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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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政府性路径:重在加大政府的保障力度———此乃媒介素养教育发展之前提

首先，政府要在法令政策上引导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政府要完善各种相关的法规，规范媒介的传播行为，保证媒介素养教育必需的良好社会环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将媒介素养教育的要求和内容固定下来，成为各级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增加相关的条文，或将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列入实事工程，从而以更强大的舆论引导、更充裕的经费投入、更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推进此项工作。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只有政府介入才能保证学校媒体素养教育的顺利实施，政府必须颁发相关的课程纲要，使媒体素养课程在学校中具有合法的地位。这样，媒介素养教育便能够在学校和社会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正式开展。其次，政府应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研究给予资金和人才支持，并积极推进大众化的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介素养教育走向基层、走进群众。在我国，相关部门已经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尝试，例如:在2004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申请设置的传媒教育硕士点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批准;2004年7月，《光明日报》公布了国家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等。这些实践活动，都表明了我国政府已经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

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实施媒介教育大众化，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督导和协调此项工作。政府应该建立相应的督导与协调机构，有学者建议，由宣传部门牵头，组成新闻、教育、文化等部门共同组成的机构，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具体工作可由教育部门多承担一些。采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推动媒介素养教育。最后，媒体素养的师资培养更要靠政府介入，政府要考虑对一部分教师进行短期或中长期培训，让他们先到媒体素养教育的岗位上，并且还要把媒体素养的内容增设为师范院校的正规课程，培养未来的师资。这些都要靠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持续关注媒介素养教育，对媒介素养研究给与资金和人才支持。政府部门除了加大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政策、资金等支持外，还需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政府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提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媒介素养，即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二是提高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如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部门率先提高自身媒介素养，首先要提升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政府作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公信力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对公务员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让公务员了解媒介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并提高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新媒介的广泛应用，给公务员的处事能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提高公务员的媒介素养，是政府部门提高自身媒介素养的途径之一。提高政府自身的媒介素养，还要求政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我国4．5万个政府网站应当承担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但是，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2009》表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透明实施不尽乐观，同样是省级政府的门户网站，在主动公开信息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政府应该主动公开信息的内容，特别是行政收费信息公布应及时、全面;通过明确公开时限和建立多部门公开信息的协调机制，保障主动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政府公报的出版要连续性强，分类细致，便于查阅;政府网站的集成度高、检索功能完善、栏目设置合理，这样才能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第一平台”的作用;新闻会制度必须规范化。

学校性路径:重在发挥学校的主体功能———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主导

我国许多高校在新闻专业正式诞生前，都开展过对学生广泛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当然，现在我们所讲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超越了高校新闻教育的范畴，是更大范围、更大规模、面向全社会的媒介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应该发挥大学的中坚力量。大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天优势，因而大学应该作为率先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主阵地，以大学为依托，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成为当下中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验和实践的突破口。由于媒介素养教育和高等新闻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高校新闻院系又有这方面最充足和宝贵的师资。因此，发挥大学的作用，充分依靠高等新闻院校，充分发挥新闻教师的作用，就成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最佳选择。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并没有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形成体系，对媒介素养有所涉及的只限于新闻等相关专业，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这种课程设置日趋落后。媒介素养教育不能只限于新闻等相关专业，应该在大学教育中扩大范围，将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全部专业，使之成为基础课程。林爱兵、王希华两位学者在《面对当代受众:媒体的素养教育》一文中谈及在大学中施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两种策略。第一种方法是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中心，向大学内部的其它专业和学生横向辐射，也就是说让新闻传播专业担负起探照灯的使命，通过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力量，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传播到本校其它专业的学生。具体方法是，第一步将媒介素养教育辐射到本校一些相近的专业，比如文学专业、语言专业、艺术专业等;接下来将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其他专业。还有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是通过大学进行外部横向铺延，这种方法的范围有所不同，指的是不同的学校之间进行交流。如大学与大学之间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科点相互沟通和合作，逐步丰富传媒教育资源和经验，建立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框架体系。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媒介素养教育需要的教材、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师资培训、组织媒介素养专业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建立媒介素养专业网站、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论坛。等条件成熟后，向其它没有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的院校提供教学支持、宣传及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等等。从上面这两种方法可以看出，大学的媒介素养教育最主要的还是要学校来推进，这样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因为自上而上地推广媒介素养教育，能够全面、有效地实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可行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其推动主体为大学生。例如有条件的大学或者新闻与传播院校可以选择当地一两所中小学或一两家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共同制订实施方案，先做些试点工作，再逐步推开。利用大学的优势在全社会推广媒介素养教育。同时，大学的新闻组织或者新闻社团，还可以在校内开设新闻与传播知识的选修课程和课外讲座，面向其他科系的非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普及媒介知识，推进媒介素养教育。

根据国外相关经验，建立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依托的研究发展体系，开展切实的媒介素养研究工作，探究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且形成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推动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高等新闻传播院校是媒介素养教育和培训的重要阵地，他们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骨干力量，应该在大力宣传和推广媒体教育的基础上提供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经验以及逐步丰富公众媒介素养教育资源，建立较为成熟的大众媒介素养教育整体体系，如编制媒介素养教育相关教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调查研究各地区各层次媒介素养现状、建立媒介素养专题网站论坛、向其它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和培训帮助等等。在大学院校中，新闻传播专业则是高等师范院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枢纽，该枢纽不仅可给校内的其他专业提供支持，也可以联结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来将媒介素养教育推向更广更深层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创立、引进、推广和发展新学科领域的重要阵地，它理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源头。

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方案，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够逐步推进。此外，媒介素养教育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师资和教材。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其基本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媒介素养，一是教育。从这个层面来说，在大学中，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师，理想状态下也应该有两点要求，一是要懂得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另外还要知道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大学应该承担培养媒介素养教育师资的责任。培养师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新闻院校为基础，制定完善的培养计划，对大学老师进行专业的媒介素养培训，使之成为传播媒介素养知识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有新闻专业的大学或院校，有深厚的新闻传播专业知识，课程建设也相对完善，而且具有传媒教育的实践经验，因而，广播、传媒、新闻等大学或学院有责任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师资培训提供人力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培养方式上，除了正规的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训，这些有新闻和传媒专业的院校还可以开展多样性的在职培训课程，暑假进修课程等等，对中小学校教师进行短期培训，使他们具备媒介素养的基础知识。两种不同的师资培训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应有所区别，但都需要对媒介素养教育专业课程进行系统的学习，只有这样，才可以富有针对性地提高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养的成效。开展媒介素养大众化教育，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要有一套适用的教材。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需要有一套教材，系统地进行讲解，这样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套好的教材，不但有利于教师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也为普通受众自学提供了便利。因为，有了好的教材，许多人通过自学的办法同样可以达到学习的目的。因此，尽快编写一套适合于向不同人群普及媒介知识的教材就成为当务之急。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目前流行的媒介素养知识相关读本，大多数为泊来品，多为介绍外国的经验，很少有结合中国实践编写的，有特色的教材。大学和媒介素养研究学者，应该为编写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媒介素养教材作出贡献。且这些读本应与新闻与传播院校专业教材有所区别，应该具备通俗性和实用性。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区别在于，专业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新闻与传播理念和训练学生掌握为社会与公众服务的媒体操作技能，而面向大众的媒介普及教育则主要在于普及媒介知识，培养民众掌握和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的劳动、学习、工作、生活和娱乐服务的能力。

我国媒介教育现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不够。由于未成年人集中于中学和小学，因而在中学和小学里面有针对性、科学地设立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这样才能富有成效地提高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水平。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处于领先地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往往具有针对性，对受教育人群进行细分，从而采取不同的媒介素养策略。我们应该学习发达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在中学和小学里，科学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的中学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应采取一种整合模式。整合是指从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根本目标出发，整合多方面的教育资源，达到教育目标的优化组合。学校媒介素养课程实施可以采取专题讲座、主题班会与学科渗透相结合的方式。学科渗透是对中小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常用方法，具体作法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内容融入到现有教育体系的学科教学中，不单独另外开课。如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涉及到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以学科中的媒介素养成分为基础拓展相关媒介素养的培养，同时兼顾其它学科中与该主题相关的媒介素养要素，并根据媒介素养成分设置相关任务或讨论议题。专题讲座是国外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的中小学，尤其是一些落后地区的中小学，专题讲座的方式还是比较少见。专题讲座可以由专家指导或教师引导这两种方式展开教学。具体作法是将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分成不同的模块，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课程。随着我国近年来的教育改革的逐步推进，初中新课程改革增添了综合实践活动课，这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教学实施空间。利用初中新课程改革给老师提供的这些教学空间，结合学校自身的条件与时间安排，确定媒介素养教育的专题内容。班会也是对中小学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种方式。对中学生而言，学习课程繁多，学习时间紧张，所以在开班会过程中，可以以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尤其可以针对最近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追星问题”、“网瘾少年”等，采用辩论、表演、讨论等形式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看法，教师可以在最后总结评价。

家庭性路径:重在树立家庭的主动意识———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关键

除了学校对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之外，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动意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的生活离不开家庭，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首先要求家长具有一定的媒介素养水准。在阅读时代和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时代，家长还可以充当一个知识的权威，对孩子进行阅读、视听方面的指导，家庭对孩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起着很大的影响。而如今，到了互联网时代，很多父母由于不接触网络，思想与孩子有了一定的代沟。年轻人由于接受更新潮的思想，容易接受新媒体，对社会新生事物也比较敏感，因而，在媒介融合时代，父母应该与孩子进行全方面的交流，了解孩子的思想和媒介接触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予以指导和帮助。具体来说，成年人一方面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水平，另一方面，在对孩子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时候，要改变传统的单向的传受教育模式，把孩子看成是需要互相学习的朋友，增强互动，共同提高，甚至要放低身段，以孩子为师。和谐的家庭关系能给孩子以安全感并满足其归属感，使其不会把电视和网络当作缓解紧张的避难所，不会依赖电视来躲避现实世界的难题和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开展家庭媒介素养教育，还要注意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

媒介性路径:重在加强和规范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根本

媒介教育的起源主要来自媒介内容，媒介是媒介教育最显而易见的传达工具，作为信息源的媒体产业理应对媒体素养教育负责。部分大众传媒机构的社会责任心的丢失是当前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媒介素养缺失的原因之一，对此，深化大众传媒传播，同时规范大众媒介引导其责任意识尤为重要。首先，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媒介的传播优势，推广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促成全社会对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的认识;再者，媒介机构可以制作与媒介素养相关的学生关注焦点的主题片、纪录片等从社会角度进行宣传与讨论。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学生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传媒逐渐成为学生社会化的新的重要途径，因此，媒介组织教育也应该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媒体产业机构应当有媒体自律，从源头上解决媒体内容对学生及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媒体机构当好把关人的角色，并且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其次，大众传媒本应是社会公器，因此传媒机构理应为媒体素养教育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为人们提供参与媒体实践的机会。媒介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推广媒介素养的概念和内涵，促成全社会对媒介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在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大众媒介不仅报道新闻信息，还传播媒介知识。例如，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专门讲授媒介信息教育方面的知识;在电台、电视台定期举办知识讲座，普及媒介知识，还通过电台热线参与给大家提供讨论的机会或在网络上开设专门的网络论坛，组织网民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进行交流或互动，并在必要的时候邀请专家给与问题的解答。这些活动本身，既利用了大众媒介传播优势，又扩大了媒介的影响力，达到普及媒介知识、理论的作用。在我国，也有媒介在做这样的普及与推广的工作。

社会性路径:重在营造社会整体的大教育氛围———此乃媒介素养教育之基础

篇2

本文作者：席·哈斯巴特尔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的必要性

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材建设的要求。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教材，才能使学生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增加知识;重视蒙古民间文学教材音乐文化的挖掘，才能体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譬如，祝赞词艺人们运用的曲子多种，有的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了真实、准确反映祝赞词，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有必要适当吸收祝赞词曲，以充实教材内容。蒙古语言文学和蒙汉双语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民歌、说书、好来宝广为流传的内蒙古东部区。他们从小在左邻右舍的熏陶下，成为民间艺术的爱好者。因此，蒙古民间文学课教材建设有必要吸收、借鉴并增加音乐知识，这是推进教材改革的有效途径。重视音乐知识是“蒙古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要求。教育创新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思想等诸多方面。在课堂上，以蒙古民间文学知识为主，适当运用音乐知识，是充实教学内容的要求。教材是教学的依据，而教学内容是根据教材而讲授的内容，比教材内容更丰富、更灵活。民间文学作为文学专业教育的一个分支学科应有其自身的独立教学空间，如过分强调其文学知识，不仅不能充分体现民间文学应有的特点，而只能是整个文学教育的知识补充。蒙古民间文学艺术价值部分主要有语言和情感方面的内容，教师在讲授中主动挖掘其民间音乐知识，可使其内容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有利于课堂教学的活跃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对蒙古民间文学任课教师来说，掌握音乐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譬如，说书艺人演唱一个英雄凯旋归来时，英雄史诗和说书中运用的曲子根本不同，对于同一个故事情节的演唱，不同说书艺人所用曲子也不同。如果民间文学任课教师自己不懂音乐知识的话，就很难准确地解释民间艺人们所使用曲子的来龙去脉，更不能正确地讲述其深刻内涵。重视音乐知识是弘扬民族文化的要求。蒙古民间文学课具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从体裁结构来看，有其他民族中很少或几乎不存在的“世俗三律”、好来宝等体裁。这种体裁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蒙古民间文学形式多样性和内容的丰富性。蒙古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音乐知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教学中注重音乐知识，是保护、挖掘、利用传统文化的必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人们记忆中的民间音乐知识会越来越少，如果不能有效挖掘，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甚至消失。譬如，民歌《喂猪歌》在东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该歌曲子节奏较欢快，旋律优美，遗憾的是在有关民歌书里没记载。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其歌词和曲子进行讲授，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重视音乐知识符合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实行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教育的一个主要教育方针，也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大方向。民族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以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目的。从蒙古民间文学课内容来看，它不只是对学生进行文学知识的教育，而且也涉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诸多领域。在教学中将其中丰富的音乐知识充分发掘，系统讲授，使学生掌握蒙古民间文学中音乐知识的奥妙，这样有利于人文素质的提高。譬如，书写文本中科尔沁民歌《正月玛》有好几种版本，有《正月玛》、《图什业图正月玛》、《阿古拉正月玛》、《芒罕正月玛》等，其曲调框架、人物角色、故事情节基本相同，不同版本之间有互文性关系，我们只要掌握其中一首的曲子，就很容易了解其他异文的演唱。如果学生对叙事民歌的学习只欣赏故事情节的话，就无法深入理解它的深刻含义，对所学课程片面、单纯的学习，只会导致知识结构失调。

“蒙古民间文学”教学中音乐知识的运用策略

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思路是运用音乐知识的前提。教学工作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成功的教学改革关键在于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的改进。在蒙古民间文学课教学中音乐知识未能充分得到运用的情况下，教师只有以敏锐的知觉、清晰的思路，不断探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蒙古民间文学课原有的教学模式，严重影响着音乐文化的深入挖掘。在教学过程中，民间文学教师需要更新教学观念和教学思路。譬如，讲授库伦民歌《都来乌图干》时最起码把握三个层面。首先，对题材、情节、人物、语言、表达方式等进行分析，弄清该叙事民歌的书写文本要素;其次，把握该歌曲子及其来源、演变等音乐要素;再次，对该歌信仰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在教学中，往往注重第一层面的内容，而忽略第二、第三层面的内容。这种讲授恰恰忽略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和信仰文化。研究表明，该民歌曲子由博们(萨满)迎接保护神时使用的曲子中演变而来，著名歌手琶拉吉演唱的《这种人》也沿用该曲子［2］。说书艺人却吉嘎娃演说《木华黎》的故事时也运用了这个曲子。民间文学教师只有懂音乐知识，才能发现《都来乌图干》曲子的来龙去脉，才能讲清歌曲的深刻含义。很显然，同一首歌曲，使民歌《都来乌图干》、新歌《这种人》及说书《木华黎》成为互文性关系。为什么萨满舞、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新歌《这种人》中频繁出现类似的曲子呢?这与其文化传统有关。可以说，萨满舞中运用该曲子是在长期民间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影响了民歌《都来乌图干》、说书《木华黎》及新歌《这种人》等。总之，只要我们对其深入分析，探索产生、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充分认识民间文学的属性是运用音乐知识的重要条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是民间文学的两种基本属性，其中音乐成分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课堂上，对民歌、好来宝、英雄史诗、说书等体裁的教学，我们只从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着手，就很容易丢失音乐知识，造成知识结构的失调。这些体裁与曲子是分不开的口头韵文系统，如果把它与曲子分开讲授，很难体现其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民间文学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不仅体现在书写文本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田野文本和音像文本中。如内蒙古库伦、奈曼一带传播的《朱宝山》之歌曲子，就广泛运用于好来宝、说书之中。我们只要掌握此曲子，就能分析其他相关领域的运用。民间艺人的精湛表演和老百姓聆听的互动，也体现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内涵。一名优秀的民间艺人，必须不断探索民众生活和民间艺术，起码掌握几十种曲子，才能完整地演说故事。他们演说时根据故事内容、听众爱好、场面的更换等，灵活调整各种曲子，达到最好的效果。民间文学教师如果对其准确掌握，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知识，否则很难有效地讲述其中的音乐文化内涵。另外，好来宝是一种具有表演性和动态性的艺术，而课本中的好来宝以静态的书写文本形式出现，未能充分体现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动态化的教学效果，必须超出课本内容的约束，适当应用演奏、演唱技巧，也可采用多媒体设备演示说书艺人演唱的故事和英雄史诗录像，还可根据教学内容，邀请民间艺人演说。从而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挖掘完整田野文本是运用音乐知识的有效教学空间。众所周知，深入调查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学生应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譬如，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到民间搜集民歌，在调查中运用摄像或录音设备，将搜集的资料带到学校。指导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详细指导，这样有利于田野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时，一是注意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所谓民间文学完整的文本为语言表述及其有关信息所构成的文本。如对民歌、好来宝、说书、英雄史诗等体裁作品的搜集，既要语言文本，又要曲子在内的非语言要素。一些民间文学教师不太识谱，直接影响田野调查的有效指导，加之多数学生不识谱，就很难完成民间文学曲子的采录。二是注意对民间艺人艺术生涯资料的搜集。以往的蒙古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主要侧重于语言文本方面，忽略了民间艺人艺术生涯、演奏技巧、运用曲子方面的资料。过去虽然留下不少有名的民间艺人的资料，但对民间艺人的表演技巧、使用曲子、服装等非语言要素的记载过于简单，不符合采录工作要求，也不能满足学科建设需求。任课教师和学生应根据采录工作的准则和要求，深入挖掘第一手资料和完整的文本。可根据民间艺人生活环境、性格、艺术才华、运用曲子等诸多方面，灵活全面进行采录，这样才能为教学提供有利信息。不断学习音乐知识是准确运用音乐知识的关键。民间文学教师有必要主动接触音乐人，提高自己的音乐知识水平，有利于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民间文学教师在音乐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掌握歌谱知识，并能把民间文学有关的曲子准确地讲授给学生，使学生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取文化信息。就蒙古民歌而言，很多民歌都有变异，而这种变异不仅表现在文学文本方面，更有意思的是在曲子方面。譬如，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白虎哥哥》与《香莲》的题材、情节、人物、表达方式、曲子等非常相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其中的一个，就很容易掌握另一个变异的演唱。另外，有些民歌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相互有区别，但曲子基本相同。在内蒙古东部区流传的民歌《特木勒》、《阿希玛》、《念喜嘎》、《对姐昂嘎》等四首歌虽然题材、情节、人物等不同，但曲子基本相同，是一种曲子变异。民间文学教师将民歌与曲子联系起来讲授，使学生开阔眼界，扩展知识面和深刻领会传统音乐文化。

篇3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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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的一些美术专业的学生因为接受美术教育的时间不一，有的接受系统的学习美术基本功的时间长，有的短，所以就存在着素质不齐、基础不强等情况。所以在平时的素描教学中，如果班级里学生的实际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教师在设计教学内容上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设计安排，进行分层次教学。分层教学就是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这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地发展和提高。以笔者所在的民办高校来说，这样的情况就很突出。从大一起，笔者就注意进行分层次的教学安排，精心设计每一节素描课，让不同水平的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作业。比如，大一时，针对学生的基础情况，分为几个小组，对不同的小组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在静物素描教学中，由最初的几件物品逐渐过渡到多种复杂物品，再从三角形、S形构图一直到物体质感的表现，及最后整体画面的调整等，尤其是画面的秩序层次，必须教会学生能够以绘画的角度去理解、去表现。在教学内容上，等画静物一段时间后再画石膏。

水平差一点的小组可以先画一些石膏几何体，稍好一点的可以画简单的剖面像等。因为素描是理性的，理解多深就表现多深。所以，一定让学生理解物体的转折、厚度等。由于石膏是白色的，它的色差比普通静物更容易接受，它本身没有太多的色阶起伏，就是由白到灰到黑，所以学生理解起来相对容易。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让学生画一些较为繁杂的石膏像练习，如荷马、马赛、拉奥孔等石膏体的写生。让学生注意，一是造型，仔细分析、比较形的方、圆、转折等；二是画面中的黑白灰一定分析到位，按这种秩序画到底；三是画面中的整体处理，重点在于对结构的理解，不要画废调子；四是要训练学生的耐心，因为如果学生没有耐心，他们根本画不下去。到大三时，再开展新的教学内容。比如可以让学生画真人半身像、全身像。这时一定要让学生明白，重点是人物的比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表现、人物特点及个性的把握，要表达出作者的一种情绪。如表现的是一个农民，或是干重体力活的民工，或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都不是问题，只要能准确传达作者对模特自身的感受就可以了。画真人和石膏有一定的区别，画真人要表现出皮肉的质感，还要注意手的结构和表情、肌肉的穿插等。这些内容的设计是基于学生的原有水平和不断提高的水平下逐步过渡的，他们在循序渐进中慢慢体会到素描的魅力，也慢慢体会到自己的进步。可能在一些好的高校，学生基础差别不大，就没有必要进行分层次教学，但在民办高校，笔者认为分层次教学很重要。

二、教学效果的检查

经常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高校的素描教学一般可以通过写生的模式来考察学生，从静物到头像都可以。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查学生的素描掌握程度：一是造型的准确性。绘画是造型艺术，所以造型的准确至关重要，最初级的如一个圆的透视、成角透视等，进而到五官的透视和整个头部比例的安排、对称大小等，手、脚的透视安排等。二是黑、白、灰秩序的表现。学生如果在画面中没有特别注意质感、量感的表达，没有注意色阶的过渡及深浅，就会造成画面秩序的混乱。三是构图的合理性。教师应该观察学生是否注意了画面中的黄金分割、均衡性及不对称性。在大一到大四的每个学年里，检查的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内容进度进行不同方式的考查。同时要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并对他们今后的素描学习提出中肯的建议和适时的指导。

三、个性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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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农村职业教育;科技培训;建议;辽宁彰武

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措施,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实行农业各类补贴,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我国“三农”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还有一部分农民仍然处在贫困之中,有的还相当落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现状,只有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1彰武县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现状

彰武县85%人口为农业人口,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县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2]:

(1)基础教育薄弱。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差距很大。55岁以上的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相对偏低,观念守旧,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慢。有相当一部分还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30~55岁的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对新品种、新技术掌握适应快,其中少部分人已发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及运输业等,还有少部分人进城经商,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等。30岁以下没有升入大学的青壮年农民,文化水平较高,思想意识超前,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政府的宣传引导下,大部分外出创业或务工。

(2)农村人才流失。由于农村各种条件差于城市,培养出的许多人才离开农村而向非农职业转移,留下来的农民文化素质偏低。

(3)农村职业教育滞后。缺少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且教学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进一步造成农村实用型人才严重不足。

2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意义

(1)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我国已经进入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是科技的发展,农业经济区、牧业小区、专业合作社、协会、农民经纪人等都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保障。

(2)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前提。多年来,彰武县涌现出很多农民科技专家、大户能手、科技带头人等农民科技精英,他们自己培育了适合当地生长的新品种,发明了多项新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乡土人才,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3)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普及,必须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民接受农业技术的能力,要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开展科技培训,为农村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科技明白人、科技致富带头人。

    3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几点建议

(1)利用各类学校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培训。教育、科协、农业、牧业、安监、劳动等部门要有计划地对全县农民系统开展集中培训,做到全县共性问题集中解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①加大农村普九教育投入。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力度,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农村的教育投入和教育改革仍存在很多问题,农民文化素质依然偏低,要增加偏远乡镇教育经费投入,补充师资力量。②加大成人教育培训力度。农民成人教育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以分散学习为主,集中辅导为辅。各级政府可以免费发放一部分学习资料,切实把农民的基础文化水平提上去。要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现在乡镇也在开展农民教育和培训,但有的流于形式,有的为了应付检查,有的是搞样子工程,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各级政府要为农民的切身利益着想,首先要弄清楚哪些农民愿意学习,想学哪些知识,再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要联合乡镇举办农业技术学校,但教育系统中缺乏面向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专门教育机构,为提高农民依靠科技致富的积极性,建议各类农业技术学校,因地制宜办到乡镇去,坚持“农科教”结合,真正实现建教育之渠、引科技之水、灌农业之田、结富民之果的办学目标。③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随着农村结构的调整,农民教育结构也应调整。当务之急,要培养新一代学习型农民,这是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根本。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对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类学校要面向农村,服务农村,建立和完善多形式、多层次的农民培训体系,使农民尽快掌握农业新技术、新知识。实行普、职、成“三教”统筹,创建农民教育网络,建立县、乡、村3级基地,把县职教中心建成学历教育中心、科技示范中心、科技培训中心、科技服务中心[4]。

(2)积极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开展科技、文化、卫生等“三下乡”活动是农民接受科学技术,补充新知识的一种形式。活动要持之以恒,根据各地农业产业结构需要,分类别、有选择、有重点进行。采取部门联合,坚持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对全县各乡镇村屯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培训。同时在全县农业经济区、牧业小区、专业合作社、协会、科技示范村等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培养科技带头人。建立“乡、村、社”3级科普活动服务网络,完善科普服务体系,达到1户1个科技明白人的目标。组织科技能手、科技带头人去山东、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参观学习。

(3)建立经纪人联系网。在全县同一专业经纪人之间建立信息联系网,便于技术交流,沟通市场信息,达到大户带小户、小户带四邻、辐射周边、发展专业村屯的目的。

(4)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根据农民需要,利用县电视台、乡镇插转台、远程教育等宣传阵地,组织专家按季节举办科普讲座,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参考文献

[1] 曹水群,多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是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现状的关键——以陕西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0(1):63-64.

[2] 赵汝周.基于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政策思路分析[j].成都发展改革研究,2009(6):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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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该同志以学习党的十精神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重点，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思想修养、道德修养，提高了践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自觉性。现将该同志2012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业绩

（一）增强服务意识,努力做好民俗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坚持常年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012年参观人数18万人次。先后接待文化部非遗司、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省民俗学会、省史志、省电视台等单位领导的考察和参观。为省民俗学会、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山东工艺美院专家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了学术研究方面的支持。请山东工艺美院张从军教授帮助编写《***民俗展陈列方案》,做好改陈的准备工作。

（二）认真做好古船保护与修复工作。协调***文物保护中心派员来***启动古船保护修复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古船主体修复工作已基本完成。邀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和中国船史研学会专家、考古专家参加 “***古船保护修复工作中期评审会”,与会专家对中期保护修复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后期保护修复工作提出了复原式修复的意见。预计2013年4月份古船保护修复任务可全部完成。

（三）参与定陶汉墓保护工作。根据局领导的安排,参与了定陶汉墓的保护工作。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秦俑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定陶汉墓保护方案以及子方案的编制和研究工作。参与了定陶汉墓出土文物保护工作。帮助定陶县文物局修改请示、纪要、汇报材料23份。配合省、市局而做好定陶王陵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争取工作。

二、科研工作情况

(一) 4月份参加中国民俗学会在金门组织的“2012海峡两岸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谈鲁绵织造技艺的传承与开发利用》。

(二)9月份参加省博物馆学会在济南举办的“石椁画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成武出土汉画像石的调查与研究》。

(三)10月份参加省民俗学会成立25周年学术研讨会, 并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民俗博物馆民俗文物征集与保护工作的思考》。

(四)12月份撰写了《***民俗博物馆民俗展改陈大纲》。

(五)古船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国内最著名的船史研究专家认为:***古船修复工作“认真、细致、有据、求实”,复原施工工艺具有创造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是国内出士古船修复复原的典范。

三、2013年主要工作打算

(一)搞好《***民俗展》改陈工作。目前山东工艺美院张从军教授正在主持编写《***民俗展改陈方案》和陈列艺术设计工作,争取四月份牡丹花会期间改陈后的《***民俗展》正式对社会免费开放。

(二)搞好民俗文物征集工作。为配合《***民俗展》改陈工作亟待征集一批民俗文物,以适应改陈工作的需要。

(三)建立健全***民俗博物馆馆藏民俗文物档案。

(四)做好古沉船脱水保护工作。四月份召开一次古船修复工作验收评审会。

(五)配合定陶县人民政府,做好定陶汉墓保护方案的编制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

                    ***民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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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体育学；民俗体育；民俗学；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760-03

1体育与民俗的关系――民俗体育学诞生的客观依据

民俗是我们的祖先在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的产生是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环境、政治气候相适应的。民俗史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民俗”概念，并实际应用的国家之一，两千多年前，“民俗”一词频频出现在我们先人的文献中。《礼记》、《史记》等著作中都有“民俗”的记载。在此，按照最粗略的民俗划分――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其中毋庸置疑游艺民俗和体育几乎是同一关系。其形式多样，简单易行，如拔腰、掰

手腕、推杆、踢毽子等，体现着随意性、娱乐性和竞技性。而生产民俗、人生民俗、岁时民俗和精神民俗与体育活动的相互渗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体育学方面通常把传统体育作为民俗事项来看待。一般来说，人类早期的体育活动总是带有原始的、神秘的色彩，而且往往同宗教、祭祀、婚姻、劳动等活动结合在一起。

我国自古有谚云：“南人善舟，北人善马”， 就是对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性的生动概括。同时也说明体育活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如龙舟竞渡，有多种起因，据《西吴俚语》记载：“清明，居民各棹彩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是想通过这样的娱神活动求得蚕业的大丰收。我国自古就是养蚕大国，江浙是以盛产蚕丝而闻名，这种为蚕业而迎神报赛是农耕文明的又一个表现。隋唐的广大农村曾用拔河来庆祝丰收。再如《隋书・地理志》记载：“钩初发动，皆在鼓节，群嗓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庆胜，用致年穰”。唐明皇李隆基在《观拔河俗戏》诗序中说：“俗传此戏必致年丰”［1］。

人生民俗，以其重要内容之一――婚俗为例，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与中国的民族婚俗联系十分紧密。根据史料记载，许多少数民族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很多体育活动的形式、内容与护种、优先权、母权制、母居制、外婚制、提供自由交往场所、生殖崇拜、择偶嫁娶等一系列婚俗活动密不可分［2］。许多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舞蹈等娱乐性比较强的项目）在男女婚恋过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集会和节日期间举行的各种体育活动，不仅起到了娱乐、锻炼的作用，也是青年们寻找人生伴侣的好机会。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布依族的“丢花包”、壮族的“抛绣球”、富宁瑶族的“抛花包”、傣族的“丢花包”、苗族的“荡秋千”和“赶秋”等活动，都给男女青年提供了彼此表示爱恋的场所和时机。

岁时民俗活动中的体育自然在节庆日开展，受时间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它的历史传承性、在空间上的发展较其它民俗体育更具有活力和生命力。每个节日，都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通过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所以我国古代节日里的体育活动，自然就成了一种农耕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节日民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宗教、生产活动，纪念活动、社交活动、文化活动及民族之间互相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其文化色彩很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瑶族达努节的跳铜鼓舞、武术表演，侗族的花炮节、斗牛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等。［3］精神民俗，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社会民众中自发产生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信仰习俗惯制，也即人们所说的民间信仰。精神民俗给体育活动增加了浓郁的魅力。与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一样，民间信仰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民间信仰的庆典有许多表现形式，而传统体育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人们喜庆丰收、婚丧嫁娶以及欢度各种节日时，贯穿其中的心意、信仰色彩十分浓重，人们对天地万物的崇拜、对婚姻子嗣的渴求、对五谷丰登的期盼等等心意常常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活动来表达。体育活动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4］。

民俗和体育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足以让我们以洪篇巨制来描述它们的丰姿。近几年体育研究界也颇有一些探索。正由于体育与民俗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给民俗体育学的诞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客观依据，使得民俗体育学成为两个学科的共同需要。民俗是一个团块，其中包孕了许许多多人类文明的丝头。民俗体育学正是要从纷繁复杂的民俗体育事项中分析传统体育生长、繁荣的民俗根基，思考现代体育发展的民俗趋向以及中华体育的立身之本。

2民俗体育活动――民俗体育学研究主要对象

“体育”概念并非最早出自中国，在中国，“体育”一词的出现也要比“民俗”晚得多［5］。中外体育界对“体育”所下的若干定义中，有三点共识：“首先，体育是培养和完善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或过程；其次，体育所借助的手段一般被称为身体活动或运动；最后，体育不仅是通过身体，而且还必须是针对身体所进行的教育。”所以，我们一般用的定义是“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6］以上概念都是从教育学角度出发的而得出的。

与民俗相似，“体育”也有多种划分。“民间体育”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概念，但要仔细界定一下却也并非易事。通常情况下人们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民族体育、学校体育和军事体育等。但这四者之间外延和内涵都有交叉，即使是民间体育内部，概念不严的现象也屡屡出现。“民间体育”还常常被“群众体育”所取代，实际运用中还出现与“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甚至“农村体育”混为一谈的偏差。这几个概念之间确实有着各种联系。“群众”和“民间”最为接近，是泛指的人民大众，也带有一点非干部非官方的色彩；“民族”侧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传统”则主要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民间”则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是指人民中间，狭义是指与官方相对的一个社会群体。各个概念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和“民”有关。“民族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体育传统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笔特殊的宝贵财富。”［7］所有的民间体育都是民族体育，但民族体育却不一定都是民间的；民间体育中大多为传统性的；农村体育可能是民间体育的主体，但相对应的城市体育中相当比例的体育项目也是民间体育。

我国民间体育是各族人民在历代生产和生活斗争中逐渐创造出来的，用来强身娱心的重要手段。一般都有悠久的历史，健身的内容，简单而易行。各地有各地的风采，各族有各族的特色。城乡工矿、机关学校、男女老幼，都有人参加民间传统体育活动。“那么，什么是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呢？笔者认为民间体育的本质属性既不是由它的缘起空间所决定的，也不能看它的活动群体是官方还是平民这些表层因素，民间体育的根本在于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当中，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连。这些竞技或娱乐活动当初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后来演化为民俗活动，再后来又从民俗活动中分离出去。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体育是特定的经济模式、民俗精神决定的。如游泳和划船，最先就是埃及人谋生的手段，后来从生产劳动以及战争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项娱乐活动。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体现了特定的民俗精神、民俗品格，特定民族、特定区域的一些民间体育活动才会经久不衰。因而，笔者倾向于用‘民俗体育’这个概念。”［8］

笔者认为，民俗体育是在民俗中孕育生长并广为流传的体育形态和生活方式，它是广大民众为顺应和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在民俗生活中创造、享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生活现象。民俗体育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相联系；民俗体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我国的民俗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它既是现代竞技体育原形与胚胎，又是现代竞技运动的基础与补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民俗体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俗体育。它不一定有显著的功利，对特定的族群而言，它非常重要，甚至必不可少。但在终极目标上，民俗体育与包孕它的民俗一起，起着传承、延续、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所以，民俗体育中，一定民族的传统体育构成了它的主体。民俗和体育殊途同归，它们关注的热点从根本上讲都是人，是人类社会的健康、进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取得了比较辉煌的成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已有研究者认识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民俗特质。“随着神秘主义直觉思维方式逐渐被打破，民间体育民俗呈现出由最初的娱人――娱神，再由自娱――娱人方向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不是单纯的返璞归真，而是在新的高层次上的复归，其中某些活动还继续向竞技体育的更高层次发展，成为人类文化的精华和瑰宝。但是，其活动方式仍留有民俗性痕迹。［9］”民俗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优势是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可比拟的，它产生于本土，来源于本土，不断发展演变至今，民俗体育已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存在于世人面前。在当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民俗体育的功能已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已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蕴涵自己民族精神、显现自己民族特色体育活动，这些民俗体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的橄榄球、篮球、巴西的足球、日本柔道、韩国的跆拳道、朝鲜的射箭、中国的武术等等。

民俗的内容包罗万象，民俗体育学只是体育民俗的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而且关系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民俗体育学作为体育学和民俗学的一种交叉视野，不仅会对民俗体育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一定作用。民俗体育学将剖析那些承载着、熔铸了民族精神的民俗体育事项，揭示民俗体育魅力永存的文化密码。

3民俗学――民俗体育学孕育的理论基础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讨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民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文科学。”［10］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包含很多程式化的内容，有些甚至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往往不被今人所理解。其实，这正是民俗的特点之一。民俗就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流行的不成文的规矩，一种流行的模式化的活世态生活相。它是一定民众群体在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同感心理意识和参与意识，共同的选择、凝聚和升华。由此而汇成了一种具有法约性、软控性、本位偏移性的风习性文化意识团，并以其独特的活力，无形和有形的物化形态对人生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民俗曾经被认为文明社会中古文化的残存物。但在20世纪民俗学学科有了重大突破，民俗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新的丰富和拓展，民俗的观念发生了更新。民俗被看作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种社会存在。与一般的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构制中，民俗处在最低层，如同尚未提炼的矿石，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的意识团。在人类社会结构里，它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它以两栖型的形式，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民俗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张到民俗生活的各个领域。凡属民众群体中反复出现并相互流传的程式化、规范化的行为、观念、言语、器物等都纳入它的研究范畴。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对过去的探源，而且是对当今和将来民众文化生活形态的透视和预测，因而，它既崇“古”，又崇“今”和“未来”。成为现代学、未来学，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在注视那些貌不惊人或者司空见惯的民俗体育事象时，如果我们多一点深邃的文化敏锐，我们便很可能发现这些民俗体育事象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族群的精神家园之一，结合相关史料分析，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这些民俗体育活动中所蕴藏着的特定民族的文化基因。

世界性民俗学浪潮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我党在十六大文件当中也明确了“扶持和保护民间文化”的努力目标。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将民俗文化遗产提升到了民族精神家园的高度来认识。有着优秀体育传统的中华民族，体育学研究也在积极打破原有格套的束缚。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中，体育研究者的身影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2003年，纪念中国民俗学会成立20周年及学术讨论会，就接收了民俗体育研究论文。2005年中国民俗学会与文化部、建设部等单位在上海召开的乙酉中秋论坛上，上海体育学院的老师成为大会的特邀代表。同时，涂传飞、余万予、钞群英（2005），马连鹏、马爱军（2006），陈莉（2006），孟庆宁（2006），王俊奇（2007），谭黔（2007），李艳茹、汪普健、张黎（2007）等研究者的民俗体育研究成果也相继刊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印证了民俗体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潜力。总体看来，民俗体育急需一门基础理论为支撑，对民俗体育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时机也基本成熟。

也许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交叉学科的视野让我们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民俗体育对于体育文化建设的特殊意义。体育精神的回归、全民健身的实现、对异化了的竞技运动的矫正都迫切需要我们持有民俗体育学的清醒头脑。体育―― 一个与民俗难舍难分的伙伴，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存在方式，在其学科自身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产生了超越本学科与其他学科联姻的诉求。民俗学的壮大、体育研究的深入和成熟使民俗体育学学科的产生势在必然。现有的民俗学理论为民俗体育学研究方向和方法提供很好的借鉴。原本形影不离的伙伴分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重逢而并肩前进了，这将是人文学科领域的一大突破。

4基础理论与实例研究相结合――民俗体育学的编写体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近千项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这些体育项目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成为特定民族的民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俗为整个民族所共有，民族风俗一旦形成，便成为一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少体育项目被浪花淘尽，但能流传下来的都是民俗精华。“体育运动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大的比较性。［11］”在激烈的角触中，民俗体育因其富含民族性、文化性、观赏性而永葆青春。因此，在民俗体育学的编写构架中，除了2/3的基础理论章节外，将有1/3的篇章用于民俗体育实例进行研究。

民俗体育学的核心部分是其基础理论。将体育文化放置于民俗学视野中进行观照。依次论述民俗体育的一般特征；民俗体育的本质；民俗体育的性能 ；民俗体育的发生；民俗体育的传承；民俗体育的保护与利用；中国民俗体育的发生；中国民俗体育的特点；中国民俗体育的分类；民俗体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民俗体育学研究的任务与作用；民俗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民俗体育学将以民俗学基础理论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重点突出民俗体育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将对体育民俗事项的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并从多姿多彩的中国民俗体育实例中展现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分析中国民俗体育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基因。将以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形成明确的学科定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概念体系，成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体育方面的研究专著。它将是一本融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体育理论研究著作，也是一次基础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尝试。

参考文献：

［1］ 王俊奇.试论我国岁时体育的文化特征［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4(3)：302-304.［2］ 文善恬.论民族婚俗与民族体育传统［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1).

［3］ 倪依克,著.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8:41.

［4］ 郭鸿.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文化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4(5).

［5］ 直到1923年我国才正式使用“体育”一词.

［6］ 鲍冠文,主编.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34.

［7］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8.

［8］ 邵荣,柯玲.中国民间体育的文化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6):744.

［9］ 倪依克,著.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8:40.

篇8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 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　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篇9

关于神话的性质、起源、意义与研究方法，西方的学者提供了无数的学说，然而现在却仍然留有大批需要解决的问题。神话，将告诉我们什么?E·卡西尔令人深思地指出，神话是一种可与语言、艺术、科学相比较的独立的符号形式。它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是一种表达，通过戏剧、诗歌、舞蹈和造型艺术等活动表达出来。这种活动不仅适合于不同素质的个人，而且适用于独特的小群体，也适合于整个共同体或社会。简言之，在原始社会中，“神话”往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所谓的原始社会里，神话包含了行学、文学、戏居、科学、伦理、娱乐以及其他各种往往被近现代文明所分离出来的行为领域和知识领域。在面对神话世界的眼光之中，我们可以石到例如马林诺夫斯旅的功能论，弗洛伊德、荣格的图腾禁忌与集体无意识，弗雷泽的剑桥仪式学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布留尔的结构主义……如果去读一部世界性的神话学选木(如史宗主编的《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译本，上海二联书店)，我们会确信，一切宗教或神话，至少是其象征形态，都产牛于特定的民族性，产牛于创造这些形态的民族的特殊经历—同样，特定的民族性或创造这些形态的民族的特殊行为，虽然在可信的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记载，然而却更可以在神话中一窥其奥秘!

神话是否可以作为原始文明的一种真实记录，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千中话所代表的时间深度(timedepth)远比历史为久远。历史所记的过去，只有它月.记录卜来，就会停止变化，可以代表一个确定的时代。然而神话却不是这样，自从它诞生之起，它还要传卜去，历无数世代之演变。它既是对过去的记录，对现在的说明，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对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的神话思维的开掘，将为义化学和文化史提供发生学上的依据，将睁致义化人类学和人类心理学研究的突破，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从近现代以来，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也纷纷把目光投到史前时期，并承认它是一个统御一切的意象，它给日常生活的事实赋予哲学的意义。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儿乎一致认定“中国的神话是非常贫乏的”!然而这样的说法只会激励中国自己的神话学者去做这样的工作。即，中国的神话同世界各地-样，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有丰富的内蕴。台湾神话学者王孝廉在《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一书的《神话研究的开拓者》巾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有五个:

一、受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在现实和传统的冲突中，刺激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古史观念产生了再思不口再批判的动机;

二、受清代中叶到民初疑古学风的影响，在这种不信古史和经籍的疑经风气传承下，产生了“古史辨”的古史研究，由此而导致了当时和以后的神话传说研究;

三、受西方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输入的影响，使当时的学者知道了神话学研究卜的各种学说与研究方法;

四、受当时考学的影响，出上的遗物、甲骨文和金文等，使得占典书籍中的神话记载得到了真实的物证;

五、受“占史辨”派的影响，由“古史辨”对古史所做的推翻和破坏的工作而产生了神话传说的还原。

简言之，进人20世纪，在西方学术的诱导、感召之下，探索人类远古时代文化、追溯人类进化的轨迹与种族本原、解释人类早期各种文化现象(这当然主要包括在神话之中)，以及民族文化的源头，引起了一批优秀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从清末以来盛行的疑古、疑经之风，也使数千年来沿袭不衰的_皇瓦帝发生了动摇—人们逐渐还历史以本来而目，将历史转为传说，又复将传说还原为神话。由此一个最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

《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所选论文大休上涵括了中国神话学的整个主题(如洪水考、禹、九歌与河神祭典的关系、《山海经》、中国古代的灵石崇拜、盘古考、人祖神话、云南土民的神话、“昆仑”语义、巾国神话与道教、楚辞九歌中诸神之图腾形貌初探等等)，它公正并有历史深度地介绍一了中国神话学者的代表性作品、方法与观点，而且还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之下，尽可能地做到了广泛和全面。几卷以本世纪初期的神话研究开始，下卷终以港台地区的神话学学者的研究，既能清晰地展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成就，又能成功地使全书浑然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选萃》又是一部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发展史—从早期神话研究者如茅盾、顾领刚、郭沫若、{闻一多、丙乃夫、马长寿等人的论文来看，他们为中国神话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热的浪潮，许多西方的学理被输人进来，研究者们在植根于本国丰厚资源的同时，也无所畏惧地使用西方的神话学的成果、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派、社会学、心理分析学、原型论诸流派，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某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影响何其之大。尽管其中免不了有许多生吞活剥之嫌，不过，它帮助人们打开了视角，却是一个事实。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大学中民俗学与神话学的课，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是没有学生去听的!然而仅仅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神话学(包括民俗学)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已蔚为显学!加之近年来考古学、民俗学田野收获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料，如辽宁牛河梁等地的红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女神庙”、母神裸像和“祭祀圈”，河南仰韶文化遗址绘有多太阳并见的彩陶器·“…甚至海外盛传墨西哥科马尔科马雅文化遗址发现“刻有中文和缅甸文”的石碑.台湾高山族吐舌人像木雕L居然有《易经·抽卦》全义和《河图》、《洛书》残辞等等，更刺激了敏感的中青年神话学者对之做出快速的反应。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实感构成了新一代神话学学者的研究特色。例如何新《诸神的起源》尽管在细节卜存在着一些偏差，然而他那力图把过去与现在、理论和史实、原义和象征串连起来，力图把神话作为一个解释系统，作为一个礼仪系统，作为一个操作系统，并从中寻求体现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和深层结构中的观念性母题，却是新一代神话学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虽然他们在使用材料匕、在研究方法上、在结论方面或学术风格方面各异。《选萃》中所选乌丙安、萧兵、袁坷、李子贤、刘守华、宋兆麟、叶舒宪等人的论文，都是70年代后在神话学领域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与老一代学者相比，新一代神话学学者已经摆脱了神话研究的单一格局，即除了注重上古汉文献之外，对于西南地区的创世神话、东北地区的萨满神话、中南地区的楚巫神话、各地的摊公滩母神话等等，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标明，新一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神话学研究需要大跨度、火间隔的比较研究、边缘研究。他们既需要新资料、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同时也要求他们熟悉中国的上占文献(如甲骨文、金文、训i占等)，毫无疑问，谁能在“新知”与“旧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结合，谁就会成为新一代神话学研究的宗师!

中国神话学与民俗学的眷宿钟敬文先生在1933年6月10日写给德裔美国学者W·爱伯哈特的信中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更觉得自己对于本国这类学问(神话学、传说学以及童话学)是有格外努力向前的必要的。

中国人，今日已临到学术自觉的时期了是的，我们是在这种自觉中睁开眼晴了。像我们在政治方面的自觉了一样，我们也要在前进的世界的学术广场上，树起一面鲜明的中国旗帜!我们的民俗学—不，我们的神话学的建造的工程，已经在极运木石乃至莫定塞拙的过程中了。”的确，面对厚厚两卷一百多万字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钟先生的预言，已经得到实现了。

篇10

这一发展的过程，理应进行一次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以便把中国神话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但此项工作难度很大，时间长，材料分散不易寻找。中国社学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昌仪研究员，不畏辛苦，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她正在从事《中国神话学史》专著的撰写;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是与该书相辅相成的一本具体研究史料的颇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卜说，《选萃》是对一个学科的重构。”编者在《选萃》“序言”中说:“它把淹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烟尘中，散落在各门学科的大海中的中国神话科学文论著作搜集起来，加以取舍、整理，放到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上，重构出中国神话学史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风貌。”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其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因此《选萃》所收论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神话学研究的真实情况。全书上下两册，上册收解放前论文50篇，下册收解放后论文48篇，共80多位作者，100多万字。“入选的作者及其论文，一般说来，希望是或能代表某一学派，或能反映某种思潮，或能展示某种倾向，或提出了新的问题，或开辟了新的领域，或引进了新的方法。”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的人类学派，顾领刚、杨宽、吕思勉、童书业等的“古史辨”派，朱光潜的心理学派，苏雪林的泛巴比伦学说等等神话学论文，尽收于内。从过去数十年纷繁的书报刊中去查检搜索，与海内外学者广泛联系，以个人之力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采撷筛选梳理，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学者执着奋进的追求精神。成果是极其可观的，呈献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本厚厚的中国神话学界神话学论文的大荟萃，使人们对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钟敬文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评介说:“从马昌仪同志这本《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是可以大体上看出本世纪开始以来我国神话学的发展历程的。尽管收在这里的文章，有许多发表于数十年前，方法、观点或已不免陈旧，某些结论也已近于明日黄花。即使是那那些新人近作，也不是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各自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具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却是无可怀疑的。我们的神话学需要前进，需要突破，但前进和突破不应该是从零开始，需要有一个出发的基地。我想，她的这本《文论选萃》，不但是对以往神话学研究历程的一次回顾与检阅，在某种程度上，正不妨作为来日前进的基地。”这话是说得不错的，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三，《选萃》在文章之后附有作者的简历、学术成就和评介等，如说鲁迅、茅盾为“中国神话学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以进化论的观点，探讨中国神话在文化史的位置”，顾领刚为“中国神话学‘古史辨派’的创始者”，黄石“从性民俗的角度解释某些神话现象和信仰”，苏雪林“主张神话的世界同源理论，是泛巴比伦学说的代表人物”，朱光潜“较早把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说引迸我国的神话、原始诗歌研究之中”，杨宽为“‘古史辨’神话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凌纯声“所开创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系列理论，对中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袁坷“数十年来从事中国神话整理、校勘、编撰和研究工作，著述甚丰”，张振犁“自1983年起，长期从事河南地区中原神话传说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等等，以及书后马昌仪、蔡大成、钟宗宪编的《中国神话学文论要目》收录“1。。2一1949年中国神话学论文”和“台港及海外中国神话学论文”，是对读者了解中国神话学研究发展历史的全过程的一种极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