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0 16:20:1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白银投资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很久的时间里，如何将科技人员的成果转换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将研究与开发活动转化为经济行为，使人们在生活里的确能享用与过去不同的新产品困惑全社会。因为，科学研究总是难以实现与经济间的有效结合，长期存在着所谓的“两张皮”现象。人们大量地看到大学和研究机构从申请立项(无论何种等级)-开展研究-产生成果(著作亦或论文)-申请奖励-进入学术成果库的科技创新路线图。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大量的科技立项产生、大量的科研活动开展、巨量的科技成果积累、少量的科技成果转换。这是传统的科技创新模式。
深圳是一座高科技之城，国家发改委已批准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支柱产业，其发明专利、PCT专利申请量均居中国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创新之所以备受推崇，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创新发展速度，其二，创新结构。发展之初，一个边睡小镇，完全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点估计无人异议，况且在30年的时期里，用了1980到1995年的15年左右时间来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小渔村演变为产品加工基地，不可能超阶段地发展科技创新，也缺乏投入实力。
后15年时间，科技创新开始进入视野，以1995年前后位于南山的原“京山民间高科技工业村”更名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为重要标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升为深圳主导战略，用了15年左右时间发展成为今天在国家创新战略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建设试点城市并被定位于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对于速度无需多言。
回到创新主体上，有人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重要的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标识。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他们的创新终极目标不是论文、专利，而是论文、专利等成果的市场开发，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当政府主导的公共研究机构以成果获奖为一个课题的研究终点时，企业的创新活动则要走向市场，实现成果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这里看来，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科技能否与经济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
怎样才能使企业成为社会科技创新的主体呢?强行的政府安排和指令性计划于事无补，仅凭企业家的个人兴趣也同样难度“气候”，因为要使大量的企业主都对科技感兴趣只能是理论推演过程的一个假设，或是浪漫主义者的一种情怀，毕竟，兴趣是多样化的，也是自我的。只有在一种情形可以使企业对科技创新产生兴趣，那就是研发活动过程可以带来企业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当研发活动的盈利足够大时，企业家必然介入，甚至投身，即使他们毫无兴趣。
当然，这里所述的企业必须为市场企业，很难想象通过艰辛努力，克服各种风险进行研发创新，而创新收益与自己收益毫无关联的企业家会长久地对投资科技活动津津乐道。
这里看来，深圳之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企业投入科技创新，相继培育出享有国际盛誉的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迅等企业，除了适时有效的政府引导、真金白银的政策倾斜、毗邻于香港的特别区位等诸多因素外，深圳拥有领先于全国的制度条件是根本原因。以上列举的著名企业无一例外是民营企业，是市场制度与企业研发主体二者间因果关系的例证。
篇2
关键词：黄金价格；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货币属性，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金之所以如此特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最早的自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黄金是国际货币，汇率是由两国的货币的含金量决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融化，金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以及银行可以自由兑换金币，金币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此时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国际的支付体系改成为：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弥补了金本位制时黄金供给的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但因为美元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美元不能时刻保持与黄金的市值挂钩，又维持经济的持续腾飞的“特里芬”难题的出现使得牙买加体系浮出水面，并延续至今：它规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减弱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等。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能否认黄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黄金储备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资产。
而我国黄金市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可以交易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金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
黄金作为作为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响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的有：美元价格，汇率，GDP，CPI，外汇储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计1250个黄金交易数据，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品种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这些指标分别表示黄金的纯度。而笔者选择AU100的原因是此种黄金的计价单位为100g，而其他品种的黄金计价单位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测量的价格波动时我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观察目标。
2.1最小二乘法估计
用单位个检验的方法检验我国黄金价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型，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建立模型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变量越多，随机误差越大，会出现重复共线的问题，所以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反映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它们是，汇率变化情况X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情况X2，之所以选择汇率和上证综指，是考虑到黄金以美元标价，消费者的投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股票指数来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上图为上证综指变量，汇率变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他们的关联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汇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上证综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向上反弹，之后上证综指都在其周围波动，总体有向下行走的趋势，而汇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中。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能影响黄金的价格。
黄金价格会变化0.03426个单位，汇率上涨一个单位，黄金价格会下降1.58887个单位。而由于我国大盘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浮动，人民币近几个月也出现贬值倾斜，由此可以看出黄金价格的下跌与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又不仅仅从线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虑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而时间序列的数据都必须建立在数列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仍要对其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减小数据间的波动，直接对其取对数。相关变量选的是货币供给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汇率的变化X2，上证指数的变化X1。
通过对上证综指X1，汇率变化X2的因果检验可知X1，X2都为黄金价格变化的原因，也进一步验证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这里汇率指的与美元的汇兑的比率，也说明黄金价格在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中得到改变，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美元有不断升值的可能，也也预示着黄金价格会在美元升值背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当然黄金价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下降，还需要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汇率，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黄金价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黄金价格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它与上证综指成正相关关系，和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黄金作为特殊商品不仅与股票指数息息相关，也因其作为世界的货币而受到美元的影响。在大盘指数趋于低谷之时，会使黄金价格趋于走低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美元走强，也是推动最经黄金价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黄金价格还受CPI，M2等变量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有时候的黄金价格上升不是因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盘走高，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强弱会带动消费品的价格的走高或低，黄金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结婚等重要意义的时刻黄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CPI价格的影响。
第三黄金价格不收GDP指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的增长速度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如今的经济增速稍稍放缓，但那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持续关注黄金市场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要仅仅考虑黄金市场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美元的强弱，股票市场的运行，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因素。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月.我国黄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强.黄金市场分析与中国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3] 张晓丽.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篇3
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日本铜箔企业的“变革”卓有成效，
以五大家企业为主体的日本铜箔业，逐渐替代美国的地位，一举成为十分强盛的新霸主。
第二部分 日本企业：迅速发展成霸主
20世纪60年代初，当美国企业已将连续化生产的电解铜箔月产规模推向上百吨规模之时，日本的电解铜箔生产却还停留在效率低、生产方式较落后、全日本每月只产几千米薄铜片的落后境地。当时，日本国内PCB业的迅速兴起与发展，对铜箔需求迅速地增大，它驱动着日本铜箔企业快速变革，发展这一产业。自60年代末起到90年代初，仅用了二十几年，日本铜箔企业的“变革”卓有成效，以五大家企业为主体构成的日本铜箔业，在世界铜箔业界中替代美国的地位，一举成为十分强盛的新霸主。是什么主因使日本铜箔业迅速地变得如此强大？向当时的强者（美国）引进技术，并在之后不长的时间内兼并其强者，是其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企业创建与技术引进
1.1 日本最早研发、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
1956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下属的日光电气精铜所开始研究电解铜箔制造技术。1958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的中央研究所开始研发用于纸基覆铜板的铜箔胶粘剂及其在铜箔上的涂布工艺方法。同年，该公司还完成了电解辊式连续法生产铜箔的设备设计，并在1959年使用新制的电解辊式电解铜箔设备及连续涂布设备，当时月生产能力达到2万张。同年，该公司所生产的这种涂胶电解铜箔开始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这一电解铜箔工业化的成果，为日本纸基覆铜板制造业早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与美国Yates公司合资在日本建立了古河电路箔公司（古河サキットフォイル株式会社）。古河电路箔公司日本枥木县今市市的铜箔生产厂于1972年（简称“今市工厂”）完成建设，并开始生产电解铜箔。从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与Yates公司建立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的这一重大举措，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思考：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电解铜箔的生产设备、工艺方面的研发在日本为最早，并率先实现了连续化生产。但是它在20世纪70年代初毅然放弃了自己企业用了十几年时间独立研究工艺技术的成果，改走从美国引进之路。一项新兴工业技术的创建与发展，与它的技术沉积（生产经验、研发历史、人才培养等都需要有沉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古河电气工业公司效仿、借鉴三井金属公司的模式（三井金属公司于1968年与美国企业合资在日建立生产铜箔的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日本国内建立新的合资厂，加快了它原有的铜箔事业的发展步伐。
之后，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铜箔事业发展上，还有几件大事件：1975年，在今市工厂内建成铜箔涂布胶粘剂生产线；1980年，今市工厂内第二个电解铜箔生产分厂建成，并投入使用。1985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铜箔研发中心建立；1986年，古河电气工业公司在枥木县今市市的针贝镇又新建一座电解铜箔生产新厂。古河电气工业公司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在发展铜箔事业上，曾与古河电气工业公司“联姻”的美国Yates公司，于1990年被古河电气工业公司与ARBED（著名的欧洲钢铁制造商，总部设在卢森堡，为卢森堡铜箔公司的母公司）合资收购（双方各持50%的股份）。
1.2 通过自有技术发展起来的两家日本企业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最初期日本覆铜板业创建与发展的驱动，由当时在日本覆铜板业中两家骨干企业――日立化成工业公司与住友电木公司合资建立了日本第一家用于覆铜板、印制电路板的电解铜箔生产企业。这家铜箔企业叫日本电解公司（Nippon Denkai， Ltd.，公司网址nippon-denkai.co.jp）， 它建立于1958年10月1日，所属的第一家生产厂设在日本茨城县筑西市（现此工厂存留于现在）。该企业建立初期只间歇式生产电解薄铜片，成为当时日本覆铜板生产的国内主要铜箔供应厂商。 这种间歇式生产铜箔方式延续到1968年开始转为连续式电解铜箔工业化生产。此企业尽管目前在日本五大企业中生产规模排行最末，但它在日本铜箔发展初期曾做出了贡献：它是在日本首先创立铜箔生产的企业之一；它在日本本土较早地自主开发出连续式电解铜箔生产技术，并坚持走运用自主技术之路。日本电解铜箔公司的铜箔制造技术表现着它“本土”的风格与特点。三十几年后，日本电解公司将它原在日本静岗县藤枝市设立的藤枝工厂设备卖给我国一家公司，在我国苏州镇江大港新区建立一个铜箔厂（镇江藤枝铜箔有限公司），并传授了工艺技术。我国国内有关的铜箔专家对此国内铜箔企业进行考察后，曾感慨地对笔者讲：“日本电解铜箔公司的设备、技术独有其特点，其水平之高值得佩服”。
日本福田金属箔粉工业公司（Fukuda Metal Foil & Powder Co.， Ltd.）在1958年就有了少量卷状电解铜箔的生产制造，但规模一直很小。它真正有一定规模的铜箔生产厂是在70年代建立。靠自己企业多年的研发工作，自主创造了电解铜箔的生产技术及电解铜箔的表面处理技术。该公司的电解铜箔工厂设立在京都市。
1.3 首家从国外引进技术及生产基地进军海外的电解铜箔企业
三井金属公司（MITSUI MINING & SMELTING CO.，LTD.， 简称：三井金属/MITSUI KINZOKU） 于1967年与世界首家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美国Anaconda Company公司的子公司International Smelting & Refining公司共同创建了专门生产、研发电解铜箔的分公司。它称为“三井Anaconda铜箔株式会社”，在1979年更名为三井金属箔制造株式会社。1968年，它的第一家生产电解铜箔工厂在日本琦玉县上尾市的上尾工厂建成，并投入正式生产。该工厂所采用的技术，是它于1968年在日本率先从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首次引进的连续电解制造铜箔工艺。三井金属公司在日本铜箔业率先开创了一条通过“招商引资”，在日本国内建立新的合资厂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之后曾被日本，甚至欧洲、亚洲其它铜箔企业所效仿、借鉴。
1974年，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停产，该工厂又由三井金属公司购买了它的部分股份。1976年，三井金属公司与美国OAK Industries公司（当时为美国的覆铜板生产公司）、Anaconda公司（出了少部分股份）共同在美国纽约州组建了OAK-三井公司（OAK-Mitsui公司）。OAK-三井公司的业务，主要是生产电解铜箔，当时也少量生产特殊性的覆铜板产品。OAK-三井公司（该公司现仍有独立的网站：http：// ）与铜箔相关生产、研制业务一直延续至今。该公司生产铜箔的技术，是日本国内的三井金属的上尾工厂采取的工艺技术。这是日本铜箔业首例向国外输出的铜箔制造技术。
1.4 通过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得到快发展的后起之秀
1968年，JX日矿日石金属株式会社（JX Nippon Mining & Metals Corp.，以下简称为日矿金属公司）的前身公司日本矿业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开创了立铜箔事业，设立了日矿グルド？フォイル株式会社（1999年该会社更名为日矿マテリアルズ株式会社）。
在1968年至1978年的10年间，它的铜箔事业部并未在连续式生产电解铜箔方面，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直到1978年，日矿金属公司与美国Gould公司的亚利桑那州铜箔厂合资，在茨城县日立市白银街投资兴建了铜箔生产厂（常称为“白银工厂”）。该工厂在1982年正式投入电解铜箔生产。这家白银工厂之后多次进行扩产建设，成为日矿金属公司在日本国内的一家大型电解铜箔生产基地。
与日本其它几家铜箔企业相比，日矿金属公司实现铜箔的规模化生产略偏晚些，当时（70年代末期）日矿金属公司是利用与美国铜箔企业合资方式，获取了它的铜箔制造技术，使得它的铜箔业发展有了一个现成的、较高水平的技术基础。由此也拥有了赶超日本其它铜箔企业的资本。
1990年10月，资本雄厚的日矿公司将美国Gould公司收购，使Gould公司成为它在美国的子公司（后在90年代末美国Gould公司又收回了部分股权）。日矿公司对已经营四十多年的美国Gould公司铜箔生产工艺技术，也实现了最直接、无保留的索取与借鉴，它在欧美铜箔市场上也得到了扩大。
二、日本在欧洲的海外铜箔企业建立与发展
2.1 总述
美国的Gould公司与Yates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先后在德国、英国、法国、卢森堡等国家建起了铜箔生产厂。后来这些铜箔企业都遇更换控股方（有的几易其主），均落入日本企业旗下。
1982年日本三井金属公司与法国Dives公司合作，建立了“欧洲铜箔公司”（EVRO）。该法国铜箔生产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关闭。1988年日本JX日矿金属公司收购了Gould公司，其中Gould公司德国工厂也归属于日矿金属的旗下。这家德国铜箔企业（GOULD Eichstetten GmbH）的经营一直坚持到今天。1989年日本福田金属箔粉公司兼并了在海外的英国纽卡斯尔的电解铜箔工厂（称为Cookson Fukuda Ltd）。该企业在90年代末的铜箔产能达到了300吨/月，其铜箔产品主要市场在欧美地区。21世纪，福田金属公司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对英国纽卡斯尔工厂一部分铜箔生产设备停止了使用，并对人员进行削减（由原有的130人减少到90人），产能缩小到200吨 /月。这家英国铜箔工厂在2004年被关闭。
2.2 日矿金属公司在德国的铜箔企业――古尔德-艾希施泰滕公司
1961年，美国Anaconda制铜公司派出人员，在美国成立了一家新的铜箔生产企业。它称为Gould Inaugerated Elektrometall有限公司（古尔德电子有限公司）。Gould公司分别先是在美国两地（美国的俄亥俄州和亚利桑那州）建起电解铜箔生产厂，后又在德国[当时“西德”的Eichstetten（艾希施泰滕）]、英国建立了电解铜箔厂。1963年Gould公司德国生产厂首批生产出电解铜箔产品。1988年Gould公司被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在美国的两家铜箔生产工厂）被日本能源公司（Japan Energy，为JX日矿金属公司的前身）所收购，另一部分（包括Gould公司德国铜箔工厂及在欧洲其它几国的销售部门）被独立地“继承” Gould公司的铜箔事业。但Gould公司德国铜箔厂维持到2004年时也被日矿金属公司买下。
现属JX日矿金属公司旗下的Gould公司德国电解铜箔生产企业，位于德国西南部城市弗赖堡的艾希施泰滕镇（Eichstetten）。尽管这个德国小镇不很知名，但在此地的这家铜箔生产厂，却在世界铜箔业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家被称为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古尔德 -艾希施泰滕公司，工厂见图9、10）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有五十多年工业生产历史的最老铜箔生产企业之一。它也是世界上过去很知名的Gould公司仅存的唯一生产厂（Gould公司在经营事业昌盛时有四五个铜箔生产厂，分别分布在欧美）。
GOULD Eichstetten GmbH公司的铜箔强项产品，还包括厚铜箔。它的厚电解铜箔（100μm～400μm） 主要在汽车电子用PCB上使用，现在欧洲有着一定规模的应用市场。
作为老牌铜箔“旗帜性”企业Gould公司从业人员现仍为辉煌的历史而骄傲。它在自己的网站（http：//）宣称：在电子信息领域，作为产品制造中的重要原材料，电解铜箔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应用历史。在这段发展历程中GOULD公司坚持生产的电解铜箔，获得了在PCB行业中的战略投资机遇和良好的发展前景。GOULD公司始终努力地发展自己，以生产出高品质的铜箔产品而成为全球技术领先的供应厂商之一。有一大批世界顶尖的覆铜板及印刷电路板制造厂商构成的GOULD客户群。由于他们的技术能力、质量及高度的客户定位，使公司成为跻身国际前列的电解铜箔供应商。创立于1961年GOULD Eichstetten公司已经从一个地方的小企业发展到一个全球性的电解铜箔生产厂家。产品范围包括各种IPC等级的品种，厚度规格从7微米到400微米。令这家GOULD公司的德国工厂自豪的是，它在2000年开辟了新的CAC？/ CSC生产线，开发、生产出至今仍沿用的一种生产多层PCB制造使用的特殊铜箔-铜载体（或钢载体）复合材料。在GOULD公司网站上称“我们的铜-铝-铜和铜-钢-铜载体产品，始终使用在市场不断增长的高端多层PCB。由这类电解铜箔制成的多层PCB像电子产品心脏一样，在音乐播放器、导航系统、移动电话、电脑、家庭娱乐系统、卫星接收机、飞机控制和许多其它产品中得到应用。”
我们打开Gould公司的网站，可看到一份Gould公司（包括Gould公司的美国分公司）众多工艺技术人员在1993年～2004年撰写的研究论文目录表。目录表的上方写有这样一段文字：“以下是Gould公司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们发表的技术论文。这些文章总结汇集了铜箔业技术进步的引领者们几十年间对铜箔技术的研究成果与经验。”目录表中列有37篇论文题目，大部分论文涉及铜箔的制造工艺、环境变化下的性能改变、铜箔性能测试、铜箔在高性能覆铜板及印制电路板中应用等内容。所列的论文目录，可打开全文，阅读或下载。这一份留给世界铜箔业很有保留、研究、学习价值的文献，是那些为铜箔事业为之奋斗的欧美老前辈留给下几代世界同行的宝贵遗产。为此笔者将此目录编译成表（见表1 ），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2.3 三井金属公司在美国的铜箔企业―― OAK-Mitsui 公司
三井金属公司于1976年与美国OAK公司（CCL生产公司） 共同合资，在美国纽约州组建了生产电解铜箔的企业――OAK-Mitsui公司（一般在中国内地称“橡树-三井公司” ）。 这座铜箔工厂位于纽约州的Hoosick Falls镇，因此一般称为Hoosick Falls工厂。到1977年，这家工厂的铜箔生产能力又增加两倍，年产能达到3240吨。1988年，三井金属公司又一次对OAK-Mitsui公司进行投资扩产，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Camden）新建了电解铜箔生产企业（ 简称为“CEL公司” ），它于1992年建成投产。1994年，OAK-Mitsui公司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建增设销售点及仓库，以及时将铜箔产品供应给美国西海岸的客户。
1999年OAK-Mitsui公司在世界最早开发出“采用超声波粘接铜箔片薄铝箔的复合材料（即附铝箔载体的极薄铜箔）”，它一部分用于OAK-Mitsui公司下属分公司ABC公司的覆铜板产品生产中。另外一部分也广泛地应用在美国、亚洲一些企业的PCB制造中。
自90年代末起，OAK-Mitsui公司常规型电解铜箔生产处于半停产的状态，工厂经营艰难。2001年6月，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厂全面停产。2003年，三井金属公司对OAK-Mitsui公司经营业务开始做调整：在已停产的OAK-Mitsui公司Hoosick Falls工厂内建立了OAK-Mitsui技术开发中心，使它成为三井金属公司有铜箔相关技术、产品研发的部门之一。2005年4月，公司又重新启动、调试在Hoosick Falls工厂闲置几年的设施，恢复特殊铜箔产品的生产，并确定了重点发展成三井金属公司的生产多层板用内埋电容材料（aradflex？）生产基地的经营方针。在2006年， Hoosick Falls工厂部分设备搬到OAK-Mitsui公司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工厂内。实施在一个工厂内发展电解铜箔产品（Hoosick Falls工厂只做faradflex？）集中经营生产铜箔的方针。OAK-Mitsui公司总部也随即由原在Hoosick Falls工厂内也迁入到卡姆登工厂内。
目前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厂具有生产电解铜箔9000吨/年的产能。但是近几年实际产量估计在4000～5700吨/年。这家工厂的所在地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位于美国东南部，它是外商投资较多的地区。到2012年统计共有200多家跨国公司选择在南卡投资设厂。南卡人均吸收外资额在美国一直遥遥领先，近年来年均投资额超过60亿美元，主要投资国与地区有德国、日本、法国、瑞士、中国台湾、英国、瑞典、比利时。主要投资项目有日本普利斯通轮胎厂、富士公司软片厂、法国米其林轮胎厂、德国宝马汽车制造厂等。我国内资企业海尔集团1999年在南卡的卡姆登市建立了电冰箱工厂，投资3千万美元，雇佣300名当地工人，后又在该州设立配售中心，雇佣工人30名，成为中国大陆企业在该州成功投资的楷模。
现今，OAK-Mitsui公司卡姆登工厂成为三井金属公司在欧美地区仅存留下的铜箔制造基地。它一直生产附载体的极薄铜箔（MicroThin？）、多层PCB内埋电容材料（faradflex？），低轮廓铜箔也是三井金属公司的主要生产厂家之一。它生产出的铜箔产品主要供应给美国、欧洲。在美国举办的“2012年IPC APEX/EXPO 2012展览会”上，OAK-Mitsui公司还展出了具有特色的层压产品、faradflex内埋式电容材料（又称为嵌入式电容材料）以及铜箔产品，成为来自美国国内的现已少见的生产铜箔、CCL产品的参展者。
篇4
其实到底何谓“隐性广告”一直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在百度百科中对它的解释是:它是相对于“显性广告”而言的,又称“植入式广告”或“嵌入式广告”。之所以被冠以“隐性”,主要指它隐藏于载体并和载体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受众所真实感受到或通过幻想所感知到的信息内容的一部分,在受众无意识的状态下,将商品或品牌信息不知不觉展现给受众(消费者),进而达到广告主所期望的传播目标。
在国外有据可查的电影隐性广告出现在1951年的《非洲皇后号》中,片中明显展现了戈登杜松子酒的商标。在中国出现隐性广告较早的是1992年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从该片以后,隐性广告慢慢在影视剧中蔓延开来。从一开始的无意识植入到现在堪称“广告片”的影视作品,隐性广告这十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迅速而混乱的。而隐性植入也从影视作品扩展到电视栏目、演出冠名、举办活动、网络社区等各种载体,植入形式也从简单的道具出现扩大到融入台词、情节设置、场景配合等多种方式,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定制电影。
在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冯小刚的电影可以说是一面旗帜,从《一声叹息》中徐帆时不时的提醒别人“我家特好找,就在欧陆经典”,到《手机》中不厌其烦的展现不同型号的摩托罗拉手机,再到《天下无贼》里面出现多达十几个品牌,直到去年《非诚勿扰》里面对西溪湿地的详细介绍,冯小刚的电影为影视作品中的广告植入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在电视栏目广告植入方面,芒果台和央视可以说分庭抗争,一个《超级女声》让蒙牛酸酸乳销量翻了一番,自制“山寨剧”《丑女无敌》与《流星雨》虽然引来骂声一片,但妨碍不了他们赚的盆满钵满;一个央视春晚广告收入达到5亿,至于《同一首歌》、《中华情》等节目那就是长期的地方政府及当地厂商的广告植入,既宣传了品牌又填满了节目的荷包,皆大欢喜。
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固定投资；消费品零售；CPI
一、 理论背景
在15―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随着美洲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的物价快速上升，J.博丹认为物价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白银的大量流入，货币增加，而商品数目不变，导致货币贬值，商品价格上涨。随后，意大利经济学家B.da万萨蒂、G.蒙塔纳里、以及大经济学家D.李嘉图也对这一历史现象做了类似的分析。
直到近代，货币数量论，注重对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及货币价值关系的质的认定础上，进一步开始量的分析，并有美国的天文学家 纽科姆提出了初始的方程式：
其中R为货币流通量，V为通货总量的流通速度，K为通过货币交易的商品量与劳务量，P为物价水平。美国经济学家凯默勒认为上述公式存在一个缺陷，货币是特殊的商品，在流通速度，那么其他的商品也应该存在“周转速度”，1907年，凯默勒将公式演变为：
其中，M为商品数量，S为商品周折率。随后，费雪对上述方程做了进一步的改进，提出了著名的费雪方程：
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其值等于现金和活期存款，T为交易总量。在假定V和T在短期内不变的前提下，对上述等式两边取对数求导，就可以得到通货膨胀率等于货币供应增长率的结论。随后，马歇尔提出了剑桥方程，凯恩斯提出了“真实余额”数量方程。虽说上述方程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通胀行为，但是缺乏了人们行为和预期的因素。随着市场结构的完善，人们的行为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增大，上述方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经济研究的需求。
在1952年，弗里得曼提出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方程：
其中，M表示货币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货币量，d表示货币流动流动速度，P表示平均物价水平，y表示永久性收入；w表示非人力形式的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r表示一组预期收益率，例如股票债券预期收益率；1tEπ+表示预期通货膨胀变动率；u表示除收入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货币效用的因素，如个人偏好等。弗里德曼理论描述的是个人对货币的需求影响，除了考虑商品和服务之外，还纳入了能力和知识等无形的财富，具有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并且其认为将上述变量改为全国平均值，则能够反映全国人们对货币需求。基于此，将一国所有的居民的货币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居民对货币的需求，将一国所有企业对货币的需求加总可以得到全国企业对货币的需求。
二、文献综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一个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从而从一定程度上度量了社会通货膨胀率。但是对中国通货膨胀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研究则较少。
Scheibe（2005）运用适应性和理性的菲律普斯曲线分别研究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其研究表明较之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更加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Funke（2005）的研究则表明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好的解释力，随后，王洪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说上述作者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也不乏质疑之声，王少平（2001）的研究显示，适应性预期不符合中国的通胀行为；而王曦与陈淼（2013）则利用同业拆借数据分析了拆借市场通胀行为，其结果显示：该市场符合预期性假设，理性预期则未能通过模型检验（虽说这只是拆借市场的结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结论仍然值得重视）。
从同一个经济主体、数据采集、模型分析，不同的学者研究研究中国通胀行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后，笔者总结了3个原因：其一，从计量经济模型考虑，计量模型都是从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模型越复杂，其假设也越多或者越严格；而假设则是从现实中精简提炼出来的，小部分主体并不符合该假设，其隐藏着不符合现实的一面，而这部分由假设与现实的差距而产生的误差算入模型中随机误差项是不合适的，因为模型设置中的随机误差项只是包含了除模型之外的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次要自变量。因此，越复杂的模型往往伴随由假设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误差也就越多，甚至这些误差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相互叠加，脱离实际而形成理论空中楼阁，贾文（2003）的研究成果也涉及到此类；其二，杨继生（2009）在其论文中提到的部分论文中没有考虑到市场中微观个体行为的影响；其三，现阶段研究通货膨胀的工具主要是菲律普斯曲线，从原始的菲律普斯曲线到现今的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曲线愈加完善，也更加符合经济实情，尤其是在新凯恩斯曲线中加入了厂商主观折现因子，融入了厂商企业家的心理因素，使其说服力更强，但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有4个部门，排除企业之外还有居民，政府，国外部门，就算考虑封闭的济，不考虑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有居民部门，居民的最终消费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从需求方拉动通货膨胀（Opper，1997；HUh和Jang，2007；范志勇，2008），所以，仅仅考虑菲律普斯曲线来研究中国通胀行为是不足的。
因此，本文尝试采用经典的VAR模型，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分离通货膨胀的两个主体，从居民（需求）和企业（供给）两个角度研究中国通胀行为，以便取得简单且可靠的研究成果。
三、正文
1.模型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VAR模型进行分析。VAR具有很强的通用性，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经典模型，但是其不以金融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特性，使得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任意添加其它的解释变量，削弱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所以本文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选择主要分析变量，克服了上述的缺点，使本文中VAR模型回归系数同样具有最小二乘法回归系数的作用。
在回归模型中， 1tEπ+为预期通货膨胀，选用居民消M价格指数（CPI）度量；在张思成（2008）《中国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启示》一文中选择了几个度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进行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指标除了具有相同的趋势之外，分别纳入模型后研究的结果也几乎一致，因此并不需要太过拘泥于对通货膨胀度量指标的选择。所以本文选择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CPI作为通胀的度量指标。
做VAR模型分析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人们检验序列平稳性一般以是否具有单位根作为判断标准，本文以ADF检验结果为分析依据，如表1所示：RET、INV，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故可以用于模型分析，但是CPI不能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根据VAR模型的特性，必须使3个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才可以进行模型分析，因此需要对3个变量做相同的处理，使得3变量同时处于平稳状态。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官网，从2008年1月到2016年8月共104个样本，且模型的拟合以及所有的检验都运用R语言处理。
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2给出了模型中所有的特征根的值，结果显示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具有研究的价值。
在居民与企业货币需求方程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分别为3.719和6.21，适应性预期参数估计值为-6.762（-2.446-4.316）和-11.143（-5.531-5.612），且检验系数均显著，这表明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其中理性预期系数估计值为正数，适应性预期系数估计值负数。适应性预期减少货币需求，理性预期增加货币需求。这是由于过去的通货膨胀，已经减少了人民的财富值，现期为了自己增加财富，只能将手中部分的货币投入银行或用于投资，进而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而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在未来减少人民的财富值，为了减少财富的损失，只能在现期将手中的货币消费出去或者购买物品保值，从而增加货币的需求，符合经济理论中理性人的假设。
且上述数值还说明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并且适应性预期是理性预期的两倍左右。这一结果除了表示我国通胀行为存在新凯恩斯混合菲律普斯曲线的典型特征之外，还进一步说明了人民银行公布并切实执行货币政策，只能减缓通胀速度，并不能消除通货膨胀。
最后，从整个模型分析，无论是由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还是有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都会同时增加企业居民这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货币需求量，进而通过2tLCPI+方程的机制，成为引起下一轮混合通货膨胀的原因。且通胀预期对企业货币需求的影响几乎为居民的2倍，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过程中，企业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是居民货币需求的2倍。那么，通货膨胀经过几轮螺旋上升后，企业将成为推动通货膨胀的主力军
四、结论
本文基于现代货币数量论，利用VAR模型，中国简化为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具体讨论了中国通货行为的特点，结合本文中通货膨胀对居民和企业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结果，得到了三点简单可靠的结论：第一，中国通货膨胀存在向前看的理性预期和向后看的适应性预期；第二，向后的适应性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强于向前的理性预期，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第三，通胀率引起企业对货币需求的增长率是居民货币需求的两倍左右。 注（0～0.001’***’，0.001～0.01’**’，0.01～0.05’*’，0.05～0.1’ .’）
参考文献：
[1] 王宏涛. 理性预期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波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影响[J]. 企业经济， 2013，（5）：147-150
[2] 王少平，涂正革. 预期增广的菲律普斯曲线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2001，（4）：76-85
[3] 王曦，陈淼.理性预期还是适应性预期：基于同业拆借市场的检验[J].学术研究，2013，（1）：75-81
[4] 贾文. 认识计量经济模型应走出五大误区[J].财经科学，2003，（3）：100-104
[5] 杨继生. 通胀预期、流动性过剩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性质[J].经济研究，2009（1）：106-117
[6]范志勇. 中国通货膨胀是工资成本推动的吗？―基于超额工资增长率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08，（8）：102-112
[7] 徐伟康. 对《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一文的质疑[J]. 经济研究，2010，（5）：139-148
[8] 贺立平，樊纲，胡嘉妮. 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谁带动谁？[J]. 经济研究， 2008，（11）：16-26
[9] 杨子晖，赵永亮，刘建华. CPI与PPI传导机制的非线性研究：是正向传导还是反向倒逼？[J]， 经济研究，2013，（3）：83-95
[10] Scheibe J. and Vines D. A Phillips Curve for China[J]. CEPR Discussion Papers 4957，2005，（2）：39-45
[11] Funke M. Inflation in Mainland China-Modelling a Roller Coaster Ride[J]. BOFIT Discussion Papers， 2005，（3）：26-32
作者简介：
篇6
关键词：股权融资；劣势选择；偏好；成本；效率；内源融资能力
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渠道，即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指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主要包括折旧和留存收益两种方式，这种融资受制于企业规模和盈利状况；外源融资是指从企业的外部获得资金，具体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类方式。直接融资是指企业发行股票(包括配股、增发)等融资活动，也称为股权融资；间接融资是指企业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融资活动，也称为债权融资。
改革之初，在传统体制的约束之下。财政、银行、国有企业之间特殊的三位一体关系，使得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单一的融资结构――债权融资。有关资料表明，全国6.47万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3.74％，流动负债率为96.5％，短期偿债能力持续恶化，可谓之为国有企业的债权融资偏好。
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时，笔者却发现了有趣甚至相反的情况。即一方面上市公司大多保持了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为股权融资，甚至有些公司资产负债率接近于零，仍然渴望通过发行股票来进行融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已上市的公司放弃其利用股权再融资的机会，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其具体行为主要表现在，拟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着极其强烈的冲动去谋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公司上市之后在再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往往不顾一切地选择配股或增发等股权融资方式，以致形成上市公司集中性的“配股热”或“增发热”。
从根本上讲，中国在过去、现在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都不是一个资本富裕的国家，在资本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资本提供给那些最需要资本，同时又有投资回报做保障的企业，是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对于资产负债率整体较低的上市公司来说，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殊为不利。
一、在规范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股权融资方式是最后的选择
1958年，美国学者莫迪利亚尼和米勒(Modliliani and 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该文提出了在完善的市场中，即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运作等假定条件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这一令人意外的结论由于其简洁、深刻，与流行的观点相悖，在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被称之为MM理论。由于MM理论的奠基，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不断得以深入。
历经不断的实践挑战和理论修正，20世纪70年代以后，詹森和麦克林提出了成本观点，而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则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
成本观点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经理人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为选择，从而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收入和企业市场价值。比如说，当经理人不作为内部股东而作为人时，其努力的成本由自己负担而努力的收益却归于他人，其在职消费的好处由自己享有消费而成本却由他人负责。这时，他可能偷懒和采取有利于自身效用的满足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与此同时，该理论认为，债权融资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并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经理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但是债券融资可能导致另一种成本。这种债权的成本也得由经营者来承担，从而债券融资比例上升导致举债成本上升。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之间的均衡关系来决定的。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放弃了MM定理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最早将不对称信息引入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与投资风险有内部信息，投资者没有内部信息，但投资者知道对管理者的激励制度，投资者只能通过经理者输送出来的信息间接地评价市场价值。企业债务比例或资产负债率结构就是一种把内部信息传给市场的信息工具，负债比例上升是一个积极信息，它表明经理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期望，传递着经理者对企业的信心。因为举债会使经理者努力工作，同时也使潜在的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前景充满信心。所以发行债券可以降低企业资金的总成本，企业市场价值也随之增加。为了使债务比例成为可靠的信息传递机制，罗斯对破产企业的经理者加上“惩罚”约束，而使企业债务比例成为正确信号。之后，迈尔斯和麦吉勒夫进一步考察不对称信息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这种信息会促使企业尽可能少用股票融资，因为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融资时，会被市场误解，认为其前景不佳。由此新股发行总会使股价下跌。但是，多发债券又会使企业受到财务危机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资本结构的顺序是：先是内部集资，然后是发行债券，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这一“先后顺序”论在美国的企业融资结构中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现代的资本结构理论分析倾向于债券融资，这一理论在企业的运行中也得到了验证，股权融资对上市公司而言已是一种劣势选择。
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实证描述
1994～1997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性融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1997年出现了73％的高股权性融资的现象，而1998～1999年两年则出现高负债融资的现象，负债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例高达73％和76％，与前几年形成明显的反差。究其原因，在1997年以前，股权性融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配股，并且配股比例不受限制。为约束上市公司配股圈钱成风的行为，1997年出台了有关对配股行为进行限制的政策，以配股方式筹措股权性资金的比例也大幅下降。但2000年以来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家数越来越多。由于以这种方式融资融资额不受限制，发行规模根据项目需求来确定，对上市公司股本规模的扩张压力较小，逐渐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股权性融资的比例又有所提高。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表现为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和内源融资。即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关于啄食顺序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事实上大多数上市公司一方面大多保持比国有企业要低得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负债为零，但从实际上看，
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会主动放弃其利用再次发行股票进行股权融资的机会。
三、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首先，股权融资成本偏低是股权融资偏好的直接动因。从中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上说，“债权资金成本低。股权资金成本高”，实际操作中西方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也是这样。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来看，却未必如此。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实际低于债权融资成本，这是因为：一是不分配的上市公司众多，许多上市公司上市后，多年不分配，既然不分配，哪来使用成本，顶多发生一些筹资费用罢了。二是真金白银分配的少，送股、转增的多，真正能连续分红并能超过存款利率水平-的上市公司仅有少数几家。
其次，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也导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前，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离，而非流通股又处于大股东地位，通过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会使非流通股股东坐享其成，获得股权增值，因而由非流通股股东控制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往往把股权融资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再发，我国企业折旧率普遍偏低。目前，即使效益较好的钢铁行业，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也仅在6％～7％之间，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企业的平均折旧年限就已经降低到10年，美国为8年，新加坡为3年，瑞典为3～4年。
最后，股权资金使用风险小。债权资金使用风险大也是上市公司热衷于股权融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是通过债权融资，在规定期限必须还本付息，由此带来的损失和破产风险往往是十分直接的，这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而在股市上“圈钱”，可长期使用并且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因此，上市公司热衷于股权融资不仅风险小，而且也是管理层对管好、用好资金信心不足的表现。
上市公司过度偏好股权融资，带来的突出问题是资本使用效率不高。不少上市公司轻易地把资金投到自己根本不熟悉、与主业毫不相关的产业中。在项目环境发生变化后，又随意地变更投资方向。还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把通过发行股票、配股、增发募集的大量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证券市场，参与股市的投机炒作，获取投资收益，弥补主业的不足。这样做造成资金使用的巨大浪费，同时也扭曲了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在股票供不应求的发展阶段，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满足了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在短期内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取投机收益的可能。但从长远看，它必然影响公司的盈利，从而影响国有股本的保值、增值，影响公众投资的回报，最终会打击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强烈股权融资偏好对上市公司的成长也有不利影响。首先，大量廉价权益资本的流入，使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非常随意。募集资本的使用效率普遍不高。其次，投资方向的混乱，对形成企业核心能力不利。当前众多上市公司追随“科技热”、“网络热”等投资行为，说明上市公司不了解自身核心能力。最后，股权融资偏好使企业获得财务杠杆好处的比例下降，对企业价值最大化产生不利影响。
四、政策建议
篇7
论文摘要：伴随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绿色税收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在借鉴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对环境保护规定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应建立完善的绿色税收制度的具体对策。
当今，伴随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问题日显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的战略和模式，它强调人类经济活动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发展，由此达到现代和未来人类利益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收人的可持续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相辅相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建立和推行绿色税收制度是其有效途径。如何建立绿色税收制度，以保护和改善我国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税收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义及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制度实践
(一)什么是绿色税收制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极大重视。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绿色税收”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1988年以后，《国际税收辞汇》第二版中对“绿色税收”是这样定义的：绿色税收又称环境税收，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的纳税人给予的税收减免，或对污染行业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税。从绿色税收的内容看，不仅包括为环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种税，还包括为环境保护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
1975年3月3日欧共体理事会又提出，建议公共权利对环境领域进行干预，将环境税列人成本，实行“污染者负担”的原则。九十年代初期以来，经合组织成员国在环境政策中运用经济手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些经济手段中，环境税的运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对环境有污染的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45／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对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对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的消费税大大减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对氟里昂的使用，汽油税则鼓励了广大消费者使用节能型汽车，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美国汽车使用量增加，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比70年代减少了99％，而且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减少了97％，二氧化硫减少了42％，悬浮颗粒物减少了70％。通过实施环境税收和其他努力，美国确实已经实现了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因此，人们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形象地称为“绿色税收”。
(二)西方国家“绿色税收”制度的实践
西方国家的“绿色税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包括对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的课税。如英国、荷兰、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税，美国、德国、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税，德国征收水污染税；二是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如德国、荷兰征收的油税，美国、法国征收的旧轮胎税，挪威征收的饮料容器税等；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税，如美国、日本征收的噪音税和工业拥挤税、车辆拥挤税。
目前世界上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处于前列的主要国家有美国、荷兰和瑞典。美国的“绿色税收”制度包括对产生臭氧的化学品征收的肖费税、对汽油的征税，对与汽车相关的其它征税、开采税、对固体废物处理的征税等。美国无论在联邦层次上，还是在州层次上对环境税收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环境税收的实施效果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显著的。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收主要包括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水污染税、土壤保护税、地下水税、超额粪便税、汽车特别税、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等。瑞典的“绿色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以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占到税收体系的重要部分。其环境税的核心是对能源的征税，而对能源的征税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征税使能源的消费水平下降，并促进技术革新。
二、我国绿色税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分析
我国现行的一些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与措施，主要是为鼓励企业有效利用资源和综合回收“废弃物”而制定的。虽然也有助于环境保护，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经济目的。这些措施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但是，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的税制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的需要，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未形成规范绿色税收制度
现行税制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我国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税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税收优惠措施来得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很难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人。
2、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
现行税制中对土地课征的税种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各税种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一方面税种多，计算复杂，给征纳双方带来许多麻烦；另一方面税制内外有别，不利于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现行的资源税也很不完善。
3、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我国税制中对绿色产业的税收优惠项目较少，且不成体系。主要是涉及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中减免项目。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影响了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措施
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
1、增值税：对原材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废渣的建材产品和利用废液、废渣生产的黄金、白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免税优惠。
2、消费税：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火、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人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3、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利用废液、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企业，可以在5年内减征和免征企业所得税。
4、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外国企业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环境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转让费收人，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可给予免税。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这些税收政策在减轻和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定位原则
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既符合我国环境政策目标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又能通过征税为治理污染提供所需资金，并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因此，建立我国绿色税收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定位原则是：
1．以国情为本
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环保税制，当然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本，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环保税制，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他国做法。
2．公平与效率相协调
环境保护税应该体现出“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企业和个人征税。同时，环保税应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以提高效率，更好地治理环境。
3．依法征收
在以前与环保相关的税收征收上，经常出现“人情税”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新环保税制中，应体现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
4．专款专用。
税款专用是环保税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应当把税收用于政府承办的环保设施和重点环保工程上。同时，又要为环保科研部门提供科研经费，用科技手段来加大环保的力度。
四、构建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几点建议
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
1、变排污费为环境保护税
首先，应将已经实行的。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征，比收费更具有约束力。而且税收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费低。同时环境保护税收人将作为财政的专项支出，有严格的预算约束，可以保障宝贵的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领域实行费改税已势在必行。这有利于税收政策措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具体的措施包括：将二氧化硫排放费、水污染费、噪音费分别改为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和噪音税。其次，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对环境污染破坏程度征收环境保护税。具体设计是：以排放“三废”和生产应税塑料包装物的企业、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及塑料包装物为课税对象；对不同的应税项目采用不同的计税依据。对“三废”排放行为，以排放量为计税依据从量课征，对应税塑料包装物，则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人按比例税率课征；在税率的设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价，以防把税率定得过高，使得社会为环境保护付出太大的代价。此外，应将环境保护税确定为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并且环保税收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开支。
2、改革消费税，开征燃油税
我国消费税对汽油、柴油各规定了一档税率，以定额的方式征收税款，在当前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国家的相关税收收人。因此，可考虑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可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
3、以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注重环境保护
我国现行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减税、免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手段对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人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没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没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
4、税收政策的制定要致力于促进再生资源业的发展
再生资源业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且电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对再生资源业利用废旧物资允许按10％作进项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再生资源业的发展。今后，在绿色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应进一步促进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
5、适当拓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我国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过窄，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起不到全面保护资源的作用。因此，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把矿藏和非矿藏资源列人其中。并且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扩大资源的保护范围。可将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并人资源税中，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以进．一步促进我资源的合睬护和开发。
6、税率的确定要有助于扶持企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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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几十年来，在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各个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了以新型的国际分工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开放型经济为国策、以发达的市场体系为纽带的大融合，0世界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对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及其作用规律的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国际价值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变化与特点。如科技因素在国际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日益显化；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扩大化，实现方式多元化；国际价值实现的障碍多重化。
一、影响国际价值变化与特点的因素分析
在马克思时代，市场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市场空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比较有限，充当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价值比较稳定。与之相联系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及其作用力也比较易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不仅对决定商品价值的原有的传统因素产生影响，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新因素。新旧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商品价值的决定更呈复杂化趋势。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引发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市场主体与客体之间，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产品的出口营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非对称性，所有这些，是导致新时期国际价值变化特点的主要因素。面对这些影响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1)生产资料。在马克思时代，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物——蒸汽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直接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发生重大变革，即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大机器在生产领域中的普遍使用，成为当时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在当代，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远非马克思时代的普通机器所能及。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的构成中不仅劳动资料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象的范畴也在扩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劳动对象。就劳动资料的变化特点来看，由于计算机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劳动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大幅度提高，其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而且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拓展，即由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就使得生产过程中这些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资料包括技术装备和劳动对象，必然对国际价值产生新的影响，表现在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资料无形损耗速度加快、折旧期缩短而产生对产品价值的影响等。
(2)劳动力构成。在马克思时代，企业的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较低，企业内部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管理人员的数量极其有限，为机器生产服务的各类人员也主要在企业内部，很少延伸到企业之外，显示出当时劳动的特点是：以体力劳动、重复型的简单劳动、企业内部的生产型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普通的蓝领劳动者为主。而当代，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企业的生产再也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普通机械上孤立地进行，高科技含量的设备引领着企业的生产不断提高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致使直接生产过程发生了一系列质的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质变，使当代劳动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以脑力劳动、创新型复杂劳动以及企业内外部结合、生产型与服务型并重的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白领劳动者为主。而作为当代劳动者主体的科技劳动者、管理劳动者和高级生产、服务劳动者所从事的高级的复杂劳动，对商品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
(3)劳动生产率。在当代，由于高新科技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马克思时代，对国际价值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而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总量却在增长。产生这一经济现象的原因在于，从各个国家内部看，高新科技的应用引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不仅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大量增多，而且使单位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大为减少，致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而从国际范围看，高新科技引发了许多新产业、新部门的开拓，许多新产品、新服务的提供，大大增加了国际价值的总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量高级复杂劳动力的使用，会大大增加国际价值的总量；先进技术装备的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增加产品总量的同时会消耗更多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设备，使转移的旧价值增加，从而相应增大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这就是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商品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双重影响。
(4)供求关系。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商品在世界市场流通的速度、范围是马克思时代不可比拟的。但信息化、全球化也引发了世界市场竞争的空前加剧，使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波动更加明显地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政府、商会和企业纷纷加强营销网络、进出口渠道的构建与维护，以促进世界市场流通渠道的畅通，客观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商品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采取种种手段，对市场的供求施予国别政策和人为的影响，使国际市场供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表现在有些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惜对出口企业进行明贴暗补，而对外则采取关税壁垒和各种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将别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拒于国门之外，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平衡，进而影响了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
(5)货币价值。在马克思笔下，世界市场上是由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材料。世界货币作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其自身价值的变化，必然会对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产生影响。在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内在尺度不变的前提下，世界货币的价值变化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变化成反比关系。而如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早已退出流通领域，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的纸币替代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实际上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成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采取措施使本币币值变动，从而引发国际市场的汇率波动，进而影响世界市场商品国际价值的变动。
2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新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信息化、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原有的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形成的作用机制，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新因素。
(1)网络贸易。网络贸易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实践证明，网络贸易显著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推进了国际贸易向快速化、简易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网络贸易领域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只要支付少量的网络通信费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存储、交换和处理，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二是参与交易的各方无须中介的介入，只要借助于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易，大批的买卖瞬间即可完成，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三是参与交易的各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掌握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对于出口商来说，可以根据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来安排商品的生产和组织出口，使商品的出口能够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体现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2)产业垄断。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垄断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对商品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大体相似。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垄断出现了新现象，突出表现在信息产业自身的领域。由于信息产业是新兴的产业，信息经济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点，各国政府都把它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扶持和保护，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其发展，这就使得信息产业容易产生垄断。再加上特有的经济效益、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该产业中的垄断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促进其发展，以继续强化其垄断地位。这一切使信息产品的国际价值很大程度上受垄断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左右，垄断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产品的垄断高价，使其大大偏离真实的国际价值。(3)服务贸易。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国际货物贸易。与普通的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具有自己的特征，给服务产品的价值决定带来新的问题：一是有些服务具有独享性。如数据信息处理、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等专业，涉及的是特定的主体和客体，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也难于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二是大部分的服务具有不可贮存性。这是由国际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几乎同步进行的特点决定的；三是贸易对象的两权具有可分离性。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中，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转移到进口者手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发挥一次作用。但国际服务贸易则不同，其贸易对象的两权往往可以分离。如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中，服务的出口者可以凭借其所有权，通过契约关系，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分别向不同的进口者转让使用权，使产品的使用权得以多次转让。由于同一服务的使用权可以多次转让，多次参与国际贸易。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也相应地发挥多次。
(4)组织干预。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都有其共同之处，即通过成员国或地区政府间的协商，逐步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促进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在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例如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拆除商品、服务的贸易壁垒，实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在组织内部推行统一的货币，从而使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作用越出了各成员国的国界，商品的价值也相应地由原来的国别价值发展为区域价值。区域价值的出现有利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过渡。然而，这些经济合作组织对外却依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从而客观上造成了统一世界市场的分割，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价值的形成。显然，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干预，对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发展和国际价值的形成，客观上产生着双重影响。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马克思没能完成他所设计的按照由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顺序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写作计划，也没能留下关于国际价值研究的完整理论表述，散见于其著作中关于国际价值理论的相关论述，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国际价值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探索，所形成的有关国际价值的论述大多是基于他的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的应用和逻辑延伸。这些论述，不仅成为后人继续研究的有益借鉴，同时也为后人对国际价值的进一步探讨留下充分的余地。
当今世界市场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也带来了国际价值的新变化，需要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以此创新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在新时期，创新与发展国际价值论，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研究信息化、全球化对国际价值带来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国际价值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不仅要研究当代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要研究国际价值的决定与国际价值的实现，还要研究国际价值规律的具体作用等问题。
从国际价值的形成看。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生产资料、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货币价值等影响国别价值形成的传统因素的变化，同样是引发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国别价值产生影响，其影响可以是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也可以是相反方向、相同程度等多种组合情况。由于国别价值是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国际价值是国别价值在空间上的延伸，对国别价值的创新与发展研究，同样适合于对国际价值的研究。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供求关系、网络贸易、产业垄断、服务贸易以及组织干预等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现与变化。研究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因素在不同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在方向、程度上对国际价值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新时期探讨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看。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实际上是其在国内市场作用的扩展和延伸。与国内市场相似，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样是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影响价格的涨落，以此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总劳动量在世界范围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然而，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战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出现新的变化，即呈现出泛化、强化和更有效的特点。对这一系列新特点的深入探讨，是研究新时期国际价值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新时期，价值规律的调节手段也有新的变化，即当今价值规律在通过供求关系调节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往往是通过利率、汇率以及利润率等具体的经济杠杆进行的。这些经济杠杆会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世界市场的投资方向、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以及货币流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世界市场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世界总劳动量在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分配。对这一系列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的具体研究，是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看。一旦商品从国别市场进入国际市场，随着空间的变化，相应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优胜劣汰功能也从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在世界市场上，由于较发达国家和较落后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较大，他们的单位产品价值差别也较大，这有利于较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同时较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对市场的垄断，进行不等价交换，以较少的物化劳动换取较多的物化劳动，获取超额利润。所以，马克思说：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在新时期，尽管国际贸易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完善，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的功能依然未变，国际市场上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依然存在。由于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功能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战后以来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南北差距具有不断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应地，也引发了战后国际经贸关系方面新的统治和依附关系。显然，研究新时期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考察国际贸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国际价值论在当代的应用，也是对当代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探讨，它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从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看。马克思在研究国别价值时，详细地探讨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问题。而在他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虽然有不少与国际价值相关的论述，但关于国际价值转型问题即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问题，却几乎没有涉及。即使在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论述最集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其目的是在于分析比较各个国家由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的不同引发工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专门着眼于对国际价值与世界贸易问题的研究。这就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我们知道，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际市场上，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也将会发挥作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导致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引发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难免会遭遇到国家和地区之间各种形式的壁垒不同程度的障碍，但国际间的要素流动毕竟是一种趋势，它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会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研究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思路和方法，来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使马克思关于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理论在国际上得以拓展和延伸，以此确立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中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态，这是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再一条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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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纸质出版业自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障碍和严重挑战。可以说，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正在悄然降临，或许，形势如严冬一般，冷冻了几乎所有前行的脚步和机遇。电子出版，网络阅读，在线销售，甚至图书物流，时刻在向前迈进，时刻在自觉不自觉地蚕食着纸质出版业的领地。伫立于十字路口的纸质出版业迅速变得如纸一般地单薄脆弱，在无色的数字风暴中飘摇动荡。就象当年电脑照排对铅字排版的无情冲击一样，所谓数字化出版对纸质出版也同样露出冷酷无情的表情。捅破这层纸有多难？
阅读是为了活着。因此，阅读又造就了出版。“但谁将成为主人，是作者还是读者？”[①]1796年，狄德罗在其《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一书中发此一问。
无论怎样，阅读，都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如同呼吸一样地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舒适而疲倦地阅读，圣多明克温和而平静地阅读，童年的耶酥惊讶而认真地聆听着庙中长老的讲解，孔子悠闲而精致地给学生授课。凡此种种，都是人类在阅读，是人类本性的高雅体现。于是，随着阅读的不断进步，出版才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纸质出版业从幼稚走向黄金-白银时代
人类出版业的兴旺，还得归功于人类自身的本性的提升。在中国人发明纸和活字印刷之前，人类对阅读的渴望只能通过其他物质手段来实现，诸如石刻、绢帛、竹简、羊皮、纸草等。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人们用长方形的泥板或石板，所谓一本书，就是由这样的板组成；公元前12世纪的亚述时代的《中亚述法典》，是刻在一块面积大约在6平方米大小的石板上的，如此大的“书”显然不是给人拿在手里阅读的，而是竖在地上供人阅读的。中国汉代之前的石鼓文也是我们的祖先阅读的一种“图书”。很长时间里，东方人多用绸绢或竹简，西方人更喜好羊皮，因此公元1世纪时期的诗人马提雅尔告诉我们：“荷马在羊皮纸页里！《伊里亚特》与所有尤利西斯的冒险故事，普莱姆的王国的敌人！所有一切都锁在一张皮革之内，折叠成数片小纸！”[②]也因此，钱存训先生说：“中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材料种类很多，包括动物、矿物和植物。有的是自然产品，有的是人工制品；有些是坚硬耐久的，有的是柔软易损的。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通常称为铭文，而文字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的材料，通常称为书籍。”[③]可见，在纸张出现于世之前，人们用尽了很多可以书写的材料来供人满足阅读之欲。
也许正是由于对阅读的持续渴望和强烈的求知动机，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纸和雕版印刷术。1300多年前的中国隋代，今天才会更显其伟大的雕版印刷开始出现。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长安已有商家出售印好的字帖、医书。20多年后，又出现了“印纸”。当时的诗人元稹曾提到有人拿着白居易的诗集印本换取茶油，可见，当时的印刷书籍还是有些值钱的。雕版印刷的快速发展，还得归因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佛教典籍如《金刚经》已经通过雕版印刷刻印于世。韩国考古发现了公元691年到704年间印刷的〈天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日本考古发现了公元770年印刷的《陀罗尼经》。
西方在引进了东方的发明——纸和活字印刷——后，首先也是在宗教领域大量应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材料，并对其加以更高水平的改进。来自羊皮纸时代的折叠印制方法，很快就迁移到纸质印刷上面。法国人在1527年由佛郎索瓦一世颁布法令，规定了他的王国内用于印刷书籍的标准纸张尺寸，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开本。西方世界出版活动的飞速进步，必须提到约翰·古登堡。这位1440年代的年轻的雕刻师在1450年到1455年间，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铅字印刷而成的《圣经》。随后，他的运气使得当时的红衣主教对这本《圣经》如此便于阅读很是欣赏。于是，全欧洲都安装了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并开始于1465年、1470年、1472年、1475年和1489年分别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以及丹麦印制出了《圣经》。古登堡将图书出版业提升了一个质的阶段，导致出版活动的大发展。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陆续成立了出版家协会、书商协会、出版商业机构、作家协会，并推广版税制度和便宜的“口袋书”。如果就出版业本身而论的话，那时的出版活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后期，始终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二、纸质出版业的黑铁时代的来临
“每一种新技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因素”[④]。铁器及其相应的牛耕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曾经给农业文明带来莫大的福音，它改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甚至改变了农业自身，导致其最终走向农业工业化和产业化。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同样给出版业带来巨大的出乎人们意料的变化，它改变了人类的阅读习惯，改变了人类记录和传播文明的方式，改变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人类发展社会的速度和力度。纸和印刷术就是出版业的“铁器”，这场白色风暴，来得缓慢而又深刻，说它缓慢，是因为中国人发明出来纸到其大规模应用于世间，历时一千多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到古登堡的铅字印刷术的应用与推广，历时也有一千多年。说它深刻，是由于它们的出现，似乎给人类文明带来了魔力，东西方的知识和智力的积累与进化，以“重力加速度”的推进，把文明进程的时间表大大缩短了。试想，算盘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550年的中国春秋时期，这种“计算器”几乎一直统治到20世纪中后期。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到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应用，只用了短短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或将彻底改变未来出版业的结构和形态，白色风暴很快就会让位于无色风暴。纸质出版业迎来了黑铁时代。
现代出版业（尽管它很快就被冠以“纸质出版业”而显出陈旧和落后的迹象）在向数字化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四个方面的变化。
1．人际沟通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距离的无限扩大、人际接触面积的无限扩大和人类知识与智力的流通性加剧，积累度提升。可以理解，纸质书籍及其生产的难度的减小，尤其是20世纪后期计算机加入图书印刷的行列，大幅度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计算机在出版业的应用，一夜之间将铅字排版和相应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变成了废铁，大量的铅字排版工人骤然失业，出版业瞬间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计算机的无色革命很快替代了当年古登堡们所发起的白色革命。中国的王选简直就是中国的古登堡，他创造的方正汉字电脑照排系统和平台迅速地将中国的出版业提升了一个位次。由此带来的是人际交往的距离飞快加大和人际接触面积的飞快扩张。图书的生产速度几乎就象流水线上的汽车或电器，一排排地扑向书店的店铺或图书馆的书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图书品种每年就达到了10万种之多，位列世界前茅。而数字化出版借助于网络和由网络支撑的大规模数据支持，更使得图书传递给读者的速度几乎以分钟或秒钟来计算。过去人们在传播知识或各种智力成果时，主要靠的不是图书的广泛发行，而是靠的口口相传。图书只是社会上流阶层享受的奢侈品。试想，春秋时期的诸子们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不得不赶着牛车或马车，“享尽了”四处颠簸之累和劳顿之苦，鼓动如簧之舌，唾沫飞溅地向各种对象述说自己脑子里的“之乎者也”。如果有了发达的出版业，何用如此辛苦和周折呢？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曾存在过“抄写员”这一阶层，他们的工作职能就是抄写各种文献，发送讯息，传递新闻，记录国王的钦令，登载法规，记下历法有关的天文资料，记录或计算账务，抄录医生的处方，签定合同，保存宗教典籍，甚至朗读文学作品以娱乐他人，这样的社会已经无法离开抄写员而存在了。不过，无论怎样，在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之前，人际的交往在时空方面均是有限的。而我们现在能够随意地阅读或了解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存在过的思想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论著还是书信，甚至是他们的片言只语。《论语》到《大小戴礼》到《孟子》到《孔丛子》再到《孔子家语》，我们都可以了如指掌。《理想国》到《诗论》到《荷马史诗》再到《圣经》《古兰经》，我们同样可以了如指掌，只要我们愿意。那些逝去的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甚至生活细节，都通过各种书籍的大量出版，流通于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花个小钱就可以买到先贤先哲的思想与心灵，就可以和他们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这样的交往在时空上似乎几近时空隧道了。
那些可能已经化作夜空中几点流星的先贤先哲们，他们同样也很幸运，因为他们不用再费力劳神就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翻腾的各种思想观点通过大规模的出版活动廉价地散播到世界的几角旮旯，只要人们需要。他们早已泯灭的肉体可能幻化成活生生的思想，如常青树般地直立于世，歌德的那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体现了这位诗人的先知先觉，出版业的发展把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于是，图书馆成为知识的集散地，出版社成为知识的生产地，书店成为知识的输送地。
电子技术和网络的迅速成长壮大，已经做好了将上述三者变成三位一体的准备。电子书、在线阅读、网络销售、阅读器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正在将纸质出版业推向消亡的边缘。有数据表明，美国2006年的电子书销售额是2600万，2007年上升至3200万，2008年达到5300万，3年增长24%。那样的话，知识或一切智力成果每时每刻都可以轻松自如地洒向人间，我们好奇和求知的本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书籍从以往贵族阶层的象牙塔中降临人间，成为众多商品中的一员，更成为网络流通中的一个数据随时呈现出来。我们的确非常幸运，但我们的纸质出版业可能不再高枕无忧了。
2．阅读心理的变化
“阅读就是书写的礼赞。”这话绝不带任何矫情和做作的成分。书写是需要读者的，仿佛音乐需要听众，戏剧需要观众。没有后者们的感官积极参与和给予热烈的掌声或鲜花，前者恐怕早就枯萎凋零了。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剧再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再到百老汇的歌剧，没有了他们的“读者”，只会孤寂而亡。因此，只有当目光落在了书写上，无论书写在何种载体上，书写因而有了生命和呼吸，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百科全书、文艺复兴、宗教经典，所有的书写，只因有了阅读，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才会灵魂附体，生气盎然。
有了纸质品和印刷术，阅读赫然变得如此地方便，由此导致人性的放肆地释放和宣泄。18世纪时期，人们的卧室都变得不那么平静了，惬意地躺在床上阅读，翻着一页页闪动各种灵光的纸，被文字奇妙的排列组合所感染所激动，读者好象成了演员，表现着各种姿态，作者好象成了导演，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戏剧。学校教育使用纸质教材，推动了教育在世界各地的普及。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眼球左右或上下逐行扫描文字，并通过视神经将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人们不会在为阅读的物质材料所累，不用再使劲地捧着什么竹简或羊皮甚至石板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再使劲地分辨着绢帛或纸草或树皮上模糊不清的文字，阅读成为一件轻松享受的事情，而且不再是贵族阶层或上流社会所独享的奢侈品。人们更加离不开阅读，对阅读的需求，如同饥渴对水和食物的需求一样。总之，阅读心理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享走向共享，由局限走向自由，由个体走向普及，由神圣走向去圣。
这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地走向21世纪，数字化出版的巨大魅力几乎在读者冥想的烟斗还未燃尽，就使我们正在赞美的纸质印刷品黯然失色。谷歌目前已和10家图书馆合作，扫描1000万种图书转换成数据，然后制作成电子文档；书业网络老大亚马逊同样也在建立规模可观的数据库。如此庞大的图书数据库使得我们在阅读习惯上发生了变化，人们由原先的深度阅读精细阅读的心态转变为浅度阅读宽泛阅读的心态。20世纪80、9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在网络上学习和阅读。2008年底公布的国民网络阅读率以36.5%首次超过34.7%的纸质阅读率。我们惯常的阅读心态正在进入深邃的网络空间，我们的阅读心理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3．消费偏好的变化
消费偏好是指消费者对特定的商品、商店或商标产生特殊的信任，重复、习惯地前往一定的商店，或反复、习惯地购买同一商标或品牌的商品。属于这种类型的消费者，常在潜意识的支配下采取行动。图书的消费偏好取决于消费者对某个领域的爱好和执著以及其学识与眼界的差异。
由于大规模生产书籍成为现实，而且现在的图书往往和影视与游戏捆绑问世，因此，书籍消费者即读者的消费偏好发生了变化，图书市场越来越细分，消费对象越来越分层，销售渠道越来越便捷。市场的细分由原来的根据品种的划分细化为根据年龄、性别或职业的划分。网络和电子书的问世，图书销售的渠道日益便捷，由此导致消费偏好发生逆转，表现在专业图书选择的跨越和职业用书的界限模糊。例如，专业图书的随机选择的比例目前占到14%。纸质对图书的分类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精细目标的需求，网络搜索的便捷使得消费者在选择具体图书时更容易达成目标。阅读器的出现，意味着过去的图书馆演变成可以随身携带的数据库（KINDLE在0.9厘米厚，285克重的体积内可以储存1500本图书）。读者的消费偏好可以随时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牵动着纸质出版业必须做出“艰难而华丽的转身”。象剑桥大学这样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出版社，也在顺势而为，与微软、谷歌、日立等公司结成联盟。
4.交易方式的变化
以往的图书交易，流程大致是出版社—书店—读者。虽然广告和营销方式在不断地发展，但口口相传还是图书最有效的销售方式。这样的流程曾经使出版业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是，由于图书本质的内在决定性（图书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商品，它的消费对象的个体化注定了它应当是小规模小营销的存在结构），库存的大倒流已经引发出版行业的恐慌。小林一博说过：“出版商似乎特别喜欢大型书店建立分店增加卖场面积，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建立分店只是增加了库存的空间。不要以为新建的书店一接受货物销售额就会提高，这是错觉。卖不出去的最终要以退货的形式返回来。”
网络和数字化的出版形式，首先加速了大型书店的颓势，一旦书店环节出现问题，直接受窘的就是出版社，因为整个这个业态链条并不复杂，同时中间环节对于业态的存在至关重要而又十分的脆弱。数字化出版首先将中间环节（书店或批发商）转移到网络上，不仅缩减了图书和消费者发生关系的时间，而且无形中扩大了实际的销售空间，同时大大减轻了库存的压力。这样一来，图书的交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以及销售成本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质变。
三、出版业的经济学分析
飞矢不动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Zeno )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运动的不可分性的哲学悖论中的一个，通常把这些悖论称为芝诺悖论。芝诺提出，由于箭在其飞行过程中的任何瞬间都有一个暂时的位置，所以它在这个位置上和不动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古代的惠施也提出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类似说法。
飞矢不动悖论说到底，和一个静态的均衡有些相似。纸质出版业在上个世纪的稳步上升和越来越快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开放的中国出版业飞奔的脚步，曾经给人一种错觉，我们似乎不用担心每个阶段的局势，因为每个阶段都是一样地繁荣热闹，如此局面好象已成定格，倒退不可能，消亡更不可能，只有永远的繁荣兴盛。我们浸泡在如此华美的均衡中几乎可以不考虑任何变化，辉煌永在，美景不动。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我们的事业更加理性一些。
1．增长-份额矩阵分析
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tv h c#增长—份额矩阵如左图所示，8个圆圈代表8项业务以及它们目前的规模和市场位置。每个业务的金额与圆圈大小成比例，每项业务的位置表明它的市场增长率和相对市场份额。UXspace用户体验研究中心 l z/z9tci;f!aE3t4g1|纵坐标上的市场增长率(marketgrowth rate)代表这项业务所在市场的年销售增长率，数字从0—20％，当然还可列入较大的幅度。大于10％的增长率被认为是高的。横坐标上的相对市场份额(relative market share)表示该战略业务单位的市场份额与该市场最大竞争者的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2004年的统计，全国出版发行业实现增加值1939.7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全国新闻出版系统2004年的总资产逾2000亿元，市场总销售额1600亿元。从账面上看，这样的形势还是非常喜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出版业主营业务处于行业垄断地位，产品结构和业务形态均处于金牛类以上的状态，数字化出版尚处于发展阶段，总体上并未构成对纸质出版业的大的威胁。
但要看到，由于全球范围内数字化出版发展势头迅猛，纸质出版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出版业业已受到波及。而且，这种情形会很快在国内掀起波澜，纸质的行业结构也在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因此，这样的形势在进入2009年后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如果根据市场进入均衡模式来看，身处垄断地位的纸质出版社无法阻止或不能阻止新兴的电子出版和数字化出版行为的市场进入，原有的均衡格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2．SWOT结构分析
优势：作者资源的占有；阅读心理习惯的惯性；著作权（版权）的占有；原有发行网络的占有和影响；国家控制的书号资源的占有；国有赢利组织的优势；已建立的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劣势：饱和的图书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经销包退的销售模式；同质产品生产的资源浪费；原有销售渠道的惰性；转型的障碍和代价；与新生代阅读习惯转变的脱节；
威胁：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的纸制图书；零售的困境；库存的压力；新价格体系的影响。
机遇：机构重组；市场拓展；主动和较快转型。
上述四因素的大致分析，有些是中国出版业才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则是全球出版业存在的共性问题。直接给目前出版业施加强大压力的是繁殖力极强生命力极旺的网络和以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化出版，这可能将导致出版行业出现四方面的转变，条陈如下。
= 1 \* GB2 ⑴编辑加工模式的转变。编辑加工是图书生产的首道工序。纸质的编辑加工从设计选题、组稿到处理文字稿件直至签样付印，都由编辑个体独立完成，无须和其他方面产生密切联系，例如前期市场调研、生产成本核算、图书样式设计、发行渠道开发、读者售后服务等等，都和编辑没有多大关系，一根烟一杯茶一支笔一桌一椅足矣。这是典型的手工作坊式的操作，个体性封闭性内向性极强，不具有现代社会商品生产的特质。
现代编辑角色已经分化成诸种分工，如策划编辑、文字编辑、组稿编辑、技术编辑等，而整个编辑过程变成一个多点组合的系统流程。例如，选题策划需要制订详细的时间表、组稿会议安排、策划目标书、组稿底线等；选题上马需要了解同类品种的市场现状和动态、同质产品的出版情况、最佳上市时间、作者信息、成本核算、印数的边际效应、首次印数估计、发行渠道的掌握等等；图书投放市场后，要掌握销售动态、每个时段的市场情况、读者服务工作等等。如此流程需要反映在一个统一的编辑系统程序中，这需要各种数据库的支持，因为编辑已然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而且，今后的编辑工作可能会全程在网络上完成，一键完成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出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片面简单地理解成，只要上马一套编辑流程软件，配上数量不一的电脑及其辅助设备，就可以称得上是数字化出版了。真正的数字化出版，其最根本的关键在于数据库的拥有，没有庞大宽泛触角四伸的数据库，一切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有种戏言：当今世界上只有五台电脑，一台是谷歌的，一台是IBM的，一台是亚马逊的，一台是微软的，一台是雅虎的。戏言非戏，因为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不可想象的数据库，没有数据库的坚实支撑，网络和电脑都是废物一堆。
= 2 \* GB2 ⑵产品供给方式的转变。按需印刷（POD）的技术的改进和完备以及和网络的结合，彻底改变了图书产品原有的供给方式。以往的产品供货链中从印刷到批发商到零售商的流程因此而大大缩减，消费者可以不通过书店或其他图书零售商即可直接获得所需的图书。
网络销售也直接改变了纸质的销售模式，在线购物使得人们只要点击鼠标或敲敲键盘，就可以买到所需产品。原有的上下游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简单明了，却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比如原有的相关机构可能一夜间不存在，原有的劳动关系可能一夜间彻底改变，原有的职业可能一夜间荡然无存。
这种即时的供货方式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库存的概念解消掉，或成为数据库存，减轻了出版机构的压力，减少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在经营管理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如定价模式、生产计划、公关费用都可以随时调整或缩减。消费者也同样获得便利，购物成本会显著减少。
供给方式的变化，意味着营销模式的变化。市场营销包括需要、欲望和需求、产品、价值和满足、交换和交易、市场、营销和营销者等[⑤]核心概念，这些概念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图书的供给方式的转变，必然造成其营销的一些核心概念发生变化，如产品的形态、交易的方式等。卖方的集合是生产商和供应商，买方的集合是市场和消费者。两者的对接，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出版的供给大体由网络完成，消费者面对的市场，是网络在线。
= 3 \* GB2 ⑶出版结构的变化。你不能单靠编辑经营出版社，你也不能不靠编辑经营出版社。所谓出版结构，意即出版业的内在结构，基本上是平面的，编辑是人力资源的核心，选题是生产资源的核心。编辑和选题基本上是线性关系，一个编辑操作一个或几个选题，各自有清晰的生产路线。目前所谓现代出版企业，不过是一座或几座大楼加若干办公室加若干必备的办公用品而已，具体的结构还是以编辑个体的活动（附加由其延伸出去的相关活动）为主。
数字化出版似乎将上述平面构建成一个弥散的云状。目前时髦的云技术正在应用于出版行业。所谓云技术，其核心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意为通过网络将庞大的计算处理程序自动分拆成无数个较小的子程序，再交由多部服务器所组成的庞大系统经搜寻、计算分析之后将处理结果回传给用户。借助这项技术，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在数秒之内达成处理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信息，达到和“超级计算机”同样强大效能的网络服务。最简单的云计算技术在网络服务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搜寻引擎、网络信箱等。未来如手机、GPS等行动装置都可以透过云计算技术发展出更多的应用服务。进一步的云计算不仅具备资料搜寻和分析的功能，更复杂的如DNA结构分析、基因图定序、解析癌症细胞等，都可以透过这项技术轻易达成。这项技术可能会使出版结构呈云团状，在网络上触角四伸，弥漫在各处。
= 4 \* GB2 ⑷管理模式的转变。彼得·德鲁克认为：“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在动荡时期，基本要素必须要得到管理，并且是得到有效的管理。”[⑥]所谓管理要素，无非是指流动资金、生产力和未来成本。企业在动荡时期的管理要素一般不会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其管理的细节。
国内出版业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扩张的状态，集团形式的大量涌现，只是其业务多元化的外在表现，但有一点很明显，整个出版机构的内部结构尚处于变与未变之间。一方面，出版机构的改制进程不容拖延，也不会回头；另一方面，面对出版形势即将来临的质的变化，各具体的出版机构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所谓应对调整，核心问题是要能使组织在巨变之时经受住风雨飘摇，度过最危险的时期。因此，自我主动变化，尤其是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应对的最佳策略。例如，针对新的投资方向的资金管理，新的业务领域的拓展的未来把握，现有生产力在新业务来临时的精细调整，未来生产的成本预算和收益预期，现有组织结构的适时调节，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改变，都将对现有的管理模式提出挑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组织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
由于国内出版业倾向集团化组织形式，在规模和数量上已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集团化的结构复杂，组织多元，增加了机构内外的交易成本，也为适时决策和适时管理带来一定的阻碍。象麦克·劳希尔或培生这样的出版巨头在迅速多变的美国出版形势面前，已感行动迟缓，体态臃肿。相反，美国9万多家中小出版社由于体态瘦小，组织精干，决策灵活，管理到位，模式多变，创新及时，行动灵敏，在数字化出版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前应付有余，2008年整体销售出现数倍增长。
四、捅破这层纸并不难
纸质出版业可能从未象今天这样地尴尬，阅读纸质出版产品的心理习惯正在悄然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步入老龄化或准老龄化。新生代对网络和数字产品的衷情正在急剧升温，纸书的魅力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与其让数字来“算计”纸质，不如纸质主动转变数字，这样的转身可能艰难，代价可能巨大，但也许只有转身，才能看到另一片风景。或许我们不该有什么悲哀，两千年前出现的纸和一千年前出现的印刷术，配合得如此精妙，给世界带来生机无限，我们对此始终抱着感恩的心情；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出版形式同样会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只要阅读永远存在。
[①] 阿尔维尔·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
[②] 《阅读史》，第157页。
[③] 李零：《简帛古考与学术源流》，第244页。
[④] 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5页。
篇10
摘要：民族地区旅游是随着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的消费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而影视业对民族旅游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的民族传统和神秘风俗习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成为最具旅游开发价值与资源，为此而成为许多影视剧、MTV的拍摄首选基地。湘西利用影视作品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积极做好对影视业的“借势”“引势”“造势”挖掘民族文化，宣扬民族文化，促进了湘西民族旅游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影视业；民族地区旅游业；影响研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民众更加追求“新奇、神秘”的异质文化，以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和体验，文化需求的增长促进了旅游业的飞速发展，而民族地区由于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倍受青徕，我国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较快，取得了极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这其中与以民族地区为题材的影视业促销和推广分不开的。
一、影视业对旅游的影响研究综述
国外专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影视业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Riley认为电影作为一种旅游促销手段的特性和优势,以美国影片和澳大利亚影片为例说明了电影对旅游者到访拍摄地的推动作用[1]。Morgan和Prit-chard提出,电视中的描述甚至会被认为是一个地方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且对于那些休闲地区来讲,电视节目成为它们转变为度假区和旅游地的催化剂[2]。Kim和Richard通过案例研究,认为电影作为自发的形象构成因素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极为显著地改变目的地的形象[3]。Mordue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总结出影视给拍摄地居民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种更宽泛的、局部的、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冲击[4]。
国内学者二十一世纪初才开始关注影视业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因此现有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而且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明显弱于国外学者。学者潘丽丽认为影视拍摄不仅能够增强外景地的旅游感知形象,增游客数量,促进旅游景区和旅游接待业发展,能够为当地居民增加就业的机会[5]。吴丽云和侯晓丽通过对铁岭龙泉山庄旅游者的实证分析,研究了旅游者到影视剧拍摄地旅游动机，认为影视旅游者旅游动机的形成大多受影视剧的影响,对影视剧的热爱使他们选择了到拍摄地旅游[6]。吴普等分析了影视旅游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指出影视旅游中值得乡村旅游、体验旅游和旅游宣传借鉴的元素[7]。王丽波、刘华认为影视文化是旅游目的地促销的重要媒介平台,并对促销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8]。周慧颖,黄远水分析了影视作品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作用[9]。
影视业对旅游业的影响的研究还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影视旅游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影视城的研究这一层面上,没有涉及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尚处空白。故分析影视业对民族旅游的影响，并对民族地区借助影视业的影响发展民族旅游业的对策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影视业对旅游业的影响
影视作品的推出或是带动了一个景区的迅速繁荣,或是更加固化了已有知名旅游资源景观的美誉度，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有意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一）促使产生旅游动机
影视业是创意产业，借助灯光、音响等现代传媒技术艺术化地展现拍摄地传统文化，将剧情、人物融入到拍摄地优美的环境中，共筑一个和谐理想的世界，让观众情感移入影视之中，从而触发到拍摄地去亲身体验影视作品中熟悉的场景和画面，这是影视旅游者最主要的动机。影视作品中有很多场景取自文化神秘、或风光秀丽、或幽深险绝,从而激发了观赏者的兴趣,去这些地方旅游。
（二）树立旅游形象
影视具有声像合一、声画结合的特点,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即便是广告、纪录片、专题片等也少不了音乐、美术等传统艺术元素的搭配。通过特效的加工和处理,使得作为影片拍摄地的景点或景区透过影视来看时,更加漂亮,更具有美感和吸引力。特别是镜头画面的独特视角对景物美的发掘,能够启发人们对拍摄地真实景物的审美感受。同时,影视剧的故事内容也会给拍摄地增添一层梦幻般的文化色彩,无形中加强人们对拍摄地的一种心理美感。这种完美的艺术效果很好地树立了拍摄地的旅游形象。
（三）展销、推广旅游地文化
影视作品总是根据主题、人物、风格的要求,调动影视艺术特殊的表现手段,通过挖掘拍摄地的独特的传统文化创造出真实可信的典型环境。这种典型是经过特效加工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随着影视的播放在一定程度上展销、推广了旅游地传统文化，影响消费者的审美感觉，异质文化的神秘深深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从而传承了拍摄地传统文化。
（四）广告宣传效应
影视文化作为当代大众娱乐消费的主要文化产品,其自身包含着大量的“注意力资源”。影视所传递的信息往往呈立体状态,这种立体的信息在时间的流动中持续不断地涌来,形成容量大、信息直接的特征。大多数影视作品从拍摄前开始就开始进行造势宣传,在影视剧放映的时候,宣传的渠道和形式就更加多样化,媒体的宣传、影视剧拍摄的花絮、明星的参与等。在这个过程中影视外景地信息不断出现,可以不断地增强潜在旅游者的注意力,诱发他们的兴趣,强化旅游宣传效应。
（五）形成影视明星旅游吸引物
今天,对于明星偶像的崇拜越来越体现着“从众”的趋势,明星偶像吸引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崇拜明星从而“爱屋及乌”式地喜欢与明星有关的东西,如明星拍戏的地方或去过的地方等,这些东西在公众的眼中都成了明星本身的象征。影视与明星本身就是一个集合体,一方面影视作品造就大量明星,另一方面明星又使影视作品影响力大增。对明星的崇拜使得影视外景地旅游业成为一种时尚，并产生影视景点。近年来由“韩流”现象带来韩国影视外景地旅游火爆就是极好的证明[9]。
三、案例分析——影视业对湘西旅游发展的影响
（一）湘西概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北部，与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接壤，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全州总面积15462平方公里，2006年底人口270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00.86万人，占74.85%,土家族110.59万人,苗族88.61万人。湘西素以美丽神奇著称，她与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毗邻，境内景观密布，异彩纷呈。有一座蜿蜓近200公里的中国南方长城；有景色溶漓江之秀丽，集三峡之雄伟的猛洞河；有由212洞组成的洞的世界-龙山火岩溶洞群；有历史悠久，被称为我国南方最美的两座小城之一的凤凰古城等。它以独特的土家族、苗族文化和风景名胜吸引着中外游客，永顺溪州铜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永顺老司城、明代建筑祖司殿等堪称湘西旅游的风水宝地；云蒸霞蔚的武陵群峰、河水汤汤的沅江酉水、景色迷人的森林峡谷、浓郁醉人的民族风情，构成了美丽的湘西风光。“天下第一漂”猛洞河、青山似黛，碧水如诗的“栖凤湖”、吉首“德夯”、龙山“火岩溶洞群”、“凤凰古城”、里耶“秦简”、“小溪国家自然保护区”、“红石林”、“坐龙大峡谷”等都是镶嵌在湘西的风景明珠。特别让人叫绝的是土家族、苗族等民族传统文化和神秘风俗习惯，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成为最具旅游开发价值的资源，因而成为许多影视剧、MTV的拍摄首选外景地。
（二）影视文化领域中耐人寻味的“湘西题材”
湘西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神秘的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湘西题材”现象。文化领域的“湘西题材”包括这么几个部分：一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影视立体文化现象；二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绘画等平面文化现象；三是湘西文化人或称“湘西文化名人”现象。以“湘西题材”为核心，无论是立体文化现象，还是平面文化现象或文化名人现象，都十分引人注目。
笔者现仅就“湘西题材”影视业发展对旅游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湘西为题材的影视目前已积累了《边城》、《芙蓉镇》、《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匪事》、《武陵山剿匪记》等，现在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血色湘西》给这个题材再添力作。上述影视按内容分四大类。
第一类，是根据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改编的同名电影。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是用电影手法，表现沈从文小说中所营造的湘西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氛围。与其说《边城》电影很成功，不如说是沈从文小说很成功。
第二类，则是由名导谢晋执导的《芙蓉镇》。严格来说，这部电影并没有表现太多“湘西内容”的人情世故，是反映对人生的扭曲的沉重主题，但全是用湘西永顺王村镇的景象作环境背景——吊角楼、石板街、河码头、瀑布、背篓、米豆腐……《芙蓉镇》的巨大成功，不仅是谢晋导演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也使刘晓庆的演艺成就达到了巅峰，同时开创了以永顺王村镇为核心湘西早期旅游事业，那时，现在火得流油的凤凰古城，远没有永顺王村镇名气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影《芙蓉镇》吹响了湘西旅游的号角。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旅游业还没有现在这么火，而王村镇的旅游业已做得如火如荼，日接待旅游客量在3000人次左右，最高峰达5000多人次，对这个当时人口不足5万的小镇来说，《芙蓉镇》最直接的收益就是旅客带给小镇居民那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一时间，王村镇成为猛峒河沿岸最富裕的古镇。电影《芙蓉镇》让全国人民第一次领略到湘西古镇的古朴魅力。
第三类作品是最惹湘西人争议的“剿匪”题材系列。这个题材系列拍得最多，计有《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匪事》、《武陵山剿匪记》。最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特别是土匪“田大榜”的形象极为深入人心。再加上20世纪解放初期，湘西历史上确实匪患猖獗，外地人谈匪色变，“剿匪”题材系列作品出台之后，客观上给湘西带来了负的外部影响，湘西人被视为“湘西土匪”，湘西地区则被看作是贫困、愚昧、落后；湘西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强悍的血性精神被人误解；湘西人自强不息、浴血抵御外侮的丰功伟绩并不为人所知。几乎是从湘西地方政府到普通的公民，都深感有为湘西“正名”的要求。“剿匪”题材的影视无疑有夸大战功、过度渲染湘西土匪的倾向。湘西人越来越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土匪、重新树立湘西良好的正面形象的必要性，“剿匪”题材影视在湘西已走到了绝路。《湘西匪事》就是明证，这部电视剧刚开始取名叫《湘西往事》，后来仍然落不了俗套改为《湘西匪事》，整部戏延续以前“剿匪”老调，没看到什么新奇之处。
第四类湘西题材——由湖南卫视的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血色湘西》应运而生。《血色湘西》在以往的以湘西题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创新与文化拓展，从目前已播出的效果来看，《血色湘西》在尽力做以下几点：第一、以刻画湘西人性的积极因素为主旋律，着力突出“强悍、直率、擅武、真实”的湘西血性精神。强悍则由石三怒、龙耀武、田大有等人诠释得非常充分；直率表现为田龙二人对田穗穗追求是直来真去的，毫不掩饰的（直露的民歌），这一切让人感到真切而不造作。虽然抗日的战火没有烧到湘西，但湘西人一听说国家有难，则奋勇当先，并不退缩。第二、对湘西土匪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评价。众所周知，湘西匪患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简单地把湘西地方武装一概斥之以“匪”是极为不妥的，也是难以令湘西人心服的。电视剧借田大有之口，对匪帮进行客观评价，让我们看到了电视剧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三、以现有的艺术成果为启发，展开另一番别具一格的情节。石三怒和龙耀武两人对田穗穗的爱情追求，让人依稀看到沈从文《边城》故事里的翠翠与天保、傩送的影子。虽然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完全不同，但人物却是一一对应，如穗穗的阿爹田大有则对应翠翠那个撑渡老人，而且石三怒和龙耀武两人也象天保、傩送一样，向所爱的女人唱山歌。第四、着力把湘西风俗文化、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化融入剧情中，并推动剧情的发展。这是以往湘西题材电视剧所没有的。如湘西风俗端午节赛龙舟引出穗穗与两个追求她的汉子聚会出场；再如天坑赌命上的“椎牛”、“上刀梯”等都是湘西苗族特有的民俗表演，引进电视剧中，层层推进、惊险刺激。特别是龙耀武提出以女婿的身份替田大有出场时，显得自然真切，最后由穗穗代父出战把“天坑赌命”这场戏推向。值得注意的是全剧中，一直有个关键字“逮”字，这是湘西标准的方言，含义极为丰富且湘西韵味十足。真是一个“逮”字了得，逮出了湘西人的血性；另外，精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粗而不俗的服装，处处显出本剧是湘西题材的经典之作。
（三）影视业对湘西旅游业的影响
湘西题材的屡屡成功，根源于湘西本土深厚的民族文化，这是让湘西人自己沉醉，也让外乡人沉醉的神秘文化，所谓“吊角楼中歌伴酒、小背篓里梦醉人”。具有醉人的文化，才有醉人的艺术，也才会生产醉人的作品。
首先，影视作品塑造湘西人的纯真、善良。在沈从文笔下展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电影《边城》借助音响、美术等科技手段营造的湘西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氛围，歌颂了湘西民族同胞的人性美，向观众展现人物美的同时，展演了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从而让人与自然之美和谐，宣扬了湘西美好形象，让观众产生共鸣，触发旅游动机。
其次，开启了旅游业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等主演的电影《芙蓉镇》在湘西千年古镇王村拍摄。这部反映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小人物悲欢离合的一部耐人寻味的电影，反映了“”前后十几年人物命运的升沉变迁，是“电影泰斗”谢晋的扛鼎之作。随着《芙蓉镇》扬名海内外，王村传统文化、民俗风情、民间小吃等得到了广泛宣扬，加上名人效应，王村便又叫芙蓉镇，游客不断增加，从而让湘西一个难以忘怀的小镇——成为游人向往的地方，开启了湘西旅游业的先河。借助名人效应，诞生了“刘晓庆米豆腐”这个旅游产品，二十年来，凡是到芙蓉镇的游客都必偿一碗“刘晓庆米豆腐”。第三，展示了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推动了湘西旅游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湘西“剿匪”题材影视不断拍摄，先后拍摄了《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匪事》、《武陵山剿匪记》、《湘西匪事》等。该类题材的系列作品，主题是歌颂人民的剿匪业绩，表现湘西土匪的狡猾凶残。“剿匪”题材系列作品出台之后，湘西人被视为“湘西土匪”，湘西地区则被看作是贫困、愚昧、落后；湘西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强悍的血性精神被人误解；湘西人自强不息、浴血抵御外侮的丰功伟绩并不为人所知，虽然客观上给湘西带来了负面影响，令湘西人反感，但是由于了选择永顺“不二门”国家森林公园、猛洞河“天下第一漂”、吉首“德夯”、碧水如诗的“栖凤湖”、龙山“乌龙山”、“凤凰古城”等风光优美的地方作为外景拍摄地，宣扬了湘西风光，推动了湘西旅游业的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湘西旅游业的发展与湘西“剿匪”题材影视业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最后，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助飞湘西民族文化旅游。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者知识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传统的观光旅游不能再满足现代旅游者“求奇、求异”的需要，更加追求精神享受的文化旅游、体验旅游等新的旅游形式不断推出，促使传统旅游地对当地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开发，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力，开始了旅游业第二次创业。湘西土家族、苗族传统文化底蕴浓厚，传统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但是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以往的影视作品对民族文化发掘力度不够。当前湖南各电视台热播的《血色湘西》改变了以往的方式，除发扬以前湘西题材影视的优点外，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挖掘。《血色湘西》拍摄地选择在湘西古丈的“红石林”、“栖凤湖”、“凤凰古城”等风景区，属土家族、苗族杂居地区，影片中根据剧情充分演绎了土家族“山歌”、“打镏子”、“土家族哭嫁歌”和苗族“情歌对唱”、“苗族鼓舞”、“椎牛”、“上刀梯”等民间文化，充分展示了湘西各民族（土家族、苗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为湘西正在兴起的“神秘湘西”文化旅游注入了新的动力，应该有理由相信，随着《血色湘西》的热播，湘西必然迎来一轮文化旅游的。
四、民族地区借助影视业发展民族旅游的对策
（一）借势
借势，就是借助影视剧来民族地区拍摄影片的时机，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每年都要吸引许多影视剧来民族地区拍摄外景，加之大多选择的地方多为民族地区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旅游区，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开发主体要借助影视拍摄的最佳时机，做好旅游的宣传推介工作。国内有些方已经开始借助影视剧的影响来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如广西柳州充分利用《刘三姐》的深入人心和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举办民歌节，发展民族旅游，打造“刘三姐”文化旅游品牌，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乔家大院》借助电视在全国的播放发展了旅游等，其旅游知名度得到很大提升，这都是借势的成功案例。总之要有主动借势意识,主动借势自我宣传，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主体应以影视剧的拍摄场地为依托,借鉴国外成功的开发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心理,丰富影视旅游产品,开辟旅游区或开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借助影视剧的推动强势,组织旅游线路,推出以体验影视文化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当地媒体要主动地报道影视剧拍摄活动，并形成一定的报道数量,达到传播扩散的效果，并多参与或配合影视剧组自身的宣传活动,使影视剧和民族地区一起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二）引势
引势，就是民族地区当地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开发主体积极主动利用当地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引导各种拍摄组或潜在的拍摄组来当地参观，拍摄外景，借助影视业的影响，宣传推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吸引游客来观光旅游，从而推动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民族地区政府和旅游部门应加强与影视部门的联系,进一步加大景区的宣传力度,推出一些优惠的政策,激发更多影视剧的投资商和制作单位到独具特色和有潜在旅游者的外景地拍摄影视剧；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旅游部门或宣传部门要适时邀请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和策划人等影视传媒人士来民族地区旅游访问，充分向他们展现当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族习俗，激发他们的创作和拍摄热情，为成为下一部影视拍摄地埋下伏笔。
（三）造势
造势，就是民族地区当地政府或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开发主体主动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资源，改编适合当地的影视剧本，挖掘影视主题，自行或引资拍摄反映民族地区的影视剧，借助影视业的影响，宣传推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从而推动民族旅游业的发展。
拍摄影视剧需要具备一定经济、技术和人才实力，当前大部分民族地区还处在发展之中，虽拥有文化资源和一定人才，但还不具备自己拍摄影视剧的实力，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认真做好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工作，为我所用，开创民族地区影视业的辉煌。首先，当地政府或旅游开发主体要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发掘民族影视主题，组织人员经编辑或改编当地的影视剧本。其次，有条件的地区可自行选择在当已开发的旅游区或潜在旅游区组织拍摄；没有条件的民族地区，就应采取引进人才的方式，聘请导演及其它摄制人才来当地拍摄影视剧；最后，加强拍摄好的影视剧的宣传推介和各地的播放工作。在做好民族地区影视业的“造势”时，应该注意本地影视业创意人才（编剧、策划人等）的培养和引进工作，这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