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媒介融合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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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是媒介融合的关键。互联网思维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对用户、产品、企业乃至整个商业生态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提倡“用户至上”，追求“极致的产品与服务、强大的社会化媒体运营”。正如“互联网思维”的提出者李彦宏所言，互联网思维堪比文艺复兴———注重以人为本，应成为我们一切商业思维的起点，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民主化的思维，它建立在平等、开放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人的价值、用户体验和受众直接参与表达。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媒介融合大趋势，传统媒体往往强化自身优势，重视优质的报道内容，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拿来主义”、“利用主义”，其商业网站、微信微博上的报道大多是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稍加包装后照搬过来，仅把互联网当做传播延伸的渠道。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工业化思路，谈不上真正的“融合”。传统媒体要想在媒介融合中制胜，就应建构互联网思维，在传播技术、思想观念、经营管理等方面与新媒体实现同一个平台上的融合。

二、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互联网思维的建构

（一）坚持媒介融合观念，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媒介融合发展，首先要树立媒介融合的一体化发展意识，在思想上坚持媒介融合基本方向，强化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有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理念———自由平等，互动共享。十年前我们可以说传统媒体最大的敌人是新媒体，因为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新媒体如手机短信、手机报，都只是传统媒体传播渠道的延伸，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思路和模式。而现在我们可以说传统媒体最大的敌人就是互联网，如今我们使用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都以互联网为依托，用户可在短时间内创造信息并实现最大范围的传播和共享，“万物皆可以互联，互联成全生态”———这是互联网思维的范式，也是媒介融合应坚持的理念。

（二）利用互联网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推动媒介融合发展新媒体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网络技术和信息内容相结合发展的过程，建构互联网思维首先要利用并发展互联网技术。部长刘奇葆称，媒介融合发展要实现突破，传统媒体就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发展移动终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整合新闻媒体发展几十年来积累的丰富资源，完善专业化、规模化的内容数据库，提升数据处理、储存能力，充分挖掘大数据背后潜藏的新闻价值。

（三）建立与互联网思维相适应的媒介融合管理体制实现经营管理上的媒介融合，首先要建立统一组织调度的多媒体采编平台，实现新闻信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媒体内部也要实现融合，如国内的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正努力向“全媒体”迈进，组建全媒体新闻中心，提供初级新闻产品，经排列组合后生产出各种形态的终端信息产品，再通过多种媒介，满足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整合资源、节约成本，这是媒体内部业务融合最明显、最现实的价值，也是传统媒体的互联网思维在组织结构上的体现。

（四）强化传统媒体公信力、品牌形象与核心竞争力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传播关系中传者与受者角色界定越来越模糊，人人都是信息接受者和者。这种传播关系下诞生的信息难免失之客观，掺杂传播者即受众个人的主观臆断，对于事件的评论过多是情感控诉而不是理性分析，如微博上针对某话题引起网民的争执甚至骂战，这并不足以成为主导社会舆论的力量。传统媒体有多年建立的品牌形象、公信力和资源，例如已创刊五十余年的《人民日报》在受众心中就是一个权威、实力强大的品牌，这一优势同样可以成为人民网的宝贵财富。树立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将以客观理性的深度分析影响并主导社会舆论，这种公信力和核心竞争力在短时间内很难被复制或超越。

三、报业媒体关于互联网思维构建的融合实践

2014年5月，在沪召开省区市媒体融合发展座谈时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将“媒介融合”作为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正式提出，然而对于这一概念的实践早已有之。2006年，作为网络新媒体的鼻祖———手机报诞生了，这是一种依托手机媒介，由报纸、移动通信商和网络运营商联手搭建的信息传播平台，向用户传送新闻、图片、广告等内容，成为短信之后的又一新媒体。2009年，新浪微博迎来了第一个报纸官方微博———杭州日报，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手机的3G元年，3G手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原来单纯的通讯工具变成了可以看电视、上网、看新闻、写博客等多功能的媒介，而且手机的功能还在延伸。这些都是媒介融合的广义体现。2009年8月，在遵义举行的国际绿茶博览会中，贵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各媒体的报道实现了技术、信息、人力等资源的共享，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贵州日报》首先从产业发展角度发表了《红色遵义的绿色战略》等深度报道30多篇；金黔在线承办2009年中国贵州国际绿茶博览会官方网站工作，对开幕式进行网上直播；贵州手机报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向用户发送快讯；新报和经济信息时报也从自身特点出发对茶博会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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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融合阶段数字技术的出现在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信息传播手段的同时，也给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逐渐消亡，而是提供了一个不同媒体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机遇。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媒体借助数字技术拓展发行渠道这一重要方面。传统媒体目前主要包括报纸和广播电视。众所周知，报纸的发行必须以纸质印刷物为依托，再经过物流手段，最终才能得到有效传播，因此传播能力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广播电视则以电磁波为传播载体，但只能传播声音信号和图像信号，对媒体的市场覆盖率形成了一定的制约。为了摆脱这种制约的不利影响，许多传统媒体开始将目光望向了互联网技术，将其作为新的发行渠道。由于在互联网环境下，任何一种媒体形态都可以被传播、下载以及，因而使得传统媒体的内容在发行能力上有了显著提高。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来进行跨区域信息传播可以有效降低发行成本，这也是目前众多媒体寻求网上推广的原因之一。

1.2深入融合阶段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带动下，当前的媒介合作早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和主流传播形式。但随着这种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不同媒体之间依然泾渭分明，并未达到一种形态上的真正融合。在未来的发展中，由于数字技术对传媒领域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因此极有可能出现以数字技术为根本依托，整合众多其他传媒方式的崭新媒体平台，甚至会形成网络、传媒、通信三者的最终合流，并延续以往的服务和功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2媒介融合的不同类型

2.1内容载体融合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逐渐拓宽，使信息传播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一变化使媒体受众对信息内容的需求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规模化信息的巨大需求，同时这一需求又反过来刺激各类媒体对内容的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分为专业型和个体型两类[2]。专业型的规模化生产有着较强的权威性，而个体型大多并非出于功利的目的，只要拥有终端设备就可以实现内容的自由上传。这一类型虽然内容制作能力有限，但在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传播正越来越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和好评。

2.2传播渠道融合在媒体融合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传播渠道的独立化及逻辑化是其最为明显的发展趋势。独立化指的是信息内容的传播渠道将从目前存在的传播机构中独立出来，使传播渠道与信息采集、生产及制作等其他方面走向合作，衍生出独立存在的媒体产业[3]。逻辑化指的是在整个信息传播的所有流程中，其中涉及到的众多合作者不必为其他环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担心，整个信息产业链会为用户提供类似于专用通路一样的无障碍终端，因此技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考虑。

2.3接收终端融合接收终端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技术融合与应用融合两个层面。首先来看技术融合，台式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能力在目前所有电子设备当中处于顶端，但同时不具有便携性而难以普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虽然体积较小，但在性能方面存在一些不足[4]。因此可以大胆设想，未来硬件设备的发展在保证处理能力得以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同时会将外观的微型化作为其基本追求。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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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融合论文,电视论文,大众传播论文  

一、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大众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媒介也在快速的改变发展。当电视出现并不断普及的时候，曾经有人预言广播要死了[1]。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广播并没有走向死亡，而是在探寻的前进道路上，由信息杂糅的全面大众传播走向例如交通广播等专门化具有一定指向性的非线性窄众传播。同样，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选择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但是却离不开网络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问：电视是否要走向死亡呢？笔者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以及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人们获取咨询的途径更加多样，但是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冲击下以及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电视非但不会走向死亡，而且会根据时代与受众的需求以及传媒科技的不断进步中，在不断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本文主要从电视为什么不会走向没落，以及电视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角度进行探究。 

二、电视为什么不会走向没落 

探寻电视不会走向没落，主要是从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角度以及电视传播模式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角度进行探究，阐述电视不会走向没落。 

1.从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分析电视的命运。人类发明的媒介无非是两种命运，生存或者是消亡，如果一种媒介在信息传播的媒介大潮中，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持续稳定，那么将会继续生存下去。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美国媒介学家莱文森所提出的媒介生存进化论认为，某种媒介的未来命运是可以预期的，自然，电视的命运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印证了电视不仅仅不会消亡，而会持续发展。 

（1）“人类即环境”理论。“人类即环境”理论认为，媒介的进化不取决于任何别的因素——复杂程度、技术含量、轻重美丑，只取决于人类作为“环境”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媒介就是适应人类需要的媒介。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媒介作为“有机体”是有生命的，同时，这种有生命的媒介技术是人类创造的，所以人类使得媒介技术得以发生;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跟自然界的有机体是一样的，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对于电视来说，电视这种“有机体”是由我们人类创造的，所以电视依托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同时电视又被我们人类所应用，所以电视这种“有机体”又依托于我们人类这个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电视的去留是由我们人类来决定其去留的。电视因为符合人类的需求，并且被需要，所以，在这个层面看，电视不会消亡，而这种“有机体”会依托于人类这种环境而存在。 

（2）“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2]。“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指的是某种媒介的传播模式，是否同人类与生俱来的安装在人类器官中的“硬件”一致，是决定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广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传播模式跟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与世界进行交流的方式是一致的，所以会在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全新媒介充盈的全新媒介传播环境中继续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应。而电视恰恰同样可以满足人类视听双重的感官需求，与人类与世界交流方式相同，所以会存在并发展。 

（3）估量媒介存活前景的两种特征理论。莱文森的估量媒介存活的两种特征分别是：该媒介的根本属性一旦发生了变化，那么无论用什么名字来命名，他都是一种全新的装置。可以改变的，或者他的变化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发生了改变，也不会伤筋动骨，它还是原来的媒介。同时他指出，我们在说一种媒介是否要死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电视的基本的，固有的不可改变的特征，以及其可以改变的，非重要性的特征是什么。无疑电视这种传播媒介，相对于报纸的纸质传播方式，以及广播的传播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声像的传播方式。与此同时，根据“人类即环境”以及“自然人感官传播模式”理论来看，声像的传播方式符合“环境“的需要，所以不会消亡。虽然随着媒介的融合以及传媒技术和使用者人性化需求的不断改变，电视的线性传播方式改变了，电视的大众化的传播规模改变了，但是其最本质的声像传播样式没有改变。所以电视不会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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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作周期和固定播放时间段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传播意见性信息的实效性，即不能将这些意见性信息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公众，实效性比较低，很难引起公众对节目的关注。随着网络的发展，微博的广泛运用使一些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报道几乎呈现零时差，由此可见，在媒介融合趋势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时效性优势正逐渐减弱。

二、电视新闻评论在媒介融合下的创新策略

1.电视新闻评论应平民化在媒介融合大环境下，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要做到平民化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节目的选择需要与大众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使固有听众得到稳固，还可以使新听众的数量相应增加。另一方面，节目要避免过重的说教意味，要从平民角度出发制作节目，这样有助于增强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与听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新闻评论性节目需要与大众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要具有广阔的话语空间，这是由节目的评论性决定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制作平民化，除了向人们传达健康和谐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有利于更好地创建和谐社会。由此可见，电视新闻评论性节目只有更具平民化，才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对公众的教育作用。

2.电视新闻评论应个性化电视新闻评论在媒介融合形势下应个性化，这样才有可能从容应对新形势带来的困惑和挑战，这需要在节目形式、内容以及主持人风格等方面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如，民生新闻具有语言本土化、视角平民化以及内容生活化的特点，所以节目中需要从平民角度出发，着重选择与现实生活接近，最好拥有本土化的语言材料，这样才更能够充分体现民生新闻节目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内容和形式不同的新闻评论节目对节目主持人的要求和节目的风格定位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新闻1+1》这档节目针对的主要对象是25岁到54岁、居于管理层的男性，这就决定了节目的选题需要从这类受众角度出发，最好选择与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等方面内容有关的新闻选题，选择专业知识比较强的新闻评论员，才有可能使节目取得较高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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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文化;传播;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传统文化传播依托传统媒体，随着媒介的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迅速转化。新旧媒体融合使传统文化扩大了传播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转化平台和载体，以及新的途径和方式。所谓“媒介融合”，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传播内容融合和传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融合

传播内容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刊、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对于将传统文化由传统媒体传播转向媒介融合并加以传播，同志曾要求“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融合与转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中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以便于符合传播发展的新趋势。内容融合，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能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时如虎添翼，使得其在传播中更好地展现传统的民族性和原创性以及时代的延展性和创新性，也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融合

首先，内容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结合，报纸、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以一种“多媒体编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资源共享、传输融合”的方式是当前媒介融合的最大显性表现，将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在各种传播媒介，是其弘扬光大、传播传承的最新方式;其次，传播平台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平台整合基础上最终以网络为主要平台以数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综合性、广受众的方式得以进行。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将会与时俱进，兼具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优点，“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传播方式的新特点、新优势给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规制挑战

在我国媒介融合刚刚起步而又迅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对于融合中的各种媒介进行选择与使用，以达成传统文化内容的有序、规范、高效、深入传播。但是在传统文化内容的多种媒介传播中，已经造成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现象与本质等对立的传统文化的分化边界被消除，“传媒所产生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3]，这种超现实会给传播内容的受众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双刃剑”的影响和后果。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体现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实现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效果评价与传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根”与“魂”，“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定于媒介融合的选择与控制，而选择与控制取决于传播的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规制给新旧媒体的选择与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的融合与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容传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

数字化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拓展与模糊传播边界、细分和扩大受众。这种技术发展与挑战要求传播者具备高度的传媒素养;也要求受众在接受传统文化传播中需要不断随着技术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尤其是IT技术。随着“知沟”的扩大，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传播提出技术挑战;同时，媒介融合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技术先导性，随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极大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由于新旧媒体的各自特点与优势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异化”的问题，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融合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过度依赖，所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4]。这种面对新技术的“主体性”缺失的“异化”会给传统文化的受众的辨别能力、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带来不利影响。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

（一）应对传播内容规制的挑战，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播传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内容融合，传播内容的开发发掘作为新媒体产业的核心与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为王”的管控规制原则与发展规制原则，这是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体传播中的“铁律”。

首先，“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传统文化内容“创造转化”为新媒体文化，使传统文化内容具备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优势，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载体、内容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管控”规制要求对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调整，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来说就是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传播中都使其不脱离民族属性和传承性，具备民族特色的传统性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规制原则中，要求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原创性，获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资源，保持传统文化转化内容的独特性，转化为不同受众的独特个性化的文化资源;又要保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实用性，体现转化内容的特色与深度;还要有的放矢，具备可信度，吸引受众，拓展转化内容广度。

其次，“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新旧媒体融合向着正面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正能量”的传播提供支持。“发展”规制要求既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提供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又使其发展遵循新媒体内在的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有机融合、发掘开发与传承创新。因此，在发展规制原则中，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核心价值与内容基体，又要以新媒体的创新创意为激活要素，推陈出新，增强感染力、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同时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平台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部分，顺应时展与创新的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通过管控规制和发展规制，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播的管控规制求得规范与有序，以发展规制求得繁荣与丰富，从而使得传播传统文化在与媒介融合的政策规制的调整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应对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推进“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是应对媒介融合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字技术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模式。新媒体的大传输量、高速率、移动性的特点，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基于多种媒介整合的“立体式”、“集成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功能传播，例如实现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电子出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媒体的产生，形成卫星电视以及IPTV。数字化技术完全颠覆以往的单向性的传输技术，转而以融合的媒体实现自身的技术转型，走出技术困境，实现传统媒体利用新技术的改造升级。

首先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改造中，应针对不同传统文化资源及时进行多种融合媒介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如拍照、录音、摄影、摄像、复制、记录，使得这些优秀文化资源不至于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其次要通过数字化进行多媒介融合式的研究与传播，使得这些沉寂、静止、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新生，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不同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发挥其作用;再次是通过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在媒介融合建设中实现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全时段的传播，在传播效果“子弹论”逐渐式微的今天，传播学更强调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使用与满足”;数字技术能够较好地通过媒介融合使得受众“浸润”在数字化时空全覆盖、数字化传受互动、数字化自主选择的传统文化传播中，走出“异化”的困境，主动“使用”、“选择”、“接受”和“满足”，使得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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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困境

农民工，是我国的特有名词，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而其子女则被称为“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主要分为“留守子女”与“随迁子女”两大部分；文章主要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即因为父母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异地工作，随同父母来到异地生活、学习的6至14周岁未成年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虽能与父母共同生活，但陌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城市社会的陌生感以及与城市居民的双向排斥，其适应与融入城市的能力与主动性受到打击与挫败，造成其在城市融入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障碍。本文以跟随父母来到上海市松江区的随迁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上海城市融入方面所遇到的困境与障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上海作为我国国际性的大都市，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大量的农民工来沪打工就业；近些年来，进入上海的农民工则逐渐以“拖家带口”的方式，把子女也带入上海，有的农民工子女甚至就出生在上海，这些农民工子女在上海生活、学习和成长，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化初级阶段的人生道路与其父辈截然不同。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的到来，由此引起的农民工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表现愈加突出和明显。针对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曾做过研究和探索，大致可从以下国内外两方面做出述评：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国际学界关于移民适应问题的研究是我国学界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最早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从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开始的，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移民在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的查阅，有“融合论”、社会认同的理论和社会适应的理论等三种理论较具代表性。

（一）“融合论”

“融合论”理论最早由二十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和博格斯提出。他们认为，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融合论”把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划分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合等四种社会互动形式。

（二）社会认同的理论研究

社会认同理论是Tajfel等人提出的，其认为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即对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的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他采用“最低限度群体”范式实验验证了社会认同理论现实存在的科学性与可行性。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群际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把人际和群际行为进行了区分，并把认同在个体和群体层次上区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自我知觉水平。另外社会认同理论还对人际比较和群际比较，个体自尊和社会自尊进行了区分。社会认同理论把“社会的”理解为在群体关系背景之下的，认同是在群体关系中产生的，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位置，从而更深刻的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

（三）社会适应的理论研究

高斯席德（美国社会学家）在其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表达了关于社会适应的理论观点：“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个方面”。在书中，高斯席德强调社会适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强调应该将社会适应理解为在新的环境中移民本身的行为，以及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所进行的持续的行为调适过程。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一）针对农民工的相关理论研究

不可否认，我国的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大批学者的关注；大多数学者是从农民工这个角度为切入点，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城市融入的层次和内涵。普遍认同的是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他们认为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与否，最重要的是看其父母是否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以及该职业在与城市居民沟通交流时所附加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有就是农民工与当地人交往中可能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因此，学者田凯提出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学者申振东则进一步认为这三大层面的相互关系应该是层层递进的。还有不少学者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强，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必然结果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最高层次的城市融入，所以他们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融入这是应从心理文化层面上的融入。

（二）针对农民工子女本身的相关理论研究

1.家庭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也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内部环境、氛围、家庭关系的变化、父母的言行与态度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这些未成年的子女们。侯娟、邹泓（2009）的研究说明了家庭亲密度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城市生活满意度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子女与家人的关系是否密切，是否彼此了解支持是其在城市生活中是否感到幸福快乐以及满意的重要因素。在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虽然更多地会是体现出一种行为规范、心理特征、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变化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家庭经济能力能为其子女提供多少物质基础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由于农民工家庭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能够为孩子提供的十分有限。家庭收入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教育上的投资，这就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对其子女就读学校、教育投资等教育方面的经济支撑能力。薛笑甜（2012）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工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对其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方式。另外，张学东（2009）通过对农民工居住环境和条件进行研究认为，其居住环境大多是城中村、城郊结合部，条件差、环境乱、空间小，公共活动参与机会低，在加上农民工工作时间和性质的不确定，以及工作地点的频繁变动，造成了“无序化的家庭生活”。

2.社会

社会是一个宏观概念，但具体梳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是如何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有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城市居民的接纳程度等等客观课分析因素。目前，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国家以及各地政府出台的针对外来农民工以及子女的各种政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目前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产生，进而进一步导致了我国特有的农民工及其伴生现象的出现，例大部分农民工是没有与劳动用人单位签署劳资保障协议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城市所涉及的入学就读、看病就医等等都无法正常的获取相关社会资源，另外还有学者甚至提出某些制度性或限制性政策因素则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在城市居民的接纳程度方面，吴新慧（2004）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外来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文化排斥和心理排斥极易导致农民工子女形成边缘化的城市归属感，产生出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对态度。

3.教育

教育是每一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必经过程。对于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并且在城市生活和成长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学习知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们同过在城市里接受教育，了解和认知所在城市的生活与文化，并逐步融入其中。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媒介，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组织，是孩子成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它作为农民工子女经常所在的区域，同样对其城市社会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对学校的研究理论成果中，杰（2010）认为农民子女在流入地的接受教育形式有三种，一是在流入地公立学校借读，并且他认为这是各地区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主要渠道；二是在民办私立学校，这类学校的收费较高，不符合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支撑能力；第三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他认为民工学校作为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教育的过渡性产物，在未来近十年内是还会存在的。另外，虽然农民工子弟学校收费相对较低，但是相对于公办学校而言，这些学校设备和师资力量方面相当薄弱，并且又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承认，它们的管理和服务都是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的。

三、结语

目前国内在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农民工及其子女，以及城市融入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层次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另一方面以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三个重要外部因素（即家庭、社会、教育）进行研究，分析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居住环境）和其自身文化水平等等对其子女城市融入的影响，以及从社会（政策制度因素、社会排斥问题）和教育（学校环境、师资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状况不容乐观。但是，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以下几点不足之处：一是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侧重从某一因素单独展开讨论并进行分析，并未将其他可能存在的因素共同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分析；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是一个多因素、多维度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仅仅针对其中某个问题进行单独讨论和分析，会出现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结论出现；二是现有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外部因素（家庭、社会、教育等），缺乏从农民工子女自身角度的理论研究；自身维度是针对农民工子女本身而言的，家庭、社会、教育都是外界影响因素，虽然会产生影响因素，但最终决定其是否真正融入城市，还是农民工子女自身的影响最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是对上海市的外来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现状展开分析和研究，找出其在融入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障碍，以期最后能在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上海提出具有科学、合理及可行的建议，那么就应该理论结合实际、把农工子女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家庭、社会、教育）与内部影响因素（农民工子女自身）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讨论，完成更具科学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上海市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的理论报告。

参考文献

[1] 黄晓燕.外来工子女的城市融入状况与政策调适[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 袁巧玲.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3] 项继权.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

[4]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措施研究[J].教育研究， 2007（4）.

[5] 易承志.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政府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6] 张文婷.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保护[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7] 徐振华.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问题研究述评[J].群文天地，2012（4）.

篇7

一、国际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综合现状分析，目前高校推进本科阶段工程学科国际化教育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因为有工作量系数的增加或其他激励措施，教师争相开设双语教学课，但往往名不符实，课件中出现几个英文单词，用中文讲解。2．为了评职称，教师争相写双语教材，但使用的却是中文式的英语，甚至还有很多错误。3．学生听不懂，干脆找本中文教材自学。4．培养体系不完整，只有零星几门用英语开设的专业课，普遍没有接收留学生的能力。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化交流合作中作为媒介，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国际化教学应尽可能采用全英文或双语教学，有利于构建学生的英语思维模式、培养听说能力及用英文分析问题的能力。采用原版教材方便教师学习借鉴国外完善的课程体系，原版教材中还包含大量实例数据材料，这些内容不仅可以辅助学生理解深奥的知识原理，更能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扩展国际视野并掌握分析方法[7]。为解决以上问题，推进重庆大学本科阶段工程学科国际化教育，我们针对性地提出了机械类高水平本科生国际化实验班教学计划，并采用加强与国外一流大学的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二、机械类高水平本科生国际化培养的创新措施

我们可以从国外直接把最先进的教学体系、教材、多媒体课件、作业、实验、考试全盘复制，再把我们的教师送出去培训，这样肯定可以快速实现国际接轨。但为什么不能直接照搬英美的本科教学呢？因为中国学生经过多年的传统应试教育，理解力、自学能力、动手能力都不适合英美教学模式；并且与英美国家文化上有差别，语言上也有障碍。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华人文化，制图也大都与中国一样是第一角画法（英美大都使用第三角画法），本科教育源于英国并根据华人的特点进行改良，更适合华人学生并已证明是成功的：他们用了不到50年时间就办成了国际一流大学（英国TIMES排名36）。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的同行可以无私提供帮助（教师培养、教材等全部无私支持）。作为回报，我们可以提供优秀毕业生，教师可以在科学研究上相互合作。机械类高水平本科生国际化实验班主要完成如下计划：1．10%毕业生推荐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国际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50%推免重庆大学的研究生，30%推免国内其他高水平学校研究生，10%进入国际公司或高水平研究机构；2．有条件的学生去新加坡实习；3．改革毕业设计（采用导师制、模块化）；4．实现全员奖学金（企业提供的奖学金面向实验班全体60名学生，并实行淘汰制）；5．完成传统培养体系与国际化培养体系的融合和匹配。

三、与现有的培养方案融合及匹配

机械类高水平本科生国际化培养方案必须与现有传统培养方案匹配和衔接。培养方案既满足教育部对政治理论课、文化素质选修课、军事训练课等的要求，又结合学分收费改革试点总学分不超过170及总学时不超过2100、实践性环节40学分左右（40周左右）的现状，还兼顾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课程，并参照国外著名大学机械类人才培养方案，最大限度地成建制、成体系引入国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材、实验、多媒体课件、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等。因为实验班大部分学生本科毕业后从事研究性工作，如10%左右的学生到国外著名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研究生，80%左右的学生推荐免试攻读校内外硕士研究生，其余10%左右的学生到国际公司或研究所、设计院从事研发工作，因此必须掌握扎实、深厚的机械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如数学、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材料学、计算机基础、机械基础及机械学科的前沿技术，并具有创新能力。与现有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比，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增加了数学课程，如“复变函数”和“数学物理方程”；加强了力学知识的学习，增加了“固体力学”、“应用力学”、“振动理论及应用”等课程；计算机应用能力进一步加强，增加了“计算机硬件基础”课程；强化了材料知识基础，如增加了“材料工程基础”和“工程材料”两门课程；扩充热力学知识，开设了“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引入了机械学科的前沿技术，如增加了“微系统设计与应用”。同时，在培养计划中，有22门课程体系引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课程设置，并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协商，每年派4名教师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进行了相关课程进修学习。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派这些课程中的部分教师来我校讲授示范课程。作为补充，对22门之外引入的其余课程，采用英文教材，并结合学校的教师出国培训计划，到欧美著名大学机械系进修培养。在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设置上，将原来的“毕业设计”改为“综合论文训练”，从而注重了创新思维、研究能力的培养。另外，实验班采用配备导师制，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科研工作能力。下图中字体为加粗斜体的课程是与现行传统培养方案相比所增加的课程。其中，26门课程引入国外高水平大学原版教材，采用英文教学。总之，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的突出特色是：具有扎实的机械学科基础，按专业大类培养（口径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厚基础、宽口径、研究型和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四、高水平本科生国际化实验班学生选拔

根据机械类本科生公共课、基础课的开课时间要求，一年级的课程设置主要为政治理论课、高等数学、物理、英语、军事训练等。因此，实验班培养计划中第一年所修的课程与其他平行班的课程设置完全一致。实验班学生的选拔工作将在第二学期考试结束后进行。以“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为主（该专业每年招生370多名），并欢迎学院其他专业（如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工程）的同学参加。主要参考一年级所学的主要课程成绩，并加试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最后通过专家综合考评选择6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进入实验班（需要学校教务处给予支持和配合，因为可能涉及少部分学生转专业、学生行政班调整、组建新的实验班等问题）。

篇8

在我们电视界，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的观念贯穿于80年代，而且一直影响到90年代。“画面为主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源于情节性电影观念。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说过，“画面是电影的主体，解说词只是加强画面效果”。[1]伊文思这句话，不仅对中国电影学术界，而且对中国电视学术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是电视“画面崇拜”的理论依据。“一幅画就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这一称颂画面魅力的名言，成为电视“画面崇拜”的旗帜。1991年初，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洪民生在第三次全国电视音乐交流会上的讲话重申了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声音加以配合”的观点，[2]电视“以画面为主论”有了官方的权威的定论。

电视“以画面为主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朱光烈1990年《对一个定论的异议——电视传播中语言与画面功能的比较研究》，[3]提出电视传播是以语言为主的，1991年中央电视台在舟山召开声画关系研讨会，对朱光烈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991年，林杰谋发表《厚此薄彼的比较方法不可取——与朱光烈同志商榷》一文，批评朱光烈“厚此薄彼”、“厚语言”、“薄画面”。此后，“主画论”者和“主声论”者各执一端，时有争论。主流电视学术界也以“声画结合”论取代了“画面为主”论。

1997年8月，暨南大学教授黄匡宇《电视新闻：用语言叙述、用画面证实》（载《现代传播1997年4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的双主体构成”，不料却引起“声画结合”论者的反驳。1998年4月，《现代传播》第2期发表马莉的《电视声画不再分离——兼与黄匡宇先生商榷》、杨竞的《略论电视新闻中的声画同构》，以“声画结合”观点驳斥黄匡宇的双主体论。1999年，朱光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长篇论文《“声画结合”论批判》，从12个方面向“声画结合”论开火，提出“语言是构成电视传播的基础”，“声画结合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具有理论品格”。2000年1期的《南方电视学刊》刊出凌燕的文章《强化画面意识，实现声画的最优化结合——兼与朱光烈、黄匡宇先生商榷》一文，也以“声画结合”作出回应。

电视声画关系引发的争论，其实是两种电视观念的碰撞，争论的双方各执一端，多陈其理。其中也有“调和论”、“声画结合”即“主画论”者意识到画面的缺陷后推出的调和论，“双主体论”也是“主声论”者推出的调和论。但这两种调和论都未跳出“以谁为主”的思维框架，似乎都不能令争论双方信服，反而引发对方更为激烈的批评，这其中原因到底何在？

应该说，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推动了电视学术研究的进展。“主画论”和“主声论”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电视界长期以来存在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的现象，“主声论”者对“主画论”的诘难，打破了这种平衡，却不能解释引发争论的原因。

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说到底是电视叙事艺术符号系统内在机制造成的。从系统论的视点看，电视叙事符号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以自身的内部矛盾为依据，通过与外部环境的适当交流而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在机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互斥、互补和整合。它调节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运动，随着时代的衍变，打破元初的和谐，使之经过重新建构，达到新的平衡，沿着“有序——无序——新的有序”的历程前进。

电视是一门晚近诞生的新兴艺术，它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是地地道道的晚辈，显得年轻而稚嫩。电视在构建自己的符号体系过程中，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画面系统还是声音系统，都从其他艺术形式汲取了养料，甚至可以说是从其他艺术形式脱胎而来。它难以割断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

有一个不容忽视实际情况是，早期的电视人要么是广播界人士，要么是电影界人士，在构建电视符号系统过程中，大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电视与广播的区别，“听广播”、“看电视”，便是这种区别的最直观的显现。广播只能诉诸人们的听觉，而电视不仅诉诸人们的听觉，更重要的是诉诸人们的视觉。看到了这一区别，人们理所当然地作出判断：广播主要依靠有声语言，而电视主要依靠画面语言。人们致力于电视画面符号的研究在情理之中，而电视画面系统的构建完全建立在电影画面的基础上，因为电视同电影区分的只能是物质手段、成像原理、镜头运用的不同而并无本体上的符号的质的区别，它所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电影完全相同。人们以电影画面模式来研究电视，认为屏幕上存在没有声音的画面，却不可能存在不见画面的声音，由此推出“无声的画面，仍然可以成为电视艺术作品，而无画面的声音，则根本与电视绝缘”，“没有了画面，就没有了电视”[4]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主画论”。“主画论”在电视符号系统建立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时间，居于主导地位，使得电视符号系统成为一个稳态系统。

由于“主画论”的盛行，电视界较长时期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结果是：纪实性的电视艺术作品没有同期声，没有真实的环境音响和真人的原腔原调；电视剧几乎都是后期配音，对口型、补台词。重者，口型对不上；轻者，体型对不上、气质对不上、情感对不上、气氛对不上，百片同调，多剧同腔，移花接木。更有甚者，有人试图以画面取代声音甚至文字语言的功能，美国人施瓦兹尼就曾说，“电视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脱离文字的时代”，“主画论”走向了“画面崇拜”，暴露出许多问题。

然而，电视符号系统一经建立，便具有了系统的内在机制，电视声音系统的功能画面无论如何取代不了。电视声音系统在电视画面系统侵入自己的功能时，其内在机制便会自发地摄取负熵、排除正熵，以维持系统内部的稳定有序状态。这一维持的机制就是前文提及的“互斥机制”，就是说，电视声音系统与画面系统彼此之间互相对立、相互排斥、互相斗争。这种“互斥”的内在机制在系统外的表现就是“主声论”的崛起。

电视声音符号系统的构建一方面移植了广播艺术声音，另一方面亦受到电影声音的渗透，其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广播和电影并无二致。在电视符号系统构建之初，因有广播艺术声音的完整移植，电视声音系统处在有序状态，其互斥的内在机制并未发挥作用。国内电视学术界普遍认为“电视是广播的延伸”，“广播电视”经常并举，可见电视声音系统对广播声音系统的完整移植。然而，当电视画面系统功能不断地侵入声音系统，产生较大范围的互切边缘区域后，电视声音系统的互斥机制便产生了作用，具体表现就是以朱光烈为代表的“主声论”者向“主画论”发起诘难。声画关系的论争，打破了元初的和谐，直接将电视叙事符号系统导入一种无序状态。

必须看到，电视叙事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性，仅仅是其内在机制的一个方面，也不是电视声画关系的实质。声音和画面同属电视叙事符号的两大系统，其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是电视符号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主画论”和“主声论”都同样从“以谁为主”的问题出发，具有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偏差，将电视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机制给予过度强化。电视叙事声画两大系统的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如何配置并发挥电视的声画功能，而不是“以谁为主”，突出或者削弱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因此，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不是声画的互相排斥，而是声画的互相补充。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都存在这种互补的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我们把电视符号系统看作是一个恒久不息、变化前进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系统：它通过输入和输出组建和破坏自身物质成分的行为，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5]电视声音和画面系统正是通过与外部环境（指其他艺术形式或声画之间）的物质交流，保持自身的结构，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这种交流的机制，就是互补机制，它指电视声音和画面对外部环境之间同时共存，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各以对方为依存条件，一旦丧失了对方就丧失了自身。

电视叙事声音和画面的互补机制取决于它们各自承担着的不同的电视的功能，它们各自承担的功能的融合才构成电视叙事的符号系统。电视画面和声音各自功能的负载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封闭状态，恰恰相反，这两大系统都处于开放状态。一方面，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都从相邻艺术和相关范围汲取营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电视声音和画面符号的构建，独立品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从较低水平的有序向较高水平的有序上升的流转不息、生气勃勃的过程。在这两种有序状态之间，电视声音和画面以其互补机制，通过与外部环境（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联系，刺激与反应、“同化”与“顺应”，打破旧的有序，导问新的无序状态。这是电视声音和画面互补机制表现出来的独具特征的形式。电视叙事艺术晚出，电视画面从电影画面汲取营养，电视声音从广播声音延伸，形成一种元初的有序。随着互补机制的形成，电视声音和画面均需脱离母体，进而建构自己的独立品格。因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致力于电视声画两大符号系统的构建，努力寻电视艺术的“个性”，终于为自己争得“第九艺术”的地位。

电视艺术地位一经确立，其互补机制便日益强化。电视不断地同其他艺术形式交流，从而打破元初的和谐，导向新的无序状态。在90年代以后，许多艺术形式与电视联姻，交叉渗透，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小品、电视舞蹈、电视音乐，等等，莫不反映出电视互补机制的强大作用。正是这种交叉与联系，使得电视声音和画面两大系统内部发生不平衡状态，尽管其互斥机制可以排除正熵以维持有序，但交叉与联系的广泛使得电视声画外部环境的干扰加强，正熵激增，元初的和谐被打破，电视声画走向了新的无序状态。

另一方面，电视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除电影外）大多的一种符号体系作为要素，电视以声音和画面两大体系构成其符号系统。声音和画面在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以声画各自负载的功能为交换内容的。交流的结果便是声音和画面在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中间环节的产生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因此，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是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

无论是“主画论”还是“主声论”，看到的都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内部的互斥机制，强调的都是声音和画面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斗争，以为强化某一方面的叙事功能，必然削弱另一方面的叙事功能，这其实都是片面思维的结果。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负载了不同的电视叙事功能，声画之间除了相互对立、排斥之外，其本质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使其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既非声音在功能上取代了画面，也非画面在功能上取代了声音，而是声音和画面都可以负载或共同负载了某方面的电视功能。就是说，电视声音或画面某一方在某一方面功能的强化，并不能削弱另一方在这方面的功能，而是在这方面出现了边缘区域。由于电视声画互补机制的作用，电视声音和画面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这就出现了两种相切的边缘区域：一是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切的边缘区域，二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功能上的相切的边缘区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的互补机制日益强化，这种边缘区域必然走向扩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实际上，“主声论”和“主画论”的努力都是这种努力，双方都试图准确界定以至强化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忽视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的趋势。

在电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面前，发挥作用的应是电视声画的内在的整合机制。从系统论动态原则看，由于电视声画的互补机制的作用，引起了声画内部的变化，发生了不平衡状态，这时就有新的行为，将无序导向新的有序，建立新的平衡，同时又向着比受到干扰以前更加稳定的平衡前进。这就是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即对电视声音和画面的基本属性、基本功能和审美观念的调整和规范。电视声画的内在机制并不允许“边缘”区域的无限扩大，因为“艺术越接近到它的或一界限，就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限线那边东西的本质”。[6]这时候，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就会自我调节，在旧有本质的基础上，整合相切时产生的特质，从而建立起新的本质，完成更高形态的本体建设。实际上，在电视声画关系争论的同时，这种整合就已经发生，“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就是这种整合的表现。或许，“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如朱光烈、黄匡宇先生指出的那样，还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缺陷，但是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台却是电视声画内在机制的要求。

笔者认为：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合，不仅涉及电视传播的基础，而且涉及电视的本质。我们以叙事理论审视电视声音和画面，并综合争鸣各方的观点，提出以“声画一体”对电视声画关系进行整合。电视声画关系整合表述为：电视传播的声画关系是以语言为基础，以叙事为本质，主要通过声音叙述和表现、画面描写与再现，声画功能互补的声画一体的关系。

首先，电视传播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以“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资格被归入现象之列的，语言的交际功能显而易见。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在他和其他社会成员接触时，他都要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哪怕是极其简单的所谓“寒喧”，也要运用语言来进行。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有社会生活的存在，只要有人们之间的接触，就要有语言。从人类社会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语言。人类创造了语言，以语言来进行思维和交流。语言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在生命的诞生与终结这一点上，人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然而，人却因其精神的存在可以不死，精神的不死在于语言符号。人肉体消失了，但其精神却被语言符号锁定并流传下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离不开语言符号。语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朱先烈先生分析的那样，文明社会人的交流，他们的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借重于语言进行的，文化、教育、科学都是用语言构成的，人类的一切传播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电视也不例外。语言不仅是电视传播的基础，也是画面解读和阐释的基础。

其本质从电视定义方面作出的理解，认为“电视的第一本质是对新闻的传播，而不是什么第九艺术，也不是什么画面纪录”。以新闻传媒作为电视的本质，笔者不能苟同。从传播学观点看，电视是视听合一的媒介，视听兼备决定了电视具有极强的形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由于是电子媒介，电视时效性强，保存性、选择性差，这些是电视传播的特点。认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仅仅看到了电视传播时效强的特点，试图以一个方面的特点概括本质，显然是片面的。仅符号学的观点看，电视声音和画面分别包含了电视传播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系统。符号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指代性，符号总是代替某一事物，它承载一定的内容（概念、意义），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符号的基本属性是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从电视承载的符号看，怎么也难以得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的结论。

那么，电视传播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其功能切入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电视属大众传播，查尔斯·莱特认为，大众传播的功能共有四个：监视环境、舆论引导、传承文化、娱乐。胡正荣据此概括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提供娱乐。[7]功能决定了电视节目的编排。在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里，浸透的是叙述。那些电视剧、供电视播放的影片、动作系列片、卡通片、新闻、纪录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那些供消遣娱乐却有着描述、教育或论证之类目的的其他电视节目也往往以叙述作为达到目的一种手段。“惟一的一种贯穿始终都避免叙述的电视节目是那种依自身的交替规则结构十分明显的节目：例如游戏节目，体育锻炼节目、记者招待会、访谈节目、音乐节目、体育竞赛等。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也在悄悄发挥作用。比如说，一场足球比赛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队胜利和另一个队失败的故事，可由体育竞赛播音员来叙述”。[8]因此，叙述不仅是电视中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一座大门或一个栅栏，即使是非叙述性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由叙事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由此，我们自然得出电视的本质是叙事。

第三，电视主要通过声音叙述表现、画面描写再现。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听觉系统，语言的模式是一种时间中的系列运动。在运动中，语言符号主要由声音负载。电视声音是一个时间流程，它在时间中运动，是历时性的。叙述是一个过程，是线性的、流动的，也是历时性的，是时间的艺术。这与电视声音的特质是相同的。因此，电视声音主要承担了电视的叙述表现功能，电视亦主要通过声音（语言）叙述表现。当然，电视并不完全依赖声音叙述表现，画面也可以叙述表现，声音亦并不只是承担叙述表现的功能，它也可以描写再现。

电视画面负载了非语言系统的全部具象性符号。它以流动、动态的空间，通过横向的展示，主要承担电视的描写再现功能。再现是描写性的，共时性的，这与电视画面的特质相一致，因此电视画面主要承担了描写再现功能。电视并非仅仅通过画面描写再现，声音也可以描写再现。画面的叙述和声音的再现就是电视声画互切的边缘区域。

第四，电视声画一体，交相扶持。在视听兼备、有声有形的电视叙事艺术中，画面赋予声音以形态、神韵，声音则回报画面以生命、现实感和生活气息。在电视叙事文本中，声音（语言）历时性地提供事件、人物和背景，画面则共时性地展示这一事件、人物和背景。声音和画面，如骨肉难分，相辅相成，交相扶持，相得益彰，一损俱损，一荣皆荣。因此，我们说电视是声画一体的时空复合艺术。

笔者认为：非要在电视声音和画面中分出以谁为主，无异于非要在人之手足中分出以谁为主。声音和画面各自承担着电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之间可以交叉，但不可能互相替代。强调声画一体，其实就是要充分发挥声音和画面的功能，声画交替扶持，互相补充。有的论者将声画两张皮现象归咎于“声画结合”，“声画同构”，是不够准确的。声画两张皮现象是强调声画互斥机制造成的，无论是以声音为主还是以画面为主，都无法解决两张皮现象，而声画一体，为声音和画面共同完成叙事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持，更能解决声画两张皮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光烈．“声画结合”论批判[J]．现代传播，1999,(5)．

[2]洪民生．繁荣电视音乐，为屏幕增光彩[J]．电视研究，1991,(3)．

[3]广播电视业务[M]．电视业务，1990,(1)．

[4]高鑫．电视艺术学[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贝特朗菲．开放系统模型[J]．哲学译丛，1983,(2)．

[6]剔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