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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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捅动着一股对自由主义作家的阅读与研究的热潮，如张爱玲热、钱钟书热、王小波热等等。与此紧密相关的思想文化界，陈寅格、顾准、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敢成为舆论与出版的焦点话题。然而，对自由主义文学从整体上作宏观研究和系统地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尚未出现。刘川鄂先生历数年教学与研究推出力作《
对
篇2
【关键词】贡斯当；现代自由；个体自由；虚无主义
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他非常重视现代个体自由的正当性。赛亚・伯林据在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对法国l9世纪自由主义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大加赞赏，称他是“自由的所有捍卫者中最雄辩者。”贡斯当的确论证了个体独立的权利是现代自由的主要特征，但同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弊病如虚无主义予以了深刻剖析。本文将论述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深入思考。
贡斯当十分强调现代人自由（“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贡斯当晚年在他的文集前言中写道：“四十年来，我捍卫同样的原则：在一切方面的自由，宗教、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自由。至于自由，我指的是个体性对企图通过专制来统治的权威所取得的胜利，以及个体性对声称有权利以多数来奴役少数的大众所取得的胜利。”他指出的个体自由是“自由只是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理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概括说来，现代人的自由就是独立性在私人生活里的体现，个人应该拥有不受政府干涉的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间，应该享有专有财产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参政权等基本权利，但个人很少参与公共生活，这是个人所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即“免于强制的自由”。由于现代人的自由强调个人私人生活的独立性，因此贡斯当称之为“个人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是个人双重身份存在形式的两种状态，也就是个人的单独存在和个人聚合成社会共同体的类存在。相应地，个人以个体的方式与他人相对独立的存在着，同时个人又与他人一起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是个体性与成员性的相互统一。这两种存在形式以自由的状态体现出来就是自由的判断与选择。人们只有享有了这种自由权利方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才具有现代人的品格，即现代人是个人自由的人，是个体人格的彰显。
贡斯当思想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归纳起来为：在古代人中，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者，但在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古代人所希望的自由生活恰恰是现代人试图远离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国家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每个公民的政治重要性，每个公民分享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抽象的假定，现代人不再能拥有古代人能够在政治中运用自由而带来的乐趣，同时现代人自由生活也是古代人所不可想象的。现代社会导致社会分工的产生并且形成私人领域。个人在其私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者。
在贡斯当看来，他的现代自由并非完美无缺，现代自由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现代人往往不知道怎样运用他们拥有的自由；即使现代人不存在外在约束，他们也可能无法挣脱内在的约束、发现人生的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
贡斯当本人自年轻时就常常被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所攫取，这种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不过是现代人的通病罢了。现代人的虚无与古代人的信仰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贡斯当所勾勒的古今差异的图景是很均衡的，在其中我们既能看到现代个体独立取代了古代式的政治自由，也能看到古代人的坚定信念和为了共同体牺牲自我的德性在现代社会让位于个体的利己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贡斯当看来，现代人已经被文明腐蚀得世故并且软弱：“文明的进步通过削弱人的性格来使之变得精致”。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利己主义的膨胀和理性支配地位的确立，这一切侵蚀了古代的道德热情：“各种各样的热忱都被消耗了……世界太古老了……物质生活日趋柔和，更加独立、安全――所有这一切都会杀死热忱。古代人可以享受的幸福已经不再能为我们掌握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冷漠和自私的理性支配的时代”。与“孩子般单纯”、“没有幻想”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一切都失去了热忱：“古代人对一切事物都有某种完全的信念。而我们对一切事物却仅仅有某种伪装的信念”。现代人被种种怀疑所支配：“现代人失去了持久的、不加检验地相信的能力。怀疑不断处于他们的背后。”印这一怀疑的结果导致现代人被一种自我分裂所折磨，结果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场内战。缺乏信念而带来的内在冲突导致自我陷入一种不断质疑自我的虚无主义处境中，我们感到在心灵深处没有真实的存在”。结果是虽然现代社会是“个体性取得胜利”的时代，但这种个体性常常成为人的重负，因为个体性的意义付之阙如。
个体自由因为符合人性的道德需求而最终在历史的发展中于现代社会诞生，然而个体自由并不必然帮助现代个体成为道德主体。贡斯当审慎地揭示了现代自由的复杂，既拒绝极端保守派无视历史潮流和人性之道德诉求而拒斥现代社会的偏执，也批判那种理性至上的启蒙主义无视人性和理性的软弱而表现出的盲目乐观。
参考文献
[1] 余宜斌.贡斯当与伯林的自由观比较[J].社科纵横， 2011（26）.
[2] 高景柱.两种自由的分与合――对贡斯当自由观的理论定位[J].东方论坛，2008（5）.
篇3
“丛书”突出的特点是涉及中国新文学的性质、主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几年来再起波澜，有的论著已作介绍，不再重复。如何看待这些分歧呢？作者们的看法如何？
他们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同的兴起分不开，是有一定的国际及国内背景的，这就是说，“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带着为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而这些特点同国际、国内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息息相关。作为观念形态的新文学，必须反映当时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因之，他们认为中国新文学应是服务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的人民文学，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概言之，新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作者们又指出，新文学还具有现代性、民族性、大众性、多样性的特点。这就点明新文学的共性与个性。对此，作者们从几个方面进行阐发，如万平近同志的《新文学比较研究》从五四文学到延安文学的历程加以论述；郑楚同志的《新文学主潮论纲》，系统地论述新文学的主潮，指出新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及其不同作用；其他作者从新文学代表人物鲁迅、茅盾、丁玲等文学成就佐证了新文学的特点；还从新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影响，说明中国新文学的威力。可见作者从不同侧面论证中国新文学的性质、主潮，颇有说服力。虽然说，这些结论不是全新的，然而在阐发时不乏己见。例如，关于五四文学主潮问题，通常认为是现实主义，作者却赞成这样的看法，认为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主潮，关于三十年代文学问题，作者在论及左翼作家文学创作时，不像有的论著那样只是笼统地说那是现实主义，而是明确指出从主体上说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论及当时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时，作者不像有的书的做法，把其中代表人物提升为民主主义作家，而是按照本来面目加以论述，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兴起的新的人民文学，作者给予充分肯定，也恰如其分地指出其不足，不像有的论著那样或否定多于肯定，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论及四十年代九叶派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作用时，作者不同意将现代主义作为该派创作方法的主导，而是认为既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成分，又有现代主义浓厚色彩。
作者们敢于发表己见，如果说上面提出的看法是正面阐发，那么，下面便是他们在针锋相对中提出的。如苏永延同志以大量材料为据对非难鲁迅传统的倾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鲁迅传统延续不断永放光芒的论断；又如陈天助同志于茅盾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指出“拒绝茅盾”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茅盾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的大批杰作的“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还将长久地教育和鼓舞着我国青年”。此文在《读书》发表后即被《茅盾研究》转载。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茅盾新文学精神的特点，并作了充分的论证。同志写的《丁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一书，从丁玲作品中的母亲画廊入手，阐发丁玲在创作上独特成就、价值及意义，其中部分章节面世后引起注意，陈明同志极为称赞，并向我打听作者情况。当社会上出现曲解丁玲时，她和苏永延同志曾分别撰文予以辩证，都受到某些刊物的拒绝，但有的刊物还是给予刊出，这说明坚持争鸣是非常重要的，惟有如此，学术才能发展、繁荣。
这几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化的。万平近同志以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新文学作家作品著称，在学术界颇有影响，这本书便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天助、红、苏永延诸同志采用的研究方法，除了历史的、美学的方法外，还有近几年盛行的文学语言、比较文学方法，颇有新颖感；郑楚同志主要是采取历史的方法，论述问题有时代感。
几位作者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指导下，采用多种方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何在见解上、论述上及表达上等方面更上一层楼，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丛书”无论是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是专题探讨的专书，都力求在内容上有新意，在研究方法上多样化，在表达形式方面有所革新，按照一般的常规，在表达方式上总是要求要有中心、有层次、有逻辑，不过在具体操作上，“丛书”的作者们各有特点，万平近同志的书用比较方法研究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不是一般的论文集，而是属于专题性的论集；陈天助、红、苏永延三同志的论著，与万平近同志的带有专题性的书相似，然而同他又有不同之处，他（她）们以某一个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不同层面联系密切，各书可以成为独立的专著；郑楚同志的书与以上四位作者的书做法也不同，它是以新文学主潮为中心，按历史的发展论述，层层深化，自成一体，这几本书在体制上的新探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丛书”的出版，表明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已研究的课题，可以重新研究，不过要用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如近年来盛行的文学语言研究方法，“丛书”多位作者采用它进行研究，颇有新意；在女性研究中，较少人探讨母亲形象，“丛书”中有的作者注意到了，并作了论述，且有自己特点；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新文学是在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上本土化的，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见，“丛书”几位作者有所论述，值得肯定。
“丛书”的作者成果可观，如万平近同志已出版过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他几位学者出书前都在国内外文艺报刊上发表过论文，如《光明日报》《读书》《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及东南亚华文报刊，如菲律宾《世界日报》，新加坡《新加坡文艺》等，有些文章发表后还有一定影响。
篇4
关键词：屠格涅夫；散文诗；小说；艺术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是19世纪第一个为俄国文学赢得世界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屠格涅夫在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我国对屠格涅夫文学的研究一直延续到至今，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恒久性课题。屠格涅夫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对一些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其作品的构建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观念，他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但他所写的关于爱情的散文诗能够充分的表达他对爱情的那种既深刻又独到的理解，是他对爱情观的诗意表达和哲学沉思。因此我们可以说屠格涅夫的文学实践体现了文学创作与诗学观念的融合与统一。文学的本质问题是支配作家的根本性的问题，它能够决定和影响作家对其它创作问题的态度和理解。屠格涅夫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散文诗中，蕴涵在其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需要我们努力地去挖掘和梳理。
一、艺术的永恒源泉来自生活。
屠格涅夫的诗学本质观是创作来自生活，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摹写、反映和隐喻。屠格涅夫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考察来自现实生活，他认为作家的创作离不开自然，离不开生活，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变动不定的社会生活。
屠格涅夫从客观生活上去阐明艺术的真正源泉，既是其哲学世界观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其文学创作的实际。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了很多浪漫主义抒情诗，他能够在诗中充分表达他对爱情的那种既深刻又独到的理解，他当时沉迷于浪漫主义，极为推崇库科尔尼克和别涅季克托夫的抒情诗。他的第一部作品诗剧《斯节诺》受拜伦作品的影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题材取自意大利生活，从诗剧中的主人公斯节诺身上明显看到了拜伦笔下曼弗雷德的影子，这部剧中的模仿成分过高，因此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部作品中看出屠格涅夫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的。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屠格涅夫受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诗歌积极抒写现实的影响，并在别林斯基的引导下，逐渐将创作的视点聚焦于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创作了《帕拉莎》、《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及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屠格涅夫植根生活和关注现实的结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和社会影响。《猎人笔记》是俄国自然派的重要收获，作者在《猎人笔记》中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描写了农奴制下农民的不幸，展示出了主人公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塑造了各类地主形象，揭示了贵族地主的残酷和行将灭亡的必然性，具有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于此同时，屠格涅夫创作的《食客》和《乡村一月》被称为“抒情心理剧”，为当时萧条的俄国剧坛注入了清新的空气。 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生活实录，对生活的无限多样性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和说明，鲜明地体现了艺术的永恒源泉来自生活的诗学观。
二、在文学创作中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
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必须考虑文学与真实的关系问题，文学创作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对社会生活的摹写、再现和隐喻。1862年3月，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在《俄国导报》刊载，从而引起文艺界长达10年的激烈争论。
《父与子》中所谓父辈是以巴威尔为代表的贵族自由主义者，子辈是以巴扎罗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阵营认为《父与子》是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恶毒毁谤，文中巴扎罗夫是对杜勃罗留波夫的攻击，在文中的巴扎罗身上表现出了出身于平民，热爱科学，脚踏实地的俄国文学新人形象。而保守阵营则指责屠格涅夫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献媚，说巴扎罗夫形象是对《现代人》同仁的颂扬。面对来自文艺界保守和革命两边阵营的责难，屠格涅夫于1869年发表了《关于(父与子)》的诗学论文，力图通过对《父与子》的创作过程的说明，为自己辩护，回应来自文艺界保守和革命两边的批评和攻击。屠格涅夫在论文中坚定地指出：“对一个文学家来说，准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实际生活是作家的最大的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这就是屠格涅夫表现真实的诗学观。他认为文学创作不仅要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且要在描写时坚持真实性的原则，忠于现实，决不能以个人喜好为转移。
文学艺术是基于生活的反映，生活的内容千变万化，生活的现象纷繁复杂。一部成功的作品必须要透过生活的表象反映时代的本质精神，作家要博览群书，不断学习，深入理解生活中的一切，捕捉生活的各个层次，在作品中不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揭示生活的真谛。屠格涅夫是一位抒情大师，他眼中的大自然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的情调是随着人物的情绪而变化的，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有力地衬托人物的心情，表现人物的心理。
屠格涅夫1859年的《贵族之家》是对俄罗斯贵族阶级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作为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清醒地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俄国贵族，作为一个曾经的革命阶级，它的历史作用已经消失，因此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命运和爱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文中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主人公们不平静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外化的描写来表现主人公们激动不已的内心世界。那么，肩负历史前进重任的人又在哪里呢?更好的生活由谁来创造呢?屠格涅夫没有一味的徘徊和忧伤于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在哪里和更好的生活有谁创造的问题上，而是深入社会生活，关注现实中活的和不断成长起来的东西。屠格涅夫说过：“我从来不凭脑子去杜撰。每当我需要描写一个想象的人物时，我必须先找一个活人，以他的活动作为我的描写的线索。
三、艺术是把生活上升到理想。
1880年6月7日，屠格涅夫在《关于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的讲话》中说：“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上升到理想：站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人，一般低于这个水平。这是需要攀登的顶峰。”在这里，屠格涅夫提出了“艺术是把生活上升到理想”的诗学观点。屠格涅夫在这里提出的诗学观点是对前人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扬，是立足于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艺术表现理想化的现实，以表现时代的本质精神。
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永恒源泉，了解生活、熟悉生活、全面地把握生活是创作的必要前提。屠格涅夫认为真正成功的作品是将生活上升到理想的结果，因为作家观照现实生活并非是白板摄影，也不是如实照搬，而是集中反映，焦点透视，有选择有规律的表现。也就是说，作家在艺术中塑造的生活，既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又是现实生活的升华，是对时代生活的提炼和发掘。屠格涅夫这种诗学观念也较好地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之中，他的《猎人笔记》等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作家善于观察和研究生活现象，坚持把生活上升到理想的原则，真实、敏锐地感应现实的神经，将自己的作品提到了历史必然性的高度，揭示了19世纪俄国不同社会阶段的历史发展趋势，深刻地表现了19世纪不同阶段的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很好地实践了他的把生活上升到理想的诗学观念。
四、结束语。
屠格涅夫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格涅夫的生活乃是一切艺术的永恒源泉、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上升到理想等文学本质理论，是对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对别林斯基创立的美学原则和诗学观念的坚守，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批评见解丰富了这一诗学观念。
参考文献:
[1] 梁桂平；《屠格涅夫散文诗浅论》{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2期.
篇5
基于统一管理平台的物联网产业联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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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审丑"意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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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归死同穴——论王闰之在苏轼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召唤应答——谈《宠儿》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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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际沟通——基于沟通分析理论的探索
和谐社会视野下理工科大学生职业价值观教育研究
《多媒体技术及应用》国家精品教材的建设
教学实习与暑期社会实践对接的可行性研究
基于网络环境的教育学研究性教学实验研究
项目教学法在移动通信课程中的应用探讨
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电信运营业竞争强度的预警分析
西欧电信运营业民营化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创业投资市场建设中的政府作用研究
批评性报道的侵权问题与法官的法律尺度
篇6
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宫敬才 (4)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鲁克俭 (1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陈玉光 (18)
城市社区运转中的政治生态分析——以深圳、珠海为例范时杰 于风政 (23)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高建强 (28)
政治·行政
英国全面绩效评价体系：实践及启示包国宪 周云飞 (32)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李文 (37)
从自逼机制到他逼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的一条途径李习彬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初探罗春寒 (48)
与当代
辩证思维及其当代意义冯国瑞 (5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林锋 (59)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思考童萍 (65)
经济·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全林远 赵周贤 (70)
技术价值、历史遗产与分配正义于晓媛 (76)
首都研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教育命题孙善学 (80)
法律·社会
法律殉道者之法律接受与抗拒的现代性反思——以苏格拉底与安提戈涅为例孙曙生 (84)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刘文忠 朱松岭 (90)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段美枝 (94)
哲学·人文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基础：寻求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杜丽燕 (98)
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刘永祥 (104)
文本阐释的多元与同一孙际惠 (109)
省域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以山东为例刘文俭 (1)
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陈奇星 胡德平 (6)
地权纠纷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来自湖北S镇的调查郭亮 (10)
政治·行政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丁煌 李晓飞 (16)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秦德占 钟文 (24)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向波 (29)
危机过程、制度结构与危机预防——一个发生和预防机制的分析框架汪锦军 (34)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尚虎平 王菁 (40)
与当代
试论社会建设的生态方向张云飞 (46)
科学发展观人学思想探要寇东亮 (50)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反思与评析谭扬芳 (54)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机制研究秦维红 (59)
经济·管理
论干部工作的“三边模型”王喆 (63)
领导者自我精神资本管理问题探析韩勇 (67)
低碳经济——新的财富之源刘治兰 (71)
首都研究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74)
法律·社会
压力型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与我国税法的价值理念冲突李晓安 (78)
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徐丽雯 (83)
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定位张治银 程美东 (88)
制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伍先斌 (92)
哲学·人文
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认识问题张翼星 (95)
科学与人文的互动——论怀特海的科学文化观孟建伟 彭彦 (99)
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贡献王莉莉 (104)
俄罗斯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拉古诺夫·弗拉季米尔·博里索维奇 杨青（编译） (109)
行政学院科学发展研究——论贯彻落实《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若干问题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大部制改革后的完善路径探析——兼以重庆市大部制改革为研究个案傅广宛 (7)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胡象明 魏庆友 (12)
政治·行政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臧乃康 (16)
当代中国行政区经济表现的再探讨刘小康 (22)
自决与民主的异同比较及关系梳理王英津 (28)
关于我国目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周美雷 董武 (34)
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案例张海波 (38)
与当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安启念 (43)
论的社会正义原则罗克全 (49)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探析郭现军 (53)
经济·管理
多元化经营的利弊分析及选择要素彭新武 (58)
企业行为伦理标准的消解与建构曹凤月 (64)
北京金融服务业辐射力实证研究张辉 朱光楠 冯中越 (68)
首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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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社会
正当程序中的自然法因素史彤彪 (78)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李瑜青 张善根 (83)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实践谭志君 (88)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研究张江莉 (92)
安居基金：住房保障模式创新杨之光 杨家义 (96)
哲学·人文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张耀南 (100)
文化软权力化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李智 (105)
论珠三角文化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刘建中 (108)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李俊清 (1)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翟校义 (5)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马得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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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危机管理模式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研究滕五晓 夏剑霺 (22)
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思考张友国 伺俊武 (27)
政策制定中的电子参与：质量、满意度和效率李亚 韩培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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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正确解释世界与能动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评《“知识经济”批判》杨生平 (38)
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异化问题争论的反思徐春 (44)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王小岩 (48)
何种文化？谁之霸权？——从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张羽佳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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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个案分析郑湘娟 任春晓 郑春牧 (61)
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十大启示李庆梅 聂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欧斌 (71)
基于战略地图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为例阮平南 邵亚平 (74)
法律·社会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吴传毅 唐云涛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导者的青年教育特点李毅红 (82)
论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吕华红 (87)
哲学·人文
存在决定意识基础上对学术和政治统一性的关注——高校师生思想变化特点探求李凯林 (90)
科举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吴惠巧 (94)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鲁霞 (104)
海外学术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特鲁尼·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俄） 孙玉秀（译） (109)
关于行政学院加快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周文彰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石亚军 (6)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毛寿龙 李文钊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颜佳华 朱逢春 (15)
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的整体国家观解析舒绍福 (20)
篇7
关键词：李白 传统写法 创新 艺术魅力
古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度颂扬，今有《白话文学史》“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的由衷赞叹。的确，李白引领唐代诗文走向了文学艺术的巅峰。正所谓“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的认识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就要为之减色”。
李白用他飘逸的美在盛唐文学中腾云驾雾，以他独特的思维和风格来挑战传统诗文的束缚。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古诗之美在唐，唐诗之美在盛唐， 盛唐之美在李白。余光中《寻李白》赞云：“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文等天地，齐日月，吞吐万象，大气磅礴，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撼、敬仰的壮观之美。
一、形飘意渺显奇思
相比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朴素直陈，柳永的婉转缠绵，苏轼的大气豪放，陆游的爱国忧民来说，李白诗文显示出独有的形式和意象之奇美。
1.从雄奇的超常意象到生活化的普通意象应有尽有
李白在创作中偏好硕大的意象，在诗中表现为对雄奇阔大、奇伟壮观的意象的追求。他笔下的山峰高危壮险，崎岖挺拔：“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他笔下的江河奔腾咆哮，雄浑壮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些巨大的意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觉所能观赏的程度，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同时，生活中的普通意象在李白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酒、剑和月。李白是诗仙，更是酒仙。他的酒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也可以“且饮美酒登高楼”。在李白的笔下，剑象征着侠义，又代表济苍生、安黎元的牺牲精神。他“愿解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他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月则表现出他的空灵与隽永，月光的清辉笼罩着大地。酒之狂放与剑之桀骜，在月下皆回归于心灵的安宁与静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在夸张变形的手法中信手拈来数字思维的转换
李白诗中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不同，他擅长夸张变形手法，通过改变事物的大小、多少甚至形体规模，来获取震撼的视觉艺术效果。例如：使数目变小为大，变少为多：“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桃花潭水深千尺”（《赠汪伦》），“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五绝·夜宿山寺》），“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形象超越现实而存在，人为地扭转事物的本貌而铸就壮美的效果。
3.强烈明丽的玄幻色彩呼之欲出
李白是诗文中大量出现鲜艳色彩词汇的诗人，如“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这跟李白开朗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正是这些明丽的色调和不加修饰的词语，反映了李白不屈的高洁人格。
4.清新单纯的语言使人眼前一亮
李白的诗歌追求简洁美与纯净美，用笔简洁凝练，欲写小处而从大处落笔，简笔勾勒刻画细节，展现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每一个意象总是力求鲜明，耐人寻味。例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的语言如清水芙蓉，不饰雕琢，脱口而出，《静夜思》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佳例子。
5.节奏韵律的骈散交相辉映
李白对散文把握自如，骨气刚健，内容充实，情感充沛。他摒弃了六朝骈文过分追求形式，语言浮艳，内容空洞的特点，创出自己的文风。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写道：“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局无地。”语势加强，更能体现李白因误闯长史仪仗诚惶诚恐的心情。
二、性直言白吐真情
李白的天性爽直畅快，行诗成文并无多虑，习惯把第一直觉抒发出来。他的气质洒脱不羁、傲世独立，感情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奔涌而出宛若喷溢的火山。但同时，他的思想又十分复杂，因为他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影响。他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是人格独立，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最光辉的亮点。可以说，李白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从思想到行为再到成作，无不体现出他飘逸奔放的气质。
李白自由思想的内容具体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不受限制。他有崇高的理想，向往自由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当时是超前又不可想象的。当他自信十足时，则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当他政治失意，则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后者写于他被贬后，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的味道，但同时也反映了他随遇而安、心胸豁达、不恋功名的一面。
三、寻根溯源探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诗文这种独树一帜的独到美呢？我们在古籍中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
首先，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神话般的出生情形：“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且不论真实与否，但它确实为李白的出身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浪漫色彩，也暗示了他与凡人的与众不同。
其次，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在《赠张相镐其二》中也写出“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天资聪颖，触类旁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佛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和旷达的性格。
综上所述，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与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为诗成文，都站在盛唐诗人的前列。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诗文不拘泥于“传统写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在李白诗中，这些字出现的频率为：“白”463次，“金”333次，“青”291次，“黄”183次，“绿”128次，“紫”128次。参见（日）中岛敏夫《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
“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
参考文献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沈松勤等.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陈文华.诗酒李太白[M].北京：中华书局，2004.
篇8
阅读和写作，从来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姊妹。从信息论上说，读是接受信息，写是发出信息。读是写的基础和先导，写是读的动力和深化。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多读笔生花，多写读入里。”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揭示了读与写的辩证关系。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应将二者有机结合，实行“阅读写作并轨”，以收一箭双雕之效。
陆机在《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杜甫也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还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些充分说明，学生只有多读古今中外优秀作品，吸收其语言精华，模仿其体式布局，博览广贮，才能厚积薄发。阅读对写作的促进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阅读可以积累写作的语言，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在语言的积累上，首先应让学生通过阅读，积累大量的词汇，包括这些词语的精确含义、细微差别、感彩以及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运用等；其次应掌握作品中体现的一些修辞技巧，包括选词炼字，语句的组合构成，句式的选择搭配，常见的修辞手法。二是通过阅读可以丰富写作素材，免为“无米之炊”。在阅读中督促学生建立读书笔记或资料卡片，格言警句，天文地理，政治历史，名人轶事，历史掌故，兼收并蓄，一并拿来，为“我”所用。三是通过阅读可以揣摩写作技法，提高构思水平。通过阅读，可以借鉴他人在布局谋篇、开头结尾、过渡照应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学习诸如抑扬、烘托、反衬、伏笔、悬念、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文章表现技法，从而提高学生的构思水平。可见，多读是提高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但真正把“以读促写”落到实处，决非一日之功，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时要不断地咀嚼、品味、消化、吸收和运用，将阅读作品中的精华变为“我”的。
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读书笔记、制作资料卡片、写读后感、写文评等，都是促进写作的有效形式。对于那些极富特色的“美文”，教师则应有目的地指导学生仿写（实际上，仿写是读写之间的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或仿其内容，或仿其语言，或仿其结构，或仿其技法，或仿其语句，或仿其文段，或仿其全篇，不拘一格，务求实效。
写作可以促进阅读，反过来又可以带动阅读。在进行阅读教学时，我们亦可借助写作学的有关原理和方法来加深对所读文章的理解。例如：就文章写法而言，记叙文的要素、线索、人称、顺序及综合运用的表达方式等，说明文的说明对象的总体特征、说明顺序、说明方法以及说明的语言等，议论文的三要素、一般结构形式及论证方法等；就文学角度而言，散文的神韵，诗歌的意境，小说的人物形象，戏剧的矛盾冲突等；所有这一切，在阅读和写作中都是相通的。如果学生在写作训练中已经具备了这些文体写作知识，无疑可以用来指导他们的阅读实践。
阅读与写作教学，当然应以课堂教学为主要组织形式，但仅仅依靠课堂远远不能适应强化基础、发展能力、提高效率的现代化教学的需要。因此，必须实行课内课外衔接，将语文教学延伸到课外，延伸到生活，延伸到社会，在课外更要注意阅读与写作的有机结合。
开展语文课外活动，主要是开展课外读写活动，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列出古今中外优秀书目供学生选读，读书时要建立读书笔记，要写读后感，定期召开读书报告会；列出一些适合学生阅读的报纸杂志，供学生阅读；鼓励学生背诵诗词散文和名言警句，并使之成为经常性活动，可以不定期举行背诵比赛；发动学生剪贴、摘抄，把自己认为精彩而又实用的片段或文章抄在本子上，还可以动员全班同学互相转抄；制作阅读分类卡片，经常组织学生交换卡片，定期举行优秀阅读分类卡片评选活动；开办“时文欣赏”或“古诗文欣赏”讲座，激发学生兴趣，开阔学生眼界；鼓励学生写日记、周记、随笔等，开展课外练笔活动；成立班级日报编委会、散文写作协会、诗歌爱好者协会、班级板报编委会等，大力开展课外写作活动；成立文学社，开展课外写作辅导课，聘请名家名师讲学、谈心，定期编印社刊社报；组织作文竞赛，刊印优秀作文；鼓励学生积极向报刊、广播电台投稿；组织学生观看电影、电视剧等，开展影评、剧评活动；建立班级图书角或班级读书笔记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读写活动，能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有效解决学生知识单一.见识狭窄、读写兴趣不浓的问题。开展课外读写活动，必须加强引导，精心组织，同时要建立监督制度，力避盲目性、无序性和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
需要指出的是，课外读写和课堂教学并不是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课外读写要服从和服务于课堂教学，是课堂教学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课内加强基本训练，使学生形成技能；可让学生运用课堂里获得的读写能力去实践，去创造。课外阅读写作活动的开展，能极大地促进课堂教学，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课堂教学的快速高效。
最后要强调的是，阅读与写作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在教学中与课堂外，我们要以读促写，以写带读，使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篇9
一切，都纯属偶然。
洪晃是查建英多年的好朋友。有一天，洪晃把正在北京的查建英找去，对她说，想让她给自己那本吃喝玩乐的《乐》杂志出出主意，顺便也看看有什么好的素材可以为查建英要写的《China Pop》提供一些帮助。查建英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很积极地跑去参加他们的选题会，结果却“大呼上当”。《乐》杂志和她的写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顺手牵羊”的，结果糊里糊涂就成了《乐》杂志的编外策划。
在《乐》杂志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查建英说有一天，选题会上通过了一个选题，想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风云人物做一个系列的人物访谈。几个毛头小伙子小姑娘都说这个选题他们做不了，这一定还得“查老师”出马，才能手到擒来。查建英说她骑虎难下，于是开始着手这个访谈计划。做了几个之后，查建英发觉这是一本书的篇幅，而不是几个人物速写就可以对付过去的事。结果“雪球”越滚越大，于是就有了出版后立即成为一个热门文化话题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虽然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至今仍是三联书店的畅销书，显然已经成为了有关80年代的一个经典文本。但事实上，查建英对于80年代的中国文化热并不是一个全程见证者。1978年，查建英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身居异国，与大洋彼岸的祖国神交之余也逐渐隔膜。她说自己其实并不能算一个特别合适的访谈候选人，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也许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优势。
从北京到纽约
留学生：为什么要取笔名扎西多？听上去怎么都像个人的名字。
查建英：关于这个笔名还有一笑话，一位老先生叫舒芜，他第一次看到我在《读书》上发的文章，还给当时《读书》的主编沈昌文打一电话，说这个藏族小伙子是谁呀？汉语写得真蛮不错的。要揪辫子的话我也可以说他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把我的民族给搞错了；第二，把我的性别给搞错了。至于这个笔名的来历，我觉得不太合适在公开场合讲，因为同样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笑话。这个笔名我只在写散文随笔时用，我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两三年的时间在香港一本文学杂志《90年代》（现已停刊）上写专栏，这是我在专栏上用的笔名，后来我给《读书》、《万象》写杂文就沿用至今，但在写小说或者写英文著作时，我都只用本名。
留学生：你在北大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吗？
查建英：写小说比较早。北大还没毕业就开始写，那时候只是写了几个短篇我就出国了。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没有写什么。1987年我回到北京，和一帮朋友办刊物，开始比较集中地写一点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的篇什，多半就是在这一时期（1987-1989年）写成的。回国后我才觉得接上地气，回到母语环境里来了，而且当时的北京文化气氛很浓，很多新小说家出来，“顺流而下”，我就开始写小说了。我们77级北大中文系有一大半的同学有“作家梦”，写小说，写诗，写各种各样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准备日后搞研究搞教学，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吧。
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生活上适应吗？
查建英：刚到的时候完全是昏掉了，我是中文系毕业的，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根本看不起学英语的，大家就是糊弄。上那种公共英语，大家都是混个通过，学完了大家都把英文书一丢，我也没认真学。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可以申请自费到美国留学，就报了名。我申请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英文系，英文系的系主任当时给我拍了封电报来，说我们可以给你奖学金，你马上来。恰好我去的时候是托福来中国前的几个月前，不用考托福，所以我“蒙混过关”就到了美国，还拿了一笔大学英文系研究生的奖学金。我的英文当时甭提多烂了，幸亏我去的时候也很年轻，才21岁，现学还来得及。头半年完全是“坐飞机”，老师讲的都是乔叟啊、莎士比亚啊，头疼得要死。还好，那位英文系主任对我特别好，每个节日我都在他们夫妇家里和他们一块过，他就对我说：你必须过这关。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第一年我非常用功，背水一战，交了一批当地南方的美国朋友（那边几乎没有中国人），而且我觉得我的语言感觉还是不错，所以半年以后就觉得说英语和他们交流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了。
留学生：后来为什么会去纽约？你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为什么还一定要再去拿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查建英：纽约是我一直向往的一座城市，觉得肯定也是美国最有意思的一座城市。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很多自由主义者有关系，、罗隆基都曾在那儿留学，但我当时的想法没这么具体，就是想去纽约看看。
我在哥大读的是比较文学，当时比较文学系主任是写《东方学》的萨义德。我对纽约印象很好，改革开放没多久的中国虽然摆脱了一穷二白，但物质上仍然非常贫穷，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是觉得美国真舒服啊，可以自己租房，很自由，我买了辆破车，夏天我也打工，各种各样的快餐对于我们这样在国内没吃过多少油水的人来说真是美味佳肴，不像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声讨美式快餐。
师从夏志清
留学生：你和导师夏志清教授的关系如何？
查建英：我去纽约哥大，夏先生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看《中国现代文学史》，读到张爱玲、钱钟书，都是国内从来没有读到过的，文学史上也不说他们，可是一读之下，就觉得惊为天人，觉得比当时左翼的许多作家都要厉害得多。《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学术圈内都很认它，当时已经可以说是大学里的经典教材，所以我的想法是跟他读书应该很不错。我去的是比较文学系，跨系，英美文学要读，东亚系的科目也要念，东亚系的导师是夏志清先生。夏先生一见到我就说：你一开始走的路是对的，没有马上到纽约来，纽约太多的华人会让学英语的人产生惰性。
纽约的经验和南方完全不同。纽约的大学都是没有围墙的校园，学生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学生和老师的交往也不像在南方那么密切。夏志清还保留着中国老师的一些习气，他对自己的研究生比较重视，而且大陆女研究生我不是第一个，但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所以对我会“另眼相看”。夏老师是个性情中人，他批评起人来完全不留情面，上课也是天马行空。我们之间关系很好，现在想来我真有点对不起他老人家。最后我竟然成了一名“逃兵”，博士也没拿，跑回了中国，然后再也没有回头。
在南方已经拿了一个英美文学硕士，在这又拿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其实我的博士课程已全部修完了，也考过了口试，口试成绩很不错，哥大因此给了我一笔做博士论文的奖学金，可是我没写论文，就回了国。我这个人从来不计划未来，觉得好就去做，觉得自己终究不是一个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比较文学系主任萨义德问我还回不回来。我觉得当时他已经看穿我了，我肯定是不可能再回哥大的，但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笔钱。夏老师更加郁闷，他实在想不通，只要我对付一下就肯定能通过的，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要这个唾手可得的学位。我爸也有博士情结，他老是对到我们家玩的同学说：你们先弄个博士干干再说，这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段子流传至今了。我就一哆嗦，结果没有修成正果。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的人，不论在哪，我都不愿意在图书馆看书，借一堆书然后抱回家去，在一个很私人的、随时可以吃零食的空间里，我喜欢在床上看书写作，至今依然保持着这个“坏习惯”。如果硬要我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可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徒劳。
留学生：当时很多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都不如意，打工只能做些端盘洗碗的简单工作，你在美国是否也经历过捉襟见肘的日子？
查建英：也有人说我写的留学生文学不像后来在大陆风靡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那一类赚尽国人泪水的留学打工文学。我有奖学金，有几千美元，对于25年前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和几个朋友在校外租了房子，一个人只要88美元。奖学金使我生活无忧。我当然也打工，但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觉得是增长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自己开车上高速公路，然后到高速边上的一个快餐店打工，我的朋友也都在暑假勤工俭学，感觉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像一些在国内工作过的人有想法，觉得自己在国内是个人物，到了美国就低人一等，成了服务生，我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到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第二年，我和南方三个特哥们的朋友（一共两男两女）去租了我们系一个教授的房子，他到欧洲讲学去了，全家都走了，很大的房子，两层楼，有后院有草坪，特别美国。在那里我有看到别人吸大麻的经历，看猫王去世多年周年纪念的经历，那些事都对我影响很大。
反省八十年代
留学生：对于《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访谈对象是否有一定的选择标准？许多80年代的风云人物并没有进入这本书的访谈序列。
查建英：谈到这个话题，我必须对上海的读者赔罪。像孙甘露、吴亮、王安忆这样重要的上海作家，还有像先锋小说的格非、余华、残雪我都没有列入我的访谈计划。这一方面和我的女儿有关。我2003年回北京，公事是拿了古根海姆的写作基金给出版社写《China Pop》的续集，私事则是想让我的女儿能在中文学校中打下中文的底子。在美国，我们想让她学中文，但完全是徒劳。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一个多月她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总算去了我一块心病。我先生在美国，我一个人要照顾女儿，不可能天南地北地跑，只能选择在北京的，上海就没法去。
另一方面，我对先锋派并不“感冒”。可能是出国比较早的缘故，我对形式实验并没有太多的兴趣，那不是我的兴奋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的事，过去就过去了，虽然余华我和他也认识，但最后还是没有和他做深入的对话。
留学生：访谈的过程都顺利吗？我和北岛也有过接触，我知道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你访北岛好像也等了相当长的时间？
查建英：北岛是个特例。在笔谈之前，我们之间就是20多年的朋友。20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看他还有点仰望，但那时我们已是非常熟的朋友，我就是耍赖一定要访他都行，但最后我还是“放了他一马”。
北岛当时就在北京。我们以前已经约好了，他到北京，我们就做一个访谈。但当时他刚刚结婚，新买了房子在装修，他太太的肚子也已经很大了。他的签证时间一般都很短，事情特别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也不忍心坚持，最后只好改成笔谈。这完全出乎我们最初的预料和安排。
甘阳也拖了一年，他一直不来北京那怎么办？李陀也是如此。
篇10
关于美国新闻伦理教育
新闻教育是培养记者德性伦理的重要途径。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赵心树认为，“美国新闻传播教育近20年来最显著的两大变化之一就是对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重视”。①
近年来，中外学界对新闻教育的交流对话日益增多。大卫·卡拉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中，培养强烈的道德观念是最基本的开始”。②黄鹂、吴廷俊在《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一文中指出，“技能训练、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学术性三种因素构成了教育的职业化思想。”③此外，还有张咏华的《面向新世纪的新闻伦理道德教育——美国两所大学新闻伦理学教学新尝试之启示》等，都对美国新闻伦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新闻学院，也是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新闻学院。”李建新的《密苏里新闻伦理教育的内涵及借鉴》（《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在对密苏里新闻教育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院新闻伦理教育的诸多问题，并在对比中发现了我们自身的一些不足，给出了改进的建议。
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是中国新闻学界关注美国新闻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郑炜佳在《浅析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视听》，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职业规范，其实质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吴果中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中指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随着新闻业史的发展及其专业水平、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而发生衍变，并在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等方面渐渐形成悖论，由此体现出西方新闻与政府、大财团及个人利益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④
中国新闻事业在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合理成分时，必须解决好新闻专业主义与政府体制的矛盾关系。王学成在《“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指出，“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独立）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⑤黄旦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及其研究的深入思考，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
关于美国新闻界的自律途径
中国学者对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有一定的关注。
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中，以专门的篇幅研究了美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内部建设的具体措施。肖志峰在《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一文中，从史学视角总结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新闻自律的途径，然后转向西方新闻自律发展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启示的探讨。⑥
关岩德在《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简况》中对美国新闻道德建设的情况作了较全面、深入的介绍，具体涉及到美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发展、美国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美国新闻行业的内部监督机制等，同时指出美国新闻伦理的阶级性色彩——为资产阶级服务。⑦
对典型个案的研究与反思
中国学界对坚守职业理念的美国记者和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如对普利策、威廉、李普曼等名人的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
美国典型的职业道德案例是反思的热门话题。2003年，《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假新闻，给美国新闻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被认为是美国媒体的灾难性事件。
董芳芳在2006年第8期《新闻知识》撰文《美国媒体如何走出“丧失信誉的一年”——析〈纽约时报〉重振公信力五大举措》，强调真实性和客观性是赢得读者信任的根本保证。
陈俊妮在《理解阿巴斯谴责〈纽约邮报〉——美国学界对〈纽约邮报〉刊登地铁死亡摄影作品的讨论》（《新闻记者》，2013年第1期）中，综合分析美国学界针对2012年12月4日《纽约邮报》以头版整版方式刊登一名男子即将被地铁列车碾轧的图片，并配以耸人听闻标题的争议事件，认为媒体应通过全面审视可以利用的可能性选择，以同情和尊重的情感报道，来实现讲述事实与将伤害降低到最小的结果。
考察记者面临的职业伦理冲突
商娜红在2004年第5期《中国传媒报告》上发表《美国新闻的职业危机和新趋向》，聚焦当今美国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并透视了新闻职业发展的新趋向。
黄旦在2000年秋季号《新闻大学》发表《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事业化和商业化冲突中的新探索——学习美国新闻传播思想史札记》，指出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沈浩在2002年夏季号《新闻大学》发表《新闻理念和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关注现实对新闻伦理的影响。
刘美君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拿来主义”：浅析美国商业报纸以及探究现实中的新闻理想》中，分析了数字时代的美国报纸积极应对挑战的现状，剖析了中国报刊的商业化倾向和记者的社会角色认知。
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美新闻伦理的比较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面对职业伦理与新闻实践的冲突，美国新闻人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应对新闻界出现的新闻失范问题？潘青山在《中西新闻伦理道德比较》（《声屏世界》，2003年第10期）一文中，比较了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不同表现和相似问题。闫景芹的硕士论文《中美新闻采写的新闻伦理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通过中美对比的方式，探讨记者在新闻采写中所面临的新闻伦理现象及其解决的途径和对策。
陶丽在《中西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之比较》（《新闻世界》，2013年第5期）中，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标准》（2009年修订）和《美国职业记者协会道德准则》（1996年修订）为例，分析了中西方新闻伦理与法规的异同。
此外，还包括张殿元的《透视中西方大众传媒的伦理道德问题》（《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10期），姜玉华、郎劲松的《中西方新闻伦理道德的差异表现》（《新闻传播》，2005年第4期）等。
综上所述，对美国新闻伦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但连续性和体系性不强，大多集中在个别议题上，因此需要结合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赵心树 阴卫芝：《“心中之规”最具道德权威——新闻职业伦理规范问题答问》，《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12期
②【美】大卫·卡拉特尔著，党芳莉编译：《美国新闻人才培养的趋势》，《新闻界》，2005年第5期
③黄鹂 吴廷俊：《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思想》，《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④吴果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悖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⑤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⑥肖志峰：《西方新闻自律的历史演进对我国新闻道德建设的镜鉴》，《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报》，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