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逻辑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逻辑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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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笔者研究，在解决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1.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

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1.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1.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1.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

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1.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1.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1.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2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2.1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2活动目的

“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3活动过程

2.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2.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2.4活动总结

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3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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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教育和学习中，法律逻辑不但是基础，是工具，而且更是目的。这正如台湾著名的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所言：“学习法律，简单言之，就在培养论证及推理的能力”。

当前，法学教育困惑于怎样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律逻辑学教学困惑于怎样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法律思维训练。对此，本文结合讲授法律逻辑学的体会，总结一些法律逻辑学的教学方法，就教于同仁。

一、强调逻辑自律意识，引导学生重视逻辑思维

人从2岁左右就开始逻辑思维，在成长的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但是逻辑自律意识淡薄却是大家的通病。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他逻辑思维能力欠缺，但在写论文、教材、专著中，在讲话、演讲、辩论中，在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时，却犯了一些不该犯的简单错误。例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的两篇文章。

《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社会危害性理论之辩正》第167页：“根据通说，犯罪的本质在于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简单地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显然，它是一个全称判断，即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于是，反对者很快反驳”这里，作者明显在偷换论题，从“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推不出“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能推出“有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全称肯定判断不能简单换位，只能限制换位）。

《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第109页：“客观真实论者一方面声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将刑事诉讼定义为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这样一来，在诉讼中，所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命题可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所谓真理无非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一种认识，因此，上述命题可以进一步替换为‘认识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作者在这里混淆了概念，将辨证思维中的“同一”理解为普通思维中的“同一”，依此作推理，结论肯定不正确。“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一”指的是辨证思维中的“同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同一，而不是普通思维中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同一。

当然，讲到这里，老师还要告诉学生：出现逻辑错误只是作者和编辑缺乏逻辑自律意识的结果，核心期刊还是核心期刊，法学专家还是专家，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全部（作者的文章还是有创新之处，这个例子还可以用来讲解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关系等），需要注意的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专家尚且出现这样的错误，我们更应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逻辑自律意识，把自发的逻辑思维转变为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是学习法律逻辑学的第一个目的。

二、用法律逻辑学理论思考，引导学生提高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思维由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组成，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相互依存，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学专业课讲授法律思维内容，法律逻辑学讲授法律思维形式，各有侧重，但在培养和提高法科大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对学生进行法律思维训练时，法律思维形式和法律思维内容彼此相依，形式离不开内容，内容也离不开形式。法律逻辑学教学中融入法律思维内容，法学专业课讲授时注意法律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将会大大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举两个例子：

在法律逻辑课堂上，我让学生把“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表示出来，大部分学生把行为划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在违法行为中划分出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一种行为，要么合法，要么违法，为什么？他们说“不违法的就是合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嘛！且不说这样给合法下定义不合逻辑规则，也先不提合法的定义到底应该是什么，就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下，不重，也不轻，违法吗？不违法。合法吗？没法回答，说是说不是似乎都有问题，但你肯定不能说这种行为合法。还有更多的例子，不违法的并不能说合法。“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行为”、“犯罪行为”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用欧拉图应该这样表示：先将行为划分为法律调整的行为和法律不调整的行为，然后，再将法律调整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中有一部分是犯罪行为。想一想，“法不禁止即自由”是多好的一个借口啊，法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但逻辑理性告诉我们，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

在和学生一起聆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一位教授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修改为“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执法公平”。目的是希望“依法治国”落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上，而不是“依法治民”。但是如果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那么，凡是官和权都要依法而治。行政是权，我们呼吁依法行政，司法也是权，为什么不说依法司法呢？是现在我国的司法已经依法了，还是司法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司法依不依法并不重要，至少不如行政依法重要，只要公正就可以了？而什么是公正？司法官说了算吗？这是从逻辑三段论推理想到的质疑。当时，正好讲到三段论推理，学生感触非常深刻。

以上说明尽管法律逻辑学没有探讨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但它告诉我们批判性地分析法律的逻辑（此处的逻辑意指思维规律、规则和方法，主要是推理和论证的规则与方法）。后一种逻辑理性地看待前一种逻辑的现有观点，思考其未来走向。

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案件，让学生产生学习期望

“案件分析是指对案件事实进行分解、条理剖析，并提出应如何适用实体和程序法律意见的活动。”案件分析是法学专业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案件分析在于揭示案件中的法律理由，包括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二者在法律上的逻辑结合。事实和法律都是由概念组成命题，由命题进一步组成推理，以此来论证法律理由。所以，案件分析也可以从概念、命题和推理入手。

例如，某地方法院判决的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案。原告和被告结婚时订立书面的婚姻合同，上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任何一方有第三者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25万元给对方。现在被告违约，原告请求违约金。法院审理本案，遇到的难题是：本案是婚姻案件，应当适用婚姻法，但婚姻法上没有违约金制度。违约金是合同法上的制度，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婚姻关系不适用合同法。

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讲，合同和婚姻，一是财产法上的行为，一是身份法上的行为。但两者均属于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其属概念。法律行为与合同、婚姻两个概念之间是属种关系。因此，法官可以适用关于法律行为生效的规则，具体说就是：其一，意思表示真实；其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三，内容不违反公序良俗。审理本案的法官认为，本案婚姻关系上的违约金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对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并不违反"公序良俗"，因此认定该违约金条款有效，并据以作出判决：责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5万元违约金。

四、提问式教学，使学生学会思考

提问式教学法，又称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是老师不断向学生提出问题，务求达到学生被穷追猛问，难以招架的地步。其目的是促使学生思考，通常不会问问题的人，也就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因此，要在不断的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学生不仅会回答问题，更主要的是会注意问题、发现问题、并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问题。

有人说，律师的作用就是重新组合案件事实，寻找法律理由，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怎样在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到突破点？借鉴MBA逻辑考试的方式，针对一个案件，请学生总结各方当事人的可能观点及证据，思考怎样支持、加强、反驳、削弱某一方的论证，怎样解释、评价某一方的观点和论证。同学之间可以假设案情，展开辩论。

在个案分析中，不断提问的方式可以启发学生的思路，鼓励学生们积极思索，互相反馈信息，并与教师沟通，在提问、反问、自问自答、互问互答中，探求解决问题、难题的路径与方法。

五、适当课堂辩论，引用典故事例，设计课堂游戏，激发学生听课的兴趣

逻辑学是在“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我国古代，逻辑学也称为“辩学”。“诉讼”的目的就是找到法律理由，说服别人，维护自身利益。故辩论对于学好法律逻辑学而言，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辩论的题目可以是学生生活、学习中的热门话题。辩论要求语言流畅，有的放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分正反两方进行。如“法学教育应侧重于理论（实践）”等。这是一大部分大三学生所困惑的问题，大一、大二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大三开始思考未来发展时，发现所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别，而又不知道怎样解决。辩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辩论的一个作用。此外，辩论中，学生的思维过程展现出来了，逻辑问题也出来了。如：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机械类比、循环论证、诉诸无知等等。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师可以提醒学生注意，引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法律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工具性学科，学好它对于我们的法律学习、司法实践大有裨益；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高度抽象的逻辑学学科溶入具体的法学学科，概念多、规则多、符号多、公式多，法科学生学起来有一定难度。鉴于课程的抽象性和应用性，有必要设计一些课堂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例如，为强化学生对等值命题的理解和运用，在课堂上用10—15分钟做“换一句话说”的小游戏：第一排学生写一个命题，后几排学生换一句话说，然后在传回来，前排学生评价是否等值；讲到法律规范逻辑时，为了引起学生对“应当”、“允许”等规范词的重视，请学生们课后研读法律条文，寻找三个相关法律条文，编造“两个事实与一个谎言”，上课时，请其他同学判断那一个是谎言；讲法律概念时，请学生用三个词语编一段故事；讲推理时，做“谁是作案者”、“故事接龙”的推理游戏等。

六、既讲普通逻辑学的知识，又讲辩证逻辑学的知识，寻找法律的生命

对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研究，因而逻辑学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又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如今人们通常把逻辑学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普通逻辑形成最早，它侧重于静态地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及逻辑规律，研究单向的思维；辩证逻辑研究动态的思维，研究多向的思维；恩格斯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就象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时针对某一方面的论述同样要遵守普通逻辑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在通常情况下，对于简单案件，人们使用普通逻辑思维就可以了，但对于复杂案件，必须使用辩证逻辑思维才可以维护法律的正义。毕竟，人类已经进入辩证逻辑思维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道德、经济、政治是统一的，经济效益有国家、集体、个人之分，有近期、中期、长远之分；道德上善与恶的标准、政治上利与弊的权衡也因出发点的不同而有差异；谈到法律，当它确定时，我们以合法性为标准进行法律思维，当它不确定时，我们怎么进行法律思维呢？而什么是合法？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呢？答案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道德为标准所制定。所以，当我们讲用法律来思维时，我们仍然要考虑到政治、经济、道德的因素，当法律确定时，是立法者考虑；当法律不确定时，是司法者考虑。这样，法律就是活的法律，而不是死的法律；合法性仅仅是法律思维的重心，而不是法律思维的唯一前提。

篇3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考查应试者是否具备从事行政工作的潜能。考题涉及面广,包括政治、经济、法律、逻辑、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题量大,时间紧。虽然试题难度不大,但要考出高分也很不容易,因为它要求考生具备快速反应能力,所以考生必须熟悉题型和考试内容,掌握相应的答题方法和思路。

常识判断:这一类型的考题考查内容比较全面,内容涵盖法律、政治、经济、管理、历史、自然、科技等方面,侧重考查考生的法律知识运用能力。所以考生平时应多积累法律方面的知识,注重对法律的理解,重点放在宪法、行政法和一些最新制定的法律上。答题时要合理控制时间,不能在第一部分的题目上花太多的时间以致延误后面的答题。

言语理解与表达:考生在阅读时要抓关联词、关键词和关键句,善于识别迷惑选项,筛选出正确信息。如果题目提供的材料比较长,最好先看问题再看材料,这样可以有效删除扰乱思维的内容。

判断推理:这部分题目包含图形推理、定义判断、逻辑判断等多种类型。考生需要对所有题型都有比较仔细的了解和体会,这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达到。答题时要把所有选项都看完整,同时注意思维方式的转换,不要紧盯着一个思路不放。此外,在备考过程中,考生不能一味地埋头做题,更要对基本的知识有个了解,尤其是逻辑学基础知识。

数量关系:考生要通过大量的练习来培养对数字的敏感度,熟练掌握各种基本数列及其排列规律。做练习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寻找数字的排列规律,同时加强思维训练,以提高解题速度。

资料分析:加强综合题型的练习。考试时宜先看题目再读资料,以排除干扰信息,迅速而准确地答题。

《申论》冲刺攻略

申论主要是对给定材料进行分析、概括、提炼和加工。申论考试主要测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考生在备考《申论》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关心时政新闻:《申论》主要关注国家的热点焦点问题,涉及经济、改革、管理、突发事件等方面,因此平时关注时政新闻就显得十分必要。最好能搜集到一年左右的时事新闻,或者利用相关网站和报刊积累资料,比如南方网、人民网、《半月谈》、《人民日报》。在了解的基础上还要加深理解,并能对一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观点和看法。

锤炼语言能力:《申论》的语言要求非常严格,主要表现为语言规范、用词准确、简明扼要、行文流畅、说理透彻。无论是归纳、分析、论述,还是议论文写作,都要求考生具备较高的文字驾驭能力。考生应该多参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半月谈》等媒体的文章风格。

强化阅读分析能力:在《申论》的150分钟考试时间里,用于阅读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应超过40分钟。《申论》往往是围绕一个问题给出一堆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不够全面准确、不够清晰的半成品资料,考生要善于透过资料的表象抓住事物的实质,这需要具有快速的阅读能力,以及归纳概括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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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统编中学语文教材修订时，删去了逻辑常识的全部内容。对此，中学语文教学界议论纷纷，语文报刊上也偶有文章评论，主张在中学恢复逻辑常识的教学。笔者在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教研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学不仅应恢复逻辑常识的教学，而且应该加强和改革这一教学。

一、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是搞好中学语文教学的需要、深化中学语文教改的需要

近几年，笔者在教《常见文言虚词的用法》时，有意识地改变了过去那种按教材顺序讲解、训练的通常做法，运用了分类、比较、假设、分析、归纳等逻辑方法，引导学生对有可比性的文言虚词，特别是容易混淆的文言虚词，如“之”与“其”、“而”与“则”等等，在词性、作用、含义、句中位置等方面进行比较，具体感受在文句中把它们互换位置而产生的不同效果，分析归纳，找同中之异，求异中之同，列出条目，形成规律性的认识。学生普遍反映，这样做，理解得深，记忆得牢，运用得活。另外，我还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文言文实词的教学，词法句法的教学，标点、翻译的教学，整体阅读的教学和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的教学等等方面。在中学语文其它内容的教学中我也作过多次尝试，都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证明了有意识的运用逻辑方法优于常规做法。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体会到，中学语文的基本内容与逻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人们常说，中学语文的基本内容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其实，听、说、读、写是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手段，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才是基本内容。词语、句子、句群、段落、篇章本身就是概念、判断、推理。它们之间，是表与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语法是规范遣词造句的尺度，修辞是把话说得好的手段，而逻辑则是各种文字符号和语言现象的实际内容，是各种语法规则和修辞手法得以成立的内在依据。逻辑的东西，只有用逻辑的方法去学习，才能快速理解、掌握，快速形成能力。各种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各种语文能力的培养和形成，都不能离开逻辑。譬如现代文阅读吧，捕捉和提取明显信息，领悟和明确隐含信息，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段落层次的划分，段意层次以及整篇文章中心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分析归纳、比较假设、判断推理。目前，中学生的现代文阅读是个薄弱环节，历年高考中得分率最低，与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多数学生缺乏最起码的逻辑常识，思维不上路子，不合最基本的逻辑规则。现代文阅读，所需要具备的最根本能力是理解能力。理解就是思维。正确的理解，要求思维主体对思维客体进行思维的过程、方法、角度符合思维的规律和规则。学生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的逻辑常识，没有经过比较严格的逻辑训练，就很难有较强的理解能力，也就很难有比较高的现代文的阅读能力。目前改进现代文阅读教学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加强学生阅读现代文的逻辑思维训练，使学生养成正确地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阅读现代文的良好习惯。作文教学更是如此。记叙文与形象思维，议论文与逻辑思维，审题立意与概念判断、分析综合、假设比较，论据论证与判断推理、归纳演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谋篇布局层次结构与种种推理和逻辑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十几年来，中学作文教学的改革历程，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前一时期，不少人很重视写作常识和技能的分项训练，把项目分得很细。现在，中学语文教学界的不少有识之士则越来越重视作文教学中学生的思维训练。为什么呢？因为老师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算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文章写得好不好，最根本的，不是取决于作者记住了多少名词概念，而是取决于作者对事物事理的认识是否深刻、全面、清晰。认识深刻了，才会立意新颖，表述准确，给人以教益；认识全面了，才能表述准确辩证，避免犯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认识清晰了，才会文脉贯通，条分缕析，章法精巧，并有较强的文势。认识能力的提高只能来自于严格的思维训练，而严格的思维训练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使学生的思维变成符合逻辑的思维，变成符合思维的规律、规则的思维，正确运用逻辑方法的思维。只有这种逻辑思维训练搞好了，我们的中学作文教学才有希望再上新档次。

由此看来，提高中学语文教学效率、深化中学语文教改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使学生熟悉逻辑常识，运用逻辑常识，学会逻辑思维。这样做，看似旁逸斜出，增加了课业负担，实际正好相反，定会使学生学到并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减轻负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是搞好中学各科教学的需要、深化中学各科教改的需要

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历史地理、外国语言，都不能离开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不能离开普通逻辑和数理逻辑，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些学科或者是基本内容本身就是一些逻辑常识，或者其框架结构靠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来构建，或者它们与逻辑学有着其它形式的这样或那样的紧密联系。因此，在这些学科的教学中，就应该自觉地运用逻辑常识和方法，进行反复的逻辑训练。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会使各科本来很严密的知识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人为地增加教学难度，降低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现在，很多教师比较重视教法改革和学法指导，并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教法改革和学法指导的实质是什么？说到底，它是对古今中外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扬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具体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的由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由不够熟练到比较熟练的不断优化。坚持这样做，各科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具体过程就会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学生认识事物、接受新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我的规律。社会的发展对中学各科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不断优化教学效果，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仅需要积累感性认识，也要形成理性认识，并不断深化，形成系统，不断丰富、发展教学理论，甚至创建更加科学的新教学理论，作为教学实践的指导。为此，就必须反复运用逻辑，进行逻辑思维。总之，教法学法的汰劣择优，教学方案教学理论的弃旧更新，都不能离开逻辑。

在中学多科教学教改中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学科的教学本身，还会对其它知识的学习乃至各种领域的活动发生影响，形成“场效应”，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以后再遇到比较困难的问题，就容易冲破不科学的思维习惯，比较自觉地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进行逻辑思维，形成科学的思维定势正效应的良性循环，培养不断改进方法，探求获取新知“捷径”的心理机制。这样，中学的各科教学才能适应时代赋予我们的培养跨世纪一代新人的需要。

近年来，很多教师比较重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学习和运用，这确实是好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本身及其运用的过程，都不能不借助于逻辑。否则，也就没有这些理论，更谈不上什么运用了。还有很多教师向心理学求助，这确实也是好的。可是，略作分析，便可知道，心理学主要是解决教学动机问题，启动教学主体的内部心理机制，特别是学生学习动机问题，而内部心理机制的启动，还必须借助于逻辑。

三、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是深化中学教育改革的需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需要

怎样不断深化中学教育改革，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首要的，应明确中学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大体来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删去那些脱离实际的陈腐无用的教育内容，增加一些联系实际的有时代气息的有用的教育内容，例如，增加一些适合中学生接受水平的社科理论和科技新成果；二是不断学习、运用、扬弃古今中外教育理论，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效率，切实提高教育水平。为什么说某些内容是脱离实际的、陈腐无用的而另一些内容是联系实际的、有时代气息的有用的？为什么对它们采取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这个分析、归纳、综合、判断、推理、决策的过程就是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进行逻辑思维的过程。古今中外教育理论的不断学习、运用、扬弃，教育方法的不断改进，实质上就是教育主体对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思维角度、思维方法以及思维结果等方面所作的不断调整、不断更新和不断优化，使自己在对教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思维的时候，能够更正确、更娴熟、更灵活、更有成效地运用逻辑常识和逻辑方法进行逻辑思维。

其实，就是不断深化中学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决定了中学急需恢复和加强逻辑教学。教育必须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早已成为整个教育界的共识。中学教育改革的指归只能是这一点。教育要对学生开发智力、培养能力，不能离开逻辑，已无需赘言，就德育来说，先进思想的教育、优良传统的发扬、优秀品质的培养、美好情操的陶冶等等，也都不能离开逻辑。如果离开了概念、判断、推理，也就无从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要想优化德育工作，就必须运用正确的理论、先进的思想、崇高的精神教育学生，通过具体活动来训练学生的思维，规范学生的思维，使学生趋优向善，学真学美。其它的，体育，劳动技术教育，不论是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活动的实施，还是效果的检测、工作的改进，也都需要高质量的逻辑思维，一刻也不能离开逻辑。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学生思维正确、科学、敏捷、创新，一方面却又把学生与专讲思维及其规律的逻辑隔绝起来。

总之，只有恢复和加强逻辑教育，把逻辑常识的教学和运用渗透到各项活动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不但使教师有逻辑头脑，而且使学生也训练出逻辑头脑，我们的中学教育才能上一个大台阶，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新时期的需要，我们的中学教育及其它各项事业也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领世界先进水平。

四、恢复和加强中学逻辑教学的几点设想

1.提高认识，认清意义，确认位置。逻辑是各科的基础，是搞好各科教学的重要工具。逻辑教学的质量关系着整个中学教育的质量。逻辑课是基础课、工具课，它的实用价值是高的。那种认为逻辑教学在中学可有可无的想法是不足取的，有害的。不能设想只把它列入高校的教学内容。现在高校开设逻辑课的的专业是有限的，况且，我国大多数人进入高校学习的愿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得到满足。随着中学教育的发展，绝大多数人进入中学学习则即将变成现实。应该克服浅见，纠正偏见，剔除宿垢，充分认识恢复和加强中学逻辑教学对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巨大作用。逻辑不应受冷遇，也不应只把它锁在书斋里，而应该把它渗透到中学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去，成为广大中学生乃至大多数国民探求新知提高学习和劳动效率的工具。多类中等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把这一工作看作加强学生素质教育乃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有力举措。

2.健全机构，充实队伍，制度保证。国家宣明确规定：各级教研和社科研究部门应建立健全专门机构，选派精兵强将，充实和加强逻辑学科的教研力量。中央和省市及高校设所、室，地县设组和专职教研人员。要重视逻辑学科的自身建设，更要研究逻辑常识的普及。还宜明确规定：把熟悉逻辑、熟练进行逻辑思维、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任职资格的重要条件；不合这一条件的，应通过进修、培训、自学等形式进行补习，并建立必要的考试考核制度作为保证；把是否认真落实这些规定并取得显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类学校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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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证券私募发行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已成为各国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投融资方式。近年来,全球证券私募发行呈加速发展之态势,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论文将通过对《公司法》与《证券法》相关法条的研究分析,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倾向性立法建议。

我国2005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同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顺应了迅速发展的经济对于建立新制度、摆脱更多束缚的要求,其中通过“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特定对象募集设立”、“公开发行的定义”、“上市公司可以非公开发行新股”等规定,初步形成了我国证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成为我国有关私募立法的原则性规范。但是我国的证券私募制度刚刚起步,整个规范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许多的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私募发行的含义及问题

“私募又称不公开发行或内部发行,是指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人发行证券的方式。”学者郭雳认为,“证券私募发行是针对特定对象、采取特定方式、接受特定规范的证券发行方式”。而我国《公司法》第78条第3款将向社会公开募集和向特定对象募集(即学理界所称的私募设立)作为募集设立的下位概念。因此,《公司法》上的私募设立应指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特定对象募集而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种设立方式。但这其中又是存在问题的。根据逻辑学概念划分规则,划分的子项之间必须是相互排斥的,因此私募设立是与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股份向社会公开募集(公开募集设立)相对应的一种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方式。私募设立与公开募集设立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使得只要界定了二者之间的一种外延,就可以确定另一种的外延。但是通观《公司法》的全篇,并没有规定何为“向特定对象募集”,何为“向社会公开募集”,对哪些人属于《公司法》第78条第3款中所指的“特定对象”也没有任何界定。

《证券法》第10条第2款从正面规定了何为公开发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二)向累计超过二百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发行行为。”同样,根据逻辑学上的排中律,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之间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关系,凡是不属于公开发行的即为非公开发行。因此,对于《证券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在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何为其他属于公开发行的行为之前,我们的《证券法》上规定的公开发行行为只有两种,即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和向累计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除此之外的其他发行行为,即向累计不超过200个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都属于私募发行。该条款中还明确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可规定何为公开发行,这进一步排除了依司法解释等认定何为公开发行行为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对私募发行界定未能把握“私募”的本质而失之过宽。

二、私募主体及决议机关

《公司法》与《证券法》对于私募的主体并未明确规定。黄健先生认为:“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将原条文159条删去,这意味着公司债券的发行主体不再限定于具有国有成份的公司,而是允许符合条件的各类公司平等地利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但是,《公司法》将私募设立这一设立方式规定于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因此,我们认为私募设立应仅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但谁有权决定以私募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呢?在取得营业执照之前,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成立,不得为私募主体。因此,在私募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私募主体应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发起人作为设立中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关可决定采用私募方式设立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以后采用私募方式发行有价证券主要是私募发行新股或私募发行公司债券两种形式。只有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才可私募发行新股,同时,因为发行新股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根据《公司法》第100条以及第104条之规定,应该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做出决议,即应有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私募发行新股的决议。由于发行公司债券并不仅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因此,私募发行公司债券的主体应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根据《公司法》第38条、第100条之规定,私募发行公司债券仍应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但仅需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即可。

三、私募证券的种类:股份及公司债券

根据现行《公司法》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私募发行的证券种类目前包括股份与公司债券两种。《公司法》第78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可以向特定对象私募股份,根据《证券法》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还可于成立后私募发行新股。而私募债权也是为我国《证券法》所允许的,但“私募债券市场通常为部分债信评等较差、急需长期资金之企业的主要筹资管道,例如具有高风险、高报酬的垃圾债券,大多是在私募市场中发行。”同时我们要注意,私募发行有价证券不受《证券法》第12至第18条关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开新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程序限制。

有疑问的是:私募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债券是否仅限于普通股与普通公司债券?现行法中未明确规定,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应仅限于上述两种,优先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物券形式公司债券也应处于可私募发行的证券之列。但是应注意的是,因私募发行的证券不得自由转让,因此私募发行的股票应为记名股票,私募发行的公司债券应为记名债券。

四、私募对象:何为特定对象?

《公司法》规定私募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必须向“特定对象”募集;根据《证券法》第10条规定也可推断,私募发行是向累计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特定对象”这一词反复出现,但是两法都没有解释到底什么人才属于“特定对象”。可以说,对这三个字的解释关系到我国是否能真正确立规范的私募发行制度,也关系到我国的私募发行制度是否能与各种形式的非法集资相区别。

笔者认为,私募发行制度的核心在于注册和豁免,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该次发行不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该次发行的投资者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不需要注册制度所提供的保护。“这就要求界定什么样的投资者具有自我保护能力,这些内容直接涉及到私募发行制度的建立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借鉴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首先可以肯定,我国已经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属于“特定对象”的范畴。其次,在新股发行或公司债券私募发行中,发行人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的人(下文将这些人统称为内部人)也应属于“特定对象”的范围。再次,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并具备相关财经专业知识及投资经验的自然人也应属于“特定对象”的范围。

五、发行方式:何为“公开劝诱”、“变相公开”?

规定私募发行制度的同时,通常也禁止私募发行以公开方式进行,我国《公司法》对于私募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未加规定,但我国《证券法》第10条第3款明确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相似规定:“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43条之7规定,有价证券之私募及再行卖出不得为一般性广告或公开劝诱之行为。”

广告作为一种公开方式当然毋庸置疑,但是,如何理解“公开劝诱”、“变相公开”呢?假如现有A、B、C、D四人拟以私募方式设立一注册资本为1000万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人已经认缴并实际缴纳了500万出资,剩余部分欲寻找“特定对象”认购。A、B、C、D向杂志上刊登的上一年度“本市最富裕的一百人”打电话询问是否愿意购买该(设立中的)公司私募发行的股份,最终募足剩余股份。A、B、C、D四人的行为是否是“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假如上述例子中,A、B、C、D四人是拿着本市的电话号码簿逐个拨打电话询问,最终募足剩余股份呢?假设A、B、C、D四人正在寻求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认购该公司私募发行的股份时,D在报社工作的好友在当地报纸上以简讯的形式报道了A、B、C、D四人拟以私募方式设立一股份有限公司,A、B、C、D四人的行为是否是“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恐非易事。本人倾向于仍应从私募发行制度的存在的根源出发来解释何为“公开劝诱”、“变相公开”。上文曾一再强调,私募发行之所以适用不同于公开发行的特殊制度,根本原因是私募发行中的投资者无需《证券法》的保护。如一种发行方式很可能涉及到需要《证券法》保护的社会公众时,该发行方式就应被认定为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本人认为上述三个例子中,第一种情形不应被认定为“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因其针对的对象经过选择,并符合“特定对象”所应具备的条件;第二种情形则应被视为“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因其实际上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发行人与应募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保证应募人能获得相关的信息;第三种情形也因被视为“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因为在报纸上刊登相关的消息实际上能起到宣传的效果,考虑我国有偿新闻泛滥这一现实,更因对此种方式加以禁止。

私募发行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与《证券法》中刚刚确立,确实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除去上述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但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该法律制度的构建也会受到证券市场发展水平的制约,需要其他配套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如市场退出机制、场外交易制度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投资者水平的提高。虽然在短期内,系统性的私募发行法律制度还无法得以确立,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建立该制度具备可行条件,因此,长远看,未来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张旭娟.中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徐杰.证券法教程[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森,齐莲英.美国证券市场:制度、运作与监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郭雳.美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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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判决书是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展示公正司法形象和法律正义的重要载体。本文针对现行行政判决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结合行政判决书制作的基本原则，从内容、体制和形式等几个方面，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判决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措施，突出了理论推理的重要性和改善措施。

行政判决书是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终结时就案件实体问题的处理所制作的最终决定法律文书。它是行政诉讼案件所有程序、实体和适用法律的最终的集中体现，是衡量案件质量、法官业务素质的主要评判依据之一，是法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展示公正司法形象和法律正义的重要载体。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行政判决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行政诉讼法实施后、1992年最高法院文书样式（以下简称“1992年样式”）和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重新制作的样式（以下简称“最新样式”）。论文百事通1992年样式及之前的行政判决书样式实已废弃，经过改革和探索，现在适用的最新样式已较规范和标准，制作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很多弊病。现笔者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践，对我国现存的行政判决书的模式，刍议几点粗浅认识。

一、现行行政判决书存在的主要弊端

与普通法国家或港、澳、台地区等行政判决书相比较，我们现适用的最新样式虽有简明扼要等特点，却仍有不能体现完善的法律程序，理论推定说服力不强，公开透明度不高等体例、内容上的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判决书内容上不完整，体例不规范，不能真正体现文书的法律价值。

1、未能完整体现诉讼的全过程。对于向社会公布案件的所有程序和实体的表现形式，应完整地记载和反映诉讼全过程，如举证、证据交换、送达等时间不表述，超审限事由不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情况不作交待等，影响了案件诉讼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2、对行政机关是否享有行政管理职权的审查、对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遵循哪些程序和适用哪些法律的审查在查明事实部分得不到完整反映。

3、对事实认定中证据瑕疵尚缺少必要的分析认定。证据有瑕疵，某些时候也可作为定案根据，但对其缺乏分析取舍，证据与客观事实的联系亦缺乏严密逻辑判断推理。特别是对间接证据定案的，没有对间接证据间关系、证据缝合是否严密等问题进行论述。

4、说理部分过于僵化。大多套用一些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缺乏个案的针对性，不能反映法官的法理和文字功底，判决反映的理论性、专业性不强。

5、适用法律过于概括。一般只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适用法律的道理，缺乏法官适用法律依据的法理分析。

6、合议庭或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对当事人保密，缺乏透明度，严重影响了行政判决书的公正和权威性。

7、判决书尾部缺乏当事人救济权行使的说明。

（二）表述形式上的缺陷。

1、整个判决书外观形式上过于单调，与一般打印材料无异，给人有法院判决也就“一张纸”的感觉，突出不了法律的权威性。

2、判决书字体不统一，标点符号使用不精确，数字用法欠规范。

（三）行政判决书制作效率不高。

法官作风拖沓，文书制作不及时，因此经常导致当事人的矛盾激化。

二、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应遵循的原则

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公正原则。司法公正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而“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1）司法公正包含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一份优秀的行政判决书应始终围绕着这两个公正来体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二）公开原则。即判决书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行政判决书改革完善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现行行政判决书存在的缺陷，即说明其尚不能完全体现这一原则，如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分歧意见对当事人保密，明显缺乏审判的透明度，违背了公开原则的本意。“审判公开，只能做到裁判理由公开才是最终的，实质性的。能够把裁判理由阐述清楚，也是不容易做到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这样，裁判文书即使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没有错误，有时也不能说服当事人，往往造成一些当事人缠讼，未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使一些法官撰写裁判文书的业务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2）

（三）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依法制作原则，制作行政判决书，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要求；其二，合法性审查原则，即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围绕整个行政审判活动所突出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来进行。

（四）说理原则。行政判决的理由是行政判决书的灵魂，是将事实与判决主文有机联系的桥梁，是反映法官职业素质的重要窗口。判决通俗易懂，推理严谨，剖析隐微，说理透彻，使人无从怀疑其公正性与合法性，从而心悦诚服，这应是一份优秀行政判决书的至高境界。

（五）针对性原则。行政判决应侧重于各方的争议焦点，侧重于个案的实际情况，使判决有的放矢。

（六）效率原则。“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主题与灵魂。行政判决书将行政诉讼全过程全面地展示给公众。则如何体现效率原则也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三、行政判决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措施

行政判决书中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审判工作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妨碍了法院“公正与效率”为主题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故行政判决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乃必然趋势。现结合行政判决书制作的基本原则，从内容、体制和形式等方面，侧重于一审行政判决书的创新与完善拟提几点建议，供商榷参考。

（一）行政判决书内容和体制上的改革与创新。

1、首部：

最新样式已较1992年样式有较大突破，其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当事人出庭情况，、受理及开庭时间列入判决书中，但仍不能反映所有诉讼活动和程序的内容。应作出如下修改：

（1）人栏，增设权限的说明；

（2）只注明、受理时间，而未注明送达诉状副本、通知答辩时间，显然难以体现判决公正性和透明度，应在“X年X月X日受理后”增加“X年X月X日向被告X送达状副本，并通知其十日内向本院提举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或根据具体案情拟定通知举证情况）。”

（3）依照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增加通知举证、当事人举证及证据交换时间。前面已提及通知举证在送达诉状副本时一并作出，则在“依法组成合议庭”后增加“X年X月X日，被告向本院提举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X年X月X日，原告向本院提举了证明被告违法的证据，X年X月X日，本院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在诉被告行政赔偿案件中，应在被告举证前添加“X年X月X日，原告提举了因被告行政行为而造成损害的

证据。”

（4）在“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增设“X年X月X日，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评议”。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再增加“X年X月X日，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

（5）另超审限的要注明超审限事由。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的，也要说明清楚。

（6）充实“原告诉称”内容。原告因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诉之法院，但很多原告文化素养不高，状表达不完整等情况存在，现判决书多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简单归纳概括，极易给原告造成法官偏袒被告行政机关的印象。故在表述原告请求时要完整地指出其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

（7）将证据提交情况纳入正文部分，确保当事人陈述和举证、质证、认证、事实认定分别各自连成一体，形成连贯性。

2、正文：

正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事实推定、理论推定和判决主文。由事实认定到理论推断、分析，从而衍生出判决结果。

（1）事实推定。事实推定主要是根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的举证、质证和认证来表述的。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归纳争议焦点。其是有当事人诉辩主张和举证的衔接作用，这也是行政判决书制作的针对性原则所要求的。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归纳出争议焦点。同样，双方的举证也紧紧围绕争议焦点而展开，故将最新样式中归纳争议焦点部分，从事实推定尾部移到当事人举证之前，对整个事实推定部分起到引导作用。美国法院的行政判决，如著名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就泰国菠萝罐制工业有限公司等诉美国反倾销行政复审终裁决定案的判决书（3），即采取了这种方式。

其二，先由各方当事人举证，再笼统地将质证、认证融为一体，显然缺乏连贯性。故对该部分的表述，可就每一系列关联的证据由一方当事人举证，他方质证，法院认证，具体设定为“被告X在答辩中提举了以下主要证据”，对每同类型证据归纳出证明目的，“对此，原告提出质异，认为……，被告对原告质异予以辩驳，认为……，合议庭认为……。”然后，再由他方当事人举证，如此举证、质证、认证一气呵成，更清楚地体现了证据规则的要求。在其中的合议庭认证部分，对证据瑕疵也要作出分析认定，并确定瑕疵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分析说明。另外，在认证过程中，当庭认证的应记录在合议庭笔录之中，并允许当事人查阅，确保认证的公开、透明度。

其三，“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是最新样式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开头，但却对事实有主观臆断的之嫌，可将该部分更改为“上述经认定的证据，证明了以下案件事实”。认定事实过程中，首先要注明清楚对行政机关职权的审查结果，即对行政机关是否有管理职权进行审查。对事实的叙述，也不能过于简略，应结合相关确认的证据来进行。另外，为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而合议庭因证据等问题不能认定的也应阐明理由。

（2）理论推定。即“本院认为”部分，该部分是行政判决书的重点内容，与审查认证及判决结果呼应，是由事实到判决主文的纽带。理论推定要符合“七性”，即法律性、针对性、透彻性、确认性、逻辑性、规范性和全面性。（4）此前，因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得造法的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法院的行政判决书的理论推定的透彻性、逻辑性和全面性等几个方面尚存有很大缺憾。如何克服行政判决书理论推定的弊端与缺憾，使行政判决不断创新与完善，是写好行政判决书的关键部分，也是难点所在。笔者建议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加强法官的政治、法律、文学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一名优秀的法官，必能洞察案件秋毫，公开评断是非。行政判决书不仅包括法律的内容，还有可能涉及到文学、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和知识，只有具备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善于把握案件的整个脉胳，法官才有可能制作出优秀判决书。否则，涉及到判案法官无法认知的方面，难以判明，更无从制作出好的判决书。法官素养是行政判决书的人的因素，也是优秀行政判决书必备的外部条件。

其二，破除固定化三段论式的论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判决内容具体、推理严谨，法官大量运用判例等说明认识过程和判决的合法性，由一具体案件的审判，阐述、归纳出一项具普通性指导意义的法的规则。由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约束，我国法官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判决只能是对适用法律的被动分析，一般采取大前提、小前提到结论的三段论式的脉胳，说理简单、笼统。故建议对理论推定部分，以说理充分、透彻、表达清晰为侧重点，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使法官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促使法官能竭尽能事，制作优秀的判决文书，且其对推进法律的完善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三，增加逻辑推理的内容。直到现行的最新样式，我国历来行政判决书均在理论推定方面大多应用法律推理，论证以法律术语和习惯用语为主，而基本上没有逻辑推理的内容，没有对裁判结果的唯一性和必然性等进行逻辑分析和充分论证，造成说理不全面、不透彻，甚至给人一头雾水的感觉。

“逻辑推理指法官运用形式逻辑的相关法律，结合个案的事实进行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从而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真实案情的结论。”（5）这一推理的运用就是我国与英美法系等国家行政判决书说理部分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行政判决书的理由部分因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环节，只有几百字的法理说明，甚至仅几十字即可敲定全部内容，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而英美法国家的行政判决书融合了法律与逻辑推理的相关内容，给人“无可辩驳”的感觉，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当然讲求逻辑思维和推理，并非洋洋洒洒，将判决书写成议论文，而是要紧密结合案件的证据，“充分论证案情事实和运用法条的关联性，”（6）从而杜绝空洞的理论说教。

其四，增加法律、法规、规章等适用的解释、分析判断的内容。法律具有一定的确定和明确性，但正如美国波斯纳所说“法律的规则经常是含糊的，无底的，理由是临时的，有很多争论的。此外，不仅可以变更而且实际上也经常变更。”（7）法律概念、规则规定等具有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等现象存在，这就赋予办案法官解释法律的责任。所谓解释法律，是指法官根据确认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期间，而“法律概念或术语，法律规定或规则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时，法官基于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的历史考察，法律意图和目的的考量，法律价值的判断，以及社会习惯或惯例考察，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衡量，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或选择等，对法律概念、术语以及法律规定或规则作出明确化、确定化或具体化的解释或推论，发掘其确切含义，消除其模糊、含混或疑义，从而获得判决的法律理由，建立裁判的大前提。”（8）通俗地说，就是阐明并确认所适用的法律。由于行政审判所涉及的法律适用较刑、民更加复杂，其不仅涉及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还涉及各类效力不等的规范性文件参考运用和认定，且它们之间经常发生适用上的冲突，则对法律适用的解释，在行政判决书中尤为重要。

在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1、适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应注明法律涵盖力有限情况下适用司法解释的必要性。基于司法解释公布范围尚不能与法律并论，且有的已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则需对具体司法解

释的条文进行必要的诠释。2、对参照规章及以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应比对相应法律、法规等，并结合案件事实和合理性因素进行必要的评述，以确定是否作为依据使用。3、对法律概念进行解释，以推断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寻衅滋事行为作出必要的处罚规定，但对寻衅滋事在行政处罚中却难以找到明确具体的定义，那么，在对该类案件进行判决时，法官可比照刑法中关于寻衅滋事的规定，结合学理上的解释对寻衅滋事进行解释，再据此对行政行为中的寻衅滋事定性的合法性进行比对判决。再如尚待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中许多概念，在法院适用时可先对其作出必要的解释，使行政相对人一目了然，增强法院判决的公信力。

其五，参考典型案例阐述理由。普通法系国家大多将判例法作为判决案件的主要参照依据之一，而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成文法典作为判决依据，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我国行政判决中，也难以找到判例作为参照依据的案件。现存的法律状况，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而一些法律法规尚停滞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状况中，还有一系列新型案件尚无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基于上述情况发生，创造性地审判新型案件，并适当适用最高法院公布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作为依据，则是目前法律适用上的补充。最高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典型案件，可作为各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阐述理由时参考适用判例提供了依据。

3、结尾：

（1）增加判决书签署人栏。判决书制作、审核、签发人，应在判决书中署名。

（2）增加说明当事人在案件生效后的救济时间和途径。

（3）注明判决的送达时间，明示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审核、签发、生效时间，并由送达人在送达给当事人的文书中签名，确保法官办案的公开、效率原则得以落实。

（二）行政判决书形式上的改革与创新。

判决书作为法律最直接的体现，除有公正、严明的内容，在社会生活中必要的形式要件也是体现法律权威性所必需要的。现有行政判决书形式上过于平溯，难以体现法律的严肃与权威性。笔者建议作以下完善措施：

1、增设判决书封面，上列“人民法院判决书”字样，中间印红色与金黄色相间的天平（胸徽）图样，下列判决书制作法院，简结明了地反映法院判决与一般文书的差别，突出法律的权威性。新晨

2、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字体，准确规范适用标点符号和数字，确保判决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因此而受到影响和怀疑。

3、增设行政判决书封底，并将上述的判决书生效和救济问题及送达时间在封底内而说明。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1、杜绝行政判决书的打印和校对错误。行政判决书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最终决定文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权威性的特点，其行文较其它文书更为严肃。其中出现校对和打印错误，将对判决书本身以及法院造成不良影响。所以要杜绝打印和校对错误，更不能加盖文书校对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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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公共利益的概念位于法律概念体系的顶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我国《物权法》中虽然使用了公共利益的概念,但是,对何谓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等问题并未予以明确规定。而在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对公共利益的误读,因而重新解读公共利益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很有必要。

关键词:公共利益 商业利益 开放式类型化 立法模式

被误读的公共利益

(一)从“公共利益优先”到被批判的公共利益

法律概念体系中,公共利益概念是一个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概念。公共利益是否客观存在?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这些问题都是法学领域中的难题。我国早期法学研究通说认为,不但要维护公共利益,而且公共利益应当具有天然合理的优先性。当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公共利益应得到优先保护,其他利益应当让位。

但是,公共利益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为权力的滥用创造了条件,肆意侵犯私权主体财产权益之实的公权力可以便利地假借公共利益之名。正如学者所言,“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很模糊,公民个体又往往缺乏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就往往导致一些强势的政府部门或开发商等利益集团滥用‘公共利益’的‘尚方宝剑’,堂而皇之地图谋并非公共利益的部门或者企业私利,并使权利人权益受损”。因而,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被逐渐提上日程。也有学者高举“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大旗,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强调对私权的绝对保护。公共利益从优先的位置堕入被蔑视的位置。

(二)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对立

为了防范公权力与商业利益相互勾结,实施暗箱操作、权力寻租,有学者将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相互对立,甚至认为应当采取排除式的方式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界定,即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是不以商业目的为指向的利益。这种观点对应对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对立是为了解决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权宜之计;是基于防范公权力寻租的考虑而提出的一种矫枉过正的策略,具有应急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权力滥用,但是,也制约了公权力的正常行使,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模式难于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最终导致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应当看到原罪并不在于商业利益本身,而在于商业利益借助公权力谋取了额外的利益。

公共利益概念的重新解读

(一)关于公共利益定位的再思考

公共利益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公共利益是公权与私权连接的纽带,是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限制性前提条件。公共利益如同一个阀门,控制公权力能否进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私人生活领域。但是,公共利益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却使得利用公共利益平衡公权和私权成为一门难以琢磨和掌握的艺术。

古往今来,诸多中外法学家试图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界定,在公权力与私权之间寻求一劳永逸的平衡点。其间不乏真知灼见,但是,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概念,其外延和内涵都具有不确定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试图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一劳永逸的界定只是学者的一种假想,难于实现。公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情形和正当性理由的多样性、变动性,决定了公共利益是一个开放式、不断变动的概念。正是这种开放性,才能满足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对法律制度的需要。

公共利益概念扩张的趋势。早期美国法院对公共目的作限制性解释,将其限定在公共使用(public use)的范围。只有当为了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私人财产的时候,才能采用征收的手段。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为改善平民区居民的居住条件,拨款征收土地兴建平民住宅房。但美国法院经过咨询得出的结论却是平民住宅区住房的建造,虽然有利于改善城市卫生的政策措施,但住宅住用的是平民,不是公共利益主体,因此不符合‘公共目的’”。由此可见,将“公共目的”定义为“公共使用”有其不合理之处。此后,对土地征收中“公共使用”的要求在司法判决中被大大放宽了,仅要求“最大地服务于公众”。“公共目的”不再局限于公共利益主体的使用,还包括其他类型。

在Berman v. Parker一案中,法院认为,“必须将‘public use’扩张解释,公共使用(public use)已经转变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public purpose, pubic need, public welfare),泛指公共目的、公共需要或公众福祉,亦即为了公共目的、公共需要或公共福祉亦可行使征收权。”

在法国,19世纪时公用的观点和公产的建设不可分离。公用征收只有在政府进行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将私产转化为公产时,才采用的一种手段。20世纪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对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逐年增加。公用征收成为行政机关采取经济行动和社会行动的一种手段。公用的目的不再受到公产、公共工程和公务观念的限制,发展成为公共利益的同义语。

19世纪中叶,德国将征收的目的限定在满足特定公用事业需要的范围内。魏玛宪法颁布以后,帝国法院和学者对于公用征收的内涵认识逐步发生变化,对于征收目的进行扩张性解释,从而扩大征收的范围成为趋势。 征收的目的不再仅限于某种特定公用事业的需要,还包括有利于一般的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公权力需要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情况不断增加,因而,公共利益的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扩张。将公共利益严格限定在公共使用的狭窄范围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不能只看到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谋商业利益之实,损害私权主体利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商业开发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关系辨析

从逻辑学角度进行的类型划分。从严格逻辑的角度而言,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与商业利益相对应的概念。从逻辑学的角度而言,概念类型的划分标准应当保证不同类型之间具有排斥性,即不允许有交叉、重叠,此外,分类标准应当同一,不能随意变换。在对“利益”这一上位概念进行类型划分时,依据利益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可以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等。而商业利益,是基于该利益是否具有营利性不同而作出的区分,与之相对应的应当是非营利性利益等。

如罗斯科•庞德(2002)认为利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个人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社会利益(social interest)。该类型的划分即采用了以利益指向的对象为标准进行划分的方式,其间并不涉及商业利益的问题。

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交叉、重叠。美国城市化进程中,诸多案例均表明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公共利益并不排斥商业利益,相当一部分公共利益的实现是以商业开发为途径和手段的,开发商获取商业利益并不否定行为的公共利益目的。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经验可知,商业利益并非与公共利益截然对立,商业开发行为对于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建造大型超市需要取得建设用地为例,建造大型超市无疑是为了商业用途,开发商、运营商都能从中获取商业利润。但是,这种商业利益是否绝对排斥公共利益呢?答案并非绝对否定。因为倘若大型超市的兴建有效改善了周边民众的就业,改善了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推动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那么,兴建大型超市的行为就与一定范围内群体的共同生活密切相关,很难否定其公共利益属性。进而言之,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建设、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等等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涉及到商业利益就不能动用征收权利,就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问题值得思考,关键问题在于对具体情形进行调研作出区分,而不是笼统的将商业利益排除在公共利益之外。

公共利益界定的法律思考

(一)正确定位城市建设需要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公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市政建设到个人住房,城市范围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基本上都是由国家统一解决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依附于国家利益。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认为公权力的行使不具有营利的商业目的,进而论证基于国家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实施征地拆迁行为的合理性是正当的。

但是,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因城市建设的需要,在国有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利用既有公益性质的开发利用也有商业性质的开发利用。因而既不能僵化地认为,国家建设行为总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出发点的,社会整体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本身就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也不能将具有商业目的的开发一律排除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外,不允许动用征收权力。

应当注意到,即便是在我国台湾地区也认为,土地征收条例第3条既改以因公益需要为要件,且现行法中亦不乏有利于私人之公用征收之例,加以国外实务运作中多有承认此种征收目的者,如德国,故此项问题应予以肯定。

(二)不应采纳排除式立法模式

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既然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在体系化的法律中是否应当进行规范值得思考。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有学者提议通过排除式的方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即公共利益是不以商业目的为指向的利益。

笔者认为,该立法模式并不可取。法律具有刚性,一旦制定,就应当严格执行,任何柔化、变通法律的方式都会弱化法律的权威。规定为了商业目的都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也不得动用公权力进行征收拆迁。那么,当出现类似前述“大型超市建设”的案件时就不得不将其认定为非公共利益,不得进行征收拆迁,很可能因此损害周边居民的利益并影响社区的经济发展。倘若为了满足经济生活的需要将其认定为公共利益,那么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则会受到挑战。

(三)采用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结合的方式立法

为了缩减静止的规则与变动的社会生活的差距,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法官依据时代精神对于公共利益进行解释的自由裁量权。当然,法官自由裁量权应当限定在必要的限度内。法律的历史表明,人们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苛详尽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对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制总是徘徊于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的,这一两难问题无法消除,只能缓解。对于公共利益采用一般概括式与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不失为一个较为妥当的方案,它缓和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和规则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

采用公共利益一般概括式与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可以在法律中规定为:公共利益是以社会为主体,以公共秩序和共同福祉为核心的普遍性利益存在的形式。它所关注的是一定范围内社会共同体中主体的生活质量和公共安全等问题,主要类型有国防建设、公共安全、公共建筑、公共道路交通、公共卫生、灾害防治、科学及文化教育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公共水利事业、森林保护事业等等。

参考文献:

1.费安玲等.专家学者建言物权法草案[J].民商法学,2005(10)

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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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哲胜.准征收之研究-以美国法之研究为中心[A].财产法专题研究(二)[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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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 环境利益 环境权

一、人与环境

环境一般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或状况。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其他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中心、为主体的环境，围绕生物界的并构成生存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物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生境”。在环境科学中，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生态学中的环境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环境科学中的环境以人类为中心。环境法中的环境应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学术上没有一致的答案。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使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的概念，认为环境是以人或人类为中心的自然因素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实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伴随人和人类始终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资源的历史。在人类早期，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出于生存的本能和需要，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和生态规律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全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控制或调整。人这种对自然的依赖性及由此形成的原始的和谐的秩序，达尔文概括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进入“人类文明时期”后，特别是经过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空前发展，人类树立了对自然界的绝对权威并占据了主宰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以“万物之主宰”的绝对优势对自然界无节制的利用、征服、掠夺与破坏，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

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对环境利益的强势挤压产生了环境问题。为洞见环境法与环境权的本质，有必要对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加以辨析。何谓利益？利益就是好处，就是能够满足或实现人们的需要、愿望、要求的东西。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太重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哺育”，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自然界首先或主要是给人们带来生产、生活利益。生产是人们依靠自然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和过程，通过生产，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同时，自然界提供自然人生活（生命存活）的基本条件、审美满足（如优美的风景）与生态平衡，这就是自然界带给人类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首先，环境利益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前提条件。自然环境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人类将无法最终实现其经济利益。其次，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程度或轻或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们或人类的环境利益。再次，如果由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环境污染不能有效解决，会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和人的物质财富造成危害，导致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皆不可得、甚至为负。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利益就是环境带来的利益。环境带来的利益应该包括经济利益与纯粹的环境利益（以下称环境利益）。自然界带来的利益是环境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需要辩证的分析。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可以为家庭与企业谋取经济利益而无偿利用。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仅供人们基于生命形式而享受。前者属于环境带来的经济利益，后者属于环境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可物权化的自然资源可以有偿或无偿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创造物质财富，给人类以直接的经济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也有维护生态平衡、审美愉悦等环境利益。自然界容纳着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承载着自然界自身变迁所引致的各种破坏，并且依靠其自身的力量不断重新塑造环境，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过程，把有害于人类的环境逐渐转变为对人类无害的环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自净能力。环境自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环境利益，但环境自净能力也可以用之于生产而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各种污染超越了环境自净能力的承载限度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环境法所要保护的利益是环境利益，环境法要求经济利益的实现不能损害环境利益。

三、环境利益与环境权

环境法怎样保护环境利益？为了保护环境利益，环境法怎样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环境法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的正当性何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依赖于环境权理论的成熟以及环境权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上受到重视。环境利益只有上升为环境权才能够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因此，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了更为深刻地洞察环境权的概念与属性，我们需要对权利概念加以必要分析。何谓权利？这是让学者们深感困惑的一个难题。即使在法理学领域，权利也是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康德在谈及权利的定义时就感叹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那样会让他感到为难。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对权利的概念与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形成权利本质的诸多理论。张文显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最具有代表性和主导性的八种权利概念与本质学说，即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在中国学界，学者们大多从要素的角度来揭示权利的本质，认为权利由多种要素构成。如夏勇在《人权概念起源》一书中把权利归结为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认为以这五个要素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它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程燎原、王人博在《权利及其救济》一书中把权利最重要的要素归纳为自由意志、利益、行为自由，认为权利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笔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利益，所谓权利就是某种规范体系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律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人们的自由、意志、行为、主张、选择等权利要素只有指向利益、以利益为目的才可能纳入权利之中或上升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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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论基础　情报学　情报学性

1　情报学非独立性品格

当情报实践面临种种棘手问题而找不到医治良方时，当情报学理论面临实践领域种种不满和轻慢而无可奈何时，在理论领域也无力坚守情报学那个本来就小得可怜的理论阵地而听任其他学科在其领地自由驰骋和肆虐时，情报学理论者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哀叹――情报学出现了危机。

情报学的危机与尴尬突出表现在情报学自身的非独立性。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体现为情报学理论研究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研究规范、学科体系。所以，人们长期以来将情报学视为前科学阶段。

为了摆脱情报学非独立性状态，实现情报学的独立化以及学科尊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努力。这些努力是可取的，但是，笔者认为，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需要理论基础，如果理论基础非独立、不牢固，那情报学理论学科独立化将无从谈起。

在探讨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的基础之前，首先要对理论作必要的界定。笔者从知识形态的角度将情报学理论之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所谓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指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情报学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逻辑出发点构成了情报学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

2　以学科为理论基础的发生学分析

长期以来，人们只是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的基础学科。所以，人们可以从情报问题出发，所有牵涉到的学科知识都被视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因而自然而然地成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种认识逻辑自情报学产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认识。

按照情报学理论的发展阶段，笔者以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大致经历了由朦胧到明确，再到分化拓宽和反思等4个阶段。

在情报学产生之前，情报学依附于文献学或图书馆学。人们通常只不过在谈论文献工作或图书馆服务时才偶尔地提到对情报活动的看法。这时的情报学还仅仅是情报活动经验，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其理论基础是朦胧的，不明确的。

自1950年“情报学(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正式出现，到H.格吕茨克和M.洛伊波尔特对前民主德国国1980年以前关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的争论作总结性评论，提议将情报学建立在情报活动基础之上，这时候的情报学明显是以其他学科(如传播学、行为学、现象学等)为其理论基础。此后，情报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都明确无误地阐述其情报学理论性质，并将其理论基础圈定下来。靳娟娟曾经对20世纪西方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严怡民教授从概念、研究起点、研究主线与内容等方面，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情报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从中都可以看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呈现出拓展与分化的迹象。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情报分析哲学的兴起为标志，西方情报学界由自发到自觉对情报学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1977年，美国情报学家谢拉(J.H.Shera)和克里夫兰(D.B.Cleveland)发表了《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一文，指出“Y・巴希勒(Y.Basiler)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审视情报科学；H・威斯曼(H.Viseman)认为情报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分支；哈尔曼(Hulman)将情报科学看成行为科学；柯亨(M.Kochen)指出情报科学的核心是认知动力学，等等。”前苏联的情报学者主要注重情报活动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情报学是一门从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研究科学情报的结构及一般特点和制约所有科学通讯过程的一股规律。”美国情报学家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科学是研究通讯的现象和通讯系统特性的一门通讯科学；英国情报学家法拉丹(J.E.L.Farradane)认为，情报学是一门认知科学；皮尔逊(O.Person)认为，符号论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等等。

就国内而言，对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反思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开始着手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建设。例如：1989年，梁晓龙发表了《论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王秀成和刘东维发表了《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当前面临的形势》等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界开始怀疑和反思情报学自身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基础。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情报学理论与情报实践的大讨论，进一步将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研究推向情报理论基础的源头。1989年，陈明先发表了《情报学的危机》；1990年，姜振儒发表了《我国情报学的危机与出路》，对我国情报学理论基础和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但是，人们仅仅只是停留在质疑阶段，而对于自己提出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情报学一定要以别的学科为基础?什么东西才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否等同于其基础学科?并没有做出回答。

3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

3.1　情报学理论基础异化的原因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将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等同于情报学基础学科的现象，是因为：

・情报学自身研究对象和性质极不明晰。情报活动与情报学的中心问题均与人有关，人在情报学中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这就使得情报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交叉。情报活动与情报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既是抽象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具体的人的情报活动；既是个体的人的情报活动，又是社会的人的情报活动。而且情报活动主体的个体差异性、情报现象的复杂性、情报规律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在情报活动研究中既存在对情报价值的审视与判断，又存在对情报事实的探求与指导。情报学如果没有自己的品性、学科标准、学科逻辑，就非常容易走向学科异化的深渊。

・情报学发展的“科学化”路径。为了摆脱传统文献工作对情报学的束缚，西方和东欧各国情报学界一直在谋求建立“科学”的情报学。这种情报学将情报过程假设为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因果对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沿用归纳方法；在研究内容中，注重情报知识的普适性“规律”的寻求。其结果，使情报学非但没有建成如同物理等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严密逻辑的学科，反而陷入失去自身方向的境地。

3.2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原因

什么是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什么东西才能堪称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情报学研究如果在忘却自身特点的情况下，盲目追求这些外在的标准，必然会在不能成功之处责备自己的失败，而在自己能成功之处却真正失败了。笔者认为，情报

学的理论基础是指为情报活动提供知识准备、价值取向论证基础和方法论具有基础性与普遍指导作用的理论。任何学科知识要成为情报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必须以是否具有情报学自身理论品格为前提与标准。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成为检验其他学科在解决情报问题中是否能内化为情报学知识的试金石。

所谓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就是情报学性，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逻辑性质与属性。之所以提出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是学科独立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情报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情报学知识仍然十分贫瘠与匮乏。一味地封闭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疆域，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浅薄与封闭自大。因而，在情报学性的基础上，各种知识可以发展和拓宽，这就能使情报学保持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否则，只能造成情报学的“无家可归”。

3.3　情报学性的内涵与外延

由于情报学性是情报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即指情报学理论具备的自身的逻辑性质与属性。而品格有品性风格之意，指作品的质量和风格。因此，情报学理论品格(即情报学性)应当是指情报学理论的质量和风格，或者说是情报学理论中的某些价值内涵。其中诚实、尊重、责任、可信等是内涵的关键因素，对维护和发扬多元理论中的民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情报学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由多层面、多结构的概念组成，包含情报学理论、情报学方法和独特的情报学技能三个层面。情报学性的外延也非常广阔，其研究对象包括情报活动、情报现象和情报用户，研究人类知识利用的瓶颈，从情报生产到情报利用的全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情报学性所反映的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与客观存在的情报活动的特有(本质)属性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说，情报学性的内涵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是有差别的。情报学性的内涵属于思维方面的认识内容，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属于情报活动(客观)方面的认识对象。情报学性的内涵源于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并且日益正确反映情报活动的特有属性，但是，它们两者仍然不能等同。外延也如此。因而，人们对情报活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也因人们观察认识情报活动的角度不同，人们的界定就会有所不同，并且同一类别不同等次的情报学理论又有不同的规格要求。在“品格”上，情报学理论基础有共同要求，但对情报现象、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吸收等理论又有一些切合要求的实际品格。

3.4　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理论基础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只有以情报学性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将情报学作为情报世界的问题与学问来考察。

・就学科逻辑体系而言，情报学应该坚持独立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体系。其命题体系所陈述的是构成情报活动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命题之间的关系，即解释情报活动的内在联系和情报活动自身的逻辑，并在情报活动自身逻辑基础上考察情报活动同各种外部条件的关系。所谓情报学的自身概念和范畴，是情报学理论独特的思维形式，是指从社会情报现象和情报问题中抽象得到的对整个学科有统一和概括作用的概念。情报学发展至今，其主线一直是对情报问题的关注和如何提升知识利用效率。情报学的这种历史演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使各种情报学理论很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情报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许多情报学者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诠释不尽相同。这些基本范畴有：情报、情报活动、情报过程、情报现象、情报用户、情报教育等等。这些范畴都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命题体系。其他学科知识的内化必须首先拷问其逻辑适用性，即是否能够与情报学命题体系达到“兼容”。如果没有，那就不能成为情报学知识。

・就研究范围而言，情报学应该形成自己的情报问题世界，而不是情报现象世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是指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世界，这使得情报学理论主体与情报学对象的认识――评价作用发生了阻隔和中断。情报学问题的界限在于能否成为情报学理论主体，是否触及情报活动元素以及情报活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情报现象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充分说明情报现象与其他各种现象――经济现象、法律现象、社会现象等相互重合的关系，而且还会引起错觉：人类社会的这些情报现象不是通过人类情报活动的“动”的关系来认识，而是通过“静”的关系就可以认识的。情报问题意味着从情报学的立场来看待情报活动。情报学的立场表明：情报问题是情报实践所独有的问题，情报学理论要立足于真正的情报活动。然而，情报学的问题世界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层次：情报学问题世界要关注知识的存在、生成与建构；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完整的情报活动、关注对社会情报现象的建构与创造，即关注的不仅是个体和社会的物质层面，更要关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情报学对知识的关注使得情报学具备工具性的功能，使得情报学最终具有为人类情报活动与情报过程服务的前提。

・就研究思维而言，情报学应该具有自身的特质，即复杂性与交互性。情报学研究思维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性。同样是研究人的活动，哲学着眼于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和概括，是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社会学则侧重人的社会角色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对客观事实的分析。情报学则一方面要涉及对人自身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基于情报活动事实的分析；另一方面却要求主体身临其境主动参与，着眼于人的情报活动及如何有效地影响人的情报过程的发展，它指向于人的情报吸收过程与知识结构的改变。因而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情报学理论更具动态性、交互性和行为性；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它具有其独特的人文精神。

篇10

一、司法考试对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强烈冲击

自从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以来，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特别是与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从司法考试的实践来看，一些非法律专业出身的考生，以司法考试为中心，通过参加司考培训班或冲刺班，经过研究司法考试历年真题，针对重点，突破难点，追踪热点，可以顺利通过考试，甚至还能以高分通过。然而，许多法学本科生甚至法学研究生虽然接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经过数年系统的学习，却不能通过司法考试。这从侧面反映了一种现象：我国法学教育包括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严重脱节。

二、司法考试与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关系的界定

司法考试因报考门槛高、报考人数多、试题难度大、通过率低，被人们称作“天下第一考”。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通过考试就意味着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否则，就将被拒绝在相关法律职场的大门之外。教育与考试之间一直存在矛盾，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也是如此。独立学院与普通高等院校一样，学生的“三率”（毕业率、学位授予率、就业率）是重要的考核指标。

司法考试对法学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关系到一部分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因为独立学院大部分法学本科生都希望毕业后能够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工作，而这一愿望的实现又以通过司法考试为前提。作为我国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考试，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法学教育[1]。

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是不是应该以司法考试作为指挥棒呢？答案是否定的。诚然，在很大程度上，司法考试是国家对各法律院校教育产品进行综合检测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质量认证体系”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如果片面地认为通过司法考试就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这给法学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2]

目前，我国司法考试是典型的“应试”考试，其特点是考察范围广、内容细、依法条为纲。司法考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题型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近年来，司法考试的试题呈现客观题主观化的趋势，加强了对应试人员法学理论素养的考察，虽然试题尽可能把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法条与案件事实结合起来，但答案仍限定在四个选项之内，应试人员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仍不能充分地展现。而法学本科教育，包括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不仅向学生讲授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要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目的是培养复合型高级实用型法学人才。如果以司法考试为中心，会使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重蹈应试教育的覆辙，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是不是可以完全不顾司法考试的存在，关起门来教学？答案也是否定的。国家司法考试的科目包括14个：法理学、宪法、法制史、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由此可见，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成果是予以肯定的，因为司法考试的科目与法学本科教育的16门核心课程具有高度一致性。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基础，司法考试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法学教育的支撑。没有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本人认为，司法考试与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理论基础，司法考试是检验法学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因此，法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法学专业的特点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也不能无视司法考试的存在。

三、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应对司法考试作出积极的回应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在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研讨会上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正处于互动期。司法考试对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目前，针对司法考试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应积极应对。

（一）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应保持必要的独立性

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而且也会对法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曾宪义教授指出“：司法考试是一个中间环节，它是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其制度价值在于将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法治精英选拔到法律职业队伍中。”[3]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司法考试只能说明学生对法律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积累，是否通过司法考试并不是全面衡量学生能力的唯一标准，因为高分低能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独立地位不能动摇，我们不能将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直接挂钩，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只能对司法考试做出适度的反应。

虽然允许应届大学毕业生报考司法考试，但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使得一些实力不强的学生选择放弃考试。即使是通过司法考试的法学专业学生，因为缺乏实践经验，也只有一部分在毕业之后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工作。目前，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范围并不限于司法实务这一条途径，还涉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作为法学教育的场所，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不能仅限于通过司法考试，我们还要为那此准备选择其他职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相关的训练。本人认为，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绝不能以司法考试为导向，而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合理衔接，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

（二）明确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法学毕业生就业率低，很多法学专业学生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担忧。为此，独立学院法律系应找准自己的培养目标，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复合型高级实用型人才，这不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而且还要求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来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本人认为，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应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我们应以法律专业为基础、复合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为突出特点，重视学生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培养社会认可的法律人才。

（三）优化课程设置

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来看，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教育应积极寻找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职业教育的“平衡点”。一方面，我们应当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创造条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管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知识结构合理的创新型人才。实践中，我们可以适当减少法学类必修课和限选课的课时，增加通识课和选修课的课时。设置必修课时，应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多年来，我院坚持“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路，将实务课程、法律文书写作、速录技术、人民调解、专业见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有机结合起来。其中限选课能够体现学院的办学特色，深化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的专业方向。在设置限选课时，要注意课程之间是否存在包容关系，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如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没有必要在限选课中列出，因为它们都已在核心课程商法中涵盖。通识课和选修课的设置应体现基础性、前瞻性、思想性，授课内容的深度、广度要适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自主选择。通识课打破了学科界限，能够使学生学习不同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促进其全面发展。选修课能够弥补学生在一些知识方面的欠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四）整合教学内容

备课时，教师要认真研究教材、教学大纲，力求吃透教材，把握重点、难点，还应当参考其他辅资料，对教材内容进行科学的整合，同时教师应与时俱进，抢占前沿。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教师可安排一些难度较小的章节让学生自学，对教材中较深奥的理论可以适当删除，而对教材中没有介绍的、重要的立法背景、立法意义、相关的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等可作适当的补充。这样，可以保证学生在有限的课堂上获得最重要、最实用的知识，并能够形成一个重点突出、条理清晰的知识框架体系。授课时，教师应直奔主题，重点突出，切忌对概念和术语泛泛而谈。教师不仅应讲授法学的基本原理、基本制度、基本概念、法律条文等，而且还应向学生介绍与该课程有关的我国立法、司法的新发展、司法考试的动态、学科的前沿问题，开拓学生的视野。

（五）授课过程中穿插司法考试真题以检验授课效果

教师要对司法考试的命题规律和真题进行研究，以便更准确地把握考试动向。备课时，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搜集该章所涉及的司考真题。在讲课时，先给学生介绍本章的主要内容，使学生对该章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再对本章的重点、难点进行详细的讲解，然后配以司法考试真题或相关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解答，再对真题或案例进行分析，使学生熟悉、掌握本章的知识点。司法考试真题引入课堂，使司考热点、难点和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检验授课效果，也能提高学生的实战经验。

（六）实行考试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