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5 12:41:0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引言
“意象”概念的发展源远流长,在中国,“象”首先是作为天地万物可观之象而存在,`《系辞·上》开篇有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997:76);而后对意象这一概念又进行了发展,分别提出了“得意忘言”和“意以象尽,象以言著”,集中阐述了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而真正将“象”从哲学、宗教论域引入到文学批评理论当中去的是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提到:“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958:1)这里作者已经把自然之象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在西方,“文学意义的“象”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文艺理论所使用的术语‘eilōn’(2005:134)汉语解释为“意象”、“像”。此后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或理式 (idea 或 eidos)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行动之象”进一步论及了文学之“象”这一概念。然而“意象”这一概念真正成为西方美学界一个基本的美学范畴始于二十世纪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兴起。意象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庞德认为:“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984:202)在这里西方的意象具有心理特征其含义是可变的。由此可见,“意象”的发展源远流长,它具有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2.《瓦尔登湖》中的意象类别及特征
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创作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第一次出版,迄今为止已经出了近一百五十多个版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与《圣经》等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二十五本书”。目前国内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于《瓦尔登湖》作为本文由收集整理文本在中国的翻译情况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只有少数几篇论述文章,如李毅于1984年在《对〈瓦尔登湖〉中译本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了徐迟译本的语言层面,指出了徐迟在翻译时所犯的错误;孙胜忠于2004年在《从文化传译看梭罗walden的三个中文译本》中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从文化传译的角度指出了三个译本(徐迟、吴明实、王光林)中在神话、典故和出处等方面的疏漏和错误;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用现代翻译理论来探讨《瓦尔登湖》在中国译介的。迄今为止,还鲜有对《瓦尔登湖》中意象汉译作系统的论述。本论文尝试以多元系统论为研究方法,以描述翻译学为讨论依据,以《瓦尔登湖》中意象的类别为基点,来探讨徐译《瓦尔登湖》中意象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采取这一策略背后的动机。
下表所列为《瓦尔登湖》中的意象按其来源所进行的六种分类以及各自所占的数目和百分比:
由上表可知:其中动物类意象所占比重最大为27%;位居其后的分别是其他类意象和自然类意象,分别占22%和19%;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和颜色类意象各占12%和6%,其所占比例虽小,却对理解原文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尔登湖》中出现的动物类意象多为可爱型的、正面的。比如画眉(thrush)、云雀(lark)、杜鹃(cuckoo)、小鸭子(duck)和小老鼠(mouse)等等。这主要与作者那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关。对于植物类意象,同样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代表虚假的雏菊(daisy),外表悲伤的柳树(willow),爱情的玫瑰(rose),代表纯洁的百合(lily),代表和平的橄榄(olive)代表痛苦的苦艾(wormwood)代表忠贞的紫罗兰(violet),代表青春的苍松(pitch pine),代表慷慨自由的枣树(date tree)以及代表“长盛不衰”的棕榈叶(palm leaf)等。
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西方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希腊罗马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神的拟人化和象征性。也就是说,每个神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同样积淀在西方人深层的文化心理意识中,同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因此,西方人经常借助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来以古喻今,以人喻事,以古事喻理。《瓦尔登湖》中出现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类意象共97例,每一个意象背后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比如有《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中得到的神赐“天粮”(manna),希腊神话中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亚马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cules),文艺女神缪斯(muse),以及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帕尔茜(parcae)等等。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出现的意象最大程度上的突显了意象的文化积淀性这一特征。
作为《瓦尔登湖》中比例最小的意象类别颜色类意象,同样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即文化积淀性特征。比如在西方,红色(red)代表热情如火,蓝色(blue)代表忧郁,白色(white)代表纯洁等等。
篇2
论文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清朝末年,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社会无可避免地在各个方面都将经历巨大的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应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其本身也必然被卷入到变革之中。为了引进西方民主思想,激活中国沉闷的思想界,文学界掀起了一个译介外国作品的。
侦探小说翻译之所以在晚清出现热潮,不仅得益于侦探小说本身内容新颖、蕴含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等原因,而且还由于翻译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相互选择 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借助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不难发现,晚清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受到冲击,而新的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因此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同时又由于侦探小说与当时社会、文学和文化大背景的契合,就促成了晚清侦探小说翻译之热潮。
参考文献:
[1]even-zohar,ltama.the position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literary polysystem[j].in larence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reade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194.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l:116.
[3]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80-186.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9.
[5]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
[6]郭延礼,近代翻译侦探小说述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6(3):81.
[7]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49.
[8]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81.
[9]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60.
[10]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h].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篇3
关键词:莫言作品;译介;翻译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并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政府为了解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发起了“熊猫丛书”计划。通过这一计划项目,我国共译出了195部文学作品,然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21世纪,我国政府又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作品数量依然庞大,然而也远远未达到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效果,成功的作品寥寥可数。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2012年,莫言成为了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一事件对于我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和海外传播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因此,关于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与翻译模式的研究对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实际的意义。
一、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译介模式
文化作品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过程,包括原作、译者的身份、翻译过程、翻译作品的传播等多个环节。其中,一个好的译者对于文化作品的推广有着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目前,中国文化作品的英译的译介有三种形式:一、母语是中文的译者,有林语堂,张爱玲等;二、母语是英文的译者;三、母语是中文和英文的译者,譬如,汉学家顾彬教授,葛浩文夫妇等。三种译介形式中,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中国太太林丽君为典型代表,也更占优势。这是因为在译介过程中,译入语译者既能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又能够以多元化的立场保留文化的民族性,做到兼收并蓄,从而避免语言理解上出现的问题。莫言作品的翻译者队伍是比较庞大的,知名的译者中就有瑞典的陈安娜,日本翻译家井口晃,以及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其中,葛浩文曾被称为是莫言作品英译的接生婆,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葛浩文在翻译中国文学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双语功底很好的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具有为读者负责的强烈译者伦理,始终与原作作者保持友好关系,及时沟通,尽最大可能忠实于原文。他翻译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文论翻译、诗歌翻译、散文翻译、文论编辑、英文论著、中文论著和学术论文等类别。到目前为止,葛浩文已经翻译了25位作家50余部作品,翻译的短篇小说多达40余篇。莫言于2000年3月在科罗拉多大学演讲时曾说过,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他的小说也可能被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葛浩文的英译工作使西方人开始了解和认可莫言的作品。莫言作品的中西合译,尤其是西译中审对于我国其他文化作品走出去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二、莫言作品英译文本的翻译模式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 它描述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在整个体系里各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处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这一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化系统中位于主导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语言特色和诗学形态会越接近原著,原著中大多数的新元素被介绍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反之,当翻译文学处于译入语国家文化系统的次要位置时,译者选择屈服或遵守本土文学系统内的规范,在译入语文化系统中寻找已有的文化翻译模式,从而使译者不得不放弃或修改原作里的内容或形式,以便实现译文的可读性。
佐哈儿的多元系统理论正好印证了莫言作品英译文本成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葛浩文、陈安娜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的英译中遵循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厚译与文化补充、结构重组、隐喻翻译等,从而满足译入语目标读者的文化思维模式与审美阅读习惯。
(一)厚译与文化补充
夸梅・阿皮亚于1993年在其论文《厚译》中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也就是厚译。它的意思是指通过注释和评注的方式来补充作品的译入语的语境文化,从而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作品的内容。厚译是用来弥补翻译中文化损失的一种有效的翻译方法。在对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中上官家七个女儿的翻译时,葛浩文就是采用了厚译的翻译策略,在音译的基础上补充了厚译。七个女儿的翻译如下:
来弟Laidi(Brother Coming); 招弟Zhaodi (Brother Hailed); 领弟Lingdi (Brother Ushered);想弟Xiangdi(Brother Desired);盼弟Pandi(Brother Anticipated);念弟Niandi (Brother Wanted);求弟Qiudi (Brother Sought)
葛浩文通过对这些名字采取厚译的方法,很好的诠释了那个年代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降低了译入语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同时也使全文充满了趣味性,增强了小说的生命力。从阅读与理解的角度来看,厚译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帮助了读者顺利的接受异域文化的特色,弥补了文化的差异性,帮助了作品在异质文化中有效传播,是翻译异质文化中一种很好的手段和策略。
(二)段落的重构
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葛浩文考虑到文章的条理和情节的松弛度,适当地省略了全文中的不太重要的情节,从而使译作集中围绕在主要的故事情节上进行展开,便于读者的理解。例如:《红高粱家族》中,有些角色的出现很突然,跟前后主要故事的推展缺乏关联性,葛浩文考虑到读者的理解,将类似的部分删掉了。此外,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葛浩文发挥了自主性,删除了跟故事情节关联性不大的细节,重新对部分章节和句子进行划分和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扫除读者的阅读障碍,促进了莫言作品在译入语读者中的推广。
(三)隐喻翻译
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可以起到化难为易,把抽象化为具体的作用。隐喻的翻译是语言翻译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也是所有语言翻译的缩影。莫言作品因为具有丰富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灵活地调整了语言的表达方式,采用了直译、意译、省译等隐喻翻译策略,帮助了读者轻松地阅读,理解中国的文化。
例如,他将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翻译成了:The monk can run away, but the temple stays. 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翻译成了:People are iron and food is steel.这两句中,葛浩文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表达了原句的趣味性。而在对另一句谚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进行翻译时,为了让英文读者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葛浩文又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翻译成了:Justice has long arms. 另一句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翻译成了:A good person ha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a bad person has no place to hide.这两话的翻译虽然跟原句的表面意思差距很大,却真实地表达了原句的真实含义。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有一句“自吹自擂,难成大器”,直接省译成了一个单词“braggarts”,此处,译者用了省译的翻译策略,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又避免了语意上的重复。
三、结语
莫言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特色,对莫言作品的成功译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然而,莫言作品中的大量的传统文化也给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葛浩文等译者在对莫言作品进行翻译时,灵活地采用了厚译、段落重构、以及直译、意译等隐喻翻译策略。一方面遵循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忠实了原著。另一方面又进行了灵活的调整,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接受莫言作品。因此,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英译翻译策略值得我们的学习和探讨。
参考文献:
[1] 程同春.英语隐喻的思考与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5(2).
[2] 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 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5] 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6]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 (1).
[7] Goldblatt,Howard.Big breast and wide hips[M].New York: Academic Publishing,2012.
[8] Mo Yan.Red Sorghum[M]. Tr.H.Goldblatt. London: Arrow Book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