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土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教育本土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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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崇洋已成为中国的主流。认为说英语、吃西餐是一种时髦，听音乐会是一种高雅的表现。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去学习西方文化，这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巨大的冲击作用。而老师在教学中只停留在英语教材上的知识，忽略了英语教育方面的实际运用，忽略了英语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性，忽略了英语与我国文化相融合。

二、英语教育本土化的必要性

什么是“本土化”？就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又或者一个国家所具有自己独有的语言、文化、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所以，若到了一个地方，首先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化、民族习俗，观察他们的地域风貌，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其中。所以要想培养学生对英语的运用，就得把我们的文化融入到英语当中，这也是英语教育融合本土化的一个必然。更要把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为文化有一种很强的融合性。从我国历史就可以看出，在朝代交替过中，传承文化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文化，又与以前文化相互碰撞，直到相互融合。而今天的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一种过程，直至达到互相融合的一种平衡状态。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育

（一）观念本土化

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运用它来学习西方文化和先进技术，同时要传播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跨文化交际是指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原因，往往就是对自己本国文化知识的不了解，导致的。因此要树立英语教育本土化的观念，不断在教学中与学生互动，培养学生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自主学习本国文化，并可以用英语表达出来，这才是实际教学中的目的[2]。英语教育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同时要传播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过程并与时俱进的过程。

（二）编写具有本土化的英语教材

英语教材作为教学的基础，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方式，现在我国英语教材是知识难还有涉及的内容比较老旧，缺少本土文化方面的英语教材，会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单方面了解学习西方文化，没有主动去传播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基于教材对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就必须要编写具有本土化的英语教材。也可以融入一些其他国家的文化不要仅限在西方，这对学生文化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教学理论本土化

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改变方式，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听。更要让学生参与，比如，老师可以提前把一周的学习计划布置好，以提高同学自主学习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一些中西方知识，文化的载体是语言，而学习的内容是文化。而只局限在教科书上的内容作为课堂教学，是有些乏味枯燥了，现在科技发达，信息更新速度快，而只学习在书本中知识，就有些落后于当代社会[5]。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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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悦纳自己，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教育。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使青少年更准确地认识自我，观照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熟悉的情境与经验才能反映自己的行为。同时，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应以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自己为前提。

二、提高学生学习需求和动机

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能帮助学生在肯定自己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有热情地去探索未知的知识，帮助学生学会良好的学习态度、习惯和思维可通过正确的开发乡土资源。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教育最终的目标不是累计增加儿童的客观知识，而是为儿童营造一个充满新奇的环境，让儿童学会自己去发现、去探索、去主动地学习经验和知识。戴尔的经验塔理论也认为学生用其感官亲身参与的直接经验，能够激发学生的虚席兴趣和动机，能促使学生学会用自己所习得的经验继续发现问题，继续发展其学习。

1．引导学生在大自然中自己探索和发现在心理健康课程的定位更多是以体验性学习为主，教师要教会学生在生活中自己通过体验和感受来对生命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真实认识。因为学生可以通过直接感受和生活经历来获取乡土知识与经验，因此学校教育课程中增加乡土课程知识和经验，可以达到激发学生求知探索的乐趣，当学生将所学知识和现实实际环境联系起来时，会更利于知识的吸收，同时也会更好地激发学生对知识的认同度，也能更大限度地开发学生求知的潜能。

2．知识要密切联系实际缺乏乡土知识是目前许多学校传统的教学课程所共存的缺陷，将生活体验与具体的学习经验相割裂甚至是相背离，不利于学生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要更多地融入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经验和问题，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系统知识解决复杂的动态的真实的情境。

三、通过知识和情感影响学生认知

只学习书本知识的学生，最终没有学习的主体性，没有主体经验的存在，也更没有根据主体经验去实践的经验，那么学生所获得的经验都是间接客观的，难以被学生内化。重视主体经验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内容应该回归知识的本来面目，让知识真正符合现实中人与世界语自然真实的互动，而非疏离于人主体经验和客观世界之外的笼统概念。教会学生如何爱护环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切实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例如在当地成立定点定期废品回收站，教会学生学会回收和分类各类废品资源，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废品回收、分类整理、集中处理的意识和能力，养成良好的回收习惯。义卖还能教育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人，提高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另外，通过教会学生利用回收的废品进行义卖也能教会学生遵守市场规则。学生可以通过对生活的体验，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意识和劳动价值，提高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以及增强个人理财能力。在课程中融入本土文化能帮助学生获得一种归属感，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要多设计乡土文化，以培养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发展志向。如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课程中带领学生多领略本土自然的美好，多介绍本土自然引以为豪的地方，多去了解和感受本土特色文化，来增强学生对本土的认同感。

四、提高学生的民族荣誉感

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内容来得以实现，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来传承自己民族属性，也能达到提高学生的民族荣誉感的作用和效果。一个民族经久不衰，其原因就是在于该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民族大众的认同。各个地方的本土文化非常值得学校和家庭教育将之纳入对学生的教育环节中去，时刻在教育中渗透宣传这些本土精神，让学生对本土文化更加认同，形成积极进取、爱国爱家的正确价值观。

五、通过隐性文化渗透心理健康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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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其先民在千百年的摸索、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三少民族”传统文化，对于“三少民族”自身以及人类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学校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知识的殿堂，也应当担当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将民族文化传承给少年儿童。学校利用音乐教学资源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是实现“三少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必要途径之一。让少年儿童接触少数民族音乐，对少儿的成长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

一、增加少年儿童热爱家乡的情感

在学校教育中，音乐无疑是最容易让学生接受的活动。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曾有这样的理论，他认为：儿童唱歌与说话都同样的自然，通过唱歌这一人人都能从事的活动，能够使孩子们的歌喉日臻完美。而在众多歌曲作品中只有美好的民族艺术才会让孩子们真正感到这里是家乡，并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柯达伊的“要让音乐属于每个人的愿望”，要使传统民族音乐活在人民的生活之中，给予他们一种文化认同感，而这一切又必须从小培养。儿童从幼年起，通过大量民间儿童歌曲，培养了兴趣，也熟悉、积累了民族的音乐语言、旋律音调，并逐步感受到音乐与语言的完美结合。

在不同的音乐活动中，学生欣赏着、想象着、感染着、参与着、发现着少数民族的活力与魅力，向往着近距离了解这些民族的生活，更生发出对不同音乐的浓厚兴趣，热爱家乡的情感油然而生，为家乡拥有这样美好的民族音乐而自豪！

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无需更多言语就能达到心灵相通、精神引领的效果。因此，如果说，音乐是“心灵鸡汤”一点不为过！

二、萌发少年儿童对“三少”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风俗习惯、传统艺术文化的尊重意识

音乐是伟大的心灵艺术。通过“三少民族”民歌音乐乃至内蒙古草原、山林、渔猎等文化可以看到音乐的内涵与其艺术形式自是相互关联，这无疑对孩子们音乐欣赏趣味的形成确起到了熏陶默化的铸就作用。“三少”民歌内容多为讲究温厚、质朴、和谐的文化氛围，其民歌逐渐形成了一种豪放、宽容、朴实、诙谐的整体性格特征。

五彩呼伦贝尔合唱团的出现得到了公众及社会的认可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的。可以说，草原文明不仅具有传承性且极具开放性。孩子们的演唱不仅仅保留和延续了草原文化之传统，是没有年龄与经历、没有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界限的，是古老民族纯净生活的反映。孩子们给人们以艺术灵感的童谣，荡涤着世人的心灵，也给予了现今人们以青春的活力！

受地域、文化差异影响，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在授课前，我将三少民族的风俗习惯为学生做了个简单的介绍。例如，三少民族的服饰、居住、饮食文化以及他们的歌曲风格、舞蹈特点等。并且观看了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的演出视频，聆听了《勇敢的鄂伦春》、《鄂呼兰，德呼兰》、《梦中的额吉》等歌曲，欣赏了达翰尔族舞蹈《鲁日格勒》，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美好。音乐是最易于为儿童所接受的语言。少数民族音乐更是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通过音乐的感召，我们可以让学生走近少数民族音乐、感受少数民族音乐、喜欢少数民族音乐，从而消除对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歧视，萌发儿童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统艺术文化的尊重意识。

三、丰富音乐认知、扩大少年儿童的想象空间

在艺术世界里，音乐是最善于表达、激感的艺术，它可以消除紧张情绪，获得情感的平衡。通过广泛接触表现不同情感、内容的音乐，学生的情感世界将逐渐变得丰富、充实。

音乐教育可以发展儿童的基本音乐能力。通过音乐语言理解那些通过日常语言所不能理解的细节和微妙之处，使孩子的“感性和理性得以融洽、升华”。少儿阶段是各种感官发育最迅速的时期，是听力培养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音乐学习是通过多种感官体验音乐的要素，通过体验形成经验。少儿阶段通过音乐的母语获得的音调积累，对继承民族音乐文化、发展音乐的创造性能力具有深远意义，使其获得音乐能力。

少数民族音乐认识对儿童的想象力拓展有着巨大的推动。我们引导学生了解少数民族音乐，等同于为学生打开了另一扇想象之门。少数民族音乐作品背后往往有着美丽神秘的

转贴于

传说故事，在故事铺垫下，学生对音乐的体会更加深入，对音乐作品的想象力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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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我国当下的音乐教育存在本土化音乐教育体制欠完善、音乐教育理论与观念整体滞后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确立中国音乐学派思想，充分认知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核心价值，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音乐教育体系。 

自从20 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音乐学院从过去的不到10 家发展到目前有各类音乐学院名称的学院三、四百家。音乐教育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起色和发展。像谭盾、郎朗、宋祖英等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音乐艺术家的身影也逐渐增多。出国留学深造音乐，以及与各种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活动也都十分频繁。音乐基础教育也在新课程标准的引领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音乐教育教学改革。青少年业余音乐文化生活的热情也在空前高涨。

然而，像我们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伟大国家，却没有自己的核心音乐教育理论，不能说不是遗憾的、或者说是悲剧性的。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自己原创的、独立的音乐教育理论是既制约了音乐教育的发展，又阻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不仅是指中国民间音乐教育及其理论，而应是指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格和民族音乐智慧的音乐教育之理性主张与系统思想。

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即中国全部音乐教育智慧的系统集成。因此，决定当下与未来中国音乐教育能否有效快速生长的关键，是看能否探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思想。探究中国性格的音乐教育理论，是目前与未来中国音乐教育学术的重要任务，是中国音乐教育持续生长的保障。那么，如何在多元化的背景下，挖掘和建设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呢?

一、要确立中国音乐教育学派的思想。

如果缺失探究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的意识和观念，必将影响人们主动探究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行为。只有当有了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的引领，才有可能积极主动地研究和构建起中国音乐教育的系列学理。

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以“生活世界”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各地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而“体系音乐学”也要放到工业化和理性化时期的生活世界来评价，正如胡塞尔讲科学世界也要放到生活世界来评价是一个道理。今天，人类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生活以及生态文明的生活世界，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工业文明时代音乐生活世界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重新建构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时期的音乐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体系。

二、充分认知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独特价值

如果想要真正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当然是千万不可忽视中国本土音乐文化的价值。音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形象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音乐总是会呈现出具有这个民族和国家特色的音乐文化印记和共同特征。中国音乐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产品。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是随着中国人民求生存求幸福历史演进发展的结果，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说，中国本土音乐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表征，也是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形成与实践的基础。所以，在谋求中国当下与未来音乐教育和新生长点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华民族的音乐智慧和已有成果。这样才能避免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无根行为出现。

三、全方位构建中国音乐教育理论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多元文化价值的时期，谋求中国音乐教育理论，还应该有广博的视野和心胸。也就是说，要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充分理解和尊重人类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形式和内涵，比较和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财富，为我所用地促进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的完善形成。我们强调探究建构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理论，不是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要在保护与发展本土音乐文化的前提下，在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下形成本土音乐文化特色、形成本土音乐教育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兼容博大的，才是更具生命力与指导意义的。

四、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体系

探究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要完善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系统。因此，在研究构建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花大力气探索和构建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体系和模式，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音乐教育的有效生长。

把本土音乐文化引入实践教学环节，有利于发挥本土音乐文化的教化引导作用。本土音乐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生产劳动经验、情感变化和审美价值，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具有很强烈的示范教育作用，引导着人们确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风俗习惯和正确的审美趣味。

本土音乐文化引入实践环节具有很强的现实利用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本土音乐文化的社会价值被重新认识，呈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因此，高校学生必须走出课堂，走进广阔的本土音乐文化的环境中去，让学生在本土的音乐文化中思想得到提高，审美得到健全，传统的道德观念得到巩固和强化。

总之，挖掘和建设中国本土化音乐教育理论，就是确立中国音乐教育学派思想，认知和突出音乐教育的本土音乐文化的特色，突出中国本土音乐教育的文化内涵，这是我国现在与未来音乐教育生长的系列关键要素点。发现和找准中国音乐教育在当下和未来的核心生长点，是促成完善建设具有中国学派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迎接未来音乐教育更大发展的必由之策。

参考文献：

1．王耀华,杜亚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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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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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法经济学现今的学术产出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但以质量而论，仍停留在“幼稚”阶段。“本土化”是中国法经济学的可能性，是其成长和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意识流”是当代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的限度，超越这个限度，需要“知识流”的进路。

关键词：中国法经济学 可能性 限度 本土化 意识流

对中国法经济学的简单考察

（一）缘起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法经济学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学界普遍所指的法经济学第二次浪潮时期（黄立君，2004），历史并不长。“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周林彬、黄建梅，2004）。至于中国，内涵和外延基本相同定义下的法经济学的出现时间就更晚一些，学界一般所公认的是，中国法经济学萌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初正式实践的大背景之下，形式上契合“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并能够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立法问题的法经济学被引入到国内，并开始迅速成长起来。在此之后，中国法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重心逐渐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转入纯粹法律领域，从单纯追求立法转而注重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体法律环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法经济学还进行了摆脱西方研究范式的尝试，和学术上的很多“舶来品”一样，“本土化”成为了检验中国法经济学理论品质的关键词。

（二）现状

形式上的繁荣并不能等同于实质上的质量。应该说，和西方法经济学研究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法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有着质的差距：“一是研究成果仍停留在西方法经济学的翻译或编译层面，至今未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法经济学理论框架；二是研究成果至今依然停留在法经济学理论著述层面，至今未提出一个中国法律实务界所接受的法经济学实践方案”（周林彬、魏建，2008）。这样的一种现状，预示了中国法经济学于“本土化”仍然相去甚远，甚至在笔者看来，由于没有起码的研究范式，还可能是一种渐行渐远之势。中国法经济学显然不能为了“本土化”就追求所谓的创新，从而拍脑袋地开展“实务性研究”―那不仅是价值取向上的急功近利，更有悖于学术理论美学的本质，但“本土化”―却也的确真切的是“这个时代向我们扔下的白手套”（苏力，2004）。

中国法经济学的可能性：“本土化”的言说

（一）为什么“本土化”

“本土化的界定是实现法经济学本土化研究的前提”（殷继国，2010），这种界定，不仅是概念的共同信守，更意味着因果的深层叩问。并不能认为，“本土化”就一定代表了中国法学界甚至是整个人文社科学术界某种更为先进的潮流或者说应然的导向―“本土化”最著名代表人物苏力的被狂热追逐，其实更多的是知识社会学视野下学界人物个人人格魅力的爆发，在这种爆发中，学术文字载体的美感被异化为了学术理论品性的升华。抽离具体的部门法知识而只就普适性法理而言，“本土化”其实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命题，但置身于具体的部门法知识中，其便产生了应该明显而不是模糊的价值判断。一般而言，一个部门法领域如果天然地带有更多的“地方性知识”，那么其“本土化”的色彩就较为浓厚，或者说“本土化”的可能性就较大；反之，如果“地方性知识”堆积不足，“本土化”就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比如，在民商法的大范围内，民法基本上是本土化的，不仅两大法系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英美法系根本就没有学科意义上的民法概念，而且即便是在以民法思维构建起来的大陆法系，因“本土化”的客观存在而难以移植外部知识的现象同样广泛存在―一个例证是，物权行为理论至今在不同的大陆法国家都仍然存在着巨大争议，“争议”正说明了“本土化”的强大。而对于商法，“公共知识”的范围较大，如现代公司和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在不同法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和地区之间并没有演绎出根本理论的背离，而只是存在具体知识发育程度和制度建构水平的不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当代中国民法的立法难度整体上要比商法大得多―这并非法典化的需求诱导存在程度差异，也不是前者本身结构就比后者复杂，根本上最有可能来源于上述逻辑。

理论上来说，现代法经济学有能力且事实上也正在对所有以制度状态而存在的元素进行全面的法经济学分析，事实上，它提供的是我们过去的注释法学和文化解释法学所不能提供的知识梳理和学术产出工具―它使法学更接近“科学”而不是“玄学”―现代法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已经渗透到法律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诸多的分析对象中，必然存在“本土化”强势的领域，关注和尊重分析对象的“本土化”，是中国法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关系到学术反作用的制度设计。

（二）什么样的“本土化”

然而，以上的分析存在着学术逻辑和学术经验上隐喻的难以自我归宿的问题。问题可能在于，现代法经济学本质是一种方法论性质的理论形态，它并不是无法普适性的部门法知识，恰恰相反，“交易成本”的概念，“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在其所进入的法学（法律）领域，已经具有相当的普适性，那么，法经济学在中国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显然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会遇到并有可能受到注重的问题―我们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等同于法经济学自身的“本土化”，显然有逻辑偷换的嫌疑。但是，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所谓中国法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呢？并非如此―普适性的理论形态当然不可能“本土化”―改变普适性的理论形态，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当下”这个时空语境中所能看到的现象。不过，普适性的理论形态却可以在具体的时空维度下去追求以至形成符合这种具体时空维度的建构。在笔者看来，中国法经济学的“本土化”，事实上是一个从“英美法研究”到“大陆法”研究的转化过程。站在法系的视野，法经济学最早产生于英美法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经济学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勃兴的产物），它最初是作为英美法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生成的，对英美法于整体上的“路径依赖”，使得原教旨主义的法经济学总是倾向于假定英美法的法院体制、法律程序，并且主要是遵循美国的法律传统―这成为了限制法经济学学者对大陆法系制度安排进行原创性和建设性研究的最客观的原因。一般而言，依学科的内部逻辑（也可能只是语义考量），我们把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分为三类（汪军民，2009），在很多学者看来，法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类，但无论如何，是英美法的制度建构催生了法经济学并且为其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素材，这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当我们强烈批判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法经济学时，不恰好隐喻了现代主流法经济学走不出的英美法背景吗？（参见李晗，杨莹莹《法经济学的批判与生成―对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法经济学的反思》一文，载《求索》2009年第7期）不仅从源流及过往来看是如此，就当代而言，美国仍然是法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英美法系依旧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一个例证是，法经济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法和金融学”与“行为法经济学”的勃兴（刘渝峡、李树，2010），仍然主要是依托美国知识来完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困境在于：移植过来的法经济学理论形态，其进路是英美法的，而我们则是大陆法的传统，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找到两者有效结合的范式和这种有效结合的例证―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法经济学学术产出，依旧带有浓重的英美法的痕迹。比如苏力的《“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虽然是中国的元素，但它的探讨却是英美法式的。整体而言，中国当前的法经济学研究，受英美法的强大影响，一般都偏好从个案切入甚至将个案作为重心，缺乏大陆法应有的规范性的整体考量，因此所得结论往往有虚空之势。这并不是说不要个案研究，但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大陆法的传统，只有当法经济学英美法的理论形态在大陆法传统中“收放自如”的时候，我们才具备了中国法经济学的可能性。

中国法经济学的限度：“意识流”和“知识流”的解释

（一）“意识流”的现实困境

“法律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孜孜于寻求法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在‘现实主义’精神方面的契合点”（张建伟，2005）。我们容易忽视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法经济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在其内部，法学的“知识面积”和经济学的“知识面积”并非平均分配―从量上来说，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后者应当多于前者；而在质的方面，经济学的知识含金量也显然要高于法学。因此，尽管在中国当代法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地存在着“非法学化”问题（周林彬，2007），却也是合乎知识规律和学术逻辑的。同样学术能力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相比，前者要进行法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他（她）事实上只需要补充的是一些法学（法律）常识，而后者要进行同等水平的研究（如果有可能达到这种同等水平的话），则必须具备深厚的经济学知识积淀―这需要相当的成本。然而，就中国法经济学当前的学术现实来考察，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法学学者数量，却未必比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学者数量少―甚至是更多。这似乎有悖于我们上述正常的逻辑推理―作为学界中人，也逃不开“理性人”的假设，他们理应在“试错”中验证现实，从而在成本与产出之间追求最佳的学术产出效益。一个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尽管有知识上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必愿意进入严格意义的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国当代的法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法学学者进行的。由于这些法学学者绝大多数没有受过规范的经济学知识训练，因此，他们的法经济学的相关学术产出，主要是借助于一种意识，即精神上的注意与认识而得以完成的。对于主要在法学范围内活动的学者，对法学（法律）问题展开经济学分析，从定性到定量，首当其冲的一个难点就是“意识流”，目前进行法经济学研究的这些法学学者，基本上都较好地具备了这种“意识流”。这虽然和美国过去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一致，但却也正是中国法经济学学术产出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所正在进行和发生甚或生成导向的，并不是这个学术市场上最好的资源配置。当然，笔者并非是一味非难目前的现状，事实上，从前述可以看出，它是学术市场在现阶段自身发展的结果―虽然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这种“意识流”的学术方法更甚学术进路，却在承担历史必然的逻辑下造就了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当前的现实困境。

（二）“知识流”的未来进路

如前所述，“意识流”正是当代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的限度，超越这个限度，需要“知识流”的进路。以“意识流”构成的学术产出，固然能够降低学术产出的成本，并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当前国内学术市场的现实需求，但长远来看，牺牲的却是学术品性和发展希望。“意识流”的蔓延，容易流变为单纯的国外学术产品的推介―这显然是和“本土化”的努力相悖的―限度在这里阻却了可能性。

“知识流”的进路，固然和学者的个人天分和个人努力有很大关系，在并非优质的学术环境当中，也有人可能借此就达到较好的学术产出。但是，于整体意义上，个人天分和个人努力却并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对象。我们的着眼点，应是当代中国法经济学通过怎样的学术安排去达到这样一种进路。首先，关于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从培养成本考虑，如前所述，经济学知识准入难度要明显高于法学知识准入难度，因此，在经济学学科中培养法经济学的专门研究人才，培养成本理论上应当小于在法学学科中培养法经济学的专门研究人才，但我认为，学术建构中的人才培养应是一项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事业，不能急功近利，当代中国的变革，是一个制度确认的过程，本应信奉“制度决定经济”的法经济学，如果让经济学学者来主宰，容易架空制度而成为单纯的对策研究，所以长远来看，还是要以法学学者作为法经济学研究的主干力量。法学本身知识准入难度的不高，并不意味着学科的界限和分工已经被打破，而且，当代中国法经济学在“本土化”的可能性下，将是一种实践逻辑，而不单是理论形态，这就需要特别考虑不同学科的学术偏好和学术行动导致的实际贡献问题。但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哪一种培养模式，都必须保证法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专门化，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谈诸如课程设置、教授方法等更进一步的细节问题。其次，理念问题。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现象是，法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似乎是以边缘学科的形态而存在的，这显然和国际现状不一致，要知道在法经济学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法经济学已是美国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流派，美国几乎所有著名法学院都重点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而运用法经济学方法的法学论文在所有主要法学评论论文中引用率是最高的（Cooter & Ulen，2004）。法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经济学却是万万不能的，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的“本土化”，应是研究范式和研究内容的本土化，而决不是学科地位的“本土化”―我们目前法经济学研究缺少“知识”的现状，不能说和“边缘学科”的错误认识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学术培养环境下，如果一个学科被视为边缘学科，那么它就会不是特别注重知识的规范培养。改变这种现状，需要理念转变的前置，这种理念转变，不过是尊重国际实践的客观，而非主观的杜撰。第三，学术产出的模式问题。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的学术产出，从模式上看主要是以教科书形式而存在，专业化的论文较少，而非教科书的专著更是寥寥无几。就国外来看，其实相对于论文和专著，教科书的理论品性往往更高，一般只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知识才进入教科书，但至少在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下，我们所面对的，完全是一种相反的态势―在当代中国，教科书的理论品性在整体上是所有学术产出模式中最低的，甚至很多可谓粗制滥造之品。具体到法经济学，由于其“边缘”的拟制特质，更容易不幸地成为教科书生产者喜好的对象。这种生产，它可能是“意识”的，但却不是“知识”的―将国外业已成熟的理论进行简单的推介，而没有针对中国现实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在当代中国，无法造就知识增量。当代中国法经济学，最需要的不是从国外复制过来的教科书，而是探讨当代中国制度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以“知识”的学术研究贡献于真实的制度建构，这才是法经济学可能也应当为当代中国作出的贡献，也才能带动中国法学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转型，而不仅仅是其他社会科学对法学的“包装”（成凡，2005）。

参考文献：

1.黄立君.法经济学历史发展概述[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3）

2.周林彬，黄建梅.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J].学术研究，2004（12）

3.周林彬，魏建.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M].法律出版社，2004

5.殷继国.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本土化探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6.汪军民.国外法经济学研究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9（5）

7.刘渝峡，李树.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问题―法经济学的新发展[J].东南学术，2010（3）

8.张建伟.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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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于2006年开展了《利用家乡本土资源，促进幼儿园课程园本化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课题，将本土资源融入原有课程并进行整合、创新，以拓展幼儿园课程的内容。

一、开展“本土化”的探究与实践，扩展幼儿的活动空间

发掘与优化利用本地乡土资源，使幼儿园课程进一步贴近社会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大自然，让幼儿在受到情感陶冶的同时增强对社会与自然的感知与了解。例如：我们充分利用本地山清水秀、花果飘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创设各种机会――“看看丰收的果园、比比枝头果树的多少与大小；找一找、量一量最粗最细的树干：爬爬陡峭的山路、挖挖田野中的野菜……”大自然处处都是幼儿玩耍的空间、学习的场所、生活的乐园；在幼儿园附近的山上建立幼儿教育基地，聘请有经验的农民指导幼儿参与果树种植与管理，包括松土、除虫、浇水、施肥等过程管理。一系列本地特有的实践活动，使幼儿充分体验到了各种特产的来之不易及作为东山人的自豪感。

二、生成“本土化”的主题活动，充实原有的课程内容

农村幼儿园拥有户外广阔的自然环境，我们经常利用自然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将适宜的内容充实到健康课程中。例如：利用雨花台的大草坪进行不同方式跑、跳、爬的游戏，发展幼儿手脚动作的协调性：通过太湖水、污水和井水、自来水的对比来让幼儿明白卫生和环保的重要性：在小池塘里观察青蛙黑黑的圆圆的卵是怎样慢慢变成蝌蚪的，蝌蚪又是怎样变成小青蛙的，让幼儿学会坚持长时间细致地观察，并在观察中学会记录；选择幼儿熟悉的话题来进行讲述活动，比如“我家的小动物”、“说说家乡的小巷”这样的话题孩子们百讲不厌，发展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三、引进多样化的民间游戏，丰富了幼儿的在园活动

许多民间游戏能促进幼儿走、跑、跳、钻等大肌肉动作，例如：“跳绳”、“脚尖脚跟脚尖踢”、“揪尾巴”等，还有一部分民间游戏能发展手的小肌肉群和手眼的配合协调，例如：“挑花线”、“抓七子”、“弹蚕豆”等。用民间游戏这种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作，既提高了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又培养了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和主动、乐观、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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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究软实力较量的国际传播竞争中，研究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研究深度等诸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1）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2）一般性介绍多，有分量的著作少；（3）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4）研究中美之间跨文化传播的多，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少；（5）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多，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的少。

[2]且至今国内尚无关于跨文化传播学的专门学术刊物，本土学者的论述专著也为数甚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一书的面世可谓是改善此局面的强有力举措。

本书编译者J.Z.爱门森教授是美籍华人，为复旦大学、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在周游世界、长期考察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引进国外教学模式，集中精力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名校开设用双语教学的《跨文化传播》、《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交流》等课程。同时，编译者还是国际发行的英文学术季刊《中国传媒研究》的创办人兼主编（该刊系国际上第一家全英文版的专注于中国传媒研究的刊物，汇集了国内外众多该领域的学术精英）。在教学和创编工作中，爱门森教授深感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科资料的匮乏与研究的薄弱现状，是以精心节选编译本书。书中选取了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权威学者、东亚教育者和实践者、华人学者及非裔美国传播学教授的著述与采访实录，新见迭出，视野宏阔。书中所选文章各成体系而又具内在的逻辑连贯性，在东西方学术对话中建构起跨文化传播学科的批评理念，丰富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内涵，打破了欧美跨文化传播独霸学坛的局面，展现了自由、开放、多元的学术气象。这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理论建构及研究方法的探索具有莫大的借鉴作用，且在与国际接轨和如何保持本土化风格上尤为显贵。

一、研究视角纠偏

在这个全球“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一样，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与等同性越来越多地在学术上受到敏感的非西方，尤其是东亚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质疑与批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欧美等国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笼罩在后殖民语境阴影下的东方文化一直被动地接受着西方世界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北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也一直被视为是泛文化的、具普适性的特征而被单向地、不经批判地加以推广。但时至今日，美国的本土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在美国和其他文化中建构和检验理论是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包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建立各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3]在《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二）两篇中，古迪孔斯特阐述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梳理回顾了跨文化传播的各种理论，如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侧重跨群体/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以及侧重身份协商或身份管理的理论等，提出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4]，“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5]

其实，国内也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研究局限，姜飞在其所著的《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文中就曾提出“跨文化传播学发展的合适方向就是首先要对由殖民主义时期以来的奠基于西方人类学基础上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在全面检索跨文化传播学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机制的前提下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客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重新回归到自我积淀机制和跨文化传播双重作用、协调互动的轨道上来”[6]，但缺乏进一步提炼模式和创造新说的能力。

与此相对，在《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人类传播研究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和《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三文中，东亚学者批判性地回顾了欧美中心传播学研究的不足（如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缺乏历时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并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整理和重新描述，较之以欧美为中心的传播学术研究，阐明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的涵义，形成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范式的三套哲学假设，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来完善当代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国有着五千年璀璨光辉的历史文化，华夏文明是炎黄子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寻求富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概念、视角和预设是至关重要的。编译者的专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突破欧美中心共时研究的局限，以历时的角度、历史的方法挖掘跨文化传播的价值与重要性，从广袤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廓定“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生成，并结合实际强调“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现代意义。这一本土化的新颖创见在当下迷茫无序的业界研究中实为振聋发聩之音，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和奠基作用。

二、中观剖析与微观实例的结合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在宏观理论建树的文章之外，也有中观剖析与微观实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和研究视阈。举凡高语境中的菲律宾文化到欧美等低语境中的媒介产业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艾滋、烟草等领域，均有涉猎，勾画出一幅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流的宏阔版图，印证了跨文化传播的崎岖沟壑与艰难险阻。

《全球对话中的菲律宾的Kapwa：一种不同的与“他者”共处的政见》是中观剖析的范例，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种非简化的知识建构。该文在演示有关Kapwa（意即一种自我和他着“互惠”的存在）的历史演变之时，强调它在菲律宾文化政治和传播互动中的意义，呼吁国际学界批判地审视这种知识建构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见解。尽管菲律宾文化在世界上并不引人注目，在全球文化选择与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尚且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解码误读的问题。但从文化阐释学的角度来讲，跨文化交流就是采用己方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换言之，“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

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7]的过程。众所周知，“每个人的自身认同都具有文化性，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视野，文化的不同性应该得到尊重。”[8]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另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或许该文能提醒我们注意他者传播的权益。

《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这三篇可说是微观实例的体现。其研究方法是典型北美式的，注重量化分析和实证研究。《网络广告之现状》、《美国电视网争取受众和广告主的策略》等文中的大量数据均来自美国广电行业第一线，作者也是资深的业界人士，观点鲜明针对性强，其中的建议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抗争艾滋以备抗争烟草杀手：媒体讯息、宣导及更多》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该文抓住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中国的具体状况写就，强调媒体宣导在预防艾滋病传染上的影响力，并极力主张亚洲的相关媒体宣导运动需要超越美国式的个体型研究范式。

反观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据学者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于十大议题：翻译中的跨文化、商业中的跨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旅游与体育中的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艺术中的跨文化传播。[9]近年来，又增添了一些新议题，如城乡跨文化传播问题、信息研究、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障碍分析、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等。相对来说，国内的研究现状大多集中在以文化、教育、交际为主的范畴内，大致以揭示表层现象、提出对策性建议为主要论述模式，理论建树方面乏善可陈，鲜有新见。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进展一直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变迁的敏感问题，观照现实正是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推进力。在这方面，《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三、强调本土化的跨文化传播教学

跨文化传播现今已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而在中国则刚处于始温阶段。体察各国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基本都以欧美的理论模型与范式研究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鲜有东方理论和东方模式可供教育者使用，另外也是因为大部分东方学者接受的是西方式传播学教育，研读的是西方学术体系中衍生的论著，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教学、科研中引进、应用和模仿西方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方式和方法。为了更好地推进跨文化传播本土化，在人才培养模式和传播知识体系上进行积极探索，应当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方式之一。

该文选有针对性地采访了美国两位教育专家――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和霍华德大学约翰逊传播学院院长，两所院校在跨文化传播专业的教育形式上各有侧重：密西根州立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以学术研究为长，尤其在健康传播、信息技术和大众传播等前沿领域内领先；约翰逊传播学院致力于教育和培训合格的非裔美国人及其他有色人种从事传播事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特色化教学方式。学院舍弃美国主流教材，根据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学计划自编教材，着力培养非裔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这一教改举措成效显著，教材汇编所成《分裂的形象：大众传媒中的非洲裔美国人》一书于1995年被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评为20世纪35本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书之一。同时，访谈还涉及办学理念、学生就业、课程设置、师资配比等多方面问题，聚焦于特色化、本土化的教学思路及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方针。反观国内，当下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学科点越建越多、从业教师队伍日渐膨胀、学生人数急速扩张。然而掩藏在这虚假繁荣表象下的真实情景却是专业教育同质化现象严重、教材西化、本土特色模糊甚至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

四、体例编排特色

《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虽由各自独立的15篇文章组成，相互之间看似毫无关联，实则钩联繁复，具有内在的逻辑连贯性。整部文选的编排思路恰如开篇《世界文化和文化纷呈中的传播策略――一个致力于跨文化融洽交流的计划》所倡导的世界文化课程内容的具体设置一样，在局部精巧细致而整体兼容并蓄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立体、交叉、开放的理论话语，并由此形成一个互文参照、前后应和、学养丰厚的思想场域。

编译者在精选优秀论文，架构体例的同时，始终以本土化理念统领全局。无论是理论话语抑或访谈实录，皆或隐或显本土化这一意旨，编译者意欲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贡献一己之力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跨文化传播涵盖领域深广，涉及众多学科，且极易滑入话语霸权、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等先在理论的误区，导致偏狭种族主义的论战。编译者在筛选过程中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鸿沟，以公正、客观、包容的姿态使“西学”东渐，以“对话”的形式应对西方显学的强势，以便最大程度地还原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内在文化视景。研读本文选，从背景介绍、书目注解直至某个细小概念的译法，编译者都力求还原真实并遍访名家。在国内众多的传播学译著中，该文选或许没有介绍系统的理论言说和名家流派，但它却涵盖了大量原创性的学术见解，理论思辩色彩浓厚，而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与办学理念上也颇多新颖创见。

荷兰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皮尔森预言，21世纪“将是一个有许多个经济中心、科学中心，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的多元性世界”[10]，进入这个文化中心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中窥见一些与全球化趋势共融的的质素，并通过现代化手段使之发扬光大。同时，坚持“和而不同”的传播策略，凸显本土化特色，因为本土化就是最好的国际化！要达至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理想状态，应如编译者在扉页上的题语：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垠的太空中运行。坐在这小船上的人们只有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才能逍遥遨游于无限之中！

注释：

[ 1 ][美] 拉里•萨姆瓦等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 2 ]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2期。

[ 3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 4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 5 ]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 6 ]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1期。

[ 7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 8 ]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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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不仅始终立足本土，以开放的姿态、谦虚的态度，主动借鉴地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切先进成果，他还身体力行，大力推广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潘先生认为，国际化的题中之意还在于中国研究者参与世界高等教育事务的话语权。通过平等对话、沟通理解，不仅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就、问题，而且探讨世界高等教育的规律与趋势。可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潘先生先后到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英国、新加坡、尼泊尔、科威特、美国、俄罗斯、荷兰、挪威、立陶宛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将中国的高等教育成果积极向境外推广，促进高等教育的学术交流。他特别注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与人合作编了一些英文高等教育著作，如《Legislation:TheGuaranteeofDevelopmentofPrivateHigherEdu-cation》(《PrivateHigherEducationinAsiaandthePacific》，UNESCO，PROAPBamkok，1996)、《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Studyin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1997)、《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China:Past，PresentandProspect，Chance－TransformationinEducation》(Syd-ney:TheUniversityofSydneyPublishingHouse，2002)等。这些英文著作在沟通中外高等教育学术理解、推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助力作用。此外，潘先生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应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课题研究，促进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交流和学术的普及。正是由于潘先生不断践行着其“走出去”的国际化理念，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潘先生及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的许美德、美国的白杰瑞、挪威的阿里•谢沃。其中，挪威学者阿里•谢沃先生的著作《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PanMaoyuan:AFoundingFatherofChineseHighEducationResearch)于2005年7月在挪威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正式出版，该书集中介绍了潘懋元先生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历程并展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和研究趋势。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念走向世界意义重大。2007年，国际权威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收录的、在美国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刊物《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在第3期发表了潘懋元先生7篇学术论文。这7篇论文构成一个专辑，题为“潘懋元和中国高等教育”，涵盖了潘先生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和各个时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最主要的学术思想。该专辑的内容主要有“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教育基本规律及其在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运用”“走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等。据悉，以专辑的形式在《ChineseEducationandSocie-ty》上出版个人系列论文还是史无前例的。潘先生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表明了世界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认可，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研究的世界影响意义深远。

二、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特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潘先生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广阔的国际视阈以及高度的责任担当，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道路。

(一)强烈的本土意识，主动借鉴而非被动依附“如何引”是“引进来”的关键所在。在引进高等教育先进理论成果时，潘先生是“主动借鉴”地引进而非“被动依附”地引进。选择借鉴与选择依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借鉴是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以他国为镜，对照自己，吸取有益的经验;而依附是不顾本国具体国情，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照单全收、盲目套用现成模式。可见，借鉴的立足点是“本我”，而依附的立足点是“他者”。不少研究者不顾具体国情，迷失于“与国际化接轨”的口号，认为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就是正确的、科学的，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西方高等教育的研究理论，导致研究成果缺乏原创性与创新性，结果出现“越‘国际化’‘现代化’也越‘边缘化’的情形”。潘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特色、国际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客观的认识与理性的评价，始终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秉承“有没有借鉴之处”与“可不可以借鉴”的原则，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有没有借鉴之处”解决的是国外研究成果先进与否的问题;而“可不可以借鉴”处理的是与具体国情适合与否的问题。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都受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高等教育的理论成果在当时当地或许具有成功的解释效力，但应用于别国别时则可能出现理论误导实践的情况。因此，“拿来主义”“生搬硬套”不可能是真正地“引进来”，只能是陷入“某国化”的被动依附与寄生局面。

(二)广阔的国际视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从哪引”和“走向哪”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阈的广度，同时也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的发展深度。潘先生不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成果，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引进来”，同时也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地“走出去”。从整体上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无论在研究成果还是办学实践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优越感。美国著名学者菲利普•G•阿特巴赫就曾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范例。换言之，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这种论断难免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视阈产生误导———盲目排斥对非美国或非发达国家的研究。但是，潘先生并不迷信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圣经”，其研究视野没有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研究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成功经验以及失败教训。他充分打开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引进”，主动学习借鉴，同时还“走向”发展中国家，将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而广之、互通有无。可见，潘先生跳出了“发展中到发达”的单线学习借鉴，变为“发展中到发达”“发展中到发展中”的多线学习交流，由“单向引进”向“双向交流”发展。

(三)高度的责任担当，自信力与使命感兼具“走出去”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并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能否走出”以及“走出去的程度”与高等教育研究者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力与使命感密切相关。信心缺失，难以“走出去”，即使勉强“走出去”，也难以“走远”。当“学科取向”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遭遇“领域取向”的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时，部分研究者自觉本国高等教育理论成果“土气”，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与勇气，不敢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同行一较高下，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化进程。潘先生不仅怀揣着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坚定信心，同时还秉承着将其推而广之的使命意识，通过编著高等教育英文著作，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等形式，身体力行地积极“走出”，力图突破中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语言文化隔阂，扩大交流途径，沟通学术理解，将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更大的贡献。种种践行，体现了潘先生“大社会”的责任观: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分享不应局限于国内，而应走出国门，实现国内外同行的互通与共享。

三、潘先生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化思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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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酝酿阶段

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当时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为了解决行政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以及时展中复杂的政治与行政管理问题，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被提上日程。I982年是我国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同年行政管理科学得以恢复。纵观这一时期，由于学科本土化的意识还比较差，公共管理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框架体系。大多数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管理及公共管理一般理论性研究，并且公共管理的学科主要偏向研究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1]。

(二）恢复和积淀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已经进入恢复阶段。1S>86年，我国的高校开始将行政学作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进行本科教育，其中部分高校还设立了行政管理的硕士教学点。1987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也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以及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并且在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开始在北京成立。至此，我国的公共管理开始形成体系，大量的行政学论文及专著开始涌现。

(三）突破和发展阶段

1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方针。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中国原有的行政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并分别于13年3月和8月决定进行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而后于1994年我国的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这些都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之后各地方政府开始成立地方行政学院，这一时期很多的公共管理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经典著作，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视野由此打开。

(四）转型腾飞的新阶段

I"8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对公关管理分散的专业和理论性的教学模式做出调整，并正式将公共管理设立为管理学下属门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国土资源管理五个专业。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市场的需求，注重培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在学科体系方面，中国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公共管理的研究任务也从政府行政为导向转为以公共问题为导向。

二、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问题分析

综上所述，公共管理在我国的发展也仅仅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发展速度确实惊人和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应当可以清晰的看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管理，其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本土化不足

我国的公共管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长期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并且缺乏实践发展经验，忽视了中国具体国情问题的研究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管理模式是万能的，更何况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典型的制度差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各国在政治上联系曰益密切，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与机遇。因此，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构建适应我国发展的公共管理理论迫在眉睫。

(二）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不足

定量研究是指研究者事先设定假设成立，并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用一些检测工具测量和分析这些变量，从而验证人员预先设定的假设一般而言，公共管理方面的定量研究是指将运用统计技术运用到公共管理研究领域。

在我国公共管理定量研究的这一问题上，相关学者总结了七本我国主流行政管理刊物，根据其对2729篇论文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公共管理论文规范研究占到了总数的94.5%,处于理论研究的论文占到了总数的96%,而论文中没有涉及到数据分析的则占到了论文总发表数量的94%。也就是说，当前我国关于公共管理的研究大多数还是处于理论研究和问题分析阶段，而对公共管理的定量研究却是少之又少。

(三）在学科教育上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导致发展乏力

公共管理在我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的理论结构初步建立，同时我国公共管理学者也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但是在我国的高校教育体系中，无论是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还是教学模式都比较陈旧，主要表现为：教师主要以理论讲述为主，就理论讲理论很难能够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公共管理的方方面面。其次由于忽略引领学生参与教学实践，很难培养学生在科研方面的能力。最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在公共管理实践部门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是远远不足的。就目前而言，实际部门所做出的努力远远达不到学界的需要。

三、公共管理学的未来发展任务

(一)借鉴西方的管理理论与立足中国本土化研究相结合

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理论与著作的本意也是为了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但是这种全盘照搬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分析中国公共管理的事实，完全不考虑国情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正确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必须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切实分析我国的具体国情，从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管理研究。个人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本土化，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借鉴国外的管理实践，中国的学者可以运用国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通过研究分析国外的管理实践，了解国外学者如何从管理实践中提出问题，如何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建立相关的管理理论同时必须分析国外公共管理理论是如何在管理实践的推动下不断演迸和发展的。第二，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公共管理学者必须以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为依据，通过选择中国政府、学校、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各种管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共管理理论。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存在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但这也是公共管理学科科学化的方向。所以我们必须从实证经验出发，借助相关的技术和数理分析模型，这对公共管理研究者准确有效的分析现实情况具有

其实&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国情，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要做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避免因为单纯的依靠理论研究而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情况发生；同时又可以避免单纯追求技术手段而忽视真实严谨的定性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完美结合才能更加真实且生动的反映中国公共管理现状。

(三）改进高校公共管理教学方法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公共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理论性的学科，它与当前我国国情以及政治、经济发展现状联系紧密。因此在对其研究与教学方法上，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不可取的。所以在公共管理的教学方向上，我们建议高校能够将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与公共管理的现实需要向结合，而当前对公共管理的研究主要是以高校的科研为主，所以加强对高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公共管理的教学模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科教育，也不同于在职培训。所以公共管理的教学方法应是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全面提高教师和学生的专业素质，即在课堂中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诸如案例分析法、开放式教学发、情景模拟和经验交流等。这些方法要求老师必须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又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实际问题。这些教学举措上的改进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研究人员的素质和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争取公共管理的国际话语权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逐步加快以及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中国公共管理的国际化发展路径将成为大势所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建设。这就要求我国学者认真总结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运用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建设我国公共管理模，并充分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全球公共管理氛围之下形成中国特色，从而在推动全社会的发展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已达到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目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通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来推动国家治理的水平，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朝国际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四、结语

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治理模式将越来越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公共管理必将会成为拥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这也怡好顺应了国际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要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而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输送公共管理学科专业人才，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奠定相应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