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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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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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篇3

1.FDI三次产业间构成特征

FDI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并开始向第三产业倾斜。无论是项目数还是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上，第二产业所占FDI的比重都远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FDI在第二产业中所占比例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并基本保持在65%～75%之间。

2.FDI产业内部构成特征

(1)第二产业内部的FDI分布特点。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内部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建筑业分布比较少。并且FDI在工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制造业，FDI投向制造业的比重较大。2007年，外商投资于制造业的企业数为1919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50.7%；实际使用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总金额的54.6%。在制造业中，FDI的主要分布在加工工业，对原料工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对轻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高，对重加工业的投资比重较低;对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投资比重很小。

FDI工业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高于重工业；加工工业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业的比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业。

(2)第三产业内部FDI的分布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外商对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在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分布有较大差别。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07年，房地产业的实际使用金额为170.9亿美元，占总金额的22.9%，为第三产业之首。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1.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面影响

(1)FDI的流入优化了我国的三次产业的的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FDI的利用对产业结构转变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利用FDI对其增加值的贡献。如上面的分析所示，投放于不同产业的资金促进了各个产业的发展，从而优化了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同时，我国所具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的比较优势，FDI的流入大大提高了我国国内加工工业水平，促进了加工工业的改组和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2)FDI加快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于加工工业，FDI对我国加工工业的影响远远高于其他产业，外资工业对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加快了我国工业的高加工度化过程。同时，FDI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高附加值化。

(3)FDI的结构性倾斜促进我国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近几年来,大型跨国公司实行“以技术换市场”为战略导向的产业转移,纷纷投资于中国市场。外商投资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了我国加工工业水平，带动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组和提高。

2.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

(1)FDI加大我国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我国吸收利用FDI的产业依然处于不合理的状况：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过小，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FDI对我国三大产业的偏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FDI过度推动了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扩张，特别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等利润较高、回报周期短的产业，虽然我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已见成效，但房地产业的投资仍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无论在短期还长期上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3)FDI的技术溢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保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对于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保护，这就使我国的产业在技术上过度依赖于跨国公司，而不能进行自主创新，更无法赶超。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实行纵向垂直的全球化分工协作，实行一套完整的生产质量体系，但是这样其在华的子公司就与我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降低，不利于我国各产业的均衡发展。

综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影响，我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如加大引导外商对第一、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引导投资流向主导和支柱产业，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等，使我国的三大产业对外资能够合理地利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各产业比重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俊江:国际贸易.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2]杜江: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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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的关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贸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进了贸易模式演进的概念，使用流量与存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方面较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和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成正比。(2)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模式有长期均衡显著影响，会引起工业制成品进、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国贸易模式的正向演进。(3)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总指数的改善起积极作用。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浪潮发展得如火如茶，国际投资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更为迅猛，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写作硕士论文发展使得国际贸易的作用发挥得更为自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538万亿美元，超过2000年创下的前历史纪录1.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吸引的FDI总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按照uNcTAD①统计，为670亿美元，下降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的FDI从最初的每年几亿美元到后来的每年十几亿、几十亿美元再到现在每年几百亿美元，可以说FDI在量上的发展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增大，国际游资等大规模FDI流入中国，2007年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13.8%，创下了中国FDI的最高纪录。FDI对我国经济的各方面影响甚广，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贡献。从以往的数据及前任研究成果看来，FDI与一国的贸易额有极大的关联性，并且相关系数还不小。从我国的情况看来，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扩大自身优势产品进出口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而且对我国进出口结构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据海关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出口9691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亿美元，增长20.0%。出口大于进口177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755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额(非金融部分)1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②。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FDI对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FDI和贸易进出口额虽然增长迅速，但我国目前进口的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制成品却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产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很少。具体表现在纺织品出口比重过高，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贸易利益与贸易总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仅仅从总量上分析FDI与我国贸易结构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这也正是之前的学者研究时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将通过FDI如何影响贸易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对FDI和我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贸易结构、贸易条件三个角度的实证分析来研究其与贸易模式转型的关系写作硕士论文及其从何种机制、渠道来影响贸易模式，并据此探索应当如何对FDI在各个层面加以引导，为今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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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地增长，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显著。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的进入中国各个地区，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地区相关数据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地区，经济增长也相对较快，反之相对较慢，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本文建立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影响。

【关键词】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OLS回归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资本流量与存量高速增长，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199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从1993年起，中国所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连续9年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魏527.43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835.21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因此成为经济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中国式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也相当明显，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区域，中西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很少，各省市之间由于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对各省市的经济影响也有所不同。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FDI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建议：（1）继续大力吸引高质量的FDI，积极引导FDI流向中、西部地区；（2）不断改善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状况，从而强化FDI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3）进一步加强国内投资、增加就业、扩大进出口，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二、理论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早期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Coe和Keher等研究进一步指出，一国技术进步往往不是来自本国研发，而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则为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在解决东道国资本短缺的同时，会带来一揽子资源，从而在短期内带动东道国经济的增长。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

Cheng Lsiao（2002）对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运用VAR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赖明勇等人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具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两者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却是不相同的。

欧阳志刚利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19802002年的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FDI及经济的区域分布差异

（一）FDI在我国三大区域的分布差异

FDI在我国区域分布总量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FDI集中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FDI的流入量很少。从数量上看，1996至2008年间，流入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FDI的数量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东部地区FDI数量由1996年的368.5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28.97亿美元，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FDI的数量也分别由1996年的38.63，21.6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29.37、121.15亿美元。虽然各地区的利用FDI的数量都有所增长，但东部地区利用FDI的比重最大，占绝对优势。东部地区利用FDI比重平均占84%以上，而中部地区利用FDI的比重只有10%左右，西部地区更少，平均水平只有5%左右。

造成FDI在我国区域分布总量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区位优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比较早，区位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市场经济发达，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中西部地区起步相对较晚，各方面条件相对落后，因而吸引的FDI比较少。

三地区FDI趋势增长图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一度被世界称之为“中国的奇迹”。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平衡，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地区间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落后。19962008年间，我国各地区GDP增长迅速，2008年，我国东部地区的GDP达201106.2亿元，是1996年的6倍。中部地区的GDP2008年达到了87277.2亿元，是1996年的5倍。然而，从总量上看，东部地区GDP总量最大，占全国GDP比重的一半以上，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涉及到历史、政策、区位环境、人才等多种因素。一方面，从历史政策上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对外开放，受到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具有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从区位优势看，东部地区濒临沿海，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才流动来看，由于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从而更容易吸收高层次的人才，从而又进一步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资，FDI作为一项外来资本，很大程度上参与到固定资本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FDI大量流入到东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我国三地区GDP总量表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模型设定

目前，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在生产函数框架内进行的，FDI被看做一项要素投入，本篇建立在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建立在人力资本差异基础上的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模型构建如下：

LGDP=C（1）+C（2）*LFDIi +C（3）*L Hi+ui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异方差的现象，我们给各变量进行取对数，其中GDP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用我国各年GDP的现价计算；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以现在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单位也是亿元；H表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用各地区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数来近似代替；u表示残差；其中下表i表示东中西三个地区。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涉及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共31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19962008共13年。在区域的划分上本为采取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辽宁省、上海、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省和海南省共12个；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共9个；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0个。

（二）各省市回归结果

1.东部地区

将东部地区各省的相关数据代入，得到下列所示结果：

由上述表可知，各关键变量的T值都大于2、即关键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0；此外，DW值接近于2，表明方程不存在自相关的现象；其中的F值为153.68大于分布表中的临界值，所以这个模型是可以通过检验的：

LGDP=0.7+0.797*LFDI+0.299*LH

（2.578）（2.785）

2.中部地区

将中部各省份的相关数据代入，可得结果如下所示：

各变量的系数的T值都大于2，表明各变量的系数显著不为0，另外，表中的F值以及DW值也表明模型通过了检验：

LGDP=4.99+0.65*LFDI+0.11*LH

（5.16）（2.17）

3.西部地区

将西部地区各省市的数据代入，得到模型的结果如下：

各变量的系数的T值都大于2，表明各变量的系数都显著的不为0，另外表中的F值以及DW值也表明模型通过了检验：

LGDP=2.17+0.19*LFDI+0.525*LH

（2.49）（5.14）

（三）结果分析

从上述回归中我们可以看到FDI以及人力资本都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中，该地的人力资本越高，与外商直接投

资相结合，对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即FDI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增长效应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因为上述分析中FDI的系数东中西部分别为0.79，0.65，0.19

从横向上看，FDI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水平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这说明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别：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地区最小，从而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导致FDI增长效应的大小在三大区域间存在如此差距呢？从本文的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内部资源状况、基础设施水平等也是FDI造成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宋迎迎.安徽大学硕士论文.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篇7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is one of the main powe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specially since the 90s， presents the rising trend year by year.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re gradually displayed，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cept of risk， which lead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ris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isk， and then extends to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our country， puts forward the analysis risk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风险；产业发展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isk；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2-0175-02

1 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1.1 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造成我国特殊的经济现象和矛盾 ①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真实资本不是货币资本，这就导致了我国资本流动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国内资本净外流。②外商直接投资具备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双重性质，本质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国际化，给我国产业的独立性带来严重挑战。③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我国的市场，这就会积累起数额庞大的人民币债权，容易诱发我国潜在的外汇金融危机。

1.2 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整合给我过产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提高关税的实际保护率，是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最有效办法。尽管名义关税可以平均降低，但是在具体幅度上上游产业降低的幅度比下游产业更大，这样实际保护程度不降反升。由于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多，特别是对于下游产业的设备和生产线，以优惠的减免税政策鼓励引进，造成大量重复产能，给上游产业造成了不小压力，也加重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1.3 外商直接投资在占领一定的让国内市场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外汇金融危机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投资所得的人民币利润，可以自由兑换和汇出。但是却有很大数目的外汇并没有真正汇出，而是作为人民币利润再投资，留在国内。假定某一天发生突发事件，外商集中要求兑换外汇，引起国内居民挤兑外汇和人民币，就为时已晚。除去冻结外汇，别无他法。

2 我国目前的状况和我们应该采取的应对策略

2.1 品牌与外来品牌的竞争状况 我国在加入WTO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跨国公司给我国带来的不是产品而是品牌，用品牌的优势直接打压国内的产品品牌。这种竞争模式从高端出手，一下子给我国多年形成的本土企业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竞争模式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很明显的例子是，之前一些比较有优势的本土化工企业和汽车企业不是被收购兼并就是面临生存危机而退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在工业领域，到处可见外商资本的影响，不少产业的顶层都已被外商资本牢牢控制。他们甚至在一些领域形成技术垄断，在我国市场赚取巨额利润。外商资本在赚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张产业布局，甚至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也想不断染指，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完整性、独立性。

2.2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造成民族品牌的资源的流逝及原因 首先，资金问题一些企业在取得继续发展的资金时存在困难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在竞争中取胜，企业希望可以通过接受外商直接投资获得跨国资本，解决融资问题。以汇源为例，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汇源果汁营业额为12.9亿元，同比减少5.2%，毛利从36.9%下降至30.2%，并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其次，竞争中迷失方向。面对跨国公司以及大品牌的竞争，使一些企业对自己的未来认识不清，即使是本土赫赫有名的企业、大品牌，也不知道在未来的竞争中能否长久地分得一杯羹，忧患意识促使其接受外商的投资接受并购，使得我国很多的名族品牌不断的流逝。

2.3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造成风险及我们目前应该采取的措施 外商为了占领我国更多的市场份额，消除竞争对手，开展全球化策略，随着一些外商直接投资本土品牌，它们大部分都淡出了消费者的视线，随着时间被消费者遗忘，外来品牌却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很容易造成相关行业上的垄断，并在一定时期实行垄断性定价，挤垮国内的许多还未做大做强的企业，一旦消费者消费某一品牌的习惯形成，外国品牌占领中国市场、轻松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以乐百氏为例，1999年乐百氏的销售额达到20亿元人民币，但2003年被达能集团收购92%的股权后，乐百氏就再未辉煌过，2005年乐百氏的亏损达到1.57亿元。目前我国的饮料公司已经有七家被美国的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吞并，化妆品行业的竞争也是外资主导的局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品牌，那在市场上还何谈竞争力？这个国家的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品牌的定价，使大部分的利润流入其它国家人们的腰包，品牌是别人的，用户资源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因此，我们应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规避外资风险的措施。

2.3.1 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外商资本进入我国的产业政策 我国目前在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诸多空白之处，很多领域不是很完善。因此，要从顶层法律制度上合理规范外商直接投资。一些政策应适当调整变化，比如，对外商资本进入我国要逐渐实现从单纯给予其优惠政策到为其制定法律执行准则、产业导向、技术标准等方面来。合理规范外商资本进入我国不同产业的投资比重，明确行业投资政策。

2.3.2 加快我国的科技创新，提高研发投入，打破技术壁垒 我国企业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管理模式、运营机制、营销规划等诸多层面落后发达国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升自主科技攻关，提高我们企业的技术实力，一方面要从自身做起，提高科研投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另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争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集成创新能力。

2.3.3 鼓励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外国投资经营，拓展全球产业布局 目前我国已有一批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国外做的很成功，但总体上来看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上实力还是比较弱，以争夺一些高端产业布局上还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因此，国家要积极支持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真正站在全球布局的战略上来进行投资，明确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位，合理利用国内外资源市场来发展。

2.3.4 要科学管理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 要时刻坚持为我所用的原则，我们引进外国资本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利用其资本，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必须要考虑国内相关产业的实际承受情况，要选择那些能够帮助我国实施技术升级改造、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外商资本。

参考文献：

[1]白小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D].硕士论文，2003.

篇8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本文将在现有理论文献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的FDI产生的产业内溢出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说明FDI的溢出效应大多是发生在产业间还是产业内。

一、我国FDI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三种: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和前向效应。横向效应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同一产业内。横向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渠道产生：第一，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本土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有助于本土企业效率的提高;第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和存在，在东道国市场引进竞争，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第三，经跨国公司培训的本地工人和管理者逐渐地从跨国公司流入本土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

纵向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不同产业间，其中又分为后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和前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前者指的是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购买国内中间产品从而对上游的国内供应商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后者是指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向下游的本土企业销售产品而产生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存在。它可能出现在横向方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比本土企业先进很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的进入和存在垄断了东道国原来的竞争市场，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高工资制度，造成本土企业人力资本的减少和积累速度的减慢等。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可能存在于纵向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排挤同业中的本土企业之后，在中间投入的采购方面，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这将导致本国中间产品或上游产品生产厂商受到排挤而发生生产能力的萎缩；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

下文就针对FDI的这几个效应，建立估计模型，用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检查上述分析的有效性。

二、 模型方法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采用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FDI的横向效应、FDI的后向效应、FDI的前向效应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到方程中来，然后利用EVIEWS软件中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 GLS）进行回归估计，来检验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由于制造业的FDI占我国FDI总额的比重较高，约为67%，因此，回归模型选用1995年～2003年中国制造业里的28个行业的数据，其中1998年的数据缺失。估计模型如下：

是行业j在t-1时的实际产出，本文用以1997年为定基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调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表示;为资本，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表示劳动力，用职工人数代替;为原材料投入，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各年各行业的中间投入来代替，其中: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表示后向效应;表示前向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资产合计占我国全部企业的资产合计的比例表示。其中：=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k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k的比例，k if k≠j是指不包括同一产业内的效应，因为这已经包含在横向效应里面（下文前向效应的公式也类似）。例如，假设纺织业提供占总产出30%的产品给家具制造业、30%产出给造纸业、40%产出给服装业，如果家具制造业、造纸业、服装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分别为0.2、0.1、0.1，则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向效应为:30%×0.2+30%×0.1+40%×0.1=0.13。的数据来自于1995年和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列的方向由上往下看，就可以得到。因为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并不是按照制造业28个行业进行编排的，为使本文数据的一致性，笔者将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按照28个行业进行了重新编排。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m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m的比例，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行的方向从左到右看，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图1、图2、图3分别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前向效应从1995年到2003年的变化比例。由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行业的FDI的横向效应都增加了，其中增幅较大的有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增幅都在70%以上。此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增加比例达到609%，由于其增加比例远远大于图表中的其他行业，不方便在同一个图表中表示，所以没有在图1中描绘出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前向效应的增加比例达到657%，增幅远远大于其它行业，由于上述类似原因，因此也没有在图3中表示出来）。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三个行业是减少了的。由图2可以看出，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后向效应是减少（减幅较大，约为55%）的外，其他行业的后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增幅约为11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增幅约为9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约为89%。由图3可以得知，大部分行业的FDI前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家具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的增幅较大，都在100%以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FDI前向效应是减少了的。

图1横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2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3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三、 模型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的pool workfile,对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经济计量分析的各项统计检验（拟和优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基本符合要求，回归效果较好。该模型检验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回归方程（4）的系数表明:第一，FDI的横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负向关系，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的是负的溢出效应，这是主要因为FDI带来的同行竞争对本土企业产生了挤出反应;第二，FDI的后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上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是正的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正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实行后向一体化战略，因而对上游的本土企业溢出不足；我国企业对溢出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第三，FDI的前向效应对我国工业总产值产生负的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下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是负的，不过这种负效应并不是太明显;第四，FDI的份额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说明引进外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部资源，是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综合上面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就业增加、出口增加、技术进步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的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在某些行业我国的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还较大，学习模仿的效率不够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

3.我国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会向上游的供应商购买中间投入品，出于对技术和成本的考虑，外企会给上游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人员交流，或协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因此FDI在我国一般产生正的后向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不显著。

4.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能给下游的本土企业提供支持，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可能会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FDI在我国产生负的前向效应。

参考文献:

[1]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年第9期

[2][英]邓宁:H．《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管理世界》，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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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印相互投资 关联性

中印两国的相互投资的联系程度究竟如何，是否关系正常，是否有着宽广的合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中印两国相互投资的良好发展。

一、FDI集中度指标的引入

集中度指数用于表示双边FDI输出（入）的联系程度。以 i 国对j 国的输出集中度指数FDIij 为例，计算公式如下：

FDIij = （FDIOij / FDIOi） / [FDIIj /（FDIIW- FDIIi）] （O=Outflow， I=Inflow）

FDIij 是FDI 输出集中度指数，（FDIOij / FDIOi）是指i国总FDI 输出里向j国的投资所占比重，FDIIj /（FDIIW- FDIIi）是指除了i国的FDI输入额以外全世界FDI总输入中j国的输入所占的比重。该指数大于1时表示两国间的联系强度较高，相反，小于1时联系程度相对较弱。

二、中印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2007年-2011年中国FDI输入量和输出量均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印度于2009年以后输入量和输出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数量又明显高于印度，同时呈稳定上升趋势。

表2和3的中印两国 FDI 输出集中度指标的数据显示，中印两国FDI输出集中度指数均远远低于1，说明两国相互间的直接投资联系程度和发展程度还很低，向对方国家的投资均不是本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部分，来自对方国家的FDI也均不是本国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部分。

三、结论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大于印度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总量和增幅，中印相互投资发展不平均。同时说明，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还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或障碍。而这些障碍除包括我国自身在对本国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政策和企业对外投资实力不足、对国外市场环境不适应等主观原因外，主要还是来自于印度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和客观经济基础、条件及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阻碍。

参考文献：

[1]王春晓.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分析[J].投资分析，2008，（04）

篇10

一、FDI理论与工业化理论

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指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实现工业化；二是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过程中推进信息化，而不是把信息化的任务推向未来；三是把实现工业化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不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四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力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而不是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我国现阶段国情所提出的，他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

对外直接投资是二战以后提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家S.H.海默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论，也为国际直接投资奠定了发展的基石。邓宁后来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继承了先前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吸收了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又引入了区位理论；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又是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他认为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钱纳里是以人均GDP为标准来划分工业化阶段，将此标准与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在工业化的各个时期，国际直接投资形式是不同的。（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情况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根据工业化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分析出不同程度下的国家或者地区之间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影响FDI的规模大小，以及决定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引进国外直接投资。

而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在走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发展、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发展、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外商的直接投资也会为我国的企业带来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技术和科技，具有优化产业，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效应，他们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二、辽宁工业化发展及利用FDI现状

辽宁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主要重工业基地，它对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我们在深入研究FDI对辽宁工业化的影响之前，首先判断一下辽宁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也为更好地发现FDI在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更有效的依据。

（一）辽宁工业化进程判断及其与全国的比较。2004年辽宁人均GDP是1，968.24美元（2004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8.2765），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判断出，辽宁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国际直接投资阶段3的1，500美元的底线，说明辽宁工业化发展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即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期，此时利用FDI主要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数据，从而得出能够体现经济效益、资源与环境、工业信息化等反映新型工业化的评价指标。通过对2005年辽宁和全国部分相关指标的对比，大部分的指标都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辽宁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工业企业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2006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4，167.57亿元。除此之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能源产品生产量都较前一年有很大的提高。通过辽宁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比较，我们也很容易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辽宁国民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工业生产总值，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辽宁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从趋势上看仍然与工业总产值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相关关系。（表2，图1）

（二）辽宁利用FDI现状分析。《辽宁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2006年年末辽宁的对外贸易国家（地区）217个，对外出口额位于前五名的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其中，全年对日本出口68.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对美国出口4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0%；对韩国出口33.7亿美元，增长16.9%；对新加坡出口12.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8.6%；对香港出口1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3%。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辽宁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趋势来看，总体上处于一个上升趋势，尤其在近几年保持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在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82，410万美元，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40，677万美元，2004年是2003年的1.91倍。（图2）

三、FDI在辽宁工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辽宁所走的工业化道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建成了以钢铁、机械、石化等产业为支柱的重工业基地，这种产业结构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辽宁的工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结构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一）工业化水平技术含量偏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辽宁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初期的重工业基地，普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过程按照工业化演进的一般规律，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必须经历由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高加工度化工业为中心转变，由传统产业为主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转变的过程，很多辽宁传统的重工业企业仍然没有完全转型，很多低效率的重工业生产仍然在运作，整体产业结构升级较慢，在煤炭、钢铁等具有垄断优势的行业，并没有积极利用外资，改进技术升级。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辽宁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大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日趋加剧，这对于更好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环境问题也是一直关注的焦点，由于过去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重污染企业比较多，虽然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三）市场机制不完善，外商企业进入障碍多。首先，由于辽宁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的性质仍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体制僵化，效率低下问题很显著，而且由于各种原因，国有企业并不能与外商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很多国外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并不能被国有企业所运用。其次，目前外商投资虽然有很多优惠政策，但是政府的审批环节之多，低效率的审批手续还是挫伤了很多外商企业投资者的信心。

四、利用FDI促进新型工业化政策建议

我们倡导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针对辽宁的具体情况，利用FDI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是很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一）扩大FDI规模，改善政策环境。对于每一个省份或者地区，要加快工业化的进程，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而要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我们需要不断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外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还要不断改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外商投资，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利用外资加快实现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