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居民储蓄率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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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影响居民储蓄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雪松等

“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第792号

21世纪初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2013年达51%左右，比2000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其中企业、政府的储蓄率显著提高，居民储蓄率也在高位有所上升，2013年居民储蓄率已超过20%。

利用201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就房价上涨、多套房决策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行考察，就房价上涨对多套房决策的影响机制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自1998年实施房改政策以来，房价上涨对中国城镇家庭多套房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房价上涨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家庭多套房决策的概率会上升约1个百分点。房价上涨对家庭多套房决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当房价上涨时，高收入家庭、户主就职于政府部门的家庭、户主为中层职务的家庭、首套房为单位分房或集资建房的家庭，进行多套房决策的概率更高。房价的快速上涨，放大了住房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使城镇家庭资产基尼系数扩大。

第二，房价上涨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房价上涨时居民消费的替代效应及预算约束效应显著，并推高了储蓄率。房价上涨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

第三，多套房决策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多套房家庭的财富效应降低了储蓄率。多套房决策对家庭储蓄率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为-10%左右，多套房决策使家庭储蓄率平均下降约10个百分点。房价上涨及多套房决策都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显著影响，但两者对储蓄率影响的方向截然相反。

研究表明，正常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所导致的家庭多套房决策应给予鼓励，但应抑制因房价上涨过快因素所引致的居民高储蓄率。 制度

政府调控房价空间较小

浙江财经大学 李永友

“房价上涨的需求驱动和涟漪效应――兼论我国房价问题的应对策略”

过去十多年，影响中国房价变化的因素很多，且不同因素对房价上升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别。在所有因素中，需求面因素贡献最大。

在中国城乡分割治理的历史背景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形成了巨大的潜在住房需求。无论是城市人口增加还是收入水平上升产生的住房需求，都是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然反应。相反，供给面因素对房价的贡献最小，仅约-2.5%，且主要是针对房产企业的信贷所致。对各因素的贡献进行比较后发现，政府调控房价的空间很小。

鉴于中国城市房价问题最主要来自需求因素，而强大的需求因素又来自城乡分割治理和长期形成的巨大城乡差异，以及现有的二级土地制度。因此，政府应改变目前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调控政策和思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人为扭曲。在制度上，政府应调整城乡差异，在公共品供给上实施倾斜性的供给政策，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这样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城市住房的需求压力。 观点

网络课程降低学费

哈佛大学 David J. Deming等

“网络课程能压低高等教育成本曲线吗”

NBER工作论文第20890号

由于网络课程的课堂规模可以很大，而需要的面对面交流却少，这样就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因此被很多观察家视为是节省高等教育成本的最佳途径。那么，网络课程是否真的能压低传统高等教育的成本曲线呢？

根据美国中学后教育数据综合系统（IPEDS）提供的数据，网络教育主要集中在大型营利性非专业类公立高等教育机构。IPEDS很难追踪网络课程和其他非学位类网络项目。而学生们也很少通过网络课程就读专业类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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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 经济 的迅速发展，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日益严峻，本文主要对双顺差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在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 金融 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总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持有如此巨额的储备固然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同时全 社会 总存款，居民消费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 投资 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 税收 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2.国内 经济 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显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从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 管理 较松，流出管理较严。例如，鼓励外商来华直接 投资 ，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外债流入，限制国内 金融 机构 向境外提供债权，不允许非金融企业对外发放贷款；鼓励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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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居民消费 影响因素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 F0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44-04

[作者简介] 王吉恒（1964-），山东沾化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政与金融；李敏（1986-），女，黑龙江绥化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孟菲（1987-），女，山东梁山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靠出口拉动。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缩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下降，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当前的消费需求不足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增长。因此，研究我国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居民消费率现状

近1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国内居民消费所占的份额却不断下降，其突出特征是，虽然消费总额在增加，但是最终消费率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平均为54.41%，与前20年相比反而下降了7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了20多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在1978年为62.1%，从1982年开始下降，而在1994年和1995年降低至57%左右，此后稍微有增长，但增长极为缓慢。从2002年开始，最终消费率再次大幅度走低，2009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48%。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结构来看，城镇居民消费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率。

二、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

1. 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总量，人均GDP通常用以评价一国的富裕程度，通常我们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与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联系。本文选取了我国1995～2009年全国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

自1990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而呈现上升趋势，在1990～2009年2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347.8亿元上升到345023.6亿元，居民消费支出随之由9450.9亿元上升到121129.9亿元。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并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增加。

2. 居民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根据传统及现代的消费理论，消费都与收入紧密相关。因而，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最主要因素。但是，我国长期不合理的国民收入格局，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缺乏充分的收入保障。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终导致居民收入占比不断缩小，降低居民消费能力。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由1990年的1510.2元增长到2009年的17174.7元，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由1990年的686.3元增长到2009年的5153.2元，虽然都不断增加，但仍然很低，增幅也很缓慢。2003年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虽然不断提高，但是2009年大幅度下降，也说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幅速度滞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些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3. 居民储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互相影响，储蓄增加，现实的消费就会减少，储蓄减少，现实的消费就会增加。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而过高的储蓄率是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1991～2009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居民的储蓄存款更是从9241.6元增长到260771.1元。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从1991～1995年逐年增加，进入2000年以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随后有波动性的增长，到2008年达到近年来最大值13.5%，而2009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只达到8.7%，而同期的居民储蓄增长率远远超过消费的增长率。纵观1991～2009年间的居民消费和储蓄状况，各年度消费的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居民储蓄对消费有很大的影响。

4. 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物价大幅度上涨，直接影响到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 年间物价总体上张 25.3 7%。住房、医疗、教育等价格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对于那些将要购房的人来说，物价越高，越会抑制他们的消费，消费水平会越低，也就从总体上降低了居民消费率。通货膨胀使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价格普遍上涨，这意味着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同程度缩水。通货膨胀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降低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另外，通货膨胀对居民的消费预期也产生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下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恩格尔系数提高，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所以在通货膨胀下，居民的消费结构不利于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下降。

5. 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其主要衡量指标是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不健全、保障水平低下，因此即使老百姓手中有钱，也不会过度消费，因为他们要保有一定的资金用于防老、防病、防失业，养育下一代。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8年开始我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和工伤保险的参与人逐年上升，但是总体比例还是很低。2009年我国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仅为25.80%和24.04%。因此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抑制了百姓的消费意愿。

三、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该方法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进行量化，通过多目标多层次分析而得到广泛应用，以下是模型构建步骤：

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

2. 建立比较矩阵，设指标层的同一层内的各评价因素进行两两比较，通过级比例标度值得到比较矩阵；

3. 计算相对权重，并且对比较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二）模型应用

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为我国居民消费，中间层即准则层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居民储蓄、通货膨胀及社会保障（见图1）。

2. 建立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并确定权重。依据比例标度值1～9的9个等级，由不同专家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评分，并对判断矩阵采用“和法”计算权重w、最大特征值λmax、一致性指标CI和一致性比率指标CR，如表2、表3所示。

A 利用MATLAB求其最大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得：

λmax=5.2371，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w=[0.8034,0.5373,0.2210,0.1159,0.0587]；

将其进行归一化，求得的权向量为：W=[0.4626,

0.3094,0.1273,0.0667,0.0339]。

3. 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CI=（λ-n）/n-1，CR=CI/RI，(n=5时，RI=1.12)

求得CI=0.0309，CR=0.028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居民储蓄、通货膨胀及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均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最为显著，权重分别为0.4626和0.3094。而居民储蓄、通货膨胀和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也有比较大的贡献，其权重为0.1273、0.0667和0.0339。

四、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建议

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总体水平才能真正增加。一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协调好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尤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发展与应用、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促进其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

2. 缩小城乡消费差异。应该调整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首先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加强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的征收，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其次实现城乡之间的转移支付。韩国农民收入的20%来源于政府的直接转移支付，而我国尚不足3%。另外增加城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减少社会差距。

3. 建立和完善价格调控手段，整顿流通秩序。针对流通秩序混乱、交易成本过高和价格透明度不高等问题，要研究如何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整顿规范其价格行为，以保证农产品的正常供给，维护市场价格稳定。政府应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4.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需求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即期消费；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三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创造再就业机会，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四是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改善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状况；最后，尽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政府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参考文献]

[1]许光建，赵宇，戴李元，钟吉鹏.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状况分析及扩大消费的价格措施[J].价格月刊.2009 (390).

[2]张兆亮.我国居民消费率影响因素探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4).4-12.

[3]张艳阳.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分析[J].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4]王亚丽.谈通货膨胀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J].山西财经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1(1).

[5]于泳.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J].山东大学.2008.

On Factors Affecting Chinese Consumption Levels

Wang Jiheng, Li Min, Meng Fei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economics ,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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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是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金融资产结构与总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居民金融资产是居民资产的一部分，是以各种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有形财富。其总量为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总额减去当期消费总额的余额，即广义的储蓄额。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的具体形态有现金、银行储蓄、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保险储蓄金等。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在各种金融产品上的选择以及从而形成的比例关系，称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加重，一场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已经席卷而来。对于中国居民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没有过去，金融危机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央行终于停止了连续加息的步伐，开始松动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低迷和降息的背景之下，居民家庭合理安排金融资产结构对于抵御风险、增加收益变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尚不合理，与金融资产总量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显著增加。2007年末，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为17.3万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占69.1％，股票占14.2％，现金占7.9％，国债占5％，保险和其他资产占3.8％。数据表明，虽然随着国债的发行、股票市场的成立与发展、保险业务的开展，金融资产的结构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支出的需要，实现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我国居民支出决策仍有明显的长期行为特征，选择金融产品时过多注意资产的安全性。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仍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据统计，城市家庭近七成的人民币目前都存放在银行中。而目前美国的情况是，储蓄替代型金融产品品种数量非常多，居民储蓄中有价证券所占比重已超过50%，保险超过30%，银行存款只有百分之十几。对比显示，我国居民的投资观念仍较为保守，对资金的安全性过于看重，进行高风险金融投资的意识不强。

二、居民资产结构不合理的原因

1、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有价证券投资风险大，不确定性高

虽然在前两年的大牛市中，我国居民投资股市的热情被大大点燃，但是近几个月的大跌又大大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受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情波动的影响，资金又迅速回流到储蓄上来。2008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储蓄率为25.1％，比2007年底上升0.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比率总体转为上升态势，储蓄存款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上升为72.2％，而居民股票市值在金融资产中比重显著下降，降至10.4％。事实表明，由于我国股市还处于初级发展时期，上市公司总体运行质量不高，居民对股票投资比较生疏，缺乏投资专业知识，大部分人对资金投入股市只是盲目随从，频进频出现象严重，使这部分资金十分不稳定。另外，企业债券虽然收益较高，但投资风险更大，不适合初级投资者。投资基金虽以其“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产权清晰”的优势在近几年异军突起，但由于发展起步较晚，创新品种还比较少，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股市的运行情况，因此近来也出现萎缩的迹象。国债发行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要。

2、我国保险市场吸收资产的能力还未有效发挥

2006年，世界人均保费469.6美元，我国仅36.3美元；发达国家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为1.5件，而我国仅0.1件；我国的家庭财产保险投保率为5%，公众责任保险投保率不足10%，即使消费者熟悉的车辆保险投保率也仅达到30%，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险种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我国医疗费用由商业保险承担的比例不到2%，而许多发达国家往往超过5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产的供给量有限，表现在商业保险起步晚、保险机构少、分布不均衡、险种少、营销不规范等。另一方面，居民的保险意识相对较低。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人们习惯忍耐、各安天命，不愿意主动地用保险的方法来处置风险。另外，侥幸心理和狂热的投机使人们对偶然的暴富太过关注，而对偶然的不幸太过漠视。这些都使保险意识的普及和保险业务的开展遇到了很大障碍。

3、我国居民金融意识还不强

首先表现在对存款安全看得较重，不愿意承担风险，看重资金存入量的增加而不忠实资金自身的升值。其次，储蓄最终用途的性质也决定了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选择。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此高的比例用于预防性动机，势必对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产产生比较大的挤出效应。

三、优化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1、设法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出金融资产继续延续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居民高积累低消费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缓慢，后顾之忧加剧。因此，要使居民在增加积累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增加居民收入，同时要提高低收入户居民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各种渠道使城镇因下岗、失业而形成的收入不稳定状态有所缓解。这就需要国家财政、税收政策适度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2、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城镇居民加速积累资金主要是为了预期消费，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为防病、养老、子女教育和防意外，保险取向是养老和防病。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同时也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手里有钱，遇事不慌”是居民普遍心态。近几年，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真正落到实处还很难。今后还应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方面多做工作，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

3、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获利能力，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项监管制度，督责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高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要积极稳健地实施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或通过收购、兼并、租赁等形式进行资产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或通过股权转让为企业注入资金和项目，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其次，鼓励证券、基金行业和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加快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产品的研究和推广的步伐，拓宽个人投资渠道。再次，加强对居民投资宣传和投资知识的培训，要引导居民增强投资意识，端正投资态度，理性对待个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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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研究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优化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琳，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篇6

【关键词】 消费需求 经济增长

目前，消费问题已成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经济增长决定着消费，消费对增长更具有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国外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马克思（1865）在《资本论》中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形成了著名的生产消费观。在他看来，“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生产、分配、交换等环节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这一有机整体的出发点，而消费则是这一整体的终结点，分配和交换只是这一整体的两个中间环节。无论是什么社会背景，生产过程都必须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没有最终消费，一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出现断裂现象”。马克思通过对再生产过程和消费需求的探讨指出：“消费需求决定着生产，各种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消费需求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需求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在要素，消费需求使社会所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需求促使新的生产需要的产生。因此，消费需求是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内在因素和必要条件，是任何社会形态生产的最终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就没有相应的生产”。在他看来，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是辩证统一、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消费与生产的分析表明：消费总是在某一社会分配关系基础上的消费，而消费则是分配的最终实现，它对分配具有反作用。

凯恩斯（1934）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长期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很难成立，需求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的，总需求对总供给有显著的影响，而需求又由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两个因素所决定。”提出了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模型：C=C0+aY。其中：C——社会总需求，C0——社会必要消费，a——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单位所引起的消费增加数量），Y——居民可支配收入。凯恩斯进一步推出，一个社会的有效总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需求的增加会引起这一社会投资扩大并带来就业的增加，社会就业增加又会引起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又会促使新一轮消费的增长，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循环向前发展。针对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有效需求数量常常达不到有效供给数量等的实际，他主张政府不应该被动地任由经济自行运转，而应该充分运用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主动干预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使有效总需求保持在与总供给相适应的步伐之上。他特别强调，评价一个政府工作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有无财政赤字，而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该主动扩大消费支出以使经济走出困境、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在宏观经济理论上作出了极大创新，而且在西方国家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洛（1956）在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的基础上，运用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起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在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中，他把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的结果：资本由投资而来，而投资则主要来自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是呈反向变化关系的两个变量。由此来看，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消费则会降低居民的储蓄率，从而减少社会投资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罗斯托（1960）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根据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他解释说，在传统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完全是围绕生存而展开的经济，而且通常都是封闭或孤立的经济状态；在为起飞创造条件阶段，是社会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准备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社会开始考虑经济改革的相关问题；在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必须具备生产性投资率提高、经济中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具有很高成长率的领先部门、发明和革新变得十分活跃、适宜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文化风俗环境等四个条件；在向成熟迈进阶段，是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部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部门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出现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逐渐增多，社会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讯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指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并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各种成果，人们在体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等项目上的花费大量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没有给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社会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但他认为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这一阶段的到来，一些长期困扰社会的老大难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容易看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生产是前提，消费是目的，经济越往高级阶段发展就越需要消费来拉动并改变产业部门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国内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刘迎秋（2002）在《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强调，从经济动力学的角度讲，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市场存在的根据，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他指出，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对应关系。

武少俊（2003）在《强化消费需求启动措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指出，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已成为妨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矛盾。全面清理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强化消费需求的启动力度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应当把启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突破口，事半功倍；改善公众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支持农村发展，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积极而谨慎地发展消费信贷；培养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

王青（2004）在《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中强调，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运行已从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市场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牵动作用就越大。

洪银兴（2005）在《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二版）中指出，人民的消费水平不只是受制于生产，还对生产起拉动作用。经济增长不仅靠投资需求拉动，还靠消费需求拉动。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本身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由于有市场保证因而是可靠的经济增长。

邹红、喻开志（2007）在《消费需求拉动；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反思与启示》中指出，近几十年来，我们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力缺乏引导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复合因素难以治理，引起了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进而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

刘杉（2008）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中论述到，当前中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并且还有持续降低的趋势，这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障碍，提出了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建议。

金克琴（2009）在分析我国1978—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时，运用协整理论进行检验分析后指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他们建议，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以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袁建文（2011）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出发，通过构建最终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用沈阳市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为数据来源作实证分析后，得出：消费需求在总量、速度和效率上都远比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

孙海涛（2012）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依据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选用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的32年数据，使用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验证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相互影响作用，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确认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影响关系。数量关系的确立，为探求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数量依据。

三、简要述评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消费与增长无关或者起反向作用：消费不会促进经济增长；消费少，经济增长反而快。第二，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消费与增长的关系具有阶段性特征：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第四，消费与增长的一些实证研究：消费与增长具有一定规律性。

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但他们有的并没有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没有考虑中国制度的变革等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背景，城乡居民的消费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影响。

（注：沈阳市社科联2013年度民生课题“居民消费需求对沈阳经济增长贡献实证分析及扩大内需的对策研究”（立项编号：sysk2013-07-20）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曾令先、卞彬、金永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2]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 索洛著，平新乔译：经济增长论文集[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罗斯托著：经济成长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刘迎秋：次高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 王青：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江西社会科学，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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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大幅顺差，这既有其直接原因，又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因此，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是个综合治理工程。

一、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直接原因

1.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持续大幅顺差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 公报》各年整理

2．我国的进口替代能力加强

表2 2002年～2006年我国加工贸易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各年整理

表2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在2002年～2004年间出口增幅快于进口增幅，而且自2005年开始，加工贸易进口增长远落后于出口增长。这说明了随着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原料、零部件的国内供应比重在迅速增长，进口替代能力加强。这也是我国加工贸易急剧增长中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关键原因。

3.我国对外贸易环境的变化

二、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深层次原因

1.我国对贸易顺差的观念滞后

我国曾长期外汇短缺，因此，政府一直把鼓励出口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使人们形成了“贸易顺差有利于中国”的观念。但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情况已完全不同于当初，截至2006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达10663亿美元。然而，许多地方或部门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当初，体现在政策上，各级政府鼓励出口换汇、创汇的措施不少；鼓励进出口平衡安排和鼓励进口的措施则相对不足。

2.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走的是“以量取胜”的路子。我们利用劳动力优势，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推动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随着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 市场 上这类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由于我国这类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差，许多出口只有通过低价竞销才能实现。因此，伴随我国出口规模及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是对外贸易收益的不断减少，出现了“贸易的贫困化增长”。

3.贸易伙伴国对其向我国进口的管制和限制

根据 国际贸易 理论，我国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应该从贸易伙伴国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进出平衡。但美国等发达的贸易伙伴国，为维持其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严格限制其国内相关先进技术产品向我国出口,导致我国想要和需要进口的产品进不来，人为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

4.我国的 经济 结构失衡和内需增长不足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的过度 投资 导致许多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而近年来，由于相关改革不到位，我国居民住房、医疗等支出激增，引发消费信心不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一直居高不下，加之曾占国内需求总量一半的 农村 消费因农民收入增长放缓而剧减，使得国内消费品市场的长期低迷。国内供求的这种矛盾使得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迫使企业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尽量扩大出口，致使我国出口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不足又直接抑制了进口消费品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外贸的顺差。

三、解决我国外贸持续顺差的对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国的贸易持续顺差既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因此，解决我国贸易顺差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治理工程。

1.切实转变观念

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长期持续顺差问题，首先应树立“贸易平衡”的观念。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辨证地认识贸易顺差的利弊。事实上，长期的贸易顺差，会引发人民币升值，导致贸易摩擦加剧从而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会带来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剧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矛盾。因此，我们要从我国人均自然资源水平较低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发展对外贸易，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今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制定和修订发展规划、政策和 法律 法规时，都应以实现贸易平衡为出发点，既鼓励出口，也要鼓励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进口。

2.切实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

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应转向“以质取胜”，从根本上扭转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局面。为此，在继续加强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政府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鼓励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品牌意识，实现由目前的贴牌加工为主向自有品牌生产、 营销 为主的转变；要积极推动一般贸易和其他形式贸易的发展，改变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主要比重的局面；还应鼓励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变商品出口为技术出口，缓解贸易顺差。

3.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和 金融 体制改革，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大政策调控的力度和效果，实现我国结构调整的目标；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加强经济发展规划，严格防止重复建设，有效地缓解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其次，进一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有效调控，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降低国内高储蓄率。再次，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收入，有效扩大内需。

4.加强同贸易伙伴的对话

政府应在深入分析我国产生贸易顺差各种原因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对话，消除误解，推动贸易伙伴国在技术领域对我国出口的进一步开放，力争在解决我国贸易顺差的问题上获得贸易伙伴国的合作和相应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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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补偿；金融资源；城乡差异；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057-09

一、引 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分化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城乡收入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持续恶化的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西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歧视农业和农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所导致，并主要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①。这些理论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很好的解释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和演变［1-3］。虽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不仅会限制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更为不幸的结果可能还会出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破坏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更是包含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的工业化”［4］，消除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涵义。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实质上体现为城乡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即农村地区陷入了“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加速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打破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金融中介在物质资本的形成和配置中无疑是具有核心作用 ［5］，因此，农村地区物质资本缺乏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金融制度上的扭曲。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金融中介（主要是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偏向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6-8］，但这些研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的解释还远非完善。本文试图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内生性，其是为了满足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的需要，因此，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所具有的利率管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二、改革成本、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内生性

经济改革需要耗费成本，而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是影响经济改革成本的重要变量。由于利益受损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所导致的过高的成本约束，一项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也可能不能被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相应的利益补偿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或支持，这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使得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利益补偿，政府也须要维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

（一）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对新制度安排下的潜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时，制度变迁也是要耗费资源、支付成本，如：需要支付成本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的收集、处理和创造以实现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变迁和运行。因而，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部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9］。如果在面临着过高的制度创新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预期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增量，一项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将会继续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就不会实现。因而，经济改革也可以被视作政府在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均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改革阻力在经济改革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障碍是潜在受损者对改革的反对……甚至对于在政治上并不民主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10］。改革阻力在本文中被定义为：由于利益集团对经济改革的抵制和反对而进行的各类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给经济改革带来的阻力。

潜在收益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因而制度变迁涉及到对潜在收益的分配，而对潜在收益的分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也必然要触及到对旧有经济体制下利益存量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下收益增量的分割，这将会改变人们(包括个人、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而这恰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11］。由于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新增利益的分割，要使经济改革在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①，它也会由于改革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或新增收益的再分配而引起人们利益格局的相对变化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将会动用其手中的经济与非经济资源极力阻止经济改革的推行，以延缓或阻止经济改革的进程，只要这样做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或者收益损失的减少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同时，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反对经济改革的人或利益集团的数量，而更是取决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即使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很小，改革的阻力也会由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很强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而增大。

改革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阻力的增加，将会导致对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的收集、加工和创造的效率降低，增加改革成本；改革阻力还将延缓改革的正常推进速度，从而延误改革时机，延长旧制度安排的寿命，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改革的反对者所进行的反对经济改革的活动本身也会消耗大量资源，这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当改革的阻力过大时，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此时改革成本将呈几何级数上升。

（二）改革成本与利益补偿

当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而导致改革成本过高时，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给予改革中的受损者相应的利益补偿来获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或认同［12］。Laffont和Qian，认为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使得经济改革变得可行①。虽然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也将增加经济改革的成本，因为这导致了市场信息的部分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成本的增量是要远远小于由于改革阻力的降低而带来改革成本的减少量，因为，过大的改革阻力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甚至是武装冲突而导致的改革成本的增加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呈几何级数上升来形容”。因此，当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由于改革阻力所导致的改革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给予改革的反对者以一定的利益补偿来减小改革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要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并不是很困难，例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对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具体到中国的经验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在转轨时期之所以取得比东欧国家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关键在于其很好的控制了改革中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使其转轨路径处于或相当接近于成本最小化的最优转轨路径。Laffont和Qian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由于率先推行改革的地区或部门是那些投资机会多，但在旧体制下的期望获益很小的地区或部门，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改革在政治上受到的约束。

如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其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成本这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光自然就定格在中国存在一些怎样的制度安排以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团体以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因为，如果说改革之初首先在农村所发起的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对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较小，所激起的改革阻力也较小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此后的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改革措施就不可避免的给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缓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避免过高的改革成本，建立一个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必须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仅继续向城市居民提供如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障、教育补贴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而且对城市居民损失的利益也增加了相应的补偿，如197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降低，政府立即增加了对城市的价格补贴，补贴总量由上一年的11.14亿元一下跃升到了19.2亿元；1985年在放松对肉类价格的管制以后，政府也相应增加了对城市部门的价格补贴，这一年政府补贴上升至262亿元，并于1998年达到最高的712亿元，占当年政府预算总额的7.55％。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急剧下滑，亏损额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最为关键的在于中国在转轨时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证社会稳定的保障体系［13］。波兰之所以能在改革后较其他东欧国家较早的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最为关键的一点就被认为是其改革前就是一个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从而避免了改革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在改革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在转轨时期一时无法建立起来的时候，继续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就是必须的。国有企业由于肩负着维持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减员”；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也决定了任何旨在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效”，因此改革过程中其经营绩效的逐渐恶化和亏损额的逐渐增加也是必然的。政府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国有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维持其生存。

（三） 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安排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一直是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随着经济改革的实施和深入，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导致国有企业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利税逐年降低，如果考虑到财政给予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再投资，两者相抵，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所做出的贡献其实是很小的［14］。同时，虽然中央政府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几次分权与集权的改革，但仍未能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税收的增加并没能跟上经济产出增长的步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城乡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由1978年的50％上升到了1995年接近70％的水平，但个人所得税占GNP的比重却只有0.2％，远远低于工业国家的28％和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水平”［15］。这不可避免导致了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1993年下降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2.8％)。虽然1994年中央政府在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新一轮的集权化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中央财政能力在改革后不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继续维持对城市部门和国有企业以亏损和福利补贴就使得这个不断被弱化的中央财政感到了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由于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使得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率逐年攀升，这就为中央政府通过动员金融资源来弥补其不断下降的财政能力成为了可能。已有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的确是如此，“中央政府以国家信誉的形式为国有企业大量吸收居民存款提供担保，并以此给予国有企业以金融补贴以弥补其亏损，有力的支持了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据估计在1985－1996年间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占GDP比重平均达9.7％，1993年曾经一度高达18.8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完整路径：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改革期间社会的稳定，在其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并以金融补贴(包括无息、低息贷款等形式)的形式给予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提供补贴，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改革期间的特定变迁路径，也正是这样的变迁逻辑导致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倾向。

虽然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以利益补贴不可避免的使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而导致他们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较高，同时，中国的农村居民人数众多，单个农村居民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只占农村居民所受损失的很小一部分份额，因而容易诱发免费搭便车现象。这些因素都导致农村居民难以有效的组织成一个行动一致的利益集团，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微弱。这种农村居民的数量与其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奥尔森［16］形象的称为“数量悖论”。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前文中指出，改革阻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反对者的数量，而且更是取决于反对者手中所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农村居民手中所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显然是远远少于城市居民。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数量与其政治影响力之间的“数量悖论”，以及农村居民缺乏经济与非经济资源，使得他们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非常微弱，这也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与城市部门偏向能长期得以维持。

三、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

转轨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经济改革的成本，就需要具备足够的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以减小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当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无力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维持补偿时，政府就以金融补贴的形式继续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由政府为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提供利益补偿的需要而内生出来的一项制度安排。这种内生金融制度安排下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好不仅仅只限于政府行政性干预的作用，政府所维系的这种金融制度所内生出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一）利率抑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麦金农［17］就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早日推进工业化，往往对金融部门采取抑制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人为的压低利率，并对信贷实行配额配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结果是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则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二元化倾向。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很好的刻画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安排逻辑：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中央政府人为的压低利率以保证稀缺的资本被优先配置于城市工业部门。

赶超战略虽然在改革后已经逐渐被弱化，但政府为了能继续以低廉的价格汲取金融资源来补贴城市部门与国有企业，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货币政策就必然的得以延续下来。虽然自1995年以来，政府也试图对利率实行逐步市场化的改革，但迈出的每个步伐都显得艰难，存贷利率也只被允许在规定的范围内浮动①。正是由于政府需要廉价的金融资源来平衡经济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中国的利率一直被人为的压低在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之下②。

对贷款利率的管制，使得政府所偏好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取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也可以以直接贷款人的身份获取金融资源以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补贴。虽然存款利率被人为的压低将导致资本积累的不足，但中国的经验却并未给予这个理论以有力的支持。由于政府以国家信誉的形式为国有银行大量吸收储蓄存款提供隐形担保，消除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的风险顾虑［18］。这实际上给予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增加了一个正的风险贴水利率，以及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金融资产品种少且替代性弱所造成的‘强迫储蓄’”［19］，导致了居民储蓄同利率之间的弱相关关系［20］。因此，虽然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被压抑在很低的水平，但居民储蓄却仍然是节节高升，这保证了有充足的银行储蓄可被政府用于对利益集团的转移补贴。

我们借鉴Hellmann等人［21］的“金融约束”模型说明在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租金的配置情况，假设经济中包括五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时，他们还以资金需求者的身份出现；资金需求方还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其大企业布局在城市地区，小企业中一部分布局在城市地区，另一部分则在农村地区；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在图1中，S表示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由于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因而其是相当陡峭的；D表示资金需求；rE为市场均衡利率；QE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

如果政府控制存款利率为rD，但不控制贷款利率时，均衡贷款利率将由市场需求曲线决定为rL，此时贷款量Q′E小于均衡贷款量QE，出现了信贷资金供给的不足，rL―rD就是租金。若政府只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则这些租金就只为银行部门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E―rD，企业部门的资金贡献为rL―rE。

如果政府部门同时控制贷款利率为r′L，此时贷款需求将是为Q″E，其远远大于贷款的供给量Q′E，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超额贷款需求，此时，银行将对有限的资金进行信贷配给。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使得其天生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更由于银行与农户和中小企业之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农户和中小企业也缺乏用于信贷抵押的资产，这就决定了农户和中小企业必定不会成为银行在进行信贷资金配给时被优先考虑的对象。银行将会优先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信息透明度更高，且能提供贷款抵押的大企业和城市居民，而小企业和农村居民则只能在信贷市场的边缘徘徊，它们只有在大企业和城市居民的信贷需求被满足以后才有可能获得贷款。此时的租金分配为：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和居民占有的租金为rE―r′L，银行占有的租金则为r′L―rD。由于银行占有的租金相比于政府不对贷款利率管制时所获得的租金已大幅下降，因此其将不会有激励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储蓄供给因而也不会如Hellmann等人的“金融约束”模型中所预言的那样将会增加。利率抑制所创造的租金由来自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获取租金的是银行和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和居民。根据上面的分析，在贷款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获得贷款的一般是城市大企业和城市居民，而小企业(包括城市小企业和农村小企业)和农村居民只能获得少量贷款。因此，此时是存在着经济租金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外流。

（二）垄断的银行结构

由于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在控制存单提供成本与扩展储蓄规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其在储蓄存单提供时遵循的不是“边际原则”，而是总收益等于总成本的“总量原则”。因此，为了尽可能的汲取居民储蓄，中央政府在金融制度改革之初就确立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地位；同时，为了确保足够的居民储蓄流入国有金融体系，其对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市场竞争者的缺位使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地位得以延续至今，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即使抛开政府因素导致的国有银行信贷配置的城市偏向，一个高度垄断的银行结构同样不利于中小农户、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融资。Stein认为，大企业一般都具有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具有一定的成长历史和信用记录，拥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押资产，银行向大企业提供信贷所需要的信息相对容易获得，抵押要求也相应容易得到满足［22］。但是，中小企业常常缺乏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信用记录短，缺乏可抵押的资产，难以向银行提供“硬”信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决策常常只能依赖其“软”信息②。而“软”信息只能通过借贷双方的密切接触、保持长期或广泛的业务关系来获取，难以向其他人传递，难以被信息生产者之外的人予以验证。在小银行中，信息的生产者往往就是贷款决策的制定者，银行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很短，信息生产者生产收集潜在借款者“软”信息的努力易于得到回报，因而更有激励去收集这些信息。而在结构复杂的大银行中，科层结构使得信息生产者与贷款决策者往往是分离的，“软”信息得生产者难以向银行的贷款决策者传递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因此其生产“软”信息的努力难以得到高层管理者的认同和回报，因而大银行职员收集“软”信息的激励就会很弱；而诸如贷款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品的价值等“硬”信息则易于观察，易于由信息生产者向贷款决策者传递，大银行职员收集“硬”信息的努力容易得到银行的认可和回报，因此收集此类信息的激励就会很强。所以，大银行更适合向信息相对透明、易于提供“硬”信息的大企业贷款，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缺乏信息优势。由于小银行能够提供更强的收集潜在借款者的“软”信息的激励，而且小银行一般是区域性的，便于同相近区域的中小企业建立长期的银企关系，因此，小银行在高度依赖“软”信息的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规模一般比较小，从而单位贷款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使得中小企业贷款对大银行缺乏吸引力［23］。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判断也是一致的，即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加倾向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24］，而大银行则更倾向于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25］。

（三）被抑制的农村金融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引致因素就是政府为了加强对社会资源汲取的需要，农村金融当然也不例外。1978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绩效，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储蓄存款也高速增长，在1979－1984年农村储蓄存款的增长率达41％。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对农村经济剩余的高增长无动于衷，1979年便在农村恢复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并将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之下；同时，此后恢复成立和组建的其它国有专业银行也都将其组织机构下伸到了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无庸讳言，改革之初，中国国有银行组织向农村地区的迅速扩张便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控制农村金融剩余的结果［26］。

由于国有银行一直肩负着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职责，而这些政策性贷款大都转化成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了其资产质量日益恶化①。政府担心因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担心其不能适应加入WTO以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于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全面的商业化改革，目的是要硬化其信贷决策和提高其经营绩效，加快其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其实，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行政性干预，商业银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运营，其信贷决策也不可能被硬化，因此，其形式上的商业化改革也不可能提高其经营绩效［27］。但这次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却给农村金融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原本就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名义上的商业化改革而进一步被压缩。同时，由于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政策由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以“放松管制”为主，转变为80年代后期的“放松管制”趋于停滞到90年代后的管制逐渐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管制的强化直接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直接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农村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农村经济剩余大大减少，使得国家从农村资源提取的收益下降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金融直接大踏步的撤离农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1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境内金融机构和营业网点4.4万个”［28］。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离，不仅导致了大量农村储蓄资金的上收和外流，而且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真空’，使得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正规金融就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成立于1997年的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商品粮基地建设贷款、农村基建贷款等，其基本不与农户发生信贷业务关系；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存款而不发放贷款，其实质上只是农村资金不断外流的一条抽水管②。因此，此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直接面向农户的正规金融其实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了近乎完全垄断的地位。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显然是不利于中小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融资。另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自从1979年划归中国农业银行领导之下后，其实质上早已偏离了合作金融的“合作”性质［29］，具有强烈的官办性质，偏离了其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这种“合作金融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支配和控制而又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财务责任的制度安排……而且在进行行社分家时，农业银行直接将高风险的资产转化给农村信用社，形成了数额巨大的待处理亏损”［15］，导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资产质量的恶化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业信贷的决策行为变得更为谨慎，同时，也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的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数量并不多［30］，一些案例研究也显示，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31］。

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安排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正规金融不仅没能发挥其应有的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而且还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道道闸口，根据Huang等人［32］的估计，在1979－2000年间，通过金融系统由农业流向工业和农村流向城市的资金总额分别为14785亿元和10337亿元(见表1)，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若依照县域经济的概念来观察，2005年农村资金通过金融管道流入城市的数量至少应在4.5万亿元”［33］。

在正规金融机构没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甚至成为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抽水机”时，政府一直对那些“对农民来说，其重要性超过正规金融机构的非正规金融机构” ［34］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管制，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没能获得政府真正认同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随时被政府清理和整顿的环境之下。当政府意识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可能威胁到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控制［35］，从而在对农村金融资源的控制时，政府以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在1999年将其全部取缔，包括1986年成立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因而，时至今日，农村经济自身的内生性金融机构也并没能发展起来。

四、结论性评述

过大的城乡经济差距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难题，城乡经济差距的背后则必然的存在着其金融成因。实际上，已有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向，本文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倾向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由于转轨时期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征管制度，政府就须要动员金融资源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以取得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认同和支持，使得经济改革得以继续推行。因此，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政府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因而，缓解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就需要逐步消除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这种内生性，关键在于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征管制度，剥离由金融部门承担的向利益集团提供利益补偿的政策性、社会性负担，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合理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也将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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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税收可以通过宏观税负水平和整体税负结构(或税制结构)来影响消费状况。在国家宏观税负水平较高，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显然会下降。这是因为，消费首先是收入的函数，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降低宏观税负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水平。

在宏观税负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税负结构或税制结构对消费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制结构可以通过税基和税率来影响消费状况。一般来说，一国税基无外乎收入(所得)、消费或财产。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消费为主，显然不利于消费，而有利于刺激储蓄；而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所得为主，那么由于以所得为税基的所得税对全部所得(包括储蓄所得或投资所得)都征税，所以，相对于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在中国，转型后的增值税就是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类型)，以所得为税基的所得税更有利于消费，因为所得税使一部分税负落在了储蓄或投资所得之上。

具体来说，在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下，所得税对消费的影响包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可以从两个层次产生收入效应。第一个层次的收入效应是征收正的所得税使纳税人的即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导致纳税人的即期消费减少；但与此同时，实施负的所得税会使负所得税纳税人收入增加，并促进这部分纳税人的消费增加。第二个层次的收入效应是即期投资产生的所得在将来的期间还要被征收所得税，使因投资产生的所得对应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导致将来期间的消费和投资也减少。征收所得税的替代效应就是征收所得税导致投资收益下降，或者说相对于即期消费来说，投资变得更加昂贵。在GDP和净出口一定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消费的增加。

与所得税相比，广义的消费税对消费的影响恰好相反。一般认为，广义消费税与所得税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税基的不同，即对投资的处理不同。广义消费税仅对消费征税，对所得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不征税，对投资所得也不征税；所得税对全部所得包括消费和投资都征税，对投资所得也征税。可见，消费税可以实现投资中性，有利于投资和资本积累，而不利于消费；而所得税则有利于消费，不利于投资。

另外，财产税的税基为财产，由于纳税人的所得不是用于即期消费，就是储蓄起来作为财产，作为将来的消费，即远期消费，所以财产税的征收有利于当前消费，而不利于财产积累。

由此可见，税基影响所有收入阶层的消费决策，既包括富人的消费决策，也包括穷人的消费决策。但这只是税制结构影响消费的一个方面。税制结构还可以通过税负在人群之间的分布来影响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对消费状况产生影响。如果一国的税收主要落在富人的身上，并且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征收的税款补贴给穷人，那么，按照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通过对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就会提高消费率。因此，税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的作用，如通过负所得税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适度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提高一国整体的消费率水平。

税率的影响是通过税基来发挥作用的。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所得为主，那么增加所得税税率的累进性将有利于消费，反之亦反；同样，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消费为主，那么，降低广义消费税的税率有利于促进消费，反之亦然。

总之，不论是从税基本身来看，还是从税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累进性、降低广义消费税的税率有利于消费率的提高，这对中国当前低消费的经济现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为了提高消费率，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在整个国家税制中的地位，适度降低广义的消费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

二、中国低消费经济现状及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消费的定义，消费(或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或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我国消费率近十几年持续走低，由2001年的61.4％下降至2007年的48.8％(其中居民消费率降到35.4％，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比历史上的最低点1959年的56.6％还要低7.8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可见，中国消费率比全球平均低10多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较低是主要的问题所在。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需求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积极、最有效的因素，经济增长最终靠消费来拉动。在出口因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而受阻的情况下，改变中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极为重要。持续走低的消费率，不利于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消费水平受到历史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条件、消费环境、税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要改变中国不合理的消费结构，除了通过宣传等手段影响人们的消费文化、发展经济以提高收入水平、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改革和产品质量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税制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及劳务税占主体地位。货物及劳务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属于税收理论上的选择性消费税)和营业税。2007年，这三大税种占中国税收收入的62％，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占49％。从2009年1月1日起，中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生产设备所含增值税可以在当期全部抵扣。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的情况下，中国增值税就变为税收理论上的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类型。在中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占税收近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必须在这两个税种之外寻找刺激消费的适合税种。根据前面的论述，所得税是刺激消费的一个重要税种。在中国，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7年，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26％，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6％左右，所得税属于中国税收体制中的第二大税类。由于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的经营投资所得为税基，以法人为纳税人，其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的是企业投资行为，因此，对消费没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中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制，将纳税人所得分为11类分别征收，并实行源泉扣缴。分类征收、源泉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个人所得税的对入税功能大大减弱。甚至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对物税范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调节功能也由此而大大削弱，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由于实行分类制而不能有效实现对低收入者的退税，使得想通过负所得税制度来实现持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促进该部分人群的消费能力变得较为困难。

中国财产税现状表明，由于财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低，使财产税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我国目前财产税类的税种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我国财产税收入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1994—2007年，财产税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在2.0％～2.9％之间，最低的年份是1994年，为2.0％，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为2.9％。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后，财产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较低，且基本没有变化，财产税在全国工商税收中的地位没有像所得税那样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较为有限，限制了财产税促进消费功能的发挥。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6％。我国2％左右的比重显然太低，很难起到财产税应有的作用，包括财产税对提高消费的作用。

四、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总体思路：减税、退税和增税并举

通过以上对宏观税负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降低宏观税负，增加居民收入，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减税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工具，通过减税可以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提高消费率水平。在减税的具体结构上，从税基来看，应该降低以消费为税基的税种的税率；从税负的人群分布来看，应该减少低收入者的税负。具体来说，在中国减税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适度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率，如将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由17％降低为15％左右；第二，减少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缩减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实现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制向分类与综合制过渡等。但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中的比例还较低，所以个人所得税减税的空间和作用将受到限制。如果说减税是从减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的话，那么，退税就是从加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相对于减税而言，退税不受税收收入比例的限制，理论上退税的规模可以达到税收收入的100％甚至更多，所以退税的作用可以发挥得很大，不受某一税种税收规模的限制。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对个人所得税的退税机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在分类制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较为困难。但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尚未征收个人所得税，故可以考虑在农村对农民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以达到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

减税和退税都会减少财政收入，因此，既要保证减税和退税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又必须考虑补充财政收入的其它来源。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其它来源。这些来源主要包括国家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其它类型的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债务收入是一种临时性的财政收入，因为政府的债务最终要靠税收或国家的财产性收入等来偿还。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则不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是不需要税收来偿还的。若考察赋税史，就会发现，早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国家财产权来维系的，后来才逐渐产生了基于私人财产权之上的现代税收。因此，一国如果有较多的财产性收入就可以将其作为减税的重要财政基础。

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储蓄，这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重要后盾。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止至2008年8月，中国有近20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15.7万亿的银行存贷差。这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债提供了资金保障。从中期看，中国政府还有大量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包括土地等资源性收入和国有资本收入(包括资本转让收入和资本增值收入)。据推算，2006年底全国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达2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净资产就高达5.35万亿元。这些国家财产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因此，为了补充减税和退税的资金缺口，在目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发行国债，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好转时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股权来偿还，或干脆将一部分国有股划归专项资金来退税。

总之，通过减税和退税以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将为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消费提高，内需进发，经济发展，税源充足，将为远期的税收收入增长提供源泉；反过来远期的税收增长又可为当前的减税和退税政策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当然，针对当前的低消费现状，除了减税和退税之外，还有增税的空间。通过增税，可以防止短期税收收入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减税和退税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话，那么增税就是通过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或财产金额为减税和退税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同时，通过增加有利于消费的税种的税收(如所得税和财产税)，还可以在维持总体税收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消费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当前增税的核心应该是：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五、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建立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

中国消费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城乡消费差距过大。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而农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据统计，农村人均日消费仅5元多，5个多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才相当于1个城镇人口购买的商品，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l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因此，若能提高农民消费，将会大大提高消费率。农民消费比例过低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太低，导致农民无钱消费；就算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因无社会保障而不敢消费。要提高农民消费，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两大问题。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农村建立个人所得税的负所得税制度来解决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两大问题。

负所得税是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制度本质上是由政府补贴低收入者以维持低收入者最低生活费的制度。其具体办法是由政府规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额度，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对低收入者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入越高，补助越少。

负所得税计算公式是：

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一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为了减少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施行的交易成本，在初期可以假设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为零，并按照一定的基数和比例算出一个定额(收入保障数)，对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进行补偿；待配套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完善，并规定所谓的排富条款，对农村居民中的富裕者取消负所得税，征收正的所得税。比如：在当前，可以先按照每月2000元的基数，规定3％～5％的比例算出60～100元的收入保障数，由于在初期忽略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那么，每个农民可以获得的负所得税为60～100元。负所得税的纳税人仅为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按照8亿农民来计算，大概每年要花费5760～9600亿元。对这部分负所得税的资金来源，短期可以由国债发行收入来填补，中期可以通过划拔一部分的国有股或国有企业利润作为专门基金来解决，长期可由税收收入来补助。通过在农村建立稳定的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既可以长期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稳定农民预期，以及行使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将会大大提高农民消费的水平。

至于农村负所得税制度与城市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问题，可以留在下一步再逐渐解决。

(二)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1所得税增税的关键：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扩大综合征收的范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增加个人所得税收人。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将个人所得划分为11类分别征收。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不能较好地体现负担能力原则，因为只有综合的所得才能够真正体现个人之间的所得差异和负担能力差异。因此，应改革目前的分类制个人所得税。只有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才能较好地体现纵向公平；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强化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而且，强化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也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和其它调节作用，因为只有在收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分配调节才有力量。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结构中，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占主体，而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较少，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人群分布结构正好相反。改革所得税制度，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低收入者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实行结构性增税，不仅有利于税收公平，还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2财产税改革的方向：实行一般财产税制，扩大财产税征税范围，增强财产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提高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我国财产税的现状表明，由于财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低，使得财产税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财产税的结构也凸现出许多问题。首先，征税范围不合理。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中，房产税占主体。但是，房产税仅对经营性的房地产征税，对消费性和空置的房地产不征税。对这部分房地产不征税，不仅不公平，而且还不利于提高消费率水平，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税基较窄。我国财产税仅涉及房地产、车辆，而对库存商品、机器设备、贵重家具和无形动产不征税。过窄的税基限制了财产税功能的发挥。第三，税种缺失。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利于刺激消费。我国人民有节俭和遗留财产给后代的传统，如果不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导致这种传统更加强化，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目前，反对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声音也较大，其理由是国外纷纷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符合世界潮流和趋势。但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取消遗产与赠与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率太高，储蓄率太低，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有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国目前消费率太低而储蓄率太高，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恰逢其时。第四，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财产税税率设计除了税率太僵化，不能根据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税率的累进性太差。我国财产税税率采用的是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税率累进性较低。为了充分发挥财产税的公平调节功能和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可以适度采用累进税率，累进税率的设计可以先低一些，采用低累进制度，然后，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刺激消费，我国财产税的具体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实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具体操作上，应先将闲置性的、空置性的房地产纳入征税范围，将这部分资金引导到合理的消费上来；然后，通过扩大财产税的税基，使财产税的税基囊括房产、车辆、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知识产权；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对所有的净财富(资产减负债)征税，具体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通过推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将资金分流到消费领域，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由于个别财产税对不同财产区别对待，也不容易对纳税人的财产总额实现累进征收，因此，可以考虑逐步向一般财产税制靠拢，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来提高财产税的累进性。第二，采用低累进税率来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低累进税率既有利于改革的推进，负作用也较小。另外，对低收入者应该有一个豁免额。为了使税收宽免额仅限于低收入者，可以利用逐步消除机制来取消对高收入者的豁免优惠，增加累进性。(3)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国民过度节俭和遗留遗产的习惯，增加国民的当前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善消费投资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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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荣融.努力促进中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J].求是,2007，(7)：19

篇10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国有企业 资本结构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迄今为止，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过半，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即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完全放开。我们认为，在目前政府投资因受地方债务制约而难以为继的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可以打破利率双轨制的弊端，解决民间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利率市场化将会是继商品市场化后的下一轮制度红利。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在于能否自上而下地打破国家信用对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的隐性担保。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我国的融资市场结构将会显著发生变化，银行信贷市场增速将会趋缓，而直接融资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将会保持高速增长。

受利率市场化的影响，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会由以贷款为主的融资结构转向多元化的融资结构，直接融资占比逐步提升。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及假设国有企业追求利润目标的经营诉求，根据优序融资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最优的融资策略为：首先利用成本最低的内部融通资金；其次国有企业可以凭借优质的资信等级进行债券融资，同时逐渐退出成本较高的贷款融资方式；而当不断扩大的债券融资所带来的较高的隐性破产成本及成本会降低企业市场价值时，国有企业则可以选择股权融资方式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动因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水平即资金价格不是由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决定，而是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但利率市场化也不意味着利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决定，而要受本国中央银行调控意图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包括资金供给方、资金需求方、金融中介等市场主体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为中介的市场利率水平，使之成为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准确价格信号。

（一）资本稀缺与金融抑制理论

麦金农（1973）和肖（1973）较早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观点。金融抑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种战略，并且利率抑制是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其实际利率被政府限制在非常低的水平；过低的利率水平导致资金供不应求，形成资本稀缺的局面。

根据索洛模型，当同时具备资本短缺、劳动力相对富裕、以及人均资本存量较低这三个条件时，单位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非常高。金融抑制可以压低消费，提高储蓄水平，获得更多的投资和更高的产量。这一阶段，金融抑制一般都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深化和经济的高速成长。均衡状态下更高的储蓄率对应的是更高的人均产量，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面的。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投资的边际贡献递减，经济增长放缓，金融抑制的效果衰退，而之前被高增长掩盖的种种弊端会逐步暴露出来，这个时候经济体往往会被迫进行金融自由化。

麦金农（1973）和肖（1973）认为，金融抑制经济中，政府为抑制廉价资金的过度需求将引导有限资金流向政府计划优先部门，且会采取计划分配资金投向。政府干预造成的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设定利率上限、高额准备金要求、定向信贷配给、资本账户管制和汇率控制等。此时金融市场被分割为两个市场：一个是政府管制的市场，其资金主要流向低效的国有企业及政府机构；另一个是没有正规管制的自由市场，其利率远高于前者，中小私人企业或通过内部积累或通过这一市场进行高成本融资。这种严重的价格歧视和市场侵害状态，导致市场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市场行为扭曲，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麦金农和肖认为，为了刺激金融和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利率自由化。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后各国纷纷启动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理论基础（详见表1）。

（二）中国的金融抑制现状

中国利率管制的初衷是控制金融资产的分配，并通过利率压抑的办法，控制企业的资金成本，并加强银行体系的安全，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抑制为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又廉价的资本。政府通过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确保大部分居民储蓄进入银行系统。通过设定贷款利率上限获得廉价资金，设定存款利率上限保证银行的利润空间和正常运转。利率限制带来资金的超额需求和信贷的配给，政府通过提供隐性担保或者直接窗口指导使得信贷流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合意的领域。为了避免资金分流，需要限制股票和债券等其他金融市场的发展（详见图2和图3）。资本管制对于金融抑制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以限制居民储蓄流向国外，同时防止自由流动的资本对于缺乏竞争力的金融体系的冲击。

金融抑制的弊端在于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造成了大量低效投资。低利率一方面造成了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带来产能过剩和亏损，最终反映在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另一方面信贷配给使得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无法通过银行渠道获得资金，只能转向内源融资或者其他高成本融资工具，降低了投资效率。

在中国现行利率机制下，利率在自身变化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同时，其调节功能赖以作用的空间――金融市场也受到政府行政控制，导致了利率调节功能的弱化。利率不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不能提供和传递真实的信息，并使我国三大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失灵：利率调节资金供求的功能钝化，利率调节经济结构功能的萎缩和弱化，中国的低利率和利率管制。

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历史成就

我国于1995年确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并于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开始。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利率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为：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迄今为止，包括国债市场、金融债券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利率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市场等在内的货币市场，其利率也基本实现市场化；外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基本到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也已经逐渐达到了基本对银行的利率选择不构成硬性约束的程度；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屏障已经初步打破，特别是理财产品等市场化定价金融产品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已推动实际存款利率在更广泛范围内依据供需关系确定.

（二）当前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

就利率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行程过半，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即存款上限和贷款下限的完全放开，贷款规模的额度控制放开，以及风险的隔离。

1、定位：继商品市场化后下一轮制度红利

长期以来，大型国企享受低利率融资，而承载中国90%就业的中小企业却融资困难，其根源在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双轨制”。体制内，银行在存款利率管制下获得大量低成本存款资金，而在贷款利率不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只愿面向由国家信用间接担保的大型国企放贷；体制外，市场化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承受高的资金价格。因为体制内外的资金价格差异，形成了多层次套利体系：部分国企变身影子银行，发放委托贷款来获取利差收益；银行同业间批发零售资金业务快速增长，部分银行短借长贷，利用票据和信托收益权的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滚动投资于信用风险资产套利。

目前政府投资受过高地方债务的制约而难以为继，民间投资将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能够解决民间融资难这一问题的利率市场化将是下一轮中国制度红利释放的关键环节。

2、关键：自上而下打破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

与他国自下而上打破监管的经验不同，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自上而下打破国家信用对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的隐性担保。

二战后各国普遍通过维持低利率来促进经济恢复发展。70年代至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使通胀高企，实际利率为负，存款机构受制于利率管制，如美国的Q条例和日本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银行为了绕开利率管制、吸收更多存款，创新出一系列新金融工具，如大额可转让存单（CD）、可转让提款通知书账户（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这是金融机构自发的自下而上打破利率管制的过程。

但在中国受金融抑制的主要是体制外中小企业。在WTO红利的护航下，银行盈利模式主要通过扩张规模而不是追求效率。这种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信用体系具有隐性的“国家庞氏”特征，即国家担保银行、中央政府担保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担保地方大企业。因此，只要银行仍在体制内扩张而不参与到中小企业的融资中来，其面对的风险源并不因业务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实质上都是由同一个国家信用所担保。尤其在经济失速并且国家采用保增长政策的时候，体制内低成本资金助推国企加杠杆，盈利能力短暂冲高后随即陷入低迷，而且对体制外的金融抑制加剧。

因此，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自上而下打破隐性担保，使各金融主体风险自担、优胜劣汰，重建市场风险定价体系。经济增长模式从国家背书下的体制内规模扩张转变为体制内外无差异竞争，这就是“盘活存量”的要义。2012年底四部委联合公布的463号通知和即将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打破国家为地方兜底、为银行兜底的重要举措。

打破国家信用对银行的背书后，银行才有可能参与到促进全社会资金有效配的经济活动中。只有破除体制内银行的低风险和高垄断利益的铁板，才能促使银行真正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从而推进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强化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三、中国利率市场化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影响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利率双轨制将会逐渐消失，受政府管制的信贷市场与体制外自由融资市场趋于融合，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将会提高，银行贷款投放结构也会随之调整。流向国有企业与政府机构的资金将会缩减，小微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贷资金支持。与此相比，直接融资相对市场化，容量将相对宽裕。直接融资市场扩容步伐将会加快，社融结构调整持续。根据《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在未来 5 年内维持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 15%以上。因此我们认为，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未来社会融资的增速将维持在略高于银行整体贷款增速的水平，具体表现为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将逐渐提高，直接融资整体规模显著提高。债券市场作为标准化的直接融资形式，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存在大幅提升的空间。

四、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融资策略的选择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随着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变，以及融资工具的多样化，我们认为企业的融资形式将有明显变化，综合化融资结构的趋势已初步建立，根据企业性质、规模、地域而分化出的结构化、层次化融资趋势将会延续整个过程。 就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融资结构多元化可能在利率市场化过渡期间会加速推进：直接融资占比逐步提升，退出成本较高的贷款融资方式。

企业融资理论的研究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古典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二是现代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产生是以1958年MM理论提出为标志的。先后经历了1963年修正的MM理论、70年代的平衡理论和80年代的优序融资理论，以及1998年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大多数国有企业在所处行业中体现着垄断的特征，国有企业作为融资方对企业经营状况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而投资方则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也是国有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它企业融资理论相比，优序融资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国有企业融资策略的选择。本文主要运用优序融资理论来分析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的融资策略选择。

（一）内源融资

内源融资是指国有企业将经营活动结果产生的资金（即公司内部融通的资金，它主要由留存收益和折旧构成）转化为投资的过程。

内源融资具有外部融资方式无可比拟的优势：自主性。内源融资来自于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在使用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融资成本较低。外部融资，无论采用股票、债券还是其他方式都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比如券商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等。而利用内源则无需支付这些费用。因此，在融资费用相对较高的今天，内源融资对国有企业非常有益。

当然内源融资也存在一定缺陷：融资规模受限。内源融资受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及积累的影响，融资规模受到较大的制约，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分配股利的比例会受到国资委等股东的限制，国资委可能要求股利支付比率要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内源融资对企业的资本形成具有原始性、自主性、低成本和抗风险的特点，并且成本最低，因此可以作为国有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

（二）债务资本融资

债务资本融资可大致分为企业信贷和债券融资两类。根据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压抑理论，在利率管制情况下，利率水平被普遍压低，资金价格被扭曲，政府引导有限的贷款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及政府机构，因此国有企业能够获取低成本的银行贷款资金。而当放开对利率的管制、允许利率水平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决定后，银行贷款利率水平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进而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的抬升。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民营企业对贷款的可得性也在不断提高。在贷款资金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会形成竞争关系，这将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贷款融资成本。

我们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债券融资优于银行贷款，国有企业应利用成本较低的债券融资替代企业信贷，逐步退出贷款融资方式。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占比将逐渐提高，直接融资整体规模显著提高。债券市场作为标准化的直接融资形式，在社融中的占比存在大幅提升的空间。资信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扩充资金来源。统计数据表明，优质企业如AAA级企业选择在市场流动性较为宽松的时候发行3-5年期的企业债券，利率比相同期限银行贷款可以低100-200个基点，若在境外发行债券则利率水平更低，是财务状况良好的国有企业融资的理想途径。

然而，当国有企业负债率逐渐上升时，企业的破产成本和成本也相应升高，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与破产的可能性增大，这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值，此时则可考虑进行股权融资。

（三）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在我国企业融资购成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上市公司主要的资金来源。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占所有外源融资的一半以上。由于股权融资具有期限长、无利息负担、无需还本等等特点，因此具备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可以在主板、中小板块或创业板块市场申请IPO，通过股权融资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募集长期资金；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则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增发股票的方式筹集后续发展所需资金。规模较小的企业，还可以通过我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进行股权出让，扩大资金来源。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形式将有明显变化，融资结构多元化可能在利率市场化过渡期间会加速推进。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我们假设国有企业也有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诉求，那么国有企业最优的融资策略为：首先利用成本最低的企业内部融通资金促进项目投资；当内源资金无法满足资金需求时，国有企业可以凭借优质的资信等级直接发行债券获取资金，同时逐渐退出成本较高的贷款融资方式；当国有企业负债率上升所带来的较高的隐性破产成本及成本会降低企业市场价值时，国有企业则可以选择股权融资方式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参考文献：

[1]张婉婷.我国国有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