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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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制度论文

篇1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Aliber,R.Z.(1988):TheForeignExchangeValueoftheUSDollar,StickyAssetPricesandCorporateFinancialDecisions,Mimeo,Chicago

2)Bergsten,C.Fred,Davanne,OliverandJacquet,Pierre(1999):TheCaseforJointManagementofExchangeRateFlexibilit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orkingPaper99-9,July

3)Bird,GrahamandRajan,S.Ramkishen(2001):Banks,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WorldEconomy,Vol.24,No.7,pp.889-910

4)Bruno,Michael(1995):Inflation,GrowthandMonetaryControl:Non-linearLessonsFromCrisisandRecovery,PaoloBaffiLecturesonMoneyandFinance,Rome:Bancad’Italia

5)Calvo,GuillermoandReinhart,M.Carmen(1999):WhenCapitalFlowsCometoaSuddenStop:ConsequencesandPolicyOption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ryland,June

6)Chang,RobertoandVelasco,Andres(1999):MonetaryandExchangeRatePolicywithImperfectFinancialMarkets,WorkingPaper,NewYorkUniversity,December

7)Diamond,DouglasandDybvig,Phil(1983):BankRuns,DepositInsurance,andLiquid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91(3),pp.401-419

8)Dornbusch,Rudiger,Fischer,StaleyandStarz,Richard(1998):Macroeconomics,7thEdition,IrwinMcGraw-Hill,pp.421

9)Edwards,Sebastian(1996):ExchangeRatesandthePoliticalEconomyofMacroeconomicDisciplin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9-63

10)EichengreenandArteta(2000):BankingCrisesinEmergingMarkets,EconomicJournal,110,pp.256-72

11)Fischer,Stanley(1981):SeigniorageandFixedExchangeRates:AnOptimalInflationTaxAnalysis,NBERWorkingPaperNo.783,October

12)Frankel,A.Jeffrey(1996):RecentExchange-RateExperienceandProposalsfor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3-58

13)Frankel.J.(2000):NoSingleCurrencyRegimeisRightforAllCountriesoratAllTimes,PrincetonEssay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215(InternationalFinanceSection,PrincetonUniversity,August)

14)Friedman,Milton(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5)Meershwam,D.(1989):InternationalCapitalImbalances:theDemiseofLocalFinancial

16)Boundaries,inO’brien,R.andDatta,T.,InternationalEconomicandFinancialMarkets,OUP,Oxford

17)Mundell,A.Robert(1997):CurrencyAreas,CommonCurrencies,andEMU,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No.2,1997,pp.214-16

18)Sachs,D.Jeffrey(1996):EconomicTransitionandtheExchangeRateReg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47-52

19)Svensson,LarsE.O.(1999):InflationTargetingasaMonetaryPolicyRul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June,43(3),pp.607-654

20)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篇2

关键词:汇率波动汇率制度双边实际汇率贸易引力模型

我国于1994年和2005年先后对人民币汇率体制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调整。本文将主要通过考查汇率政策目标是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来比较最近两次汇率制度改革的绩效。

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通过逐步放开对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汇率波动,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最终实行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使汇率制度形成机制更加灵活,更具市场化。下文将选取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影响作为检验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实证比较两次汇率制度下出口贸易对汇率波动反应的灵敏度,从而判断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否实现。

汇率波动程度影响出口贸易的文献回顾

关于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的文献较多,研究方法不一:一类研究用时间序列数据,将一国的总出口额对加权的汇率波动程度及其它影响出口的变量进行回归,另一类是使用一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构造一个贸易引力模型,研究汇率波动程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这里汇率的波动程度是指汇率波动的区间大小,反映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汇率的选择为名义汇率或实际有效汇率。比较而言,名义汇率有时不能恰当反映两种货币的真实价值,而双边实际汇率只涉及到两个国家,指一国与另一个国家间的外部实际汇率,是一对一的关系,能较好地排除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

以上不同方法的实证结果共分以下几类:其一,实证结果为显著负相关: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我国的研究者陈平、熊欣(2002)利用1990和1994两年度我国对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发现了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显著的负相关性,支持汇率波动不利于出口的理论,认为在中长期,人民币仍然需要实行管理浮动,维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并对放弃盯住美元的浮动汇率政策表示担忧。

其二,实证结果为显著正相关:YingQian和Panos.Varangis(1994)研究发现,汇率波动程度对瑞典、英国、荷兰的出口影响具有正面作用。Eleanor.Doyle(2001)考察了汇率波动程度如何影响爱尔兰对其重要贸易伙伴英国的出口,他们在分析汇率波动程度影响时,采用了GARCH模型、协整与误差修正理论。

其三,弱显著性方面,Sauer和Bohara(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汇率波动程度对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工业化国家来说影响很小或不存在。余珊萍(2005)通过对我国和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考察汇率波动对我国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序,发现2000至2003年名义汇率波动总体上对我国出口影响并不明显,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是有调整空间的,建议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政策。

由此可见,在研究汇率波动程度对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总体分析结果是“混合的”,结果很难统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实证分析过程中存在分析模型的差异、样本时间的差异和样本国家的差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多数研究者忽视了不同样本中汇率制度的不同或变化。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本文将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利用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面板数据,构造一个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程度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据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本文提出假设H0:汇率波动程度与出口贸易不相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差,汇率波动的区间较小。H1:汇率波动程度与出口贸易显著相关。此期间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强,汇率波动的区间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更加市场化。如果是正相关就说明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影响具有正面作用,如果是负相关就说明汇率波动将加大出口贸易市场风险和机遇。

(二)变量选择和模型设计

在此引用的变量有我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额EXi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t、主要贸易伙伴国内生产总值GDPit、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DISTi、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双边汇率波动程度EVit等变量,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方程如下:

lnEXit=β1+β2lnGDPCt+β3lnGDPit+β4lnDISTi+β5EVit+ui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选取1995-2004、2005-2007年两个样本区间进行对比分析,相关分析对象为我国的20个主要贸易伙伴(由于相关数据收集困难,未包括俄罗斯)。我国年度分国别和地区出口值来源于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理距离由北京同各国首都的垂直距离为例。我国与各国双边月度名义汇率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网站数据,据各国汇率对美元汇率换算得到双边汇率(直接标价法),汇率的波动程度由月度名义汇率方差根表示。2002年后我国同欧元区成员国(德国、意大利、法国、丹麦、西班牙和荷兰等)的双边汇率的波动程度同为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波动程度。

统计结果与分析

利用样本一1995-2004年期间200组数据估计得出以下回归模型估计式:

=7.131958+1.489758lnGDPCt+0.643902lnGDPit-1.010912lnDISTi-0.708374EVit

上式中汇率波动程度EVit的系数p值为0.2885,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它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结果证明了贸易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显著影响,同时该期的汇率波动程度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不显著。引入EVit的1期和2期滞后值,仍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加上可决系数R2=0.59697较小,故可认为实证结果支持H0,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差。

再利用样本二2005-2007年60组数据估计的回归模型估计式为:

=2.185757lnGDPCt+0.519325lnGDPit-0.625594lnDISTi-58.92514EVit

R2=0.612766

上式中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可决系数R2=0.612766,因此该期的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且显著的,对应的系数值为-58.92514。实证结果支持H1,即此期间对应的汇率制度灵活性强。

结论

总之,1994-2005年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期间,汇率制度的灵活性较弱。原因在于:人民币汇率由于1997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许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处于稳定的状态,从而在事实上与当初“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产生了某种偏离,成为“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IMF1999)。

另外人民银行控制汇率波动的政策较多:一是通过银行结售汇、外汇指定银行的头寸上线管理以及资本帐户的严格管理。二是通过向外汇指定银行提供基准汇率并要求其遵守浮动区间限制的方法,从操作层面上进一步控制人民币汇率过度浮动的可能性。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有义务对外汇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以便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期望的水平之上。比较而言,2005年7月起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更加灵活,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却对欧元和英镑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浮动弹性明显增强,波动的区间加大,进一步发挥了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加快了汇率市场化的进程,汇改结果较好地适应了既定的目标,绩效更明显。

篇3

论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实施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更始以来,人平易近币对美元一向呈单边升值的趋向,截至今朝已升值10%。基于此,对国有商业银行在人平易近币升值过程中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外汇成本面临贬值,资产与欠债的汇率风险敞口,人平易近币汇率浮动频率和区间加年夜,结售汇等中心营业的汇率风险加年夜等一些汇率风险进行了切磋。

从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起头了新一轮的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更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本、参考一篮子货泉进行调节、有打点的浮动汇率轨制,形成更富弹性的人平易近币汇率机制,人平易近币对美元今日升值2%,即l美元兑8.1l元人平易近币。截至2007年l1月2日,l美元对人平易近币7.4624元,人平易近币呈单边升值的趋向(见下图)。在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更始中,若何应对升值风险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升值风险首要默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有商业银行外汇成本金面临贬值风险

今朝,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成本金来历首要分为三类:一是在境外股票市场,经由过程公开刊行上市募集的外汇资金,好比建行、中行、工行在喷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筹资以外汇计价部门成本金,因为人平易近币升值会导致募集的外汇资金相对于人平易近币贬值,此为第一类风险;二是由境外计谋投资者认购的一部门股权形成的外汇成本金,因为国有商业银行在股改上市之前均引进了国外计谋投资者,国外计谋投资者参股时年夜部门股份都以美元计较的,如中国培植银行引进美洲银行25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公司l4.66亿美元,在人平易近币不竭升值的过程中,出格是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较年夜,这些外汇成本金会相对贬值,此为第二类风险;三是由国家经由过程外汇储蓄注资体例形成的外汇成本金。受到人平易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银行的外汇成本金折算成人平易近币成本数额也会发生变换,此为第三类风险。转贴于公文网

二、资产与欠债的汇率风险敞口

人平易近币汇率轨制的更始将会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外汇资产的头寸匹配和分歧币种搭配,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跟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竭成长,国内企业对外汇资金需求不竭上升,然而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来历并没有显著增添。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曩昔两年中,国内银行系统的外币营业贷存比一度高达90%12)上,反映出银行外汇资金供给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证外汇信贷营业的需要,多家银行向主管部门申请了以人平易近币资金采办外汇,并向客户发放外汇贷款。这样做虽然解决了外汇资金来历问题,可是也造成了银行外汇资产与人平易近币欠债之间的币种不匹配。当人平易近币呈现升值时,必然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汇率损失踪。

三、结售汇等中心营业的汇率风险

因为人平易近币汇率浮动频率和区问不竭加年夜,国有商业银行的结售汇等中问营业的汇率问题也逐渐闪现出来。按照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人平易近币兑美元汇率天天的波动幅度在千分之三以内。①今朝,国内银行人平易近币兑美元的牌价一般按照前一天人平易近银行的中心价确定,同时对前一天各分支机构结售汇的轧差头寸在市场中平盘。若是呈现市场平盘价低于对客户的结算价,银行就要承担其中的汇率损失踪。

四、人平易近币汇改后,汇率波动幅度扩年夜

人平易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施新的放置后,意味着汇率的波动幅度比曩昔扩年夜,变换频率加速,如上图所示,人平易近币在汇改之后,一向处于单边上升通道。是以会导致国内企业的外汇风险上升,会增添银行受损的可能性。汇率形成机制更始和汇率水平的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银行的敞口头寸,也会经由过程影响企业的财政状况(出格是出口类企业),而对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带来影响。汇率波动的频率提高后,银行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会增添,直接从事国际商业的企业会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盈亏升沉,这也就影响到银行盈利水平。

五、成立有用的风险打点和节制系统

国有商业银行曩昔持久在固定的汇率情形下经营,外汇风险意识普遍斗劲稀薄,有用的风险打点和节制系统有待成立,外汇风险打点现状不容乐不美观,相关的外汇风险打点的轨制、手艺、人员、系统等尚未履历过弹性汇率的磨练。同时,外汇风险的政策和轨范还有待进一步完美,执行力度有待增强。今朝,年夜部门国内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打点的政策和轨范离专业化的要求还有必然距离,良多出台轨制和政策还只是勾留在纸上,但在现实中实施不力,甚至根柢无人执行。如交行在业绩通知布告中就暗示:“人平易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更始法子实施后,因为缺乏市场化的避险工具,规避人平易近币汇率风险所采纳的法子有限,汇率风险将对本集团盈利造成必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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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给国际法带来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找到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企业为人类创造更高的生存标准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也广泛推行。但守则中存在的某些主观性问题,不仅使其效力大打折扣,也使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行为成为一种“时尚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更令人生疑。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国际认证国际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企业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明晰辩论,从70年代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从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守则化到目前正在推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演变,更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态度:由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人类的生存标准、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也决不可懈怠。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呼唤相应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国际法律文件,以敦促企业遵行相应的国际标准,尊重和维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和权益,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但由于“企业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不仅需要协调好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更需要关注并解决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给国际法带来的种种挑战。

一、企业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一)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

企业是社会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细胞”。关于企业的性质和本质,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主张,[2]但都不能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尝试建立并谋求发展的最根本动机。为此,企业需要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达到其运营目标,实现其经济功能。[3]然而,伴随其经济活动的还有些“副产品”,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消费者权益问题等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达成其经济功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其不仅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5]更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危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蔓延。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情况下,其矛头主要指向跨国企业经营和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它强调在市场体制下,跨国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益外,也应该考虑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国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担负与此相关的劳工、环境、消费者等社会问题的社会责任。

尽管存在着上述难题,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大有普及之势。这不仅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和广泛推行方面,更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问题上。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执行或认证,似乎已成为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效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

(一)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及其效力

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是企业向公众展示其担负相应社会责任的内容要求和具体承诺,目前尽管林林总总,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两方面:其一,应对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其二,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底线。

(二)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国际贸易或者说国际产品订单挂上了钩,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正变得炙手可热。但在认证中,必须弄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限性。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下由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普及而来的。但无论如何演变,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着重于“与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应该强调与企业运营和转贴于发展相关性的社会问题。任意扩大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会给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任意缩小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可能会使之流于形式,并对相关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该有的损害。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国际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被推行适用的社会责任守则各种各样,这些守则,都称其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所执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不一致,对于同时接受不同企业订单的某一特定企业来说,该以哪个守则为准?又该如何协调这些守则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都要求企业遵行相关国际条约所列的原则,但基于企业非国际(公)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企业如何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上述问题还不能解决以前,这些守则或“标准”的“国际性”,显然让人质疑。因此说,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应该仅仅是民间意义上的“国际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仅仅是商业伙伴之间的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问题。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与国际法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当今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不仅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而且也赋予了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质基础,[10]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国际标准化过程充满希望。然而,我们在“享受乐观”的同时,更要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给国际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是否具有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国际法是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法律,是名符其实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种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以国际社会的者“平等协作”为条件的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常常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弱法(weaklaw)。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法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12]

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内容,均建立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关规定和原则的基础上,而且从形式上看,均是较为确定的规范或者规则。尽管其中存在诸多的主观性,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压力,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对于接受相应守则的企业来说,该守则就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性质的拘束力。

(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下,企业能否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

法律主体关系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就当前看来,国际法的主体一般指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或者正常主体,能够直接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也能够直接承担国际法所要求的义务。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派生主体,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国家让渡的。在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中,企业还不被认为是国际(公)法的主体(但它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更是国内法的主体),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除了包含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外,主要地涉及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标准等,但基于企业非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为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能否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义务?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效力相关的可诉性问题。毋庸置疑,企业为了管理和运营需要,必然会设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规章制度,并且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强制性方法。但如果企业由此违反了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劳工权益、环境利益或者消费者权益,该国际标准能否作为对企业侵权行为提讼的法律依据?在诉讼中又如何协调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之间的效力关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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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

3.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无法使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斯旺提出以财政货币支出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运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然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法从对汇率政策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并与财政政策搭配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际来说,要保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以现阶段有效需求的扩大为基础,而这正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搭配,在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正如在第1点和第2点所述的那样,现行汇率制度的安排,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财政政策今后将逐步淡出,内部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形势严峻。

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不利于我国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当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具备之后,汇率制度将必然变为浮动汇率制,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王世文.郑海青.进一步开放经济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J].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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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 资本项目

一、引言

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关浮动汇率制度。在此之前,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但是,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这种保守的汇率制度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国内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不断优化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也造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对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求的一种扭曲,也不能有效地反映与调控经济。所以,我国应积极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

二、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

(一)传统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1.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简称M-F模型。该模型认为,没有资本流动的时候,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在资本流动有限的情况下,政策效应也基本上是有效的。而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下,固定汇率下的货币政策是无能为力的,浮动汇率下却相当有效。这个模型还提出“不可能三角”,即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2.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是一种经济地理的概念。在这个区域内,支付方式可能是单一的共同货币,也可能是几种可无限兑换的货币。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可以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来衡量,和本国贸易高度相关的行业确定为一个区域,采用固定汇率,其他相关性不大的区域采用浮动汇率。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新变化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加快,使得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本流动活跃,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全球性的金融活动,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学术界也对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展出几个有代表性的理论。

1.原罪论

经济学中的原罪是指一国货币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借贷,甚至不能在本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这就使企业面临要么借美元导致货币错配要么把短期借款用作长期的用途导致期限错配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原罪的存在使得政府和企业都不愿看到汇率波动,时间越久,汇率就越难以波动。

2.害怕浮动论

1999-2000年期间,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 A.Calvo教授和Carmen M.Reinhart教授提出了害怕浮动论。该理论提出一些国家虽然实行浮动汇率制,但是却基于一种恐惧,而把本国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变动范围内。这种恐惧多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产品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本币的升值会降低本国的竞争力。

3.中间汇率制度论

中间汇率制度论主要有钉住单一货币与钉住货币篮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来源于麦金农提出的“东亚美元本位论”。因为东亚各国经济增长大部分都是依赖贸易或直接投资,这种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更加适合东亚各国的发展。第二种观点是威廉姆森提出的。这种钉住货币篮子的制度对稳定双边汇率非常有效,可以消除大国间汇率波动对各国竞争力的影响,进而稳定贸易价格。

4.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

Eichengreen提出的中间汇率制度消失论又称为两极论或是角色论。这种观点提出,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之间的所有制度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它是以三元悖论为基础的,因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不能同时存在,只能实现两者。易纲与汤弦作为国内这方面的专家,曾经提出了一个关于“汇率制度角点解”的模型,他们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当世界各国趋向于资本完全流动之时,汇率制度角点将是唯一的稳定解。

三、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一)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取得的成效

1.人民币汇率已经趋近于均衡汇率

从2003年开始,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讨论就一直持续着,最初是日本希望人民币升值,提出人民币升值论,美国紧接着也希望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这样的方式达到其削弱巨额贸易赤字的目的。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来自于美日等国的压力,使得人民币汇率在汇改之后一直是对美元单边升值的。至今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0%,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均衡的区间。

2.宏观经济因素发生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顺差状态。人民币汇率升值给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基础,调节了国际收支顺差。在外汇储备方面,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与人民币的汇率政策是紧密相关的,导致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政策因素就是汇率制度。汇率的升值对减少外需依赖是有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有助于对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

(二)人民币汇率存在的问题

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缺乏灵活性

人民币汇改实施之后,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灵活性不够。我国实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本质上是参考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元所占比例偏高,其他货币只是起到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主要采用美元,美元是重要的国际货币,这样看来美元比例过大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外汇储备很容易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而缩水。另外,国际收支一直持续顺差,也使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压力之下。

2.央行过度干预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外汇市场失衡的情境之下,央行一般选择被动的去参与买卖,但是外汇储备以及国际收支面临的严峻问题已经使得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量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就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成本。目前,我国实行全面的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只能使用货币供应量来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另外,外汇储备来源于国际收支,它的增减已经成为影响基础货币投放和收缩的重要渠道,也因此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未来走向

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之后,我国为了防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暂时将汇率制度定为非正式的钉住美元的制度。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危机选择,帮助中国度过了金融危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复苏,这种汇率制度势必会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一项特殊的政策,迟早有一个退出的问题,浮动汇率制度才是我国最终的汇率制度选择。作为一个动态问题,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汇率制度的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会高度自由化与市场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才能适合发达经济国家的选择。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我国外汇市场以及均衡汇率的形成。当然,浮动汇率制度需要健全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展的经济为基础,所以在我国目前的发展条件下,不能盲目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应该渐进地改革,全面考虑经济发展的各项因素,朝更加市场化以及灵活化的方向改革。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政策建议

1.加强外汇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央行应该逐渐从参与者转变为监督者,让符合条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外汇市场,这样竞争机制才能真正起作用,市场才能反映真实的外汇供求状况,为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形成打下基础。

可以适当引入做市商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配套措施,活跃外汇市场的交易,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

2.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三元悖论表明: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在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度难以保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我国来说,可行的路径是在资本账目开放之前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我国会按照谨慎性原则,动态均衡原则,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

参考文献

[1]吴颖雯.论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研究[J].金融经济,2010(14):58-60.

[2]刘晓辉,郑庆茹.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与标准述评[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7(02):29-33.

[3]田文静.我国现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C].硕士毕业论文,2010.3.

篇7

论文摘要: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 市场 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 管理 的浮动汇率制度。随着我国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当前汇率制度对议价能力低、利润低、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中小企业来说,带来了很大影响。文章从当前汇率制度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入手,分析原因,寻找解决对策。

一、近期汇率的变动

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管理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方式的变动等相关问题所做的规定和安排。各国由于 政治 制度以及 经济 环境 不同,会面临不同的汇率安排和选择。比如盯住其他货币、爬行浮动、有管理的浮动、完全自由浮动等。

回顾过去的2007 年,人民币汇率在全球瞩目之中整体上呈现单边升值状态,中间价先后70多次改写汇改以来新高纪录。2007 年伊始,市场比较一致的预期是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5%左右。2008年,汇率已经连续突破了“7”的门槛。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速度加快、波动幅度变宽的特点。

二、中小企业的特点

目前,我国90%以上的出口企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利润低,一般在10%左右,有些甚至低于5%,这些企业手头外汇资金短缺,内部人才缺乏,在汇率避险中被一些 经济学 家称为“弱势群体”。

受不断加大的 国际贸易 摩擦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大规模洗牌已难以避免。以纺织类企业为例,对于大公司来说,如果本身的利润率较高,可能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幅度会小一些,同时如果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的占有率,则提价的话语权会高一些,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会略小。

但如果人民币升值3%的话,纺织行业出口可能会下降30%。在这当中,中小企业由于实力所限,产品的研发力量薄弱,产品无论在品种上还是质量上都不易实现升级换代,在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困难更大,因此很多依靠低附加值产品、低价竞争的中小企业将难逃倒闭的厄运。

因此,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在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风险管理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三、中小企业应对当前汇率变动的解决之路

(一)中小企业要从思想上重视汇率风险

在中国政府长期的汇率保护体制下,中小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比较薄弱,同时很多中小企业认为规避汇率风险的 成本 比较高,而一直都不重视汇率风险的规避。现在中小企业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在进出易中,考虑到付汇和售汇在近期和远期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选择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

(二)中小企业应选择一些 金融 工具对汇率风险进行规避。

1.合理使用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等风险管理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目前,中国人民 银行 规定各银行均可经营1年期汇率保值产品,并且该产品可进行多次展期,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开发1年期以上的远期汇率产品。随着我国 金融创新 的不断开展,应对汇率波动的金融产品将会越来越多。

远期结售汇的主要目的是“锁住”汇率,锁住 财务 成本 ,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由于短期的远期交易风险较小,可控性比较大,所以中小企业可以选择期限较短的远期交易来做尝试。

掉期交易是指境内机构或企业与 银行 在某一日即期卖出货币甲、买入货币乙的同时,卖出远期甲货币,买入远期乙货币,进行一前一后两次方向不同,数额相同的外币买卖交易。远期交易在人民币走势不明确的是后可以很好的防范汇率风险,比较适合进口与出口同时产生的企业,对单一做出口或者进口的公司来说风险比较大。

2.通过信用 管理 规避汇率风险。企业进行进出口业务结算的方法多种多样,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安全和及时的原则下,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防范汇率风险。

在出口收汇方面,应努力争取客户先支付一定比例的订金,当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尽量回避远期付款方式,多用即期信用证,争取早日收汇。当预期人民币贬值时,则可以多使用远期付款方式,例如多用远期/延期付款信用证、D/P远期或D/A结算方式。除此之外,企业可以在出口成交后,积极采取票据押汇、贴现和保理等方式出售单据,加速收回出口外汇,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对于进口付汇方面,应采取与出口相反的方法。适当增加外汇负债,将人民币贷款置换为外汇贷款,抵消外汇资产的贬值风险。

进行外汇 投资 ,增值保值。面对浮动的汇率,企业可以通过银行的企业理财产品,投资国外的政府债券、基金、外汇等 金融 产品。可以自主选择恰当的金融工具,如外汇买卖、远期利率协议等实现外汇资产保值盈利。很多企业由于收入和支出的币种、期间以及金额不匹配,其间隐藏的汇率风险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支付成本。因此,企业可以谨慎运用自己拥有的外汇资金,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资金的回报率。

3.中小企业应增强自身的实力来积极面对汇率变动等风险。目前中小企业出口产品设计的行业主要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一些传统的制造业和手 工业 ,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低成本来赢得 市场 ,其利润空间非常大,在国际市场依靠不段扩张产品的销售市场来增加销售数量提高自身的利润,企业不仅面对很大的汇率波动,而且还会引起 国际贸易 摩擦。因此,中小企业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通过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减少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净利润。同时企业应结合自己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情况,走产品差异化和品牌化的道路,这才是企业长期应对风险的根本。

此外,中小企业应该抓住人民币升值的机会,到海外投资办厂。为了回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中小企业将技术含量低的纯加工性质的生产程序转移到周边不发达的国家。同时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企业“联姻”的办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集群优势,分担风险。“走出去”不仅能很好的规避汇率风险,而且可以增加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扩大市场份额,较少贸易摩擦,使中小企业的经营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篇8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篇9

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增强。西方把目光聚焦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人民币汇率安排提出了多项法律上的指控。2010年秋,美国众议院更是以348比7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curreney reform for fair trade aet),这项针对人民币的法案付诸正式的立法程序,标志着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达到了一个新。

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法问题的研究,关系着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基,也是我国应对西方指控和行动的强大法律武器,因此,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韩龙教授从本世纪初之始即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经数载,坚持不懈,实为我国这一领域研究的开辟者和开拓者。在研究中,他主持了国家和教育部有关这一问题的课题,发表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在丰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问题》一书,近期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实乃有关人民币汇率国际法问题研究的甘霖之作。

纵观全书,其充满了开拓和创新,尤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西方对人民币汇率指责所突显的国际法问题为导引建构研究体系,研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应用价值。在此方面,作者取得了重要的研究建树。例如,作者经过深入考察,首次将西方对人民币汇率的指控归纳为国际货币法的指控和国际贸易法的指控,将其拟采取的行动渠道概括为单边渠道和多边渠道等。同时,作者鲜明地指出了这些指控和行动折射出的国际法问题和国际法研究的主要任务包括:国家货币主权及其限制问题,imf与wto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管辖归属和衡量依据,依据imf协定对人民币汇率的研究,依据wto相关协定对人民币汇率的研究,西方对人民币汇率径直采取国内法解决办法的合法性问题,我国的法律对策等。

第二,作者对人民币汇率所涉及国际法律制度及其新发展的研究具有开拓的性质,且作者将这些制度及其新发展应用于人民币汇率国际法问题的研究之中,做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论断。例如,作者对imf与wto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管辖关系首创性地提出了汇率问题基本上是imf专属的管辖领域,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如多种货币措施涉嫌汇率补贴时,wto具有管辖权的研究结论。又如,作者在我国首次深度地对牙买加体系的汇率制度进行系统考察和廓清,提出牙买加体系的汇率制度是有义务和监督的自由汇率制,并对2007年imf执行董事会《新决议》对汇率监督的发展进行了开辟性的挖掘。不止于此,作者还将牙买加体系运用到对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研究中,做出了根据牙买加体系无法或难以认定人民币汇率安排违背相关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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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义务的论断,同时还指出西方以我国外汇储备激增为由指责人民币汇率违背国际义务是缺乏牢靠标准及法律依据的。再如,对于当下热议的汇率补贴以及汇率倾销问题,作者在我国首次对人民币汇率是否构成汇率补贴或造成汇率倾销,依据wto规则进行了明辨,并对西方试图单边地通过国内法的办法解决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

第三,作者通过对西方对人民币汇率指控所突显的国际法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评判了西方对人民币汇率指控的是非曲直,为我国主动、可控和渐进地实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维护我国在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对策建议。作者认为我国应当力阻imf作出人民币汇率构成汇率操纵或汇率严重偏差的结论,力避wto作出人民币汇率补贴和汇率倾销的裁定。力挫美国通过国内法的办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企图,应发挥有关汇率的国际法制度的重要作用,为我国主动、可控和渐进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公平地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这些都具有重要的决策支持价值。

篇10

摘要: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的贬值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会刺激资本流入增加、加大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2005年7月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的间接浮动汇率体制转变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管制取消,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也逐步放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通过影响资本流入、改变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进口产品占国内需求比重的提升,导致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一、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各国的汇率制度呈多样化发展趋势,概括起来可分为浮动汇率和盯住汇率两大类。由于众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大国实行独立浮动汇率,盯住汇率制度--无论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抑或根据一组指数调整汇率,其名义汇率是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但从全球角度看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浮动汇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货币汇率发生波动,实行盯住汇率国家的名义汇率即使不变,但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也随之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的假定前提下,对盯住汇率安排下汇率贬值或货币价值低估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1997)。他们的分析结论是,币值低估会导致盯住汇率安排下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最终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变得贫穷,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具体传导过程是:

在初始均衡状态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这里M为货币供给,E为实际汇率,P为被盯住货币国家价格,Q为本国实际产出,V(I)为货币周转次数,I为本国利率,I为被盯住货币国家利率,W为国内私人部门金融财富,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国内生息资产,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生息资产。

在P、Q、V(I)不变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或实际汇率E提高会立即引致M增加,出现超额货币需求。私人部门为满足货币需求,只有出售外国生息资产B;而中央银行为维护新的汇率稳定,必须购买私人部门抛售的外国生息资产、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加又会导致本国价格的上涨。这一过程直到“货币供给按与货币贬值及由此导致的本国价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时”,才会结束。此时私人部门的超额货币需求得到满足,但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财富缩水,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

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的理论是在严格假定前提条件下的简单理论抽象,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结论自然与现实经济运行结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论模型的前提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事实上,多数国家或地区对资本流动均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国货币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别。(2)理论模型隐含的前提是市场迅速“出清”。事实上,即使资本能够完全自由流动,现实经济中市场“出清”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我们将汇率波动对产出影响、资本管制和央行调控能力等因素纳入模型考虑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改变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别为名义产出、消费、投资、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进口价值、进口数量、进口价格和政府资产。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重大改变,名义汇率的贬值最终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1)名义汇率的贬值首先将改变贸易条件,即降低出口价格、提高进口价格,刺激出口数量增加、减少进口数量,只要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出口价格的降幅、进口数量的降幅超过进口价格的升幅,本国产出将扩大。(2)贸易状况的改善将扩大贸易顺差,在资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银行为维护名义汇率稳定,必须购买贸易顺差增加引致的外汇供给,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形成超额货币供给。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国实行盯住美元、外汇和资本流动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国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经常项目外汇管制取消、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更为一致。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框架,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同样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