与结构也会影响出版资源的配置水平与配置结构，出版资源的配置总是与一定时期出版业总体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因此，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从根本上讲，依赖于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

二、出版资源配置的现状及影响

随着出版业市场化、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出版资源的配置问题日益凸显。但由于历史原因的长期影响，目前我国出版资源的配置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出版资源拥有量并不富裕。尽管我国是出版大国，年出书品种达十几万种，居世界首位，但我国并不是“出版强国”，无论原材料、高新出版技术还是人才智力资源，在总量与人均占有量方面均难以同发达国家相比。2.出版资源配置很不合理。“出书滥”与“出书难”的状况同时并存，低水平印制能力过剩与高水平印制能力不足相伴而生，出版膨胀与发行滞后反差显著。②3.出版资源严重浪费。书、报、刊出版单位过多过滥，低水平重复出版大量存在，还有为数众多、质量平庸的内部报刊，构成了庞大的“隐形”损耗。4.出版资源意识薄弱。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国家专营的特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人们的资源忧患意识，导致图书选题互相撞车，出版资源严重浪费。

当然出现上述诸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出版产业自身的影响因素却是最主要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出版供需总量失衡。据统计（1980年以来我国印刷出版物实物消费情况表），③我国最近10年人均购书量一直在原地徘徊，而这期间，书报刊的品种仍然呈快速增长态势，这样当供过于求时，必然会导致总产品价值实现的困难，从而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

二是旧体制的制约。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单位的垄断性和出版专业分工所形成的无形“壁垒”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导致出版单位重复建设，削弱了市场竞争，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缺乏动力，生产要素不能实现优化组合，致使平庸出版物得以大量滋生繁衍，优胜劣汰难以实现，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出版资源的浪费。

三是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即指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低度化。④同构化是指地域结构的高度相似性，全国各省市基本都拥有自己的人民社、少儿社、教育社、科技社等，彼此名称、性质、出书结构都高度趋同。低度化是指低水平重复建设，比如出版集约化程度过低，原有行业分工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书、报、刊等相关出版门类互不兼容，以致许多出版单位难以具备人才、资金和技术上的综合优势，难以发挥出应有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降低了出版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四是出版主体的素质缺陷。不少出版单位在市场机制转轨过程中，尚未真正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缺乏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特色产品，有的仍然热衷于追求“泡沫文化”、“分散承包”，忽视决策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认识到出版资源配置中现存的主要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以保证我们今后努力的正确方向。“优化”一词描述的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出版资源优化配置是出版资源配置最理想的运行状态，目的在于减少配置成本，提高出版资源的使用效益。

1.通过资源的倾斜配置，调整出版业的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区域结构。通过对出版、印刷、发行三大部门利润的合理分割，调整出版资源在三者之间的合理配置：调整教材在出版总量和利润总量中比例过高的产品结构，实现出版物内容丰富多彩、服务对象多层次、品种多样化的新格局；根据区域资源优势合理配置出版资源，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打破地区性的贸易壁垒，引导出版资源的跨地区流动，在全国形成若干个能辐射区域市场的出版发行中心。

2.提高出版资源在出版产业组织配置上的集中程度，培育若干个超大型的出版组织。若干个超大型出版组织的形成，主要是通过联合与兼并形式来盘活存量资产，引导出版资源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流动与重组，实现出版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出版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出版产业的经济能力和经济实力。

3.增强出版业多媒体综合经营能力。其核心是：打破以往出版媒体间互相割裂的格局，把传统印刷型媒体与广播、电视、电影、音像、电子媒体结合起来，力图使出版资源多次开发，合力经营，有效实现出版资源在多种媒体间的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挖掘出版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多种媒体互动发展的综合效应。

四、优化出版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出版产业自身的缺陷，导致出版资源的配置存在一系列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依赖于我国出版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从问题入手，结合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具体目标，我们似乎可以探索出优化出版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1.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对出版产业的宏观调控，是出版产业化的要求，也是出版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出版业的产业化，既要求出版企业摆脱行政附属机构的地位，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出版企业也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健康有序地发展。长期以来出版企业政企不分，严重违背了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造成效率损失、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经济运行的不良循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即由过去的以微观管理为主，转变为以宏观管理为主；以实物性管理为主，转变为以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为主；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由政府行政机构配置资源为主，转变为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从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出版产业自身发展的经济规律相适应。⑤

政府对出版的宏观调控，是由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功能性缺陷以及出版产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调节资源配置起着全面的、主要的和基础性的作用，但单纯的市场调节只能解决微观平衡，对宏观平衡却显得无能为力。出版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独立的经济产业，理所当然要纳入国家宏观调控之内。另外，由于出版业关系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舆论的导向，国家加强对出版产业的宏观调控，较之一般经济产业显得更为重要。

2.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版业的产业化、集约化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产业结构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大影响。出版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应加大出版业的产业化、集约化程度，以克服出版资源的地区垄断与总量失衡，形成统一、活跃、有序的全国图书大市场。

由于我国的出版业政策，在出版单位的构成及数量发展上，形成各地均衡发展和“区域贸易壁垒”，造成出版资源总量失衡、图书重复出版及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从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看，必须打破目前均衡发展的局面，对原来重复建设，在人才、技术等方面不具备办社条件的出版社，应坚决予以淘汰，同时调整出版结构，鼓励以优势出版单位为核心的兼并联合，使出版资源向高素质、高效率的出版企业倾斜，走出版产业的集约化发展道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是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以大型出版企业为“母体”，采取联合、兼并、内部拓展等形式进行股份制改造，组建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出版企业集团，走集团化发展道路。

但在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时，要注意克服一种错误倾向。即以造大船、增加竞争力为名，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以出版社有形资产的“大”“小”，搞兼并联合。须知在知识经济中，企业竞争力和利润的第一决定因素，不是它有形资产的大小，而是企业中高技术的含量、管理水平的高低、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等无形资产的大小；在同等无形资产的条件下，出版业的兼并联合，增加有形资产会增大出版业的效益，有利于综合利用出版资源。然而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无形资产，盲目扩充有形资产，则会在资源的使用上造成更大的浪费和流失。⑥

3.积极参与国际出版活动，实现出版资源共享。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我国出版业面临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机遇与挑战。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出版资源的共享已成为现实，我们应加大版权贸易工作的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出版活动。

目前，我国出版业对外交往与日俱增，版权贸易逐年增长，出版物出口也不断增加。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据国家版权局统计，2000年我国引进版权7343项，输出版权638项，⑦这与我国的出版大国地位是不相称的。同时也说明，我国的出版物出口潜力很大，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注重抓好外向图书的生产与版权引进，加强与世界出版业的交流，加快我国出版业与世界出版业接轨的步伐，把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进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同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多出优秀作品，并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开发利用好国内外两种出版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不断开拓与国际出版业交流、合作的新领域，要有计划、有目的地为海外市场策划、制作一批选题，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入国际市场。

从产业自身来看，影响版权贸易的几个制约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缺乏既懂外语，又懂出版的外贸人才，缺乏世界版权贸易的信息，并且中国的版权机构的“水平”和“能力”也有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图书的选题开发、版权贸易人才、版权机构设置等方面下工夫，这也是调整出版结构的一个努力方向。

4.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高出版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力。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以信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正迎面而来，知识经济浪潮的来临对出版业来说，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出版业是高信息产业，由于世界范围的“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来临，出版业将迎来一个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出版业又是一个长期受计划经济影响的传统产业。就结构而言，它的知识含量不高，尚缺乏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与手段，特别是高新技术的运用不够。表现在生产领域，出版业的技术含量不高，直接影响到出版产业效益的实现。为此，首先要以加大科技投入优化产业结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用高新技术开发新的项目，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其次是运用高新技术优化产品结构，掌握以磁、光、电为特征的多媒体技术，实现从单一纸介质出版物向纸介质出版物与多媒体出版物并存、互通、互补、互动的转变，打破以往媒体间的相互割裂，使出版企业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体，从一业为主转变为多元经营，并形成出版资源多次开发、合力经营的格局，实现多种媒体互动发展的综合效应。最后是在优化资本结构方面，以资产重组为契机，直接与高新技术产业联姻。这样做，既扩大了出版业的高新技术含量，又利用资本市场的筹资功能，改善了资本结构，并直接产生效益。

5.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迅猛，并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资源、资本的数量和增量，而且直接依赖于技术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应用，21世纪的经济将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现代出版业也只有和现代高新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出版从业人员的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出版人力资源质与量的水平决定了出版产业化的进程，这也决定了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出版人力资源在今后出版产业化和出版市场国内外竞争中的突出地位与作用。

目前，我国出版业人才结构缺陷突出，一是缺少懂经济、会经营、善管理的人才；二是缺少既懂出版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现代高科技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必须加紧开展对出版从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岗位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应继续坚持，同时也不妨送出去、请进来，提高出版人才的综合素质，从而加快出版产业化进程，迅速增强出版产业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①何大安：《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当代经济科学》，1994(5)

②方：《出版资源也需优化配置》，《出版发行研究》，1997(4)

③罗紫初：《出版学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

④封延阳：《建立适度开放的出版产业体系》，《出版广角》，2002(4)

⑤龚莉：《中国出版业产业化初探》，《中国出版》，1998(6)

篇6

论文摘要：随着金融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金融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正确地认识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和风险，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如果只看重其利益而忽视其风险防范，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在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创新日趋活跃的今天，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断加强，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化解风险的关键是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有效地规避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益处。

金融全球化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难以独善其身。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冲击，给各国政府再次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业务合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自身金融体系不健全从而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显得脆弱，所受到的影响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风险防范与监管就成为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一、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凸显的风险分析

1978年以前我国的金融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国际化状态。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之后我国开始建立起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行业为支柱的金融产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提高了各国政府协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共识。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近年发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环境变化时就有可能被放大并产生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银行业

我国银行业遵循审慎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地对外开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原因，我国银行业存在着特殊的问题。

1、信贷质量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信贷质量恶化。这些不良贷款的增长，在银行发生信用问题时风险有可能被放大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银行业的持续发展导致银行业进入一种表面繁荣，在这种表面繁荣之下实际上隐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价虚高，房地产泡沫不断膨大，房屋空置率超过国际警戒线并有继续扩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给银行造成大量坏账。所以，国家必须投入大量精力去处置银行信贷质量，否则银行业就极有可能发生危机。

2、资金来源单一，资金缺口大

我国银行资金来源主要以单位和居民存款为主，其中尤以居民储蓄存款为主。由于目前银行大部分为国家所有，在有国家信誉做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没有存款方面的顾虑。尽管如此，基层单位却依旧出现资金供给小于资金需求的现象，放贷方面普遍存在着盲目放贷、违规放贷的问题。

3、资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银行资本金率长期与此相差甚远。与此同时，风险权重资产也非常之高，其抗风险能力可想而知。高风险、低资本的现状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方面的问题。

4、内部监控机制薄弱

我国银行业依旧缺乏良好的权力监管机制，业务流程不科学，监督不力，表现在对操作风险认识不足、风险防范意识差、组织结构设计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监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按理应是内部控制机制更为严格的部门，但屡屡发生的内部监守自盗问题，说明现有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银行业的内部监控机制，对银行业来说已是迫在眉睫。

(二)证券业

我国证券业自1992年以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我国股市自建立起就遗留下很多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国股市很难摆脱政策市和暴涨暴跌的困境，这使得国内证券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减弱。

1、股市暴涨暴跌，股民投资心态不稳定

我国股票市场受政策影响很大，政策取向的变动在市场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过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获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场炒作中追涨杀跌的惯性很大。因此，沪、深两市自开市以来就表现为股价的暴涨暴跌，价格波动幅度巨大，这除了市场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态的不稳定和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

2、证券业融资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证券业融资都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极其有限。从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债券融资占到整个融资渠道的大部分。美国资本市场中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当年未偿还的债券额度都分别占到总量的50％以上。美国公司债券的筹资额度为同期股票筹资的3倍，成为美国公司主要的筹资渠道。由于这种筹资渠道不仅仅能吸取大额资金，而且能够传达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显示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市场信心，因此，美国公司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

3、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科学

我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而来，国有股占绝对比重，“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导致了我国公司特殊的委托问题——“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使银行债权约束表现出无效性，债权人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无法进行股权的治理。一旦出现国际股市的异常，“内部信息”相应放大，就会人为加大股市的不稳定性，引致垃圾股驱逐优良股的现象，从而降低股市的质量，增加股市的风险。

(三)保险业

我国保险行业自建立以来，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长速度，但作为新兴资本市场，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

1险公司的资产实力相对薄弱

与国外市场相比，中国的保险公司实力普遍比较弱。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开放，中资保险公司规模小的弱点日益凸显。

2、资金运用效率低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主要限于银行存款以及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这样的限制导致了我国保险资金大量囤积于国有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每一次利率的变动都会使保险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损失，降低了资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险公司缺乏有效监管

虽然我国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1997年颁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颁布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2000年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我国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在保险监管方面，我国1999年成立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比较迅速，而保险监管组织和制度建设相对落后，这就导致监管不到位。同时，保险业规模较大，细节繁琐，其内部监控也没有达到快捷有效的程度，这些缺陷的存在进一步加大了保险业的市场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1、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培育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能力、维持金融秩序、鼓励金融创新、加大监管力度的轨道上来。从我国国情看，国企改革和政府行为是与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造密切相关的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为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国企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者，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干预银行的贷款决策，不但加大了企业的依赖性，也使得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减小。目前，急需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进行治理，建立经营权、所有权和监督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使银行的市场化经营获得制度上的保证，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实现与政策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机制和严格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规避风险，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第二，积极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国有银行由于体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为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这一方面造成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缺失，另一方面使国有商业银行缺少体制外的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因此，积极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培育金融业竞争机制，已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举既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营造竞争的金融业体制环境，使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获得必要的压力和动力。第三，金融机构要适时调整贷款结构，关注那些具有国内市场需求前景，能够推动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大中型客户，在贷款规模上向它们倾斜。避免过度依赖外向型企业的传统习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分散转移能力，优化贷款结构。

2、加快金融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创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首先要修正过去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对金融创新所采取的单向驱动行为，代之以宏观间接调控机制，正确引导企业的金融创新冲动，控制金融创新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次要打造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选准创新的突破口，实行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组织创新，并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借鉴国外资本市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既符合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之路。我国金融机构之所以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与金融机构本身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不无关系。

3、加强金融机构风险资产价值计量和风险度量

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风险资产定价方法和定价工具，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及时计量，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风险资产定价体系。在风险度量方面，要大胆引进国外已经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改进，通过实际检验，逐步建立更科学、更符合我国自身特点的风险度量模型和工具，为决策者提供详尽的风险信息。

4、加强金融监管

第一，加强对金融业的内部约束。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系统，确立内部监控的检查评估机制、风险业务评价机制以及对内部违规行为的披露惩处机制，做到对问题早发现，早解决。建立严格的授权制度，各级金融机构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对相关业务进行处置，未经授权不能擅自越位。要实行分工控制制度，确保授权授信的科学有效性，建立对风险的分割控制。第二，进行金融业行业自律建设。要对所属成员定期进行检查，包括业务检查、财务检查和服务质量检查；要对成员经常性业务予以监督，包括对业务运作的监督指导，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违规行为的预防与处理。第三，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各种金融业务的运作。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要强化金融执法的力度，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市场交易和市场退出的相关法规，建设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第四，建立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重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确保银行的清偿力；提高呆账准备金比率，充实风险准备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国家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统一权限，协调行动，以便在危机发生时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完善援救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在整个宏观层面，应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国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实施对金融市场货币流量的监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预警标准，及时将有可能引致金融风险的信息传到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

(二)加强国际合作，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第一，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沟通，按巴塞尔要求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管，对不符合监管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要坚决予以阻止。第二，针对流进与流出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资本，建立相关的动态跟踪数据，与相关国家实现数据互换，使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为政府间多边监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据。第三，鉴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跟不上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步伐，我国应同有关国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职能的转换。加强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有效合作，扩大话语权，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面对此次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困境，加大对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以获取知情权和控制权。投资策略上应选择积极稳健的分散组合，以取长远效果。

篇7

摘要本篇论文根据我国1978年---2009年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运用平稳性检验的ADF检验方法、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提升、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对服务业的需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直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服务业发展协整检验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我国甚至全球的发展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中国城市化进程问题也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斯蒂格列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称为影响21世纪全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1]。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加就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逐渐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服务业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使其不仅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篇论文利用动态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以下一些问题：我国城市化与服务业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在长期内有怎样的动态作用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二、数据和模型建立

（一）数据选择及指标说明

为了检验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动态关系，本篇论文选取了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本篇论文采用了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城市化率。用URBA表示城市化水平。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本篇论文对其分别进行取对数表示。

（二）模型建立

本篇论文我先对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这两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并且，同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进行实证考察：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协整检验过程中，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判断两者的平稳性，然后运用协整检验，判断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1．平稳性检验的ADF检验方法

如果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则该序列就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为了使回归有意义，可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化，然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回归。

由于表1中的数据均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对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指数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检验这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是否存在谬误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常见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方法有以下四种：利用散点图进行平稳性判断、利用样本自相关函数进行平稳性判断、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本篇论文采用Eviews3.1 软件，运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差分序列的检验类型按相应原则来确定，用ADF检验来判断各序列是否具有单位根，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的表示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0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显然，由表1可以得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

指数这两个变量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0.812911，0.40974均小于临界值的绝对值，说明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两个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存在单位根。然后，继续对两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单整检验发现，我们会发现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值的绝对值3.910007，3.904365均大于临界值的检验值，因此这说明了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I（1）型平稳序列。

2．协整检验

经济理论指出，某些经济变量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意味着经济系统不存在破坏均衡的内在机制，如果变量在某时期受到干扰后偏离其长期均衡点，则均衡机制将会在下一期进行调整以使其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协整关系表达的就是两个线性增长量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篇论文对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两变量序列LNURBA、LNSERV 满足协整检验前提，因此可以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现在用两变量的Engle-Granger检验法（两步检验法）对LNSERV、LNURBA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第一步，用OLS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称为协整回归）：

计算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的非均衡误差，得到序列：

第二步，检验上述模型的残差项是否为平稳序列，即检验 t 是否是平稳序列。对上述协回归方程估计残差序列εt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统计量-2.000870的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5%，10%时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εt为平稳序列，这表明LNURBA与LNSERV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如表2所示：

注：检验形式（C，T，K）中的C、T和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括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0是指检验方程不包括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因此，根据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原理，以上所述的协整回归方程不仅揭示了城市化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程度，并且表明了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协整模型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发展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每变动1%，便会促使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增长3.354046%。

由表2-3可以看出残差项εt的ADF检验值的绝对值2.000870大于显著性水平10%，5%的临界值的绝对值。所以，这个协整回归方程具有现实意义。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利用我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的对数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分析，研究可从得出的结论中总结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扭曲是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且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双向引导用以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产业，广泛服务于生产与生活，同时也是城市经济辐射的载体与手段，并且也是支持农村发展的桥梁与通道。

第二，消除城市化壁垒、全面实现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制度革新以破除人口流迁中间环节以及城市的进入壁垒，增强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

第三，改善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环境。合理的、适当的城市规模体系能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舞台，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应该要有意识地去建设一批大城市，在相邻的大城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城市群或者都市圈，从而带动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发展与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1]季斌.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动态计量分析---以南京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7(11):128-131.

[2]Singelmann Joachim.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1920-1970.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Vol.83,No.5:1224-1234.

[3]Daniels P.W.,K.O'Connor,T.A.Hutton. The Planning Response to Urban Service Sector Growth: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Growth And Change.1991:3-26.

[4]Harris Nigel. Bombay In A Global Economy-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Role Of Cities .Cities.1995,Vol.12,No.3:17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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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小娟,李辉.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2004(1):4-15.

篇8

论文摘要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和工业化紧密关联，农业和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同时城市化又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从理论上分析城市化与农业发展及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为区域经济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空间的表现，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1农业与城市化的相互推动

农业为城市化提供了基础动力。在初期城市化进程主要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粮的多少，为城市提供多大的市场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又是城市化的基础，因此良好的农业基础在地区初期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是农业现代化惟一的选择。经济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品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才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农村工业化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财政保障；能为工商企业反哺农业创造条件；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拓展空间。曾经占我国工业产值“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起飞做出过关键性的贡献，应当说，这个伟大的创举已经启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实践表明，经济增长需要集聚状态，只有社会成员的活动集中才会降低生产成本，才会形成社会资源的集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是必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农村的城市化，对改变有效需求不足的顽症至关重要。因为规模巨大的农村市场由潜在转变为现实将促进我国几乎所有经济门类生产的再启动或全面提速，所以说，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是我国，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2城市化通过拉动市场扩张促进工业化进程

随着城市化的提高，促进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在如下方面形成新的市场张力，从而进一步拉动工业化进程。

（1）企业和人口的积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当这种需求量达到和超过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要求时，就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

（2）从事非农产品的人口随着企业的增加而积聚在城镇。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非农产品的效率高于农业，因而城镇居民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收入。这就意味着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积聚在城镇，城市化进程能够扩张工业市场的需求和生产资料市场的需求。从直接的消费品市场看，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以2006年为基数计算，就意味着增加1270万城镇人口，按照2006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平均差异计算，仅仅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就拉动消费品市场需求422.7亿元。从直接的生产资料市场看，当前我国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大约要增加城镇建设投资6亿元，1270万人进入城镇，那么将创造7620亿元的投资需求，用于交通、通讯、住宅、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城市建设，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3）完善城市耐用消费品使用条件，是城市化拉动工业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消费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生活必需品用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其市场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而非必需品则是当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而消费的产品，诸如各种家电、文化用品、汽车、旅游用品等。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0.5以下，大部分民众生活实现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时，非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会迅速地扩张。与生活必需品不同，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有赖于外部环境：洗衣机的使用依赖于良好的供排水系统，各种家电的使用都依赖于稳定而大容量的供电系统，汽车的使用依赖于道路系统等。早在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0.390和0.501，已进入非生活必需品的迅速扩张阶段，不断完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为非生活必需品提供良好的使用条件，是扩张非生活必需品市场的重要条件。对于已有的大中城市而言，主要是电网、交通通讯质量的提高。比如，在一些城市特别是老生活区，电压负荷低，无法使用空调，因此需要提高电压负荷能力。对于新建的城镇或新开发的城区，需要用新的生活消费标准去装备城市，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起点。只有这样，才能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形成对工业非生活必需品的有效市场需求。非生活必需品是重工业化的重要产业，它的发展是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加速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条件。

3加速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工业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是城镇居民提高生活质量，并进一步扩张非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也是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从工业现代化所需外部环境支持的角度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内容更为广泛，它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具体而言可分为如下五大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水道、管道、航空系统）、公共事业设施（如供排水、供电、管道煤气、绿化、环境保护等）、文化教育及科学研究系统（如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及推广等）、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如电讯、咨询、广告等）以及市场体系（如人才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如果说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设施现代化是传统工业化条件下产业现代化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文教科研系统、信息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产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条件。中国当前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为推进工业化而努力，在中国建立与国际大型企业集团相抗争的企业，就必须为其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而这一外部环境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市场机制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则是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包括联通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区域性基础设施）。从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则侧重于后者。与其他产业相比，大部分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效益低的特点。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大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调控并给予资金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且投资于基础设施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

从基础设施的产业属看，大部分属于第三产业，一部分属于第二产业。因此，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现代化的过程，也即广义的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城市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2个方面，它们相互依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统一体。也只有这样，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够真正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

同时，第三产业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到工业化后期，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对城市化的加速作用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行业，如金融、保险、科技、通讯业；商品流通要求有仓储、运输等服务，另外，一些新兴行业，如广告、咨询等服务以及公共事业等生产生活服务业为城市化不断推进起加速作用。

4参考文献

[1]宋栋.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荷）尼茨坎普.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李夕向，郝琳琳.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18）：264.

篇9

论文关键词：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逾越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表现与基本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严重的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腐败问题突出、社会冲突加剧、金融体系脆弱、民主乱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经济论文，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期刊网。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市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是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2.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经济论文，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3.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1.加快四个转变经济论文，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期刊网。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2.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并提高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和比例，增加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土地流转进行抵押、入股、融资，逐步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经济论文，使农民获得要素资本赋权；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门槛，引进竞争机制，通过控制价格和税收调节垄断企业利润率；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降低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通过结构性减税，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3.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4.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07

[4]常红晓.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中国离中等收入陷阱有多远.财新网-新世纪,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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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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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