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制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供给制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以体制外供给为特征，形成了供给不足和结构扭曲，为此本文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构建新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讨了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私人产品”而言的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是农村 经济 社会 发展 中的重要基础。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采取 科学 方法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构建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1．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弊端分析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制度框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层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多年来形成的“二元化”发展模式和体制所造成的。由于实行的是“以农补工”、“重城轻农”，优先发展城市的倾斜性发展战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乡有别的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 

(1)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是其根本特征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广阔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在长期的 工业 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中，政府没有雄厚的财力和健全的机制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而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 

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 法律 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人民公社时期，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刚刚步、资本原始积累的匮乏时期，农村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公社内部解决。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强的统摄农村 政治 、财政的权力，再加上当时国家很困难，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农村就由农民出工出劳，自己想办法满足自己低层次的需要，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经费就不进入国这家公共收支系统。人民公社解体后，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但是，新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筹措制度并没有进行根本的变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供给体制，随着公共产品种类的增多、范围的扩大，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乡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远远不能解决供给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强行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和劳动，农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担着绝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下，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多少农村公共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为民做主”。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往往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与城市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公共产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资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的短期行为。 

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外部性使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不能统一，缺乏激励机制，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出现数量上严重不足和结构上严重失衡的特征。 

篇2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产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产品理论概述

195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经典性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2……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布雷顿根据公共产品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概念: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限度内探讨公共产品问题,把公共产品本身作为政府设计税收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个时期是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至今,这一阶段是公共产品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时期。公共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传统对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供给的观点,形成了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进程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产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1882年,瓦格纳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公共产品”一词。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的功绩之一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与私人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商品的价格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也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可以将公共物品概括为三个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费的非竞争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

随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极大丰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经完全形成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张军、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王国华、(2003)、冯海波、郑婷婷(2005)和杨卫军(2005)都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石玲红(2008)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曾福生、李燕凌,匡远配(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定区域性、生产的分散性、农民对其强烈的依赖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的流动性和生产性消费特征等。该分类摆脱了公共产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结合了农村农民的实际和特殊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模型与数量化

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类型相对较多,包括了效率现状、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等。总体上,国内对于供给效率的研究,可分为供给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型。如黄季馄、李宁辉(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综合效率。匡远配(2006)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质量堪忧。王磊(2007)借用分级条件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最优规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量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根据IMD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和国内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分析应采用DEA的方法,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及效率的模型与方法。陈会玲,杨丹,石智刚(2008)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相应的对策主要是从立法保障、分级体制的建立、产权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绩效出发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并提出绩效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多,如郑洲(2007)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同时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努力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必须充分考虑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状况,农牧民显示自己的真实需求偏好等建议。刘文勇,吴显亮,乔春阳(2008)构建了这样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j代表农民消费产品的种类,其中包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a是边际消费倾向;c是自发性消费。为了消除非线性相关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对公式1作双对数变换后,有:lnXj=alnY+c。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翔实的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主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品投入与产出两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存量盘活、增量扩大;资源节约、效能升级;分权改革、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增效创新模式”及其对策建议。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细化与创新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概念。张军、蒋琳琦(1997)认为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多种具有关联性的规则制度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这一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每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了新的一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规则、成本分摊制度、生产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较为本质性的变迁事实上体现在决策、成本分摊和使用制度的演进之上。

张军、何寒熙(1996)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改革后的变迁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来的用来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林万龙(2003)则在《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影响,论证了其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1)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宪法秩序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将可能引发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2)这一变迁包括主导变迁和需求诱致变迁两方面内容。叶兴庆(1997)将通过政府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把通过非税收形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建国后,我国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无实质性的改变。谷洪波(2004)、叶子荣、刘鸿渊(2005)等都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陈永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杨卫军、王永莲(2005)认为一方面,税改堵死了制度外筹资渠道,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终结;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仍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真空。

总体上,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牵涉到了制度现状、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创新等内容,但部分研究在观点上缺乏创新,研究思路上过于宏观和空洞。相反国内也有一些专家独辟蹊径,从某一创新视角或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乌东峰(2005)从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细分公共产品出发,对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朱有志(2008)从“两型社会”出发,对“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四)农村公共产品未来研究应在国际视野下脚踏实地

总体上,国内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有了较好研究基础,出现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多数研究热衷一般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而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偏少,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现状调查和发展战略的确非常重要,但当前的多数成果缺乏新意和创新,并最终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发达地区或都市周边农村范畴,边缘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特殊性,其关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与数量推导,缺乏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视角。现有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调研数据处理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模型分析与数理化论证,应在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重视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研究较多,有关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7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8] 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篇3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与城市相比差距极为悬殊,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其结果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成为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严重障碍。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要进一步完善其供给制度,改变政策导向和政策思路,创新供给模式。实施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有益探索。 

   “十一五”规划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扩大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因此,着力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仅以石家庄市为例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作一调查和思考。

   一、石家庄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的是两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由各地财政来提供:另一套政策是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补助。由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优美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农村居民不仅与此无缘。而且在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石家庄市与全国情况一样,一边是市政府在经营城市、改善投资环境的激励下为民办实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使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锦上添花”,让市民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一边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城市极为悬殊的态势,农民要为增加的大多数公共产品供给全部或部分“埋单”。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1.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从卫生经费上看,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用于卫生的支出为4.91亿元,其中3.32亿元投向石家庄市区,占卫生投入总额的67.3%,而用于县城及农村的只有1.59亿元,占卫生投入总额的32.7%,直接投入到农村的卫生资源大概在20%左右,这足以表明,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目前,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职能的乡镇卫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一些乡镇卫生院名存实亡,甚至已不复存在。2003年石家庄市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有4858人,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8.5人:市区和县城拥有23798人.每万人拥有72人,城市是农村的近9倍。农村乡镇卫生院有病床5320张,平均每万人拥有9张:市区和县城为20019张,每万人拥有60张。城市是农村的6倍多。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早已不复存在,有些地方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合作医疗体制也还在探索和完善中,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大量存在。 

   2.农村社会保障像蜻蜓点水。目前,石家庄市市区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和职工个人要缴纳社会保险费外,市财政每年还要给予大量补助。2003年市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补助4.3亿元,其中3.54亿元用于石家庄市区,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82.3%,0.76亿元用于县城及农村,仅占社会保障补助总额的17.7%。城市人均161元,农村人均11元(其中还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15倍。石家庄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6.7万,仅占农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庄市区周边县、市,其他县、市特别是贫困县,农村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84.4万人,失业保险覆盖率为95%:农村根本就没有失业保险。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市财政为向低保和下岗职工发放补助和生活费共支出2.2亿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镇,全市有7.65万人接受城镇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都是由县、乡、村三级负担,由于资金来源的拮据而使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标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石家庄市的低保标准为205元,而灵寿、赞皇、行唐、元氏、井陉仅为125元。这也只限于县城的职工.许多县市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约有34%的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了救济,但人均救济款不足百元。 

   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捉襟见肘。2003年的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3440.91元,而最低的一个县仅为560.89元.市辖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是该县的6倍: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为1470.98元,而最低的两个县分别为0.4元、2.27元.市辖区生均公用经费额分别是这两个县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是完全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在支撑运转。在农村教育经费较低的情况下,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教学设施及其他条件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城市小学的升学率100%,而农村小学的升学率为98%;初中的升学率,城市98%,农村仅为68%,农村比城市低30个百分点。由于农村教育落后,使农村从业人员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学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专文化程度仅占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0.8%。劳动者素质低下必将影响到新农村建设进程。 

   4.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无能为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石家庄市农业推广系统长时间处于“有钱养兵、没钱打仗”的尴尬境地,乡镇的一些农业技术员早已挪做他用。农业技术推广、引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品质,已成为纸上谈兵,不得不靠上级部门的“科技下乡”活动来推动。据调查,2003年石家庄市财政支出79.7亿元,支农资金约为2.4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3%。低于全国4.7%的水平,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更是少的可怜,据调查资料显示,石家庄市近60%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业务经费。由于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石家庄市农村的广大农民无法及时得到有关的信息和技术。因而在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这也正是造成石家庄市农业效益不高、农民收入低、农村地区生产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的负面影响 

   公共产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农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投资效益降低,农业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造成的。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给农业以及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是“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公共产品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实质是制度设计的不平等。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规避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在现行公共品供给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到了城市,农村中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公共产品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最终落到乡镇政府和农民头上。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责任主体的缺失,通过供给责任的层层推卸,农民自己不得不充当公共品的提供主体,在农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长缓慢且在承担了各类隐性和显性负担后,还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农村贫困人口终年处于贫困状态。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构成了私人产品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给水平及获得的难易程度决定着私人生产成本的高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增加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严重影响了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已成为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陷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进一步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造成恶性循环。当前,“三农”问题成为困扰政府、学界及业界的难题。其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就是要以人为本,优先解决广大农民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城乡协调发展制度,让农民同城市居民在权利与义务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

   2.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城乡差异,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首先,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赖于公共消费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费明显要高于农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显着高于农村居民。在这种状况下,农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其次,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教育的程度、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受教育程度与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在这些方面公共消费的显着差异会使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低于城市居民。而个人收入又是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所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又决定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再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增加生产成本。比如,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就会增加灌溉成本;没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就会增加运输成本。二是减少农民对农业的投入。比如,对农民不合理的制度,不仅直接加重农民负担,而且会降低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直接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三是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比如,气象与市场信息等服务差就会降低农民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总之,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存在降低农民私人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形成农村经济活动的高成本运行,农业竞争力下降,农村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妨碍了农民的增收、农村的进步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三、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 

   1.把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发展、健康、文化娱乐等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的满足,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生活综合质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区,“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等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础设施,仍不能消费现代家用电器,使用现代通讯手段,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新生活。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集体经济已日趋弱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补到户,所以,靠集体经济无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应该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产品的办法,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使农民在受教育、医疗、保障、文化娱乐、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实得到实惠,这是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改变农民生存环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2.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好基础。农村公共品供给必须实行两个改变,一是尽快改变公共品供给“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二是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以农民为主”的政策思路。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责任。政府必须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而不是仅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关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拥有相同的发展权和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把公共产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给城市和乡村。使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国民待遇,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 

篇4

公共物品一词最早是由林达尔在其论文《公平税收》中提出的，而首次被赋予形式化定义的是萨缪尔森，他将公共物品定义为：公共物品是指由社会成员可以均等消费的物品，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1]多数学者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三个基本特征。由于我国农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也必然有其自身的特征，主要有公共性、生产性、社会服务性、公平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等七大特征。[2]结合公共物品的属性以及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所具有的特性，将农村公共物品定义为在农村地域范围内，满足农村公共消费需求，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社会物品或服务。[3]

虽然近年来政府已经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如取消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这些政策的实施的确助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质和量有很大保障，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依然存在。

二、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研究

在原计划经济体制驱使下，政府几乎包揽一切社会公共事务，这就形成了单中心管理模式。在该模式下，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由国家承担，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需农民自己“埋单”，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职责存在“缺位”现象。就柯桥区（原绍兴县）而言，虽然柯桥区是中国经济十强县，又通过近些年强镇扩权方式，将财事权下放给镇级政府，使镇级政府有能力不断加大其镇域内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提高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但是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仍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模式不科学等问题。

（一）供给总量严重不足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很少有人参加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居民已经能享受到相对完善优质的基础设施，比如游泳池、社区健身休闲娱乐所等，但是柯桥区的个别农村，如稽东镇的交通还不便利、不能统一饮上小舜江水等情况仍然存在；农村教育基础上来看，农村诸如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器材陈旧、图书量不足、班额过大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在很多层面，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

（二）供给结构不合理

在纯公共物品上，由于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因为政府偏好的存在，为追求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追求短期目标。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上存在“左右失衡”问题。对于一些能够展示地方政府政绩（即“硬”指标）的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剩，如村村通公路，家家安数字机顶盒等，但却疏于事后的维护与管养。在一些村庄中，公路成了龙须沟、电线线路老化、电线杆歪歪斜斜等情况经常出现。目前开展高科技农业情况下，农民当前急需的农业科技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提供却严重不足。

（三）供给模式不科学

由于上级政府下决定，下级政府来执行的这种“自上而下”政府决策机制存在，越是基层的政府要负担的事权也就越大。目前又按照着各级政府成本分摊：物质成本由乡镇的各项临时收费、摊派分担，使得基层的财政负担过重。造成事权大于财权的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能力有限，不足以满足农民的日常公共物品，也更不可能追求公共物品的多样化。

（四）供给效率低下

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上级政府和农民信息双向传递上阻碍较多。从农民向上级政府反馈角度看，信息传递链越长，信息失真程度就越高，导致上级政府无法准确获得农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从上级政府向下提供公共物品角度看，上级政府经过层层下拨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就越被剥削，公共物品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在不同乡镇由于公共物品外溢性的存在，每个乡镇谁也想搭便车，坐等渔翁之利，从而加重农村公共物品无效供给。上述两大原因导致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低下。

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不合理的城乡分治的公共物品二元供给体制

在国家重城轻乡的政策背景和挖农补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城乡二元供给体制一直在影响着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4]在农村，许多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需由农民自己“埋单”，政府只是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这其中一大部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费用无形中转嫁给农民，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城乡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仅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使农民的压力不断加大。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顺利开展。

（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问题的存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单一、职责不清。由于农村公共物品具有自身特点，加之市场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上影响甚微，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等主体的作用未被挖掘出来，使得政府成为公共物品单一供给主体。另一方面，由于在实际中各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责未被科学合理划分，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错乱缺位”。“财权上交，事权下放”的存在，越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过重，享受到的财权过少，致使农民不能享到尽多和丰富的公共物品。

（三）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的影响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并未充分考虑到公共物品使用者的需求状况，难以达到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在这种模式中农民很难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对公共资金滥用、公共物品供给不透明、暗箱操作等状况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如柯桥区于2001年进行了乡镇撤扩与改革，但是这就造成了干部人浮于事，增加了财政的支出，然后并没有提高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四、多中心理论视角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构建

奥斯特罗姆夫妇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可以说是针对单中心治理思想提出的，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意味着在进行社会公共事务中，除政府主体外，还包括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在内的多个主体，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各个主体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力。在公共物品供给这个特定领域，多中心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供给方式和规则等需要多元化。

基于多中心理论，完善柯桥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通过多元供给主体（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协同机制的作用，促使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并通过多元供给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和效益。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良好的监督评价机制做保证。基于多中心理论视角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模式如下图所示，

（一）多元供给主体

1、政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难免会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现象，此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供给。而出于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那些市场供给失灵的农村公共物品无可厚非。[5]尤其在两大类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政府应该主动并且承担这个责任：一是诸如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纯公共物品；二是诸如电网、自来水等排他成本高的准公共物品。当然要强调的是政府只是在市场、第三部门等其他主体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时才提供公共物品，同时，政府转交的只是服务项目的提供，而不是服务责任的移交。[6]

2、市场。政府行政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动机使得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利倾向，因而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可能存在“失灵”现象。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无法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这些原因都促使市场能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后由市场的特性决定，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能提供一些产权归属明确、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农村公共物品，如小型水利设施、农用固定资产等。

3、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又可称之为非盈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是介于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一个部门。当前农村中已经有诸如农村老年协会、妇女发展类民间组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农民工协会等第三部门，这些第三部门发挥其自身优势不但可以弥补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的缺位，解决政府管不了、管不好、又不愿管的事，也能对市场失灵作出积极回应。因此，第三部门理应与政府相互合作，与市场共同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

（二）资金来源多元化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出现供给不足的现状，主要是因为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过于依赖政府的拨款。当政府不能有效的支配足够的资金时，就必然导致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保质。因此，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极其重要。与多元供给主体相对应，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筹集模式应该采取政府财政投入、市场筹集和第三部门弥补相配合的多元筹集模式。首先，乡镇机构的责权利相统一，能有独立的预算权和财政支配权；其次，明确中央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财政职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三，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通过采取私人供给、政府给予适补贴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准公共物品。

（三）多元供给方式

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有以下几种供给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政府直接供给方式，即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之一，直接向属于本级职责范围的农村提供公共物品。二是政府委托除政府部门以外的私人（或团体）的供给方式。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中私人与政府通过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一起供给某些农村公共物品。政府以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方式在规范条件下把公共物品供给转让给私人经营。三是政府与私人（或企业）合作的供给方式。政府通过补贴的方式，鼓励私人或企业参与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事业中来。

（四）多元运行机制

1、决策机制。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建立合理的双向决策机制。首先，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责，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机制。其次，建立完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通过第三部门的合理构建来改善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农民提高自身的素质、科学文化水平，让农民有能力和有渠道表达自己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篇5

论文关键词：农村 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是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薄弱环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瓶颈。目前，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各单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而整会公共服务事业落后和制约发展的原因及对策方面仍

1造成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落后的原因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与落后，现有研究认为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1．1制度建设落后。目前，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以公益性为主体的制度体系未形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之间平衡状态仍未根本改变。理论界一致认为最根本原因是制度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

1．1．1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没有改变。从城乡体制看，是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身份不同，造就这种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不等是我国目前公共服务事业的不平等。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指出，城市优先的战略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一脉相承，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必然体现为农村人力、物力、财力单向流向城市，农村自身发展的潜力则受到严重剥夺。迟福林也提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源之一就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1．1．2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制度不明晰。丁元竹指出，从政府间关系看，目前我国非对称性财政结构不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重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事权和责任划分不清，中央政府有关政策文件在涉及政府间关系问题上过于模糊，不利于政策实施。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也指出，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职责缺乏明确的划分，使得公共服务均等化难以考核和问责。

1．1．3财政体制不合理。迟福林指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源之一是没有形成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财政功能性支出比例最大的仍然是经济建设性支出。丁元竹认为，业已形成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具有财政能力均等化意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不合理，作用不明显；建立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基础上的专项转移支付缺乏科学分配依据，申报方式随意，分配方式不规范；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落后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提出，在现行层级财政模式下，每一级财政都主要考虑本级财政的收支平衡，对辖区内下一级财政的均衡作用不明显，基层政府往往因财政能力不足而无法真正履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1．1．4改革管理机构和运做机构的落后后。使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管理机构和运做机构改革落后，针对一些地方农村单位市场化改革，各级政府机构缺乏及时有效的引导，抑制了其发展活力。由于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发育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高效率的组织载体和组织平台，这使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农村和落后地区相当困难。

1_2没有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认为，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目标和措施等，国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没有专项的法制和政策支持。丁元竹认为，造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从技术上看，主要是我国还没有针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来建立一套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和与这些标；隹相对应的客观因素评估法。…

2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实现平等化的意见

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应致力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事业的城乡平等化，充分体社会公平。理论界认为发展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实现平等化应采取的政策取向是：

2．1平等化的规划和标准尽快制定。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建议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研究提出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政策意见，增强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工作的指导。丁元竹认为，应确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明确我国在法定基本公共服务上需要均等化的地区和领域，奠定计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需要财政支出的技术基础。田毅指出，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标准法治化。常铁威认为，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加强规划指导，促进新农村社会事业有序建设和科学发展。陈昌盛提出，要加强公共服务规范化管理，分类别制定“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认为，应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规划指导，将农村社会事业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按区域确定发展目标、发展任务，统筹资金安排、建设项目、配套政策，有计划按步骤推进。

2_2转变政府职能，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核心职能之一。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提出，应确立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并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重心转向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江明融指出，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不仅是简单的财富转移，只有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才能有效解决政府职能的“越位”问题，切实将主要精力用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薄弱环节。迟福林认为，从我国的现实需求出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的是中央地方关系要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转变。赵白鸽认为，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进一步加强评估的科学性和监督的有效性，形成明晰的部门分工及问责机制，以促进公共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将效率、公平和生态发展列入发展的评估指标，将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以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问责机制。

3概述

篇6

关键词：内部控制作用，内容，措施

 

内部会计控制是科研单位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保护科研单位资产的安全、有效推动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会计控制是经济管理的基础，也是科研单位内部控制的基础，会计控制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单位内部控制的全局效果。

1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的意义

内部控制制度，是指单位内部为了有效地进行管理，而制定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措施和方法的总称。

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其范围相当广泛，其作用已远不止防弊纠错，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发挥以下几方面作用。

1.1能够促进财务物资的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

内部控制制度对财产物资的保管和使用采取各种控制手段，可以防止和减少财产物资被损坏，杜绝浪费、贪污、挪用和不合理使用等问题的发生。

1.2能够促进提高信息报告质量

正确可靠的会计数据、资料是管理者了解过去、控制目前、预测未来、作出决策的必要条件，能够促进维护资产安全完整。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单位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内部控制系统通过制订和执行业务处理程序，科学地进行职责分工，使会计资料在相互牵制的条件下产生，从而有效地防止错误和弊端，保证会计资料正确性和可靠性。

1.3能够促进国家法律法规有效遵循

国家制度的一系列财政纪律及法规，都需要通过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来落实，通过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以进行自我约束，遵循国家的财政纪律和法规。

1.4能够促进提高经济管理的效率

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合理地对单位内部各个职能部门和人员进行分工控制、协调和考核，促使企业各部及人员履行职责、明确目标，保证单位的各项活动有序、高效地进行。

为了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应预先确立衡量实际绩效的标准；正确记录经济业执行情况，并将工作实绩与标准目标进行比较，借以发现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及各种因素对差异的影响程度；针对偏离目标和标准的现象，提出纠正的措施予以补救。还应注意一些特定控制程序的执行，如核对会计记录数字的准确性、保持调节表、日常编报资料和试算表，核准与控制各种凭证，同外部资料比较，将现金、有价证券和记录核对预算与执行结果比较等。论文参考，措施。论文参考，措施。

2 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2.1组织机构的控制

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分工的科学性，部门岗位责任制，人员素质控制。在设置内部机构时，既要考虑工作的需要，也应兼顾内部控制的需要，使机构设置既精干又合理。对内部组织结构和职责分工要有整体规划。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保证各级人员具有与他们所负责的工作相适应的素质，从而保证业务工作的质量。

2.2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控制

授权和执行的职务要分离，执行和审查的职务要分离，保管和记录的职务要分离；对各项业务的处理要能体现出互相监督的作用。相关的职务，必须进行分工负责，不能由一个包办兼任。在处理经济业务时，有关人员能够互相制约、相互监督。

2.3授权批准控制

各级工作人员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时，必须经过规定程序的授权和批准，才能对有关的经济业务进行处理，未经授权和批准，这些人员不允许接触这些业务，这一控制方式使每一个过程、环节责任、权利明确，使某些事件在发生时就得到控制。授权批准控制要求规定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和业务处理权限，同 时也要求明确各级管理人员所承担的责任，使他们对自己的业务处理行为负责。

2.4财会控制管理

为确保财产物资安全完整，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和措施。可包括财务管理，如货币收支管理、费用、成本管理、资金管理等；财务物资管理，如存货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应收账款管理等。

2.5风险防范控制

内部控制应当有全球经济意识，要能敏感地认识到各类新生事物的价值，可以建立新型的资金供给制度，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对资金的需求。但是创新活动具有很大风险，为防止风险、信用风险、合同风险等风险。风险防范是单位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单位应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建立应对机制和应对措施。论文参考，措施。

3 当前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3.1 没有建立周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多数是用一般财经规章制度说成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只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提出开支范围及审批权限，它只能解决单位内紫金锭使用方向，而不能有效解决资金安全问题。长期以来科研单位的资金都依靠国家拨款，用完可以再要，致使个项目成本费用支出控制不住，浪费、重购现象屡屡发生，甚至出现物资外流事件。

3.2 内部会计控制意识薄弱

他们仅把财会科室看作是单位的“钱袋子”，无论支出凭证是否合法合理，只要领导签字就能报销。财会人员未能获得监督管理资金资产的有效权限，财会人员合理建议和监督意见只能起到决策参考的效果，致使一些不合理的开支不能彻底杜绝。一些项目的内部会计监督流于形式，不呢个发挥相互制约、共同监督的作用。

3.3 货币资金和资产管理控制制度不够完善

主要负责人对财物安全负责的意识不强、缺乏明确规范的财务核算及内部审计制度。例如：出入库制度、账实盘点、库存限额、岗位分离，往来账核对等不能有效及时实施；一些科室经常强调科研的特殊性，有的一起未办入库手续就直接投入使用，还有科室强调工作忙，对某些资产长期不盘点，不对账，难免导致部分资产流失。

3.4 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良莠不齐

虽然多数单位财会人员的水平都适应本职工作，但是也有部分单位经常出现登记未按法规程序，核算未按正确方法等人为失误，个别财会还出现泄漏财务秘密或造假账申报项目等不良行为，致使财务正常运行受到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事业单位对财务会计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会计那种只知道“事后作账”、不管“事前、事中管理”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论文参考，措施。科学单位迫切需要财务人员在资本运作、经营性资产的监管管理等方面提供更科学的决策依据，因此加大会计人员人才培训，尽早建立一套安全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4完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措施

4.1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设计采用湿度控制的原则

由于科学事业单位经济业务比较简单，运转环节少，并且多年形成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加上人员结构大多是以“以老带新”，人员流动不像企业那么频繁，因此科学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总的来说还是做到比较好的。尽管科研单位经济业务单纯，但是资金来源复杂多样，承受的科研课题涉及国家的各个领域，除了遵守《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之外，还需要按照资金来源遵守相关的会计制度。科学事业单位每年需要接受多次各个方面的监察审计，不可控因素比较多；加上在投资、融资、租赁、经营等方面都有涉足；这就造成了如果内部控制制度过于严禁，常常会顾此失彼。因此在设计科学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时应该采取适度控制的原则。论文参考，措施。对于投资、融资、租赁、经营等容易出现问题的领域应该采用严加控制原则。

4.2加强各方面的内部牵制制度

明确规定各个机构和岗位的职责权限，使不相容岗位和职务之间能够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他的核心是“内部牵制”，是指对具体业务进行分工时，不能由一个部门或一个人完成一项业务的全过程，而必须由其他部门或人员参与，并且与之衔接的部门能自动地对前面已完成工作进行正确性检查。它由适当授权、不相容工作的责任分工、凭证和记录、接近控制、独立检查等环节组成。这种制约包括上、下级之间的互相制约、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如物资采购业务，批准进行采购与直接办理采购，即属于不相容的职务，如果这两个职务由同一个人担当，即出现该员工既有权决定采购什么，采购多少，又可以决定采购价格、采购时间等，如果没有其他岗位或人员的监督、制约，就容易发生舞弊行为。

4.3加强财务内部控制

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对内能够向管理层提供经营管理的诸多信息，对外可以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用于投资等决策信息，要对会计主体所发生的各项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业务进行记录、归集、分类、编报等需进行的控制。做好财务内部控制，直接的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和财产的安全。建立科学、严密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安全、有效的财务管理基础。财务内部控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建立会计工作岗位责任，对会计人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监督的制约；2、明确凭单的填制、传递、装订、保管的程序和责任；3、严格限制无关人员对资产的直接接触；4、定期对实物资产进行盘点，并将盘点结果与会计记录进行核对等。

4.4加强内部稽核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内部审计控制都同样来自单位内部。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和评价内部控制结构和风险，内部审计越薄弱内部控制风险越大。内部审计重在检查和评价企业的内部控制，它不是侧重某一活动的评价结果，而是注重建立一种监督机制。建立健立稽核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是预防舞弊、根治腐败的根本策略。内部审计既要监督企业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适应宏观经济目标发展；又要对内当好参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纠正违规、化解风险。管理者应发挥企业内部审计的作用，切实加强考核、监督、制约机制，将内部审计人员，直接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真正发挥内审人员的作用，监督和保护单位的资产、财产安全，监督企业朝着合理、合法的良性方面发展。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包括独立于单位其他部门的内部审计制度，内审部门负责查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将审查结果向单位最高管理者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越仔细，内部控制制度越健全，越能增强内部控制工作的效率与可靠性。

综上所述，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但是审计的基础，而且是各项财产的安全保证，是防止贪污和浪费的重要措施，对会计数据的正确性、合法性起着保证作用，能起到事前预防、事中、事后及时发现工作漏洞的作用。论文参考，措施。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施行，依赖于农业科研单位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营造的优良控制环境。现代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个先进的内部管理制度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得控则强，失控则弱，无控则乱，不控则败。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是改进法人治理机制的重要保证。

篇7

Abstract: After global phasing-out agricultural tax, the countryside part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fell into the difficult position. The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deficient primary cause is the supplies mechanism flaw, the important factor is the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responsibility unclear as well as the supplies pattern is unita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and the villager self-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s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operation angle elaborated how to divide All levels of the government's as well as how introduces in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cope clearly the personal department and the non-beneficial organization to the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realize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cooperation.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机制 政府责任

key wor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the mechanism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得到切实减轻,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税费减少,原先主要以农业税为资金支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填补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真空以及如何完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值得探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问题

1.1、农业税取消与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弱化

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运转困难,大大降低了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除了东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有较雄厚的财力来支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外, 在广大农村工业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的税源基础比较薄弱,必然导致“吃饭财政”的出现。税费改革前,通过制度外财政筹集的资金毕竟还能提供一部分公共产品,取消农业税之后, 乡镇和村民自治组织收入急剧减少,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2、“一事一议”制度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从2000 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和“两工”,代之以“一事一议”。然而“一事一议”规定的数额较少,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的重大资金之间存在缺口。比如村村通工程国家每公里只下拨10万元,而市场价则超过二十万,这个缺口主要由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填补,通过一事一议很显然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村大宗公共产品的供给。另外如果“一事一议”不按程序和规定实施,很可能成为变相向农民乱收费增加农民负担的工具。【1】

1.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缺失

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和地方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域性的公共产品、村社内的公共产品。辖区受益理论也说明各级政府应该负责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然而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两元割据体制,使农村与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有很大的差别,城市公共产品纳入全国财政支出体系,而农村却主要靠制度外自筹资金提供,主要资源源源不断的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与维护上来,三农投入却很少【2】 。中央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投入力度不够,地方政府供给能力低下,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职责不清,实际负担绝大多部分公共产品供给的县乡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又不对称,农民在公共产品方面显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原因

农村公共产品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不合理:

2.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清,供给主体错位

各级政府没有明确的分工,农村公共产品分层提供机制没有建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权责划分不明晰、交叉重叠严重,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缺位或错位,实际上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与农民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却转移事权,交由基层政府提供,并且没有提供资金支持,导致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不统一。这样就会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一些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

2.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农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相适应,效益低下。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应该与农民群众的需求相契合。但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政绩和利益, 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往往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项目、形象工程,如乡镇广场, 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周期长的大项目,如义务教育;热衷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物品如上级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道路修建和电网改造, 而不愿提供农民群众热切需要的新品种以及农业技术。这种决策方式不但浪费资源并且与实际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想脱离,对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却没有太大的帮助。

2.3、供给主体单一化,没有发挥市场的作用,没有引入私人资本,导致供给效率与质量低下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单一,无法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多样性的要求。现行体制下,政府仍是单一的供给主体, 并且在整个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的大背景下,政府把主要的资金投向城市,导致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物品数量有限、质量不高,难以满足农民群众对公共物品多样性、高质量的要求。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探讨

3.1、各级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要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突出各级政府的责任,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合作

3.1.1、建议国家最好尽快制定一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或法规,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义务范围【3】。

(1)、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是中央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比如中央政府应对国防、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海关、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救济、民兵训练、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公平分配、货币政策等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履行职责。当然其中有些公共产品供给的具体操作可以由基层代为负责,如计划生育工作、民兵训练、义务教育等,但资金应当是中央财政本着公平的原则下拨。改变现在一些本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由资金匮乏的基层政府负责的情况,理顺事权与财权的关系。

(2)、省、地区、市、县等各地方政府的任务和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是:本区域内气象预报、消防、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区域性农牧业病虫害及疫病防治体系,等,本区域内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村道路交通、农村医疗卫生、农村职业教育、自来水、农村电网建设、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农技推广、排水设施等等。当然,分工不是说没有合作,省级政府可以和中央共同负责农村基础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等。各地方政府也有配合中央政府兴建与本地有关的各种大型建设项目的资金配套职责。

(3)、乡镇政府的职能需要重新定位,主要是减少其不该负责的事权。改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况,把一个全能的基层政府改革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本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供给作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抓。乡镇政府应负责本乡镇范围内民事纠纷处理、农村正常秩序的维护、小型水利灌溉、饮水、乡村道路建设、村社医疗、当地治安、农业技术指导、良种培育、市场开发、提供供求信息、农村福利院等各种公共产品的供给。

3.1.2、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纳入公共财政体制【4】。

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物品全部纳入预算支出范围,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资。改变过去利用“剪刀差”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做法,“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并纳入国家预算,并且确保每年的投入量不低于中央政府预算及各级政府预算的10%,使广大的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3.1.3、改革地方政府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政绩考核趋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考核标准,其中又以GDP为准要标准,这一定程度上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得不到重视,因此应该加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考核标准中的权重,同时可以采用“一票否决”,只要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各项指标不达标则坚决不能升迁。

3.1.4、改变“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与乡镇领导的直选制度。

加快农村民主化进程, 通过落实真正的“村民自治”, 推行“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等活动,使村社内部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村民决定。 同时, 为了使县、乡镇、村干部真正为民办事, 真心为广大农民谋福利, 真心实意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必须有序推行乡镇领导直选制度,只有当乡镇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他们才会真心真意替老百姓办实事,将农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纳入到决策中来【5】,使供给与需求趋向一致。

3.2、积极引导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增加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性组织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

3.2.1、 政府与市场的合作

(1)政府业务合同出租

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产品的生产经营权通过合同出租的方式转给企业,再由政府出价购买,如由私营部门修建水利设施、农村道路,科技服务公司向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政府根据市场价格购买企业提供的公共产品。

(2)补贴制度

政府不再直接生产产品或服务,而是通过向某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定的补贴,由后者来生产产品和服务。补贴的形式有资金、免税、低息贷款、提供贷款担保等【6】。政府对那些愿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及贷款优惠,激励私人部门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当中。

3.2.2、村民自治组织与市场的合作

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先进经验实行“一国有企业一村”的合作模式,对口支援,拓宽资金渠道,实现技术资金与农村实际发展需要的恰当结合,企业同时也可以扩大自己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赢得消费者良好的口碑,当然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援助农村。

参考文献:

[1] 杨.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思考.甘肃农业,2006,(2):90

[2] 孙辉.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探析.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0,(2):93

[3] 黄丽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4:216

[4] 游海疆.农村公共产品:政策成因与供给机制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科学版).2009,20,(2):37

篇8

(一)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具有人民赋予的管理社会和社会资源的权力，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和政府之间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委托^—人的关系，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机会、经济发展水平及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存在，中央政府难以直接介入各地的经济、政治活动，使得地方政府以中央政府的人身份介入经济、政治活动成为必要。由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产生新一级的委托和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层层，实现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因而，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必须要在委托——关系的预设前提下进行分析。在委托——关系中存在着两个突出的问题和特征：其一，委托人和人的利益不一定完全一致，存在人背离委托人目标的问题。假设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人而存在，在人民与政府的委托——关系中，政府行为的目标往往并不会完全与全体选民的意愿一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效用目标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指向其对于“政绩”、“地方经济发展指标”等自身利益的需要。其二，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这既表现在委托人和人掌握有效信息的能力不一样，也表现在委托人不可能充分掌握有关人的行为、工作绩效等信息，存在着人隐瞒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或者制造、虚假的、扭曲的信息及利用私人信息优势，为增进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委托者权益的可能，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二)在委托——的分析框架内，除了利益差别之外，还假定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和农民都是理性的，具有权衡和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选择的能力。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有些关系的事物”。可见，完全理性的个人会做出对集体非理性的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政府，无论是从鉴别公共服务获得收益与成本的技术角度，还是从政府官员的私利考虑，寻租或参与租金分配等“搭便车”现象都是在所难免的。正如诺斯所谈到的：“如果国家拥有强制力，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使用这些力量，在牺牲社会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谋取自己的利益。”而农民作为理性的个体，更是基于各自潜在的利益，对稀缺性的村庄资源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反应，从而造成集体的公共利益陷入困境的现象。因而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委托人——人之问的利益差别性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就构成我们分析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博弈内涵的两个基本的前提。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多元利益博弈的解读

在上述的理论前提预设下，由于农村资源的稀缺性和组织利益的有限性，不可避免会产生委托人和人之间经常性的非合作博弈困局，有必要对博弈困境中的多元利益进行解读，探明各种利益博弈是如何在现实中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

历来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沿用自上而下的制度，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公共资源，总体规划和投资重点往往由上级政府确定，甚至对投资项目也直接确定。中央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政策的制定者、组织者和资金提供者，倾向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应是效用最大化(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公共产品供给最大化)。中央政府在财政收入既定的约束下，往往倾向通过核查、监督等方式，使成本(核查成本向地方政府转移)最小化。针对地方政府往往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公共资源的现实，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供给中，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实施一定的制度规则来指挥地方政府(包括乡镇政府)和农民，以减少信息成本。如表现为当前税收体制下的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等。在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情况下，中央政府还有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就是和地方政府不合作)，倾向将公共资源投向城市或非农业上。由于城市较之于农村颇有影响力，而且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为政绩增光添彩，从而使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支出过度地投入到了城市公共产品生产中，在产生过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的同时，隐含的机会成本更扭曲了公共资源的配置。

地方政府依靠其层级的控制权和信息不对等的双重优势，在面临资金紧缺和上级部门的指标考核双重压力下，会选择对其有利的博弈路径，以追求政绩评价最优、谋取财力最大化为基本施政方针。他们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态度是通过观察中央政府的行动(假定中央政府是按缺口弥补地方政府的)来获取信息，在上一级政府干预和农民的要求下，选择平衡的应对战术。一方面趋向于向上虚报，把公共产品短缺作为要价条件，故意扩大财政缺口，继续要求中央政府投放公共资源，争取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稀缺资源；另一方面趋向于向下凭借其相对独立的控制权，变相获取控制权收益。于是地方政府就会产生多重博弈：既有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当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度约束强而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极易被监督和举报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将首先支付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的费用，比如支付办公费用、偿还债务、工资发放等，最后才会将剩余的资金用于公共产品建设；当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度约束弱而对官员行为监督成本高时，地方政府难免会通过乱收费和变相收费来筹集资金用于公共产品建设)，又有与农民的利益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维持着自身的利益，实现的是一种零和博弈。

从农民利益来看，可以由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经济利益构成。由于受文化知识、民主意识、财力和信息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在目前的供给制度下，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更多带有强权博弈的色彩，农民往往处于消极应对状态。在制定公共产品供给计划过程中，计划由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和政绩偏好做出，即使每个农民报告出自己的支付函数，公共产品数量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反而成为政府征税的依据。那么，农民作为理性的个人，就具有低报需求以逃避分担相应成本的动机，正如萨缪尔森所说：“正是个人的自我利益使其给出虚假的信号，假装从某种集体消费活动中获得比实际情况更小的利益”，于是农民会出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少报需求，最终造成公共产品的实际消费偏离最优的消费量。此外，农民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结果，也会产生消极的应对行为。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制度约束强时，农民的短期利益得到维护(比如税收大幅度降低等)，农民会自愿地交纳农业税和“一事一议”费用，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博弈的均衡便是地方政府假借各种理由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不能切实地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当制度约束力不强、监督机制软化时，地方政府动用“乱收费”的武器，对于处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最低层的农民来说，只有通过消极交纳农业税和“一事一议”费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来自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财政转移支付仅仅能够保证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保持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一些缺乏硬性约束的农村公共产品，如道路建设、水利设施等建设就会落空，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无人负责。最终，农民的长期经济利益都会受到损害而且继续生活在公共产品匮乏的条件下。

三、正和博弈：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路径

可见，在委托——关系的框架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基于现实利益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导致了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共同承担，但中央政府的最优决策，地方政府的博弈平衡，农民的消极应对，往往会按各自的理性行事。由于各方的不合作，并不一定会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很可能会导致集体公共利益的非理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政府为了减少信息成本，允许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为争夺其稀缺资源而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在非合作博弈中的资源投入的成本是一种“沉淀成本”，实际上大部分都在博弈中耗散了，没有给社会资产总额带来任何增益，这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的增进毫无益处可言。要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整体水平的提高，就必须探寻三方都能取得利益增量的“多赢”的正和博弈方式，消除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的负面影响。

首先，要重塑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秩序以及公共利益等一系列价值命题，它锤炼形成于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渗透凝聚在社会成员的精神内，影响和制约着社会成员的公共行为，构成社会运作与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没有公共精神，正和博弈就很难在制度和行动上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发展。所以，正和博弈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工程和行动范例，其目标既是规则的，也是意识的。在委托一关系的框架下，认真培育政府、官员和公民的公共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对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困境具有重要作用。要减少政府信息“超载”带来的耗损成本，促进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使委托——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建立最好的适用于正和博弈的制度，也会出现政治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共精神的培育与发展根源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其生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它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程度。长久以来，由于我国的政治架构以及小农经济分散性的负面影响，使得公共空间失去了发展的余地，进而造成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先天发育不良，使公共精神丧失了生成的土壤。因此，公共精神的塑造是不容乐观的。

其次，要促进信息融通。由于信息的不对等，信息在各主体之间的不均匀分布，各主体对信息的占有也并不完整，这就使得多元主体极易陷入集体非理性的沼泽。为了降低合作的交易费用，就必须保证信息在多元主体间的适时流动。应发挥地方政府在多元主体信息融通中的统筹作用：一是要明确指定一个适当的部门或组织一个跨部门、跨行业的信息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协调和管理多元主体的信息融通工作。二是要以行政规章、管理条例的形式明确该机构的职能边界，保证其管理既要到位，又不虚位、越位。三是通过有效的绩效评估，激发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动机和活力，切实增强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同时，还要改革我国传统的单通道信息传输机制。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信息独占、信息垄断的地位，建立由党政机关的信息系统、官方或半官方的思想信息库、学术组织、新闻媒体以及政府与民间的电子网络信息系统组成的混合型多通道信息融通模式。

篇9

高职院校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以事为本，对人的注意、关心相对较弱，具体表现在对学校的评价上，所有指标偏重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最终结果的考核。在人与事的关系上，价值观的天平倾向于事，事的地位超过了人，事的重要性取代了人，这是造成高职院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滞后于校内其他改革的重要原因，而衡量人事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主要应看教师的积极性是否被充分调动和发挥出来，这就决定了高职院校新一轮人事制度的改革要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去取代传统的人事管理办法，把人的发展、人的解放恢复到主要地位，也就是激活生产力基本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真正树立以人为本、人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第一资源的观念。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对物的投入上，可以一年安排上亿资金建楼房、征地，而对人才的投入上则投入甚少，须知“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此，我们应对人才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志，把人事管理的重心从以事为本转到以人为本上来，树立办学必须以教师为本的观念，形成尊重知志、尊重人才和鼓励教师干事业、支持教师干成事业的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做到从感情上、政策上、事业上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二、改革传统的教师分配制度、职称评审制度

高校分配制度改革依次经历了供给制、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教学工作量制度和结构工资制等。这些分配形式无一不是以劳动量为标准，这种分配制度现已无法满足进入知志经济时代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应是以生产要素为标准的分配制度。以生产要素为标准的分配制度主要强调发掘生产力的潜质，尤其是强调发挥科研创新能力包括知志产权的作用，这一分配制度既与高等学校以知志生产、传播与应用为主要功能的规律相符合，也与发展知志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志经济发展的社会发展总趋势相吻合，因而明显比传统的以劳动量为主要标准的分配制度优越。目前，各高职院校大都实施了以岗位聘任为前提的校内分配制度改革，通过定编、竞聘上岗，大幅度提高了关键岗位教师的待遇，对稳定吸引高层次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分配制度改革最终必须与市场价格接轨，并创造条件与国际价格接轨。只有将分配制度与市场价格接轨，才有利于人才良性流动，也才能留住你要留的人。

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教师的个人利益几乎全与评审挂钩，从而促使教师将职称评审作为个人发展的最终目的，以论文、评奖为追求目标，成果的应用和经济、社会效益的产生以及人才培养任务完成得好坏受到了较大影响。另外，从评价与聘任制度在实际中的作用分析，评聘结合的结果总是偏重于评。在传统的评价聘任制度中，教师的利益主要与评结合而非与聘结合，从工资、住房、岗位津贴到申报课题等所有教师权益均取决于评的结果。在此利益导向的趋使下，教师将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职务评定上。因此，在评聘分离上不能突破，评聘结合在实际操作中仍将偏向于评。评聘分离的先决条件是，与评挂钩的所有利益都能实行社会化与评脱钩，与聘挂钩。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人才评价制度的良性发展，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竞争机制，也才能打破论资排辈的“制度”性弊病，为青年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三、建立起机动、灵活的引人用人机制，适应人才资源的国际化

当前我们已经面临着世界跨国公司争夺中国本土人才的压力。最近以来，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纷纷亮出新招抢夺中国本土优势人才。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制定出面向国际化的人才发展战略，建立起灵活机动的引人、用人机制，通过发展事业、优化环境、改革制度、提高待遇、增进情感来吸纳和稳定人才，抓住入世后机遇，走出校门、国门，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笔者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我国高职院校的师资资源的组合模式应从“近亲繁殖”向“多元化组合”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大量吸收从不同学校毕业并经过社会实践的优秀人才，是教师队伍整体保持高水平的保证。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才的竞争更趋激烈，特别是对高职院校而言，能否建设好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事关学校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将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精、建强，以应对新形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高俊辉.谈素质教育下如何提高教师的素质[J].成才之路，2009，（1）.

[2]陈金芳.素质教育的回顾与反思[J].当代教育科学，2009，（3）.

篇10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正确认识现有薪酬管理及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稳定高校教职工队伍以及吸引外来优秀人才，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艰难的课题。本文通过介绍高校薪酬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对高校岗位绩效薪酬制度实施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完善我国高校薪酬体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和设想。

合理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将使收人分配向学校中优秀拔尖人才、教学科研和管理骨干倾斜，通过改革真正实现以岗定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原则，调动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1绩效薪酬制度

绩效薪酬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相对业绩为基础的非强制性合约，换言之是一种锦标赛合约(tournament--type contract)。在这种合约下，组织承诺根据员工的工作业绩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即业绩越高获得的报酬越高。锦标赛合约通过薪酬和业绩挂钩，目标是激励员工做出敬业选择、提高业绩，实现学校、教师双方的效益最大化。在“优劳优酬、一流业绩、一流报酬”的分配思想指导下，高校更多地通过绩效考核的优劣来调节教师收人，旨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薪酬的激励功能，激发教师的工作潜力。“据调查，许多高校的校内岗位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平均比例均达到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7000，扣除校内岗位津贴和地方补贴在个人货币薪酬中的比例后，国家工资所占比例仅为25%左右”，该比例的国家工资被视为“最低生活保障线”。

2高校薪酬体系的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薪酬体系随着国家工资分配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v1955年):多种分配制度并存。建国初期，国家实行的是供给制、薪金制和工资制等工资制度混合分配的形式，“工资分”作为津贴或工资标准，以实物为计算标准，还不能实行直接以货币为支付手段的工资制度，直到1955年才逐步取消了其它工资分配形式，确立工资制。

第二个阶段(1955-}-1985年):职务等级工资制。取消“工资分”，实行直接货币工资标准，把行政管理人员分为30个等级，技术人员分为18个等级并采取“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等级工资制将全国划分为n个工资区，并按行业特点制定了数十种工资标准和若干不同的等级。

第三个阶段(1985-1993年):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在这个阶段，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和企业的工资制度分开，企业不再参照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执行，机关事业单位按照职务、责任、业绩和贡献四大基本要素，形成了以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为基本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基本能够做到行政管理人 员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同一的工资标准。

第四个阶段(1993^-2006年):以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为主的多种工资制度。在这个阶段，事业单位第一次与机关工资制度相分离，初步建立了分类管理的工资管理体制和基本框架，建立了正常增资机制，使晋升职务不再是增加工资的唯一途径。机关公务员执行职级工资制，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执行等级工资制，其中，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专业技术职务工资制，管理人员执行职员工资制，技术工人执行技术等级工资制。在工资结构上，将高校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活工资两部分，并对艰苦行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第五个阶段(2006年至今):岗位绩效工资制度。2006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人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实行工资分类管理，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和高层次人才及单位主要领导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收人分配宏观调控机制。

高校将相应地执行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个部分，岗位工资坚持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原则，加大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的倾斜力度;薪级工资坚持在年度考核合格的基础上，主要根据职务、任职年限和工龄等因素来确定;绩效工资坚持国家总量调控的原则，按照规范的程序和要求，自主分配，可以进一步增强高校的活力;津贴补贴由国家统一制定政策，建立动态的管理机制。

不管是哪个阶段，高校教职工的薪酬都纳入到了国家宏观计划和宏观调整的薪酬管理体系中。同时，随着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的每次改革，高等院校教职工的薪酬体系保持了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使高校在“科教兴国”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高涨，有效地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3高校岗位绩效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

2006年国家进行了新一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人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实行工资分类管理，完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和高 层次人才及单位主要领导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机制。现行的我国高校教 师薪酬制度是以绩效作为主导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绩效薪酬制度“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实绩分配教师薪酬，将工作绩效以及对工作绩效的评估与薪酬建立起制度性关联。它旨在区分工作的平庸与卓越，激励教师追求卓越的工作成果。它实际是一种合约式薪酬体制(Contract Salary System)，也是一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界比较典型的薪酬制度。”但在绩效薪酬流行于高校的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它的不足之处及其对高校的负面影响。

绩效薪酬制度运用于高校时，首先面临的是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难题。“劳动价值的评价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否则人类历史上围绕物质成果分配而起的社会革命也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了。”绩效薪酬的基本原则是按劳付酬，然而教师的劳动结果是很难被量化和被测量的，如研究结果的学术价值不能用字数或篇数来衡量;学生的发展水平也不能用听了多少节课来计算;学科知识体系和人类文化的进步，更不可能是靠论文和项目数字累加出来的。教师劳动的这一特点加大了绩效考核的难度。

其次，绩效薪酬可能导致教师行为的不确定性。一个人对收人的预期是他对行为做出选择的依据，稳定的收人预期是导致稳定行为的前提。但现有薪酬制度是一种不稳定的津贴性收人制度。“首先，学校能用于工资性收人分配的财力不稳定;其次，即使在学校每年投入总量一样的情况下，由于每年学校教学总量和科研总量是有差异的，所以，教师即使保持每年同样的教学或科研工作量，实际收人仍然可能不同。学校在工资性收入中的投人越大，定量考核越普遍，教师收人预期的不稳定性越明显。这种收人制度必然导致教师对自己收人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教师持续稳定的教学科研行为，甚至导致教师行为的短期化。”

最后，绩效薪酬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容易导致教学、科研和服务的急功近利，而无视高校应对学生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发挥作用并做出贡献的价值导向，从而也会导致高校组织对社会的长远利益和培养高深人才功能的漠视。”

4对完善我国高校薪酬体系的思考

为进一步完善高校薪酬体系，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高校的迅速发展，应该立足于我国高校薪酬体系的发展历程，汲取在实施过程中的教训，借鉴国外高校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完善我国高校薪酬体系。

(1)提高教师薪酬水平，使教师收人处于国民收人的中上水平。西方国家高校教职工的薪酬水平是在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高校想在市场中赢得人才，必须正视市场需求。以西方国家高校教职工薪酬水平作为前瞻，是比较切实际的。西方国家高校教职工薪酬处于社会中上水平，在新加坡、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高校教师的工资已处于社会高水平。而我国高校教职工的薪酬水平远不到中上水平。只有提高教师薪酬水平，才能留住高校中有能力的教师，减少流失率。

(2)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健全以岗位和绩效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绩效考评制度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科学合理地计量员工的劳动成果，使之成为“按劳分配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据;二是评价结果反馈给不同的人员以便于员工的全面成长和便于管理，凸显“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3)掌控好收人差距。高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分配模式应以公平、公正为设计前提，业绩考核和现实贡献为分配基础，奖励为调节手段;突出激励功能，激励、保障和调节三大功能相互协调;努力建立教师校内收人稳步增长的保障机制，使“搞活、规范、可操作”成为高校绩效工资改革的关键。

(4)落实全员聘任制和岗位管理制度。全员聘任制是岗位管理的基础，岗位管理是岗位工资实施的前提。全员聘任制在高校推行多年，但是并没有彻底落实。岗位管理作为破除身份管理的重大对策，其顺利推行直接影响到本次改革优势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教师需要转变观念，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同样需要转变观念，避免在岗位工资的核定中套用以前的身份和职称管理方式，原封不动地将原来的身份序列直接落实在岗位工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