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天文历法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王廷相是明代中叶重要儒家学者。他以信守孔子之道为己任，指出：“儒者之论，合于圣者，即圣人也，则信而守之；戾于圣者，即异学也，则辨而正之，斯善学道者也。”[ ]他还根据孔子所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中的“慎言其余”著《慎言》。同时，他明确主张研究自然，要求把握“物理”。王廷相在所作“策问”中说：

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24]梅文鼎：《历学疑问》“李光地序”。

篇2

>> 成语和古代天文历法 论夏代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 天文历法知多少 论夏代玉器的审美特征 崇祯帝支持平民与科学家的天文历法论战 基于时空气合一的六十甲子天文历法研究 天文历法谚语与住宅建设 论研究夏代音乐的必要性 对高中物理教学中拓展天文和航天知识的思考 关于夏代文字的推论 恺撒的历法 几个天文知识概念 天文学的发现和分类 古代的历法与皇历 初中古文化常识系列解读之天文历法 初中古文化常识系列解读之——天文历法 论朱天文台湾著名编剧朱天文小说文本的语言艺术 论中国长城的天文学特征 论航天期刊与航天文化的关系 2012年的特殊历法现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沈金亮：《〈尚书〉传本真伪之争新论》，《文史杂志》2014年第3期。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

[7]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

[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9]杨光成：《西羌壮歌》，《西羌文化》编辑部出版。

[10]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篇3

关键词: 油田 财务管理

一、目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财务管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当中企业的经营者对资金运动的规划、协调与控制,其基本的内容包括诸如对投资、筹资、资本运营、收益分配、资产租赁、公司的合并与清算、通话膨胀及国际财务等各方面的管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改进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可说是意义重大。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当中,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十分重要,就目前来看,我国国有企业中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公司内部控制执行不力;第二,财务管理当中,会计信息不真实,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力,违法违纪事件层出不穷;第三,销售及应收账款管理不善,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呆账坏账大量出现;另外还有存货管理不善的问题,存货积压,既影响了资金周转,也造成贬值或损毁。具体到油田企业来说,这些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有:首先,财务管理意识淡薄。财务管理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服务于企业的整体经营和管理、对企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的工作,而不仅仅是成本预算、核算,记账报账等简单的会计工作,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就造成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长期以来并未能企业的效益产生助力的现象;其次,财务管理信息失真。会计财务信息的失真,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失真的财务信息不能正确真实的反应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经营情况,不能够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信息参考,最终将发生严重的问题;最后,资本运营效率低下。油田企业的资本运营有其历史的原因,目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现实情况也对资本运营产生了影响。

二、油田企业财务管理的经验

我国的石油工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适合油田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积累了一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比如在有的油田企业,在财务控制管理工作当中,建立科学规范的财务结算中心进行结算资金控制,通过实行钱物结合的管理形式进行采购资金控制,通过构建效益型资产管理新模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严格设备管理,在内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提取油田维护费,实行资产的有偿占用,加强资金的集中管理,实行低成本战略,构建高效的财务信息化平台,以及班组经济核算制和作业成本法在成本控制中的应用。 这些经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

2004年以来,中石油在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内部全面推广应用新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使所属地区企业实现了地区内会计集中核算。油田企业,是在

三、新形势下财务管理制度的发展思路

在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基础上,我们认为,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思路:

首先,进一步完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内部控制执行有力的根本保证,而只有良好的内部控制才能够规范财务行为,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与完整,防患于未然,确保企业资产的安全与增值。

其次,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化技术的作用。众多企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套完善而高效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不仅能够大大提高财务工作的效率,而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财务工作当中出现的环节问题,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最新最准确的财务报表信息作为决策参考。

篇4

刘正教授的此文首先就阐明了铜器断代的两大立足点。他认为：“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这就为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打下基础。进而，他主张：“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这一肯定是有见地的观点。

今天，学术界已经接受并肯定了陈梦家先生的铜器断代学说。特别是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所主张的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他提出的“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的观点，已经成为铜器断代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操作指南。

最后，刘正教授指出：陈梦家先生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陈梦家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观点，就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王宇信）

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

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

有了这两个假定，为西周铜器断代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

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18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

这一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商周金文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时值今日，出现的学术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纪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学论丛》《春秋i铜器年代综合x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铜器历日研究》等。

毫无疑问，上述各书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学术经典。

1956年开始，陈氏的著名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连载于《考古学报》上。后来由于陈氏被定性为分子而中止了论文的连载。因此，中华书局出版的此书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加上若干遗稿增补而成的。其中，遗稿增补而成的部分内容，编辑特别标志为“未完稿”。因此，本论文主要使用他公开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论文为研究底本。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减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方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

一、 此书在西周历法和铜器

断代方面的贡献

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

在铜器断代问题上，他主张：

西周铜器的分期，对于某些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数的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个王和共和，其绝对年代也需作一暂时的拟定。我们曾从种种方法方面拟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

以上凡是整数的10、20、30都是我们假定的。从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

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们表示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初期，是从殷周并行发展形式变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铜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渐的抛弃了殷式而创造新的周式，殷代以来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S、至此发生。在晚期，是纯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变更，也表现在花纹上、铭文的字形上和内容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意义的①。

陈氏的上述断代，基本上划定了西周的具体的历史年代范围。而对于铭文和断代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处理的：

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可以有以下各类：

（1） 同作器者

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诸器，应该都是同时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时的。比如，乍册髁钏作诸器都是成王时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

（2） 同时人

有些器提到周公东征，那么它们应该都是成王时代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所谓“周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所指；记载周公东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记载后人追记或追念周公的，则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孙世为“周公”。《令方彝》、《作册髁睢贰案嬗谥芄宫，公令……”，此周公是活着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则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铸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当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时代或成王的后半期。

（3） 同父祖关系

《作册髁睢肥浅赏跏比耍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册大“乍且丁宝尊彝”则在康王时。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确定在康王时，其理由如下：铭记铸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铭末的族名与髁钇魍，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为铸作册之官，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属官。

（4） 同族名

由上举之例，可知同一个族铭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时的。1929年洛阳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为几组：

士上 B、卣、尊

父癸 B、鼎、簋、爵

父乙 鼎、爵、卣、簋、尊、觯

父辛 鼎、[、尊

臣辰 B、壶、簋、盘

微 爵、壶

它们虽大约是同时代的，但有先后之别，不都是同时的。

（5） 同官名

官名在一定条件下也指某一个人，如寿县出土“大保七器”都有大保字样，又有召伯，可推定此“大保”实指召公]，其它的称号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

（6） 同时代

记载伐东夷的诸器，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作同时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

（7） 同地名

在一定条件下表示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个地名，成王及其后称为成周，则凡有新邑之称者当属成王时。凡有宗周及镐京之称者，都属西周。

（8） 同时

《令簋》记九月才炎赏于王姜，《召尊》记九月才炎锡于白懋父。两器时、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时人。故可定为成王东征时器②。

最后，他提出这一方法论上的立场：“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③。

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铜器如下：

他的上述标准和结论对于以后学术界的铜器断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以后，从唐兰、白川静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大致只是修正他的若干观点和具体年数而已。

最近三十年来，对金文的研究随着甲骨学和简帛学的持续热点的出现，也受到了特别关注。20世纪中国金文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就是分期断代研究理论的日臻成熟，这一点在西周金文和青铜器的研究上表现尤为突出。

陈氏此书的出现，将吴其昌发起的金文历法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 此书在古文字学方面的贡献

此书虽然是以铜器考古学为核心内容的著作，但是陈氏的研究处处立足于对铭文的解读基础上，因此，这使得他的这部著作具有了古文字学、商周历史和地理学、商周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特殊价值和贡献。具体来说，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对金文辞例研究的贡献

在金文辞例的研究上，陈氏注意将辞例和历史结合进行研究。如，对于铭文中经常出现的“大保”一辞，他首先主张“西周初期金文中的大保可以分为三类”，即：生称、追称、族称。然后，他从对辞例的分析和历史事实相结合，提出如下观点：

梁山七器，大保与召公、召白同出，则知此组铜器是召公世家所作，而大保应指召公、《尚书》所称，有以下各例：

《召诰》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保朝至于洛

《君]》 周公若曰君] 公曰君，告汝朕兄保]

《顾命》 乃同召大保] 大保率西方诸侯

由此可知大保、君]、召大保]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称，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称之为召公、召白，《诗・江汉》称召公、《甘棠》称召伯。据君]，周公称保]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论衡・气寿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④”

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一文中，陈氏主张：

册命既是预先书就的，在策命时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则前述甲组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辞乃是王的说话，其中代名词为“余”乃王所自称。《洛诰》“今王即命，曰”是王之亲命，故“曰”前无“王若”之语⑤。

这一观点十分敏锐而且具有辞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在内。

第二、对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贡献

如，关于《令簋》铭文中出现的“丁公”，他考证：

铭文三见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职，公是尊称。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职是尹，其尊称是公，故可以称丁公。《令彝》称其父为父丁，丁是庙号，此父丁在第5器称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决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齐侯吕常《齐世家》又称之为丁公⑥。

在《册命篇》一文中，他主张王国维的《释史》一文有误，他认为：

王氏以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命尹等为史官之一，是正确的。但将它们与作册、内史、尹氏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当明其类别与其彼此的关连，但亦应注意主持某一类事的官常有变换，而某一种官因时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质。作册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产生，乃兼而为代宣王命之人。

西周中期其权落于在王左右的内史，在西周晚期则尹氏取而代之⑦。

不能不说，陈氏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西周时期管制演变的一格历史过程。

第三，对商周地理研究的贡献

如，有关郯地。他主张：

西周初之郯与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齐世家》“桓公二年灭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谭。”齐桓公二年当鲁庄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庄十曰：“齐师灭谭。”杜注：“谭国在济南平阴县西南。”是谭即郯，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春秋大事表》以谭为子姓，当有所本……春秋时期的郯，见载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传》昭十七。《竹书纪年》越“朱句三十五年灭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灭者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的“郯，故国，少昊后，盈姓。”

今郯城县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灭郯以后南迁之国，犹成王既伐奄与薄姑，迁徙其国⑧。

再如在《论丰、镐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张：

就已有的金文材料来说：丰多见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镐京的记录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见，以后也常见。新邑、王，惟见于成王器。武王时的周不见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与成周并见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说明武王至穆王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册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较多的在东国的洛邑⑨。

可见，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紧密结合商周史和历史文献的。不单单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将金文史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第四，对疑难古文字释读的贡献

如，关于《小臣宅簋》铭文中出现的“甲”字字形，他考证：

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公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

“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旧或误释为干，或误释为十。卜辞

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赢卣》“姑”皆从甲，都与此器“甲”

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则从“十”，小篆“戎”字则从“甲”。金文甲胄之“甲”

今以为当释为接壤之接11。

而对于已经被学术界考证出来的文字，如《大魇级Α分械摹鳌弊帧K也能从文字写法考虑铜器断代，提出他的见解。他主张：“惟从髯中捶看，应属西周中期。12”

总之，陈氏此书名为西周铜器断代，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礼制、历法、历史和金文文字考证为中心的铜器断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类著作。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辉煌学术经典。

注释：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38～139页，1955年第九册。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0～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141页，1955年第九册。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97页，1955年第十册。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08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9页，1955年第十册。

⑦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99～400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⑧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78页，1955年第十册。

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373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⑩ 陈梦家：《考古学报》，第84页，1955年第十册。

篇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1][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3]金秋鹏．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4]晋书•虞喜传[A]．中华书局本．

[5]宋书•何承天传[A]．中华书局本．

[6]南史•祖冲之传[A]．中华书局本．

[7][清]阮元．畴人传•李锐[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8][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49．

[11][晋]刘徽．九章算术注•序[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数学史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

[1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14]乐爱国．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0）．

[15]钱宝琮．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与哲学思想的关系[A]．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6]新唐书•历志三上[A]．中华书局本．

篇6

除了《宋史》之外，关于“朱熹家有浑仪”，还有一资料可证。《朱子语类》卷二十三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

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iii]

黄义刚所说“楼上浑仪可见”，当是指朱熹家的楼上有浑仪。

朱熹很小就开始对天文感兴趣，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iv]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v]朱熹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蔡季通》中写道：

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vi]

可见，这时朱熹家中尚无浑仪。然而，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的《答蔡季通》中则写道：

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vii]]

显然，朱熹在这时已用浑仪观测过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当然，朱熹家开始有浑仪的确切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而且，朱熹家的浑仪，是怎么来的，是自制的，或是他人送的，目前也尚无可靠资料可据。

至于朱熹家的浑仪的结构，还是有一些资料。庆元四年(1198年，朱熹68岁)，朱熹注释《尚书》的《尧典》与《舜典》。在所注的《舜典》中，朱熹对当时的浑仪结构作了详细的记录：

（浑仪）为仪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仪。平置单环，上刻十二辰八十四偶在地之位以准地，而面定四方。侧立黑双环，具刻去极度数，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子午，以为天经。斜倚赤单环，具刻赤道度数，以平分天腹，横绕天经，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卯酉，以为天纬。二环表里相结不动。其天经之环，则南北二极皆为圆轴，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环。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仪，侧立黑双环，亦刻去极度数，外贯天经之轴，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则为赤单环，外依天纬，亦刻宿度，而结于黑双环之卯酉。其黄道则为黄双环，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结于卯酉。而半入其内，以为春分后之日轨，半出其外，以为秋分后之日轨。又为白单环以承其交，使不倾墊。下设机轮，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随天东西运转，以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仪，亦为黑双环，如三辰仪之制，以贯天经之轴。其环之内则两面当中各施直距，外跬指两轴，而当其要中之内，又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轴，使衡既得随环东西运转，又可随处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窥焉。以其东西南北无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viii]

虽然朱熹并没有明确指出这里所描述的浑仪就是他家的浑仪，但是，朱熹在描述浑仪的结构时肯定参照了他自己家中的浑仪，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需要一提的是，后来朱熹的弟子蔡沈作《书集传》，收入了以上朱熹对于浑仪结构的描述，而《书集传》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之一。

从现有的资料看，朱熹家的浑仪是研究天文学的重要仪器，而且较多的是用于观测北极星，并测定北极的位置。北极又称“北辰”， 从以上所引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可看出，当时，朱熹正在与他的学生们讨论北极星、北极的有关问题，并提出要用浑仪进行观测以验证。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6岁），朱熹写成科学论文《北辰辨》，其中写道：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极七十二度常见不隐之中，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盖天形运转，昼夜不息，而此为之枢。如轮之毂，如硙之脐，虽欲动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动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摄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极也皆远，则固不容于不动，而不免与二十八宿同其运行矣。故其或东或西，或隐或现，各有度数。仰而观之，盖无晷刻之或停也。……[ix]

“朱熹家有浑仪”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证和研究，但这一事实很能说明朱熹对于天文学的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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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山田慶児：《朱子の自然学》，東京：岩波書店， 1978。

[ii] 乐爱国：《朱熹：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iii]《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

[iv]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

[v]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vi]《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

[vii]《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

篇7

历史，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文学家们如何书写历史，历史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不可改变。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历史必修三第六单元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历史必修三第六单元知识1第8课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

【基础解读】

一、四大发明

1、概况：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2、四大发明的产生与传播：

(1)造纸术。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人称“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

(2)印刷术。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人们已经使用了彩色套印技术。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

(3)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最早的火药武器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宋朝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4)指南针。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中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后来，人们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指南针。北宋时，指南针应用于航海。

(5)传播。

a 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

b 火药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

c 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d 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二、《九章算术》和珠算

1、《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著作。

标志着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2、珠算

珠算运算法编成歌诀流利顺口，配合小九九和十进位值制记数法，运算如飞。明清时期，珠算应用得到普及和发展。明朝时，珠算法已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世界其他地区。

三、石氏星表和浑仪

1、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

2、中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

3、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4、《石氏星表》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星表，保留了一百多颗恒星的赤道坐标数据，对天文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5、为了更好地观察天象，古代中国创制了许多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如浑仪、简仪等。

四、《授时历》和四大农书

1、夏朝时，我国就有了历法《夏小正》，商朝改进为“殷历”。

2、元朝时，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集前代各家历法优点之大成，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

3、四大农书。

(1)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

(2)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3)元朝王祯的《农书》;

(4)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5)特点：是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四大农书。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部古代农业科学著作。

五、《伤寒杂病论》和《本草纲目》

1、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之作。

2、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中医专著《伤寒杂病论》。

创造性地提出辩证施治的方法，奠定了后世中医临床学的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

3、李时珍，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中药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高中历史必修三第六单元知识2第9课辉煌灿烂的文学

【基础解读】

一、从《诗经》到唐诗

1、《诗经》

(1)中国第—部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诗经》经孔子整理编定，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3)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想象奇特，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骚体”。

2、唐诗

(1)唐诗繁荣的原因：

a 唐朝文明开放与繁荣的社会环境。

b 科举考试中以诗赋为主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2)代表人物及作品：

a 初唐的著名诗人有王勃、陈子昂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千传诵的名句。

b盛唐诗人：高适的“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岑参的“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都洋溢着豪迈的气概;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景物如画，意境幽深，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都富于诗情画意。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是唐诗发展繁荣的丰碑。李白以浪漫主义的创作，赢得“诗仙”的美誉;杜甫以现实主义的“诗史”，被誉为“诗圣”。

c 中唐的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创作了大量平实浅近，针砭时弊的讽喻诗。

二、宋词和元曲

1、宋词出现的原因：

(1)宋代商业的发展。

(2)城市的繁荣。

(3)市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2、流派：

(1)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

柳永州《雨霖铃》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等，都是流传极为广泛的佳句。

(2)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等。苏轼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3、元曲：元代，散曲的创作进入繁荣阶段，与元杂剧一起，合称为元曲。

元曲通俗生动，豪放飘逸，以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创作成就最高。

三、明清小说

1、小说的发展历程：

(1)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搜神记》等志怪小说。

(2)唐朝短篇小说传奇。

(3)宋朝供说话人用的话本，把中国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2、明清小说繁荣的原因：

(1)专制中央集权进入强化阶段。

(2)手工业、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阶层扩大。

(3)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小说创作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3、代表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长篇小说最为著名。

4、评价：它们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高中历史必修三第六单元知识3第10课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

【基础解读】

一、汉字与书法艺术

1、汉字的发展历程：

(1)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六千多年前，“图画文字”出现。

(2)象形字后来逐渐符号化，脱离图画，形成汉字。

(3)至商朝，汉字已形成完整体系。其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

2、书法艺术的形成：魏晋以前基本上是自发阶段，魏晋时期开始进入自觉阶段。

中国书法兼具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自觉地创造书法美成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一种艺术形式。

3、代表人物及特点：

(1)魏晋楷书有定鼎之功，钟繇、王羲之贡献最大。

(2)唐代楷书步人盛世，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具特点，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和柳体，成为后人学习、

临摹的范式。

(3)魏晋以来，草书盛行不衰，名家辈出。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朝的张旭、怀素等，都是草书大家。

(4)行书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放纵，东晋王羲之、唐朝颜真卿、北宋苏轼、元朝赵孟頫、明朝文征明等人的行书，历来备受世人喜爱。

二、笔墨丹青中国画

中国画的发展历程：

(1)彩陶画：《鹳鱼石斧图》是其中的杰作。

(2)战国帛画：《人物龙风图》《人物驭龙图》，造型准确，线条流畅，色彩绚丽，表明中国绘画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

(3)魏晋时期，顾恺之留下了《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传世佳作，提出“以形写神”，画人物要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

(4)隋唐时期，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创作出《游春图》《步辇图》和《送子天王图》等许多优秀作品。

(5)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6)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三、京剧的出现

1、发展历程：

(1)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称为优伶。

(2)元杂剧把中国的戏曲艺术推向了成熟。

(3)明朝时候，江苏昆山一带形成的昆曲，流传甚广。

(4)清朝前期，安徽的徽剧戏班进京演出，风行一时。

(5)道光年间，形成“徽汉合流”的局面。形成了一个新剧种，就是后来的京剧。

篇8

>> 论“太一生水”内涵及其图式 论《太一生水》的“生命生成论图式”特征 论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文本内涵、结构与性质 《太一生水》与《老子》宇宙生成论演变 汉代服饰考略 去问太一 太一理论 两尊汉代石人考 汉代游侠文学形成考 略论汉代养老制度 太一神精丹 人生无须太焦虑(一) 清前期隆祀孔子社会影响论 小论汉代天马 论汉代“先请”制 论汉代的“金” 阳光太温暖，一生太漫长 汉代的槛车押解制度 汉代玉璜赏鉴（一） 释“祀”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年12月5日。汉代黄老学说将“道”归纳为“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的状态，并具有君王所需的“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的功用。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88～389页。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楚儒生陆贾关于道与术的论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的说法也与黄老术士的看法颇为相近。《淮南子》中有“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及“帝者体太一”，“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德泽施于四方，名声传于四方”的论述，亦使之兼具了圣王的形象。

2.神话方面

钱宝琮认为西汉初期“太一”方演变为总理阴阳的天神。B12钱宝琮：《太一考》，《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辽宁教育出版集团，1998年，第209、208页。但“太一”作为神名，早已有见，如《i冠子》将“太一”置于“百神仰制”的地位，又如《高唐赋》言：“醮诸神，礼太一”，将其作为至上神与诸神分祀。也有学者据《九歌》的祭颂序列与《周礼》对比，进而证明“东皇太一”的神格。赵晓斌：《〈九歌〉“东皇太一”祭祀渊源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但是，自古对“东皇太一”的定性即诸论不一，古时神名混同、一神兼有多种神职也是常见的现象。另有学者认为“东皇太一”为东方光明之神，暗指太阳，太阳神崇拜在战国确实相当普及。但《史记・封禅书》记：“晋巫，祠五帝、东君。”《史记索隐》引《广雅》曰：“东君，日也。”即东君与五帝一起祭祀。古时也有木神句芒的传说，为汉时“太一”下佐之五方神，主东为青帝，对应春天。在帛画中，“太一”四周绘有四季神，春神画作青面，上标“事司”。⑧王煜：《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可见汉初，日月神为郊祀陪祀，雍和齐也另有祭祀，与“太一”有明确区分。此外，楚辞神名与出土楚简也存在区别。如包山简所录4实纳竦o序列往往以“太”或“蚀太”最前，第二为后土，即社，为地o。五祀诸神在中，大水、二天子、_山在后。祷辞有“举祷太一[羊肤]，后土、司命各一”，对“太一”的供奉独一无二，且与祷楚先分别进行。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0～170页。楚人以炎帝和祝融为祖，祝融为颛顼后，据《尚书》载，颛顼整顿巫政，命重黎“绝地天通”，为统一国家信仰活动的开端。也有学者认为高阳即郊社的音变，高阳即为颛顼。涂又光：《楚国哲学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页。通天地之建木生于昆仑，汉代“太一”崇拜也与昆仑登仙传说存在关联。⑧汉代，设五行官神配祀五帝，“火正祝融”对应南方。回看《东皇太一》篇将所祀对象敬称为“上皇”，但全篇对该神形象并未描写，与后续篇章不同。或可推断在战国末年，“东皇太一”的人格化形象与“太一”混沌缥缈的哲学概念是共存的。既然时人认为“太一”神蒸腾无象，则也无法以兴像手法描写。至两汉，“道”彻底神格化为“太一”，民间修仙升道之说也与之衍伸联系。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3.天文方面

作为星名的“太一”也存在争论。甘石《星经》云：“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日本学者证实《星经》关于“招摇”“选戈”的记录与战国之事相符合，但有关“太一”的记录应存疑。[日]桥本敬造：《先秦时代的星座和天文观测》，《东方学报》，1981年，第189～232页。谭宝刚推测“太一”指值岁星。谭宝刚：《“太一”考论 》，《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钱宝琮认为汉代初期还无“太一，星名”的解释。B12李零先生将出土的战国“兵避太岁”戈所饰神人图像认定是《封禅书》所记之的“太一锋”，并将包山2号墓出土的占卜类简文位列首位的神释为“太一”，认为“太岁即太一”，在先秦即兼有星、神、终极物三重含义。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以笔者所见，以星名的“太一”始见于《韩非子・饰邪》：“此非丰隆、五行、太一……岁星非数年在西也。”此处太一作为岁星，未论及与天帝的关系，与《星经》记载不同。且楚简中“太一锋”被视作疾疫之神，“太”既可指星神，也可指鬼神。晏其昌：《巫鬼与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页。可知先秦时“太一”确已作为独立的星名出现，《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天极星即“北辰”，是“政德”的象征，“太一”成为至高神后，相应被比附为该星。天文学界认为“太一”确实措辞不当北极星，但因为岁差，汉时已经离开了北天极。赵永恒：《“太一”星象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张政R也指出北辰不在紫宫，汉代文学对“紫薇垣”与秦公簋所记“帝之环”的比附于古无证。张政R：《张政R文集：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第276页。但足以说明此时“太一”已取得天上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其被附会为太昊、泰皇，也应是同一思路。汉帛画对“太一”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人神有序，四时有行的盛景，正是其神格最终上升的表现。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第9期。

三、汉代“太一”神格整合的制度意义

综上，“太一”的三重属性在先秦时代都已出现，诸家学说共同推动了“太一”神格的演变。汉代将政治信仰整合到一个知识体系之中，唯一最高天神的塑造正是重要的一步，⑨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利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6、114页。具有深刻的制度意义：

首先，汉以“孝”治天下，祀奉五帝无法表明“天子”祭天具有孝道仪式的属性，且五帝祭祀的制度易带来“政出多门”的不利后果。武帝时，政治上对儒家的推崇和对黄老之术的摒弃，必然影响到精神领域的信仰倾向。董仲舒提天人三策，要求国家制度层面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等理念的具体落实加以配合。道家也有将三皇与道家三一相互联系的论述。钱宝琮：《太一考》，《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9卷，辽宁教育出版集团，1998年，第220页。三统说即由董仲舒提出。儒家学说对“道”和“太一”特性的吸收，汉武帝自身对方术的喜好，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中间选择。“太一”神格上升的顶点发生于太初改历之后，信仰和历法的更新都以天文星象为知识基础，秦汉历次易服色、改正朔意在将年始、服色、数度、政治、刑罚等统一。杨英：《秦汉诸家正朔说考》，《秦汉史论丛》第10辑，《中国秦汉史学会第十届年会会议论文集》。奉“太一”为至高神的活动服务于汉家受天命得天下的证明，也符合当时儒家的正统思想和政治需求。

其次，“太一”“后土”的对祭奠定了后世天地祭祀的基础。汉成帝“罢诸祀”以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方式，取代了甘泉太一祠和汾阴后土祠，仍基于利用神权统一巩固思想统治的目的。“天”的内涵融入了“太一”囊括的“道”与权威性，其后所称皇天、昊天等，俱是代表“天道”的最高统治名位的变形。西汉中期“太一”的神格逐渐下降，至东汉跌出国家祀典。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51页。随着道教的发展，其多元神格也被重新打散。王煜：《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但是，后世天地对应的祭祀方式依旧带有“太一”“后土”的两相对立的影子，民间“皇天后土”对称的习俗，可看出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帝”“太一”与天；“社神”“后土”与地的关联与变迁，是社会关系从巫到礼、从礼到儒变迁的缩影。

篇9

【关键词】清朝/流星观念/流星观测/流星记录

【正文】

晴天夜晚，仰望天空，常常可见流星在天中划过。遇到流星雨的时候，四方流星交织夜空，大小纵横，异常壮观。流星和流星雨以其引人注目而唤起了古代人们的极大兴趣，引发古人记录这些现象并做出种种猜测。中国古代观测了大量的流星和流星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流星记录和流星占体系。[1][2]到了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和《崇祯历书》的编定，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曾认为，流星、陨石、彗星和孛星（新星和超新星）均属大气现象。这个认识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介绍了流星是大气现象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关心西学的士人中又流传开来。然而，以流星占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流星观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清朝钦天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观测和记录流星的发生，重要的还按传统星占方法给出占语，通过礼部迅速地报告给皇帝。考察中西流星观念交织下的清代流星观念和观测，对于了解清朝天文观念的传播和清钦天监活动的特点，讨论清代流星记录的产生过程和分布状况，判断清代天象记录的可靠程度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以上问题。

一、清代的流星观念

1.两种流星观

中国传统天文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在天文观念上也有体现。就流星而言，从《汉书·天文志》起，历代正史的天文志都有流星的观测和占验的记载。唐朝的《乙已占》以“流星犯日月占”、“流星与五星相犯占”、“流星犯列宿占”和“流星入列宿占”为题汇集了唐以前的流星史料。宋代成书的《灵台秘苑》卷十五说：“星辰丽于天，犹民之附于王也”，而流星出没无常，被视为“五行之散精”，对应于“天皇之使”或将叛、百姓流离之状。明代著述颇多的陆深(1477-1544)在《玉堂漫笔》说：[3]

“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动，二十八宿是也。日为阳精，月为，五行之精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为宿，咸列布于天。运形躔次，用示吉凶焉。”

“五行之散精”即为流星，可以用来显示吉凶之兆。清初黄鼎的《管窥辑要》（1652年）搜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多种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古籍，其中卷60是关于流星占的内容。总之，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流星一直是天文的内容。

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则不是这样。它认为，流星是大气现象，而不属天文范畴，即“流星非星”。古希腊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有水、土、火、气四元素，每种元素有干和湿、冷和热两种属性。太阳照射到地球，促使地球产生蒸发作用。蒸发分为两种，一种是水蒸发后产生湿气，这就是雾、雪、苞、雨的成因。另一种是太阳照射到陆地后，焦干的陆地产生干的、象火一样的物质，它们升腾到九层天的第一层——月亮天的下端，就象一种易燃物分布在地球的外部空间。一旦这种物质聚集得足够多，仅需一点点运动，比如天球旋转，就被点燃，爆发成火焰，形成流星现象。如果有足够的物质补充，就形成彗星。这些物质燃烧不完全，又聚集在一起，就成了陨石。把变化无常的流星、彗星和陨石的出现归究于地（大气层），而不是天，可以很好地符合天球形式和运动的完美性要求，因而与地心说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一起，一直流行到第谷时代。[4]

2.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清代的传播

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利玛窦(1552-1610)的《乾坤体义》，上卷言天象，下卷言算术，均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卷上讨论流星时说：“夜间数见空中火，似星陨，横直飞流。其诚非星，乃烟气从地冲腾，而至火处著点耳。”[5]为了论证“流星非星”，利玛窦又用到了反证法：如果夜夜果落几星，“何以计其数乎？何像之成乎天？星不几于尽亡乎？”他所要陈述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学知识，即：

“气无逢阻者，则气域臻火疆，便点著。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悬于是而为孛星焉。人在下而远望之，如在天而为真星，不亦谬乎？”

利玛窦的说法源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Meteorologica)卷一第4章。稍后于利玛窦的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1568-1640)，在其《空际格致》更详细地论述了流星现象。此书二卷，[6]卷下“火属物象”条说“……为流象，为陨星，……为彗孛，此皆从干气而遇火燃，结成其象”，也是亚里士多德说法的翻版。卷上“气之厚域形动”说：

“太阳摄土、水、清气，无所阻而径冲，直至火轮而止，乃以甚干、甚清、易燃而变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为流星；厚者，燃不易灭，久悬空中，是彗孛，必系气之最高域矣。”

我们知道，第谷(1546-1601)在1588年论述1577年大彗星的拉丁文著作中有一个对托勒玫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折中的宇宙体系，即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诸行星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率领诸行星绕地球运转。这已经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球完美和不变的观念的一个冲击，并且把彗星不再归于大气现象。不过，即使是开普勒(1630)和牛顿(1642-1727)还是认为流星纯粹是大气现象。[7]从这段话看，高一志虽然把太阳从九重天球中解放出来，却似乎没有认同第谷对彗星的研究。

第谷宇宙体系，经过传教士介绍到了中国，具体反映在《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没有讨论新星爆发、流星、彗星现象，江晓原认为这是因为“水晶球体系必须将新星爆发、彗星、流星等现象解释成大气现象，也与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观念判然不容，因此很少有人接受。”[8]虽然清代的天文学家都接受了第谷宇宙体系，从《格致草》、《天经或问》和《物理小识》却可以看出，许多关心西学的中国人仍受了流星的大气现象观。

3.清初士人对西方流星观念的接受

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刊行。该书与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地纬》合刻，以《格致草》言天，《地纬》言地，合名曰《函宇通》。[9]事实上，熊明遇明万历年间在京作官时，就与徐光启友善，又与传教士庞迪我、阳玛略、毕方济时有来往，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11月为熊三拔《表度说》作序。他本人则著成了《格致草》的前身《则草》。王重民先生对此有公允评价。（注：王重民说，“自万历间西士以天算之说入中国，国人真能融会贯通者，徐、李、王征数辈，尤数先驱；熊氏父子，以教外人而邀其教中，以科学头脑而习其科学，所得之深，有非余子所能及者。”见《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熊明遇是官至南明弘光政权兵部尚书的晚明义士，《格致草》因此流传不广。反倒是主要抄录《格致草》的游艺《天经或问》影响很大。前集被收进《四库全书》，后集传入到日本，[10]同时代的学者（如方以智、梅文鼎、揭喧）也颇加赞誉。[11]

游艺，字子六，福建建宁府人，生平不详。《福建通志》“文苑传”说：[12]

“（顺治）初，江西熊尚书明遇隐闽中，作《格致草》、《原象原理》。艺受业焉，遂精天官之学，取中西之义指言数，不遗理器不遗道。”

《天经或问》的现存最早本是1675年刊刻的。不过，至迟在1660年，该书当已定形并有所传播，因为方中通1660年在北京向汤若望学习西洋天算知识时，汤若望给他看过《天经或问》，并介绍方中通和游艺通信相识，互相辩证有关问题。（注：依据方中通《陪诗》卷二，“远游草”，“与汤道末先生论历法”，见《清代人物传记》“方中通”条（任道斌撰），上编，中华书局，1994年。）

《天经或问》（前集）卷四对流星的设问与作答，完全承袭了《格致草》的“彗孛流星陨星日月晕”条的内容，游艺说：[13]

“问流星划一火光，瞬息之间见而无定形；陨星或落而无定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则有尾如帚，孛则有芒如刺，能同天转，此种何物也？

曰：流陨彗孛，皆火也。火气从下挟土上升，不遇阴云，不成雷电凌空直突。至于火际，火自归火，挟上之土，轻微热燥，亦如炱煤，乘势直冲，遇火便燃，状如药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势大盛者，有声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际，热不可摩，如埏气初出。若更精厚结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

这里所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论。而最后一句话中的“晶宇”一词，显然是指水晶球宇宙模型，表明秉承熊氏之学的游艺仍然只接受了水晶球体系。

方以智（1611-1671年）在学术上与熊明遇和游艺都有联系，他对流星的讨论，也来自《格致草》或《天经或问》。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彗”条说：[14]

“满空皆火，近天极热，如窑中无光，投物则发光耳。此皆地气迸上，带物入此热际而火光迸射。其久者，气结厚大。随轮天转，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

同卷“雷说”条，也有意义一致的说法：“质测家曰：火挟土气而上，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泽而下，星陨为石，亦非星也”。

张永堂[15]和冯锦荣[16]分别对《格致草》和《天经或问》进行了研究，认为两书是以间接的方式传播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天地观。就流星而言，也大致如此：以传教士的说法为基础，融入清初士人的理解和改造，文字更为浅显通俗，影响范围更大。另一个事实是，方中通(1635-1698)在《数度衍》提到：“同学象数而辩难讨论者，则揭子子宣，梅子定九，薛子仪甫，汤子圣弘，（注：汤子圣弘，名汤澍，字圣弘，号昭夔，江苏六合人，著有《言树堂诸集》，《读易考略》、《测天历补》。见雍正《六合县志》卷十“文艺志”，第116页，南京图书馆藏。）游子子六，丘子帮士六君子居多，今皆各有著述，为方内所珍重，通谨书其姓氏以志不忘。”由此可以推知，西方流星观也是藉“为方内所珍重”的著述而得以传播。后来在民间的普通读书人中也有所体现，如徐朝俊、毛祥麟和王仁俊等。

4.西方流星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华亭（今属上海）徐朝俊《高厚蒙求》五卷，收有他所著的五种著作，[17]据其“天学入门”自序所说“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推知他是徐光启的五世孙，但生卒年不详。在“日晷测时图法”自序又说：

“昔先君子在时尚抚徽人所制之晷，爱其藻缋之极工，辙惜其师承之无本，爰口授余作种种晷法。”

可见，其父也是有心仪器之人。《清稗类钞》“物品类”记载他曾试制的龙尾车，“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18]此外，他完成的“自鸣钟表图法”，主要讲述钟表原理及其维修，是中国第一部钟表专门著作。[19]

关于流星的记录，见于《天学入门》“天地杂说”条：

“在天为星，在地为石。精之流于天者为陨星，质之陨于地者为陨石。是一是二，原的攸分。大凡陨石陨星，皆在月轮天下。陨星者，日月五星之精气，积而成形，为天帝之使命，非却有其星。星形巨则所应之事巨，星形微则所应之事微。”

徐朝俊所认为的流星，既是“皆在月轮天下”（水晶球体系），又是“日月五星之精气”（传统说法），能“积而成形”，还有流星占的“天帝之使命”的含义，这实际上是对西学和传统流星观的一种折中处理，但逻辑上不太清楚。因此，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不高。著《续畴人传》的罗士琳（1789～1853年）曾说：[20]“诸说亦悉本利氏《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从上述关于流星的讨论看，这个评论是恰当的。不过，徐朝俊对《乾坤体义》的接受，表明这个时候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民间有传播。

喜于著作、不乐仕进的毛祥麟，对流星也有所论述。他祖藉江苏苏州，长在上海，生卒年不详。他的高祖、祖父和父亲均为学者，各有著述。祥麟少承家训，成年后著述涉及诗文、绘画、医药、音律等。《墨余录》十六卷，是“缀旧闻，征近事”一类的笔记，其卷四“流星俗忌”条曰：[21]

“人见流星入天狱，宜即披发坐哭，俟其出，而灾始弥。说见《酉阳杂俎》。汪三农辩之曰：‘如见星流天狱而得狱，则见星入台垣而无得相矣。’每讶世之祝文昌以祈科第，礼长庚以介眉寿，拜北斗以邀福，祷女牛而乞巧者，均未必果如所愿。从知吉既不可迪，凶亦无可禳也。今小儿夜数棺星，而以骂为叶击；新妇露行，恐触大狗损嗣而禁之，俗忌相传，恐多附会。”

这条材料没有讨论流星的本质问题，但揭示了对包括流星占在内的传统星占术的否定和怀疑。该书于同治庚午（1870年）出版，之后各省翻刻者颇多。可见，传统的流星观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不再相信流星占，对于流星雨一类的壮观现象仍然惊诧不已。该书卷十一，“星坠地震”条又说：

“道光丙午，新秋后数日，夜将半，忽有大风骤起，势如山崩地裂，时伯兄也山卧病，大侄女侍疾未寝，风起时，适以开窗倾水，见红光一团，其大如盆，赤气四射，疾若飞星，自北向南。后有流星万点，随之以落，其声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诸器尽皆倾覆。时闻人喊马嘶，家家扶老携幼，开门奔避，盖虑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详？”

这条记录描述了公元1846年秋后的一场流星雨，伴有极光和地震等现象。如果记录可靠的话，本身是一条有价值的流星雨记录。[22]流星雨发生后，百姓表示诧异，却没有将之联系到“庶人流徙之象”的流星雨占验，也表明流星观念在当时的改变。

清末王仁俊(1868～1913)，江苏吴县（苏州）人，光绪十六年进士，著作很多，其《格致古微》用当时的西学知识来注读传统文献，即“思发古书之遗蕴，穷西学之根株”，有“西学中源”的倾向。[23]卷一“天学部”讨论流星时说：

“僖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陨石，所论出自《天文图说·三》。曰：昔人谓流星、陨石附近地球，由空气凝结而成。今知不然，细考，其质散布于行星轨道中甚多，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

流星物质散布在轨道上，“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早期流星学的研究成果，[24]清末的翻译著作，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刊刻的《格致启蒙·天文学》，1886年总税务司署刊刻、艾约瑟(1823～1905)翻译的16种格致启蒙之一——《天文启蒙》和1887年益智学会傅兰雅(1839～1928)作的27种格致须知之一《天文须知》等。《格致启蒙·天文学》的第三章“论太阳所属天穹诸星”的“六论彗星流星”讨论了流星学知识，其底本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的AstronomyinSciencePrimerSeries，[25]而《天文启蒙》的卷三“绕日之诸星”有“第六课：论彗星陨石流星”。后者的底本，仅有“叙”中提及“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由流星条目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极为相同，可能为同一底本。傅兰雅的27种科学入门书，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教机构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流星天文学知识能够被用来讨论《左传》的内容，而《格致古微》一书又广为流传，反映出流星学的知识在大众中又有了新的传播。不过，作为历史的延续，清代的流星观测及记录方式一直是以传统的形式来进行的，光绪年间的流星题本和地方志上的流星记载就是证明。也幸亏了这种延续，才有可能保留下这些宝贵的流星记录。

二、清朝钦天监的流星观测

前面已述及清代的流星观念有中西观念交织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流星观测活动中则表现为基于流星占的传统观测继续进行，其神圣性则逐渐减弱。

清承明制，《清史稿》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26]钦天监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清代的流星观测制度前，先考察明代的有关情况。

1.明朝钦天监的天象观测

(1)钦天监的人选

钦天监的人选，明初一开始就规定“世业代补”、“子孙承习”。《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说：[27]

“凡本监人员，洪武六年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

天文生是钦天监的主要成员，“俱以父祖世业代补”。“有缺，旧例天下访取，仍会礼部考验收用。后或有投充及收用义男、女婿者，礼部议准不许，止选世业子弟。”（注：明初著《七政推步》的贝琳，即“投太仆少卿廖义仲、钦天监五官灵台郎臧珩、司历何洪求天象之学，得充天文生”，见（江苏）同治《上江两县志》第二十八，转引自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为了保证世业子弟的成才，又“立教师。教习有成，遇天文生缺，于内选用，其教师亦量升授。”

钦天监又规定，“凡本监习业者，分为四科”。（注：监候、司晨、漏刻、回回。）自五官正以下，与天文生、阴阳人，各专一科。回回官生附隶本监，子弟仍世其业，以本国土板历相兼推算。”

此外，钦天监的人也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诸如“有父母丧，例免丁忧”，“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当民差；阴阳人止免本身”。监官本是天文生提拔上来的，如果犯了罪，应削职为民者，还可降为天文生以免其罪，“应役应发充军者，奏请处治。”

这样的规定，保证了钦天监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和队伍的稳定，也杜绝了钦天监人士对政治的参与。

(2)观象台的制度

《明史·职官志》记载：“灵台郎辩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变。观象台四面，面四天文生，轮司测候。”[28]这表明，天文生轮班观测天象，灵台郎则分辨天区，对观测结果进行占验。《明会典》也说：

“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风云、蔼雾，本监各委官生昼夜占候。或有变异，旧历自具白本占奏。正统后始会堂上官佥书同奏。其观象台分定四面，每面天文生四人专视。凡本监观星，有盘，系洪武十七年造，又浑天、玑玉衡、简仪，俱正统四年造，十一年奏准简仪修刻黄道等度。”

借助浑天、简仪等天文仪器，可以将流星出没的位置确定下来。就流星观测而言，在观象台的四面分别安排观测者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流星的出现时间和出没点没有一定的规律，观测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则流星稍纵即逝。而观测者的视角又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流星的目视观测受人的生理因素的影响较大。据研究，[29]在半径张角53°范围内的监视天区内，观测者有可能发现该天区出现的全部流星的98%。因此，安排多人分天区观测，可以观测到较多的流星。

天文观测对计时仪器和授时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流星的出现时刻很是重要。在明朝，“定时刻，有漏换时，有牌报更，有鼓警晨昏，有钟鼓其器，皆设于谯楼”。[30]开始的时候，这套机构属于顺天府，正统六年改属钦天监。这样统筹起来，保证了观测工作的需要。

日常用品的供应，也有安排。“凡观象台、谯楼合用灯油、木炭及祭祀、斋宫调品、壶漏，亦有油炭，俱行礼部坐派，顺天府送用。”[27]

这些规定，保证了观象台的观测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使得观测结果有较高可靠性。

(3)对妄报天象的防范

明中叶的时候，有一起妄报天象的事件。天顺四年(1461)，礼部右侍郎汤序兼掌钦天监监正，因钦天监失于推算，有一次月食没有预报，发生月食时朝廷来不及救护，引起明英宗极大不满。经调查，又发现汤序“凡有灾异，多隐蔽不言，见天文有变，必曲为解说，或将不详字语改削而进，若遇吉兆却详书进呈，其怀奸不忠如此”。[31]于是，汤序、钦天监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下狱都察院。处理意见是，将汤序由三品的礼部侍郎降为四品的太堂寺少卿，不过任掌钦天监监事，五品的钦天监监正谷滨和六品的监副倪忠罚俸三月。三位均接受坐杖之刑。

降职罚俸的惩治当然不是办法，为了防止工作中的疏误，明朝除设观象台观测外，还内设灵台，以察异同勤惰。《明实灵》说：[32]

“（成化二十三年，）钦天监冠带儒士朱祚陈本监利病，一谓天文生昼夜观候，冬月露坐艰苦，宜二年一给毛袄，并依期给与岁例木炭；一谓国朝外设观象台，令天文生占候，内设灵台，令内臣占候，用较察异同勤惰，而近时外台生每预报，内台官雷同附和，又本监历书政事，内台往往干预，皆宜禁止。”

“天文生昼夜观候”得到了保存到现在的观测记录。始于此而延于清末的“内设灵台”，制止了钦天监官员和内宫宦官不诚实的行为。

这些措施的效果应该还不错，明代钦天监犯科作奸的明确记载后来就少见了。

2.清代的天象观测制度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设官任职，六部堂官以上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钦天监的配置，最早并无满汉之分。康熙三年(1664)，“增置天文科满洲官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33]第二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这样，形成了相当于两套领导班子的机制。

(1)人选与培养

康熙七年，朝廷发表谕示：“天象关系重大，必得精通熟习之人乃可占验无误。著直隶各省督抚晓谕所属地方，有精通天文人即行起送来京考试，于钦天监衙门用，与各部、院衙门一例升转。钦此。”[34]乾隆二年，又诏征精通天文历术者由国子监和钦天监共同培养天文生，再从天文生中选拔钦天监监官。

在国子监的教学中，天文算法是合在一起的。《大清会典》“国子监”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汉十有二人，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附学生二十四人，由钦天监选送。教以天文算法诸书，五年学业有成，举人引见以钦天监博士用，贡监生童以天文生补用。”[35]这表明，钦天监博士和天文生都接受了至少五年的天文和算学的科班教育。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即曾经五年学习，录用为钦天监天文生，后来在钦天监作出了重要成就。

“国子监”又规定：“凡录选乡试，在监肄业贡监生及武英殿供书各学教习、钦天监天文生遇大比之年，均由监集试校，文录科册送顺天府乡试。”可见，作为天文人才培养的学子，也可以参加特别乡试以获取举人身分。至于教习，“于习算有成之学生内，考补五年期满，以钦天监博士叙用”。也就是说，通过五年的习算和五年的考补，有可能成为身为钦天监博士的算学教习。

录用到钦天监的天文生和监官，并非万事大吉，每三年还有一次考核。《大清会典则例》“钦天监”规定：“本监官生三年考核一次，术业精通者，保题升用。不及者，停其升转，再加学习。如能黾勉供职，即予开复。仍不及者，降职一等，再令学习三年，能习熟者，准予开复，仍不能者，黜退。”[34]

所有这些规定，保证了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的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使得观测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观测制度

清代的制度与明代相同。《大清会典》规定：

“凡测候之法，设观象台于京城东南隅，日以满汉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有五人，登灵台，考仪器，以窥乾象。每时以四人分观四方，昼夜轮直。按时记风雷云气，流星诸象，次日报监。应奏者，按占密题。不应奏者，注册。”

这里所说的“满汉官各一人”实际上是钦天监天文科的官员。《清史稿》说“天文科掌观天象，书云物jī＠①祥。率天文生登观象台，凡晴雨、凤雷、云霓、晕珥、流星、异星，汇录册簿。应奏者送监，密疏上闻。”而漏刻科“掌调壶漏，测中星，审纬度”，也与观测工作有关。

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来自钦天监天文科。乾隆甲申（1764年）制订《大清会典》时，天文科共有四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位天文生中，每次使用十五名进行观测，昼夜轮直则需要三十人，剩下的四人大概就在轮休了。十五名天文生，平均每边有将近四人同时进行观测，其结果应是满意的。

(3)观测结果

观测结果要有详细记录，于次日早晨交呈监官，监官将记录汇录成册，如薄树人先生所发现的“流星册”。[36]重要的天象要立即给出占词，由钦天监监正以题本方式密疏礼部，礼部转呈皇帝，皇帝批复题本后交礼部处置。题本保存在礼部档案里，现在还可以查看。监官完成的流星册造送国史馆，后来就成为《清史稿·天文志》中流星记录的来源。

下面以一份礼部档案中的流星记录为例，讨论流星观测记录的产生过程。

3.流星观测记录的一个实例：钦天监题本

第一历史档案馆可以查阅到这样一份材料：[37]题

钦天监监正加三级臣戈枚谨

题为观候天象事。据天文科该直，博士瓦尔喀拜等呈报：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癸卯寅时，观见南方有流星一个，如鸡子大，出房宿，往东南行，入尾宿。青色，有光，微有尾迹。臣等谨按占书，曰：流星出房宿，天子使出赈饥；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有缘系观候天象事，理谨具题。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钦天监监正臣戈枚臣徐日升臣安多

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仍兼官左监副事臣常额左监副臣鲍英齐右监副臣艾山臣安多右监副臣司尔瑁博士臣瓦尔喀博士臣陈之珍

道了（注：此三字为朱批。）研究这份档案，可以得到三个有趣的─结果。

(1)给出了一个有明确的出现时间和出没位置的流星记录

此记录在《清史稿》记作“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癸卯，流星如桃，出房宿，入尾，色青”，没有时刻记录。档案中记“寅时”，即公历1693年4月5日3-5时，如果定为中值，则为4时，因此，可得这颗流星的太阳平黄经。出现点为房宿附近，消失点为尾宿附近。设起始高度和终结高度为流星平均值：Hb=110公里，He=90公里，可以拟合出辐射点：α=122°，δ=50°。“如鸡子大”，“有光”，“微有尾迹”是这颗流星的特征。

(2)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是《观象玩占》

这份题本按传统占书给出了占语。流星入尾宿，《乙已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者及逃走者”，[38]《灵台秘苑》作“流星出入（尾宿），风雨时，稼穑成。……青则外国降”[39]，《观象玩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国”。[40]题本作“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与《观象玩占》同。因此，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就是《观象玩占》。

(3)反映了传教士在清朝钦天监里的活动

清廷礼聘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监正始于汤若望(1592～1666)。监正这一高级职务首先在修会内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否意味着对具有吉凶日区别的皇历的认同和同意中国传统星占术？不过，受请示的罗马总教廷还是接受了汤若望的就职立场。

汤若望去世后，南怀仁(1623～1688)接任钦天监西洋监正。南怀仁去世后，意大利人闵明我(1638～1712)又于1688年4月9日被缺席委任为监正。[41]当时的闵明我正在欧洲，因此他又任命葡萄牙人徐日升(sancho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为他不在北京时的钦天监监正全权，直到1694年他自欧洲返回中国为止。在1693年4月的这份档案西洋监正位置上署名的是徐日升和安多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正式头衔。安多还同时在“右监副”上署名，这是因为他在1686年11月7日曾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也没有头衔。可见，钦天监的头衔是“内外有别”的。

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作为钦天监官员，参与了这条流星记录的产生。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中国的流星占理论，有理由认为他们会主动地宣传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观念，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还得认真地按传统方式做应做的事情。

黄一农通过对“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验证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有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进而猜测有些记录可能不可靠[42]。以上讨论表明，由于西学的参与，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这使得清代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的实用成分，增强了的可靠性。因此，至少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代流星记录的分布

为了对清代的流星记录进行应用研究，必须了解流星记录的分布。上面已经讨论了题本中的一份流星记录，可惜的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流星题本只有24份，[36]更多的清代流星记录分布在《清实录》、《清史稿》、地方志和笔记中。下面分别举例讨论各自特点。

1.《清实录》中的流星记录

《明实录》中保存了近两千条流星记录，而《清实录》中仅有清初顺治朝保留了12条流星记录，其中9条又被《清史稿》转载。顺治以后，不再在实录中载流星事件。这一现象可能与前述的西方古典流星观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大清世祖实录》卷78记：

“清世祖顺治十年九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弹刃，赤色，尾迹有光，出毕宿，行入紫微垣。”

这条记录与《明实录》的记录方式相同，是“清承明制”的一个体现。由于没有出现时刻的记录，出没点的记录显得很孤立。因为“出毕宿”和“人紫微垣”只是流星轨迹的天球投影，不同时刻可以对应不同的轨迹，因此无法了解其辐射点的情况。仅能根据出现日期1653年11月9日（λ=232.6°），推断它可能属于狮子座流星群（λ=234.5°）。

2.《清史稿》中的流星记录

顺治以后的流星记录主要保存在《清史稿·天文志》。由于篇幅的原因，《清史稿》的记录比题本和实录更为简略，如“天文志”卷39中记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如盏，出左枢，色白，至蜀没，尾长竟天”。而题本记作：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二更，北方有流星一个，如盏大，白色晖晖然，有光，尾长竟天，自紫微垣左枢外出，往南行，至近浊。”

比较两者的内容，发现基本相同，可以确认为同一颗流星。不过，题本多时刻（二更）记录，出现点“左枢外”也比《清史稿》“左枢”详细；而《清史稿》有消失点的记录（蜀）。

综合《清实录》和《清史稿》两方面的信息，得到出现时间：1686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1时43分左右，λ=269.5°。此时正是小熊座β流星群的活动期（λ=270.6°），（231°，δ=59°）和消失点（α=235°，δ=6.5°）的连线反向延长，可以近似地发现小熊座β流星群，它可能属于小熊座β流星群。

3.地方志中的流星记录

清代地方志很多，保存了大量的流星记录。总的说来，记录方式各不一样，形态描述较为详细，多数未记出现时刻和出没点。如同治间湖北《竹溪县志》卷十六：[43]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如炉铁。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如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这条记录描写生动，词藻华丽，有文学色彩。就科学性而言，既没有时刻，也没有出没点，是不够理想的。

4.笔记中的流星记录

清人笔记很多，流星记录也有不少。与地方志相似，由于记录者非专业人士，其科学价值有限。如钱泳(1759-1840)《履园丛话》“星异”条记：[44]

“嘉庆戊午十月二十八、九月夜，众星交流如织，人人共观。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异。二十五初更，有大流星陨于南方，光如白昼。……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陨如雨。乙酉十月二十四、五两夜，星移如织，俱由西北而至东南。二十六日夜，东南方星陨，飒飒有声。最后，有大星坠于地，其声如雷。”

钱泳一生多为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诗文书画。《履园丛话》二十四卷所记873条，多据经历，兼采见闻。这里所记录的流星和流星雨，应该主要来源于见闻。事实上，这些记录也见于当时江南一带的地方志。

四、结论

1.亚里士多德水晶球宇宙体系中“流星为大气现象”的观念在清代有所传播，这使得清代呈现出中西观念交织的流星观，并影响到清代的流星观测。

2.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加上严密的观测制度，导致清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成分，增强了其观测的可靠性。因此，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

3.分析四种来源的流星记录，可以发现《清实录》和《清史稿》的记录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流星记录科学价值有限。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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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承蒙韩琦惠示该书日本关西大学复本，又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0]中山茂：“关于《天经或问后集》”（日文），载《东亚的科学与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同朋舍，1982年，第199-208页。

[11]方以智《天经或问》序、揭暄《天经或问》序，见张永堂《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附录”，（台湾）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

[12]［民国］《福建通志》“文苑传”，卷七，“清一”，第5页。

[13]［清］方以智：《物理小志》，光绪宜稼堂本，中科院科学史所藏。第7页。

[14]［清］游艺：《天经或问》，《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783册第630页。

[15]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科学关系再论》，第二章，（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又见张永堂：《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附录”，1987年。

[16]冯锦荣：《第七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深圳，1996年），待出版。

[17]［清］徐朝俊：《高厚蒙求》，嘉庆丁卯(1807)云间徐氏藏版，中科院科学史所藏。

[18]陈祖维：“清代的钟表大师徐超俊及其《自鸣钟表图说》”，《中国科技史科》第8卷(1987)，第1期，43-45。

[19]转引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天文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21]［清］毛祥麟《墨余录》，毕万忱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页、第182页。

[22]《中国天象记录总录》未收入，《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认为：“是否为地震现象，待考。暂录于此。”见谢毓寿、蔡美彪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三卷（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3]［清］王仁俊：《格致古微》“略例”，中科院科学史所藏刻本，承王扬宗先生惠告，托名江标的《格致精华录》（1896年），实为同一书；又见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页；陶绪：《明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24]DavidW.Hughes."Historyofmeteorandmeteorshowers",VistasinAstronomy,Vol.26(1982).

[2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第3-18页。

[26]［清史稿］卷114，“志八十九·职官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63页。

[27]［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8册723页。

[28]［明史］卷74，“志五十·职官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11页。

[29]冯占良、徐品新：“流星目视观测的新方法”，《天好者》，1992年第4期。第21页。

[30]《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8册第720页；又［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46说，观象台“殿东小室日壶房，即浮漏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7册641页。

[31]《明英宗实录》卷289页1。

[32]《明孝宗实录》卷8页14。

[33]《清史稿》，卷115，“志八十九·职官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24页。

[34]《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

[35]《大清会典》卷八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又参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清初数学教育制度”，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06页。

[36]薄树人：“清钦天监档案中的天象记录（下）”，《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37]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钦天监档案（康熙三十二年）。

[38]［唐］李淳风《己已占》卷第七，“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石云里标点本，载《传世藏书》“子库·科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第400页。

[39]［宋］《灵台秘苑》卷十一，“尾宿”，段异兵标点本，载《传世藏书》“子库·科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第322页。

[40]［明］刘基：《观象玩占》卷五十，“拾遗”。科学史所藏抄本。

[41]［法］荣振华著，耿shēng＠②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760页。

[42]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91年）；Yi-LongHuang,Five-planetConjunctioninAncientChineseHistory,FarlyChina,15(1990),pp.97-112；又见江晓原：《天学真原》，第239-2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篇10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