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货币基金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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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危机处理的应急性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再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这使得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部门在金融风险预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势下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处理的应急性比较关注，危机出现之后才实施治理，这样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这与当下社会发展将危机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对金融危机实施处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几个国家临时组建一个机构，就一些金融危机实施商讨，一旦危机过后，此种合作就会消失，这就使得目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稳定性有所缺失，对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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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篇3

不少学者和金融业人士与他一起，挤满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三个会场。没人理会暴雨警报，因为这次主讲嘉宾里，有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回国的林毅夫。

同一时间，王锦侠正在深圳机场，一次次改签去北京的机票。从下午4点开始，他执着地前后过了4次安检，“今天死也要赶到北京”，他和安检员这样打趣说道。

王锦侠来自深圳前海，中国南方新一轮产业升级的示范区。新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思想支持”，此番来北京，他希望就此请教林毅夫。

在世界的甲板上

王志浩们的关切，偏向宏观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学能否为其成因和对策提供解释；而王锦侠们的问题，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这是“重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四年前林毅夫临赴世行上任时说，自己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四年后，这个自称“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5月17日，林毅夫临别世行的“毕业欢送会”。当中赢得最多掌声笑声的，是非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他别出心裁地做了一组“回归分析”，题目是“林毅夫的一跃”：面对海峡，从台湾一跃来到大陆；之后幸运去芝加哥大学留学，直到学成归国；而后又作为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跃登上世行，到如今即将离别。他在林毅夫的几次来去，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寻找巧合：“林毅夫在世行这几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恰好比其他年份高出整整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幽默。

举办这场欢送会的，是世界银行的发展研究部。其字母缩写为DEC，在英文中与“甲板”同音。而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甲板”上的“舵手”，要负责“设定研究议程，引领发展经济学讨论”。五个局、200多位学者和分析师，林毅夫领导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一个高智商群体：他们的分工几乎涵盖各个经济领域，其中还包括80多位高级经济学家和区域首席经济学家。

发展研究部门和业务运营部门，是世界银行的左膀右臂。在其愿景中，“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需要将“财政的手段，与思想和知识的力量结合起来”。如果说前者是风帆，后者则要靠舵手与海员。

“别人是不是服你，靠的还是学术，而不是职务。”王斌涛在世行工作了8年，他认为在世行整个科层制的大框架下，研究部却有着自由争辩的学术气氛。在这里，领导力需要根植于思想的信服。

消灭贫困的追求

甲板之下，是一艘大船。

塞勒斯汀·蒙戈来自喀麦隆，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非洲事务的高级顾问，为了和林毅夫讨论经济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作用，他需要一路小跑穿过一条马路。世行有近一万名员工，分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幢巨大的办公楼里。在这条街上，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部。

林毅夫的住所，在靠近华盛顿的乔治敦。两层小楼旁，有一片闹中取静的树林。“树林美丽、幽暗而深邃；但我有诺言尚待实现，还要奔行百里方可沉睡。”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句，其实也是林毅夫每天的工作生活状态。

“我个人能动用的调研差旅经费，就有200万美元。”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

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 多个国家，光非洲就去了14次。据世行的同事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他告诉记者，工作中唯一的遗憾，“是一天只有24小时”。不过，因为经常在数个时区间往返，他在行程中倒是常常能一天“多出”几小时。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早8:30的行长例会。但如果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还得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那一端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除了街对面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夫人开玩笑地说，“他连上厕所都要用跑的。“而研究工作，大都只能在深夜或凌晨进行。如此奔波辛劳的背后，是因为世行确有“诺言尚待实现”：追求“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思想的交锋

世界银行并非一般意义的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减贫和发展的目标伟大，但是工作却充满挑战，也充满争议。

最富戏剧性的背景是，从1981年到2002年，全球贫困人口从19.4亿下降至16.4亿；而同期中国的贫困人口从8.4亿下降至3.6亿。这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的发展奇迹排除在外，全世界贫困人口跟80年代比，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约2亿。“我能够去世界银行，是因为水涨船高。”林毅夫这样解释个人命运和中国崛起之间的联系。

林毅夫到来以前，世行这条“大船”的航海日志，都是由西方人书写的。不仅消除贫困的效果欠佳，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结果那些发展中国家发现，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经济增长反而更慢，不稳定性更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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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周颖，纪振强.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基础、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9).

[2]朱芳.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的启示与东亚货币区的设想〔J.南方金融，2003，(7).

[3]刘力臻，焦百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J〕.东北亚论坛，2003，(3)，

[4]李勇辉，昊朝霞.区域货币一体化下的亚洲货币合作机制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5]钟伟.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三个层次(J〕.经济研究参考，2001.(47).

篇5

基本思路：

1.金融创新的涵义与基本理论

2.金融创新的机理分析的历史考察

3.中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4.中国金融创新的"瓶颈"

5.中国金融创新的优势

6.中国金融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金融创新的涵义与基本理论

当代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过0年代的发展，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仍如火如荼。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

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金融创新”有一个定义，虽然学界对此也有些争论，但基本上是衍生于创新理论的倡导者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观点。我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我个人认为加五个字更好，即：金融家的活动，是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这一表述强调了金融创新的主体是金融家，他们是金融活动的策划者、发起者和维护者。同时，这一表述指明金融创新是“一种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这一表述，金融创新大致可归为三类：

（1）金融制度创新；（2）金融业务创新；（3）金融组织创新。

从思维层次上看，“创新”有三层涵义：（1）原创性思想的跃进，如第一份期权合约的产生；（2）整合性将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如期货合约的产生；（3）组合性创性，如蝶式期权的产生。

从创新理论来看，流派繁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技术推进理论；（2）货币促成理论；（3）财富增长理论；（4）约束诱导理论；（5）制度改革理论；（6）规避管制理论；（7）交易成本理论。

从这些理论本生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各种理论确实能说明一定时间和空间跨度金融金融创新背后的生成机理，但都偏重于某个侧面。事实上，每一种创新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时空各种因素的所起作用又有差异，这一点我们从金融发展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金融创新的机理分析的历史考察

金融创新的宏观分析

1.60年代的避管性创新

创新时间

创新内

创新目的

创新者

50年代末

外币掉期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1958年

欧洲债券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1959年

欧洲美元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60年代初

银团贷款

分散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出口信用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平行贷款

突破管制

国际银行机构

可转换债券

转嫁风险

美国

自动转帐

突破管制

英国

1960年

可赎回债券

增强流动性

英国

1961年

可转让存款单

增强流动性

英国

1961年

负债管理

创造信用

英国

60年代末

混合帐户

突破管制

英国

60年代末

出售应收帐款

转嫁风险

英国

60年代末

复费廷

转嫁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创造风险

2.70年代转嫁风险的创新

创新时间

创新内容

创新目的

创新者 　1970年

浮动利率票据(FRN) 　 转嫁利率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特别提款权(SDR) 　 创造信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邦住宅抵押贷款

信用风险转嫁

美国 1971年 　 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 新技术运用

美国 1972年

外汇期货

转嫁汇率风险

美国

可转让支付帐户命令(NOW)　 突破管制

美国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 　 突破管制

美国 1973年 　外汇远期

&

nbsp; 转嫁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1974年 　浮动利率债券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70年代中期 与物价指数挂钩之公债 　 转嫁通胀风险

美国 1975年

利率期货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1978年 　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 　突破管制

美国

自动转帐服务(ATS)

突破管制

美国 70年代 　全球性资产负债管理

防范经营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资本适宜度管理

防范经营风险

美国

3.80年代防范风险

创新时间

创新内容

创新目的

创新者 1980年

债务保证债券

防范信用风险

瑞士

货币互换

防范汇率风险

美国 1981年

零息债券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双重货币债券

防范汇率风险

国际银行机构

利率互换

防范利率风险

美国

票据发行便利

创造信用

美国

转嫁利率风险

1982年

期权交易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期指期货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1982年

可调利率优先股

防范市场风险

美国 1983年

动产抵押债券

防范信用风险

美国 1984年

远期利率协议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欧洲美元期货期权

转嫁利率风险

美国 1985年

汽车贷款证券化

创造风险

美国

防范流动性风险

可变期限债券

创造信用

美国

保证无损债券

减少风险

美国 1986年

参与抵押债券

分散风险

美国

4.90年代的各种创新并举，客观上放大了风险

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证券化趋势增强，国际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发展迅猛，新技术广泛使用，金融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金融创新的宏观生成机理来看，金融创新都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60年代各国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7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进步并在金融行业迅速推广，金融当局开始放松管制。在进入中后起期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几随之而来的高利率；同时，“石油危机”造成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形成金融“脱媒”现象，风险加剧；80年代后，各国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增强，出现了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外汇交易自由化。

金融创新的微观分析

从微观角度来看，金融创新是金融家的活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是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一种体现。从内因上，创新主体有“获利性”需求，因而会产生“获利性创新”；在逐利本性下，又会产生“避管性”创新；由于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会诱发“避险性创新”；从外因上，由于经济发展与市场的变化，金融主体内部竞争加剧，会诱发“扩源性创新”。

三.中国金融创新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创新经过20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组织制度上的创新

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体制，形成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多家股份制银行为主体的存款货币银行体系，现在城市信用社改成城市商业银行。建立了多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放宽了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和保险也市场进入条件，初步建立了外汇市场，加快了开放步伐。

2.管理制度的创新

篇6

关键词：国际协调　溢出效应　合作博彝　以邻为壑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71－76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矛盾及各国宏观政策冲突

2008年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爆发后，经过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危机治理，全球经济开始逐步企稳。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由2009年的-0.6％恢复到2010年的4.8％(预期值)，渡过了一个“最黑暗的时刻”。但是，导致此次危机的诸多因素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经济呈现出不平衡的复苏，修复经济体系和重塑金融稳定依然任重道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危机已经结束，可以说，现阶段全球经济步入了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的阴霾虽然尚未在全球范围内消散，但与危机发生之初各经济体一致采取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应对普遍经济下滑的状况相比，世界经济和各国应对危机的治理之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集中表现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矛盾，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以及“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1、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的矛盾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之后，经济情况出现分化，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大相径庭，体现在经济增长和通胀前景两个方面。近期宏观指标显示美国的复苏前景仍不明朗，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2.5％，失业率高达9.6％，10月份通胀率为1.2％，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历史低位，且于10月份再次下滑。欧元区2010年10月CPl年率上升1.9％，符合欧洲央行将通胀率维持在2％以下的目标，然而各国经济却呈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两极分化现象凸显。2010年第三季度GDP年率增长1.9％，其中德国一国就贡献了三份之二左右的增长份额，而南欧国家依然身陷债务危机的泥淖，信用等级遭遇频降，经济增速接近为零。就在欧美经济复苏依然堪忧的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因为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较大的汇差而成为全球流动性逐利的战场。中国近期的宏观数据甚至表明存在经济过热的风险，2010年第三季度GDP依然保持了9.6％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10月份CPI飙升至4.4％，创下近25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胀隐忧骤生。

2、各国在危机治理中宏观政策的冲突

针对自身不同的经济状况，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措施。面对疲弱的经济基本面。高企的失业率和通缩风险，美联储于2010年11月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决定在2011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以进一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同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水平不变。这实际上就等于开动美国的印钞机，向经济体系输送新的流动性，通过天量流动性的注入，降低美元汇率，一方面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使得美国的商品与服务在海外更具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改善贸易逆差；同时美元资产更加便宜，从而吸引海外资金流入，推高资产价格。弱势美元的代价是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如今美国面临的是通缩风险，暂无通胀隐患，量化宽松的政策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实在是极具诱惑力。欧盟当然也想通过“弱势欧元”改善贸易逆差，但当务之急仍是化解债务风险的隐患。平衡财政的迫切要求使欧盟暂时在货币政策上保持了坚挺的态度。美联储“再次注水”引发日本等国家采取跟随策略，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新兴经济体。它们将不得不面对本币升值、外汇储备缩水、资本流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世界银行在2010年10月19日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中指出，东亚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已普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大量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压力增大可能对政府决策提出新的挑战。新兴经济体如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退出刺激政策，那么就要允许货币升值；如果要维持货币稳定，那么就要以过度刺激经济为代价。面对日益高企的CPI，中国央行连续出台了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以对冲流动性。2010年10月19日，在时隔近3年后重启加息工具，将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并在11月10日至19日的9天之内连续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考虑到之前的差别化调整因素，部分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9％，已经突破历史新高。

由此，各国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冲突显而易见：美国、日本一意量化宽松。以刺激复苏为己任；欧盟暂时专注于紧缩赤字，平衡财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在应对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中艰难寻找平衡之道。面对当前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各国不能精诚合作，全球金融体系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不稳定，走上不可持续、最终趋于崩溃的道路。

3、冲突的源起：“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

美国QE2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史上“以邻为壑”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把祸水引向邻居家的种种行为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为一场无人胜利的战争。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为了提振受危机影响的国内需求，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根据这项法令。约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关税提高，平均关税率达到了60％。此举随即引起多个国家的抗议和报复性行动，英国在1932年通过了《进口关税法案》，又和其附属国、殖民地签署了《渥太华协议》，宣布英联邦成员之间实行“帝国特惠制”，同时一致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以贸易保护对抗贸易保护。随后，全球60多个国家卷入贸易战，陷入了贸易下滑和经济减缓的恶性循环，世界贸易总额下降了70％。而美国也引火烧身，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1933年失业率高达25％，GNP比1929年下降了三分之一。金融领域的货币战争同样激烈，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拒绝参与国际金融协调与合作，坚持不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义务，为了保护国内利益，甚至推行《黄金储备法案》和《购银法案》，加大美元的贬值力度。而美国的购金购银行为迫使多个金本位制、银本位制的国家如比利时、法国、中国等退出金、银本位制度，纷纷加入货币贬值的行列。这种“以

邻为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世界金融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分裂，世界经济秩序也进一步恶化，而美国也未能依靠“损人利己”的政策在二战前走出30年代的大萧条。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同样可见“以邻为壑”的政策大行其道。危机之初，美国“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限制境外投资”、“增设贸易壁垒”的系列政策无一不彰显美同意欲转嫁危机的企图，而如今在后危机时代，又肆意抛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其本质仍是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保全自身的利益。

以史为鉴，“以邻为壑”的政策并不能帮助一国走出困境，反而会激化全球矛盾，引发更恶劣的情况。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矛盾和各国的危机治理冲突，更好的选择是：各国强化危机治理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地采取行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二、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体之间由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汇率渠道的存在使得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政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效果。在封闭经济中，一同只需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以达到其想要的经济目标；而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一国的政策将对他国产生影响，表现为“溢出效应”；同样，他国的政策影响也将“溢入”本国，干扰本国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种“溢出”和“溢入”的外部性，这就要求各国进行政策协调以增加经济福利，“以邻为壑”的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也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

事实上，在危机爆发的前期，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遭遇重创，主要经济体以及各种国际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纷纷推出一揽子的应对策略，其治理方案在内容涵盖上不可谓不全，在力度决心上不可谓不大，在针砭积弊上不可谓不深，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使得全球经济和会融系统的稳定性得以改善，危机环境下国际协调所发挥的作用也得以体现。而如今，各国经济政策目标的差异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进一步显现，为调整这种不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就愈发重要，其原因就在于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如果是在封闭经济下，各国采取“各自为政”的措施也并无大碍，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同于本同的经济状况制定政策，而无视政策的外部效应，或者仅仅以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惜损害他国的利益。那么最终的政策效果难以形成集体福祉，更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2、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既然在制定宏观政策中有必要进行国际协调，那么国际协调是否能够帮助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呢?博弈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帮助解释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博弈思想源远流长，而博弈论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但自1928年冯・诺依曼首次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后，博弈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学科的研究，并为现实中的决策提供了许多启迪。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博弈论的两个经典框架：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和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随后，约翰・纳什在1950年凭借两篇论文确定了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在经济学的应用方向。

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各博弈方的行为在相互作用时，能否达成并执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contracts)。如果不能，就是非合作博弈；反之，则是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例，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却最终造成了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与之相反，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效率、公正和公平，博弈过程中，各方的利益都能够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使得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可以这样说，非合作博弈偏重于对竞争的研究，而合作博弈则更倾向于对合作的研究。

1976年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Hamada)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建立了Hamada模型，从理论上对国际经济协调的可行性及效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Hamada模型揭示出当两国不进行政策协调时的两种非合作均衡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而经过协调后的合作均衡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瓦什(Carl E.Walsh)对Hamada框架进行了改进，研究了两国在对称性冲击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协调的合作政策和非合作政策，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指出合作政策比非合作政策产生更多的收益。Hamada的两国模型结论可以扩展到多国，多国之间如不进行宏观政策的协调则是无效率的，通过国际协调可以实现各国的帕累托最优，协调后的整体福利也高于不协调的状态，因此多国间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具有可行性。

三、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有效路径

面对前景不明的全球经济，各经济体应选择自保还是协作?在政策上是同舟共济还是以邻为壑?答案不言自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加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难度，保证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保证有效的政策协调，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寻找利益共同点

国际协调的前提是各方必须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如没有利益共同点或者一致的目标，那么国际协调就没有必要。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就等于各方在某一方面达成了共识，具备了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基础，从而保证各方能够朝着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

2、达成政策均衡

在一致目标和共同原则的指导下，各方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磋商，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达到政策均衡，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在协调的过程中，从短期看，部分国家的现实力量可能使其在协调的利益分配中占有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各方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长期的利益平衡点。

3、确保各方保持均衡

在达到一个均衡点之后，在不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各方应共同保持均衡，但因为各方都存在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打破均衡的冲动。为限制这种冲动，维持国际协调的均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保证，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分别是：(1)他律的方式。如果一方在违背均衡时，有一个来自外部的机构来惩罚这个不合作者，那么不合作者畏于惩罚，就不会选择背叛，当所有的协调参与方都信任这个外部机构并畏于惩罚时，就会抑制违背均衡的冲动，维持现有均衡。(2)互律的方式。他律的方式尽管简单、有效，但是会面临执行成本过高或操作容易出现分歧的问题，而参与协调的各方如果能在一个互律的框架下进行协调，相互之间进行评估和约束，也可以达到维持均衡的效果，同时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但缺点是互律的强制程度也随之降低。(3)自律的方式。自律是最困难的一种方式，要求参与协调的各方不仅具有短期的理性，而且必须具有长期的智慧，要以长远的视域、动态的角度来预测国际协调所产生的合作利益，而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结果，从而抑制打破均衡的冲动。

四、后危机时代各国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建议

后危机时代，各主要经济体因经济周期错位而产生的政策分歧，使全球经济陷入极度复杂的局面，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势在必行。比“以邻为壑”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各国放弃一味的指责和报复，通过积极的参与和坦诚的谈判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每个国家都应该为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各国均应慎用量化宽松政策，避免货币竞相贬值

量化宽松的政策，从一方面讲，是一剂猛药，但频繁使用也会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结果。使扩张效果明显减弱。以美国为例，美联储在2009年及2010年初通过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总计约1.7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机构债券，使其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从危机前的约8800亿美元升至目前约2.3万亿美元。而与此相伴的是却是M1货币乘数的持续收缩。金融危机前该乘数长期维持在1.5～1.8倍的水平，2010年2月一路下探至0.79，虽然后来有所回升，但截至2010年11月3日美国M1货币乘数为0.899，仍然低于1，且仅为危机前水平的一半左右，其原因在于面对美联储注入的庞大资金，保守的银行宁愿将这部分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美联储，也不愿把资金贷给千疮百孔的企业。可见，不断“注水”的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恢复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这剂猛药的依赖性很强，副作用很大。一国频繁使用，容易引起各国竞相使用，从而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的战争，其结果则是所有参与者都将遭受重创。因此，各国一定要尽量避免过度使用量化宽松政策。

2、在G20框架下继续推进全球合作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以G20峰会为框架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在G20峰会的框架下，主要经济体加大了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力度，拓宽了国际协调范围。并达成了较多的广泛共识，稳定了遭遇重创后的全球金融体系。相比其他的国际协调机制而言，G20峰会是更为有效的、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合作和协调机制。在后危机时代，仍然需要在G20这个良好的协调平台下，寻找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继续推进各国间的协调与合作。

3、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协调中的“他律”功能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一度饱受诟病，被视为缺乏监管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体系的能力，对IMF进行投票权改革的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IMF的投票权机制以及其自身的确存在不少的缺陷，亟待改进，但是在应对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和大规模的国际协调方面，IMF凭借其专业性和经验，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说各国能够在G20的框架下描绘出一幅国际协作的宏伟蓝图的话，那么IMF能够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承担起“他律”的责任。IMF在国际协调的体系设计和执行实施上应该发挥关键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关键作用，参与国际协调的各方可能就会空有美好愿望而缺乏手段和力度去实现。

4、发挥相互评估机制的“互律”作用

为开拓经济协调合作的新途径，G20推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相互评估程序。在该框架协议下，各国将进行互相评估，以衡量各自所采取的政策是否能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各经济体首先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制定出本国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及预期；而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督促和指导下对政策进行相互评估，以确定各经济体的政策是否适合于共同商定的可持续目标；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一程序就像一个“互律”的过程，一方可以评估他方的战略，同时自身的战略也被他方所评估，这就形成了各方之间的相互识别、评估，如有不符合集体利益的地方就必须加以修正，从而达到共同的目标、在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中，应进一步发挥相互评估的积极作用。

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　政策协调理论　金融危机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是从罗伯特・A・蒙代尔和理查德・库珀等的研究发展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财政政策的论文，阐述内外均衡政策搭配问题。蒙代尔提出了“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所谓政策指派与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是指每一个目标应当指派给对这个目标应有最大影响力、在影响政策目标上有相对优势的工具。根据这一原则，蒙代尔区分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影响内外均衡上的不同效果，提出了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均衡目标、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的指派方案。蒙代尔提出的以特定工具实现特定目标的观点，丰富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调控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库珀开始研究国际经济关联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合作问题，研究重点是国家间相互依存经济的政策设计、政策调整的动态性等。库珀分析了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类法则的理论缺陷，指出在各国经济依存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针对某项目标的经济政策，通过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会对他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效应反过来又会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本国所采取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的经济。他认为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会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库珀的基本结论是，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

继库珀之后，滨田宏一、坎佐尼里和格雷、科登与图诺夫斯基、帕特里克、约翰森等学者不断引进新的分析方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其中，滨田是最先从国际经济政策构成策略或称博弈论的理论基础上研究政策的溢出效应(即波及效应)的。滨田引入博弈论检验那些选择合作或不合作的国家可能得到收益的情况，将问题转化成一种由国家参加的、已经程式化的博弈形式，其中每个国家都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操纵各自的政策工具数值。滨田认为，本国政策在国内的作用及其在国外的波及效应，部分地取决于外国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滨田还利用图形(Hamada diagram)直观地说明各国之间采取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调政策，能够改善各国福利经济效果的情形。但滨田模型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也忽略了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等理论局限性。

新开放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开放宏观经济学逐步放弃以往的短期或长期购买力平价的假设，开始从不完全竞争、价格差异的角度研究相对价格变动问题。1995年，莫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肯尼斯・罗戈夫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将20世纪80年展起来的跨时分析方法与MFD传统结合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基本框架，国际宏观经济学进入了“新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时代。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来重新审视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问题，强调国际货币政策的相互依赖性与合作博弈。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Benigno、Tille、Doyle、Betts和Devereux等研究了国际间如何进行政策协调的问题，将开放经济的政策协调理论推向新的高度。

罗戈夫、奥伯斯法尔德等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上取得了共识。第一，在对称的冲击(或全球冲击，比如石油价格冲击)和完全的非对称冲击条件下，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有潜在的获利。这个获利可以利用福利的损失函数进行度量，即协调政策的福利函数与非协调政策(每一个国家仅想最大化他自己的福利)的福利函数之差。第二，根据经验和定量的估计结果，政策协调的获利不大，每年GDP中大约有0.5％的获利。第三，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之间联合程度相对低，获利可能相对较小。当产品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国家间的溢出可能会增加，导致合作博弈有更大的获利。

既然合作博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如何为国际货币合作制定目标规则呢，“中央银行”又怎么可能出于善意的动机制定规则呢?Gianluca Benigno and Pierpaolo Benigno通过一个称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人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函数来解决，就是通过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及相关约束条件(commitment)能解释“一般的目标规则”或者称一般规则实施目标。

他们认为，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具有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汇率和物价的有效率路径取决于对经济的扰动。在合作中，扭曲和扰动的交互作用会造成最大化自身福利的政策制定者在非合作配置下表现得无效率。如果缺乏协调，则可通过对每个政策制定者施加简单的目标规则加以弥补，这样就可达到最优的合作产出。当资本市场不完全以及消费者价格对汇率不再那么敏感时，经济的变动情况也可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依赖性来解释。

实际上，国际范围内的政策协调比简单的理论模型复杂得多。因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更多，也更难以确定。这些复杂因素使政策制定者更不愿意去签订协调性协议，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是否会遵守协议更不放心。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

理论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就财政、货币、汇率、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广泛开展磋商、协调，将有益于参与协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趋于最大化。因此，国际经济协调实践也日益向着广度、深度发展。战后不仅有联合国这一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且有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在经济协调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等，也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挥了十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因此，加强对国际经济协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比如中、美经贸关系的协调问题就亟待深入研究。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的经贸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每年为美国提供40万个就业机会，进口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消费者每年节省开支逾100亿美元。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2008年，尽管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美贸易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双边贸易总额仍然达到3337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点，同比增长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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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战略始于1992年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并成为1994年前后出台的我国“大经贸”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确立为我国外经贸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

贸易多元化,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 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如果您需论文,可以咨询:QQ:357500023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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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 人民币 国际化

一、序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多年来的努力，以及全世界期盼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的大力支持，使得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成绩，尤其是以发展中国家中国，日益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元独大”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弊端，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增强，为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征途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努力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征途中，人民币汇率必须保持稳定性，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也符合广大投资和贸易主体的利益。作为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在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面临新的复杂局面，同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二、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关键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经济不平衡”这一观点成为了西方经济学舆论中的主旋律，尤其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化对美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变革。

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一开始，就有人说这是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因储蓄和消费不平衡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然而当危机结束的时候，又有人站出来说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不是消费与储蓄的不均衡而是债权国所持的现金与债务国不均等，并认为因为亚洲国家接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所以能够阻止现金流回到债务国，因此能够大量储存硬通货以防万一。通过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从长远角度来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依靠别人的钱来管理自己的财富，如果这个国家对国际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经有很多西方著名的经济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要想解决国际金融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关键是要让人民币开始国际化的道路。因为只有实行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够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货币结构去真实反映国际经济力量的分布，并取代已经跟不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美元货币体系。

虽然西方学者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一个西方经济理论可以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现在的经济现实。因为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和政府管理同市场经济之间的能动关系、内在的政治稳定、精英选拔的体系、劳动力的充沛、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强调教育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重视和谐的社会底蕴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所产生的动能，远远超出了欧美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

如今，2012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让人民币为国际货币充当后盾。因为人民币有统一的政治实体、金融体系、货币方针、财政政策、资本市场，甚至统一的军事力量做其后盾。仅从这些条件来说，人民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都更具有优势。

任何一种货币在成为国际货币之前，都需要经过一场斗争。这需要该货币自己去努力实现而不是等到被别人认定之后再开始努力，否则，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用人民币发放债务和进行贸易结算都是很好的开端。尽管起步会是很艰难，但万事起头难，但是人民币的确有它代表的经济实力，那么，只要坚持就会有逐步扭转局势的可能性。人民币只有成为国际货币，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水平才能不被以美国及美元所代表的金融霸权秩序约束。

有人会说，如果人民币没有自由交易的市场，那么人民币就不可能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在国内应当至少有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掉期合约，这样，起码可以在不转换所有权的情况下调剂使用外币的需要，解决黑市换币的问题。不过，要考虑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如果没有必要使用或者交换人民币，那么这样的市场，如果有也知识用来投机的。

中国因贸易顺差取得大量外汇储备，但是这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所艰难换来的顺差。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出口原材料去积累外汇储备，那么，随着原材料的不断减少，出口条件不断变差，那么顺差的优势也就会逐步减弱直到完全消失。然而中国一直在为出口商品而改善条件，如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积累管理经验、增强商业运作水平以及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一切都在为改善出口条件而努力。

三、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产生的影响及意义

第一，为我们的外贸企业规避风险。以当前国际贸易来说，主要都是拿美元来结算，美元结算完了以后有一个换汇，强制性换汇，换成人民币，这其中有一个汇率的变动，在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很大的情况下，为了防范汇率的波动，所以我们采用人民币的直接结算。从这个短期措施来看，主要是为我国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二，利用美、欧、日这三大世界货币走入低谷的情势，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结算的范畴，改变中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尴尬。

第三，降低当前海外外汇储备的风险，适当减少外汇储备的规模，规避捆绑美元所致的损失，为人民币摆脱依附美元，并使其成为完全可流通和国际储备货币。

第四，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国资本的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立基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中国的金融体系才能国际化。从这个视角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先头部队，金融市场国际化是后援部队，这两个全面完成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就真正崛起了。同时也可以提振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地位和发言权。

第五，能够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换取人民币持有者的资源，增加铸币税收入。

四、结语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仍会本着渐进性、可控性、主动性的原则，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实现跨境结算，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货币。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进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上升有助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以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前提。无庸置疑，人民币迈向国际化这条道路已经正式起动了！

参考文献：

[1]沙文兵 《人民币有效汇率与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研究》“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

[2]李长江.人民币迈向国际化的道路.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杨素芳.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0

[4]毕颖娟.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与途径选择.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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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孕育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孕育我国吸引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是研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中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大课题和中长期任务。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后的形势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动向

发达经济体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今后这种基本格局虽然不会改变，但以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形式为标志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美国消费信贷2010年连续7个月放缓，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倾向于更为谨慎。在欧元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居民消费的低迷。而且，欧元区各国为了遏制债务危机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如增加税收、减少补贴等，又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日本，2010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民间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民间企业投资和货物劳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仍然疲软。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缓慢复苏更多得益于投资与出口。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恢复并弱化了经济增长对消费拉动的依赖。2010年前三季度，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速度都低于私人国内投资和出口。2010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加速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扩大内需。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额从2008年的16099.6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2419.1亿美元，下降了22.9%。2006年和2007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8.3%和15.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1个和2.0个百分点；而2008年至2010年，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次下降为1.7%、－41.8%和－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3.8和－0.3个百分点。相反，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增加。其他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货物出口也都大幅度下降，如韩国下降13.7%、新加坡下降20.2%、印度尼西亚下降14.4%、印度下降15.3%、巴西下降22.7%、墨西哥下降21.1%、南非下降22.7%、俄罗斯下降35.7%。进入2010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内需出现增长势头，如俄罗斯1月－10月固定资本投资同比增长4.7%；巴西依靠内需拉动，前三季度实现了GDP同比增长8.4%。

资源输出国开始调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最明显的是俄罗斯。2010年1月－10月，俄罗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进口同比增长30%，出现了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以及经常项目顺差逆转的趋势。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不少资源输出国提高了本国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比重，如沙特从2008年的19.6%提高到2009年的24.8%，印度尼西亚从27.7%提高到31.1%。这表明，资源输出国的发展模式开始发生以增强内生动力为目标的转型。

挑战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各国纷纷根据本国实际进行政策调整。这些调整有的将使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对我国发展形成新的挑战。

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不振使外需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减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量第一季度环比增长5.2%，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放缓至3.2%和0.9%。因而，我们对外需快速回升不应寄予过高期望，仍然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从2010年8月以来，美国已经启动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开始酝酿2011年的宽松货币政策。这导致美元对日元等西方货币一路下跌，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2010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3%。人民币汇率上升，使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经营困难，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扩大内需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对我国稳定物价形成新的压力。由于美元贬值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上升，国际初级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2010年，全球石油需求大幅上升，已恢复到衰退之前的峰值水平。世界市场谷物如小麦、玉米和大米的价格都出现上涨势头。受国际粮价上涨的压力，巴西主要粮食产品的价格2010年以来上涨了6.59%，豆类价格翻了一番。2010年10月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CPI涨幅分别达到4.4%、5.2%、7.5%和9.8%。

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加大了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由于美元流动性泛滥，促使国际资本转向大宗商品，转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基础坚实的发展中国家，即出现了软货币向硬资产的转移。2010年三季度，约有115亿美元外资流向印度、印尼、韩国、菲律宾、我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等地的股市，是2010年二季度净流入20亿美元的5倍多。2010年前9个月，投资者已向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基金投入395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增速。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流动性过大、推高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处境。这不仅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成本，而且压缩了宏观调控的空间。

机遇

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使我国发展面临新挑战，但也带来了新机遇，而且这些新机遇正在孕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人民币币值稳定孕育国际化的新优势。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减弱美元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最终要靠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结算和支付的硬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历史性起点。2010年12月，中央银行宣布，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区域“版图”大幅度扩大后，试点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为67359家。这将大大促进人民币结算业务跨越式发展，并加快把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扩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将进一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持有人，有的还会以人民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2010年12月，白俄罗斯国家银行宣布，其11月国家外汇储备新增60亿元人民币。这是在货币互换基础上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步骤。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建设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世界需求结构变化孕育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新优势。世界需求结构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发达国家需求恢复缓慢，体现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小，而体现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弹性变大。这种新的需求将带动我国进一步发展先进制造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和提升。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此外，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提高增长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成为重要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提出的低碳排放要求，将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各类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产品提出新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