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10:55: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区划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文章借鉴国外典型都市区发展的经验，对我国都市化地区的发展，提出行政管理上应注意石坪究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都市区行政管理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区先后出现于西欧、北美、亚太以至全球，伴随都市区的出现与发展，都市区的行政组织与管理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广泛关注和学术争论的重要问题.近半个世纪以来，城市聚集化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城市大批出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在东部沿海地带特别是原有的城市群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写京津唐、辽中南、夏漳泉、.山东半岛等)，都市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群也将崛起，如:江汉平原、中原地区、成都平原、湘中地区、陕西关中盆地等。这些地区在向都市化迈进过程中，都市范围的确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职能、都市发展的模式等问题相伴产生，借鉴国外都市区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改革我国现行都市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1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范围的确定.
所谓都市区是指由一定规模以上的中心市及与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非农业活动发达的地区共同组成的具有城乡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据此，在划定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合理范围时，需严格分析考察其区域一体化的表现程度。范围过大.不仅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发展，而且影响都市区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围过小，又会抑制甚至阻碍都布区的发展。英国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体，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与其行政范围被缩小有直接关系图。这对于我国都市区行政范围的合理确定，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2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区内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连续性，某些服务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区建立统一的政府和管理机构成为必然，在国外大都市区政府管理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体制不同的组织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职能单一的政府联合委员会，以提供和协调大都市范围的公共服务，如计划、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称为单中心体制，后者被称为多中心体制[’1.象伦敦、墨尔本、多伦多等都市区属单中心体制，曼彻斯特、旧金山等都市区则属多中心体制.两种体制在国外都市区的发展实践中，各表现出自身的优缺点。单中心体制，亦称一元化体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区具有唯一的决策中心，有“一个统一的大城市机构”。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剔除或减少有害于大城市发展的竟争和冲突，可以使资源流动更为畅通，可以在解决主要问题时适应大都市地区的战略;但这种体制又易陷入等级化的官徐结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对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迟钝，不能代表当地的公共利益。呈尔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结构的演化也体现了这一点。多中心体制又称多元化体侧，是指在大部市地区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决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综合的政府单位(州、城市、镇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区域(学区和非学区)，各种管理区域的划分和变动以及协调组织的建立，都是谋求特定的公共服务的经济利益的结果.多中心体制试图以此来满足居民的种种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较小.公众容易参与鉴督，因而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需求及其变化更具有弹性，反应更加灵敏。美国堪萨斯市的协调机构—美国中部区域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多中心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实现大都市区内超越各种功能小区的更大地区范圈内的公共利益问题。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各地方单位的合作、竞争和协商来提供大规棋的公共服务。事实上，这种合作是相当困难的。
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观念等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近期之内，这些地区之间的差距还会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鉴国外两种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模式的同时.还应因地创宜，走多棋式发展的道路[.]。例:在我国的京津唐、苏锡常、厦潭泉等地区，可借鉴多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我国特有的国体、政体下，探索中国式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的协调方式，建立市与市、市与县(市)之间的有权威的高效能协调机制，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都市区，借鉴单中心体制的实践经验，在适当时候、适当地区，尤其是跨界城市区，建立联合政府，是适应我国城市发展进免或解决“城市病”的一条可行途径。
3明确都市区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
在都市区设立跨城市的区域性的联合政府、机构，对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必然产生影响，使单一城市政府的职能相对减少.例如:学区的设立，环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员会的设立.都减少了单一城市政府的此项功能。因此，如何处理好都市政府与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关系，成为都市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多伦多都市政府作为解决都市问题、处理地方政府关系的成功范例，对世界城市的发展与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71。我国与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体、政体不同，在都市化发展中其组织与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但多伦多大都市组织与管理成功的经验，对于解决我国都市化地区城市发展和管理的问题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多伦多大都市政府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各级政府有较为明确的职责分工，使各级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责、有所不责，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事务，从低级地方政府、高级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这样常常不是各级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挤兑、相互推诱，造成管理混乱、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明确各级政府与都市区政府的职责，实行合理分工是极为重要的。
4都市区内地方政府利益的协调
从国外众多都市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大伦敦、多伦多、墨尔本，还是曼彻斯特、旧金山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充满着区域内各城市政府利益间的矛盾，因此，怎样在区域范围内解决各城市共同面对的间题，成为都市区研究的热点。
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中央集权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8]现象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更为加剐，因此处理好都市区各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显得异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城市地区MUC和RCM体系的建立.便是试图在一事定区域范围内联合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实例之一.在理论上，西方一些学者建立和发展了“公共经济学”力图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和解决这类问题.“公共经济学”认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边界与市政公共设施的服务空间的不一致。从“公共经济学”的砚点看，城市政府具有生产和提供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边界.
应当大体上与公共设施的空间服务范围的自然边界相符。事实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设施有不同的服务空间范围，因而在西方城乡分治、“切块设市”的体制下，一个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边界不可能与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自然边界相适应，相邻的区域之间，地域相连的城市之间，公共服务相互渗透，而公共服务的费用支付，却被限定在行政边界范围内。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区合理的行政管理结构和组织，从而使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达到最佳经济规棋，便成为西方管理及经济学者十分关注和争论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联合所有的政府服务(总费用)来考察规模经济.在都市化区域实行一元化管理体制，有利于组织公共服务，使其达到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联合造成了公共服务费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也就是说，在都市化区域实行多中心政府管理体制更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体制更富有弹性。
尽管我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设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西方学者用“公共经济学”的观点解释和研究都市化地区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路，对我国，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大城市地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5都市区行政组织管理的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的经济，健全法制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之一。国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区划也要依法管理。美国的行政区划管理既有资产阶级政治的糟粕，也有人类行政管理的普遍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加以扬弃吸纳。在美国、法律的实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也有必要通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各项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将各市施政纳入法制轨道，让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实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级政府的法律监督和公众舆论鉴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级请示审批的人治传统习惯，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l史育龙，周一星.戈特曼关于大都市带的学术思想评介，经济地理.1996(3):32一36
2吴健平，曼彻斯特大都市政府的形成发展评述.中国方域.l996(1沙:19一21
3刘君德.张玉枝.国外大都市区行政组织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城市规划汇刊，1995(3)
4许晓辉.墨尔本大都市行政管理模式研究.中国方域.199别5):27一29
5王文.美国都市化行政管理考察.中国方域，1995(6):21一23
6刘君德.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型行政区划改革新思路.中国方域.1995(妇:2一6
7刘君德，王德忠.多伦多大都市政府形成发展及其借鉴意义.中国方域，1995(2):14一17
篇2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篇3
摘 要：当今有效教学的一个方向是情境教学，就是通过创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具有思辨性的教学场景，让学生有亲历体验的“神入”感，有发自内心的“移情”感。
关键词：课堂教学；情景化教学；高效课堂
随着新课改日渐深入，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变化，“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渐渐不再是一句“假大空”的口号，而是被许多一线教师深深地贯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秉持“以学生为主导”的理念，设计出一堂堂或清新活泼、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的好课，以良知的温度熨帖学生的心灵，用情感的绳索牵动孩子们的灵魂，真正达到了“育人”的效果。
一、加入情趣，化任务为期待
布鲁姆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学习内容的兴趣。”这说明兴趣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是开发智力的钥匙。大量单一形式重复作业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心理，降低作业效果。因此，教师在设计作业时，更要注意技巧性，增加趣味性。
我们可以在作业的形式上做些小小的改变，让作业披上靓丽的包装，改头换面。作业可以是填空、x择、材料分析、辨析题，也可以是编辑小报、撰写小论文、参观访问、社会调查、角色扮演，还可以是演讲赛、辩论赛、情境模拟以及体现学生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开放性实践类作业。形式的多样就使作业变得有趣多了。
例如，人教版历史与社会七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第一课《国土与人民》第二课时《行政区划》，本课的教学要求是知道我国现行三级区划，并且能在我国政区图上准确找出34个省级行政区的位置，记住它们的简称和行政中心。上课老师通过各种方法让学生掌握知识点，课后的作业无非就是继续巩固，死记硬背的形式会让学生记住后马上忘记。然而，当把此课的作业设计为手绘中国行政区划图的小竞赛后，学生看到后会眼睛发光，有“磨刀霍霍”将作业就地解决的冲动。而且为了画出准确的中国行政区划图，他们肯下工夫，肯花心思，将“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我要做得好”，对于34个省级行政单位的轮廓、位置也会十分细致地去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课标的要求，也让学生有了对待作业的良好态度，又能在课上进行展示，提高竞争的意识，活跃课堂气氛，符合教学目标，真可谓一举多得。此类作业还可以延展到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小报制作，历史文物是实物在还原。
二、加入情感，化尴尬为自然
“感人心者，莫乎于情。”青少年生命的成长，需要情感的滋润和感化；青少年道德认知能力的替身，需要情感的参与和过滤；青少年道德行为的践履，需要有情感的认同和推动。历史与社会课程的基本理念旨在贴近社会生活，促进自主发展，提倡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关注事物联系，体现综合价值，坚持唯物史观，揭示发展规律。历史与社会的作业，也应体现在历史的感悟，应有对祖国未来发展的展望，不能割裂与情感之间的联系。
例如，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册的单元主题为《19世纪中后期工业文明大浪潮中的近代中国》，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学完这两个单元后，我以课本为依托，布置了一项实践作业：去绍兴的爱国主义基地实际探访一下历史名人，感受为中国未来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学生趁着双休去了后堡村红色革命基地，听老人们讲当年的故事；去秋瑾故里、大通学堂实地参观，感受革命的艰辛岁月。这项作业没有让“爱国体验”成为宣传和说教，而是把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的情感体验联系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先人对我们的付出，体验长大以后应积极为国做贡献。
三、加入情境，化乏味为精彩
当今有效教学的一个方向是情境教学，就是通过创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具有思辨性的教学场景，让学生有亲历体验的“神入”感，有发自内心的“移情”感。历史与社会的作业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情境模式。
篇4
被告则对“海宁皮革城”字样本身作为商标申请注册的可行性进行了反驳，并否定了原告持有该商标权。同时，因“海宁皮革城”字样的通用性，而对其使用和宣传介绍等行为具有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最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两被告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公司的特有知名服务名称和商标权的侵犯，判令其立即停止相应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判令，两被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787500元与原告公司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105000元，还要承担案件受理费29768元。案件结果与2013年原告与陕西“西安海宁皮革城”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一致，以原告胜诉告终。
针对以“海宁皮革城”这一服务市场名称及后来注册的商标引发了一系列的侵权纠纷，虽然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大多支持原告的诉求，但也引出了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海宁皮革城”是否可以用来申请注册商标以获得商标专用权？如果商标注册申请没有获得通过，那么“海宁皮革城”是否可以知名服务名称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二项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获得保护？
一、“海宁皮革城”是否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首先，海宁是一个地名，所属浙江省嘉兴市，其行政区类别为县级市。“皮革”是经脱毛和鞣制等物理、化学加工所得到的已经变性不易腐烂的动物皮，在生产交易中，属于商品的通用名称。“城”则指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通常也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属于通用的服务功能用途。
依据我国《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及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由此“海宁皮革城”五个字是仅由“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名”加上“商品的通用名称”及服务的功能用途组成的短语组合，没有显著特征，也不便于识别，违反了上述规定，作为普通商标的注册申请，不应获得通过。
结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官方网站的商标查询结果，“海宁皮革城”在2011年、2012年作为一般类别商标申请的状态为“商标无效”，而在2013年3月29日以“海宁皮革城hclc”作为商标申请的状态截止2015年4月6日为“驳回复审评审实审裁文实审裁文发文”。虽然“海宁皮革城hclc”组合添加了“hclc”英文字样，不是“仅有商品的通用名称等”的情形。但因其使用了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且不便于识别而仍然不应予通过。
类似的实例，结合“沙县小吃”的商标申请情况，其作为一般类别商标自2010年由不同申请人申请后的状态皆为“商标无效”。而作为集体商标，由沙县小吃同业协会作为组织主体申请的状态截止2015年5月7日显示为“商标异议申请中”。看来通过集体商标类型进行申请的途径也许有机可寻。
二、“海宁皮革城”是否可获《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如果商标注册申请没有获得通过，那么“海宁皮革城”是否可以知名服务名称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五条第二项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获得保护？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及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由此看来，此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海宁皮革城”是否构成第五条中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情形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的，可以认定为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海宁皮革城”作为知名服务的部分名称，经使用，是否取得了显著特征，可参考美国商标法的规定，通过消费者对商标的理解，即理解为商品的来源还是商品本身来判断商标设计是否具备显著性要素。②显然“海宁皮革城”通常被消费者认定为其销售的商品本身，是海宁市产的皮革，而不是来自于某一服务提供者的专属性商品。因而较同行业其他竞争者而言缺乏显著特征，不具有“特有”性，不属于“特有名称”。从而，不应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获得保护。
相关的案例，可以结合“苏州冠芝霖手机大卖场有限公司名称字号权被侵权案”。该案通过公司字号权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知名商品或服务特有名称的规定，试图获得对公司名称的保护，并得到了法院的支持。那么，海宁皮革城可否通过类似路径获得保护呢？
依据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企业名称应当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字号（或者商号，下同）、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其中的字号是企业名称的核心部分，是区别商事主体以及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主要标志。对于字号的保护，可依据我国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第八条规定：厂商名称应在本联盟一切国家内受到保护，没有申请或注册的义务，也不论其是否为商标的一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不正竞争行为：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由此，“冠芝霖”字号，作为作为企业名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相应的保护。③
而依据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但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海宁皮革城”如果作为企业名称，只能属于行政区划名称加上行业的组合，并不具有字号的显著性和标识性，无法起到区别商事主体及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因而，通过字号权和知名商品或服务的特有名称获得保护的路径仍行不通。
如上所述，“海宁皮革城”既不能通过一般类别的商标申请，也不应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知名服务特有的名称”获得保护。因而，海宁中国皮革股份有限公司的维权行为更谈不上构成垄断。也许，“海宁皮革城”的商标申请可以参照沙县小吃，以组织形式申请集体商标的路径尝试保护。或者设计出更具显著性和便于标识的商标内容，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注释：
① 赵世猛：《众多“海宁皮革城”谁在演“画皮”》，中国知识产权报，2014年6月4日第0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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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城乡结合部地区由于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双重管理之下，在有些特定的政策领域存在管理盲区，尤其是土地管理比较混乱。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如何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合理流转，对于改变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北京市丰台区为例就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流转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处置
北京市丰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和人们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城市化的进程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北京市的其他城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丰台区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政府管理体制长期并存，其中，丰台区农居混杂及“城中村”问题突出，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亟待改革。但由于历史原因，丰台区仍实行城乡割裂的二元管理体制，即根据户籍划分管理地域范围和职责，街不管农，乡不管居，与行政区划本身的逻辑恰恰相反。由于丰台区的问题极具代表性，也是许多城乡结合部地区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丰台区的分析和研究就能为许多存在类似问题的城市和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合理流转和城乡二元结构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城乡结合部的土地流转
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是明晰行政区域界线的前提。丰台区绝大多数乡、镇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后建立起了农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每个农民或集体经济成员都成为合法的股东，拥有从集体经济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因此，这种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真正做到了与每个农民息息相关。
农村的集体资产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和集体经济企业。在农转居过程中，这些资产应通过不同途径进行处置。针对丰台区的自身情况，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分批次、分步骤地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是较稳妥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农转居过程中，首先要区分不同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并进行彻底的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这一工作在丰台区的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完成。然后，要以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逐步实现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目前，主要有两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家征地的形式实现集体土地的流转，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政策文件的规定给予失地农民经济上的补偿，同时，要考虑给予相关的集体经济组织适当的经济补偿，用于维持集体经济继续运转的资金支持。在采用这种方式实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保证给予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不仅能够真正弥补农民失地的损失，而且能帮助他们获得重新谋生的手段，以保证他们的长久生计。第二种方式是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由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创建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实体企业，自主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这种方式在丰台区的一些乡镇目前也有采用(例如卢沟桥乡和南苑乡)。这种农民自主开发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现象，目前在开发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一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造成这一领域存在法律和政策盲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流转问题，一直以来就处于政策管理的真空地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民在行政区划的调整完成后会从农民转变成居民，其所拥有的土地要相应转变为国有土地。因此，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城乡结合部地区在农转居后其土地的性质可以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但国家仍可保留原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向政府交纳一定税费的基础上可转变原土地的使用功能(即从过去的农村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商业用地)，允许其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实体企业自主开发利用。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自身资金实力薄弱，在开发利用其土地的过程中会面临包括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困难。同时，由于农民组织缺乏完善的专业知识、现代化的组织机制和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其经营往往也缺乏效率，直接导致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质量较差、管理不善。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时，同样要遵循城市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合法的、有序的开发利用。政府应对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在国家政策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地管理还是应主要走国家征地、出让这一正常开发的道路，但也可以考虑向那些经过改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从而使这些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能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由土地带来的收益。农村的集体资产还包括农民的房屋和集体经济企业。农民房屋的处置是与土地的流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土地上附着的房屋是一并进行处置的，因此不管是通过上述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开发利用农民的土地都应该对土地上附着的房屋实施经济补偿以弥补农民的损失，这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的衔接
社会保障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由于农民的身份发生变化，从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城市的居民，这就要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由于过去农村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批农民也没有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并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金，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势必成为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在这里结合城乡结合部地区土地流转的两种不同方式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涉及到通过国家征地的形式来处置集体土地和房屋的相关农转居人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其补缴的社会保险费由征地单位从征地补偿费中直接拨付到其所在区、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农转居人员实现转工后，与城市居民一样，由国家、所在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后续的部分。对于自谋职业者，可保留其已经由征地单位补缴的社会保险金个人账户。对于后续部分，如果能自行交纳本应由企业和个人分别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仍然可以按照上述办法进行处理。但如果无力支付其后续部分，其社会保险金个人账户内的金额可以在其退休后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第二，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开发利用集体使用土地所涉及到的农转居人员，可比照国家征地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即由集体经济组织帮助补缴社会保险费。对于转工人员、自谋职业者和超转人员的社会保险可比照上述办法办理。另外，在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逐步实现对农民土地的处置并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过程中，可采取分期分批的原则，即土地先被征用和开发的先行转居转工并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在转居后收入有来源、生活有保障，同时也减轻政府在转居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管理压力。但在分期分批开发利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政府又要做好中长期规划，避免盲目开发和杂乱开发。
三、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
城乡结合部地区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这就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撤销乡、设立地区办事处并合理安排其管辖面积，以地区办事处作为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的过渡形式，集中处理在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原乡建制下的遗留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在原来乡的基础上实行“一套人马，一块牌子”，由地区办事处来处理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并对辖区实行统一管理，从而避免在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其次，城乡结合部在稳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而行政区划的调整又主要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有些街道和地区会同时存在大量的城市居民和未转居农民，因此需要赋予这些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同时管理城市居民和未转居农民的权力，并分别设立相关的科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第三，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同时存在未转居农民和城市居民，这样一些街道和地区就需要同时具有管理居民和农民的权力并设立分立的科室对他们进行管理。当农民实现了从农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之后，对其的行政管理就应从相应管理农民的科室转移到专门管理居民的科室；当原农村的自然村撤销后就要改建为相应的社区以对其所属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
四、经验与启示
北京市丰台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导致了丰台区从土地管理到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许多城乡结合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北京市丰台区的土地流转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第一，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首先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完成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完成对农民资产的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建立起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合作制的原则进行管理。这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治理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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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地理；问题；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7-0149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给高中地理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给山区学校的地理教学带来更多的问题。笔者根据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深入地研究在新课改下山区高中地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一、山区高中地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1. 学生基础差，学习动力不足
一些在山区长大的学生，由于长期生活在较闭塞的农村，理解能力不强、信息较闭塞、空间识别能力尤其薄弱；同时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上甚至学校把地理视为“副科”，教师不愿教、家长认为没必要学、学生不认真学。所以，在对每一届高一学生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初中地理基础知识薄弱，有的学生甚至连四个基本方向和经纬线都分不清。
2. 班额较大，课堂活动组织难
参照教育部班额标准，一般认为，中小学校46-55人为“大班额”，56-65人为“超大班额”，66人以上为“特大班额”。目前，山区高中地理教学普遍采用“超大班额”授课。“超大班额”一方面学生的活动空间有限，教师教学的空间也受到了局限，特别是在教室进行个别辅导或者查看学生完成情况时就会遇到困难，学生就很有可能做些与课堂没有关系的事情，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一方面人数多不利于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互动，课堂秩序难以维持，给教学的组织工作造成困难，也加重了教师的负担，尤为突出的是有些活动课将难以展开。例如：在“中国的行政区划”这一知识点中，笔者要求每个学生课前先把一幅中国行政区划图快速制作成按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28份硬纸片，然后组织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拼图比赛，看谁将中国政区图拼的又对又快。在整节课中，学生们情绪高涨，但局面却难以控制，后来竟变成一堆“马蜂窝”，更别说对学生进行课堂指导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山区有的教师只能唱着新课程的调子，走着“满堂灌”的路子，令新课改在山区学校的实施举步维艰。
3. 教师素质低，教学方法落后
发展山区教育，师资是关键。山区中学的地理教师当中，一部分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师资培训，他们对教学理论、教学常规一知半解，对新的教学思想、教学观念接受较慢。这部分教师往往教学理论浅薄，难以深入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一部分师范院校毕业生充实到教学岗位后，他们理论知识丰富，有热情、有干劲，但知识面比较窄，业务能力同担负的任务要求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他们同样也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4. 教学设施差，教学手段单一
由于山区经济条件落后等原因，一些学校办学经费紧张，无法添置齐全必需的电教设备和教学用具等。因而，只能是教师靠板书、学生靠笔记进行教学。教学手段单一，使地理教学变得枯燥、干瘪、乏味，从而导致整个山区地理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山区地理教学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教师只有摸清原因，对症下药，才有成效。
1. 建立激励评价机制，切实有效地开展校本培训
现在绝大部分山区中学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并不健全完善，要促进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学校必须建立教师成长激励机制，将教师的工作绩效与个人荣誉和经济挂钩，按具体情况制定教师论文、赛课、专业竞赛等一系列激励机制，让他们在成长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物质上的快乐。同时，学校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提升地理教师的专业素质，如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切实将实施新课程的先进理念及时地传递给地理一线教师,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与手段等方面进行大胆革新，不断探索适合山区学校高中地理教学的可行方法。
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趣促学
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人积极探究事物的认识倾向，是学习的挚友和原动力。凡是学生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必然会力求去认识它、掌握它。因此，教师必须善于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心理特点和思想上的焦点，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不自觉地进入“情境”。例如，在讲解关于时区和日界线时，笔者设计了一个问题：有一孕妇乘坐海轮时生了对双胞胎，首先生下了一个女孩，然后过了1小时又生下了男孩。可按日期计算，男孩反而是哥哥，女孩却是妹妹，这是为什么？一个巧妙的设计，使学生的地理学习从“被动、枯燥”变为“主动、有趣”，令地理教学取得更佳的效果。
3. 克服教学设备落后的困难，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条件越是艰苦，越是应该想办法、找窍门、走创新之路。一方面，我们可以立足现状，充分利用现有的投影机或录音机来辅助教学。另一方面，教师可利用青少年活泼好动、有好奇心、喜模仿，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独特的教学方法和课外活动来丰富地理教学，如游戏竞赛、地理制作、观察观测、课前小演讲、辩论演讲等。
4. 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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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GIS，土地整理适宜性评价，农村居民点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引言
土地适宜性评价是以具体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类型对土地条件的要求逐个与土地资源类型的性质相互匹配并确认其适宜性的过程[1]。开发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则是以某一地区农村居民点的利用现状以及自然、社会条件逐个与农村居民点整理（复垦）的条件相比较，通过对农村居民点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和比较，得到各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得分情况。评价结果为农村居民点是否进行整理、确定整理时序等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目前关于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多以行政区划为评价单元。而同一行政区划内不同区域的居民点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方面都有所不同，这就无法体现同一行政区划内部不同居民点之间的差异。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更具有针对性，并体现不同居民点之间的差异，本文研究了基于ARC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适宜性分析评价方法。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2.1 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一项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因素很多，本文结合研究区的具体情况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等角度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因素及其适宜情况。
（1）自然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因素主要有高程、坡度、坡向、地表起伏度、地表曲率、地质条件等。本文以现有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根据指标选取原则和研究区实际情况，选择了高程、坡度、地表曲率和地质条件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并对其适宜性情况进行分析。
（2）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社会因素包括距场镇的距离、距村中心的距离、与主干公路的距离、与农村道路的距离等[3]。本文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分析了距场镇的距离、距村中心的距离、与主干公路的距离、与农村道路的距离、人均耕地5个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并对其适宜性情况进行分析。
（3）居民点自身因素对其整理的适宜性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身因素包括居民点面积、房屋结构、房屋成新度、农民意愿等。本文选择了居民点面积和房屋成新度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并对其适宜性情况进行分析。其中房屋成新度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将其分为几个片区，得到不同等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及面积。
2.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对农村居民点影响因素及其适宜性分析，结合指标选取的原则和研究区实际情况，确定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主要有：
（1）自然因素：高程、坡度、地表曲率、地质灾害；
（2）社会因素：距场镇的距离、距村中心的距离、与主干公路的距离、与农村道路的距离、人均耕地；
（3）居民点自身因素：居民点面积、房屋成新度。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指标见表1。
表1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3、数据处理与组织
根据所选取的指标，准备指标涉及的相关数据，将土地利用现状图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图斑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适宜性评价的具体要求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按照数据处理的流程和思路进行组织管理。
3.1 土地利用数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涉及的土地利用数据主要有1：1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利用规划图。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统一各专题图件的空间投影坐标系统，并建立相应的空间数据库。
（1）土地利用现状图：从中提取农村居民点用地图斑、耕地图斑、场镇、村中心、公路、农村道路、行政区划等数据。
（2）土地利用规划图：从中获取城镇建设规划、旅游规划、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的范围和面积。
3.2 地形数据
选取1:1万的地形图，对地形图整理转换，然后提取高程信息数据生成DEM图，最后从DEM图中获取研究区高程、坡度、地表起伏度等相关数据。
3.3其他数据
除了土地利用数据和地形数据外，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还涉及地质灾害分布或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图、以及各行政村的人口数据。
3.4数据组织
根据以上数据内容，按照“基础地理信息”、“土地利用”、“土地规划”与“其他数据”进行分类，以点、线、面的格式分别存储在其数据集中。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数据组织关系见图1。
图1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数据组织关系
Fig. 1 The Data Organization Relations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4、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
4.1 评价思路
应用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整理进行适宜性评价之前，需将农村居民点分成两部分进行处理。一是对于在城镇规划、旅游规划及工业园区扩展范围内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将规划为其他用途，没有整理潜力；因此在进行适宜性评价之前，将落在这一范围内的居民点赋值为0，表示没有整理潜力。其余部分则按照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进行适宜性评价。
4.2 评价方法
本文选择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结合层次分析法与特尔斐法计算权重，然后计算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适宜性的得分情况。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计算公式为累加型公式。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然后为了消除各指标在量纲上的差别，对原始定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样在对各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的数值运算中，就应以各指标所对应的相对值为对象，而非其实值。
4.3 评价指标的量化
在测算的过程中，因各指标的量纲不同，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需将指标转化成可以统一进行比较的数值，即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
在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在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及居民点自身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因子，及其不同影响因子与居民点分布之间的关系，对各影响因子的具体特性进行分类，统计不同分类下居民点的面积及分布，分析各影响因子不同分类下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情况。
4.4 适宜性评价图解建模
图解建模是指用图形语言将具体的过程模型表达出来。在过程模型中，分别定义不同的图形来代表输入数据、输出数据、空间处理工具，以流程图的形式执行空间分析操作功能，从而为复杂的GIS任务建立固定有序的处理过程[4]。
本文根据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的指标及权重，按照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的思路，在ArcGIS中建立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模块见图2。
图2 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模块（局部）
Fig. 2 The Model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Local)
4.4.5 评价结果
输入研究区适宜性评价数据，在ArcGIS中运行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模块，获得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得分情况，得到居民点得分在不同行政村之间的分布数据。农村居民点得分高、潜力容易释放，则适宜整理，同时这部分居民点中得分高的可于近期安排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
4、结论：
通过ArcGIS图解建模功能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在农村居民点整理影响因素及适宜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按照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的思路，用图解建模的方式对某镇农村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进行分析评价，并对研究区数据进行验证，运行效果良好，结果可靠。
参考文献
[1]高燕.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适宜性评价、模式及政策选择[D]:[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浙江大学,2004.
[2]周爱国，孙自力，徐恒力等. 地质环境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地质科技情报.2001, 6: 71-72.
[3]刘黎明，张军连，张凤荣等. 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M].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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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法官定额管理的两大基本因素
影响法官定额管理的因素很多，但最基本的莫过于人口和案件数量两个因素。因此，许多论著往往将这两个因素作为判断一国法官人数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
1.人口因素
通常情况下，人口与案件数量成正比，人口的多少往往直接影响案件的数量，因而也影响到法官的数量。实际上，人口因素对法官人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官人数占所在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上。然而，由于各国的司法制度、诉讼体制和法治发展水平的不同，法官占总人口比例也存在很大差异。
德国法官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日本则最低，二者相差有十一倍之多。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别不大。实际上，法官占人口的比例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何种比例为佳，并无定规。但由于人口和案件数量之间的正比例关系，若法官人数占人口比例太小，将有可能因法官不堪重负而影响整个司法体系的运转。在这一点上，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日本是目前法官人数占人口比例最小的国家之一，包括在各级裁判所工作的助理法官（判事补）在内，每万人口中只有0.23名法官。由于法官人数占人口比例太小，日本各级法院的案件效率低下，积压严重的情况相当普遍，已成为日本司法的一个顽症。
日本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尽管已结案件数逐年增加，未结案件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未结案件所占比例最低的年份也仍然维持在36.2％，1991年甚至高达46.9％。从审理周期看，平均审理周期最低的年份达到88个月，而判决案件的审理周期最高的年份高达21个月。日本法院的这种状况引起了日本国民和当局的不满。因此，从1999年开始的日本第三次司法改革明确将解决法曹（包括法官）人口不足的问题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1年7月12日，日本司法改革审查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最后报告，提出到2018年将法曹人口的数量从2001年的18，000人增加到50，000人，并且提出要加大法官人数的增加幅。
显然，日本的例子说明了法官占人口比例太小所带来的问题，而改变这种状况最直接的途径是增加法官人数。日本计划用18年时间使法官人数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倍，也算得上是痛定思痛了。从理论上说，法官占人口比例太小容易造成效率低下，质量不保的问题，那么，法官人数过多，也同样会因为人浮于事而影响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的法官人数占人口比例太大，并且认为这是我国法院案件存在质量和效率问题之原因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法官有3万人就够了。这种认识的出发点自然无可非议，只是在法官人数计算上存在谬误，同时对中国司法的实际状况也缺乏分析。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法官人数占人口比例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但从我国的司法体制的现状以及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等因素考虑，目前这一比例的真实性及其合理性还有待于证明。对此，笔者将在下面的论述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2.案件数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案件数量与法官人数的关系更为直接。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确定法官员额通常应当以每个法官所能承担的工作量为前提，而法官工作量的直接量化形式就是案件的数量。因此，案件数量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硬指标。然而，由于各国诉讼制度不同，各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也有很大差别。以一审案件为例，2001年，我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590多万件，以21万法官计算，平均每个法官28件；而美国联邦法院1995年受理一审案件283，688件，当年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总人数为763人，平均每个法官317件，二者相差11倍之多。对此，我们不妨作一些分析：实际上，由于美国的诉讼制度所决定，绝大多数案件并未经过审理就已经终止，经过完整的庭审结案只有6％左右，1995年，美国联邦法院受理的283，688件一审案件中，只有17，816件经过完整的庭审。如果以这个数字计算，平均每个联邦法官一年经过完整的庭审审结的案件只有23件，而其余348件案件则通过庭前或庭外的其他方式了结。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波斯纳法官曾有过一个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审理一个一审案件的庭审持续时间1995年平均为3.4天，依此计算，17，816件案件仅庭审时间平均每个地方法官每年就要为此占用100个工作日。如果以每年250个工作日计算，假设每件案件都经过完整的庭审，每个美国联邦地方法官一年审理的案件数也不超过60件。我们再来分析中国的情形，首先，中国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绝大多数都经过庭审，而且大多数是由3个法官而不是1个法官审理，因此，中国法官审理一个案件的实际工作量超过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其次，中国21万法官中实际审理案件的法官人数远远没有那么多（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作详细的讨论），而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人数和实际审理案件的法官人数是基本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21万法官为基数来计算中国法官的人均审理案件数是不尽合理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案件数量和法官人数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对有关国家上诉案件的情况作一些分析。例如1987－1989年日本高等法院每年受理的上诉案件平均30000件左右，但实际审结的案件约占50％。以高等法院法官总数280人计算，平均每个法官一年审结的上诉案件数为54件；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987－1989年受理的上诉案件平均35，000件左右，每年实际了结的案件大约占56％左右，且实际了结的案件中大约一半的案件属于“程序性终止”，对法官的工作量没有大的影响。依此计算，美国148名联邦上诉法官（1988）平均每人每年实际审理的上诉案件数为66件。
由此可见，司法统计所反映的案件数量与法官实际审的案件数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别，但不同国家的法官实际审理的案件数并无大的差异。尽管各国的诉讼制度不同，各国法官之间也可能存在个体的差异，但每个法官所能承担的实际工作量却应当有个合理的极限。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去讨论问题，就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在考察案件数量与法官人数之间关系时，不应当单纯从司法统计的数据出发，确定法官员额的重要依据是每个法官实际所能承受的工作量。除此之外，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对法官人数的影响也至关重要的。
二、法院设置对法官员额的影响
法院是法官进行审判活动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实际上是法官组成的。因此，法院的设置与法官的人数密切相关，它直接影响到法官员额的确定。法院的设置是否合理，也直接关系到法官员额配置的合理性。尽管法院的设置作为国家司法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会受到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影响，但从合理配置审判资源考虑，法院设置的主要依据应当是辖区人口、面积和可能发生的案件数量等因素。法院的设置与行政区划的设立不同：行政区划的设立尽管也会考虑人口、辖区面积等因素，但更多的是基于国家的考虑。国家作为一种对内的最高权力，其空间范围是及于国家版图的任何一个角落的。国家行使这种地域管辖权最直接的形式就是在国家所及的所有地区设立行政建制而不论这个地区的人口多寡、面积大小。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一个地区人口稀少或经济总量达不到一定水平而拒绝在这个地区设立行政建制，在设立行政区划时也不会将人口面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主要因素考虑。例如，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与人口最少的省份自治区相比，二者相差36倍之多；江苏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与青海省相比，前者是后者的31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可见一斑。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影响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置。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情形并不多见，例如，德国全国有16个州而高等法院有25个有的州设有3个高等法院；而美国有50个州，联邦上诉法院只有13个联邦地方法院有94个均没有按行政区划设置。无论法院设置多于行政建制（如德国）还是少于行政建制（如美国）均是从辖区面积人口及案件数量等因素出发。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的8个高等法院及其6个分院并未按行政区划设置而50个地方法院则基本与行政区划一致即东京都、京都、大阪二府及43个县各设一个地方法院。但也有例外：日本北海道地域宽广设有三个地方法院。
目前，我国共有3568个法院，除少数情况外，绝大多数按行政区划设置。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不同地区的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况也是不平衡的，往往同一审级的法院之间受理案件的情况就存在很大差异。一般说来，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受理的案件多，标的额大，案件类型也要对复杂，而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在案件数量、标的金额和案件的复杂程度上与前者相比则有很大悬殊。例如，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去年受理的案件近29525件，而海南五指山市法院只有158件，二者相差186倍！有时这种差别甚至发生在同一个省的不同法院之间。例如，海南省的去年受理案件最多的基层法院新华区法院与受理案件最少的五指山法院审理案件数也相差十几倍。更有甚者，我国的一个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甚至远远超出一个省三级法院受理案件的总和。由于法院之间受理案件的情况不平衡，审判人员人工作量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厦门湖里区法院审判人员2000年人均审理案件253.6件，广东番禺大石法院去年人均结案239件，而海南五指山市法院的审判人员人均审理案件数仅为6件。法院之间的这种差别给法官定额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困难，如果只考虑案件数量这个因素，即便以中等发达地区法院人均审理案件数作为依据，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法院只需几名甚至一至二名法官足矣，有的法院几乎可以说没有必要设置！显然，我国法院目前这种设置成为实行法官定额制度的一种制约因素，不改变这种情况是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官定额制的。
三、诉讼程序的设计对实行法官定额制度的影响
程序设计是诉讼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法官定额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案件的数量是确定法官工作量的最主要的依据。然而，案件由于其性质不同，处理方式不同或所处审级不同，其所需的工作量是完全不同的。例如，通过和解、诉辩交易或是驳回等庭前方式了结的案件与通过开庭审理后作出判决的案件相比，前者所需的时间和法官的工作负担就少许多。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中只有6％经过完整的庭审，而这6％的案件却占用了2/5的工作日，其余94％的案件都是在剩余3/5的工作日中完成的。可见，针对不同的案件设计不同的程序，或在同一程序中设计不同的处理方式是科学地确定法官工作量的前提，因而也是合理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多与此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要以下几个方面：
1.级别管辖混乱
根据我国现行诉讼程序法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四级二审终审制的统一诉讼模式。从法律上说，每一级法院均可以作为一审法院。这样一来，除基层法院外，其他三级法院既是一审法院，又是上诉法院。近几年来，由于其他一些因素的趋动，我国高等级的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情况不在少数，甚至最高法院也开始受理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然而，法官审理一审案件和上诉审案件所付出的时间和所花费的工作量是不同的，基层法院和基层以上的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的程序也有一定的区别，同是一审案件，在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所需的时间和工作量就可能不一样。因此，在四级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审案件的情况下，以案件数量作为确定法官员额的依据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
从其他国家有关级别的管辖的情况看，大都作了比较严格的划分。美国联邦法院的一审案件管辖权原则上统一由地方法院行使，联邦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只是上诉法院。和我国诉讼制度较为接近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形虽然和美国有所不同，但对级别管辖的规制大都比较明确。例如，德国的四级法院中，区法院只对小额民事案件、家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有管辖权，绝大部分案件的一审管辖权集中在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同时也是区法院部分案件的上诉审法院。而高等法院除对极少数涉及严重的犯罪（如破坏和平罪、内乱罪、种族屠杀罪等）的刑事案件行使一审管辖权之外，对其他案件只行使上诉审管辖权，最高法院则完全不受理任何一审案件。日本的情形与德国相类似，绝大多数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在地方裁判所和家庭裁判所，与德国不国的是，日本的地方裁判所和家庭裁判所并不同时是上诉审法院，它们仅仅对简易裁判所的部分案件行使监督权。日本简易裁判所、高等法院以及最高裁判所的管辖与德国立法的规定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国外立法对一审案件管辖权的规制是相对集中的，象我国这样四级法院均有一审案件管辖权的情况并不多见。
2.缺少案件繁简分流的诉讼机制
案件繁简分流实际上是指针对不同的案件设计不同的程序，通常是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有效途径，以避免简单案件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实际上，这种程序上的设计对于区分法官的工作量进而确定出合理的法官数量是有意义的，因为一个法官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和适用普通程序处理案件的结果可能是案件数量相同，但所付出的工作量完全不一样。我国的刑诉法、民诉法中，尽管也都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但这种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案件的繁简分流问题。以民事诉讼为例，首先，我国民诉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作了规定，即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这一规定缺乏对案件类别的明确规定，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德国、日本程序法的规定就明确得多。例如，德国的立法明确规定诉讼财产的金额或价值不超过三千马克之财产权诉讼由区法院管辖，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亦规定争议金额不超过三十万日元（约3千美元）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其次，我国民诉法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若发现案情复杂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这使得简易程序的适用也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第三，为了使得按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的案件能够迅速、便捷，国外一些立法都对其中相当一部分类型的案件作了一审终审的规定，而我国立法则无此规定，因此，简易程序的案件进入二审的比例也是无法确定的。综上所述，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因而也无法依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法官员额，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3.诉讼前置程序缺省
诉讼前置程序主要是指案件进入庭审之前所设置的一系列程序，如庭前和解、证据开示以及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等。设计各种前置程序主要有二个目的，一是为了提高庭审的效率，尽可能在开庭之前使双方争议焦点和争议的事实公开化、明朗化；二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使得一部分案件在开庭之前通过和解、撤诉或其他方式了结。就后者而言，庭前程序实际上达到了减少法官工作量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也尽可能通过前置程序来了结案件以减轻工作负担，诉讼当事人则在许多情况下经过了前置程序之后对诉论的前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为避免在后来漫长的庭审中耗费时间和财力，也希望在开庭之前了结案件。目前，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对诉讼的前置程序的运用，在这一点上，美国最为典型。美国联邦地方法院93年到95年经过完整庭审案件的数量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一直在6％－7％之间。也难怪波斯纳法官指出：“地区法官应对工作负担压力的方法之一是使诉讼当事人更难获得庭审，因为庭审花的时间比庭前解决花的时间要长。法官通过宽松地批准驳回动议和简易判决动议，对当事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在庭审前解决案件”。波斯纳的论述，可谓一语惊破梦中人。我国法院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就立法而言，基本没有对庭前程序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就连调解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也要求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在实践中，调解作为前置程序的情形并不多见。许多情况下都是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进行调解，而这时的调解，对解决纠纷、减少上诉率固然还有意义，但对于减少法官的工作负担而言已是毫无意义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上诉案件撤回上诉的情况来进一步考察：从1993年到1999年七年间，撤回上诉的比例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最高仅为8.3％。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没有缴纳上诉费而被作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这个比例与上文提到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进入庭审案件的比例大体相当，只不过刚好相反而已。由于诉讼前置程序的缺省，中国法院受理案件的绝大部分都必须经过完整而复杂的诉讼程序才能了结。如此一来，效率不高自不待说，中国法官的工作负担之重也是可想而知了。
四、《法官法》的规制及其局限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法官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各种引证数据之间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直到今年七月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公布了一组数字，才算是一锤定音。这组数字显示：在我国法院的31万工作人员中，共有首法官1人，大法官41人，高级法官3万余人，法官18万余人。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法官人数已达到21万。据从有关方面了解，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全国各级法院中被正式授予法官等级（法衔）的人数。从统计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来说，这个数字应当是没有疑义的。然而，问题在于，这21万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只有法官之名并无法官之实。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法官职务的非法官化
《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规定对法官概念的内涵作了限定，即“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的干部一直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套用行政干部的职级。而根据有关规定，审判人员的级别相对同级行政机关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而言要高一些，因此，为解决一些非审判人员的级别待遇，几乎每个法院都将一部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审判职务。笔者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在有的法院中具有审判职务的非审判人员的比例甚至高达22.2％即使是平均计算也有15％。如此看来我国法院21万法官中至少有15％的人并非“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完全没有审理过案件，甚至有的人完全不具有基本的法律知识。近年来，随着我国各级法院审判人员的地位不断提高，法院内部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希望获得法官资格的人愈来愈多，加上新法官法生效之前法官准入条件较低，也使得法院内部一部分实质上尚不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赶上了末班车而被任命为法官，从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法官职务非法官化的不正常状态。
2.法官职位的行政化
按照《法官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同一级法院的法官的职位是从院长一直到助审员的等级序列设置的，而且每一个职位均有与之相对应的行政级别，例如高级法院院长是副省长级，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可以是处级或科级等等。［33］长期以来，人们把职级晋升的情况作为评价一个法官工作实绩的重要标准。同时，由于我国法院审判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倾向，绝大多数担任院、庭长职务的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审判管理和出席各种会议，并不直接行使审判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当一个优秀的法官被认为是足够优秀时，他就不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官了。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各级法院普遍存在“低级法官干，高级法官看”的现象，这种状况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法官的总数逐年增加，但实际审判案件的资深法官人数却越来越少，助理审判员成了审判一线的主要力量。
我国各级法院的院、庭长占审判人员总数的40％多。如此之多的资深法官并不直接审理案件，这在世界各国恐怕都是少有的。当然，各级法院的院长、庭长是当之无愧的法官，而且应当是首席法官，然而，在这些首席法官们只充当管理者的角色并不直接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下，法官这一称谓对他们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法官与执行员混为一谈
目前，我国各级法院除了审判人员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执行员负责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和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都把执行员划入审判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似乎在理解上执行员不应属于审判人员（法官）的范畴。实际上，由于执行行为的性质所决定，世界其他国家在立法上都没有将执行人员划入法官的范畴。例如在美、英等国，执行官是行政官员而非司法官，日本的执行官虽由法院任命，但执行官和法官并非同一序列管理，执行官人数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数中的。然而，我国的《法官法》虽然将执行员视为其他工作人员，但却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进行管理”，这个参照，便成为我国各级法院将执行员等同于法官的立法依据。这不能说是《法官法》的一个疏漏。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法院的执行员不仅要求取得法官资格，而且必须被任命为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执行人员划入法官序列的利弊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这里暂不去论及。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法官法》的这个疏漏，却使得我国各级法院的法官的人数增加了大约11％。而这部分人员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与法官法规定的“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结论：我国各级法院有号称21万的庞大法官阵容，却只有三分之一的法官在审判案件，而且其中多数还是年轻的助理审判员。这在当今世界各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法官法》对法官概念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但对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却缺乏相应的规制，这就使得这些年来我国法院对总人数（编制）的控制十分严格，相反，对法官职务任命过多、过滥的情况却一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遏制。当然，《法官法》的修改出现了一个契机，新的《法官法》对实行法官定额管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应当说，这一规定尽管十分原则，但却是目前在我国实行法官定额制度的唯一立法依据。
五、建立中国法官定额制度的基本构想
在中国法官职业化进程中，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是以对旧制度的改革为前提的。因此，建立中国法官员额制度的过程就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只有创造出一个适合这一制度生长的体制环境，这项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
1.建立与人口和辖区面积相适应的法院体系
法院的设置实际上是一个审判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人口和辖区面积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审判工作量，也直接关系到审判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因此，法院的设置当以人口和辖区面积作为主要依据。由于我国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有的地区人口稠密，有的地区人烟稀少，因而按现有的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势必会产生法院之间案件量的极不平衡的局面，从而使得有限的审判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由于我国人口和辖区面积的不平衡首先反映在省一级建制上，因此，参照日本等国的做方法，在法院设置上首先应打破省级行政区划，在全国按人口和地区面积划分若干司法区，每区设立一个高级法院。这种设置类似目前我国人民银行的管理模式，因而在操作上并非全无先例可循。在高级法院以下仍可基本维持现行体制的基本模式设立二级法院，在现有的中级法院建制的基础上打破地区级行政区划，按人口和辖区面积设立若干个地方法院。目前，我国的几个直辖市中级法院的设置实际上就与地区级行政区划无关，而基层法院从方便诉讼考虑，则可以维持目前按县级行政区划设置的局面，只是应当相应地把根据人口和辖区面积适当地调整目前的法官人数。
改变现行的法院设置是实行法官员额管理的第一个前提，只有真正实现了按人口、辖区面积而不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量才能基本趋于平衡，法官员额管理也才有实现的可能。
2.建立与上述法院体系相适应的诉讼模式
如果说改变目前的法院设置相对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而言是一种硬环境的改变，那么改革现行的诉讼模式则是一种软环境的变化。应当说，新诉讼模式与新的法院体系是相适应的。建立新的诉讼模式，首先必须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把相当一部分小额债务案件、简单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划分出来，由各基层法院完全按简易程序审理，这不仅需要从立法上对简易案件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且应当对简易程序进行严格的规制。其次，规范级别管辖，彻底改变目前四级法院均有一审案件管辖权的状况，所有的一审案件均由地方法院和基层法院分别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基层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的简易案件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地方法院以高级法院作为其上诉审法院。最高法院则以审判监督为主，重点对高级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实行审判监督。第三，引入诉讼前置程序，一方面力争使一部分案件能够在庭前了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庭审的效率。
按照上述模式改革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是实行法官定额管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只有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规范了级别管辖并适当引入诉讼前置程序，案件的数量与法官的工作量的计算才可能有科学的依据。
3.规范法官职位
规范法官职位设置是实现法官定额管理的第三个前提，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实际上，规范法官职位的过程既是对现有法官队伍实行优化的过程，也是对我国现有21万法官进行斟别的过程。这种优化和斟别实际上是在现有法官人数基础上对法官员额的初步确定。
篇9
论文摘要:主要阐迷在编制县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规划应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按照技术上可行、 经济 上合理的原则，保证规划中各项指标的顺利实现。
新疆水利厅于2005年12月下发了关于编制新疆县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通知，该通知下发后，各县纷纷开展了该规划的编制工作，在编制规划报告过程中，笔者发现以下问题需要设计人员注意。
1水土平衡 计算 后缺水原因的分析问题
该规划农田水利建设水资源合理配置部分，通常先对县区所辖行政范围水资源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水土平衡分析，计算出缺水量。大部分平原灌区在水土平衡时，缺水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①河道天然来水过程与区域用水过程不匹配;②区内水利工程不配套，尤其受调蓄能力限制;③灌区内部渠系防渗率低，水资源损失较大。而规划水平年解决供需矛盾主要是通过渠系防渗、开采地下水、对平原水库进行除险加固、跨流域调水等工程措施来满足灌区的用水需求。
由于该规划是以县为基本编制单位，在实际编制过程中，往往把该县做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考虑问题，忽略了该县在整个流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上下游其它用水单位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要解决灌区的缺水问题，首先应该从整个流域出发分析缺水原因，而不单是立足于本县来解决缺水问题。有些流域中已建的引水枢纽工程可能控制下游几个县的分水，特别是各县的分水比例由于 历史 原因在该流域管理规划中已经确定，一般不允许随便改动，各县的分水量只会随河道来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南疆某河流域，在该条河流上有一引水枢纽控制下游两县一市的分水，各县按分水比例引水。2005年，该地区召开会议，把a县的三个乡划分到了b市，但a县、b市在大河上的分水比例却没有因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一来，在分析b市灌区内水土平衡时，势必会加大供需矛盾。从水账的角度简单分析:假设现在b市从大河上的分水比例是20%，大河多年平均来水量按2x1护耐计算冲口果b市的分水比例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多分配2x1护耐的水量，大河水量损失按20%考虑，仍有1.6x1护耐的水量可以进人灌区，而如果灌区内部通过开采地下水的方式来解决的话，要得到相同的水量则最少要打8眼井(每眼井的提水能力按2 x 105 m3/a计算)。
在解决灌区此类缺水问题上，应该首先根据重新划分后的行政区划，充分考虑各县市的经济 发展 差异后，在流域规划中对相关县、市的分水比例做相应的调整。按照调整后的分水比例重新进行水土平衡分析后，如果仍然存在供需矛盾，再考虑通过开采地下水、跨流域调水等其它工程措施来解决供需矛盾。按照以上步骤确定出的水资源配置规划目标不但能提高地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减少了工程建设项目，节省了国家投资。
2 农村 人畜饮水工程问题
在调查b市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数量时笔者发现，该市的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数量在近3年之内呈下降的变化趋势，而近3年之内农村人口数量却是以平均每年10. 7%的增长率在递增。b市近3年也没有新建人畜饮水工程，主要是对已建工程的维护和设备更新，按常规应该是饮水不安全人口数量随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而递增加。经过进一步的深人调查，其原因是:近几年随着b市经济快速发展， 工业 化进程的加快和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是逐年增加，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来到b市务工，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户籍所在地是农村，而他们的用水地点却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大于农村人口的增长数量时，就造成了农村人口数量在增加而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数量在减少的现象。所以在确定该市的饮水不安全目标和相应的工程措施时，不能单一的按照统计部门提供的农村人口数量和人口 自然 增长率来预测饮水不安全人口的发展趋势，而应充分考虑近几年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这一因素，根据该市的“十一·五”规划报告，对饮水不安全人口的发展趋势做出相对合理的预测，制定出了相应的工程措施。
3盐碱地改良中排水系统规划问题
盐碱地改良也是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盐碱地改良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耕地的利用率和农作物产出效率，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收人和当地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 。近些年各县在治理盐碱地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如田间排水沟的开挖，种植耐盐作物改良土壤，采用竖井排灌降低地下水水位，通过各种水利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来控制耕地盐碱化。在盐碱地的改造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大部分排水沟建设时没有经过规范的设计、 计算 ，淤积、坍塌现象严重，每年都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清淤;大部分排水系统没有合理的排水出路，部分排水直接进人河道，影响下游灌溉用水水质，还有部分排水则就近排人灌溉渠系中与渠水混合后继续灌溉，其结果是一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现象有所改善，下游另一部分地区耕地盐碱化现象加重或产生次生盐碱地。
目前排水系统配套、完善仍然盐碱地改良的主要水利工程措施，若想使各级排水沟充分发挥作用，使整个排水系统取得良好的排水效果，首先要从各县所在流域的角度出发，统筹规划，建设流域内控制性总干排，使各县都能将盐碱地内高矿化度的排水按统一出路排到容泄区，而又不影响下游灌区的灌溉水质。
如果流域中有已建或已经规划的控制性总干排，在规划县级排水系统时应当保证本县最末一级排水沟内设计排水流量时相应的水位应大于总干排内设计排水流量时的水位，否则排水将没有出路，开挖的各级排水沟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如果流域中没有建设控制性总干排的条件，那么在规划县级排水系统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县的最末一级排水沟与邻县最末一级排水沟的衔接问题。做到水流衔接平顺，互不影响，充分保证排水通畅。
篇10
论文摘要：我国电力行业具有垄断性特征，长期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影响着行业发展。随着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对电力行业提出了更多的市场要求，地方电力更是如此。文章就地方电力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就此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
我国的电力行业是垄断性行业，其主体是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电力市场基本是卖方市场，即电厂发多少，用户用多少，而且由于用电指标的限制和电力建设的缓慢，形成了对用户的用电限制，因而造成经常性的限电拉路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力基础设施投资明显加大，电厂电网建设有了飞跃发展。同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逐步规范，任何行业的垄断格局都将被打破，电力市场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计划经济逐步过渡为市场经济，电力市场逐步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当前，我国电力工业改革与发展已进入一个重要时期，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将推动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电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透明的地方市场已成为我国电力工业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形势下，坚持“顾客至上，服务第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通过现代化的市场营销，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电力服务，实现社会效益与企业经济效益的统一，是电力企业及广大干部职工应树立的重要理念。
一、地方电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供电企业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但与正在发生变化的客观环境相比，与其他行业相比，目前许多地方供电企业在电力市场营销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思想观念滞后，市场意识淡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行多年的电力工业，供电基本上以行政区划为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只有一个供应商(供电局)，客户不能自由选择供应商，供应商也不能跨越自己的供电范围供电。这一特殊现象造成电力职工工作作风漂浮，服务水平低下，思想观念落后于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观念、价值观念和供求规律一片空白，由此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经济效益在低水平徘徊。大多数企业迟迟不能实现由生产管理为主向市场经营为主的转变，以及从以计划用电为主到以电力营销为主的转变，重发轻供不管用。官商作风、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依然存在。
2.管理体制僵化，没有形成面向市场的营销体系。目前的地方供电企业不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条件，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债权利不明确。长期以来实行的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经济管理模式，致使供电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严重妨碍了供电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工作的主动权和积极性。供电企业机构改革迟缓，绩效不明显。农电体制改革也没完全到位，许多部门还延续着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营业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按行政区划设置，造成营业站所数量过多，管理不到位，劳动效率低下。电价执行不准确，随意性大。面向电力市场的营销体系尚未建立或正在考虑之中，难以应付迅速变化的电力市场的发展。
3.管理方法陈旧。供电企业产供销一体化的格局导致了管理方法的陈旧，以产定销，有多大能力就供多少电，而不是以电力销售为基点，按照客户的需求来组织生产和供应。一些计划年代制定的法规、政策长期未变，不是从鼓励用电出发，而是如何计划用电和拉闸限电。售电方法还停留在坐等上门，手续繁琐，负荷管理还未进入到市场预测、负荷预测。对内缺乏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考核集中于年终内部市场的综合考核上，只有总体目标，缺乏完整的目标体系，缺乏超前控制和同步控制的战略意识。电价的形成机制一成不变，一些地方的二次综合加价客户不堪重负，严重制约了电力市场的开拓。
4.管理手段落后。目前的供电技术手段、管理水平不能满足商业化运营要求。无论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技术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的运用，都难以适应电力市场的需要。在当前社会窃电成风，违章用电猖獗，拖欠电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因为行政干预太多，法律显得无能。在技术手段方面，一是电力市场的监测手段落后，没有建立起负荷管理系统，电力销售的抄、核、收全过程未能实现自动化；二是业扩报装手段落后，从客户申请到报装接电、用户档案和合同管理主要靠人工来完成，同时由于机制不健全，未能形成业扩报一口对外；三是调度手段落后；四是用电管理手段落后，报表分析、计量管理、抄表收费主要靠人工完成，在销售环节人工干预过多，造成分析失真、估抄、错抄、漏抄等现象时有发生。
5.购电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利润不能因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许多地方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较大，而利润增加却很少甚至减少。究其原因，就是成本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
二、地方电力市场营销策略
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是以扩大市场销售量和增加市场客户为中心展开的，其核心是电力企业必须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并及时对营销策略做出正确的调整，电力企业要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电能和各种满意的服务，要用最少的投入、最快的速度将电能送达客户端，而且只能在消费者的满意中实现自己的各项目标。按照4ps的营销理论，地方电力市场营销策略主要集中体现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和促销策略等方面。
1.产品策略。产品的整体概念是有形实体加上企业对用户所提供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电是一种商品，它的特殊性决定它的产供销一体化瞬间完成，电力产品市场首先要进行分析预测，摸清底数，掌握市场潜力，制定详细的市场计划。同时，加强用电市场的建设和电网改造。电力市场的载体是输电网和配电网，电能通过它们送到千家万户，只有拥有一个现代化水准比较高且网络布局合理的电网，作为商品的电能才能“卖”得出去。具体包括增加供电电源点，提高电能质量；根据用电需要进行电网改造；以优质的服务，去寻求和开拓市场。产品策略的重要内容是产品服务。电“卖出”去后，售后服务工作必须跟上，因为电力用户的满足程度，就是我们明天潜在的电力市场，因此，供电企业的服务不能只停留在故障处理上，而应从用户的需求—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售后—服务—故障处理—扩大需求的各个环节提供咨询或服务。要杜绝“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改变等待求助为上门服务方式，公开办事程序，公开社会承诺，采用调压或补偿方式提供优质电能服务，采用双电源、双回路和环网形式提供可靠电力。
2.价格策略。价格策略的三大中心是：成本、需求和竞争。电力企业由于目前依然是独家经营，电网统一调度，因此，围绕用户需求降低成本，避免搭车收费和乱加价，是扩大电力营销的重要措施。
（1）用户在办理用电增容过程中，一次纳供、配电工程贴费是制约电力销售的主要因素。为了激发用户用电的积极性，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可采取灵活办法，如对于已办理增容的用户闲置配变可依产权界限在本区域内调节使用。供配电工程贴费的收取，电力部门可采取分批收取，对于经济确有困难或社会性公益事业，贴费采取“减、缓、免”的政策，对于农网改造农村用户增容贴费免交，对于贫困地区电力部门帮助上新变压器，对用户采取租赁形式，鼓励其用电，防止一次性投资过大，把用户吓跑而影响用电的局面。
（2）规范电价提高竞争力。电力企业要开拓用电市场就必须规范电价，国家制定的电价并不高，但许多地方执行起来就变了样，如各级政府强加的搭车收费：“人情电、关系电、权利电”的存在将电价人为加大，转移到用户身上，过高的线路、配电损耗及农民分摊的机泵管带费、公益企业用电和违章用电、窃电等都加大农民的负担，奇高的电价，使消失了多年的炼油灯、汽灯重新点了起来，严重挫伤了农民用电积极性，因此，规范用电秩序是当务之急。
3.分销和促销策略。电力销售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一方面避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便于管理，降低电价。就目前电力销售体制是多样并存，有直管式，有趸售式和代管方式，供电企业管理用户变压器，以该处高压计量收费，至于每个用户拿多少，电力部门管理很少。以前国务院为减少企业和农民负担，避免乱加价、乱收费都曾取得一时效果，但终因管理环节和农电工责任心的问题，电费电价多次反复后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电力销售。
综上论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卖方市场逐步转为买方市场，经营观念也产生了较大转变，这些变化都促进地方电力企业适应新的经济形式的需要，从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和思想观念入手，转轨变型，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发展计划，摆脱旧的管理模式，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营销手段，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推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