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资本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监管资本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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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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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资本资本充足率风险计量资本分配绩效考核

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3)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更广。根据《新资本协议》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而我国《办法》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由此可见，监管资本覆盖的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而非全部风险。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经济资本管理覆盖的风险范围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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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企业价值 成因 对策

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由于房贷机构因利益的驱使，不计风险地发放贷款，并将其打包再进行证券化，然后卖给其他金融机构，但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幅降温，以及美联储为抑制通货膨胀进行的持续加息，次贷购房者由于没有了投机的动力，也失去了按揭的能力，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迅速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并通过各类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蔓延开来，形成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来阐述。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宏观因素

1.金融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市场是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是万能的，不需要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放弃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推崇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缺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导致市场的失衡，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2.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是虚拟经济的过度泛滥。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 （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是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独立于现实的资本运动之外，以有价证券的形式存在、能给持有者按期带来一定收入的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

3.金融监管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滋生和蔓延。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正是金融监管的缺位。

二、金融危机爆发的微观因素是企业价值的缺失和价值链的断裂。

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来龙去脉，笔者从微观方面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本文从财务的视角着手，从一个投资银行或者证劵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假如遭遇到资产坏账时，如何进行资产调整，处理方式，如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正常情况下，即没有经济危机情况下，风险资产造成缺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处理，第一种就是通过VaR市值管理，通过资产出售变现弥补损失；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股权融资，把风险资产股权化，所获得的收益可以弥补损失。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金融机构或企业可以自行消化风险资产，可以对资产进行保值和增值。

然而，当出现危机时，金融机构或者企业产生的坏账处理跟上述就不同了。当出现金融危机后，想要利用股权融资来增加权益资本数额那是不可能了，因为很难找到认股者，所以只有通过通过VaR市值风险管理这一种方式，当出现危机时，因为很多金融机构或企业同时抛售风险资产，就出现了所谓的“去杠杆化操作陷阱”，即通过抛售风险资金，导致资产价值的降低，行业的资产减值又导致金融机构或企业抛售风险资产，即出现了“坏账—坏账”的恶性循环，这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到实体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的扭曲和破坏。整个的流程如图：

三、金融危机背后价值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企业作为商品，同样也有价值，它是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晶，其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企业这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企业价值确定的复杂性在于：企业本身是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各个生产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于企业是各个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所以各个生产要索的价值之和并不等于企业的实际价值，因此，各个生产要素都是企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的价值是既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和长期获利能力，也反映市场对企业的评价的一个综合值。

根据米勒和莫迪格里尼的MM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假设下，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但是，现实的市场是不完美的或不完善的，由于税收、交易成本、成本和破产成本等等的存在，使得公司可以运用金融工具进行投资、融资、套期保值、公司治理等等，从而影响公司的价值。基于此，不同学者根据现实中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进而逐步放宽MM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形成了两大企业价值驱动理论，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司价值最大化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可以通过灵活运用金融工具，从而进行风险管理，从而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而且可以获取投资收益，从而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影响，并通过改变公司现金流量，改善和优化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关决策，最终降低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性，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

第二，管理层利益最大化动机理论。根据经济学理论，管理者和股东之间是委托关系，由于股东和管理层存在冲突，所以企业管理层使用金融工具来创造价值，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也就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滥用金融衍生工具蓄意放大了实际经济的价值，从这谋取自身的利益，所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家恶性贪婪的结果。

四、金融危机的对策和反思

金融危机虽然爆发好几年了，但是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我们在反思我们人类自己，也许基于人性的贪婪，价值观的扭曲，但是也许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在思想上不要崇拜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思想。自由主义不能解决经济活动的任何问题，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进行干预，两者相互配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利用国家“有形的手”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第二，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由于外汇汇率、市场利率和商品价格的变动日益频繁和剧烈，严重影响公司的销售和市场份额，从而改变公司的预期价值或实际现金流，公司因此有着较多的风险暴露。此外，公司的资产负债由于汇率期初、期末的不同，在折算过程中会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金融衍生工具中的远期、期货、期权及互换等风险管理工具，可以抵补或转嫁汇率、利率、商品价格等频繁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提升公司的业绩和价值。此外，还可以在信用状况、盈利能力等自身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有效地降低外部资金的使用成本，优化企业的融资决策，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完善企业的投资决策，合理地规划税收套利等，从诸多方面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三，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企业价值。党的十报告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提出企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出路。创新可以增加企业的附加值，可以引申企业的价值链。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道路。

五、结论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经济蒙上了阴影，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本论文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宏观和微观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得出其根源是企业价值的缺失和扭曲，表现为价值链的断裂，并从财务的视角加以阐述，同时，运用金融学理论分析金融危机背后的价值驱动因素，最后对金融危机提出对策和反思，特别是结合十报告，指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良药，是提升企业价值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朱小平.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年6月

[2]朱捡发.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金融与企业价值创造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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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欺诈； 消费者； 博弈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零售商利用商业欺诈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愈演愈烈，已成为当前市场监管的难点。研究商业欺诈行为的机理，强化对零售商和零售业的监管，对于提高零售业的公信力，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消费市场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商业欺诈行为占消费者投诉的比例居高不下，已成为影响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难题。商业欺诈主要表现为价格欺诈、假冒仿冒、虚假宣传、虚假表示、合同欺诈等形式。2012年全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共受理商业欺诈投诉385 616起，占消费者投诉的70.97%。回顾5年前即2007年的消费市场，商业欺诈投诉案件占消费者投诉案的比例仅下降了5.82%，几乎没有显著变化。分析近年来商业欺诈的特点，合同欺诈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由2007年的35 645起上升到2012年的57 487起，上升了61.27%；假冒、仿冒和价格欺诈案件有所下降，6年间分别下降了42.15%和25.38%；虚假宣传案件除了2011年接近 2万起外，其他年份一直在1万起左右波动，如图1所示。自2011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打击商业欺诈的力度。2011年1月，国家发改委查处了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零售巨头的部分连锁店虚构原价、低价标示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误导性商业欺诈行为；随后，相关城市发改委相继对违规连锁店处以金额不等的罚款。当时，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查获了家乐福11家门店，共处罚款550万元。商业欺诈事件的接连发生，加剧了消费者对零售业信任度的下降。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外资零售业的“价签门”事件，更是给零售业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冲击与信任危机（李智，2011）。在这一背景下，国家职能部门强化了对商业欺诈的监管力度，但针对消费者的商业欺诈行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商业欺诈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得消费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信任度下降，而且商业欺诈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对此，本文利用博弈模型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机制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相应监管对策。

二、多方经济主体在商业欺诈中的博弈分析

纵观商业欺诈行为发生的过程，一般由零售商、消费者和监管部门三方参加博弈，商业欺诈发生的严重程度与监管部门职责履行的好坏直接相关，是博弈各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一）零售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在本博弈中，博弈参与人为零售商1和零售商2，且参与人均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定每个参与人都是利己的，都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且两个参与人都不愿意与对方共谋。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某种商品市场总占有率为100%，假设市场中仅有零售商1和零售商2。如果双方都诚信经营，零售商1和零售商2各获得50%的市场占有率。但由于零售商具有天然的利己性，必然通过追求市场占有率的扩大，达到提高利润的目的，就会不惜违背诚信原则，直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这是由商人追求高额利润的天性所决定的。对此，卡尔·马克思有过精辟的论述：“只要有50%的利润，商家就会积极的冒险；有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当零售商中的一方率先违背诚信经营原则，进行商业欺诈时，他的市场占有率就可能达到80%，诚信经营的一方市场占有率就会减少，仅为20%；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诚信经营的一方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也只能选择商业欺诈，从而通过博弈逐渐达到市场占有率新的平衡。具体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假如零售市场中缺乏职能部门的监管，各个零售商面对其他零售商的欺诈行为，如果坚持诚信经营，必然失去已有的市场占有率。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选择欺诈就成为最佳策略。

（二）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设与构建

在本博弈中，博弈参与人为零售商和消费者，且参与人均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假设零售商在不欺诈时可获得正常收益R1，其在进行商业欺诈时可获得额外收益R2，但其在发生商业欺诈行为后一旦被消费者投诉，就需向消费者赔偿P，且会被监管部门罚款F。零售商的选择策略有：欺诈或不欺诈两种。

消费者购买商品后会获得满足效应为U，但其若发现零售商存在商业欺诈行为，可依法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其投诉成本为C，一经核实，消费者依法可获得零售商额外收益R2的N倍赔偿额P（P=NR2）。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选择的策略有：投诉或不投诉。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模型分析

当零售商选择欺诈时，如果消费者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由于现实生活中投诉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交易成本）一般较高，而其投诉后获得的赔偿P一般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P一般仅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的2倍（含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成本）。假定P-C0，消费者通过投诉所获得的收益为正数，消费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选择投诉。

当零售商进行欺诈时，消费者如果选择投诉，零售商就有可能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罚款金额为F，而且还要对消费者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P。理性的零售商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佳策略就是不欺诈。当消费者选择不投诉时，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就可多获得额外收益R2，其最优策略显然是欺诈。综合以上分析，如果消费者投诉成本过高，在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消费者就会放弃投诉，客观上纵容欺诈行为的发生。如果监管部门缺位，欺诈行为就会愈演愈烈。

（三）零售商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1.模型假设与构建

政府监管部门承担着对零售商的监管职责。监管的过程就是双方的博弈过程，而且双方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面对零售商的商业欺诈行为，监管部门的选择策略有：监管或不监管两种。如果监管部门忠于职守，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就可能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监管部门社会声誉提高，取得收益R0，同时付出监管成本C1；如果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就可能受到政府的批评，而且还会导致零售商欺诈行为的猖獗，从而造成消费者的严重不满，此时，政府监管部门必然社会声誉降低，其失职成本记为-R0。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零售商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收益矩阵，如表3所示。

2.模型分析

当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时，由于零售商欺诈时的收益R1+R2-F-P0小于不欺诈时的收益R1，所以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不欺诈；当监管部门不监管时，零售商一旦欺诈成功就会获得额外收益R2，而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成本，所以此时零售商的最佳策略是欺诈。当零售商不欺诈时，监管部门不用付任何监管成本，便可获得较大收益R0，其最佳策略是不监管；当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监管部门的策略取决于R0+F-C1与-R0的比较。当监管成本较高，且监管部门失职的成本较低时，R0+F-C1

设零售商欺诈的概率为p，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为q，那么存在如下结果：给定q，监管部门监管的期望收益为U1（p，1），不监管的期望收益为U1（p，0）。

此时，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小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不监管；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大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监管；若零售商欺诈的概率等于p，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实施监管或不监管。

3.变量分析

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C1增加，则零售商欺诈的概率p就会增加；若监管部门对零售商商业欺诈的罚款F增加，则零售商欺诈产生的代价就会增加，其欺诈的概率p就会减少，同时监管部门由于进行罚款，可能得到政府的奖励而获得收益增加，其行使监管权的概率q也会增加；若社会舆论对监管部门的影响R0增加，则监管部门履行自己职责的认真程度就会增加，此时零售商迫于政府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的形势和强大的舆论压力，其欺诈的概率p就会减少。若零售商商业欺诈时获得的额外收益R2增加，则零售商获利空间增大，就更倾向于进行欺诈，此时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q也会随之增加；若零售商商业欺诈后对消费者的赔偿P0过大，则零售商对消费者的商业欺诈就会有所遏制，此时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概率q就会随之降低。

三、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博弈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是在零售商与零售商的博弈过程中，由于零售商之间没有稳定的信任基础，在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他们为了求得市场占有率的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必然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准则，选择对消费者进行欺诈。

二是在消费者与零售商的博弈过程中，消费者是否选择投诉，与投诉的成本有密切关系。如果投诉成本过高，当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时，消费者往往对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放弃投诉；当投诉成本低，投诉方便快捷，获得的收益高时，消费者才会选择投诉。

三是在零售商与监管部门的博弈过程中，零售商进行商业欺诈的概率p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执法机关对零售商商业欺诈的处罚力度、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失职成本三个因素。在现有条件下，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收益有限，失职成本较低，政府职能部门失职渎职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零售商商业欺诈愈演愈烈。

（二）政策建议

1.必须明确政府职能部门职责，强化市场监管打击力度

国家必须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的划分，加强对政府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监督检查，促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加大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打击和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对于多次实施商业欺诈涉嫌构成犯罪的，严格依照国务院310号令做好案件移送。同时，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必须做到公平公正，严格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提高执法的公信力，降低零售商逃脱处罚的饶幸心理，达到治理和预防的执法效果。

2.必须建立方便快捷的投诉渠道，鼓励市民参与监督投诉

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树立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理念，建立起快捷、高效的消费者投诉渠道，让消费者能在遭遇商业欺诈时以最方便、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投诉并获得赔偿。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消费者的维权能力，指导消费者维权。要建立市民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商业欺诈行为的市民，一经查实，就给予适当物质奖励，鼓励全民参与市场监督。对于消费者投诉举报集中的经营者，通过立法授权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以达到打击欺诈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3.必须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强化对执法部门的监督

要健全以社会舆论监督、群众广泛参与为主的社会监督体系，加大监管部门失职、渎职成本。赋予新闻、网络等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在监督执法者方面更大的发言权，通过来自外部的广泛监督，促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依法监管市场，提高监管水平。同时，国家监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对于行政不作为的公务人员必须依法给予处分，直至清理出执法队伍。国家检察机关必须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力度，对于失职渎职的机关和人员，必须依法追究其渎职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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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巨灾；保险；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04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田 玲等：我国巨灾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引 言

2011年，全球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至少发生了12次＼[1＼]。世界经济论坛在《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及气候自我调节机制的减弱，未来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及损失幅度仍会上升。

从我国的情况看，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以来全世界54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事件中有8个发生在我国＼[2＼]。据统计，在过去的40年中，我国平均每年出现的较大气象灾害为24.5次，发生频率约为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菲律宾的1.5倍，俄罗斯的30倍＼[3＼]。

在这种情况下，巨灾保险被人们寄予了厚望。在我国，人们多关注巨灾保险的制度设计，而巨灾保险需求等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Cummins＼[4＼]通过研究发现，加利福尼亚只有很小一部分家庭购买了地震保险。企业购买地震保险的比例在1996年只有33%，而到2003年，这一比例降低到13.6%。这个现象称为“加利福尼亚地震保险之谜”。在我国，人们对巨灾保险需求意识更低。在当今巨灾保险制度呼声甚高的情况下，对需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及海南五省台风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巨灾保险制度设计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国外有关巨灾保险需求特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总量不多，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洪水保险需求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划分，可以分为基于历史数据的计量方法、基于调研的计量方法以及实验定量分析三类。通过研究发现，影响巨灾保险需求的因素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投保人的风险认知，收入，政府政策（如是否强制保险），对巨灾保险需求如何，如何用这些因素解释巨灾保险参保率不高的现象（如加利福尼亚地震之谜），等等。

一是采用基于历史数据的计量方法。M.J.Browne和R.E.Hoyt的论文是引用率较高的使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美国洪水保险影响因素的文章＼[5＼]。通过研究发现，价格与洪水保险需求显著负相关，保险需求的价格弹性在不同定义下分别为-0.997与-0.109。随着研究的深入，实证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越来越微观。有代表性的如Dixon等采用了全国性家庭层面的数据＼[6＼]，MichelKerjan.E和Carolyn Kousky则采用了NFIP的全国保单数据等＼[7＼]。

二是采用调研的方法。Toshio Fujimi和Hirokazu Tatano＼[8＼]对日本京都和中部地区3 000户居民进行了调研，R Brouwer＼[9＼]使用问卷的方法，对孟加拉国五个不同地区1 200户居民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收入、灾害经历对巨灾保险需求影响较大。

三是采用实验方法。基于实验的方法是以前景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人们往往高估发生概率低的事件，而低估发生概率高的事件，人们对获得金钱（正收入）与发生损失两种情景下的选择行为是不同的。Slovic等＼[10＼]是较早且被引用最多的使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保险需求的文献。Kunreuther和Pauly＼[11＼]利用理性决策模型解释了巨灾保险需求不足的现象。认为民众可能是因为搜寻信息的成本太高所以才理性地决定不购买保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樊沁萍等＼[12＼]在2011年针对台湾洪水风险进行了研究，以实验的方法验证了前景理论中关于个人往往低估高概率风险而高估低概率风险的结论。

国内研究巨灾保险需求的文献也较少，李文娟＼[13＼]以美国的数据系统研究了洪水、地震及风灾保险的需求影响因素，发现经济发展和人们购买力的增强，并不自然带动巨灾保险需求增加，政府救济通常会抑制巨灾保险需求。丁元昊＼[14＼]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研究巨灾的可负担性，认为有效需求法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们对巨灾保险的购买意愿和能力。

从总体看，经验数据的缺乏成为制约实证研究的最大障碍，多数国家尚未建立或缺乏历史性的数据积累，致使实证的结论也缺乏普遍性。在这种情况下，调查问卷的方式成为发现人们的风险态度及消费行为的主要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在近年的发展来看，调查问卷及实验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亮点，尤其是通过有偿的实验统计，发现人们真实的风险态度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最新的该方面的文献均为有偿实验。但这种方法成本很高，制约了样本量的大小。

三、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文本以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及海南五省台风保险为研究对象。由于没有专门的台风保险，被解释变量采用《中国保险年鉴》中五省企财险、农业险和家财险的保费收入之和作为替代变量。在三个险种的保险责任中，台风是主要的列明责任，也是五省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将台风所引起的洪灾损失也包括在内，所以将三个险种之和作为台风保险的替代变量是很强的（主要保险责任为火灾、洪水、台风）。数据区间均为2002年至2010年。

（一）台风风险

台风对我国造成的损失除直接经济损失外，还包括倒塌房屋，受灾人群以及受灾面积等因素，由于分省数据的可得性和权威性，2007年-2010年的数据采用了直接经济损失，同时采用受灾面积的农田数。2002年-2006年采用间接指标，即台风造成的成灾及绝收的农田面积数。虽然2002年-2006年的间接该指标不能直接反映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可以代表台风损失的大小，对台风损失其他变量的正负相关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当然，此种数据无法反应各变量的弹性系数，仅能验证各变量之间的正负关系。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其中，2007年至2010年数据用价格指数进行修正。

（二）投保人的风险态度

投保人的风险厌恶是保险需求的基础。但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投保人的风险态度都是厌恶的，且厌恶程度大小不一。在国外，利用前景理论分析投保人的风险态度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近几年得到发展。但在实证分析中如何描述投保人的风险态度则成为一大难题。因为其风险态度受衡量方法、实验对象等影响，差别较大。本文采用的衡量风险态度方法同于Browne等＼[15＼]及赖丽华＼[16＼]的方法，以高等教育占比作为风险态度的代替参数。2004年-2010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年-200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占比采用统计年鉴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各省人口的比例，其中各省人口总数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三）平均家户规模

家庭作为保险购买单位受家户规模的影响较大。家户规模越大，说明面临的损失越大，这时越有可能购买台风保险，但同时灾后恢复重建的可能性也越高，此时对台风保险的购买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平均家户规模对台风保险需求的影响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概念。

根据何兴强、李涛的研究＼[17＼]，“社会资本论”认为居民的保险购买决策会受到他的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社会资本是指特定社群或社会中的互惠和互助规范等社会特征，它是影响居民个体行为进而促进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其重要的传播渠道是社会联系网络。本文使用平均家户规模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四）政府救助支出

政府的救助是我国传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方式。据中国民政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2007年的23年间，全国共紧急转移安置灾民人数达到17 898.4万人次，紧急抢救灾民累计达到8 950.2万人。2008年，中国因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的损失远超常年，全年共启动国家救灾应急响应38次，先后向灾区派出50个救灾工作组，指导地方政府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 682.2万人次，完成灾区恢复重建民房631.5万间，切实保障了受灾群众的基本住房＼[18＼]。而且由于我国国情及社会体制，居民对政府的灾害救助期望较高。尤其是在大灾面前，往往依赖于政府救助，并形成了固定的心理。对欧洲及美国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救助往往对巨灾保险起着负作用。本文以自然灾害生活救助作为政府救助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五）保费收入

将财产险保费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财产险保费收入包括企业财产保险收入、农业保险收入及其他保费收入，考虑了其他保费收入主要是家财险等因素。保费收入来源于2003年-2011年的《中国保险年鉴》。考虑到物价因素及可比性，便以2002年为基点，以物价指数将各年保费进行折算。

四、模型形式与结论

在多数的回归模型中，回归形式被定义为单一的方程。方程被定义为两个方程的形式，Manoj Athavale和Stephen M.Avila＼[19＼]则充分考虑了变量间的自相关性。其形式如下：

ln（Demandjt）=α0+

α1ln （Incomejt）+α2Riskj+

εt+eDemand

（1）

及eDemand=θ0+

θ1ln （Pricejt）+εj+e

（2） 考虑到国内数据无法确定台风保险的价格，因为无法将该种风险与其他风险相区分。因此本文仍采用单一方程模式，但会充分考虑Manoj Athavale和Stephen M. Avila的方法，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

由于对台风灾害的指标不同，回归方程分为两个。

方程1：使用经济损失作为台风损失的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保费收入，为避免单位的影响，被解释变量及解释变量均取对数，时间段为2007年-2010年，具体得出下式ln （Demandjt）=

αj+α1jln （lossjt）+

α2j（attitudejt）+α3j（scalejt）+

α4j（GDPjt）+α5j（valuejt）+

α6j（exp ensejt）+εjt

（3）式（3）中：t=2007，2008，…，2010；j=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海南。

方程2：使用受灾面积作为台风损失的替代指标，被解释变量为保费收入，同样采用对数形式，时间段为2002年-2010年，具体得出下式ln （Demandjt）=

αj+α1jln （lossjt）+α2j（attitudejt）+

α3j（scalejt）+α4j（GDPjt）+

α5j（valuejt）+α6j（exp ensejt）+εjt

（4）式（4）中t=2002，2003，…，2010；j=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海南。

利用Eeviews5.0首先对方程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各变量水平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这三个变量的水平量是不平稳的；从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项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看，统计量均显示能够拒绝变量的一阶差分项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3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再利用Hausman检验面板模型是采用固定效用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统计量的值是22.13，相对应的概率是0. 0005，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因此，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比较适合。这也是方程1和方程2形式设定的原因。面板分析的结果，

五、结论分析

（一）各变量影响的分析

一是经济变量的影响。经济变量包括GDP、农村住房价值。从回归结果看，方程（1）和方程（2）中GDP变量均显著，尤其是海南省，说明保费收入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在农村住房价值中，只有在方程（1）中的江西和方程（2）中海南系数显著，其他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采用的保费收入中保险标的涉及的农村住房不多，因果关系不强，另一方面对保费收入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且家财险在总保费收入中占比较低，对保费收入的解释性较差。

二是自然灾害损失与保费收入正相关，但方程（1）中的浙江和方程（2）中的江西该变量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江西受台风灾害的地区有限，保费收入中的一些地区并不受台风影响。但从总体来看，自然灾害的发生促进了保费收入的增长。

三是平均家户对保费收入解释有限，只有方程（1）中的江西和方程（2）中的海南显著，且显著水平不高，原因可能也是保费收入中企业财险占比较高，该险种与平均家户规模关系不是很大。且社会资本的概念较为宽泛，平均家户规模无法完全代表一个家庭的社会资本。

四是政府灾害救助与保费收入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政府的灾害救助对保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挤出作用。但方程（1）的江西与方程（2）的浙江灾害救助对保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浙江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且对台风的防灾防损经验较多，对政府的救助并不敏感。

（二）实证结果对巨灾保险制度设计的借鉴

从结果看，政府灾害救助与自然灾害的影响最大，在巨灾保险的具体设计中，必须考虑到目前保险产品已经包含台风、洪水等的风险及我国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因此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必须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注意巨灾风险保障的分层性。要充分利用目前保险产品对洪水、台风、地震等风险的保障，利用财税优惠等提高保险人的积极性。但也应该设计专门的洪水、台风、地震等单一巨灾产品，保障不具备商业保险购买能力的人群。

第二，重视救助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居民对政府依赖较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及实际情况，应重视救助保障体系与保险体系的衔接，在适用范围、运作方式、筹资渠道、监管对象、适用对象等方面形成功能互补。

第三，提高参保率。巨灾保险的参保率不高，对巨灾保险的运行和效果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国内外的经验也发现，巨灾保险的参保率往往达不到预期。提高参保率的方式主要包括，一是政府提高对巨灾保险重要性的宣传，提高人们对巨灾保险的认识，提高自愿投保比例。二是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人们提高巨灾保险的投保率。三是采用强制或半强制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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