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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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论文

篇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一直认为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在各个国家间自由地无限制的流人与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债务国有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然而,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银行投机和金融危机——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1990年的危机,到后来发生的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在这本文笔简练、分析透彻的著作中,欧洲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让?梯若尔分析了上述危机的特征,防范危机的制度改革,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全球金融体制的重建等重要问题。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梯若尔从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的十几年融会贯通的研究中获得了经济学研究的真谛和“秘笈”,这个真谛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直觉——即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学现象把握经济学本质规律的能力,而这个秘笈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尔开始以一个开拓者的姿态征服经济学的新领域:经济组织中的串谋问题(1992),不完全契约理论(1999),公司治理结构(2001),公司金融理论(2002),国际金融理论(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经济心理学(2002)。在上述每一个领域,梯若尔或以综述性论文的方式,或以专著的形式完成该领域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转向另一个领域。梯若尔具有非凡的概括与综合能力,他总是能够把经济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最为本质的规律和最为重要的成果以最为简洁的经济学模型和语言表达出来,并整理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梯若尔对经济学惊人的直觉,也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快的反应能力使得一般的学者根本无法跟上他的思维,因而许多人都这样认为:“在梯若尔面前,我们如同!”

篇2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如图3所示,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篇3

摘要:货币国际化是经济国际化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集中表现之一。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本文试图从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的角度对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可行性做出分析。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收益;风险

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实质上是不同货币之间竞争和市场选择的过程。不同货币国际化为一国经济、政治等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美元成为国际化货币后,美国每年可以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铸币税收入,美元也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结算中最主要的货币;欧元国际化后,各国外汇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越来越大,欧盟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国际化后,伴随而来的却是国内经济的不稳定及出口贸易的剧烈波动。这些现象说明,货币国际化在不同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下,给一国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可以从国际货币对该国经济、金融、贸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响去评估货币国际化的合理性。

一、货币国际化的收益

(一)取得铸币税收入,为本国国际收支赤字融资

所谓铸币税,原指铸币成本与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之差,现在通常指中央银行通过发行无须支付利息的货币取得的收益,表现为货币面值扣除发行成本后的收益,由于发行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铸币税基本上等于货币的发行额。在纸币制度下,当不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来自于随经济增长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当存在通货膨胀时,铸币税也被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即中央银行超过经济发展需要增加基础货币发行。按照一般的估算,这类可称之为狭义铸币税的收入通常仅占一国GDP的0.2%(Krugman1998)。

当一国货币越出国界被其它国家使用或作为官方储备时,则产生国际铸币税的概念。储币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国际铸币税包括发行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发行国地位取得的全部受益,即海外发行收入及政府债券取得的廉价融资收入。因为,储备通常是以发行国的债券形式持有,此类债券的利息低于储备国的本国债券利息。

货币国际化最直接的利益是为发行区赚取国际铸币税。货币流出本货币区,为该货币区赚取国际铸币税,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该货币区向其他货币区输送铸币税的义务。非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需要通过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收支,但这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等后果,而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增加本国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美国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的新增发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仅在1989~1996年间,流入俄罗斯和阿根廷的美钞就分别达到了440亿和350亿美元。加拿大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已经按美元计算,并以年均1%的速度增长(Sulton1999)。美国国债的20%被其他国家官方及私人持有,而美国国债在较好安全性的同时,给付的利息较低。

(二)给本国居民带来跨境经济交易的便利,降低汇率风险,促进本国经济贸易发展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该国企业可以使用该国货币作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的计价结算货币,从而避免货币转换带来的汇率风险,有利于该国的经贸发展。

此外,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企业跨国经营。该货币区企业在获取该货币区货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该货币区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使用本币也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促进一国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发展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必然面临货币回流问题,发展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满足持有其货币的非居民投资需要,是解决货币回流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货币国际化将促进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金融产品的开发。

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还有利于该货币区的金融机构实行跨国经营。一方面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从该国或该地区获取本币资金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由于该国金融机构在进行本币资金清算、现钞调度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该货币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吸纳本币资金也具有竞争力。

此外,一国金融机构在本币经营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较为便利的从本国取得货币资金,非居民持有的国际货币可以通过非当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但这些当地银行最终都会通过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清算。而且,一国货币扩展到其它国家也会带动其金融机构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具有影响别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央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中央银行,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最终清偿手段,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整个世界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影响其它国家的就业、产出和经济。通常,货币发行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货币政策,对于储备这种国际货币的国家而言,又需要保持此种货币币值的稳定,当这两个目标发生矛盾时,作为国家,必然是以前一个目标优先,而别国却难以采取主动措施,只能根据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被动调节本国经济政策,这就是一种非对称冲击。

(五)提高政治自与国家声望,扩大一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

对于大国而言,当发生国际突发事件时,如果需要依靠国际货币发行国提供流动性支持,这对该国而言是很被动的。而且,一国持有的国际货币一般是投资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或存放于该国的金融机构,如果国际发行国采取冻结持有国财产的方式,该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美国曾经就冻结过前苏联、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美元存款。

部分国家与美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时,需要美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可以自主提供其它国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流动性,从而避免出现依靠他国提供流动性的被动局面,这是大国要求使用本币的根本原因,也是提高一国政治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此外,国际货币是一种软实力,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这是其它非国际发行国所无法比拟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该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国际货币的发行也是其中之一,由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政策将对他国产生更大地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有助于提高该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六)有利于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减轻对外币资金的依赖,维护金融安全

当前,国际货币呈现寡头垄断局面,美元、欧元和日元处于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负债以美元计价,美国持有的国外资产以外国货币计价,这样一旦美元贬值,美元负债没有发生变化,而资产却因外国货币升值而增加,这反而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而且,本国货币即具有对外支付能力,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无须通过国内紧缩政策牺牲国内经济增长为代价来缓解收支问题,因而在国际收支上有更大的灵活度。

二、货币国际化的风险和责任

一国通过货币国家化虽然能获得收益,但也需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这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一)发行国难以回避“特里芬难题”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从理论上讲,“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而且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当然,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二)增加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可控性

由于本国货币被非居民持有并使用,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存量的难度。另外,非居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将影响其持有其它国际发行的国际货币的意愿,这并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身可以控制的,因此,国际货币发行国将面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问题。

(三)货币的反替代增加本币贬值和通胀风险

由于非居民持有和使用本国货币,导致境外流通的本币不断增加,如果因某种因素导致非居民对本国货币信心降低,则非居民必然要将持有的该种货币兑换成其它货币,这将导致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贬值风险,进而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胀风险。

篇4

关键词:国际收支调节;现行货币制度;“双顺差”结构

一、国际收支平衡概念及其调节机制。

1、国际收支概念及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由于贸易、非贸易及资本往来而引起的国际间货币收付。各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过程中,都在寻求用各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以达到收支均衡,即进口和出口相对持平。但是,各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努力却往往由于多种原因而付之阙如,较为典型的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有:结构性原因、货币性原因和收入性原因等。总之,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样的,相应的调解国际收支的方式也必须多样。

2、进行有效国际收支调节的先决条件

那么,在一国的国际收支调节中怎样兼顾本国利益和世界整体利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货币制度问题。一个完善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应达到的目标是,第一,能够促进世界生产要素的有效分配,使所有国家的收入都有增长。第二,能够使世界经济得到稳定。第三,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机体,能够承受住可能发生的外来冲击,减少冲击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并且,也要从根本上阻止各国输出其内部的不稳定性因素。第四,必须保证各国的相对独立性,以不妨碍它国和整个体系的方式达到自立的政策目标。达到了以上目标,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各国货币关系都是有序的。

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要素。它确定一定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储备和提供国际流动性,并且为国际收支逆差融资提供物质基础。国际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影响是:汇率是否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对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和货币体系本身的弹性有影响;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表现形式和调节方式有影响。

二、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国际收支调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在“布雷顿”体系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或稳定机制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牙买加协议”为标识的多元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制度。欧元的诞生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日元凭借战后经济的发展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但是应该说,没有统一的国际货币、各大货币之间汇率变动频繁、国际收支调节严重不对称,国际货币制度的不合理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收支平衡仍是国家货币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1、美元一强独大,为国际收支失衡埋下隐患。

虽然依“牙买加协议”,黄金非货币化,即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但是由于特别提款权作用有限,欧元危机,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由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实力,各国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及国际贸易计价结算都需要美元,因此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不会丧失。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受黄金约束,却受困于美国国内经济的需求。近年来,美元大量超额供给,因而制造了美国及世界此起彼伏的以经济过剩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美联储在决定美元供给时,并不考虑储备货币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其货币政策的实施结果经常会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监管有缺失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近20年内世界金融危机连续不断,国际收支失衡,美元的发行就难脱干系。

2,汇率安排多样化后,浮动汇率制对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巨大。

按“牙买加协议”,各国可以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目前,整个汇率体系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内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如欧盟及实行“盯住汇率制”国家的汇率制度;二是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巨幅波动。一般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政府推行本国政策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不受外部约束。汇率的波动还能防止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使一些国家较为顺利地克服国内的通货膨胀。但经验表明,完全自由的汇率浮动也带来不少问题:一是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不确定性,使之风险陡然增大;二是各国经常项目收支对汇率变动的反应迟缓,因而它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不大;三是汇率过度波动,使国际基金组织对国际储备的控制削弱,主要硬通货国家的膨胀政策可以肆意继续下去,而无国际收支问题之虑。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多样、自由化,未能根本性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在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国际收支调节可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及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的活动综合进行。但IMF资金的不足、权威虚,使长期以来全球范围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不能根除。

三、我国未来国际收支调节的路径选择

目前,我国不断加剧的“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际收支结构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不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二阶段为成熟债务国阶段;第三阶段为不成熟债权国阶段;第四阶段为成熟债权国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间,因此,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调节路径将向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过渡。

我国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提高;二是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将延续,由此决定贸易项目顺差长期化、常态化。我们应该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注重从扩大国内消费这一源头出发,保持合理的经常项目和贸易顺差。从国际经验看,加大资本项目调节力度是必然选择。我国可以扩大对外投资的渠道,大量使用外汇资产,减缓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和流动性过剩,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较大的压力;同时,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抑制短期热钱流入;加强对短期外债管理,减缓短期间接资本流入,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减少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直至使其转变为一定幅度的逆差。未来国际收支调节逐步转变到经常项目顺差以及资本项目逆差,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符合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

[2]方文,《国际收支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卜永祥、秦宛顺,《人民币内外均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方文:《美国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及其启示》,载《中国外汇管理》,1999年第11期.

[5]王立荣、刘力:《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载《当年经济研究》,2009年第06期.

[6]刘伟:《货币危机:内外失衡、汇率失调与国际货币体系》,华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7]陈岷:《国际货币制度的困境与我国的应对》,载《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第34期.

[8]焦武:《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篇5

次贷危机动摇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唯一核心货币的基础,在美元汇率剧烈波动、金融危机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和世界经济遭遇衰退的背景下,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但由于利益纠葛复杂,2008年11月9日和10日的G20会议并没有对未来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和改革形式形成建设性想法。市场对未来核心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没有形成共识,有观点提倡回归金本位,有观点提倡让欧元取代美元,有观点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如此背景之下,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发展提出四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力图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寻觅发展方向和道路。

一、金本位还是信用本位

国内外一些略显激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复辟金本位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从混沌和动荡回归平静和稳定的唯一出路。虽然无法亲身感受1870年至1914年的古典金本位时代和1919年至1939年的金汇兑本位时代,但在这些人看来,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构成了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定海神针,在“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的规则指引下,金本位似乎可以避免通货膨胀、汇率波动、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

从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12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从57.16万亿美元骤减至30.76万亿美元,缩水幅度达到46.19%,而与此同时黄金却价值坚挺,从2007年8月1日的666.9美元/盎司,到2008年12月15日的834.4美元/盎司,黄金在危机动荡中身价徒增。毫无疑问,大多数与次贷危机紧密相关的要素都产生于信用货币体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失审慎的次级房贷、金融衍生品以及美国政府长期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很多人将次贷危机的危害归结为信用本位的失败,并将期盼救赎的目光投向坚挺的黄金。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是以“华尔街文化”为表征的一种特有微观金融发展模式、宏观金融监管模式和经济调控方式的失败,更进一步地讲,也可能包含了以美元为核心的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但并不意味着整体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

其次必须指出,市场价格在次贷危机中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黄金有能力担负起世界货币的重任,只能说在财富储藏这个属性上,黄金显露出了闪光点,但世界货币还必须发挥价值尺度、国际支付和流通手段的作用,一个闪光点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黄金能够处处闪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某种特有信用货币体系的失败并不对应着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必然成功。实际上,复辟金本位更像是绿野仙踪般的童话,有四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会走这段回头路:

1对黄金总量“有限性”的预期与发挥货币职能所要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虽然金本位和黄金之间并不完全对等,就像一些人所言:“哪怕只有一盎司黄金,金本位也能运转”,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事实上,制约金本位正常运转的,不是存量的数字大小,而是人们对黄金存量有限性的预期,受制于有限的黄金供应量,金本位下的货币供给必将收敛于一个极限,而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及其对应的货币需求则可能没有极限,在所有理性预期者看来,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意味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并不能带来安全感,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主体往往会争先恐后地挤兑黄金,争取让有限的黄金更多地落袋为安,这种矛盾使得金本位难以稳定维持。

2黄金对“总量有限性”瓶颈的突破则将动摇自身的货币基础。非常尴尬的是,虽然黄金总量有限性使其难以有效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如果突破了这层约束,黄金的未来不仅无法海阔天空,反而会走进另一个死胡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的原因在于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真实价值,商品与货币的双重属性使得黄金在作为货币时具有币值稳定的优良特性,一旦科技发展让“人造黄金”不再是梦想,那么黄金稀缺性的瞬间消失也将让表面上的金本位货币体系一夜之间骤然演化为实质上的信用货币体系,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大变化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将时刻威胁着金本位下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安全。

3金融危机之中的金本位更像是风险催化剂而非稳定器。由于金本位相比信用本位具有更多的“真实因素”,因此很多人相信金本位对金融危机更有免疫力。且不争论这一观点客观与否,一个简单的常识就是免疫力更强的人一旦生病则更难痊愈。事实上,金本位之下,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几乎无力可施,这使得市场失灵缺乏“看得见的手”的及时纠正和调整。更可怕的是,维系金本位的种种努力很可能加深危机,当一国陷入金融困境的时候,国际资本往往会出于避险需要而大幅撤出,此时维系金本位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当局提高利率以吸引资金内流并平衡国际收支,而不合时宜的紧缩政策对进入下行周期的实体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弗里德曼和伯南克等人看来,大萧条之所以持续43个月之久,并造成了深远经济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联储主席RoyA,Young维系金本位的行动加剧了通货紧缩。因此,在次贷危机引发信贷市场流动性紧张的背景下,复辟金本位十分危险,就算是在危机平复之后,未来市场与政策共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互补性也将日益增强,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冲突使得金本位不具备回归的客观条件。

4制度性缺陷使得金本位的“黄金时代”难以再现。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金本位运行的稳健与否取决于其制度性基本规则是否得以普遍认同、贯彻和执行,即黄金的“自由兑换、自由铸造和自由流动”。而在现在和可预知的未来,这一规则都很难再被严格遵守:首先,黄金真实价值的存在对规则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由于黄金等同于财富,流入相对于流出更易受到青睐,而一旦某些经济体具有左右资本流动、抑制黄金流出的非常手段或是霸权力量,那么“自由流动”的规则将被违反,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将遭到破坏。事实证明,这种财富激励导致的违规行为难以避免,Obstfeld的经典论文显示,在1885年至1913年间,强大的英、法、德都通过大量经常项目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其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4.6%、2.6%和1.6%。其次,信心缺乏背景中的博弈将使规则难以被整体所严格遵守。历史比较显示,古典金本位时代之所以比后来的金汇兑本位时代更加平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一阶段市场对金本位的信心远比后一阶段强,而信心会促使不同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遵守规则,平等承担起干预外汇、维护整个体系安全的责任。在信用体系如此健全的现在,很难想象市场会对金本位保有如同100多年前的普遍信心,在个体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体都有可能选择“搭便车”而不主动遵守规则。此外,由于现有黄金储备数量不同,金本位给不同经济体带来的潜在激励也相去甚远,根据IMF的最新数据,2008年9月全球黄金储备为8.473亿盎司,其中美国拥有2.615亿盎司,欧元区拥有3.5亿盎司,全球占比分别高达30.8%和41.3%,其他经济体的占比总共不及30%,欧美借由高比例储备将可能在复辟金本位的过程中获得货币霸权,由此可能触发的全球利益再分配势必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如此背景之下,金本位有效运行依仗的基本规则不可能被普遍遵守。

总之,金本位已经作古,复辟金本位不仅违背了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次贷危机背景下更是非常危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再走这段回头路。

二、单极还是多极

既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走金本位的回头路,那只能在信用本位的框架内寻求变革。接下来的问题是,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几个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

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随后该理论被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在研究大萧条的过程中,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演化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制止危机的主导责任,停止“让你的邻居当乞丐”的以邻为壑的政策,特别是无人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以阻止金融危机的急速蔓延。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指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stabilizer),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的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用他的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

随后,金德尔伯格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者。他还把稳定者的责任又增加了两项:维持国际汇率结构和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另外,他还在第一项责任中增加了与别国分享短缺资源的内容。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单一霸权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稀缺的公共商品。他把各国的个体利益看作是私人商品,而把世界经济的稳定视为公共商品,这种公共商品意指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霸权大国才有能力提供公共商品,并通过主导性决策统一无序的分散性个体行为,让世界经济保持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吉尔平等国际关系学者则丰富了霸权稳定论的体系,并将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国际安全和军事领域,逐渐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把霸权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合作联系起来,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寻求霸权和国际合作之间的相关性。吉尔平认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稳定论存在于特定国际社会背景和世界经济环境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这一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

其一,单极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方向相矛盾,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任何单一经济体在经济领域都难以具有绝对霸权地位,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年至2007年期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的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发达经济体则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发达经济体28年问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有所放缓。

其二,单极体系本身存在较大缺陷。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这种冲突一方面将导致危机从局部扩散到全局,另一方面也将深刻动摇霸权国的霸权地位。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单极体系不具备在长期内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稳定的能力。

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非合作博弈的背景下,各自为政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公有地悲剧”,霸权国的存在将改变博弈结构,并可能引导博弈均衡向集体理性的方向发展。但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因此,单极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总之,霸权稳定论已经不合时宜,单极体系难以担负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其不太可能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

三、多极还是多元

既然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将是怎样的一种多极?与前两个问题一样,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

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

相比简单的多极,“多元”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层次性,简单的多极只是一个平面,而多元则是立体的,区域货币是统一货币区内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而以这些区域货币为基础构建的世界性货币则是全球范围内、统一货币区间经济、金融活动的货币核心,对于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以区域货币为基础的世界性货币受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任何一个经济体、甚至是货币区的财政和储备状况都没有绝对的决定力,这不仅避免了霸权带来的非理性选择,还减小了区域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负面冲击。二是秩序性,简单的多极意味着任何单一经济体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货币选择问题,全球性经济、金融往来一团散沙,而多元则带来了秩序性,对于同一货币区内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仅涉及两种货币的选择(本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对于不同货币区间的经济活动而言,支付和结算则仅涉及三种货币的选择(各自的区域货币和世界性货币),而所有经济体的储备货币选择也并非十分繁杂,仅需要在少量的几种区域性货币(这些区域性货币大概有三到四种)和世界性货币间搭配和取舍。由此可见,简单的多极和有层次、有秩序的多元之所以优劣相差甚远,关键在于多元非常强调统一货币区的建设及其在世界性货币构建中的作用,由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亚太地区的货币区域化发展以及更进一步的统一货币区建设尤为重要。

四、激进还是渐进

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原因有三:其一,美元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美元资产“绝对增持、相对减持”的趋势和美元汇率“先扬后抑”的未来走势分析,次贷危机虽然动摇了美元作为核心货币的货币基础,但美元在危机时刻发挥的核心作用不减反增,在次贷危机平息之前,美元不可能被其他货币超越和取代,国际货币体系迅速抛弃美元的结果将是更大的混乱和更长的衰退,因此,多元化不可能迅速一步到位;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经济基础尚不牢固,由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尚大,世界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深远发展还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其三,多元化每一个单位“元”的建设都是渐进性的,区域货币联盟的实现以及更高层次区域统一货币的诞生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过程,而国际性协调和制约机构的强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

篇6

内容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一定的机遇。本文详尽探讨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机遇 挑战利弊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危机发生以来国际上很多大型的金融机构先后破产,全球金融体系自身遭到结构性打击。这一历史性变化,导致世界各主要货币重新洗牌,这也为人民币加速其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机遇,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若把握不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种种风险和外部冲击,从而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机。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扩展,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方式流出国境,在境外逐步担当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从而由国家货币走向区域货币、再走向世界货币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尽管目前人民币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为此,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达到一定的比重。这是衡量货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通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后两点。

当前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货币竞争。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及其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机遇

金融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由于国际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陷入经济衰退,经济水平下滑,货币贬值,而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伴随着金融危机引发的震荡,美元、欧元等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汇率都经历了剧烈波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地位也直接决定了人民币可以在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面临危机我国依然保持人民币的坚挺,为了规避交易风险,很多国家在外贸领域都尽量减少使用美元、欧元进行结算,进而选择汇率相对比较稳定的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直接体现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同时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说,当前的金融危机正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绝好时机。

美元霸主地位的削弱及人民币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目前,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仍居主导地位,但是纵观美元近年来的走势,总体上呈疲软下降的态势。尤其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恶化,刺激美元进一步走弱。未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降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美元不断贬值。与此相反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使得人民币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普遍认可和接受,大量人民币在境外流通,成为支付、贮藏的硬通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迅速崛起。同时,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区域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将促进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

专业金融人才缺乏。外部条件的有利只能说是有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但是最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还需要能够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团队。然而金融人才的缺失,正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创新的滥用问题,而中国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恰恰是缺乏金融创新的能力,这已从我们基金的投资业绩不佳和中资企业外汇管理亏损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

金融市场欠发达。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起步较晚,金融市场发展比较迟缓,金融机构业务大量集中在传统的信贷业务上,对于新生的金融衍生品缺乏了解,反而成为我们这次金融危机免受冲击的一大优势。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精力大都集中在传统信贷业务上,所以我们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受到像欧美银行那样的致命打击。但是,一旦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必将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的强烈冲击。所以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投资结构的单一也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一大挑战。

货币国际化的风险防范问题依然是核心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步骤就是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汇率制度将产生巨大变化。外国资本要自由进出,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资本项目开放将使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会很快传递到国内,而健康的金融市场体系能较好地应对各种冲击,具有自我减震作用。尽管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然而却存在其它问题:金融机构类型单一,垄断性强;金融产品种类较稀少,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金融机构尚未完全建立起适应国际竞争的机制;短期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还需培育。

人民币面临充足供应的挑战。为了向其贸易伙伴提供流动性保证,也为了未来的地区贸易发展,中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或资本流出的方式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除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蒙古共和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之外,目前中国对大多数贸易伙伴都是顺差,同时中国是净资本流入国。中国在对外经济中的“双盈余”特点导致人民币供应不足,阻碍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

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铸币税(Seigniorage),也称为“货币税”,指发行货币的组织或国家,在发行货币并吸纳等值黄金等财富后,货币贬值,使持币方财富减少,发行方财富增加的经济现象。简单地讲就是发行货币的收益。目前我国拥有数额巨大的外汇储备,这就相当于大量地使用别国的货币,其中产生巨额的铸币税就被别国赚走,是一种巨大的财富流失。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国不仅可以减少因使用外汇引起的铸币税的流失,还可以通过向国外发行人民币筹集资金,获得国际铸币收入,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减少汇率风险以促进国际贸易。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相应的快速发展,然而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货币敞口风险较大,汇价波动会对企业经营产生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以减少对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过分依赖,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发展。

增强我国国际收支调节能力以缓解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目前我国拥有数额较大的外汇储备,实际是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我国不但要流失巨额的铸币税,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和美元滥发的道德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方面可以实现货币替代,这为中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国际储备的数额,而且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我国摆脱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米德困境”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外部均衡,必然牺牲内部均衡,如国内充分就业率、通胀率等。

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也是该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的过程。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境外流通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充当的国际货币职能越来越丰富,其国际影响力也会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就此可享有一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增加了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也会增强自身在国际规则制订方面的实力,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各种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利方面

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只受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货币政策调控的也只是国内经济;而在开放经济下,外部经济变量将对国内经济产生影响,一国在利用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经济时,必须考虑外部经济变量将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后,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开放性,资本流动、货币替代、国外经济等因素会影响国内货币需求、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后,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其在国际间的流动可能会削弱中央银行对国内人民币的控制能力,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金融稳定性易受外部冲击。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我国经济的开放度逐渐加大,与外部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都会对我国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货币国际化后我们将面临本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国际投资将会利用实际和名义汇率的偏离进行套利,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过热将会对我国金融业造成影响。因此在享有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国内经济更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

人民币现金管理和监测难度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难度较大,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可能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伴随这些非法活动出现的不正常的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一方面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

增加国际责任。国际地位的提高,相应的要在国际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利己性、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等内在缺陷。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但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些责任可能与国内的政策目标相冲突,可能损害国内经济利益。如1997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结论

总的来看,我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币值稳定,稳中有升。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已实现全面可兑换,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正在稳步推进。可以说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总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综合的、渐进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本国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接轨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还应该看到它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包括降低汇率风险,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作用,以及促进中国的投资。但另一方面,它也会使中国目前的贸易机制、汇率和货币政策面临巨大挑战。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长远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了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参考文献:

1.郑乐.浅议人民币国际化[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张适兆.次贷危机下的人民币国际化[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3.殷宝成.人民币国际化浅析[J].中国商界,2009(1)

4.马娜.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困难[J].经济理论与实践,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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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新晨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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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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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金荣等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它对金融业及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金融创新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它的积极的正面的对金融业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讨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的正面影响,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升了金融业发展能力。金融创新不仅仅是在业务发展、机构放大、就业增长和素质提高方面对金融业的发展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还由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增强,把金融机构的资本扩张能力和现代化的设备水平的提高带动起来。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创新还推动了金融产值的快速增长,促使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为第三产业和GDP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2.金融创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金融组织创新促使金融机构纷纷有新的成员加入,促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创新使传统的金融措施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润逐渐下降。所有这些,都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竞争。

3.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对经营风险的抵御能力。金融创新的这种影响,主要通过金融机构对具有风险转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体现出来。例如,浮动利率债券或浮动利率的票据,这种建立在传统金融工具的特点的基础上的金融创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机构降低筹资利率风险。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1.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金融工具的创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品种,导致金融市场接纳的金融资产的品种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债券陆续出现,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序列已经延长,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技术也越来越强。从衍生产品的组合设计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样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汇期货,债券期货、股票期货等;还有衍生工具之间的搭配,例如期货期权,换期权等两种金融衍生品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还有对基础衍生工具的参数和性质进行重新设计后产生的创新衍生产品。

2.金融创新促使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证券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证券发行融资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具体表现为银行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循环国际证券急剧上升。二是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微观金融主体,资产和负债越来越证券化。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中有相当多证券资产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国际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此外,商业银行贷款资产也实现了证券化。至于负债债务证券化,是指银行更注重通过发行浮动利率债券和长期债券基金,而传统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资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业银行不仅作为国际证券市场的发行者,还参与国际证券业务的经营,成为新发证券承销机构。

3.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创新国际资本的流动,促进国际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促使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些创新的金融工具在国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市场问世以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场发展,而这又在客观上要求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惯例、市场交易价格和投资回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基本一致,从而促进了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仅为金融主体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为相同的货币的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间、不同货币的利率之间存在差异,并对金融主体套利投机收益和套汇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创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个金融市场做依托,是一种跨市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创新对金融制度的影响

1.金融创新模糊了融资边界。金融创新使得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从而导致融资体制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学原理,间接融资是指以银行作为信贷中介的资金融通资行为,而直接融资则是筹资人和投资人没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融资。至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融资期限的分类则作为主要的客观标准。融资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期限的市场为货币市场,反之为资本市场。这样来解释这种融资制度相关的四个基本概念,在不同类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书中似乎已经成为规则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金融创新将使这些划分标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2.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制度的变迁。金融创新促进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欧元的开始使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元货币制度创新推出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欧元制度是一种不与国家权力相联系的创新的货币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的货币统一,基本都是以统一主权作为前提和条件。而欧元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产物,是在国家主权分立的情况下实现的货币整合,也就是欧元体现的货币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与国家主权统一相分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元的开始使用不仅推动了货币制度创新,还对传统的金融学的货币制度理论提出了挑战。其次,欧元是符合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和货币形式出现的一种创新。货币制度创新,不仅包括深化金融体制演化和货币形式的发展演变,也包括总体货币制度不变下的货币一体化。

四、结论

总之,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金融业的工作人员,只有认真研究、趋利避害,才能极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柯健.金融创新的风险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06) .

[2]刘志海,王睿.浅论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的关系[J].金融经济,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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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蔺捷.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