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意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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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积淀的精神底蕴以及由这种精神带来的促进民族进步的创新意识。我们之所以将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是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意识，那么它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尽管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先进民族文化意识的冲击。对于一个开放性民族而言，文化意识不仅是民族性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它是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因此，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的内涵，就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民族文化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进步与否其实有它的显著标志，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创造力。如果我们承认汉民族在经历了古代灿烂的文明之后，现在离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行列还有一定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有勇气面对先进民族，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惊人的创造力。学是从模仿开始，但是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因为模仿容易陷入对“他创力”的崇拜。从模仿开始，我们需要走向对“自创力”的培养。我们之所以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是因为他能够勇敢地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向北方民族学习。但是我觉得赵武灵王要学的不仅是“胡服骑射”的形式，他是要向世人表示他的革新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决心。因此他对匈奴民族的学习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模仿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民族进取精神上。现在我们的文化考察团经常到欧洲去，或者到北美去，我们不能只是去看他们的繁华的建筑，先进的科技，回来后便学着洋人的方式呼吸；或者干脆垂头丧气地指责我们这个民族的落后，叹息无法“师夷之长”。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像读一部书，我们需要问，你有没有读懂文章的精神。只有领悟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晶，我们才算真正地将先进民族的文化精华学到了手。

我们的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我们需要继承历史，但是，承袭不能代替创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然而，打破传统常常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眼泪，许多辛酸，许多依依不舍。这里我们可以从汉语言的形式革新角度做一个历史回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性文化意识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表现出的沉重。

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汉语在本世纪初停止了它的繁衍，从它的母体内裂变出的现代汉语开始蓬勃地生长。纵观汉文明历史长河，汉语言一直处于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古代汉语已经静止了，它失去了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形成的语言断层。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我们所能做的便是频频回顾，因怀念而生发眷念，因眷念而生发热爱。如今我们凝视着汉文化的踪迹，读着汉民族几千年的沧桑，我们似乎顿生汉文化依旧生机勃勃的意识。但是我们其实是站在断层这边遥望已逝的美好，不断地回顾给我们带来的是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我们没有理由抛弃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但是，我们又明显地感觉到古文化与今文化的隔膜。这种矛盾的文化心理导致我们在民族文化传统面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的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化确实存在着不利于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五四提倡抛弃旧有的语言形式，那是为了用新的语言形式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去适应与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语文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假如语文的功用确实以这两点最为重要，那么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当以其实际应用价值为追求目标。既然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掌握古代汉语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教学文言文呢？

但是，旧有的语言形式里面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艰辛才得以形成的历史积淀，它闪烁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光辉和智慧。我们担心一旦抛弃了文言文教学，我们不仅会失去旧有的语言形式，我们还会失去比这更为重要的可贵的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文教学与文言文教学共同发展的策略。现代文教学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培养学生的语文使用的良好习惯，让语文成为学生认识生活，改造社会的基础工具；而文言文教学则帮助学生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样做其实用价值在于：其一，利用语文的工具性，认识社会，推动民族的进步，关键是重视创造；其二，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力，关键是重视民族精神蕴藉。

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我们就应当将语文这种工具转化为激发学生创造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逆转意识，它是为了将几千年的封建意识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涤，以换取民族文化意识的觉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的形式更新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变化而已，要彻底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意识，并非仅仅能依靠这种方法去实现。更新语言的旧有形式最多不过表明了文化主将们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决心，而至关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改变我们这个民族滞后的思维意识。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现代语文仍然以承袭型思维为主体向前缓慢推进，新意识、新思想在各种力量的拉扯中显得步履维艰。已经意识到应当拥有的东西却无法拥有，已经意识到应当抛弃的东西却无法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语文教学改革至今，许多有识之士都将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作为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很多语文教师的意识仍然处在一种非自觉的状态，固有的传统教学思想以一定的历史磁性对他们形成巨大的引力。他们除了偶尔抬头对新思想表示一点羡慕或几份唾弃而外，便只顾低头拉车，他们对自己已走的道路已经习以为常。这种思维意识的代代承袭，必然的结果是带给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历史负担。

谈到这里，我想从文化意识的角度对语文高考说两句。可以这么说，语文高考试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语文高考尽管在艰难的道路上摸索着前进，但是向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意识学习的决心已经一次次显露在我们面前。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是语文高考的主体。如果我们撇开试卷的命题形式从内容上来窥视汉文化意识的趋向，我们不难发现语文高考命题显示的文化意识是进步的。

从近年来的试卷分析，阅读基本已经定格为三种形态，那就是文言文、科技说明文以及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从文言文到现代文阅读，我们尽管感觉到汉文化的语言断层，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对文言文阅读的考查，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根仍然扎在自己的土壤中，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意识在这里仍然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从现代文阅读的两个部分——社科类论文（或文学性散文）和科技说明文那里，我们又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主精神、追求创造的精神，以及“师夷之长，补己之短”的决心。在这里文化意识的趋内和趋外，继承和创新得到了有机的统一。

写作命题更显示了一个进步民族所应具备的文化意识特征，那就是主体的精神意识和创造意识。从《尝试》到《战胜脆弱》，从《近墨者未必黑》到《鸟的评说》，从两幅漫画的比较评判，到三则材料的综合提炼，无不渗透着命题者对考生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挖掘。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语文高考在追求创造的主体文化意识背后，似乎还隐藏着许多非创造性的模仿，这种模仿会使我们对各民族文化意识的学习步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而阻碍民族文化意识中主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发挥。也许作为一种学习，模仿是最初的手段，我们不能一味地批评，但是从今后语文高考发展的方向考虑，我们有必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探讨，这有利于我们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1998年2月4日，给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批示时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新的意识已经在21世纪到来之时萌芽，我们如何将先进的民族文化意识转化为推动民族进步的动力，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对这个问题做出反应。在强有力的改革大潮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已由承袭转向创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脑网络的扩大，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当我们的目光接触到欧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时，我们开始表现出我们应有的谦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们敲响了谨防西方文化霸权的警钟。警钟固然敲得好，敲得及时，但是千万不能敲掉我们这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诀心，不能敲掉中学语文教学对创造性民族文化意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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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仍然有很多英语教师对找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不重视，甚至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语教师不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当前一些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培养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升学压力较大的一些学校，中学学校教育学生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以学生考试获得高分为主，其他方面的能力培养次之，有的甚至忽略其他能力和相关意识的培养。英语教师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还是培养学生的听力能力和阅读能力，因为听力和阅读在高考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重，也是提高学生考试分数的重要方面，所以英语教师比较注重。

(二)不充分的文化教学现象一直存在。

文化教学与其他单纯的知识教学相比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但当前一些英语教师在文化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不充分的文化教学，让学生不能充分的接收到文化教学，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文化因素的内容可以渗透到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各个角落，从词汇到句子，从小的句子到一个大的篇章，甚至是中学英语教师的教态、语态和仪态等无处不在。但是，教师在英语文化教学中只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重点介绍，却不对中西文化进行鉴别和比较，这种教学方法只看现象却不解释本质。再加上高中英语课堂中实践性文化交际活动的缺乏，学生的交际能力无法提高，导致“哑巴英语”的形成，这也是为什么当前许多学生英语笔试能力较强而口语能力非常弱的原因之所在。因此，不充分的文化教学现象有待进一步改善，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英语能力。

二、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有效对策

(一)学校采取措施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学习者才能成功地理解和掌握语言，从而更有效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加强对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高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因此高中英语教师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注重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校应该从宏观角度出发，注重对英语教师自身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只有英语教师自身跨文化意识得到提高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英语教师只有自身具备跨文化意识才能在英语教学中主动地挖掘和传授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英语教师自身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提高自身跨文化素养，学校也应该采取各种培训来提高英语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二)英语教师注重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相关技能和技巧。

1．建立在提高学生发散思维能力基础上的文化意识培养。

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贯穿于英语教材的讲授和课堂活动的设计中;在课堂上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图片导入、口语训练、反复操练复习等方式，让学生对英美文化中的重要节日的读音和名称有较好的掌握，但掌握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学生在初中教学阶段，初中英语教师往往会让学生单纯记住。但高中阶段，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高中英语教师应该要让学生更清晰和深刻的了解相关节日和某些词汇后面的引申意义和其来源所在，这才是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学生发散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

2．注重学生对英语文化的体验。

对英美文化的体验是学生在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之后的步骤。这时英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真实或虚拟环境中来让学生运用语言体验文化，并设置相应的奖励措施，调动学生的学习参与积极性。

3．引导学生形成中西文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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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跨文化意识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英语的学习不仅仅是一门语言工具的学习，这还要求人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语言背后蕴藏的文化背景。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语言的全方位交流，不仅包括英语口语、英语写作、翻译等，还包括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的认知，这对从事英语学习的人们来说是对其综合素质的考验。学生们只有具备较强的综合素养，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

1.2跨文化意识都有益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跨文化意识可以提高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效率。英语学习在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学习经历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英语教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语言学科。跨文化意识能够让英语教育工作者们发挥自己的特点，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从而减轻工作负担。跨文化意识同样益于学生们的英语学习。学生们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总是抱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往往是对陌生国家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好奇，如果注重培养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那么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学习英语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还可以让学生们学到更专业扎实的英语基础，培养学生们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可以提高英语的实用性，让同学们积累更多的英语交流技巧。

1.3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任何一门语言都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工，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蕴藏着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语言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交流，交流不是简单的文字语言交流，不同语言之间流利的交流代表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因此，学生们在英语的学习的过程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教育，能够让学生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同时还能够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仅实现了语言上的沟通，而且实现文化上的互相交流,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2.如何培养英语学习的跨文化意识

根据当前我国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结合跨文化意识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在今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应该加强培养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该改变教师们的教学观念。英语教师们应该摒除传统的单一方式的教学方法，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方法，如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等，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英语教师还应该逐步适应跨文化意识在教课中的重要性，注重培养学生们的英语交际能力，提高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传授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其次，应该逐步构建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生活中我们一般使用国语进行交流，而课堂上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用英语交流，语言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英语口语环境，让学生们主动适应英语环境，结合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文化风俗等，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提高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并完成英语口语的表达和交流。最后，应当培养学生们主动学习英语的热情。英语的学习不能局限在课本上，任何形式的英语都可以作为英语学习的素材。而正是这种形式的英语蕴含着背后的文化。例如电影中的英语口语化、街头上的英语广告、歌词中的英语以及英语谚语等，这些特殊形式的英语更能体现英语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因此英语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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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装饰绘画汲取了优秀的中国及世界传统文化营养，使得其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下文化艺术处于多元化格局的大文化语境之下，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现代的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观念，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合的审美视角来审视装饰绘画的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一、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内涵

沈柔坚先生说得好：“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强调特点为的是能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它的规律性，求得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特殊效果。”的确，任何一个画种都有自己的特点，装饰绘画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艺术形式。我国装饰绘画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历代的新陈代谢，新旧交替，从远古时代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春秋战国的漆器，到汉代的像砖，魏晋至唐宋的敦煌壁画，明清的民间木版年画……上下几千年，形成了我国装饰画独具风格的艺术传统。装饰绘画脱胎于装饰艺术，它之所以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趣，即装饰画的本体语言。装饰画的语言包括“求变”的语汇，即寻求“变化”的构成元素；求美的“语法”，即追求形式美的法则；求合的“句式”，即综合多变的表现方法，三者的有机结合，焕发了装饰绘画的独特魅力。

二、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灵魂是求美，形式美感高于一切，即形式高于内容。这正是装饰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装饰绘画艺术功能在各种绘画中比较起来更长于歌颂、象征、启发、诱导”…的原因。正因如此，装饰绘画被有些人认为是肤浅的，缺乏崇高的审美理想，而难登大雅之堂。艺术就像一个大舞台，各种艺术形式就像不同的演员，它们在艺术的舞台上极尽能事表现自己，目的是在愉悦中教育观者。在这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任何一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式，都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当然这是以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

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化”的生存趋势也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语言、艺术风格趋向国际化、多元化，而多元化、民族化的文化特征，使得装饰绘画在现代社会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和特殊的艺术价值。装饰绘画有它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审视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1．装饰绘画的“现代”时态认识观

“现代”时态的语态认识观，是将装饰绘画的语言，放置于当下的时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使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保持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装饰的风格是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为基础一～诸如宗教、哲学、王权、风俗、实用和唯美等意识形态所产生出的装饰艺术，往往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已故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说：“装饰艺术即是思想的表性，故装饰亦与其他美术同样有其时代的背景。埃及时代的装饰，希腊时代的装饰，罗马时代的装饰，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王权中心的装饰，自然各自由时代思想为背景而表现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艺术形式、美术样式都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文化背景。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就必须将其置于当下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只有坚持“现代”时态的认识观，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反映时代的精神。

(1)全球性、多元化的时代背景

当我们穿着牛仔裤，吃着肯德基，喝着可口可乐，看着世界足球赛，挂在互联网上聊天、购物，欣赏着高清好莱坞大片，谈论着次贷危机、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在人们的13常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多维、复合的概念。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也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全球范围的国际性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中国艺术也在这样的语境中转型。一个民族的艺术想要得到振兴发展，必须吸收他种文化先进的、科学的、有益成份，经过异质同构，使民族民间的艺术获得新生。“当一项艺术开始拒绝向另一项艺术吸收营养时，它就开始僵化了。”丁韶光先生的重彩装饰绘画，就是传统中国重彩画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完美结合。丁韶光先生的画作融中国线条、中国风格的重彩、敦煌主题，以及西方画家毕加索和马蒂斯创作中的平面变形人物于一体，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现代装饰重彩画。由于有中国古代工笔重彩的传统技法、又有西方装饰绘画的韵昧以及世纪末分离派艺术的情趣，丁先生的现代装饰重彩画作品能为东西方普遍接受。

(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哲学思想潮流，它深受尼采、弗洛依德的影响，表现出深刻的怀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后现代主义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审美法则的约束，淡化和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主张艺术贴近民众，大量采用大众传播媒介。在多数作品中带有某种戏谑的调侃的意味，带有强烈的娱乐性。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实际上都是要求改变以往西方文化艺术“人”的“主体”和“物”的客体相分离、相对立的状况，以人们需要为本，进入“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联系，相融合的更高的境界。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同传统文化的联系，在其创作中，传统被引用、被改造和重构，使之生成新的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的装饰艺术吸收历史上各种装饰风格，汇集了各种文化、历史、美学和视觉语言的材料，表达出了从未有过的多种多样的方式；鲜亮色彩的不调和，在自然中看似矛盾的材料组合，奇异造型的堆砌，让材料自身说话，以表达个人情愫，使艺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美国艺术家麦克·j·阿信布莱纳的作品常以玻璃、金属、麻绳以及树皮等材料制作，以表现“骨骼”为主，以此来象征战争之恐怖。他的作品通过综合材料和奇特的造型构成关系，给人的视觉和精神上带来强有力的刺激，风格独特、制作精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和合的审美趋势

自从“国家问世界”转变成了“全球世界”，许多知名学者提出了关于全球文明的见解，其中先生与张立文先生的学说最有代表性。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我国文化应在“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加上新人文精神的追求，促进世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和谐共生状态；张立文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目前面临着人类共同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间。他根据和合生存世界(地)、和合意义世界(人)、和合可能世界(天)的原理，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用和合观来化解冲突、构建新文化。“和”即和谐，和睦，和平；“合”即融合，结合，合作；“和合”即是两种以上不同要素的协调、结合、融合与和谐。和合包括了冲突和融合，冲突是融合的原因，融合是冲突的结果。这些不同的要素处于共同存在、共同生长的状态。

滕守尧先生在《审美文化与艺术生存》一文中指出了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一种健康的文化最终必然发展成一种审美文化，而审美文化就是以文学和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就是物质生活不断向审美和艺术的层面提升的文化，也是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文化。”张先生的“和合”的文化观建构了“融突”、和和愉悦、审美意象，以及审美体验的主客体、情与景、心与物、善与美的融突和合。这些和合美学要素的构成方式，是最具生命力的方式，是艺术创造和心灵境界的生命活动。但它们只有在融突和合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存在、延续以及发展，“全球化”、“多元化”、“后现代主义”、以及“和合”的审美趋势，是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大语境，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要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就要坚持“现代”的语法时态。

装饰绘画的“主动”态认识观

装饰绘画本体语言的演进和丰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增益、完善中成为了语汇丰富、句式多样的语言形式，它不断以主动的姿态完善自我，作为主体的创作者也应以主动的姿态坚持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

自然界的物种多种多样，才使得整个生物世界的生态保持着平衡；人类的艺术世界也因为不同艺术门类，不同画种各自独立的面目，才使整个文化艺术世界生机勃勃。纵观人类艺术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具有其它艺术门类不能替代的本体语言。同样是戏剧，话剧不能代替歌剧；同样是曲艺，相声不能代替小品；同样是绘画艺术，油画不能代替版画，水粉不能代替水彩，装饰不能代替装饰绘画。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语言构成了艺术种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根源，就在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人们审美感觉能力的丰富多样。装饰绘画以其独特的面目和形式，记载和表达了人类的情感，扩大了人类的审美感受，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如果装饰绘画不坚持自己的本体语言，而向某一大画种看齐，那它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装饰绘画原本就是借助于别的画种的表现方式，由于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得以脱离依附，具有任何画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装饰绘画如果放弃自身的本体语言，就等于放弃了装饰绘画本身。

装饰绘画在装饰艺术的母胎中经过了漫长的孕育，并且逐渐成形、不断完善起来的，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装饰绘画在材料、技法、风格等方面的特性，才使得装饰绘画能从装饰艺术的母胎中脱离出来，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表现形式。当代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现代人普遍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装饰绘画所特有的轻松、乐观、唯美，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压力，释放不良的情绪。试想，一幅冷色调画面、图形简洁明快新、线条圆润优美、微微流动而有韵律感的长形现代装饰绘画作品，置于工作节奏快、严谨、高效的现代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室、会客室、休息室内，人们会产生惬意、舒畅、平和的心情，起到了缓解现代工业环境下的人们的紧张和不适感。再如，将质地粗矿的大型纤维艺术品，缀以自然属性的竹材、木块、或粗陶、石块，搭配色彩不同的织物，作成装饰壁饰作品放置于某人工智能齐全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中，就会打破单调、冷漠的人工化的空间氛围，激发出人们对自然的追忆，产生返朴归真的亲切感。这说明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以及由本体语言而产生的独特审美魅力，在当代社会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装饰绘画的本体语言蕴涵着巨大的审美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每一位从事装饰绘画创作的工作者，都应充分发挥装饰绘画的特点，在当代“全球文化”的大环境下，坚持装饰绘画的语态认识观，并将它运用于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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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也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因素为突破口来研究翻译活动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从文化以及文化研究的内涵，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文化研究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着重探讨了翻译理论视角下，如何确立文化研究的学科走向以及文化研究对翻译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

翻译理论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翻译理论(王鹏，2010)。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往往依靠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和美学这样的学科。而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到源语及译入语所负载的文化(孙会军郑庆珠，2000)。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逐步崛起，大批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1976年，勒菲弗尔(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语言学的一个特定区域，而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1980年，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sHsan Bassnett)出版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为了在新的生活情境中，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中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Lefevere，1992)。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就是主要以文化的视野来取代原先占据翻译理论中心位置的美学或语言学的考查方式。当下翻译理论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就正是翻译理论文化转向的具体表征(张柏然，辛红娟，2009)。

1、“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

人类学家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1871年，英国人文学家泰勒(Edward Tvler)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文化表现为一定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涉及并受限于在共同生活中起实质性作用的物质存在。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语言有最具意义的重要性。翻译理论中的原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审美、伦理、政治、思维模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定位等方面。

文化研究初期着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有的文化研究者致力于弘扬经典文学作品，并以此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步深入，后期的文化研究逐步走出初期的经典文学领域，引入了对社区文化生活、大众传播媒介、当代文化、强势(精英)文化以及边缘文化的研究。戴锦华(2003)认为，“对文化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某种独有的理论脉络与知识谱系，而是某种社会立场与社会批判的精神，是某种(反)表意实践与社会实践的可能”。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就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对文化一精英文化抑或大众文化一的学院式研究(张柏然，辛红娟，2009)。对于文化研究，欧洲多采用文化结构范式，而美国则采用多元政治范式。相较于文化结构范式，多元政治范式更注重研究非精英文化现象(如广告、艺术建筑、市井故事、电影、时装、大众文学等普通文化现象)，有意疏远那些被认为是精英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现在，这两种研究范式逐步吸取对方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特点，以期构成文化研究新的范式。

2、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翻译研究致力于研究如何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内容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广义的翻译则着重研究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如何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翻译理论研究在历史上曾经一度依附于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作为语言学或者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寄人篱下。文化研究的勃兴打破了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天然界限，改变了原来把翻译研究置于语言学科或文艺学科之下的地位。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开创了译学研究新的局面。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途径，一个重要方面，它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的确，很多文本中蕴含着为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Wilss，1996)。吕俊(2004)认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的同时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进而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弥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其丧失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皮姆(Pvm，2010)认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翻译理论界围绕着“等值”建立了一系列有共同核心的理论范式：等值、目的(purposes)、描述(descfiption)、不确定性(uncertainty)、本地化(localization)以及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因此，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

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转贴于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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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York：Roufledge，2010.

[3]Wilss，Wolfram，1996，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Behavior，John Benjamings Publishing Co.

[4]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代前言)[A]，大众文化的神话[M]，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5]吕俊，论翻译研究的本体回归－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国语，2004(4).

[6]孙会军，郑庆珠，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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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体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语言足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本文有两个方面论述了高职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砍知识，而且还应当加强文化意识的培养。

1、高职英语教学中培养文化意识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尤其是微电子技术通讯网络迅速发展，以“交叉”或“综合”为特点的世界性的“大科学”相继诞生。一个全球性的交往和沟通正在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种新的国际生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已经是回避不了的现实。而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一种交流工具，体现着民族的文化。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词语，而是学会把词和客观的事物联系起来。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载了使用语言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除了可以观察它的实际行为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他们的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部分来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功能很多，但其最本质的和最主要的是它的交际功能。高职高专教育英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必须教会学生两种实际知识，一是英语的基础知识，二是运用英语的交际知识和交际规则。只有让学生们同时掌握以上两种知识，英语的社会交际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我认为这正是母语教学与外语教学的根本区别。只重视前者，忽视后者，往往会造就出”高分低能”的学生，因为只掌握了书本知识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是在不具备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情况下学习的，一旦面向社会，进人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他们在实际运用语言的时候，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的交际。

由于文化的差异，用母语互译的方式错误地理解和翻译某些句子和词汇，往往会闹出许多笑语。如:"You are thesaltoftheearth.”正确的理解是“你是位社会精英。”却被按照字面意思误译为“你是地球上的盐。”“狼吞虎咽”，英语是“Eatlikeahorse，”却被错误地翻译成“EatLikeawolfandatiger".由此可见，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还应当加强文化意识的培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把英语学“活”，达到高职英语教学之目的，而且有助于学生提高文化修养。

2、加强高职英语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习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寒暄，称谓、道歉、致谢等用语，就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外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亦即“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通常只注重语言形式，忽视语言运用。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仅有这样能力远不足以保证我们在实际情景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为在所有可能被造出的句子一一语法和意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会)运用规则一定会被摒弃。成功的英语学习应该是我们掌握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方面的知识并能够运用他们，即应有意识的培养英语学习者的文化意识。语言文化学习及其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我们英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2.1从教材中学习，课堂中了解

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精心挑选的，教材的选择尽量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侧面，采用了不少体现英语民族文化特点，原汁原味的语言，同时还兼顾了所选内容的趣味性。这不但大大降低了课文的难度，而且抓住了语言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我们学习者保持持续的兴趣和对学习活动的参与。有些课文还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材料，特别适宜于揭示文化的各个方面，因为说话人都遵守规定的文化行为。其中有许多部分涉及场合、身份、相互关系等，都是从实践活动中选取的。有了教材，加上老师在课堂中有目的地进行文化因素的讲解，我们就会获得相关的知识。

2 .2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课堂活动中，语言形式运用的正确、恰当是教与学成功的保障而教师会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课堂艺术，增强英语课本身的吸引力。如通过对话、表演、竞赛、唱歌、看录像、做游戏，背诵小诗歌，学习成语、谚语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鼓励学生结合特定的语境大量地进行双边交际。利用各种直观手段组织模拟训练，使学生把自己置身于英语语言中，置身英语文化之中，反复操练，争取达到运用自如，脱口而出的熟练程度。

2 .3开辟第二课堂

交际能力并不是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大量实践的结果。适当、合理、有序的课外活动是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是帮助学生发展交际能力的辅助手段。不论教师在课堂上对社会文化知识的境界多么详尽，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反复使用英语进行交际，并在较集中内化所熟记的社会文化知识，那么我们的文化能力和整个交际能力肯定是滞后的。因此在搞好课堂学习的同时，还应多读一些英语报刊、多听一些英语广播、多看一些原版影视资料来逐步丰富文化背景知识。还应尽可能多的组织和参加英语沙龙和英语角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力求在多学英语、多用英语的交际实践中学好英语、用好英语。

2 .4加强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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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加拿大和美国、意大利的四位学者的演讲构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单元，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国际艺术与文化管理协会（AIMAC）主席弗朗索瓦·科尔伯特先生通过六个维度。即市场营销导向、顾客服务理念、体验型营销、艺术体验者的动机分析和顾客再次消费的意图情感、参与度和满意度等后消费行为的分析，以及文化体验与消费者共同创作的互动性，阐述了艺术市场营销与消费体验的关系。他特别把目前国际学者的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合评述，提出了三个概念，即美学体验、服务体验与消费体验，并提出了市场驱动与驱动市场的理念。

意大利米兰BOCCONI大学公共与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图里尼以BOCCONI经验为视角产出公共政策制订的三种理念，其一，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是多层次性，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层面，而且也是文化组织的决策层面，特别是有可能是项目决策的层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他提出了三个类型，一是创新性的决策，二是互动性决策，三是情感吸引的决策；其三，他使用实验的方法，为提取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时尚何以先觉、先行和先倡”的命题，认为三个“先”字在市场有一种先导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把时尚的前沿和信息传递给大家，由此从内心对时尚取得一种共鸣。对时尚开发可归纳为四个特点，即时尚和经济一体化；消费的符号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费；时尚产业全球同步进行中，其周期大大缩小；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风险。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教授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为基于族流的对歌文化，隐含着艺术传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侯云峰教授以该院创作体验话剧《问心》的经验，阐释了作为艺术管理类专业在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是一种基于微观的和实证性的研究。济南大学王玉副教授杨杨分析了中国演艺产业在建设中遇到的收益不确定性较强和资产的可抵押性较弱两方面存在的风险。为使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一要从风险的来源角度准确识别风险；二要采取模糊综合评判法，通过选取因素集、因素加权、备择评语、确定评判矩阵四个步骤科学评估风险，为风险处理措施的选择提供依据。上海戏剧学院黄海认为，艺术家个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特点，具有共性的艺术家个人品牌经营策略，包括确立个人品牌核心价值、满足艺术消费受众需要、原创性策略、达成沟通、事件营销、建立个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东艺术学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中应把媒体融合作为目标原则，通过目标管理和任务分解，实现摄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创新，提升节目的影响力。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团队的素质将决定艺术表演团体的整体水平。灵活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符合市场要求的营销策略以及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手段都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多位青年教师结合艺术活动的具体实践，考察和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树的意见。河南大学杨宏鹏对数字媒介背景下大型摄影画册在策划出版时要扬长避短，选准时机和切入点，在发行营销上要多方借力、激发需求、拓宽发行渠道；上海政法学院谢彩探析了四川法王寺石刻文化博物馆建构，认为极有必要建设西南佛教石刻文化博物馆暨法王寺石刻文化博物馆；关津音乐学院肖明霞解析了BBC逍遥音乐节营销策略，认为灵活多样的票务营销策略和BBC公司强有力的媒体传播，BBC强大的媒体资源和整合力是逍遥音乐节的成功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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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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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邹永丽.中英礼貌用语之比较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 20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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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翻译界对其的评价各异。本文对“等效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单的疏理，从跨文化交际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等效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语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译会导致大量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流失。

一、等效翻译理论的提出18世纪末，美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F·肠tier)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里曾对翻译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人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其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由于他的理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被译介到我国，所以，人们虽然对他的“三原则”比较熟悉，但对于未被他列人“三原则”之中的等效观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1862年，麦休·阿诺德(Mathew Arnold )在其文艺批评作品中也有过类似的阐述:“翻译作品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与原作对其最初读者的影响一致” 1957年，诺克斯(R. A. Knox)在其On English Trans-lation(《论英语翻译》)一书中也主张译作应该“读起来与原作一样能给读者产生相同的兴趣和快乐”。毫无疑问，这些对理想翻译的设想都是建立在一种对穿行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作为桥梁与媒介的翻译活动本身最好的期待上，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语言的可译性与共同性。事实上，在泰特勒、阿诺德等人看来，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某些相同的或相似的因素或特点，因此，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是可行的。在语言的形上层面，这些因素或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等效性”，而翻译的任务即是以不同的语言将这种“等效性”表达出来。

将“等效论”作为一个完整理论提出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 0 1964年他在《翻译学初探》(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更是第一次明确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从而确立了“等效论”的基本内涵。1969年，奈达在《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了“动态理论(Dynamic equivalence )” (mss)，使“等效论”进一步地明确化。到了90年代，奈达对于“动态理论”又有了新的阐述:“在这种翻译(动态翻译)中，不必担心接受者语言信息是否与原语语言一致，它们之间是动态关系，即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语接受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保持一致”。在奈达的“等效论”看来，译作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必须与原作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而这个相同或相似的效果最终是以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作为检验的主要标准。这样，翻译活动就从传统单纯的线性语言转换活动转变成具有交际功能和负载了等效信息的语言编 码、传递、解码和接受的复杂过程。因此，翻译须随时顾及读者可能有的反应，翻译活动的服务中心应该从过去的作者转移到译作的读者。这里，奈达已经将翻译形态的“动态对等”(D一ETheory :1964)发展成为“功能对等”(F一E Theo-ry:1993)，从而将“等效论”进一步完整化和系统化。而翻译界至今对他的“等效翻译理论”评价各异、褒贬不一。

二、等效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传递中的信息流失 在翻译等效论看来，翻译其实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把一个原来用甲语言表达的信息改用乙语言表达出来，使不懂甲语言的人也获得同样的信息。因此，翻译既然是以不同的语言或形式再现原文所承载的文化或语言信息，这个信息应该可以是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关于某种文体的。译文要做到与原文功能等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原文的语境和文化指涉，甚至它最终的语用效果。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视域下的翻译就必须充当语用交际的工具，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交际和语用的过程。按照Nida的“翻译即是交际”、“翻译即译意”的理论原则，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既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又身临其境地充当着交际者。这样，译语的文化内涵和译语的产生语境就成为他首先要考察的重要因素。这时候他的翻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语用翻译，不仅要注重对原文意义的等效传达，还要注意挖掘原文某些话语在特定语境下的隐含意义。

但是，当一个译者将上文所提及的原语文化内涵、会话情景和隐含意义等因素一起考虑进翻译活动中时，在更多的时候，他无法全部做到。根据会话原则，在交际中对会话含义的推导是会话顺利进行的基础。但这个推导过程是很复杂的，尤其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往往承载了太多的语言信息或文化信息。那么，当他力图进人这种跨文化交际的会话情景中时，他既要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又要不露痕迹地揭示作者的隐含意义，而且这一切是建立在他将原语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之上，大量的语用翻译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真正的翻译活动中，无论是功能等效，还是语言等效，都很难成功。

正如金堤先生在《等效翻译探索》中所指出的:“对等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恒在的，文化因素本身是无法等效转换的。例如，客观地说，属于某种同一文明的语系内部，即存在着诸多的异质因素，如英国人与美国人在行为方式和语言表达上就有着很大的不 同。东西方人在思维习惯、美感和文化纬度上更是存在着很多迥异的地方。中国人表达的情感或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欧洲人也就大相径庭。相对来说，中国人“喜具体，长归纳”，而西方人“喜抽象，长推理”。

文化与语言是互为一体的。正如Juri Lotman和Uspenskij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两种语言上，从形式上来说，英语重逻辑、重组织，句子结构长，句子间的关联词丰富显明，且层次之间过渡清晰、有条理，句子呈“树型结构”;而汉语则注重整体结构，首尾呼应，并一般以动词为中心，构成层递式叠加，句式则呈“线型结构”。那么在翻译活动中，由于等效论鼓励的是译者译“意”，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在二者无法兼顾的时候，形式总是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而事实上，有时候话语的文化特色往往就附着在它的形式上。一种文化的语言一般都是具有别种文化的语言所无法替代的某种独特的形式，词汇本身意义的繁复、话语结构的灵活性与多样性等都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我们用等效论翻译爱·伦波的结构繁复、曲折幽晦的恐怖小说时，如果我们只将小说的内容或句段的意义传达出来，而将那些用以衬托恐怖气氛、制造神秘气息的漫长的句式和复杂的句法等形式因素舍弃的话(因为我们是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和它们具有完全一致的句式或表达)，那么译文的读者就不可能像原文读者那样体会或享受到小说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乐趣，而那些伴随着特殊形式的原语文化因素就会损失了不少。

因此，从文化转移的层面上来看，在跨文化交际中，等效论翻译具有极大的语用难度。在很多时候，它必然会损失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文化因素，因为它进行的前提是一种“功能”等效、交际等效，它重视的是交际的顺利进行和语义的准确传达。

三、等效翻译在译语文化的接受过程中的信息流失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在等效翻译活动的第一个阶段，当译者既作为原文的接受者又作为译文的传达者时，由于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译者本人对原语文化和语言的掌握程度、译者为了功能等效而有意识地对原语文化信息的选择、比附与传达等因素的影响，译文文本的面貌与原文文本的面貌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改变。这是任何翻译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但由于等效翻译重在译意，这种损失就显得更加明显。但是，这还只是等效翻译活动中第一次信息的流失。等效翻译中造成信息流失的还有诸多的因素，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译语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的接受因素的考虑、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归化”等。

正如接受美学所倡导的，接受者是任何进人交流或交际活动中的文本所必须顾及到的重要因素。当一个文本缺乏接受者的欣赏或解读，它就根本无法传播或流通。接受者是重要的媒介。而等效翻译理论同样对译语读者倾注了太多的注意力。如果依据等效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必然会为了译语接受者接受的需要而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有时甚至是舍弃了很重要的原文特色。在更多的时候，译语读者并非是等效论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状态，而是层次不一、千差万别的。

篇10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语言、知识、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理性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标识语的翻译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内涵。例如公共汽车上“老弱病残孕专座”被译为“fortheold,sick,disabled,andpregnant”，表面看意思表达清晰，亦无语法错误。然而尊老敬老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人们认为年老代表着智慧和慈善，是经验和阅历的表现。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老却被认为是虚弱、无力的象征。如果单按照字面翻译成“fortheold…”，没有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可能在西方人眼中会有歧视之嫌，适得其反。我们不妨用一句简单的“courtesyseat”来表示，既能达意，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不敬之感。

2翻译对策

在翻译标识语时,应根据标识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特点，本着准确传达标识语提示、警示、限制、强制功能的原则，充分考虑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原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传递给目的语的接受者。

2.1程式化翻译

有些标识语可以在中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结构，形成了程式化的翻译。此时可以套用现成的英语结构。如中文的“禁止/请勿…”结构，在英语中通常采用“No+名词或动名词”的形式。禁止吸烟=NoSmoking；请勿停车=NoParking。再如汉语中的“…专用”,英语可采用“…only”的形式。员工专用=StaffOnly；贵宾专用=VIPOnly；会员专用=MembersOnly等。

2.2确定标识语的语用功能，避免用词不当

标识语大体有提示、警示、限制、强制四项功能。在标识语的翻译中，译者必须在分析标识语字面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其语用意义，即功能意义，才能有效达成标识语的真正目的。如标识语“转弯慢行”，翻译成“TurnAhead,SlowDown”时最好前面加上一句“Caution”,以传达其警示作用，引起司机的注意。

2.3判定标识语语言风格，选择恰当词语

表示服务、指示、说明性质的标识语大量的使用名词，表示强制性、限制性的标识语大量使用动词或动名词。公众最常接触和使用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标识语往往会使用缩略语。因此翻译标识语时，应考虑其语言风格，选用适当的词语，避免使用生僻词语、古语、俚语和术语等。如“登记处”简单译为“registration”，“小心轻放”译为“handlewithcare”。

2.4注意汉英文化差异，尊重读者的文化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