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国际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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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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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化使我国发展电子商务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力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既有许多有利条件，又有许多不利因素.必须因势利导，从适应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要求，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探索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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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优势

网站建设的专业化和网民要求的个性化使任何一个网站也不可能满足网民全方位，多层次的的个性化要求，都会遇到资源的空缺与内容的贫乏，因此，势必感受到融合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融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使市场开放度加大，贸易机会增多。给中国的商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展示自已形象的广阔空间和表现自已的平等舞台。 中国电子商务将很快地走向世界。 

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同时中国融入国际市场将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步伐。入世后，由于关税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取消，将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性贸易往来明显增多，这使得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成为必要。越来越多的企业注意到加入WTO对贸易和产业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认识到电子商务对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企业间的B2B电子商务将成为主流，它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市场动态，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入世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更多的厂商会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有大量的企业会介入到国际电子贸易领域。这也将直接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向国际化发展，而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而影响我国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2 经济全球化下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劣势和不足

目前，中国的网上书店、网上商城已开始营运，但要大规模地推行电子商务，至少在以下7个方面还存在障碍。

（1） 购物观念和方式陈旧，在中国，传统的购物习惯使“眼看、手摸、耳听、口尝”，公众普遍感到网上购物不直观、不安全。

（2）缺乏电子商务的商业大环境，目前，中国的商业活动基本上仍是手工作业，公众对商家的交易频率高但每笔交易额都很小，好像没有必要在网上交易。

（3）网络基础设施不够完备，电子商务的基础是商业电子化和金融电子化。目前，全国性的金融网还未形成，金融业自身的电子化还未实现，商业电子化又落后于金融电子化，制约了电子商务的生存、发展空间。 

（4）互联网的质量有待提高，推广电子商务的技术障碍主要表现于网络传输速度和可靠性上。现行的中国互联网的传输速度很低，常常出现网络拥塞现象，同时还存在多种不可靠因素，包括软件、线路、系统的不可靠。

（5）网上安全和保密亟待完善，在网上进行电子商务的询价、成交、签约，涉及许多商业秘密和公众隐私。

（6）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顺，现行的信息产业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经济烙印，过度集中和垄断制约了市场竞争，有碍电子商务在全社会的推广应用。资费过高仍然是广大公众享有电子商务的拦路虎。

（7）公众缺乏电子商务的知识和技能，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多数公众文化素质不高。现代通信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多数公众难以跟上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步伐。政府在推动电子商务中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3 经济全球化下加快发展我国电子商务的对策建议 

（1）加快基础性信息网络建设。 

中国电子商务要在发展中求规范、求质量。首先，中央和各地政府要尽快建设新一代的高速信息传递骨干网络和宽带高速计算机互联网，提高上网速度，降低上网费用，构建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信息化基础平台。在此基础上组建并完善标准化、广域型、基础性的商品订货系统、商品交易网络、商品信息系统等电子网络体系，使尽可能多的企业、商品和商务活动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其次，要制定实际措施鼓励企业加大信息技术升级和系统建设投入，尽快实现企业内部信息管理的电子化，为推动全社会电子商务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要积极研究、探索和创造传统产业、企业和产品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新形式和新途径，把我国电子商务建立在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上。 

（2）完善网络贸易的法律体系。 

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借鉴电子商务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早日出台可具体操作的《电子商务法》及相关法律，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法律体系。电子商务法体系既要符合我国特点，又必须能够与国际接轨。从我国商务活动的实际出发，新的电子商务法规必须具有规范交易程序和行为、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清晰界定责任的法律功效。 

（3）尽快建立独立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 

目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电子商务的征税制度各不相同。美国对电子商务实行全面免税制度：禁止联邦和州政府对internet访问征新税，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暂缓征税，对任何形式的电子商务不再增加新税。欧盟则采用“清晰与中性的税收”制度，对在internet上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征收增值税，不征额外税。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商务的涉税问题没有明确的政策。我国应对电子商务的税制建设持积极主动态度。国家税务局提出的电子商务税制“六原则”应是大体适应近中期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利益的税制框架。现在需要加紧做的，是按照这一框架要求制定出具体独立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和实施细则。 

（4）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和支持更多的传统企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活动电子化。

电子商务的核心内容毕竟还是商务，电子化只是活动形式的变革，而现阶段商务活动的主体依然是传统产业、企业的产品贸易，离开这一主体，单纯依靠专业网络公司，商务活动的全面电子化是难以成立的。近5-6年国内外电子商务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只有当尽可能多的传统企业的商务活动实现了电子化，才能实现经济运行的电子商务化。 

（5）商务部要加强规划和指导，以保障电子商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发展电子商务的主要动力，理应是来自社会的、民间的、市场的力量。但是，电子商务是在高度依赖高新技术和众多社会公共产品、共用设施、公共资源的基础上，对传统商务模式的变革，其发生、发展是离不开政府支持的。这种支持，除了前面论述的硬设施（网络基础设施等）和软设施（贸易、税收等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等）环境两方面内容外，商务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对电子商务发展的规划、规范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同任何形式的商务活动一样，市场秩序是决定其发展前景的关键因素，而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完善有赖于行政部门在法律框架内对市场运行及市场行为进行具体化规划和规范。这就是即使在最自由、最开放的领域，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应于各类经济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之所以仍然存在的理由，中外各国概莫能外。因此，作为商务活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商务部，应该切实担负起规划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方向，规范具体发展行为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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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大利亚 矿产资源税制 资源税制改革 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

一、引言

在矿产资源日益稀缺的时代，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调节日益重要。2012年3月19日，历时两年经过几轮博弈和波折、旨在调节矿产资源收益合理分配的澳大利亚资源税改革法案获得议会通过。此法案主要针对煤炭、铁矿石和海上油气资源开采征收“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 Resource Rent Tax，MRRT）。“矿产资源租金税”的有关立法，自提出之日起就在澳大利亚饱受争议，并导致了陆克文政府的。吉拉德政府上台后，在绿党和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下，终于推动这两项税赋法案在议会通过。吉拉德表示，这将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经济改革，此项措施旨对在澳经营的大矿企的巨额利润部分征税，可以使更多（尤其是较为贫困的）澳大利亚人民享受澳大利亚的资源所得收益，进而打造更加公平、平等的经济模式。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包括矿产资源税改革在内的税制改革，此次税制改革正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战。因此，总结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分析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理念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情况，对我国矿产资源税制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背景与诱因

（ 一 ）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和税制概况 澳大利亚是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全国划分为六个州和两个地区，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其行政事务由内阁负责，内阁由总理主持。联邦国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议会实行两院制，即众议院和参议院。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层次分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基于联邦制下的地方自治制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分立，在税收上实行分税制。税收收入分为联邦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两类，其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别对应于三级税收权限。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陆上资源为各州或私人所有，一般是公有地上的为州或地方政府所有，私人土地下的为私人所有，海洋大陆架上的为联邦政府所有。传统上，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者权益的权利金由作为所有者的州、地方政府和私人收取，联邦政府因拥有大陆架（海洋）上的矿产及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因此联邦政府只收取其所拥有的海洋大陆架上的矿产资源租。澳大利亚的税制中，涉及矿产资源租的主要税种有权利金、租金（矿地租，即开矿所占用土地的租金）和资源租金税。澳大利亚的权利金有三种征收方式：从价权利金、从量权利金及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从量权利金以生产数量（重量或体积）为征收基础，新南威尔士州规定煤、铝土矿、铁矿石、石灰石、花岗岩、磷酸盐等采用专门权利金，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不多，只适用于北部地方的大矿山，布罗肯希尔银锌矿及Cobar矿山控股公司采用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制度，金红石、钻石、钛铁矿、独居石、石榴石、石油等采用从价权利金费率，费率一般为销售收入的5%到10%；租金是指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每年向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矿地租，在澳大利亚，除海上石油资源和北部地方的铀矿为联邦所有外，矿产资源所有权收入主要为州政府所有，矿地租因条件而异，各个州或矿区征收水平不同，探矿阶段为每平方公里3到27澳元不等；资源租金税在澳大利亚是在上一次矿业繁荣的1975年首次提出，旨在对开采条件特别好的、能产生级差地租的矿产企业所得征收的附加利润税。

（ 二 ）澳大利亚税制改革诱因分析 20世纪7O年代，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经合组织国家（OECD）经济“滞胀”， 凯恩斯经济干预理论失败，导致西方国家寻找新的宏观经济控制方法，税制改革应运而生，其目标是“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基本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澳大利亚作为OECD的重要成员国，也于1985年对本国的税制进行了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是持续的调整仍在进行。2000年7月1日，再次当选总理的霍华德开始了以商品和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税制改革。2008年，澳大利亚再次启动了包括矿产资源租金税在内的近50年来澳洲税制最大规模、冠名为“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税制变革，旨在应对来自国内外社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就经济因素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是改革的关键诱因之一；气候变化、温室效应将会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福利损害会因为减排措施的延误而迅速增加。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在2008年制定了《炭污染减排计划》。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和利润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同一国家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转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来源于投资收益的税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并以较为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税收与转移支付体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2000年后矿业繁荣时期矿产品价格的迅速提高，在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利润率大幅提高同时，抬高了国内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使得非矿业部门的采购、招聘以及融资成本上升，相对于矿业部门的竞争力下降，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非矿业部门的生存条件恶化。澳大利亚此次调整矿业资源税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源部门挤压其他部门发展空间的“荷兰病”发生。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角度看，矿产资源品出口增长大幅推高了澳元汇率，2009年到2011年两年间，澳元汇率大幅升值50%左右，大大降低了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同时，资源品价格的上升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加速流入澳大利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加大金融系统波动，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系统风险。因此，澳大利亚急需进行税制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看，在最近的十年内，尽管矿产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价格飙升，但政府所获得的矿业红利不多。以石油为例，1998年末世界原油价格大约15美元一桶，2008年7月曾一度涨到147.27美元一桶，不到十年上涨了近十倍。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净利润在近10年间也水涨船高，增加了800多亿澳元，而按照既定的矿产资源税制，政府所分享到的税收只有不到90亿澳元。据测算从2000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的实际资源税率（资源税税负占矿业收入的比率）下降超过了20%。在矿产资源日益稀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收益分配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经济时代，澳大利亚原矿产资源税制及所确定的税率和征收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一是无法让社会公众及非矿企业分享到自然资源价格上涨的红利，毕竟矿产资源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而不是仅属于州政府和矿商的，更何况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荷兰病”是由全体澳大利亚人承担；二是目前澳大利亚各州都有不同的矿产资源税率，以煤炭为例，澳大利亚产煤各州，即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根据煤炭种类和能量值不同制定了不同的税率，使税收体系庞杂，效率低下。三是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在矿业繁荣时期，都相应征收了暴利税性质的矿产资源税。如美国上世纪石油危机期间的暴利税，英国的特别利润税，加拿大对权利金的调整；在本轮矿产品价格高涨期间，我国也开征了石油特别收益金，加拿大、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大幅调高了权利金率。因此，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了分享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利益，规避荷兰病，调整矿产资源税制并提高矿产资源税总体税率就在所难免。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矿产资源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自然就成为塑造“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重中之重。

三、澳大利亚新矿产资源税制的形成过程

（ 一 ）陆克文政府的资源超额利润税（RSPT） 资源超额利润税（Resource Super Profits Tax，RSPT）是澳大利亚统一全国资源税制计划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于2010年5月由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根据这一方案，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政府将面向全部非可再生矿产资源领域征收高达40%的超额利润税，将对矿业公司根据吨位征税变成根据利润征税，旨在对因矿产品价格上涨带给矿企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如通过增加的资源税收益以减少企业所得税，补充社保基金（有减少社会保障税的效果）。在大选之际推出此次税改政策，陆克文政府也是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以期获取非矿企业和退休群体的拥护。然而，事与愿违，资源超额利润税遭到了多方的反对，主要原因为：（1）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制定专门针对矿产资源租的税收；（2）以利润为税基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权虽然属于联邦政府，但企业所得税不应该有行业差别，而资源超额利润税明显是针对矿业企业“超额利润”征收的，其他行业也会有超额利润，资源超额利润税却只在石油、煤炭和铁矿石行业实施，因此具有歧视性；（3）一旦开征资源超额利润税，会降低矿山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预期，投资者会将投资转到其他资源国，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发展。陆克文政府推出此项税改的初衷是使全体民众都能够分享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矿业相关利益集团的众多及其博弈能力，如矿业公司、矿业及相关行业从业者群体及其操控政治经济舆论的力量。针对此次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澳大利亚调查机构尼尔森做的民意测验显示，有将近一半民众“反对”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中产阶级更是普遍认为这是对矿产资源行业的过度索取，反而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郭鹏，2010）。最终执政的工党在选举前换帅，资源超额利润税计划也随之流产。

（ 二 ）吉拉德政府的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 新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采矿行业作出了巨大让步，并在陆克文政府税改的基础上明确了转移支付的力度，提出将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 Resources Rent Tax，MRRT）税款用于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30%降至29%，提供60亿澳元资金用于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从2020年起增加对退休储蓄支出，从目前退休收入的9%提至12%。这些配套政策进一步缓和了矛盾，为新税制的最终通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0年12月21日，由澳大利亚资源部长Martin Ferguson与前必和必拓董事长Argus共同领导的政策过渡小组重新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了对矿业和石油资源租金税改革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包含两部分：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和石油资源租金税（PRRT）。2011年6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公布了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草案，并于2011年11月23日获得联邦政府通过。吉拉德政府的MRRT草案解决了政府与采矿行业在此税收问题上越来越激烈的争端，为方案的实施铺平了道路。2012年3月19日晚，矿产资源租金税法案获得了议会通过，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1）新方案的设计理念。MRRT是从著名经济学家郜若素（Ross Garnaut）的资源租金模型引申而来，该模型又基于经济学的级差地租理论。级差地租理论认为，耕地优劣等级不同，使用优等地的农业经营者因产品成本低而能赚取超额利润，土地主人依据其土地所有权以级差地租形式征收农业经营者获得的超额利润。按此理论，政府征收矿山资源租金税，本质上是对采矿企业占有、使用国有资源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分割，也可以说是交纳的级差矿租。新方案本质上是对占有优质资源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从计税方式上看，联邦政府是把州政府以销售收入为基数收取的权利金（Royalty）统合为针对利润征税，体现了“使用资源越好，超额利润越多，征税越多；反之越少；使用劣质资源没有超额利润不征税”的理念。（2）新方案具体内容。MRRT其实是2010年陆克文政府宣布的RSPT的延续和变形，是有关资源、环境一揽子税费改革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MRRT方案中，MRRT征收额=MRRT利润×22.5%=（矿业利润-资本性支出-Royalty扣除-矿业亏损扣除-初始扣除）×22.5%。下面就公式中的内容分别予以解释：MRRT的“起税点”（Taxing Point）和矿业利润（Mining Profits）。理论上MRRT是针对使用矿产资源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因此其“起税点”为矿产品矿山堆场。矿业利润=矿业收入-矿业支出，其中矿业支出（Mining Expenditure）是指起税点之前的活动（称为上游活动，Upstream，包括采矿、破碎、筛选、堆放等）所发生的运营支出（Operating Expenditure，也称作业费用）。但矿业支出不包括取得矿权的费用、筹资费用（利息支出）、交给州政府的权利金（Royalty）、公司所得税和商品与劳务税（GST）。上游活动所产生的收入，称为矿业收入（Mining Revenue）。矿业利润=矿业收入-矿业支出；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发生于MRRT实施日即2012年7月1日以后的上游活动资本性支出，可作为矿业支出立即从当年矿业收入中核销，未能核销的递延到以后各年核销。这与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按资产预期寿命提取折旧确认费用是不同的。它意味着，一个新建的矿山企业在资本性支出回收之前，不用交纳MRRT；MRRT税率。MRRT的名义税率为30%，但规则制定者承认在矿业利润中含有采矿专业技术所作的贡献（Extraction Factor），因此减让25%，即MRRT的实际征收率为30%×（1-25%）=22.5%；权利金扣除（Royalty allowance）。MRRT方案规定，已交纳给资源所有者的权利金可以抵扣。但操作中并非采用扣税法即先算出MRRT再减去已交的Royalty，而是采用扣额法，即倒算出与权利金对应的矿业利润，从计算MRRT基数即“MRRT利润”中减掉（权利金抵扣额=权利金÷22.5%）。如某企业已经交纳450万澳元的权利金，则2000万澳元（450÷22.5%）为已经交纳过权利金的矿业利润，从计算MRRT的基数中扣除；矿业亏损扣除（Mining loss allowance）。矿业收入减去矿业支出，再减去按上款计算的Royalty扣除后，如出现负数，则称为“矿业亏损”（Mining Loss）。由于州政府按矿石离岸价计征Royalty，并不考虑企业是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再加上新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可立即核销等因素，发生矿业亏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此MRRT草案规定：过去年份的矿业亏损，可在本年按同期政府长期债券利率（一般为5%-6%）加7个百分点加成扣除；已有矿山企业尚未摊销的资本性支出扣除，也称为“初始扣除”（Starting Base Allowance）。对已有矿山企业尚未摊销完毕的矿业资本性支出，企业可选择采用账面价值法或市场价值法，在规定年限内摊销即抵销矿业利润。选择账面价值法的，可在5年内且可按长期债券利率加7个百分点加成摊销。选择按市场价值法的，可在不短于单项资产寿命期限内摊销，不加成计算。多个矿山项目矿业亏损可相互弥补。如果一家企业有两座及以上矿山（单独核算单位），则发生的矿业亏损可以在不同矿山之间相互结转；MRRT征收额计算。矿业利润减“Royalty扣除”、“矿业亏损扣除”和老矿山企业的“初始扣除”后，等于“MRRT利润”；MRRT征收额=MRRT利润×22.5%。此外，小企业免征MRRT。法案案规定凡是每年矿业利润低于5000万澳元的矿山企业为小矿山企业，免征MRRT。MRRT与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并行。这两种税的会计核算和纳税互不干扰。（3）MRRT对矿企税负的影响。很明显，MRRT对煤铁矿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铁生产企业改革前已经承受州政府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收取的权利金以及企业所得税，实行MRRT后税负显然会增加。州政府收取的权利金每州不同，一般为销售收入的5-10%，企业所得税目前为30%，下表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凸显了MRRT对煤铁项目回报的影响（假设州政府权利金费率10%）。当然这个结论是极端简化的，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股东层面的总体税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项目总体利润率、上下游业务比重、融资方案等。（4）新旧方案的比较。新的方案相比旧方案的超额利润税有如下特点：对铁矿石和煤炭产品的超额利润税方案作了大的修改，石油天然气租金税是将原来已在海上执行的石油天然气租金税方案推广到陆上，新方案未做大的修改；将铁矿石和煤炭的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税率由暴利税的40%降至30%；各州政府对采矿企业征收的权利金可以从矿产资源租金税中抵扣；将5000万澳元的全年铁矿石及煤炭业务资源利润设定为征税门槛。可以看出，吉拉德政府的税制，比陆克文的税制，主要是税率上对大中型矿企的让步和在起征点上对中小矿业公司的让步。

四、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一 ）我国资源状况与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概况 （1）我国与澳大利亚资源状况的比较。全球同处资源经济时代，具有共同的问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同样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从绝对量上看，我国和澳大利亚同样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但从人均数量上而言我国在矿产资源方面与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情况则大不同，我国矿产资源稀缺程度高，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未来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远高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是主要矿产资源的进口国，澳大利亚是矿产资源出口国。相对于澳大利亚这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矿产资源税制问题更大，带来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低效率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更严重；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在未来，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且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战略问题。因此，节约、高效、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进行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2）我国矿产资源税制概况与改革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税种比较齐全的矿产资源税（费）体系，包括：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作为矿区土地使用收费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以及转让矿权时收取的国家作为探矿和开发投资出资人权益的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但是，作为矿产资源租金收取的矿产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水平长期偏低，与不断上涨的矿产品价格极不相称。进入本世纪，随着新一轮矿产品价格的不断高涨，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矿产资源税制改革。首先是将从量定额计征的矿产资源税额有所调高，然后从2006年起按累进制方式对石油开征暴利税性质的特别收益金，再就是从2010年开始在新疆试点并于2011年下半年推广到全国对石油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5%，计划提高到10%。目前除石油资源之外，其他矿产资源仍实行原来的从量定额资源税，未来计划全部改成从价税制。目前，我国石油行业的资源税制和资源税水平与澳大利亚基本相同，然而除石油之外的矿产资源税制还不完善，征收水平相对偏低，由此带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混乱、地方政府对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收取的“费、金”庞杂，寻租腐败和收益分配不公仍然十分严重。资源税从价征收和提高征收水平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相当大，结果导致我国资源税改革虽酝酿已久，但进展缓慢，未来任务仍然艰巨。

（ 二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经验的启示 澳大利亚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矿产资源税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利益调节相对比较规范，其改革是在法治轨道和相关利益集团充分博弈情况下进行的，能够做到科学合理和与时俱进的，这对正在进行的我国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根据时代变化进行相应变革。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稀缺性也不断提高，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资源收益合理分配对社会经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人类社会已进入资源经济时代。而税制结构必须进行相应变革以适应资源经济时代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旨在建立“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矿产资源租金税改革，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全社会分享矿产资源租的比例，而且也在于以此降低公司所得税、补充养老基金等，表明其“未来税制”向提升资源要素税比重、降低资本和劳动要素税比重的结构性转变，这符合资源经济时展要求。税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资源税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依法进行，并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诉求，这样才能既保证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税制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又能合理调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使税制改革方案顺利实施。澳大利亚作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一直遵循税收法定和法依民意的法治原则，经过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充分政治博弈，其所通过从石油扩展到煤炭和铁矿的矿产资源租金税制在全球范围是独家首创。而我国现行的征收矿产资源租性质的资源税费，由不同政府部门确定，除资源税外大多不经过人大立法程序，导致现行资源税费体系存在方案确定过程不透明、部门寻租、利益关系调节不规范、缺乏综合考虑以及资源税费收益分配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为未来改革与规范加大了难度。资源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充分的政治协商和成功的舆论动员。从理论上讲，陆克文政府的40% RSPT方案并非没有可行性，尤其是在矿产品价格长期高企、矿业公司长期获得资源暴利的矿业繁荣时期，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是合理的。如在上一次矿业繁荣和此次矿业繁荣时期，许多国家征收的石油暴利税都非常高。显然陆克文政府的失败，有第一次把暴利税延伸到煤炭和铁矿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陆克文政府缺乏政治协调能力和没能进行充分舆论动员，从而被既得利益集团成功阻截。涉及利益关系调整与规范的资源税制改革，既要充分反映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要防止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吉拉德政府的矿产资源租金税方案虽然成功获得通过，但是该方案不仅将MRRT税率从40%降低到30%，而且对矿业公司作了巨大利益让步：包括所谓“采矿专业技术所作的贡献”的25%的税率折让和前期未抵扣费用或矿业亏损在长期债券利率加上5%或7%的加成结转等优惠，使包括资源所有者收益的权利金在内的整体资源租金有效税率明显低于22.5%。考虑到对中小企业5000万澳元利润以下的免征MRRT，全社会总体的MRRT税率则更低。很明显，澳大利亚的MRRT改革存在被矿业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的问题。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源经济时代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1AJY012）和“低碳经济下中国企业管理变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BJY081）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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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原标题：试析我国税务会计模式中的问题与措施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中存在的问题也在日益凸显出来。在目前的阶段中，我国的税务会计方面存在着诸如税务会计工作得不到重视、滞后于会计制度改革的税收制度改革、以及纳税项目繁琐复杂等等诸多问题。针对我国目前阶段中税收会计模式，笔者在文章中就我国税务会计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税务会计模式；问题；措施；分析探讨

会计模式是对会计活动中各个要素的基本特征及各要素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与结构的反应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其概念是一个集合或某个整体，而非是对会计活动中某一个或是几个要素进行反映的这样细小的概念。会计模式对社会环境有着很深的依赖性，因此，在进行会计模式的分析研究时，必须将其限定在一个具体的审核环境中进行研讨，否则很难对会计模式中事物的本质特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一、税务会计的概述

税务会计可以看成是财务会计的延伸，这种延伸是基于不断在发展完善中愈加复杂化的税收法规。其工作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税务会计核算。这项工作受到税种的影响，因为税种的不同，其在工作中进行具体开展的税务核算内容也就不同。税务会计核算内容可以划分为流转税会计、所得税会计、增值税会计、营业税会计等等几个方面，其中，国内税务会计的重要内容就是所得税会计和增值税会计。税务会计的另一方面的工作内容是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根据每个企业之间在其需求和生产营销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进行财务关系的处理以及合理的企业纳税计划。作为财务会计的延伸，税务会计不可能脱离财务会计进行独自工作运行。一方面是因为税务会计对纳税人生产经营的监管及核算是基于财务会计才得以运行的，同时，税务会计又是财务会计的一种补充形式，保证了财务会计的有序运行。但是，税务审计与财务审计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两种会计模式的基本前提、核算原则、根本目的、会计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中。

二、我国目前的税务会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滞后的税收制度改革。在我国目前阶段的税务工作中，税收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会计制度的改革。上世纪末期，税收制度改革和会计制度的改革步伐基本保持一致，然而，财务会计在中央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以后逐渐成为了一种单独的体系，而税收制度仍在原地停滞不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新的经济政策出台时，会计制度方面也会有相对应的政策和处理意见，但是税务方面却没办法那么快速的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作出反应，由此就导致了税务改革与会计改革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从而造成了税务改革滞后的现象。

2.纳税调整项目复杂。影响税收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原因还有纳税调整项目复杂。在进行纳税调整时需要涉及到许多内容的核算，过程极其复杂，实在可以说得上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其中存在的一些复杂的操作内容即使是相关的专业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操作，企业纳税人更是理解不了。这样的情况不仅对税款的征收工作造成了影响，也将征纳双方的成本增加了，更是与税务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

3.税务会计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许多的企业中，对待税收会计的态度都是简单的认为税收会计只是财务会计工作的一种延伸，而没有必要去增设专门的税收会计这样的职位，那样只会造成企业资源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因为不具备专业的税收会计职能，从而导致一些非主观因素造成的漏税情况，最终造成被相关部门审查，名誉和财政双双损失的情况。因此，针对以上我国税收会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税收会计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会计模式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工作。

三、对我国税收会计模式的完善措施

1.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适度分离”.所谓“分离”就是将税收会计制度从财务会计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能够独立的完成对企业成本的核算及利润税收扣除的工作。所谓“适度”则是需要在分离的过程中掌握好分离的范围。在税收会计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上，要在充分体现法规要求的同时，考虑到国家的基本需要，并且坚决以“相互靠近”为基本原则，从而使税收会计法规与会计制度相协调一致。在我国的税收会计制度中采取“适度分离”的模式能够有效缩小税法和会计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对企业和税务机关都能起到一种节省资源的作用。但是，进行“适度分离”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不同的企业情况，制定不同的分离方法。例如，对于一些大型的企业机构，基于其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复杂的治理条件，应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纳税体系，这套体系需要考虑到企业各方面的情况，从而使企业能够很好地履行纳税的职能。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套纳税体系的建立必须符合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会计的发展现状。另外，对于一些小型的企业机构来说，由于其企业资金的来源较为简单，因此不必单独建立纳税体系，而是直接将公司的账目及财务报表进行纳税申报，其计算结果与企业的会计利润大致相同，这种纳税方式还可以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情况。根据企业的规模不同在税务会计中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可以在减少企业纳税成本的同时，提高税收机构的工作效率。

2.完善并重的税务会计体系。我国的税务工作从税收体制方面来说属于复合税制。税务审计与财务审计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但又由于其目标职能所存在的差异，存在着分离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的目前阶段的税务会计工作中，随着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方面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使得所得税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税务会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流转税收也已经在我国的税收工作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税务会计工作中，应该建立流转税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相并重的税务会计体系。

3.我国增值税会计制度的制定。随着我国在增值税方面法规的不断革新和完善，增值税会计工作已经形成了其独有的工作体系，会计处理方面也逐步得到了规范。我国在进行增值税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增值税的纳税人，即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类型的增值纳税人的情况，并从我国的经济状况出发，进行严谨规范的增值纳税会计制度的制定。同时，又考虑到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依存性，又由于其目标职能所存在的差异，存在分离的发展趋势，因此，需要对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适度分离和必要协调进行特别强调。国家应该以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适度分离作为相关税收法规及会计规范的制定的基础，并且保证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独立性，又能使二者在各自的工作操作中做到相互协调发展。

4.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必要协调。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会计工作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会计工作其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技术性，使会计工作的基本工作原理及方法并不受国家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某些层面上来说，会计可以被看作是一门具有很强的通用性的商业语言。但是，又由于会计工作其自身所具备的社会属性导致会计准则不可能在世界各地的范围中都保持一致。会计工作由其自身的社会属性和技术性，决定了本土化和国际化两种特质可以在会计工作模式共存，并且在会计工作的发展中进行不断的相互融合渗透。因此，我国在税务会计工作中所建立的工作模式，应该在向国际化看齐的同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基本形式，注重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税务会计模式，否则我国广大的会计行业的从业人员很难对工作模式产生认可的心理，并且在国际形势上也难得到其他国际会计行业领域的认同。目前的经济形式及客观方面的经济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税务会计工作的模式就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以上所述的税务工作所处的经济形式环境的分析来看，我国税务会计工作的发展首先应该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出发点，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适当分离作为工作的基本原则，并且在某些具体方面做到协调发展。

篇5

1997年以来，慈溪市将观城、逍林列入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实施了较为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践证明，分税制能够较好地理顺市、镇两级分配关系，规范镇财政收支管理，调动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保障镇级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一、浙江省慈溪市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

浙江省慈溪市乡镇财政体制建设经历了四次变革。1950年至1985年，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收入全额上缴，支出全额核定下拨，实际上是个报帐制的财政管理体制。

论文百事通1985年至1992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半统半放的财政管理体制，即核定收入包干，超收分成，核定支出，包干使用。1992年至1999年末，实行了划分收支，核定收支基数，收入递增包干模式的财政体制，即按照税种和企业隶属关系，确定市级和镇级各自的固定收入（所得税、调节税）、共享收入（产品税），同时考虑到地区间的平衡，对不同地区的收支基数、递增比例作了区别对待。以上体制都是与各个发展时期基本情况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但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逐渐地暴露出其不彻底、不完善。面对慈溪经济社会事业的基础和迅猛发展的趋势，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已迫在眉睫。

二、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应具备的条件

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在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权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管理职责与权限的一项根本制度，既属于经济范畴，又属于政治范畴。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为基础的，分税制作为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下进行收支划分的体制，其实施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财政规模及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口集聚度、地理条件、交通等因素，要求以上诸项指标均达到一定的规模，才有实施的基础。

目前慈溪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具备实施镇财政分税制条件。

慈溪市区域面积1154平方公里，人口101万，改革开放以来，慈溪人民充分发挥头脑活、市场经济意识强、吃苦耐劳的特点，全市有10万人长期在外经商、办企业、跑供销，占总人口数的10％，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999年全市实现GDP143亿元，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14.35亿元，全市23个乡镇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镇有18个，个私工业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镇有2b个，区域特色的个私块状经济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在以下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1.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向工业大市的跨越，正在向经济强市迈进。目前，我市已步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1999年全市工商登记在册的企业已达11175家，个体工商户近6万户，二三产业的比重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1％，农村已有65.4％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

2.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正在向经济国际化迈进。全市已有自营出口企业130家，出口供货企业656家，1999年全市自营出口额达3.3亿美元，外向型经济已成为推动慈溪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至1999年底，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及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已基本完成体制改革，按照市场体制的要求，做到了产权清晰，形成劳动用工竞争上岗的一种市场规范运作机制。

3.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本实现了由农村为主体向城镇为主体的跨越。全市所辖23个行政区已全部建镇，乡已消失，并且市城区面积已达22平方公里，各镇建成区面积共有85平方公里，已有40％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工业向小区集聚、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完善。

4.财政收入已初具规模。1999年财政收入8.8亿元，其中镇级一般财政收入为7.9亿元，平均每个镇3435万元；一般预算支出为1.75亿元，平均761万元，连同预算外资金，全市镇财政支出为5.15亿元，平均每个镇2239万元。应该说，镇财政已具有一级政府所要求的总量规模。

三、镇财政分税制体制实施后产生的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镇财政分税制体制的基本内容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一步理顺市与镇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镇财政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增强镇财政自我发展、自求平衡的能力，从1997年开始，对小城镇试点镇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尝试。实践证明，以税分成的分配形式，既能增强市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又能照顾镇政府利益，调动镇增收节支、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2000年开始，我们在总结分税制试点取得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实施了以划分收支、分税分成、确定上解或定补基数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具体做法是：

1.确定原则：一是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原则。根据镇级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收支范围，进一步完善其财权。二是综合平衡的原则。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类确定，转移支付，适当调整镇际间的既得利益。三是稳定基础，发展财政的原则。保持镇级财政的既得利益，就增量部分倾斜于镇，以壮大镇级财力。

2.核定收支范围。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兼顾行政管辖划分收入范围，按税种划分市级收入、市镇共享收入、镇级固定收入。考虑到各镇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财政供养人口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实行了按镇分类确定市镇共享收入分成比例。二是根据市与镇的事权划分，核定支出范围。镇财政主要承担本级政府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镇经济、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所需的支出，并规定，实行分税制后，增人不增支，减人不减支，因正常工资调整而增加的镇财政支出，也由镇财政自求平衡，市财政不作补助。

3.核定上解或定补基数。为合理调节镇与镇的财力分配，在确定分税分成的基础上，1999年实际税收入库数和应得财力为基础，计算所得可用财力大于应得财力的，其差额为定额上解数，从2000年开始按市镇共享收入和镇级固定收入增幅同幅递增；小于既得利益的，其差额为定额补助数，一定三年不变。

4.建立转移支付。在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基础上，市财政适当集中统筹一部分财力作为转移支付需要。在保证原有利益的前提下，市财政在各镇新增财力留镇部分中集中统筹20％用以转移支付，以弥补相对困难镇的财力不足，缩小镇际间财力差距。

（二）实施分税制初见成效

1.促进镇级经济的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使镇政府收入与税收收入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而税收收入增长的根本源泉是经济发展的总量和质量，这就促使镇政府更加主动地引导镇级经济的发展方向，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层次。一是发展个私经济。党的十五大把个私等非公有制经济从“拾遗补缺”、“有益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私经济的地位有了质的提高，其在农村的发展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对政府来说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其上缴的绝大部分税收属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因而在镇财政分税制体制下，镇政府支持和发展个私经济、培植地方财源变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二是促进了镇级经济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市镇财政分税制体制中80％留镇的税种，其增长的显著特点就是效益推进，就必然要求镇政府注重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市场前景好，能出口创汇，效益显著的经济增长项目，同样，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的分成也能使镇政府产生触动，引导相应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推动镇级经济走科技发展道路。镇级经济要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由科技带动产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以新的管理理论提高企业的管理档次，增强企业家的素质。分税制体制的实施，使镇政府对科技推动经济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更加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升企业管理层次。

2.促进了镇财政的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明确了财权和事权，强化了镇财政的职能，镇政府收支具有了自，真正体现了当家作主，提高了理财积极性。一是镇财政收入呈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第一，分税制超收激励作用的发挥，使镇政府积极做好增加财政收入的各项工作，拉动财政收入的增长；第二，镇财政真正成为一级独立的财政实体，可用财力由镇财政统一调度，没有了区分预算内、外收入的必要性，真正实施了镇财政综合预算、综合管理的模式。二是能主动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以收定支的原则，确保镇财政收支平衡。三是注重把节流工作和合理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结合起来，大力遏制财力浪费现象，坚持勤俭办事，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四是遵守财经纪律，严格预算办事，使管理真正到位。镇财政分税制的实施，还有利于相关管理措施的推行，如对镇级行政事业单位实行“零户统管”等，进一步强化部门单位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督。

3.促进了税收征管。目前，慈溪市工商登记户达6万多户，税收征管难度大任务重，漏征漏管仍有不少，给公平竞争经济环境的建立带来负面影响。在原包干型财政体制下，税收增长与镇财政收入挂钩不紧，镇政府抓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不高。分税制体制实施后，镇政府开始认识到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由过去的“要我管”变成“我要管”，从抓税收征管的配角转向主角。（1）提高了政府管税的积极性。今年以来，全市各镇普遍开展了抓税收促征管行动，对辖区内的经营户特别是家庭个体加工业进行彻底的调查，建立起一批以镇政府为主，国地税参加的联合征收站，逐渐形成镇政府牵头，税务为主，工商、公安、供电等部门配合抓税收征管的局面，镇政府真正起到领导、组织、协调一方税收征管工作的作用。（2）促进了镇政府维护税收执法的坚定性。以往出现的镇政府单纯考虑地方企业利益，争取减免税优惠，甚至替被查企业说情的状况大为改善，使镇政府增强了政策原则性。（3）经济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税收征管工作的加强，有力地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

（三）在设计分税制体制时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发展与财力增长之间的矛盾。尽管，在新一轮分税制体制中采用了分类确定不同留成比例、上解基数递增和定额补助基数不变的办法，这一办法对平衡各镇财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作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经济发达镇与不发达镇之间财力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达镇税基较大，而经济不发达镇税基较小，在保持税收同幅增长的前提下，经济发达镇可用财力增加额要远远大于经济不发达镇可用财力增加额，更何况经济发达镇税收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不发达镇。

四、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1.建立适应分税制需要的镇国库体系。首先，要建立镇级国库。国库工作是财政预算执行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国家金库条例》规定：“国家金库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设立，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虽然我市各镇经济迅速发展，各项改革也不断深化，实施了市对镇分税制财政体制，但绝大部分镇财政没有国库的配套，导致镇财政的许多职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建立和完善适应分税制体制的镇级国库，有利于税收分成落到实处，节约资金滞留时间，由资金“循环旅行”变为“留解及时”，镇财政可以更好地调度资金，统筹安排财政预算。其次，要完善镇国库管理法规，理顺镇国库管理体制。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和健全《条例》与《细则》，将镇国库职能、职责、权限予以明确到位，在镇国库会计基础制度建设上寻求新突破，要改变长期以来财政资金存款不计息、划拨不收费的规定与做法，对所有经办和监管机构制定出细化的处罚规定，以强化加强国库管理基础建设的“根子”。最后，建立镇国库会计核算网络系统，在监控体系上“复位”。当前，税务、财政、银行都已配备和使用电脑处理资金收纳划拨业务，但各行业各自为战，不成体系，为此，建议尽快构建财税库银等相关机构业务工作电脑横向联网，达到各行业数据信息共享，实质性地促使市、镇政府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健康、高效和全面发展。

2.建立和完善财政预算调度资金。为保证预算内资金的正常运转，简化和建立统一规范的资金调度办法，缓解镇财政收入增长缺乏弹性及收入的季节性而造成的预算内资金的不平衡性。市财政应加大均衡力度，对已建立国库的镇，合理确定镇国库留解比例，提前下拨定额补助数；对未建立国库的镇，按照核定返还基数和上解基数相抵后的净返还数同上划收入挂钩核定返还比例，平时按比例返还，年终进行清算。市财政应加速镇财政资金周转速度，保证镇财政各项支出及时足额到位。这样，镇财政应得财力同所调度的资金基本一致，既减少了工作环节，又保证了镇财政预算内资金的供应。

3.建立相对完善的财政运作机制。市府要严格按照受益原则，决定镇政府所应承担的支出责任范围及相应的财力，尽可能减少职能的交叉。在设计镇分税制体制时，应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划分市、镇财政收支范围，保证镇政府能集中足够财力不定期满足其职能的需要，取消目前层层集中镇政府财力的不合理现象。如土管所、派出所等部门实行市主管局垂直管理。目前，我市村级基层政权与镇级相比更显得脆弱，村土地收入保证不了本村正常事业开支。但镇政府承担着村级政权建设的职能，每年有相当一部分财力用于弥补村级建设和事业发展正常开支不足。针对这一现状，我市今年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固本强基工作组进村帮扶活动，对巩固村级政权、发展村级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法从机制上彻底解决各村的种种实际困难。为此，在设计分税制体制时，应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扶村机制，以保障镇财政有足够的财力扶持、发展村级经济和社会事业，引导镇政府扩大村的区域规模，走集约化经营路子。

篇6

一、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已初见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磁铁石”效应，吸引全球离岸公司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活动。据商务部近两年的统计，在大陆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属处女岛（BVI）、开曼群岛（CAYMAN）等地区，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目前，上海和深圳两地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比较活跃，占国内对外经济比重较大。对外投资需要相应的运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预见，以大陆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国居民为实际获利人的国际离岸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离岸商业运作这种客观趋势需要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以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也同样具有客观性。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争夺国际战略资源。除了石油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外，金融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之一。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廉价的国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也包括游离在境外的离岸金融资源。以中国大陆为实际投资目的地的离岸金融资源属于能而且应被我国利用的重要国际战略资源。开放境内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在形式上是居民开办非居民业务，实质上是一国如何利用非居民资源的问题。在适当承担风险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钱去赚国内外的钱，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被吸引到中国投资的境外资金和为国内所有但通过各种方式游离于国外的资金，没有理由不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否则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我们应该允许境内金融机构特别是中资机构开办离岸业务，鼓励离岸金融创新，利用这些国际金融资源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因此，监管部门应将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作为一种战略来研究和选择，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在政策上忽视该项战略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当务之急是加紧研究鼓励和允许中资金融机构开办离岸业务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我国金融发展态势，我们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条件发展成区域金融中心甚至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时朝着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向发展。

四、按国际惯例发展和监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按长期形成的惯例运作，熟悉、掌握和顺应这些国际惯例是开办离岸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变迁过程看，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监管上逃避管制。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管制与放松是离岸市场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管制都会引发一种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会产生一个自由的离岸市场。任何试图将离岸市场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将被实践证明不切实际或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场制度下，可以理解对离岸业务的税收、外汇、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试图沿用在岸思维，将离岸国际商业公司和离岸金融业务纳入在岸统一管制的做法将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在业务上实行自由化经营。世界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没有一个有法律意义的统一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其运作基本规则是自由竞争，没有市场限制与市场准入，没有信贷利率管制，没有外汇管制，基本没有税收管制。在提品和服务方面，市场相关方拥有自由的创新能力，只要市场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创新出并销售相应的金融供给。比如离岸银团贷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额是可以自由确定的，利率是自由协商的，甚至其贷款方式、风险保障、资金运用、还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议的，且包括安排、分销和转让等在内的整个过程均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执行。可见，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现，如严格审批和审查离岸金融产品和业务，将导致新一轮产品创新规避监管，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将使离岸金融运行成本增加。

五、我国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宜的选择是从内外严格分离型或隔离型适时向适度渗透型变迁

监管模式的不同会导致运作模式的不同。我们按下表对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相应监管模式进行了分类：

“内外一体型”的监管模式对监管能力和市场成熟度要求最高。在这种模式下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明显区分，资金可以自由往来，事实上是要求本国货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目前的中国仍然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的开放还没有时间表，这种模式显然不能立即在中国实施。

“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离岸与在岸资金严禁自由往来，是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的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是一种“隔离型”监管，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这种“分切”式、“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从理论角度看，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存在着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的差异，这种隔离仅能是非常态的、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内外资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动和相互渗透则是常态的、绝对的；从实践角度看，根据商务部有关课题分析，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一直是外管部门经常性任务。在我国，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在实质上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不一定通过监管范围内的离岸账户，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隐身)。因此，我国现行的内外严格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讨。

资本逐利本性决定其规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机会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场。如果资本的跨境流动和投资目的地的资金收益能够满足资本转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资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国市场，为我国经济服务。最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现大量资本又潜回国内的现象，充分说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样可以适用于离岸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如果我们采取“适度渗透”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按照“科学调控、严格监管、分步放松”的监管理念，采用“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方法，应该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账户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长期国际资本以满足国内需求时，我们可以适当放开境外居民在本国存款（OUTIN）的账户交易，将国际离岸资本在规模、时间、投资期限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纳入我们的监管范围；在国内资本存在强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时，我们应该放开本国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

六、WTO过渡期临近条件下我国离岸金融监管的若干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离岸金融监管问题不可回避。我们认为，离岸业务除了要纳入相关国际合作和国际监管外，注册地宗主国应重点加强相关领域的监管。我们建议，我国对离岸业务的监管应着重以下几点：

(一)银行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所有实际正在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合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如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牌照的机构应勒令停止从事离岸业务。要疏理政策，对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均实行国民待遇，“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应成为公平监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

(二)外汇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居民外汇管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方面，不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应为当前外管重点，同时防止混杂在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非法流动。为此，一要要严格监控国际离岸短期资本的流入，主要监控好居民收汇账户及其用途的审查；二要管理好资本流出，既要打击非法逃汇、套汇，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合理的对外投资的资本支出；三要严把业务政策关，对离岸资本跨境流动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链上的相关政策要因势、因时调控，将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拒之门外。如近期应重点关注国际离岸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冲击人民币汇率，流入房地产市场冲击房地产价格等问题。

(三)税收监管重点为居民对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离岸公司享受注册地的相关税收优惠，这不是我国税法所能管理和调控的范围，所以税收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在岸公司与离岸公司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上。除了审查离岸、在岸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外，应重点监管交易价格，防止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同时应在向国际税收惯例靠拢的基础上改革税制，建立我国的“价格事先预约机制”(APA)，并建立税收征管的国际磋商机制。

(四)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将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立法。监管人员和离岸从业人员都应掌握境外相关法律知识，适当引入境外专业律师等中介机构，将法律审查手续外包。将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制度是长期的过程，也是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沈光朗：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7

2.宋亮华：世界离岸金融中心地理分布、竞争态势及启示，福建金融，1997.2

3.连平：离岸金融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4.第一届、第二届中资银行离岸业务研讨会论文汇编

5.梅新育：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商务部研究院课题，2004

6.KooandPartner:LegalRiskonOffshoreBusiness,2002

7.Mossack&Fonseca:OffshoreCommercialOperation,2002

篇7

摘 要 为了适应经济国际化的要求，最近中国财政部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本文阐述了我国制定该准则必要性以及国际上相关做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同时，文章对小企业的界定标准进行了讨论。最后，文章对《中小主体财务报告准则》与《征求意见稿》的几点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小企业会计准则 征求意见稿 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建议

2010年11月3日，为规范小企业会计行为，保证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会计司《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及相关起草说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是目前我国会计改革与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财政部将其列为2010年工作重点。该准则目的在于提升小企业会计工作水平，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一、我国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背景和必要性

据资料统计，在我国477万户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占总量的97.11%、从业人员占52.95%、主营业务收入占39.34%、资产总额占41.97%①。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合适的会计核算制度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必要性从以下三个方面能够体现：

（一）小企业会计信息需求

不同于大中型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小企业财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许多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且成立时间短，很难在市场上发行债券和股票来获得直接融资。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小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可信度，为金融机构评估企业提供便利并降低其信贷风险。此外，制定与税法相协调的会计准则，是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征管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现行制度的缺陷

现行的《小企业会计制度》制定于2004年，其内容已无法适应当前中国小企业的发展。相关资料表明，《小企业会计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此外，随着企业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对于一些新产生的交易和事项，现行制度未能进行有效规范，致使虚假或欺诈性财务报告产生。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已成为我国会计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以准则代替制度

由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定义可知，两者主要差别在于：准则的制定以原则为导向，而制度的制定是以规则为导向。其次，会计准则主要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进行“定性”的规定，要求会计人员有更强的职业判断能力。

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发展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信息质量。因此，以准则代替制度，是与时俱进的体现，也是中国目前会计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国际上相关做法及对我国的借鉴

（一）美国和英国的相关做法

国际方面，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成立了研究小组对小企业会计准则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FASB在早期就讨论过是否要对小规模的非公众公司实行单独的一套公认会计原则。

另外，在2009年7月9日，IASB正式《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for SMEs）。这一全球性会计准则的，将有助于提高全球中小企业财务报表的质量和可比性，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二）英美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以上英美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对我国制定《小企业会计准则》有以下的借鉴意义：

首先，简化不等于简单地减少准则内容。英国在制定《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过程中，对准则中各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部分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方面都做了不同的规定。因此，我国在制定准则时，应考虑到我国小企业的特殊性，制定一部专门为小企业设计的准则。

其次，IASB制定准则时进一步吸收中小企业会计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参与，从而有效地增加该准则制定的透明度与可行性。我国在制定会计制度时，一般都对外保密，仅有少部分专家及领导了解制定的进程。在此方面，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

最后，对于应该制定怎样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这个问题，中国应该借鉴国外相关定义。2009年IASB的《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定义小企业为不具有“公众受托责任”的企业。中国在制定《小企业会计制度》时，没有遵循IASB所考虑的是否具有公众受托责任等定性标准，而是从财务会计方面直接概括出财务会计的小企业的本质特征。这部分内容将在文章第三部分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三、我国小企业界定范围的讨论

对小企业的合理界定是《小企业会计准则》适用范围研究的基础。然而，如何对小企业进行划分，历来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企业进行了分类，也都界定了小企业的范围，但这些划分基本上是从管理角度出发的。笔者认为，我们要研究的是小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问题，需要一种“财务会计意义上”的小企业界定标准。

从目前各国准则制定的实践看，大体上按企业的规模界定小企业。比如，英国《公司法》规定，小企业销售额不超过280万英镑，资产总额不超过140万英镑，雇员不超过50个。然而，仅仅以这些硬性数字来界定小企业并不合理。因此，对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应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总体而言，可以考虑的标准有经营规模、雇员人数、资产多少、是否对外筹资、是否关乎公众利益等因素。

IASB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小企业作出界定：一是不划定数量规模标准；二是公众受托责任；三是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范畴――所有非公众会计责任主体。2005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小企业会计制度》遵循了以下定义：小企业为不对外筹集资金，经营规模较小的企业。该规定仅仅是直接概括出财务会计上小企业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在我国界定小企业范围时，应考虑加入定性标准，可以引入IFRS中有关“公众受托责任”这一概念。

除此之外，对于小企业范围的划分也需要定量标准进行判断。2003年，国家经贸委、计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工业企业中，小企业必须满足职工人数300人以下，销售额3000万以下或资产总额4000万以下任何一条标准。该规定还对其他行业的小企业进行了划分。

同时，我国小企业情况错综复杂，会计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应当考虑这些差异对会计核算与财务报告的影响，分别予以规范。故宜将小企业进一步划分为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可以定义为规模很小，不对外借款或发行债券的企业。会计需求以纳税部门为主，基本无其他外部信息需求。因此对它的规范可以主要依靠税制来调控，无需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笔者认为，这类企业规模可以规定为职工人数10人以下，或者销售额500万以下。

小型企业可以定义为规模较小，不对外发行债券，但是对外借款的企业。会计需求以纳税部门、内部管理需要及银行为主，应实施《小企业会计准则》。

四、《征求意见稿》和《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差异及相关建议

（一）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资产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未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小企业会计制度》只要求计提坏账损失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3项减值准备。但由于我国制度约束力欠缺，减值准备往往容易成为某些企业用来操纵利润的工具。刚刚的《征求意见稿》中，甚至取消了所有的减值准备。

《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明确规定需要进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该准则要求企业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损失的确认。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时，资产的账面金额应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即为资产减值损失。在评估资产是否发生减值的迹象上，其考虑的因素比我国多。我国相关会计规范所提到的迹象较简单，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相对欠缺。同时，该准则的披露要求比我国更为详尽。

在《征求意见稿》中取消减值准备使得利润存在被高估的风险，使资产负债表无法正确地反映资产价值，误导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笔者认为，仅仅通过取消减值准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利润操纵的问题。完善有关制度，使小企业计提相关准备时有据可依，监管部门有据可查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二）长期股权投资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长期股权投资应统一采用成本法核算。然而之前的《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可运用权益法和成本法进行会计处理，但其处理非常简单。《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投资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为交易而持有的投资及可供出售的投资；其规定为交易而持有的投资和可供出售的投资应按公允价值计量，价值变动计入损益或权益（即权益法）。

我国小企业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账务处理是：除追加或收回投资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一般应当保持不变。股权持有期间内，企业应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确认投资收益。

当然，此次《征求意见稿》统一采用成本法核算的规定对小企业的会计核算起到了一定简化作用，方便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有利于会计准则的推广实施。但是当投资公司对被投资公司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能力时，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能真实反映在被投资公司所拥有权益。鉴于采用权益法能以公允价值反映投资公司在被投资公司权益中所占的实际份额，防止对利润的操纵。取消权益法可能会使小企业的会计报表无法真实公允地披露实际的利润。

（三）负债

对比《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此次《征求意见稿》在负债的会计处理方面主要有如下变化。

《征求意见稿》在负债方面，要求以实际发生额入账，利息计算统一采用票面利率或合同利率。《征求意见稿》规定，各项流动和非流动负债均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

但是，《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遵循主流的财务报表编制惯例，以权责发生制为判断根据。根据权责发生制，当项目满足负债的定义和确认标准时，就将这些项目确认为负债。

实际发生额入账，指在对流动负债进行会计处理时根据当期发生的金额进行确认就确认多少。此方法较为便捷，然而，如利用此方法在财务报告中对流动负债进行简单的确认和计量，极可能会直接导致利润的错估，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明晰性原则，没有做到配比，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笔者结合具体国情，对《征求意见稿》此处调整进行分析，认为其根源为中外小企业现状的差异。国内小企业的规模及规范程度远远比不上国外小企业，它们主要的财务报告使用对象为税务部门。考虑到我国小企业实际情况，小企业会计准则作出了相应的简化。这种调整是合理的，符合成本效益。

这种为适应国情而作出的准则简化也体现在于长短期负债利息的计算上。《征求意见稿》规定，借款应当按照借款本金和借款利率按期计提利息费用，计入对应的科目。而《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借款费用的处理上，将借款费用更具体的分为基本金融工具、租赁、作为外币借款利息费用调整产生的汇兑差额，并区别处理。由于中国小企业规模的限制及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此类业务不占多数，简化显得更具有可操作性。

注释：

①中国财政部.起草说明.

参考文献：

[1]张明.IASB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进展及启示.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8.

[2]赵慧.对小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前的调查.中国会计报.2010.5.

[3]张东扣,忘伶,胡悦欣.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评析.财会月刊.2004.4.

[4]刘永丽.中小主体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读及启示.国际视野.2010.9.

[5]刘泉军,张政伟.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会计研究.2006.3.

篇8

关键词：明清；商业；帝制体系；帝制农商社会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7

明中叶以后，商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相关研究颇为可观。同一时期，帝制权力体系虽然经历王朝统治更迭，但基本统治功能长久持续，在康雍乾时期出现“盛世”，其间皇权统治与官僚政治基本架构甚至出现强化局面，此点大致为学界公认。设若前述两点各自构成基本事实，二者之间关系，即明清时代――这里主要指明初至之前时期――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深入考察但却未经透彻讨论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或显或隐地把明清商业发展视为明清时代中国的既有社会体制、形态――无论将之称为“封建社会”与否――向某种具有“现代”意味的社会体制、形态演变的主要动能――无论是否采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然而很有可能，明清商业在发展中与帝制体系融通，形成了一种相互契合的格局。否则，为什么在明中叶商业呈现发达状态约100多年之后，会出现一个为时一个多世纪的帝制体系强化与商业继续发展并存的康雍乾盛世呢？可能，明清时代商业的发展，在具有一些冲击、溶蚀既有社会制度、关系的作用之外，在总体上也具有强化帝制体系的作用。如果是这样，明清时代商业发展必须与帝制体系功能状态结合起来考察，才可能显示出其真实的社会与历史含义。进而，如果明清时代的商业已经包含了一些现代性要素，这种要素也会因为与帝制体系的契合关系具有了别种前景与功能。楔入了商业“现代性”的帝制体系不可能是完全抑制商业的，国家权力会介入商业，商业也会渗透到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精英的群体内涵会发生改变，从而衍生出一种保持帝制结构同时又包容商业发展空间的帝制农商社会。

整个问题需要通过大量实证考察来做出肯定的判断。学术界对相关的许多史事，已经做出比较扎实的研究，亦有一些实证性研究尚待深入、细化。本文尽量将学术界相关研究与前面提出的基本问题相互印证，梳理出所涉基本事实和问题系列的范围，对尚未澄清而于本题具有重要性的论题做出尝试性说明，并尽量提出关于前述基本问题的尝试性解释框架，以为今后具体考察及综合分析的基础。

一、商业是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明清时代商业发展与帝制体系强固长期并存的现象提示，商业与帝制体系可以实现长期共生关系，商业发达实现的社会财富增殖，也可以成为帝制体系强化与延续的基础。这种现象本身是显而易见的，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其所以如此的原理，可能触及关于商业特性的惯常理解，还需要重新揣摩。

商业从交换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人类社会一旦出现社会分工，交换关系就可能发生。交换关系常态化就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从而出现商业，从事该领域活动的人就可能成为商人。因而从逻辑上说，商业是人类文明早期就可能发生的现象，并不构成与农业基础或农业文明对立的社会成分。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古典文明形成之前就发生了商业。中国商代与周代前期，似乎商业与商人受到政府控制，所谓“工商食官”，其程度如何，是否在官府控制之外没有民间商业与商人，尚待澄清，但商业在该时代肯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门类。结合当时货币流通的大致情况，和对外部贸易的迹象看，绝不能排除商业存在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可能。基于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的商业、货币流通基础，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业已经肯定地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门类，商人已经被列为上层贵族以下“士农工商”四个主要社会人群之一，不仅已经存在临淄之类较大规模的都市市场，而且各政权体系之间的贸易已经经常化、规模化，多种货币流通，并出现了陶朱公、玄高、吕不韦、巴寡妇清之类并不归属于官营资本系统的大商人。在帝制时代之前，中国经济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然的农业“自然”经济体系。即使农本原则不断被统治者强调，但商业的必要性已经明显体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这其实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文明系统内部，不可能没有商业。

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社会变迁，以王制变为帝制收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由中，应该包括商业贸易发展对更大市场体系诉求的因素。因而，秦统一之后，立即推行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之类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实现大空间国家控制。但此类举措，在强化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同时，改善了全国交通系统，为大规模物流和商贸活动提供便利。帝制体系既便利了商业系统的发达，也需要商业实现懋迁有无，乃至增加财政收入，甚至需要商业来文化的整体性。这种结构性需求的力量，超过地方势力为保持割据或半割据利益而维系地方壁垒而做的努力，所以地方性的旨在与外部隔绝的经济政策，总是难以持久。帝制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集中行使的权力。权力集中必然带来人口集中，大量集中的人口一般会带动城市形成。帝制时代的城镇，虽然常与行政设治、军事驻扎有关，但一旦人口聚集，便有商业兴起。所以帝制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都市的繁荣。都市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乡村，也必须依赖市场，呈现城市与乡村互补、国家与社会相需的结构关系。抵至帝制时代后期，由地方集市及远近贸易推动而至繁荣的纯粹商业性城镇比例大增，但并不独立于帝制体系之外。

帝制体系既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商业基础之上。两者的比例，肯定是农业为主，商业为辅，但商业所占比例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在国际化航路开通之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商业发展就取得了一种全球性背景，超出前代的范围、规模。帝制国家尽量将之纳入自己的管控范围，其间既有压制，也有推动，要在能够从中汲取利益，其统治的基础也因而更大程度上超过农业经济而着落在农商综合结构上。

二、对明清时代国家商业政策的基本判断

商业既为帝制体系必要的基础之一，又是一种比农业带来更多社会流动性因而增加社会控制成本的经济成分，控制商业就成为帝制国家政治考量中一个不断带来困扰的话题。通帝制时代，始终存在“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言论和政策表现。然而，历代政府商业政策虽然不同，但如果把《史记・平准书》、《史记・货殖列传》，与后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排比起来，看不到根除商业的政策，政府总体而言是商业发展的受益者，也没有一个政权是商业发展所颠覆的。从演变的趋势看，政府对于商业的控制，大体由严格转向宽松；政府对商业的依赖性，大体趋于提高；商人的地位，大体由特殊受限制人群向普通庶民转变，至明清时期，甚至一定程度地与士绅混合；商业活动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趋于消亡。

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所以“重农抑商”的言论与政策表现都依然存在，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甚至表达得很激烈。但是“农商皆本”的言论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朝野共识；“利商”、“惠商”而非“抑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调。如明朝大学士张居正指出：“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1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2此类言论在明中叶以后，比比皆是。

明朝初年，曾颁布一系列与商业相关的政策，其中有被误读为抑制商业政策者。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曾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3明代“游食”，并不等于经商，“庶民各守其业”包括商人继续经商，并非禁止人民经商。其他如初入商业需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坐贾需在营业地占籍等政策，都是从稳定社会成员职业、地域性征，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的政策，具有抑制商业的实际作用，但并非以抑制商业为最终目标。其次，明初商税并不沉重，大致三十税一，同时对军民婚丧嫁娶丧祭所用物品及舟车丝布之类免税。明中期以后，商税名目增多，收税机构增设，税率也有所提高。不过，万历中期矿监税使四出，盘剥商民现象，是出自皇权滥用，并不体现明代基本政策，所以遭到朝野一致反对，并在万历帝死去后立即终止，故在将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作为明朝抑商证据的时候，要注意其复杂性。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到重，但商税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万历初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赋税负担更大程度地落实在土地上面，使得一些富商大贾以“无田而免差”，规避大量赋税负担。

陈支平、林枫认为，“明代商业税制已基本实现了对不同商业领域、不同商品流通环节的全方位监管。”4他们以明万历时期数字为中心，综合明代盐茶税、市舶税、狭义商税即盐茶、市舶以外的国内商品通过税与营业税进行统计，判定每年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约344万两。当时夏秋两税年收入折合银两计算大约为22217358两，农业税以两税为主，但尚有其他，商税在政府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到15%。而且，商税中计入的盐茶税为专卖收入，狭义商税所占比例更小得多。清朝稳定以后，海关等收入大幅度增加，年商业税收在19世纪末达到5750万两上下，相当于万历商税收入的16.7倍。1

相对于商业规模，明代商业税率偏低而非偏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财税观念仍然盘桓在农本经验之中，没有调整明白；另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并无意于通过高税收压制商业，使之难以发展。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规模也较明代更为庞大，而且朝廷随着商业税收增加而日益看重商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相应管理制度也从涣散仅取其大意转向精细严格。

明清外贸政策，曾经多受诟病，被一些学者视为“闭关锁国”。然而近年大量研究表明，此种认识，夸大了该时期的封闭性。综合官方、民间、海路、陆路贸易趋势，并考虑到明清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对中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应视为“有限开放”更为贴切。2

三、白银货币与金融体系缺失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界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3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货币发行、流通、回笼是最基本的金融运行内容，如果此种运行扩展到信贷、资本融聚、投资，就能构成功能比较充分的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体系是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必备的经济结构条件。明代后期，个别地区出现了票号，但局限在个别商户的信用汇兑活动，资本融汇的功能尚未展开，远没有覆盖全国，与货币发行、流通、回笼的关系更为遥远。发达的金融体制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律秩序来保障，而提供和保障法律秩序的是国家，对于以中央集权为基本特征的帝制体系而言，更是如此。明代国家，未能掌握主要货币的发行权和流通控制，也就不具备金融运行的能力，但又受到货币、金融状态的重大影响。明代货币、金融体制功能状态，滞后于商品市场本身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明代后期的帝制体系不仅远不具备现代国家的功能，而且与社会经济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

清代前期依然保持称量白银主币，铜钱辅币体系，并没有发行纸钞，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似乎平稳，晚明梦魇般的财政危机也在清朝的秩序重组过程中逐渐化解。此间关节何在，迄今未见透彻说明。尝试思考这一问题，至少需要考虑到以下因素。首先，国家财政状况与特定政府关联，清朝虽然接继了明朝的统治地位，但作为一个曾经与明朝并存的政权，清朝从明体系外部控制明朝权力体系，并非完全从明朝体制内部生长出来，这使得清朝并未完整继承明朝的财政，而是重建财政。其次，清初财政实际处于战时体制，承平时期合法政府维系社会均衡及财税负担合理性的种种掣肘对于刚刚入关，挥军南下的清军说来并不重要，可以采用掠夺、强征的手段满足需求而将其社会后果留待政权抵定之后再加处理，战利品成为主要收入来源。第三，清朝版图扩大，人口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来源也有所扩展。第四，明朝中央财政收入最大支出是北边军费，此项开支在清代已经消失。第五，清初在晚明临时加派基础上开征赋税，虽有所蠲免，但并没有恢复加派前的赋税标准，而社会渴望秩序，造反的社会能量已经在晚明农民反叛中释放，较高赋税额度在社会秩序重组过程中被社会承接下来。第六，清朝将商业税收体制精细化，商业税收大幅度增加。第七，社会稳定之后，生产水平和社会财富总量提高。第八，造成明朝政府维系东南沿海防卫主要开支，并造成抗倭援朝战争巨大开支的倭寇消沉，日本进入闭关锁国状态。第九，清前期政府行政能力高于晚明政府。

这些情况，与可能尚未纳入考虑视野的其他因素一起，足以使清朝不至于落入晚明政府财政危机的泥潭，但并不意味着清朝对于货币、金融体制实现了根本不同于明朝的掌控机制。清代作为主币的白银依然是称量形态，民间金融业的萌芽比明代明显，但依然没有覆盖社会经济体系，与流通货币若即若离，政府信誉与普遍社会信誉也没有成为其运行基础。这种问题在清前期因为政府赋税收入总量的大幅度增加而没有威胁清朝统治。但到19世纪以后，使用称量白银为主币而没有货币的体制就成为现实的大问题，成为西方殖民势力瓦解中国经济系统的一个便于操控的杠杆。不发达的金融体制也为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提供了一个软肋。

如上从金融货币角度观察，表明明清时代帝制体系虽有专制性政治权力，具有对社会的巨大统治功能，能够为商品经济提供一般性秩序环境，但是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社会经济，也没有完全顺应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诉求，且与商品经济发展在若干领域形成具有矛盾性的关系格局。

四、权力与市场――政府的商业参与

如前所述，明清时代的帝制体系对商业依赖性趋于增强。这促使帝制国家通过多种渠道参与商业，以求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并从中尽量获取较大收益。帝制国家从来不是商业活动的袖手旁观者，也没有仅仅充当维持秩序和收取赋税者的角色，而是在提供商业一般秩序环境的同时尽量将商业纳入帝制权力控制架构，在控制中尽量实现政府、皇室及权贵阶层利益最大化。帝制国家最大规模的商业介入在食盐领域。明清两朝都继承更早时期已经形成的传统，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盐是自然物，食盐是人类生产的产品，又是生活必须品，其生产局限于若干特殊自然环境区域，绝大多数人口无法用“自给自足”的方式获取食盐，必须通过市场来满足食盐需求。所以，食盐本来是最易于市场化的产品，是市场发展的一个助力。同时，食盐具有产地有限、易于控制的特点，任何势力控制了食盐产销，就控制了大量社会财富，同时可能借此强化社会控制。明朝不仅严格控制食盐产销，而且连食盐生产者――灶户或称亭户也严格控制起来，以特殊户籍使之世代承袭，以官产、官收与特许商人运输、指定区域销售方式经营。明朝甚至把食盐垄断作为一个工具，来实现西北边地开发和军事防御的手段。明中晚期以后，朝廷对食盐产销的控制增加了一些灵活性，实行纲法，但食盐产销仍在朝廷掌控之中，并构成政府财政收入中一项重要收入。清代重建食盐专卖制度，主要通过控制盐产量、销售地、销售量、特许销售的方式运行，食盐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但政府的总体控制依然稳固。帝制国家在以超经济方式控制盐业基础上，操控食盐的市场运行，其重要手段之一，是与特许盐商合作。此类商人从政府包买食盐运销特权，通过分享政府垄断权益获取巨额商业利润，同时把食盐营销收入的一部分提供给政府作为财政收入。从食盐产销角度看，明清政府与大商人群体是利益相关者、合作者。明清时代资本最雄厚，在市场经济中获利最大的商人其实正是此类与帝制国家合作的盐商。明代势力最大的徽商、晋商都涉足食盐销售。1清代的大商人也以特许盐商及行商为最凸显，皆以与帝制国家合作为基础。这些商人与政府的合作瓦解，其显赫地位也就消融于无形了。

盐业以外，帝制国家直接控制的还有对边缘区域的茶马贸易。茶在内地供应充足，且虽为人民生活重要消费品，但不是必需品，在周边游牧民族生活区域则是生活必需品，因而成为帝制国家调控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的一个杠杆。马是明朝需要从边疆区域补充输入的军用品，要用以茶为主的多种内地产品与边疆区域交换获得。政府对茶马贸易实行垄断，同时利用垄断权调动、利用商人参与来落实政府的茶马贸易政策，其间国家与商人的合作关系，与在食盐领域的格局异曲同工。

明代牙行主要是民间商人，经营商业中介和停居存储或者包购分销业务。此类商人在清代依然存在，同时因为海外贸易规模扩展和指定口岸外贸体制及贸易必须通过行商处理的制度，促使一批外贸商行利用与帝制国家体制的合作关系而优先发展。此类商人拥有政府专门委托的涉外贸易处置权，半官半私，体现出更明显的帝制国家与商人合作的精神。在所有官商合作事务中，官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从而明清时期商业领域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其间自然会发生诸多官府或官员盘剥商人的情况，但权力与商人合作的基本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

明清政府还控制部分生产机构，如官办铁冶所、官营织造局、御窑、官资矿业等等，皇室和政府建筑工程大量招商运行，大批皇室与政府物资采购佥派或招募商人运行。这些都是帝制国家与商人、商品市场常态化联系的机制。

明清政府皆会向商人出卖一些功名、政治权益甚至官职，以调动商人向政府输送所需的资源，一般称为捐纳。明代捐纳主要在特殊情况下实行，清代捐纳则常态化。这实际上构成了商人与帝制国家之间的一种交换性纽带关系，也构成帝制国家卷入市场的一个途径。

此外，明清贵族、官僚大量涉足商业及与市场交换关联的农业生产。明朝建立之后不久，政府即涉足建立塌房，为往来客商存储发卖货物提供便利，借以管理商业秩序，并从中牟利。后来出现官店、皇店。中间虽有整饬，但迄于明末，并未消除。2清代皇室、贵族、官府资本商业运营比明代更为发达。

由于存在前述种种情况，审视明清经济结构的时候，不应将帝制体系与商业、市场、商人做两元对立观，更不可以为二者之间为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二者盘根错节，构成明清商业秩序环境、商业特性、国家功能，以及社会形态演进前景的复杂结构性基础。

五、商业制度环境与商人社会空间

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商人服饰做出限制性规定，其中肯定包含压制商人炫耀财富的含义。明代后世皇帝不能更改祖制，并未删除该项法规，但实践中并不严格推行。清代沿用明朝基本法律，在其基础上另制种种则例，作为法律行使。其中，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61―1776年）间编制的《钦定户部则例》涉及商事尤多。明清时代，商人不得穿着绸缎绫罗之类条款，一直存在于法律文本之中。但是，《大明律》中许多条款在明中期以后就已经不再构成社会行为法则。明中叶迄于清末，商人服饰实际上毫无限制，炫耀奢华反而是常见的现象。有学者对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进行总体考察，认为商人在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中地位归属于庶民，并非处于被歧视或被排斥地位。1清朝对商业于帝制统治关系之重要性的了解超过明朝，商人与权贵关联也更为深切，商人法权地位更非低于庶民。

明清两代政府皆曾推行大量旨在维系平稳市场秩序的政策。如皆规定牙行评估物价必须公允，如明初规定有“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2清顺治八年（1651年）上谕吏部：“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困商。关税原有定额，差一司官已足，何故滥差多人？”令各关只设官一员，添设者悉行裁去。3康熙五年（1666年），令各地将应征商税额数刊于直省商贾往来关口孔道木榜，“遍行晓谕”，防止官员自行加征。4雍正时期曾对这些政策再加重申。其后历朝也曾屡次申明对官吏敲诈商人的惩罚措施。5商业交换领域发生纠纷，民间自行调解不成，一般要诉诸司法解决。明清政府承认商人合伙经营的权利及商人在民间融资的权利，这是明清时代诸多资本雄厚的商帮存在与发展的制度环境。明清政府也承认商人为商业经营目的而结为社团的合法性。从明中晚期开始出现商业性会所，到清代大批商业、手工业会所发展起来，其制度环境大致保持一致。6

明清政府权力在维系比较平稳的商业运行秩序同时，也会发生干扰商业的作用。其突出表现，包括官资本直接进入商业构成特权经营造成的市场不公平竞争，政府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严格控制，政府对矿业很长时期的垄断，政府对外贸过于严格的管控，税收标准公平性的欠缺，以及权力腐败造成的官吏对商人的敲诈与盘剥。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得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窒息，但市场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完全依照经济规律运行的环境，没有达到普遍公平的境况。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明清已然存在的商业契约精神，始终受到权势原则的挤压，并未成为支配商业运行的普遍价值体系。

除了明朝初年一段短暂时期以外，明清时代商人的社会活动是基本自由的，商人身份的改变也取决于商人本身，而非为超经济权力所固定。基于帝制体系构成商业发展的一个恒定的强大权力架构，以及商人身份相对自由的属性，明清富有商人普遍倾向于借助财富力量融入士绅阶层。结果出现商人上层与士绅上层合流，商人家庭普遍谋求成员入仕以实现权力与财富兼得、以权力保障财富的倾向，并保持着对土地经营的兴趣，这又造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社会人群。清初人屈大均描述称，广东地方“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畏官亦复畏贾。畏官者，以其官而贾也。畏贾者，以其贾而官也。”1沉浸在与权势与财富融通的社会环境中，明清时期商人，并没有表达出独立的政治诉求。适应帝制体系而不是改造帝制体制，是他们的基本选择。

明中叶以后，商业总体趋于发达，不仅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而且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商业税收无论绝对数额还是在整个政府财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趋于增加，因而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然而，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则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时代这种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体系虽有若干相似处，但并未进入同一轨道。

1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5，《节庵方公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1页。

3《明太祖实录》卷175，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4 陈支平、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396―413页。

1 陈支平、林枫：《明代万历前期的商业税制与税额》，《明清论丛》（第一辑），第396―413页。

2 参看赵轶峰：《论明代中国的有限开放性》，《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赵轶峰：《清前期的有限开放――以贸易关系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6期。

3 关于明代白银输入及其作为货币行用的情况，参看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95―413页；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读书》，2016年第4期。

4 参看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5 参看赵轶峰：《论明末财政危机》，东北师范大学1984年硕士学位论文，载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32―277页。

1 参看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 参看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3―184页；韩大成：《明代的官店与皇店》，《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

1 参看常文相：《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古代文明》，2013年第4期。

2 刘惟谦等：《大明律》卷10，《户律・市廛・把持行市》，《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4页。

3《世祖章皇帝圣训》卷5，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6页。

4《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26，《征榷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2页。

5 参看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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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职业后续教育国际比较分析

一、注册会计师参加后续教育时间的国际比较

各国对注册会计师参加后续教育的时间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对不同类型的会员，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学习时间。对于那些从事公开业务（public practice）的会员（即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注册会计师），每三年必须完成120小时的后续教育课程，但每年最低不得少于20小时；对于那些从事非公开业务（not public practice）的会员（即不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则每三年必须完成90小时的后续教育课程，但每年最低不得少于15小时；对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会员，每两年必须完成80小时的后续教育课程，每年至少20小时。如果一个会员由从事公开业务转向非公开业务、或者情形相反，则三年期法定的累计学习时间应予以调整，按公开业务每年40小时、非公开业务每年30小时计算所需要的总学时。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CICA）规定，每个会员在三年内必须完成100小时的后续职业教育课程学习。

荷兰注册会计师协会（Royal NIVRA）规定，会员每年参加后续教育的时间必须达到40小时或每两年80小时。

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规定，执业会员接受后续教育的时间，三年累计不得少于180学时，其中每年接受后续教育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0学时；接受脱产后续教育的时间三年累计不得少于120学时，其中每年接受脱产后续教育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0学时。

从上述各国注册会计师参加后续教育时间来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的时间无疑是最长的，同时规定也是最严格的。这与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起步不久，注册会计师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是基本吻合的。

二、后续教育学习方式的国际比较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各州会计理事会全美协会（NASBA）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2000年2月对外公布了《后续职业教育准则公告》（Statement on Standards for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征求意见稿。在该公告中，明确提倡两种学习方式：一种是有组织的学习活动（sponsored learning activities），在该方式下，组织者负责将学习计划传递到学员手中，可以采用工作室、研讨会等各种形式；另一种为自主的学习活动（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ies），在该方式下，学习活动是在没有外部组织者的帮助之下自己进行和完成的。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后续教育培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和措施：课堂教育、组织学术讲座、召开研讨会、网络或电话教学以及自学等。

荷兰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有专门负责职业后续教育的机构——后续教育委员会（VERA）。该组织提供的培训方式包括面对面的课堂教学、网上教学以及函授等。会员或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既可以参加后续教育委员会组织的培训，也可以在公司、大学学习或在家自学。

中国注册会计师参加职业后续教育的形式主要有：脱产课程学习、非脱产课程学习、参加专题研讨会、承担专业课题研究以及个人专业学习与实务研究等。

从上述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可的学习方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组织的学习和自主学习。其中有组织的学习一般居于职业后续教育的主导位置，而自主学习则处于从属地位。另外，就自主学习层面来讲，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其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在会计职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美国、荷兰等，自主学习方式的认同度较高，而在会计职业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中国，自主学习方式的认同度较低。

三、后续教育课程设置的国际比较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置了多种课程来满足职业后续教育的需要，课程种类在150种以上，并且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课程要进行修改或更新。其后续教育课程按会员的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培训要求。具体分为：（1）基础课：用于新会员，该课程知识面窄，强调基本原则和技能；（2）中级深：在基础课的基础上强调实际应用；（3）高级课：强调知识的深度和应用的广度；（4）更新课：介绍各个领域的最新发展；（5）星级课：由高级专家指导的讨论课。与此同时，对于自主学习的课程，由各州会计理事会全美协会指定的后续职业教育机构负责设计，其中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是会计师教育组（AEG），该组织从1988年开始成为美国自学后续职业教育领域内的领先者。目前，该组织所设置的课程主要有：（1）计算机系列；（2）税收系列；（3）审计和会计系列；（4）遗产计划（estate planning）系列。

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设置的课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会计、审计、财务、税制和管理信息系统等领域的最新发展；（2）职业道德规范的有关课程；（3）信息技术。

荷兰的后续教育委员会与荷兰一些大学合作，为不同层次的会员制定不同的继续教育课程，如信息技术、保险、工商经济、法律、税法、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管理技术等。该委员会在制订后续教育课程内容时着重突出“能力”教育，并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性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实际行为能力等。一般性能力包括自学能力、职业道德水准；解决问题能力包括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分析能力、整合能力和评估能力等；实际行为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帮助他人能力、人与人之间沟通并影响他人的能力、组织能力等。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职业后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1）会计准则及国家其他有关财务会计法规；（2）独立审计准则及其他职业规范；（3）与执业相关的其他法规；（4）执业所需的其他知识与技能。职业后续教育的具体内容根据不同对象及其需要确定。针对主任会计师、部门经理、项目经理、注册会计师以及一般执业人员的培训内容各有侧重。

从上述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设置的课程来看，各国的课程内容不尽相同。其中美国、中国的课程规划比较详细，而加拿大、荷兰的课程设计则比较简约。由于职业后续教育面向的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注册会计师，因此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课程设置过程中一般都将技能的培养与训练，而不是知识的传授，置于核心地位。与美国、加拿大、荷兰相比，中国课程设置唯一的缺陷在于没有对信息技术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信息技术在会计、审计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中国注册会计师的信息技术知识和能力已是当务之急。

四、后续教育评价方式的国际比较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会员应定期报告参加后续教育的情况，日期为会员加入协会之后每个日历年度的起始日。考虑到各种因素，协会还规定了报告宽限期（grace period）——法定报告日后2个月内。对于报告的格式，该协会要求采用统一标准，即在年度会费报告中包含下列的陈述：”在缴纳会费时，我确保自己已履行了后续职业教育的有关规定”。同时该协会要求，在陈述报告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在《后续职业教育准则公告》征求意见稿中，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针对两种不同的学习方式，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于参加有组织学习方式的会员，该准则要求他们在报告学习情况时提供以下的信息：组织者的名称、学习的题目和内容、日期、地点以及职业后续教育的学时等；而对于参加自主学习方式的学员，在完成自主学习活动之后，学员必须提供能够证明完成该活动的相关文件，诸如由第三方提供的证明、证书或撰写的文章等。此外，学员还应对自主学习活动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并提供自我评估报告。如果学员对完成的自主学习活动诸项目中有超过半数表示满意，则报告还应附上一个专家评阅意见。如果未超过半数，则不需要这样的意见。

荷兰注册会计师协会规定每年会员必须向协会提交一份前一年的学习报告，但对未完成后续教育课程的会员则目前尚未出台强制性措施．而是靠会员的自律和自我责任感。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为每位注册会计师建立一套培训档案，并制发了统一的注册会计师培训手册。每一位注册会计师都要按要求在培训手册上记录其培训情况，并要经过有关机构的确认。

从上述国家后续教育的评价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自我约束型和控制型。在美国、荷兰等国，后续职业教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注册会计师的学习意愿强烈，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更好地满足注册会计师对于新知识、新能力的需求。而在中国，就目前来看，注册会计师的业绩评价还不仅仅取决于执业水平的高低，而更多受到非执业技能因素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注册会计师参加后续教育的动力不足。如此说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采用控制型评价方式应是一种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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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培养目标 教学改革 教学基地 实践能力

一、引言

1998年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介绍》中将“财务管理”列为工商管理学科下的一个本科专业，并把本科财务管理专业教育定位为“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理财、金融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工商、金融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财务、金融管理以及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随后各高等学校根据一定的社会需求、自身办学条件和学科结构调整的需要，纷纷申请开设财务管理本科专业。高等教育财务管理专业规模不断扩大，截止到2010年，已有530多所院校开设了财务管理专业，在校本科生人数达20多万，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成为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普通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究竟如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等企业经营环境变化，我国财务管理专业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适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校的教学条件及教师素质能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教育行政部门应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方针、政策，提出进一步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这些都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国内专家学者对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国内目前专家学者大部分从某一个侧面探讨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且大部分是高校教师的所感所悟。还少有人对我国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进行系统的调研分析，从教师、学生与用人单位三维信息直观可见的角度来研究财务管理专业人才本科人才培养问题。为此，本文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二、调查设计

（ 一 ）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有3个，即从事实际教学工作的专任教师、财务管理专业本科高年级在校学生与近三年吸收财务管理专业的用人单位。根据3个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和我们的调查目的，我们设计了3份不同的调查问卷，即专任教师卷、学生卷与用人单位卷。3个调查问卷之间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存在密切的关联性。为了使问卷调查结果更具客观性、普遍性和可比性，调查问卷发放的区域范围覆盖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区域。对不同区域、层次、类型的普通高等学校的1000名专任教师，3000多名本科高年级学生与1000个用人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被调查的教师与学生所在院校包括理工、农林、医药、财经、政法、师范、语文、综合、民族及其他共十大类型院校，其中既有“211院校”，也有非“211院校”。其中，政法类（0.3%）、语文类（1.2%）、医药类（0.4%）、民族类（0.8%）、其他（1.3%）五类院校中开设财务管理专业的太少，不具有代表性，在以后的分析中就忽略不计了。被调查教师与学生所在学校的详细分布情况参见表（1）。被调查的用人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五大类，规模涵盖大、中、小型单位，具体用人单位分布情况参见表（2）。

（ 二 ）调查内容 教师问卷涉及到研究方向、有无交流经验、有无实践经验、培养目标、课程安排与课程结构、培养质量、专业教育存在问题等十个方面共10道题，具体问卷见附录1；学生问卷共涉及个人情况、专业选择、职业意愿、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与课程结构、教授授课、培养质量、个人情况评价、专业教育存在问题、深造愿望、希望就业单位性质等十多个方面共13道题目，具体问卷见附录2；用人单位问卷涉及单位分布、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单位重视的质量、培养目标、毕业生质量评价及教育问题等15道题，具体问卷见附录3。

（ 三 ）调查方法 该问卷在编制过程中先参考了相关文献，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头脑风暴法将已有研究成果重新讨论，加入新的开放式问题，然后广泛征求了来自普通高等学校本类专业教师、学生与部分用人单位的意见，编制形成选项，在此基础上编制形成闭合式问卷初稿。问卷在正式实施前先经专家审核、后经部分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与用人单位试填写，在保证语言表述清晰无误的情况下定稿、实施。

（ 四 ）调查数据 本次问卷的调查规模较大，回收率较高。有982名专任教师，2898名本科高年级学生与926个用人单位寄回了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是：98.2%、96.6%、92.6%。我们对回收的有效问卷均进行了统一编码，然后聘请专人采用SAS9.2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录入和统计。最后再由专家组成员进行审核，保证将录入错误率降低至最低。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表中的百分比之和略大于或略小于100%是由剔除了部分无效问卷或者尾数四舍五入造成的。本报告所有图表所使用数据均来自本次调查报告的统计结果，在文字部分的数据参考了2000年以来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教育部相关统计资料以及教育部招生阳光工程指定网站的相关资料。

三、调查结果分析

（ 一 ）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分析 （1）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都倾向于复合型人才。问卷调查显示，48.8%的专任教师、49.1%的本科学生和53.4%的用人单位认为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复合型人才，而33.5%的专任教师、37.3%的本科学生和16.1%的用人单位认为应该是高级专门人才。30.5%的用人单位选择了应用型人才而教师和学生分别为17.4%和13.5%。身处时代变革的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而言，已经意识到财务管理日益国际化的趋势早就对财务管理专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不仅能够从事传统的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财务活动、协调财务关系，而且要熟悉生产经营和金融、保险、证券、期货等方面的经济管理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在企业预测、决策、计划、控制等各项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用人单位需要的是一种复合型人才。详细数据见表（3）。（2）课程结构基本合理。对于目前高等学校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70.4%的专任教师认为基本合理，18.7%认为不太合理；65.7%的本科学生认为基本合理，19.8%认为不合理；用人单位认为基本合理的有52.2%，认为不太合理的有37.4%。但不同类型院校的专任教师和学生，以及不同性质用人单位对课程结构合理性的评价存在很大差异。如财经类院校的教师及学生对课程结构合理性的评价远高于其他院校，事业单位要比其他用人单位的评价更高。表（3）表明，从整体来看，三方对本专业课程结构合理性的评价都相对较高，有76.0%的教师和77.1%的学生以及56.0%的用人单位认为本专业课程结构是合理的（包括“非常合理”和“基本合理”）；认为本专业课程结构“不太合理”的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分别是18.7%、19.8%和37.4%；仅有5.2%的教师、2.9%的学生和6.4%的用人单位认为本专业课程结构“很不合理”见表（4）。（3）最重要的5门专业课程。为了解和把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对各门专业课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要求被调查的教师、学生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十四门课中选择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五门课。学生认为最重要的5门课程依次为：财务管理（87.6%）、税务与税制（79.1%）、财务会计（70.4%）、成本管理（61.9%）、会计电算化（56.1%）。而专任教师认为最重要的5门课程依次为：西方经济学（88.4%）、管理学（73.5%）、财务管理（63.9%）、财务会计（59.0%）、税务与税制（50.2%）。用人单位认为最重要的5门课为：财务管理（80.5%）、财务会计（75.1%）、会计电算化（71.6%）、财务管理实务与案例（65.7%）、税务与税制（52.0%）。学生和专任教师对最重要的5门专业课程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用人单位和学生的结果较为相似。统计结果表明，十四门课中教师更注重基础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的经济学和管理学选择比例较高；而学生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专业课实用性更强，重视的是类似“财务管理”、“税务与税制”和“财务会计”等专业课，而对经济学、管理学选择比例较低；用人单位与学生类似，也比较看重实务见表（5）。

（ 二 ）培养质量因素分析 （1）教师、学生及用人单位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专任教师对高等学校财务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多为肯定性评价。其中43.4%的专任教师认为培养质量较高，28.7%的专任教师认为培养质量一般。但对于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的专任教师的评价也略有不同，如“211院校”专任教师选择培养质量较高的比例高达54.9%。而非“211院校”的比例只有33.7%。学生对自我培养质量的评价也为肯定性评价。其中，44.6%的学生认为培养质量较高，30.6%的学生认为培养质量一般。但对于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的学生的评价也略有不同，如“211院校”的学生认为培养质量较高的比例高于平均值，为52.4%；而非“211院校”的比例仅为36.8%。用人单位对近年来招收的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为中性评价，有58.6%的用人单位评价质量一般，有33.7%的用人单位评价质量较高。（2）学生对本类专业任课老师的评价。详细考察了学生对本类专业任课老师在学术水平、知识结构、敬业精神、教书育人、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六个方面的评价状况，采用五点量表的形式，“5”代表“很好”，“4”代表“较好”，“3”代表“一般”，“2”代表“较差” ，“1”代表“很差”。有2834份问卷正确填写了该题。分析表明，学生本类专业任课老师知识结构的评价为4.23分，对是学术水平评分为4.20分，都略高于“较好”水平；评价最低的分别是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分别为3.97分和3.94分，但也接近“较好”。从整体来看，学生对本类专业任课老师评价由高到低分别是知识结构、学术水平、敬业精神、教书育人、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见表（6）。（6）最被重视的质量因素。为了解和把握学生对各方面素质重要性的评价，我们要求被调查学生在“专业知识”、“知识结构”、“综合素质”等14项中选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五项。数据统计表明，十四项中选择比例最高的是“专业知识”，有74.3%的学生选择了该项；其次是“综合素质”，有71.4%的学生选择了该项；“交际能力”，排在第三，有68.56%的学生选择了该项，其后是“学习能力”，62.9%的学生选择了这一项；被选择最少的是“计算机理论与应用水平”和“数学知识”，只有2.3%和0.6%。但不同类型院校学生对一些质量因素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对教师而言，他们认为综合素质（79.1%）、创新能力（52.0%）、学习能力（51.6%）、专业知识（51.4%）、社会责任感（41.5%）是最值得重视的五个质量因素。其他质量因素选项的重视度和比例依次为：合作精神（38.7%）、知识结构（37.7%）、数学知识（35.7%）、实际工作能力（25.5%）、交际能力（24.4%）、专业技能（22.3%）、理论素养（17.1%）、外语实际应用能力（11.8%）和计算机理论与应用水平（11.1%）。对用人单位而言，它们最看重的是综合素质（85.3%）和实际工作能力（75.5%）；其次是合作精神（65.2%）和专业知识（52.3%）；最后是交际能力（50.2%）。而知识结构（6.7%）、理论素养（2.9%）和数学知识（1.8%）在用人单位看来略显不重要。学生、教师和用人单位对各方面素质重要性的评价具体数据见表（7）。

（ 三 ）教师和用人单位学生的评价 我们考察了教师对学生以及学生对其自己在综合素质、知识结构、专业知识、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评价状况。采用五点量表的形式，“5”代表“很好”，“4”代表“较好” ，“3”代表“一般” ，“2”代表“较差” ，“1”代表“很差”。教师和学生分别有972份和2863份问卷按照要求填写了该题。分析表明，学生对自己评价最高的是学习能力，达到了3.97分，也就是接近“较好”，而得分最低的是外语水平，只有3.29分，也就是略微高于“一般”。从整体来看，学生对自己各方面的评价还是中等偏上的。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中，专业知识处于最高为4.08，其次是知识结构为3.82，而最低的为综合素质和外语水平，分别为3.47和3.60，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评价最高的是综合素质3.84，处于一般中的较高水平，但还未达到较好。最低的为创新能力和知识结构，分别为3.56和3.37。整体而言，三方评价结果都处于一般水平见表（8）。

（ 四 ）学生、专任教师及用人单位对专业教育的评价 为了了解和把握学生对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我们要求被调查学生在“教师数量不足、教师质量不高、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教学经费不足、教学计划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学生数量过多、教学管理水平差、缺乏专业实习、忽视个性培养和缺乏案例教学”等十二项可能存在的问题中选择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每个学生可以选择五项。共有2884位学生和980位专任教师以及920个用人单位按照问卷要求填写了该题。数据统计表明，学生在十二项问题中选择频率最高的是“教学方法单一”，有91.4%的学生选择了该项，其次是“教学计划不合理”，有62.9%的学生选择了该项；“忽视个性培养”排在第三；而专任教师和用人单位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缺乏专业实习”和“教学经费不足”；而用人单位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教学经费不足和缺乏专业实习见表（9）。

（ 五 ）职业方向愿望 调查表明，被调查的57.1%的学生“愿意”把所学的专业作为未来的职业方向，28.6%的学生“很愿意” 把所学的专业作为未来的职业方向，两者合计为85.7%；选择“无所谓”和“不愿意”的学生都占13.9%。因此从整体来看，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是认同的，愿意把所学的专业作为未来的职业方向。详细数据见表（10）。在2898个填写了是否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学生中，有828个学生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占总体的28.6%；有2070个学生不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占总体的71.4%。我们考察了学生未来就业希望去的单位性质。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列出了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自我创业和其他共八个选项，每个被调查的学生可以选择其中的三项。有2898份问卷按照要求进行了正确填写。总体来看，希望去国有企业工作的学生最多，占被调查总数的85.7%；其次是政府部门，占被调查总数的71.4%；希望去三资企业的学生占被调查总数的40.2%；自我创业和到民营企业工作的学生都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31.2%；希望去高等学校工作的比例最低，只有2.9%见表（11）。

四、结论与建议

（一）调查结论 本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培养目标转型存在困难。55.8%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财务管理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不准确，48.6%的学生和39.1%的专任教师持相同意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具备管理、经济、法律、理财和金融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学生和专任教师也完全认识到了这样的需求，那为什么这三方都一致认为教学中依然存在着目标定位不准确？原因是虽然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教学中的培养还处在专用型人才培养。学校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培养的是高级专用人才，很少有学校去强调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已经转变。而这种目标的转变需要在课程体系，教师专业结构做出重大改变，如果没有学校的大力倡导，专任教师很难做出改变。（2）教学计划不合理。62.9%的学生和37.3%的专任教师和42.1%的用人单位认为，教学计划不合理是当前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些院校还是只注重单一课程的开设，而忽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许多课程的内容有重复之处，甚至与会计专业课程一致。对于多数院校而言，课程的设计和安排是由教务部门管理的，而这些部门很少由专业知识全面的教师负责，而专任教师只关注自己教授的课程，很少关心整体课程体系，这就导致教学计划不合理的问题出现，从数据上来看，学生比教师更了解这一问题。（3）教学方法单一。91.4%的学生认为，财务管理本科专业教学方法单一是当前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我们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主要采用传统的言传式教学方法，就是一种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学生摘抄记忆为辅助的教学方法。此种教学方法下，教学成了教师一个人的舞台，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没有思考，也没有质疑，有的只是死记硬背，所以死气沉沉、昏昏欲睡的课堂环境也就不足为奇。这种教学方法抹灭了学生的积极性，忽视了学生的创造力，有的只是课程中的数量分析，培养出的财务管理人才更像具备局部才能的专业型人才，而非企业所需的综合性财务管理人才。但是专任教师和用人单位对教学方法单一选择的比例分别为26.7%、29.0%，并不像学生选择比例那么高；而教师和用人单位都对教学经费不足选择比例很高，这并非是独立事件。显然在教学手段单一和教学经费不足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这种联系对老师而言是想采取多媒体教学、实验教学、网络教学等双向互动手段，但是在教学经费上不可能实现；对学生而言就是教师只采用传统的言传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单从教师角度考虑，在上课时多加入一些提问、互动还是可能在不改变经费的前提下改善现状。但是对部分年长的教师而言，讲授许多年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已经形成一种机械化模式，没有外部的压力，他们就倾向去维持原状；对年轻教师可能愿意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但是缺乏对学生的了解，效果也不是很理想。（4）案例教学相对缺乏，且效果有待提高。54.3%的学生、40.5%的专任教师和42.5%的用人单位认为，在当前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缺乏案例教学。那为何学生、教师及用人单位都早已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却不增加案例教学的比例？原因：一是案例教学课时比例不合理。与国外著名商学院相比，以哈佛商学院为例，90%的课程为案例教学；在学时方面，基础理论知识的教学仅占总学时的7%，其余都用于案例教学。而国内高校案例教学仅是一种辅助手段，教务处在学时安排上所占学时比例很小，有的高校甚至没有案例教学，这样的教学远远不能满足培养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二是案例库源供应不足，质量欠缺。适合本科生学习的案例与市面上出售的案例书有所不同，它首先应包括对相关财务管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讲解，其次才是具体案例；而具体案例的选择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出发，适应学生的知识水平，不应该引入过于复杂的案例，过于复杂的案例不仅起不到教学作用还会给学生带来挫败感；案例的选择还应具有典型性，有助于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的案例需要教师相当大的精力去寻找，耗时也较长，是案例教学实施的重大困难。三是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想要很好的实施案例教学，需要教师对案例的基本原理、内容结构、实际意义做少而精的分析，通过这样的分析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还要对课堂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预测，教师要怎样引导学生进入讨论，学生可能提出什么问题，如何调动起每一个同学的积极性，是个人单独发言还是分组发言，如何分配时间；真正的案例教学课是不存在正确答案的，学生的许多问题和想法是教师很难预测到的，上课时教师要马上做出正确的引导和解答。这些对教师的能力要求是相当高的，不仅要有很深的知识储备，而且要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单位工作经验，这样高素质的教师相对于众多的学生而言，还是很欠缺的。而学生众多和教师质量不高这两大问题也在本次调研中加以证实，分别有14.3%的学生、38.5%的专任教师和18.8%的用人单位认为人才培养中存在学生数量过多问题；分别有11.4%的学生、34.8%的专任教师和47.6%的用人单位认为教师质量不高。（5）学生缺乏专业实习，动手能力较差。有67.3%的用人单位认为缺乏专业实习是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40.9%的学生和55.6%的专任教师持相同观点。财务管理专业学生在单位实习上面临很多困难。首先是用人单位的财务工作一般不愿意接受实习生。因为财务工作对单位而言相对较为重要，需要很高的稳定性，而且还可能涉及到商业秘密等问题，所以财务工作本身的实习机会较少。其次是就财务管理专业而言，学校很少联合企业办学或推荐实习，这就要求学生个人去寻找单位实习，这对学生而言还是比较困难。

（二）对策建议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确定行之有效的财务管理培养目标。确定行之有效的培养目标是实施培养行为的前提。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总体上应该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接轨，与经济发展的接轨，应该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首先，从人才定位来看，目前我国大学本科教育正在向大众化教育转移，培养目标定位在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知识全面的复合人才，与此相应，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定位应是财务管理复合人才，而非传统的财务管理高级专门人才；而研究生、博士生以及社会后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以开展企业管理活动、具有会计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管理和会计及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调研、职业判断和发展潜能的财务管理高级人才。其次，从职业岗位定位来看，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对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层次、能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目前高校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的岗位定位应是本专业的学生能在工商、金融证券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而研究生、博士生以及社会后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能在企业等相关单位从事较为复杂的财务管理实务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总之，我们认为财务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确定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理财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富有创造性，对未来复杂多变的企业管理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在工商、金融企业、单位从事内部经营和管理决策的工商管理学科复合型专门人才。（2）增加教学经费，建立网络教学平台。学校可以通过经费申请和联系企业家资助来增加教学经费，引进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教学设备和建立教学实验室，从而建立信息技术与课程、课堂整合的师生互动的网络平台。以上设备和实验室都仅是“硬件部分”，“软件部分”还要求教师提高媒体课程的制作水平，提高课程教学设计的艺术性和互动性，创建案例库和实验材料等。在案例库的建设过程中，要求准确把握教材的重点难点，注重理论与实际案例的结合，选编和设计的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启发性、针对性、综合性和合适的案例梯度，紧密联系教学的内容和目的。案例库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应用过程中需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案例库日臻成熟完善。建立互动网络平台可以让师生在课外加强交流，学生提问，教师答疑，或者是对一些财经新闻加以讨论，各抒己见，同学之间可以分享知识，教师加以引导，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3）修改教学计划，突显财务管理专业特点。由学校倡导教学改革，转变教学目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教学计划和体系。由相关专业的教师共同讨论来建立四段式的教学计划，即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习课四个阶段；同时建立包含管理、经济、法律、理财和金融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区别于金融专业、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到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重复授课，以及加大案例教学课时，突显财务管理专业特点。（4）改善教师结构，提高教师质量和加强教师考核。为了达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过硬的师资是关键。学校要改善教师的学科、学历、职称、年龄结构，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聘请各研究方向的优秀教师，使得完整的教学体系得以实施；鼓励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地到企业进行调研和参加与专业相关的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会计师等专业资格证书考试，以提高教师的专业业务能力；提供教师去知名大学培训的机会，不仅可以提高专业素养而且可以汲取他们的授课方式。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要加强教学考核，使学生对教师的评估不成为走形式的过场，而是成为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方向。（5）加强产学研结结合，强化学生的实践能。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需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需求日新月异，远比学术理论的发展变化快，这就要求财务管理教育必须面向企业实际需要，探索出一条能够快速与企业需求衔接的培养渠道。校内的教学内容多为高度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原理、方法，将这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应用于实际对在校学生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困难。为了提高学生进入企业的适应能力，学校应积极推进校企合作，建立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基地，使实习基地在接纳能力、在业务范围、业务量以及业务的复杂程度上全方位地能满足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要求。让学生能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将适应上的问题和障碍在实习过程中加以解决，形成学校到企业的良好过度。为规范这种校企结合办学，双方应签署建立专业实习基地的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职责，聘请具有专业理论素养又同时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作为专业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以保证实习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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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艳茹：《论财务管理人才培养》，《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第四届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3]任翠玉：《财务管理人才培养亟待加强》，《财会信报》2006年4月24日。

[4]车嘉丽：《基于管理信息化环境下财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中国管理信息化》2006年第7期。

[5]葛文雷、吴丽贤、常珊珊：《财务管理人才建设的市场需求分析与培养设想》，《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