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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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篇2

关键词：结构性货币政策；国际比较；优化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37-08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实施情况

（一）出台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大范围违约事件发生以及重要金融机构倒闭，金融体系信用急剧紧缩。主要发达国家立即大幅降低基准利率以注入流动性。但面对一再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市场主体信心严重不足，金融机构继续紧缩信贷，导致各国央行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停留在金融体系中，市场陷入典型的“流动性陷阱”，英美等央行继而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政策利率很低的情况下继续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但效果普遍低于预期，并衍生出财政赤字扩大及通胀压力增强等问题。

传统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及传导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引导资金流向和传递宽松预期上体现了传统货币政策所不具备的优势。央行可以通过购买低流动性资产、提供高信用等级债券、扩大抵押品范围等措施向部分金融机构定向投放流动性，降低这些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并通过激励机制设计，促进它们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降低部分行业的融资成本，提升对经济发展重点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这对抑制经济恶化、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蔓延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的状态，一方面要清理存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使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另一方面要实现调结构、稳增长，增加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由于我国流动性总量盈余、结构性短缺并存，继续实施总量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资源向少数部门集中，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很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泡沫泛滥、经济结构失衡加剧等问题。为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经济任务，央行不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2013年初，央行推出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2014年4月25日央行第一次实施了一批定向降准的货币政策；同年7月，央行对国开行发放3年期1万亿元的抵押补充贷款；同年9月，央行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进行规模达50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操作；同年9月和10月通过中期借贷便利投放基础货币5000亿元和2695亿元，等等。

（二）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情况

从国际视角来看，为提高应对短期流动性波动的能力，同时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流动性缺口”导致的部分领域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一些发达经济体早已着手进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创新，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之中，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英国央行融资换贷款计划、欧洲央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以及美联储定期贷款拍卖。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出台的背景均与实际资金流向和政策导向不一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有关。因此其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对理解和完善当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国际比较

从英国的融资换贷款计划、美联储的定期贷款拍卖以及欧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运作模式来看，这三种创新工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英国

1. 出台背景。欧债危机后，英国经济陷入困境。2011年11月失业率为1996年来的最高水平，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降至历史低位。同时，信贷增长陷入停滞，信贷市场利率不断走高。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MPC） 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括大幅降息至0.5%的历史低位，以及展开QE购买规模达3750亿英镑的资产，然而这些全局性的宽松政策效果不甚理想，两年内英国GDP和信贷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

2. 主要内容。2012 年7月13日，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联合推出了一项为期4年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 for Lending，FLS），总规模800亿英镑，只要有充分的抵押品，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每新增1英镑，便可获得5英镑的融资额度，且最高数额无限定。

FLS的运作机制如下：英国央行向国债管理局换取短期国债，FLS参与者使用包括家庭和企业贷款在内的多种抵押品（低流动性资产），根据其新增信贷情况，英国央行提供短期国库券（高流动性资产），并根据抵押品性质收取相应的费用。银行可出售换来的国库券或将之作为抵押品在债券回购市场融入资金，到期后归还相应国债。

FLS目前已经实施两轮，2012年6月―2014年1月为第一轮，参与机构主要是英国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贷款对象包括住户、非金融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第二轮从2014年1月到2016年1月，也称为延期FLS，参与主体进一步扩大到相关非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对象为非金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再对住户部门提供信贷支持。

3. 激励机制。在FLS的运作中，央行处于被动的一方，为提高银行机构参与的积极性，英国央行对运作机制进行了精心设计。一是额外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量正向挂钩，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信贷供给。FLS的额外融资额度与参考期内贷款投放挂钩，且对中小企业贷款赋予更高权重，鼓励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贷款越多，获得国债额度越高，且成本越低。二是所需缴纳的交易手续费与新增信贷量反向挂钩。在基准期内，只要银行实现了信贷扩张，只需缴纳最低档次的FLS手续费；而银行一旦收缩信贷，不仅没有额外的融资额度，而且在使用基本融资额度时将缴纳较高档次的FLS手续费。

（二）欧元区

1. 出台背景。2013年以来，欧元区经济表现同英国相似：经济持续负增长、失业率连创新高，汇率上行致使输入性通缩压力加大，信贷市场持续收缩。欧央行曾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银行用国债等安全资产作为抵押品，以较优惠利率向欧央行融入资金。然而，银行并未因为利率降低就向私人部门贷款，而将资金用于购买国债，该计划没有对中小企业产生足够的推动作用。

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无果的情况下，欧央行于2014年6月5日首次推出了包含负利率在内的一篮子货币宽松措施，其中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argeted 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TLTRO）倍受市场关注。

2. 主要内容。与FLS类似，TLTRO由欧央行主导，遵循公开市场操作的流程，凡合格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只要满足欧央行的最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财务稳健的要求）均可单独或以银团方式参与。参与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合格抵押品进行抵押，欧央行按照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贷款额（除房贷）的一定比例，提供低息再贷款。金融机构可将资金投向以企业为主的私人部门，但不能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抵押支持债券（MBS），以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的中小企业。

自2014年9月起，欧央行共实施8次流动性供应操作，统一于2018年9月到期。2014年9月和12月实施第一阶段（1―2轮），根据2014年4月30日合格贷款余额的7%来确定每家机构的初始限额，资金价格在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MRO利率）的基础上加10个基点。2015年3月到2016年6月按季实施第二阶段（3―8轮），根据合格贷款净增超过基准值部分的3倍核定累计限额。如果机构的合格贷款投放达不到欧央行规定的标准，则必须提前两年强制归还所有TLTRO资金，同时对逾期偿还机构实施经济处罚。

3. 激励机制。为吸引银行机构参与，欧央行对细则进行了以下设定：一是与FLS一样，将流动性释放与银行贷款的发放正向挂钩，且结合欧元区的银行业状况进行细致划分。参与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银行最多可以借到的资金为截至 2014年4月30日该银行对欧元区非金融私营领域全部贷款额的7%，银行实际获得的流动性额度取决于该银行新增信贷情况。二是欧央行对“基准”的制定更加有利于鼓励银行放贷。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正，且在此时点之后开始增加贷款的银行，“基准”持续为零，激励其继续增加贷款；另一方面对2014年4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内，净贷款头寸为负，且在此时点后仍在去杠杆的银行，其在2015 年3月第一次参与TLTRO的“基准”为12×（2014年4月30日之前12个月的平均净贷款头寸），3月之后参与TLTRO基准均设为零。

（三）美国

1. 出台背景。金融危机的爆发致使美国陷入了经济衰退，随着危机深入，金融机构之间正常的信贷机制遭到破坏，常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许多商业银行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2008年下半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升至7%左右。2009年3月，美联储推出的长期国债购买计划（QE1）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银行凭借成本较低的资金购买具有较高收益的政府债券，却未用于支持国内经济复苏。

为带动不断下滑的实体经济，美联储开展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激活相关资产证券化市场，解决因商业票据利率上升导致企业融资贵的问题，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

2.主要内容。第一，定期贷款拍卖（Term Auction Facility，TAF）。美联储于2007年12月推出TAF，是美联储通过招标的方式向存款机构（达到一级信贷要求并且财务状况较为良好）提供融资便利的机制。美联储预先公布拍卖总金额，金融机构提交贷款利率报价（最低报价利率为1个月的隔夜指数掉期）和竞拍额度（小于总金额），最终由美联储根据报价情况决定中标机构，贷款利率通过竞价确定。TAF允许的合格抵押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价证券，包括债券、各类票据和MBS 等衍生产品。这类抵押品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转让和流通，易于定价。第二类是贷款类资产，包括各类抵押贷款或信用贷款。通过比公开市场操作更广泛的担保品和更多的交易对手注入资金，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TAF实行期间，28天TAF利率基本均低于1个月Libor美元拆借利率。第二，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TSLF）。针对一级交易商，2008年3月美联储还创建了TSLF。交易商可以通过TSLF用相对缺乏流动性的证券作为抵押品向联邦储备银行投标，换取流动性较高的国债。具体操作流程是：交易商提供符合要求的流动性相对较差的其他债券作为抵押品，联邦储备银行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一级交易商出借国债。第三，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PDCF）。2008年3月，贝尔斯登陷入资金流动性非常紧缺的局面，如果无法获得融资来源，将会立即破产。在此之前，美联储规定非存款性金融机构不能向联储银行申请贴现贷款。为防止信贷流动性危机蔓延和扩散，美联储创建了PDCF，允许一级交易商也通过贴现窗口获取与存款机构相等贴现率的贷款。2008年9月，PDCF抵押品范围进一步将三方回购市场抵押品（Tri-party Reposystem Collateral）包括在内。在通过便利交易商融资来增加市场流动性以及稳定金融市场方面，PDCF起到了显著作用。第四，定期资产抵押证券信贷便利（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TALF）。为满足消费者和企业的信贷需求，鼓励私人部门发起资产抵押证券（Assets-Based Securities，ABS），2008年11月美联储推出了TALF。所有持有合格抵押品的个人和法人均可向美联储抵押近期发行的3A级资产支持证券，申请TALF获取资金支持。TALF的贷款期限时间较长，一般在1年以上。

三、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践探索

在银行负债端成本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以及中小企业风险不断暴露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实施创新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确保整体社会融资成本的平稳运行，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定向扶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定向再贷款、定向降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以及抵押补充贷款为代表。

（一）定向再贷款、再贴现

人民银行于2014 年设立支小再贷款，改进支农和支小再贷款发放条件，扩大再贷款规模。开展再贴现业务，对涉农票据和小微企业签发、收受的票据以及中小金融机构承兑、持有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对票面金额 500 万元以下的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提高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贴现利率。

（二）定向降准

2014 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定向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存量和增量分别达到30%和50%）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全面降准相比，定向降准针对性强，有利于将金融资源更好地投放到薄弱环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

为进一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2014年初央行引入了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在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临时性波动时相机使用。SLO以7天期以内的短期回购为主，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操作对象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具有系统重要性、资产状况良好、政策传导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状况、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人民银行灵活决定该工具的操作时机、操作规模及期限品种等。

（四）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

SLF创立于2013年初，发行期限为1―3个月，主要用于缓解政策性银行或全国性商业银行中短期的大额流动性需要。当回购利率高于一定水平时，央行便通过SLF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平抑资金价格，建立起短期利率上限。

（五）中期借贷便利（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

MLF创立于2014年9月，期限为3个月，临近到期可重新约定利率并展期。该工具通过质押方式向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发放资金，并明确要求将之投放于“三农”和小微企业，因此既缓解商业银行的短期资金融通压力，也便于央行通过利率调控手段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六）抵押补充贷款（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PSL）

PSL的推出主要是为了缓解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资产作为抵押，央行根据折价后的余额为特定银行发放较低利率水平的贷款，以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避免流动性的过度集中。通过引入商业银行贷款作为抵押品，PSL解决了再贷款信用违约的难题。PSL利率和折价率构成了商业银行贷款成本的一部分，PSL利率降低，即商业银行资金成本降低，则银行倾向于多发放贷款；而折价率的设置可用作政策定向支持的目的，央行可以精确控制资金流向。

四、我国与国际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区别

总体来看，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欧美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立的初衷不同

欧美国家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定位于一种危机救助手段，目标是缓解危机时期的信用紧缩形势、恢复金融市场有序运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危机结束，将恢复常规的货币调控。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及工具并非单纯的危机救助手段，强调的是经济新常态下对实体经济的定向调节功能，直接导向服务实体经济。

（二）实施的条件不同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常规货币宽松政策失效、利率接近于零的政策环境下实施的，常规货币政策与同期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方向相同。我国实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在利率水平远高于零、常规调节政策仍然有效的条件下实施的。

（三）政策操作目标不同

欧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一个关键操作目标是压低中长期利率。因此，政策操作的方式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低流动性、中长期信贷资产和债券。货币当局扮演了“做市商”的角色，推高资产价格，活跃市场交易。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尤其以短期流动性支持为主，政策操作手段主要是提供短期借款。

（四）政策工具的实施过程不同

FLS、TLTRO和TAF在施行过程中偏向市场化的流程，而PSL则更偏向于一种计划式的调控。FLS和TLTRO中银行流动性获取的最终途径主要是债券回购市场，TAF本质上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众多金融机构参与的一种拍卖市场的运作模式，但PSL 并未直接涉及市场化的操作过程，而是由中国央行向流动性紧缺项目的一种定向流动性支持，获得支持的金融机构也并不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实现最终流动性的补充。

（五）实施过程中央行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FLS、TLTRO和TAF的实施过程中，央行的作用相对被动。在FLS和TLTRO中，央行被动等待流动性欠缺的金融机构发起申请。美联储在TAF发放中只是搭建起一个“拍卖市场”，金融机构是否愿意参与该市场则完全自愿。但中国央行通过PSL直接引导流动性方向，主动以相关的金融机构为中介，对具有发展要求又资金短缺相对严重的领域定点注入流动性。

（六）对央行的影响存在差异

欧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操作方式上主要是购买金融机构持有的低流动性资产，因此，政策操作的直接后果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和结构的持久变化。大规模低流动性资产和高储备负债使货币当局暴露在严重的违约和市场风险中，并且可能在后期的退出操作中因资产价格下降而遭受巨大损失。我国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不涉及大规模资产购买，且期限较短、规模有限，不会对央行造成类似风险。

五、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一）对贷款利率的影响

2014年第二季度，央行创设PSL，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96%，较第一季度下降0.22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较第一季度下降0.11个百分点；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为5.51%，较第一季度下降0.77个百分点。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一年多以来，利率水平一路下行，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经低至5.30%，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至5.67%，票据融资加权平均利率低至3.62%。

降。2014年第二季度末，一般贷款中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9.11%，较第一季度末下降1.14个百分点；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分别为21.57%和9.32%，较第一季度分别上升0.17和0.97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末，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减少为61.58%，执行基准和下浮利率的贷款占比增加至17.6%和20.82%。

（二）对贷款投向的影响

自2014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以来，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和服务业贷款增速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小微企业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占比和服务业贷款占比均有所提高。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服务业贷款增速持续明显快于各项贷款增速，表明信贷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向。

但2015年第二季度后，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和增速、涉农贷款占比和增速以及服务业贷款占比和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涉农贷款下降趋势明显，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所减弱。这主要是由于2015年以来，国内宏观经济未出现明显好转，仍处于发展动能转换和经济增长新动力形成的时期。新兴产业虽然发展速度快，但毕竟规模较小，对经济的贡献度有限。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2015年至2016年第二季度，央行连续5次降息，定向降准的同时也进行了6次全面降准，流向房地产行业和第二产业的信贷资金明显增加。

整体来看，结构性货币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优化了金融资源的流向和结构，对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兴产业发展投入起到了有力的引导作用，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但同时应看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难以仅靠信贷支持来解决，单以金融资源的持续流入，不足以支撑产出的长期好转。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评估：以PSL为例

鉴于我国当前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采用3个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_3M）表示社会融资成本。3个月利率水平主要受信用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影响，而期限溢价作用相对较小。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隔夜回购利率主要反映银行对信用和流动性风险的预期。因此本文采取单因素的事件分析方法，并基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来计算shibor_3M的正常利率和异常利率。

假设shibor_3M与银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间存在以下关系：

[St=α0+α1Rt（Pt）+εt] （1）

根据PSL推行前15个月的shibor_3M和隔夜拆借（回购）利率得出系数[α1]，再将2014年实施PSL后的利率值代入得到正常预期利率[E（St）]、日异常利率[ASt=St-E（St）]和日累计异常利率[CASt=T1tASt]，从而得到日平均异常利率[ACASt=CASt/t]。只要判断[ACASt]是否显著异于0，即可判断分析政策实施效果。

经过回归分析，正常利率估算方程为：

[St=4.092+0.173Rt] （2）

其中[α1]标准差为0.027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估算方程符合假设条件，即银行隔夜拆借率越高，银行预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越大，社会融资成本越高。

基于公式（2）估算各阶段shibor_3M的正常利率水平，计算并检验日均异常利率得出结果如表4。

表4：ACAS的t检验

[ACAS＼&PSL创设阶段＼&第一次

PSL＼&第二次

PSL＼&第三次

PSL＼&第四次

PSL＼&均值＼&-0.9283＼&0.0429＼&-0.2168＼&0.2134＼&-0.8909＼&最大值＼&-0.8207＼&0.0763＼&-0.0995＼&0.2351＼&-0.4559＼&最小值＼&-0.9728＼&0.0060＼&-0.2978＼&0.1516＼&-1.1340＼&标准差＼&0.4005＼&0.0215＼&0.0677＼&0.2139＼&0.2444＼&T值＼&-152.0016＼&12.7856＼&-20.9929＼&76.3078＼&-23.3435＼&]

注：PSL自2014年4月25日创设，分别在2014年9月、11月和2015年3月、5月4次下调贷款利率。

从表4可以看出，日均异常利率t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PSL的实施对中期利率水平和社会融资成本均产生了影响，但作用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是各实施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不同。PSL创设发行时的作用效果最大，均值达0.9283。这是由于PSL创设时作为直接的流动性定向供给，释放出对发展产业部门的支持信号，提振市场乐观预期，刺激了银行贷款行为，从而改善社会总体融资状况。其次，各阶段PSL对利率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在 PSL 创设时、PSL第二次实施以及PSL第四次实施，利率水平有所下降，而在 PSL第一次和第三次实施阶段，利率水平出现上升。这一方面反映PSL操作的有效性依赖于一定的市场流动性和有效预期，另一方面也说明PSL作为一种创新的选择性调节工具，具体效果还不够稳定。如PSL第一次实施，由于主要涉及棚户区改造项目，并未能形成中期利率下降的市场预期，同时缺乏其他政策的配套补充，使得PSL融资成本下降的作用受限。

六、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化路径

通过对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属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和欧美国家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认知定位和操作实践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内涵、目标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设计安排，但其先进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从而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背景下，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一）继续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本质上还是要依靠相应配套的市场机制。只有通过有效的机制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解决深层次矛盾。从发达经济体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际运行效果来看，受金融业市场结构、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影响，实体机构的资金成本效果经过金融机构的传导会打折扣。因此，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除了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优化货币政策操作的外部环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构建抵押品分类和风险度量框架

国际经验显示，完善的抵押品评级体系和风险度量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基础。TLTRO和FLS都是将有价证券和贷款类资产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格抵押品。因此在完善和创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可以考虑将商业银行贷款和部分信用债券作为合格抵押品，并对抵押品展开风险度量，合理调控风险资产比例，避免风险的过度累积。此外，还需要建立健全内部评级体系，细致评估申请贷款的机构，如对产能过剩行业应标准从严，而对新兴鼓励行业可适当放宽。

（三）强化对市场预期的合理引导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并非完全依赖于大规模的直接流动性注入，也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和调节市场预期来实现。当前国内市场预期受到各种不同信息的干扰，市场行为的不确定性程度提高，增加了央行对预期合理引导的难度。因此，央行需要重视公开场合声明和政策调节措施的连续实施，增强政策可信度；及时公布资金用途，促进公众对结构性政策的了解，避免市场主体的过度反应。通过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敏感度，最终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

（四）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资金引导上存在差异，容易导致参与主体套利的道德风险。同时，政策实施效果依赖于银行体系的传导，但政策目标与机构的经营目标间又存在矛盾。FLS和TLTRO等工具运行机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激励相容机制：一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吸引银行参与；另一方面，又将融资额度与新增信贷挂钩，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因此我国在完善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需要考虑如何引导银行的资金投向，将其获得的低融资成本有效传导到贷款利率上。可参照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提高银行机构不履行义务的惩罚标准。若出现违规使用资金，除了要求银行机构提前偿还资金外，还可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提高其违规成本，确保结构性政策精准发力于所支持的行业。

（五）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发达国家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结构调整期，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增加是信贷市场复苏的根本前提。经济结构对金融结构起决定性作用，过去我国的投资增长模式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的作用，制约了总量货币政策的效果。当前除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逆经济周期调节功能之外，更需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经济新引擎，拓展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空间，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

（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单一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加以配合才能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例如，由于小微企业自身的问题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引发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考虑实施财政贴息，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税负；或通过风险补偿机制、财政奖励机制等弥补商业银行的风险损失、分担成本。除了在信贷市场合作发力，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可以在其他资金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合格抵押品，财政可为具有较好信用评级的中小企业债券和股权提供公共担保，间接增加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助力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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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篇4

本文通过对重庆某民办高校（以下简称G学院）的薪酬管理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对该薪酬体系的有效性、不足之处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此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确定学院薪酬结构设计的原则，并对整个薪酬体系进行改进完善，以达到为学院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的目的。

关键词：薪酬管理；民办高校；薪酬体系

1 引言

（一）薪酬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

薪酬泛指雇员作出有偿劳动而获得的回报，包括工资及其他项目（例如津贴、保险、退休金），以及非现金的各种员工福利，简单地讲就是劳动的报酬。从概念范畴上可以分为：经济性薪酬和非经济性薪酬。其中经济性薪酬包括：基本奖金、补贴、津贴、薪酬、劳动分红等形式。非经济性薪酬则是指个人对工作本身产生的心理思维形式或感受。如在高校具体指：工作带给教师的满足感、成就感、归属感、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自我尊重、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带给自身的满意、舒适、和谐的心理感受等。

所谓的薪酬管理就是在组织发展战略指导下，对员工薪酬支付原则、薪酬策略、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进行确定、分配和调整的动态管理过程。[2]

（二）薪酬管理的目标

薪酬管理应达到以下三个目标，效率、公平、合法。

1、效率目标。薪酬效率目标的本质是用适当的薪酬成本给组织带来最大的价值；

2、公平目标。公平目标包括三个层次即分配公平、过程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是指组织在进行人事决策、决定各种奖励措施时，应符合公平的要求。在员工看来，所谓的分配公平就是自己的工作投入与回报相比较决定的，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与过去的工作经历、同事、同行、朋友等进行对比。过程公平是指在决定任何奖惩决策时，组织所依据的决策标准或方法符合公正性原则，程序公平一致、标准明确，过程公开等。[3]机会公平则是指组织赋予所有员工同样的发展机会，包括组织在决策前与员工互相沟通，组织决策考虑员工的意见，主管考虑员工的立场，建立员工申诉机制等；[4]

3、合法目标。企业薪酬管理的最基本前提，要求企业实施的薪酬制度符合国家、省区的法律法、政策条例要求，例如不能违反最低工资制度、法定保险福利、薪酬指导线制度等的要求规定。

（三）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重要意义

由于民办高校自身性质的约束，使其与公办高校相比，在吸引人才方面存在巨大的劣势。民办本科高校的社会声誉、知名度、国家财政投入、生源质量与公办高校相比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无论是在办学时间上还是在学习氛围以及文化底蕴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制约条件限制了民办本科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学校充分的发展，而一套好的薪酬管理制度则可以为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改变。

首先，薪酬的管理是在企业运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可以使民办高校在有限的资金来源基础上更加合理的分配资源，从而对学校的良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次建立完善的薪酬体系可以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能起到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可以使民办本科高校在市场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因此优化教师薪酬体系能从根本上稳定教师队伍，吸引更多人才为民办本科高校服务。

2 G学院薪酬管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一）薪酬管理的现状研究

G学院的薪酬包括三种组成部分。

1、基本薪酬（基本工资）是依据教师的劳动熟练程度、工作的复杂程度、责任大小、工作环境、强度和不同工作在组织中的地位，并考虑教师的工龄、学历、资力等因素，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工作时间或劳动消耗而计付的劳动报酬。一般情况下，基本薪酬数额固定，收入风险较小。

2、奖励薪酬（奖金）是为奖励教师完成 劳动部分或绩效突出部分而支付的奖励性报酬。大小随着劳动绩效而变动，其目的是鼓励教师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5]奖励薪酬有非常规性、非普遍性和浮动性等特点。如精品课程建设经费、教学课改成果奖励、课题研究经费等。

3、是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为吸引教师或维持人员稳定而支付给教师的除工资之外的劳动报酬，如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带薪休假等。福利具有集体性和随机性的特点。

（二）G学院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

1.涨薪机制单一

身为一名民办高校的教师，一定期望自身所付出的努力与回报成正比。希望自己被公平对待，但民办高校普遍存在着以职称论英雄的现象。这种分配制度尽管对不同岗位人员拉开了差距，但是学校将现有职称作为评定岗位津贴等级的唯一标准，岗位设置仍源于现有的职称状况来确定岗位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人为的将享受高薪酬的群体以职称作为区分，单纯的以职称定薪酬。又因为晋升职称名额有限，从而出现了工作年限相差十几年但却因为职称相同从而导致薪酬津贴无太大差距的怪现象。教师易对此产生不公平感，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

2.绩效比例不合理

工作的绩效与报酬在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工资中由绩效所占的比重越大，工资的弹性越强，激励性也越强。而G学院在薪酬制度的制定上普遍违背了这一原则，使得二级学院在对薪酬调控的力度有限，无法根据教职工的实际表现情况进行绩效的评定，绩效考核只是纸上谈兵。而且绩效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小，导致教师教学动力严重不足，积极性不够。

3.收入行业同比偏低

G学院中月收人低于2500元的教师占23.47%，中青年教师中月收人不超过4000元的约占65.20%。其中，基本工资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可以说，近年来，G学院教师的薪酬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总体上与同类院校相比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例如，G学院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5-6万左右，而相对于同样属于民办本科高校的S学院来说，一名普通副教授的工资性收入大致在7-8万之间。因此就容易让教师缺少价值认同感，感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并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和认可，致使教师的积极性受挫，甚至导致人才流失。[6]

4.绩效薪酬体系尚未真正建立

G学院14年才开始启动薪酬绩效考核，相对于其他高校已经输在“起跑线”上，相关的机制直到现在仍不够完善，而且存在着对绩效考核不够重视的问题。没有形成强烈的绩效考核意识。管理力度不严，执行力度不够。进而导致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存在着“走过场”，“形式主义”等现象的发生。

3 学校薪酬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校层面（传统办学理念及思想观念的影响）

G学院原为X大学的一所附属学院，2014年转设为独立院校。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院一直延用公办院校的办学模式和管理机制，但由于民办高校往往在教育资金的补助、学生水平、招生层次与公办院校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办学和管理模式并不适应G学院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情况。从而出现了在薪酬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二）教师层面（因循守旧的保守观念）

在如今社会的大背景下，教师的职业普遍被贴上了稳定，旱涝保收的标签。导致部分教师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认为自己只是单纯的追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尽量规避压力和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自然也就对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视如不见，从而影响绩效考核管理制度无法正常推进。

4 W院薪酬管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遵循的基本原则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公平性是薪酬体系设计和实施的首要原则。公平性区别于传统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是教师对学校薪酬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其一方面体现为内部公平，不同岗位上、不同职务的教师所得到的薪酬与他的工作能力、付出劳动的实绩、对学校的贡献程度成正比，从而拉开内部分配的差距，让付出更多劳动的教师觉得与内部的其他教师相比较，自己获得的薪酬是公平的；另一方面体现为外部公平，是让教师感觉到与同地域、其他院校的教师相比，学校提供的薪酬是有竞争力的，满足教师在物质和心理上的双重需要，培养其为学校长期服务的热情。在民办高校当中，学校往往过分追求办学的经济收益，而忽视了普通教职员工的需求。一个学校知名度的大小，教学质量的优劣，毕业生就业层次的高低，离不开学校的科学管理，同时也离不开一线教师付出的努力。因此必须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既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准则，又要保证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的公平和公正性，兼顾“效率与公平并重”。

2.以岗定酬、优劳优酬

薪酬体系制定要参考同地域同行业的薪酬标准，低于同行业的薪酬标准往往缺少竞争力，难以留住优秀的人才。导致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下降。在薪酬方案设计中要考虑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主观方面，提高为学校发展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关键性岗位的薪酬；在客观方面，要结合其他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特点，根据它们的薪酬绩效待遇水平进行合理的体系制定。实际上，教师与学校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一方面学校想通过较高的薪酬吸引足够的急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经费来源的限制，民办高校则尽可能的要减少人力资本的成本。[7]因此制定出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制度，才能使教师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提升学校的形象，使学校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3.以人为本、重在激励

薪酬的具有公平性和激励性的特点。一名教师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为学校作出的贡献应从薪酬的高低程度上得到体现。扩大对学校具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和无作为的教师的收入差距，以此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同是激励与考核密不可分，没有考核的激励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上难以让人信服，相反没有激励的考核对于教师提高教学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无法产生动力。通过薪酬的上下幅度来对教师的工作表现及成绩进行评价，利用弹性的薪酬增长机制鼓励教师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达到学校良性发展的目的。

（二）对策建议

1.转变民办高校领导者及教师的思想观念

学校：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博弈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教师对于民办本科高校而言并不是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更不仅仅是企业盈利的砝码。学校应加大对教师的薪酬绩效的投入力度，以期获得教师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学校带来的更大的边际效益，以实现双方的共赢。

教师：应转变对薪酬绩效管理的认识，转变保守思想，勇于迎接竞争和挑战，在压力中激发自己的动力，不断学习，不断提升，更好的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从而推动学院的良性发展

2.民办教师考核要有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应该具备能够准确掌握和反应教师贡献和成绩的各项考核标准。在确定并量化与工作绩效有关的因素上下功夫。[8]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师的工作成绩很难被全面准确地进行量化。但是，如果找准了对民办高校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一定能找到民办高校教师为了达到学校的目标所付出的努力点。例如学生的满意度的评定，学生就业率以及教师自身的学术论文的发表，精品课程等。[9]

3.通过对民办高校教师的绩效考核决定其激励性薪酬

根据委托一理论，由于高校教师的大多数工作难以监控，且监控成本较高，而且学生成绩提高的原因也不能明确的界定，因此高校教师薪酬的设计应把个人绩效和团队绩效结合起来考虑，当教师完成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后，就相应分享到一部分奖励，这样能有效的激励教师努力工作从而避免偷懒和搭便车。同时群体范围内的奖励能强化教师为所在部门和学校的最大利益升华个人目标，通过把团队绩效和报酬相联系，高校教师会被激励而为团队的成功作出额外努力，比如比较大的课题合作、整个学生成绩的提升等。[10]

另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激励形式，针对民办高校核心教师的表现“量体裁衣”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关键性员工，也就是骨干教师，他们能为学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或者是通过延期支付而长期留住他们。可以采取绩效考核得分与薪酬挂钩的形式，并结合宽带薪酬设计、津贴期权制等，达到留住这些核心教师的目的，并且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4.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对外要具有竞争力

众所周知，当一个人遇到存在不稳定因素的事情时，即使有利益摆在面前，但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规避风险。而具有弹性的薪酬制度是浮动的，因此就存在着风险。所以实行弹性薪酬的前提就是要首先赋予教师较为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固定的薪酬。已消除教师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激励的效果。只有本校的薪酬待遇与其他民办院校的薪酬待遇持平甚至高于其他院校时，本校教师才存在着失业的紧张感，这会激励教师努力去工作以保持现有的职位，因此民办本科高校教师的激励性薪酬对外一定要具有竞争力。

5.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实行全面薪酬制度

全面薪酬是指企业给员工支付的各项奖励和薪酬。由外在薪酬和内在薪酬两大类组成。[11]外在薪酬主要是指为受聘者提供的可量化的币性价值。比如：基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退休金、住房津贴、各项社会保险等各种福利等。内在薪酬则是指那些给员工提供的不能以量化的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比如，对工作的满意度，为完成工作而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名望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吸引人的公司文化等等。外在和内在薪酬各自具有不同的激励功能。它们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实施全面薪酬模式是实现对知识型员工全面激励的有效模式。[12]

5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民办高校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阐述不过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过程。近年来，民办高校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民办高校的薪酬管理体系的建设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立足G学院的实际，对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改善民办高校薪酬管理现状的对策和思路。[13]当然若要做好民办高校教育的建设工作，既有学校本身的努力，也需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配合。从学校角度看，思想要重视，认识要提高，特别应在引进高学历、高职称专职教师，完善薪酬管理机制，疏通民主管理渠道等等方面做出实际努力。从社会、政府角度看，特别是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深入实际，为教师队伍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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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开菊，何瑞霞.供电公司薪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M].科学时代，2013，（18）：89-90.

[3]个农村DIY绿色小农场创业计划书-道客巴巴[M].

[4]孟彦萍.浅析国有企业中薪酬管理存在问题和对策[M].理论月刊，2012（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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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艳.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的跨文化管理比较[J].企业管理，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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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丽翠.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与共享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J].教育技术，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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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宝军.对现代企业薪酬管理模式的思考[J].现代营销，2011（2）：32-32.

[12]黄萍.加强对知识型员工的全面管理[J].煤炭经济研究，2004（10）：71-72.

[13]李琼.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J].燕山大学学院报，2010（8）：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