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滞纳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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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破产清算；税收；优先权「正文
破产清算是指在债务人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或无力清偿其到期债务的情况下，依法就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这种偿债程序的基本目的是强制地将债务人的财产加以变卖并在债权人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一般而言，在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场合，债务人所欠债务多种多样，其中也会涉及到税收债务。由于税收债务的债权人是国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传统的破产法理论及制度一般赋予税收债权以优先权，即当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并存时，国家作为税收债权的债权人享有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破产法及税收征管法也有类似规定。但由于理论上的一些误区及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与不完善，税收优先权的实现存在许多实践上的障碍。本文拟就其中一些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一、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范围
税收优先权是以存在税收债权为基础的。在破产清算中，国家税收债权可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收债权，一是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破产宣告前，债务人并未真正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的产生依据主要是债务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纳税主体是债务人；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税收债权产生的依据主要是清算组变卖债务人的财产及维持债务人必要的产品销售等经营性活动，其纳税主体是清算组。
上述税收债权，既包括债务人应缴纳的税款本金，还可能包括因债务人迟延缴纳税款本金而依法应缴纳的滞纳金，或因债务人存在偷、漏、逃、骗税等违法行为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罚款。对这些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和税收滞纳金及税收罚款是否都享有优先权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税款本金当然享有优先权，与税款本金相关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也应当享有优先权。因为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从一定角度而言都是对债务人违法的处罚，如果对债务人违法行为的处罚不能落到实处，不仅国家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而且将会有更多的纳税人无所顾忌地实施违法行为，从而给国家整体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也有人认为，税款本金享有优先权，但与之相关的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不能享有优先权。因为，如果税收滞纳金和税收罚款与税款本金一起作为优先债权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实际上等于分配了全体债权人的财产，或将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了全体债权人的身上。如此既不能起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作用，也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2].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也规定，税收滞纳金和罚款是不计入破产债权的，即不享有优先权。
笔者认为，对上述不同阶段的税款本金及其滞纳金和罚款是否享有优先权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在破产宣告前的税款本金是基于破产宣告前的经营行为而形成的，属于破产债权，为保护国家利益，应享有优先权；其次，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滞纳金和罚款，为了避免把对债务人的处罚转嫁到全体债权人的身上，不应享有优先权。不过，同样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可以把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作为劣后债权，在破产清偿顺序上劣后于普通债权，当破产债务人财产清偿完普通破产债权等前顺位债权后，有剩余财产情况下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第三，在破产宣告后形成的税收债权具有特殊性，它是破产费用，不在税收优先权的范围。因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无论是税收本金还是滞纳金和罚款，都是清算组在破产财产的管理、变价和分配中产生的，是清算组合法或违法行为的结果，而清算组的行为是为破产程序的进行而实施的，且是为了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其支出的费用应当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费用[3].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执行费用的承担规则和民法关于共益费用优先受偿的规则，这些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4].因此，在破产清算中，享有税收优先权的税收债权仅指在破产宣告前形成的税款本金。
二、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
关于破产清算中税收优先权的法律地位，理论上曾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绝对优先权，一是相对优先权。绝对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应当享有优先于所有其他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相对的税收优先权理论认为，在破产清算中，税收债权仅享有优先于民事普通债权（民事无担保债权）得到偿付的权利。但实践中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也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将其列为共益债权，依法享有绝对优先权，如日本破产法第47条规定：“依国税征收法及国税征收条例可以征收的请求权为财团债权[5].”有的国家将其列为相对优先破产债权，即承认其为破产债权，但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如我国，《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德国旧破产法与我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致，但新破产法不再将税收债权列为优先破产债权，而将其作为一般债权对待。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将税收债权改为一般破产债权。从世界各国破产法的发展趋势看，税收债权的优先地位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6].
从理论上看，主张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权不外以下原因：（一）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具有强烈的公益性，而且，就税收与其它私债权的关系而言，一般私债权的维持与正常实现以及担保制度的建立及维持、运行皆有赖于以税收为主要支撑的国家司法制度的建立及司法权力的运用。在此意义上，税收实际上是提供了实现其它私债权的共益费用。（二）税收债权的法定性所引发的实现上的困难。税收债权是依法产生的，不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也不伴有对价给付和双方的互相制约手段。对征税方来说，既没有权利选择财力雄厚的纳税人，也没有权利确定相应的担保措施；对纳税方来说，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不能获得任何的补偿，因此，税收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存在困难。（三）现实需求。赋予税收优先权可以从制度上给税收债权增加保障，巩固国家的财政基础[7].但是，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绝对优先权未免过甚。因为，在破产
清算中，除税收债权、普通民事债权外，还存在劳动债权[8]、有担保债权等其他特殊债权。对这些特殊债权进行特殊保护也是破产法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价值体现。因此，主张税收债权享有相对优先权而不是绝对优先权反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顾及税收债权的特殊性，也可以顾及劳动债权、有担保债权等特殊债权的特殊性。在此意义上，我国破产法将税收债权列为一般债权但又将其在清偿顺序上优先于一般破产债权的做法是可取的。
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税收优先权理论遭遇挑战；破产实践中，税收债权也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为一般破产债权。其理由是，税收债权往往数额较大，一旦列为优先权将使得其他破产债权人难以得到清偿和分配，故从保护一般债权人利益看，应将之列为一般破产债权。正如澳大利亚关于废除税收优先权的哈默报告（HarmerReport）中所指出的，将税收作为优先权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以保证政府特派员能够以有效手段收取税收，并不使国库的收入受到严重威胁。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税收优先权的废除会影响国库的收入。相反，却有许多债权人被迫放弃他们合理正当的请求权，以便使政府特派员能够得到优先清偿[9].但由于中国国情特殊，在新破产法的起草中，对税收债权的优先清偿顺序依然保留。
三、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
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破产清算中的优先权涉及以下四类：一是担保物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公平而成立的优先权；二是破产费用优先权，它是基于公有或共同费用等经济原因而成立的优先权；三是劳动债权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存权而成立的优先权；四是税收优先权，它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与社会需要而成立的优先权。上述四类优先权的债权人依法都享有就债务人的总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其中，第一类优先权，即担保物权优先权，是就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特别优先权；后三类优先权，是就债务人不特定的总财产上成立的优先权，称为一般优先权。当破产财产不足清偿时，作为一般优先权的税收优先权如何保护？换言之，在四类优先权中，税收优先权的清偿位序如何？
在上述三类一般优先权中，破产费用是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于破产程序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一般情况下，没有破产费用，就没有破产程序的进行，也就谈不上作为破产债权的税收债权的清偿。劳动债权主要是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等，相对于税收债权来说，保障劳动债权的优先实现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是文明社会中国家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理论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均应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具体到破产法实践中，对破产费用，各国破产法均规定享有绝对优先权，破产财产只有在已经拨付或预先提留破产费用后有剩余时，才能按照破产分配的顺位予以分配；对劳动债权，传统破产法也多规定为第一顺位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支付破产费用后首先用以支付劳动债权，不足支付时，按比例清偿。（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已将劳动债权中的职工工资从优先权中取消，而改由社会保障体系承担[10].）在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7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04条均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拨付清算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一）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所欠税款；（三）清偿债务。新破产法起草中，将此规定作了保留。可见，实践上，破产费用优先权和劳动债权优先权也是优先于税收债权优先权的。
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按照一般优先权理论，它是特别优先权，应当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在破产实践中，从各国的破产法看，一般也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自然也包括优先于税收优先权。因为，根据传统破产法的规定，有财产担保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而享有别除权[11]，即在债务人破产情况下，原先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仍然保留就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其他优先权属于破产债权，只能在不包括有担保财产的破产财产中优先偿付。破产法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以有财产担保债权即担保物权为核心内容的担保制度是市场机制的基础制度，其终极目的或价值在于确保交易安全和形式公平。在正常状态下，担保制度尚能保证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在债务人破产状态下，即债权人最渴望得到周全保护时，担保制度却不能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则会使人们怀疑担保制度的价值，进而会危及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相对于保护社会经济的运行安全而言，其他优先权的重要性明显要逊色一些，特别是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税收优先权完全可以另觅其他（保护）途径，而不必损及担保制度。正如学者所言：“别除权并非破产法所独设的权利，而是民法中的担保物权在债权人处于破产状态下的映现和复述。”[12]
四、我国破产清算中的税收优先权与有担保债权
虽然世界各国的破产实践一般都规定有担保债权优先于税收债权，但我国的情况却有不同。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规定，税收优先权落后于担保债权，只能在扣除有担保债权之后的破产财产中实现；《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绝对落后于担保债权而是附有条件：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前的，税收债权优先；欠税发生在设立担保债权之后的，担保债权优先。也就是说，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与担保债权的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理论上，我国破产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源于两者的理念不同。破产法的理念是公平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追求社会效率和公平，维护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税收征管法的理念是保护国家税收，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在各自的领域内，两者并行不悖，但在破产清算中，两者的协调发生问题。如果是在计划体制下，《税收征管法》如此强调保护国家税收并无不妥；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此以损及担保制度的代价保护国家税收却是不足取的。原因已如前述。
实践上，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只是针对债务人欠税后与一般债权人串通设置担保而后申请破产以逃避税收的特殊情形[13]，并不影响实际设立在欠税之前的担保，因此既能保护国家税收，也没有实质损及担保制度。但笔者认为，对欠税之后恶意设立的担保，税收优先权本身不仅无法约束，反而会对正常交易中设立的担保产生破坏作用。况且，要防止恶意担保对税收的冲击，破产法中的无效制度或撤销权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弥补作用；同时，现行的税收保全制度和强制执行制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甚至可
以考虑建立税收担保制度。因此，利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来更好地保护税收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却造成了立法的矛盾与冲突，也给司法造成混乱与障碍。更重要的，过分强调对税收的保护必然损害和动摇担保制度，最终损害和动摇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有悖于破产法立法理念和发展潮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世界许多国家在破产清算中都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从发展趋势看有愈来愈淡化的倾向。日本破产法将税收债权视为财团债权，一直受到日本学者的批评。日本学者伊藤真认为“破产中关于租税债权的处理，在立法论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因为在破产财团一般呈现贫弱状态的现状中，通过管理人的努力所收集起来的财产的一大半被租税的清偿用掉，为破产债权人的利益而活动的管理人将无法完成其任务。”[14]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新破产法则将税收优先权彻底取消而视为一般债权。美国破产法仅将税收债权列为第七位无担保债权。对比这种趋势，我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显见是不合适的。何况，“我国历来行政权力膨胀，私权萎缩，约束公权、扩张私权应是法制建设应有之义。而由行政权演绎出的税收优先权制约极为珍贵与稀缺之私权——担保权，显然有开倒车之嫌。”[15]
「注释
[2]参考刘正林论文《企业破产中若干涉税法律问题探讨》，载.[3]所谓共益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负担的支出。按一般法律原则，应当由破产企业财产随时支付。
[4]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修订版，第186页[5]在日本破产法中财团债权即指共益债权，[6]李永军著《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7]参考张伟、杨文风论文《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第139页。
[8]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基于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债务人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职工的补偿金等[9]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396页。
[10]转引自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95页。
[11]别除权是大陆法系的概念，是指债权人可以不依破产清算程序而就属于破产者的特定财产个别优先受偿的权利。英美法系无“别除权”概念，但有相类似的规定，即“有担保债权”。
[12]汤维见著：《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破产法要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篇2
关键词：企业，税收，成本管理
1.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管理措施
1.1企业税收的产生
1.1.1税收是成本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随着物化劳动(原燃材料、动力)和活劳动(劳动力)的消耗，新的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而税收就在这些新创造的价值之中。尽管我国不同税种课征对象不一样，但从企业的角度，不管是哪种税，都是需要企业从新增价值中拿出来支付给国家，这就相应减少了企业既得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新增价值而支付税款，那就意味企业的资本金的减少。因此，这种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免费论文参考网。至于实务中的税收补缴、加收滞纳金、罚款则不是这里讨论的概念，应另当别论。税收的核算环节和交纳环节前面已述，这里也不再提及。在清楚了税收的产生后，我们对税收直接成本管理的内容就完全明白了。税收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从企业组织形式、生产经营运作、原辅材料供应与采购、产品的市场营销、筹融资和投资的方式、出口产品、资产的购置与处置到会计核算方法等。因此，企业税收直接成本的管理就是对上述各环节产生的各种实体税收实行有效管理，在确保遵从税法的前提下，合理缴纳税款，减少无谓的税收支出，降低税收风险，为企业的不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1.2 税收在企业增加值中的地位
根据对目前中国零售业的统计数据，企业税收成本是企业增加值分配环节中的第二或第三大支柱。相当或者略次于房屋租金与设备折旧，而数倍于股东的利润回报。因此，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对税收成本具有较高的敏锐性。税收负担必然直接影响企业向员工支付报酬的能力，甚至影响投资是否有利可图。
1.2企业税收成本预算及执行情况报告
下面以增值税为例。企业税收成本预算要通过以往年度的税收成本管理，了解影响企业税负水平偏离的主要因素:供应单位能否依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自身结算应付帐款的额度与产品(商品)销售的不均衡性;对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与合同的约定有无不一致;企业内部产品(商品)在部门、核算单位之间的移送;发出产品与购买方约定分期收款时发票的开具与收入的确认;企业发生的非货币交易;企业非正常损失等。预算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度量，计算出对税负的影响，进而修正税负率预算控制目标。企业一般是通过编制预算主要要素及预算数据来源表和预算工作表来进行税收成本预算的。
企业要在年初根据企业上年纳税情况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成本预算，并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为增强税收成本预算的刚性，税收成本预算方案必须在企业决策层形成书面文件，任何变动都必须按原程序获得批准。企业要定期对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异常要及时查找、分析原因，寻找是否存在管理失误以及其他可以改进的地方，针对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对于能弥补纠正的立即进行弥补纠正。无法弥补纠正的，要认真评估损失，追究原因，建立记录档案，并按规定程序进行预算修正。免费论文参考网。形成的企业税收成本预算执行报告，按有关规定要求上报管理层。
1.3税负统计与分析
税负统计表和税负率计算表能够对税收成本管理的成效进行评估，并对改善不足找到合适的途径。同时还可以进行实际税负率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发现实际税负率与理论税负率的差异，从而对关键指标加以重点控制。评税检查表全面复核了纳税申报与会计记帐的一致性、准确性，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做出判断。
2.税收遵从成本管理措施
2.1提高自觉纳税意识，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
向国家缴纳税收，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企业在国家法律保障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税务机关与企业征纳关系是相对稳定，不能随意变更的。因此企业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自觉纳税意识，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对税法的全面了解，主动、及时、足额地依法申报和缴纳税款，杜绝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偷逃税等行为，不仅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又有利于减少企业因无意或有意违反税法规定而遭受的惩罚。
2.2强化纳税人权利，促进纳税遵从
对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企业高层和税收成本管理部门的人员要认真理解和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我国公民群体无权利意识普遍存在，纳税人缺乏权利意识主要表现在:在税收征管程序中并不重视自己的陈述、申辩权、享受税收优惠、要求保密等程序性权利;在日常涉税中不能合法表达纳税人正当、合理的诉求，如简化报送资料等;在企业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地通过税收救济程序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企业必须强化纳税人权利意识，这是税收遵从成本管理十分重要的内容。
2.3正确应对税收政策变化
税收政策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总是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进行税收成本管理的难度，甚至可以使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目标招致失败。税收成本管理从某个角度讲，就是利用税收政策与经济实际适应程度的不断变化，寻找企业在税收上的利益增长点，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因此，税收成本管理部门人员要不断研究经济发展的特点，时刻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及时系统地学习税收政策，全面准确把握税收政策及其变动，从而避免和减少因税收政策变化而带来的税收成本风险。
2.4建立税收信息平台
税收信息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企业税收成本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成本管理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现代税收成本管理又与科技进步紧密相联。免费论文参考网。企业税收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经济形势发展而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税收成本的信息反馈水平。因此，企业税收成本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不断提高税收信息管理水平。此外，企业还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借鉴中外税收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强者。
2.5强化内部审计在税收成本管理中的作用
内部税收审计是内部办税工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内部监督体系的进一步扩展。企业必须把纳税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把加强企业的纳税核算、申报缴纳和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制度和企业有关规定的情况的检查纳入日常工作，完善运行制度。即使在设有内部办税机构的企业，也要进行内部审计。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应定期对内部纳税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的重点是偏差。因为这偏差可能说明内部控制程序有问题，或内部控制制度无效。
2.6与中介组织合作
虽然企业的内部办税工作体系应该专业化，但我们不能只依靠企业的内部审计部门来发现内部办税机构工作的风险。毕马威财务税收服务集团2003年的调查报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因为税收工作的专业性太强，时效性太强，这使得公司内部的审计部门在监督控制税收工作时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2.7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税际关系
税际关系是公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视税际关系，做好税际关系，对于企业降低税收成本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税收遵从成本具有较强的弹性，类似于产品销售费用，具有较大的运作空间。当然，实现降低企业税收成本的目的需要企业、税务机关及其有关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
【参考文献】
[1]程锋.企业税收成本的决策目标准则体系探讨[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06,(04) .
[2]任寿根.企业税收成本极小化、企业税务管理与政府态度[J].涉外税务,2006,(01) .
[3]杨志安,韩娇.降低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途径选择[J].税务研究, 2006,(01) .
篇3
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ine management concept in enterpris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put tax cost management into the scope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levers of state regulation of economy， taxation by state coercive force participates in social distribution， which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share of social members i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educe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s an important taxpayer， the enterprise natur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ax revenue. The increase of tax cost will undoubtedly affect the operation cos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optimize the tax cost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research.
关键词： 税收成本；税收管理；成本优化
Key words： tax cost；tax administration；cost opt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7-0013-02
1 企业税收成本构成
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意味着资金从企业流出，相应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因此税收应作为成本来对待。企业的税收成本不仅包括依法应缴纳的各种税款，还包括为完成纳税过程所发生的各种服务成本、缴纳税款造成的资金流出企业所带来的利息支出、以及发生违反税法等法律法规行为受到司法行政部门的各种罚款的总额[1]。
1.1 税收实体成本
税收实体成本是指依照税法法律及相关法规规定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的总额。现阶段企业应缴纳的各种税款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实体成本是企业按规定必须缴纳的，是企业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企业不违反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是企业税收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税收服务成本
税收服务成本是指企业为完成税款的缴纳所发生的一系列费用的总和。具体包括：企业为缴纳税款所专设或兼职的办税人员的工资、保险及各项福利费，为向专职税务咨询机构进行纳税咨询或税务所发生的相关服务费用，为办税人员所专门建造或租赁的办公场所的费用，办税人员缴纳税款所发生的交通费以及为完成纳税工作所发生各种培训M用等，为缴纳税款所购买的电脑、打印机、以及金税盘、税控机、发票簿等的费用，以及为应对各级税务部门的辅导和检查所发生的费用等。
1.3 税收财务成本
税收财务成本是指企业缴纳税款占用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支出。企业缴纳各种税款势必会使一部分资金流出企业，这一部分流出资金所增加的企业利息耗费及把该部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即为税收的财务成本。企业缴纳的税款越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
1.4 税收处罚成本
税收处罚成本是指企业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法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税务、司法等机关的处罚所发生的成本。税收处罚成本具体包括企业晚交税款被税务机关处罚的税收滞纳金，企业偷税、漏税被税务、司法机关处以的罚金和罚款。
2 企业税收成本的影响因素
2.1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等。宏观的经济运行环境是所有企业运行的外在环境，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不可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家对税收的相关政策也对企业的税收有重要影响。例如一个阶段内国家出台税收的相关优惠措施以及减免税政策，只要企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就将对企业产生有利的影响。国家有时也会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运行[2]。例如，国家为了限制某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出口，会采取增加出口关税；对一些具有高附加值提倡类企业会给与税收优惠等政策。
2.2 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
结合税收成本的构成内容，影响企业税收成本的内部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四种：
2.2.1 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因素
税收实体成本对企业来说是刚性的，企业只能遵照相关政策，按照相应的税率和税种进行税收的计提和缴纳[3]。企业要积极关注政府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看企业是否符合相关条件，在符合的条件下，按照规定进行操作。
2.2.2 税收服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服务成本受税收实体成本的影响。在一定的业务量范围内，税收服务成本一定，超过了一定业务量范围，税收服务成本将增加。税收服务成本与办税人员的工作效率负相关，办税人员工作效率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低。此外，税收服务成本还受到税收咨询业务和税收接待工作的影响。税收咨询业务越复杂，税收服务成本越高。企业税收接待工作标准越高，税收服务成本越高[4]。
2.2.3 税收财务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财务成本主要受企业缴纳税款金额大小的影响，企业缴纳的税款金额越大，企业税收的财务成本越高。同时企业税收财务成本受到企业税收筹划水平的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水平越高，企业对资金的统筹规划越合理，税收的财务成本将越低。
2.2.4 税收处罚成本影响因素
税收处罚成本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办税人员的素质和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程度。企业办税人员的素质越高，出现税收滞纳金的情况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企业对税法及相关法律政策的遵从度越高，因出现偷税、漏税的现象而被相关机关处以的罚金及罚款也越少，税收处罚成本越低，反之，越高。
3 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措施
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是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包括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估等一套完整的程序。因此，企业的税收成本优化应站在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根据税收成本的构成及相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优化。
3.1 事前计划
事前计划是企业为达到税收成本优化的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税收实体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关注国家税收相关优惠政策，尽量创造条件争取享受最优税率标准符合规定操作，比如，对于某项优惠措施，条件许可可以争取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办理，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税率及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税收服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制定合理的税务人员工资标准，提高税务人员的办税效率，制定合理的税务机关检查招待标准；税收财务成本的优化，企业要做好资金预算工作，合理安排税收资金的缴纳时间，使企业推迟交税或避免交税；税收处罚成本的优化，企业要积极做好高素质税务人员的培养和储备工作。建立规范科学高效的内部流程流转制度。
3.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企业税收非常重要节点，不能仅停留在财务人员业务处理，要提高企业全体人员对税收成本的认识，变少数人为多数人对税收成本管理，增加他们对税收成本观念的认知；加强企业全员对税收方面知识的宣导，特别是涉税票据的取得要及时有效，规范合法；建立企业内部审计机制，定期对企业的纳税核算，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加强控制，进一步降低涉税盲区，更好地实现企业的税收缴纳。加强涉税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时掌握最新的税收政策，把握最新税收动态，通过对税务风险防范能力的提高，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充分利用专业的税务中介服务，发挥专业的中介机构作用。加强税收管理创新结合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分析相P指标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和决策。
3.3 事后评估
事后评估是对企业税收成本优化更好的把握。之前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为更好地满足企业税收成本优化的有效落地，因此建立评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大数据的运用，使企业申报的税收数据都无处遁形。加强税企沟通协调，开展更多的自查自纠，努力提高自觉纳税，主动及时地依法申报缴纳税款，降低有意或无意违法税收法规而受到的处罚。强化内部审计对报送税务资料的分析复核，把发现的问题解决在被税务机关检查之前。建立行之有效的税企沟通机制，对企业税收成本遵从具有较大的运用空间，降低企业税收成本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企业税收成本的优化需要企业全体人员的参与重视，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注重细节的把握，建立健全规范可行的企业流程机制，创新思维和手段，扬长避短，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健.企业税收成本的构成及优化[J].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3）.
[2]徐俊发.有关降低我国企业税收成本方法的探讨[J].中国总会计师，2006（8）.
篇4
从事税务工作二十多年来，我的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从基层到机关，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市分局到农村分局，从专管员到办事员、从办事员到副所长，从副所长到管理股长，工作条件越来越艰苦，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但是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无认在那个岗位上，无论担任何种职务，没有高貴低贱之分，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了工作，也能同样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一样得到领导和同志们及纳税人的尊重。国地税分设时，我从基层税务所到机关工作，因为没有从事过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当时有一些思想情绪，但我对工作仍是一丝不苟，尽心尽职。为了提高文字应用能力，我专门买回有关应用文写作方面的书籍，认真学习。工作实践中，对领导修改的文件草稿，仔细研究，弄清为什么这样改，这样改有什么好处，并举一反三。平时还主动和写作水平高的同志进行探讨。征管股的工作主要是为领导在税收征管方面出谋划策，提高全县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为全县基层一线的同志服务。为尽快进入角色，我阅读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方面的论文，协助领导起草了当时具有我县特色的建筑税收、交通运输业税收、农村零散税收的征管方法和措施，虽然我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在整个工作中起到了作用，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认可。2000年地税系统第一轮征管改革时，我被分配到 新组建的直属分局任征收所副所长，我没有别的想法，愉快在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起初我和**同志分工阜城城办企业及村组企业，当时正是税收征管体制的第一轮改革时期，强调集中征收，要求所有的纳税企业上门纳税，因此给我们阜城镇企业税收管理增加了一定的压力，为了赶上分局管理的统一步伐，我和**同志到各个村组居委会了解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对一些已经名存实亡的企业及时办理非正常户认定手续，从正常管户中剔除，对正常户逐户上门和纳税人见面，细心地宣传新的征管要求，督促他们按规定每月十日前到直属分局办税服务厅上门纳税，当时这项工作并不象我今天在这里说得这样轻松，每天除了上单位跑，就是在班上电话催报催缴，稍有空，一坐下来就整理资料，登记台帐，真是忙得团团转，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所有企业都按时到办税大厅主动申报纳税了，赶上了分局的总体步伐，使我有了一种成就感。
二00三年三项改革后，我被组织分配至第三分局任管理股长，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管理股长虽然是最基层的一个职务，但是它却是分局的主要工作部门，是分局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的枢纽，它的工作开展的好坏，对分局的总体工作，举足轻重。到三分局后，根据分局的总体工作目标，针对征管的薄弱环节，对粮食企业房产税、土地税申报严重不足，历年欠税屡催不缴的问题开展工作，一是核对七户企业的历年的税收检查结论，二是实地查看，弄清这些企业实际占用的房产和土地数量。三是针对粮食总公司和下属粮食企业税收责任不清的问题具报告专门请示县局，县局明确批复后，多管齐下，一是请一分局协助，对承包前应由总公司承担的欠税进行清缴，二是和责任承包人谈话，交待有关税收政策和法律责任，并按法律程序进行催缴。三是对到期仍不缴纳的单位实行强制扣款措施。在对三户企业进行扣款时，有关银行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我们按法定程序规范操作的税收强制措施百般刁难，我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硬是在银行坐了两天，最后在县局领导的支持下，将应扣的税款、滞纳金如数扣缴入库。2004年针对税收任务吃紧的现实，我们管理股对有关乡镇的建筑业税收进行了普查，由于建筑工地分布广，有些工程已完工多年，为了将第一手资料搞到手，我骑摩托车一时到工地、一时找包工头，一时又去找各乡镇领导协调，有时一天骑下近百公里乡村小道，风吹得腹痛难忍，下车后两腿发硬，寸步难行，通过我和大家的一致努力，不仅征收了建筑税收，减轻了税收任务的压力，同时建立了一套真实、详细的税收台帐，提高了整个分局对建筑业税收的管理质量。2004年十月份，根据分局内部的分工，我着重负责纳税评估工作，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鉴于砖瓦行业申报税款不实疑点，如果按老方法就帐查帐，很难掌握关键性的证据，纳税人也很难心悦诚服，为此我和分局领导商量，拿出了方案从用电量着手，来推测产量,为搞到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我们先后到我县境内的其它几个砖瓦厂，了解测算每万红砖的电力标准。并从网上查询各种真空制砖机的功率、每小时的产量及大“三眼空心砖”和“标准红砖”的定额换算比例等技术数据。并将初步测算的每万标准红砖的定额确定在一个无懈可击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几次去县供电局营业大厅查询有关企业的动力用电量，通过耐心地宣传，赢得了有关供电部门领导的理解和支持，终于如愿获得了有关数据。由于，不墨守成规，擅于动脑筋，对砖瓦行业的纳税评估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事后，有关企业对我们说，你们将税收管理搞到这种程度，我算服你们了。资料管理数据管理是税收征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过去的资料搜集和管理工作对于资料的应用十分不便，根据分局领导的按排，结合县市局关于税收资料管理的要求，2003年我们拿出了初步的分类方案，后又经分局多次讨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实用方便的类资料管理方案，并率先在三分局实施成功。2004年根据分局的年度工作计划，我们利用自主开发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对三分局的征管资料实现了电子化管理。以上两项工作是我们三分局对地税征管工作的创新，得到了市县领导的支持和肯定。作为分局的一个中层负责人，我的体会是，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县局和分局的有关管理措施的落实和实施，通俗的讲也就是将蓝图变成现实，并且把她描绘得尽量完美，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事事处处严律已 爱岗敬业作奉献
篇5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反避税调查；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F114.省略
一、引 言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我国正式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的所得税率。虽然这一税率低于美国最高39%的所得税率、日本最高30%的所得税率和新加坡27%的所得税率，但较之于只有17.5%所得税率的香港，仍然是比较高的。更需清醒的是，世界上还有实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巴哈马群岛等避税天堂，其对蓄意避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不可小觑。据测算，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外资企业实际税率大致只有15%，而内外资所得税法的两税合一后，名义税率将高达25%。可以预见，随着优惠期过渡后税率的不断调高，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转让定价转移利润的激励会越来越强烈，必然会利用我国经济管理的不周、税制的局限与监管的疏漏，继续制定损害我国税收权益的转移价格。因此，有效地监管在华跨国公司的过分转移定价行为对维护我国税收权益、规范企业经营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博弈模型
在转移定价避税问题上，跨国公司的决策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管是矛盾的统一体，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效果不仅有赖于自己的筹划与策略，也取决于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监督和管理。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获取转让定价所带来的最大税收收益，策略是如何使自己被税务机关审计或调整的概率最小；税务机关的目标是通过监管规范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策略与行为，维护东道国合法的税收权益，其策略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在适当的范围内审计或调整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因此，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是参与转移定价避税与反避税博弈的两个局中人。
为便于分析与论述，我们对相关变量做如下界定：（1）Y为跨国公司实际所得（Y>0）；（2）X为跨国公司申报所得（00）；当跨国公司申报所得与实际所得不一致、利用转移定价避税时，其避税额度为（Y－X）t；（4）θ为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罚款率（θ>0）；由避税额度（Y－X）t知，东道国税务机关的罚款额度是θ（Y－X）t；（5）C为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查的成本，且有（0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选择不同策略的收益组合，如图1所示。
跨国公司
图1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税务机关
避税博弈的收益矩阵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道国税务机关与跨国公司分别存在两种选择：其一，反避税调查与不调查、依法纳税与转让定价避税。如果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1－t）Y－K－θ（Y－X）t，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显然，选择后者的策略更优；如果税务机关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为Y－K－tX，选择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为（1－t）Y，选择前者的策略更优。
其二，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θ（Y－X）t－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X，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更为有利；若跨国公司选择依法纳税，则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C,不进行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为tY，选择不进行反避税调查有利。所以，这个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是存在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反避税调查，依法纳税）、（不进行反避税调查，转让定价避税）。
若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概率为α，则跨国公司选择不避税（依法纳税）的概率就是1－α，对税务机关而言：
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Y+θ（Y－X）t－C］+（1－α）（tY－C）
选择不开展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是：
E′αtX+（1－α）tY
按前述理性假设，税务机关选择反避税调查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选择不开展调查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E≥E′代数表达式为：
α［tY+θ（Y－X）t－C］+（1－α）（tY－C）≥αtX+（1－α）tY
得到α的解为：
α′≥
该不等式表明了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要达到增补税收的目的，条件是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至少大于C/t（1+θ）（Y－X），否则反避税调查的结果是税收收入减少。
这表明：如果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概率α
同理，若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进行反避税调查的概率为β，则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不调查的概率就是1－β。此时，跨国公司选择：
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K－θ（Y－X）t］+（1－β）（Y－K－tX）
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
V′β（1－t）Y+（1－β）（1－t）Y
按经济效益原则，跨国公司选择转让定价避税的预期收益至少不低于依法纳税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说，V≥V′即：
β［（1－t）Y－K－θ（Y－X）t］+（1－β）（Y－K－tX）≥β（1－t）Y+（1－β）（1－t）Y
得到β的解为：
β′≤1－
该不等式表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避税增加收益的条件是，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的概率要小于1－。一旦税务部门反避税调查概率大于这一临界值，就意味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收益小于依法纳税的收益，避税得不偿失。
这说明：如果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调查的概率β≤β′，跨国公司最优选择的是转让定价避税；相反，当β≥β′时，跨国公司选择的最优策略是依法纳税；当ββ′时，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与依法纳税无差异，可随机选择避税或不避税。因此，上述转让定价避税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
α′；β′1－
也就是说，跨国公司以的概率进行转移定价避税，东道国税务机关以1－的概率进行反避税调查时，跨国公司与税务机关的策略选择是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从上述推论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其一，跨国公司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反比。在决定是否运用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时，跨国公司不仅要权衡实施转让定价的避税成本、可能获得的避税额度等因素，更要考虑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监管的严密程度、征管措施与可能的处罚额度等因素。当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筹划趋于复杂、实际操作成本增加时，意味着跨国公司的最优策略是选择不避税，同时也意味着需要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税务审计和调查的概率减少。
其二，东道国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的调查成本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资源有限，在决定反避税调查时，不仅要计量自身开展反避税调查的成本、可能得到的罚款额度，也要估算跨国公司可能的避税额度与避税成本。当反避税调查成本增加时，其反避税调查的概率将减小，跨国公司被反避税调查的可能性降低，跨国公司的避税概率会增加。
其三，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概率成反比，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的概率成正比。东道国税率的提高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因为较高的税率降低了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可获利润的空间；而对税务机关来说，高税率又会激励税务机关增加反避税调查的频次，因为高税率条件下纳税人的避税意味着更多税收收益的丢失。
其四，东道国对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与跨国公司避税的概率和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概率成反比。较高的处罚率直接决定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行为有较高代价，而对税务机关来说，较高的处罚率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可以降低反避税调查的密集度及其必要性。这表明，对避税实施较高的处罚率不仅节省了税务机关的反避税成本，也会令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望之却步。
三、控制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对策
上述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与东道国税务机关反避税调查博弈的基本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家税务总局在制订转移定价税制时，应该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估量每个因素的权重与影响，以最大程度地遏制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
第一，提高避税处罚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滥用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力度。
博弈分析的结论表明，东道国的所得税税率与避税处罚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合理的转让定价行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各国吸引FDI的竞争程度不断加剧，提高税率的激励作用与可能性都不是很大。因此，我国税务主管机构在制定转让定价税制时，应当提高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处罚率。加大对转移定价行为的处罚力度，可产生一举两得的功效：一是可以降低我国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成本；二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避税企图或行为产生威慑作用。
通观世界各国的转让定价税制，对不遵守转让定价相关法规的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不仅包括对不按期报送申报表的处罚，也包括对逃避税款的处罚额度与滞纳金。处罚的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固定罚金，对所有不按税法规定填报税务申报表或者特定税务表格的纳税人，均要求其缴纳一笔固定金额的罚款；另一种是比例罚金，对严重虚报所得的纳税人，要求其按虚报数应缴税款一定的百分比缴纳罚金，比例的高低视虚报情节的严重程度决定。
大多数国家对纳税人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应报关联交易资料的处罚都比较轻，而对纳税人为了转移定价避税少报应纳税额的处罚一般比较重，亦即罚款额度比较高。如经合组织（OECD）规定的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10%―200%；意大利是100%―200%；巴西的规定是：如果违规纳税人按规定提交了税务当局要求的有关文件，罚款额是转让定价调整额的75%―150%，否则为112.5%―225%；丹麦对恶意违规行为通常可处以高达200%的罚款或两年监禁甚或二者并处；日本的规定则要求违规企业除了缴纳转让定价调整税额的10%―40%罚款外，还要加征每年14.6%的违规税；南非的规定除对违规企业处罚最高可达200%的罚款外，还要求其为未缴税款支付每年15%的利息；而荷兰除了处以25%―100%的罚款外，还规定税款的利息从该所得税发生的纳税年度末起计算至税收查定之日为止［1］。
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两方面对转移定价逃避税款未规定应有的处罚或者处罚太轻。如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虽然规定企业负有披露其关联交易的义务，但对其不履行该义务的惩罚措施却未作出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很可能因此隐瞒其关联关系，因为不管披露与否，都不会受到惩罚；又如我国的新税法及相关条例规定，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法与条例的纳税调整决定，在补征税款的基础上加收利息。虽然此规定对旧税法只有报送资料的规定是一个改进，弥补了对公司延期交纳的税款不加收利息（滞纳金）和罚款的漏洞，《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本章规定作出的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但与上述其他国家的罚则比较，还是显得过于宽松，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企图威慑乏力。因此，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加强打击转移定价避税处罚力度的大趋势下，我国应认真研究对转让定价避税处罚的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加重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在此，我们可以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制定专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避税行为的处罚规则，给转移定价的调整额度设定一个“警戒线”。凡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定价未达到“警戒线”的，视为一般性的转移定价，税务机关只需对其调整即可，不必处罚纳税人。如果外商投资企业不按公平交易原则实施转移定价，且调整额度超过了规定的“警戒线”，则在法律上可以推定为逃税，税务机关不仅要对其进行纳税调整，还要对其少申报缴纳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根据避税情节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二，完善税务操作规程与细则，增大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避税的成本。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参照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细则不仅对有关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关联业务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和预约定价安排等做了明确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有关特别纳税调整的规定，增加了成本分摊、资本弱化等反避税条款，使我国的反避税税制得到进一步完善。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接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国税发（2008）114号）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对税法的有关规定加以明确，并规定企业在申报2008年度企业所得税的同时申报关联业务。至此，我国在内外资企业两税合一的大环境下初步建成了转移定价的法规体系［2］。
值得强调的是，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对转移定价的反避税措施更加细化完善，也预示着我国反转让定价避税的态度更加坚决。根据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税务机关转移定价调查的重点企业是：长期亏损、微利或跳跃性盈利的企业，利润水平低于同行业的企业，利润水平与承担的功能风险明显不匹配的企业，关联交易数额较大或类型较多的企业，与避税港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的企业，以及未按规定进行关联申报或准备同期资料的企业。
虽然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全面规定了转让定价法律体系，也采用了一些更先进的符合国际化趋势的制度，但较之于实际工作需要，许多规定依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转让定价税法有很强的实践性，许多国家的转让定价税制立法不仅有成文法，还会制定具体的操作指南或者列举许多转让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例如在无可比交易情况下，针对无形资产和劳务的特点，许多国家的税务部门都规定了成本加成的比例。如日本规定，采用成本加成法的合理收费标准是成本总额的110%。对比之下，2009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许多规定显得粗略模糊，缺乏可操作性，需要细化或出台更为具体的操作细则。细化的操作规程客观上会增加跨国公司转移定价避税的筹划成本，更有利于税务机关有章可循地打击转移定价避税行为。
第三，大力推广预约定价制度，严格控制税务机关对转移定价进行反避税的调查成本。
预约定价又称为预约定价安排（Advance Pricing Arrangement，简称APA）。经合组织1999年10月的《预约定价指南》认为，预约定价协议是纳税人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方法事先向税务机关报告，经纳税人、关联企业和税务机关充分协商后，事先确定受控交易所适用的标准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进行调整的一份协议。预约定价协议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交易价格的评价方法、评价交易价格的幅度以及纳税人与交易对象（关联企业）的关系。
预约定价制度流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克服或化解传统的转移定价事后调整的局限性。传统的事后调整方法，容易因为税收收入不稳定引发征纳双方的争议和矛盾；而税务处理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又会影响企业下一步的经营决策，不仅消耗双方大量的人力、费用和时间，还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分干扰。而实行预约定价制度，不仅对税务机关来说节约了税收成本，提高了税收效率，有利于税收征管；且对纳税企业而言，可以降低转移定价税务调整的不确定性，有效地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避税做法，我国应该大力推广应用预约定价制度，从事后调整向事先确认转换，签订预约定价协议作为外商投资企业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样，既能保持外商投资企业跨国经营的相对稳定性，又简化了税务机关对转移价格的税负处理。
参考文献：
［1］ 刘健.我国转让定价的发展与完善 ［J］.中国商界，2010，（10）:16-17.
［2］ 刘元元.国际反避税政策对我国涉外税务管理的影响与借鉴 ［J］.管理现代化，2008，（3）:19-21;60.
［3］ 唐芳.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实施转让定价行为的研究 ［D］.上海：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6-50.
［4］ 安徽省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转让定价税制差异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J］.涉外税务,2006，（3）:46-49.
［5］ 代丹丹.我国应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策略探析 ［J］.经营管理者，2010，（6）.
Tax Avoidance Countermeasures for Fransfer
Pricing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ZHANG Ji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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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作为我国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调动各级税务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促进征管水平的提高，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以及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中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本文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税收收人计划管理是税务机关为保证税收收人计划的实现，对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分配落实、执行情况的分析检查和考核、收人统计预测以及经济税源调查、税源监控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活动所进行的综合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税收收人计划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对于加强组织收人工作，更好地完成税收任务，推动整个税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就我国目前而言，由干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人们法治观念尚待加强，税收执法环境欠佳，税法不完善，征管体制弊端及税务人员自身素质等原因，取消税收收人计划显然不切实际。我国应在税收收人预测和监控的基础上建立涵盖经济、税制、征管等多方面的税收收人管理体系。税收收人计划要制定得科学合理，才是明智之举。
一、我国目前税收收入计划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编制方法不科学
从税务机关内部计划的编制来看，过去很长时期内税收收人计划编制一直采用基数加因素的方法(即上年基数乘增长系数加减特殊因素)。这种方法比较简便，确定的计划指标也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缺点主要是由于基数与依照税法可能取得的税收收人不完全吻合，系数主要考虑增加税收收人的要求，未充分考虑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变化，特殊因素考虑的不全面、不准确，使得所确定的计划指标与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依法征税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造成实际税收制度对法定税收制度的背离，扭曲了税收政策，也造成了税收管理的畸形发展。
从税收收人总量的编制来看，自1994年“利改税”以来，我国每年税收收人计划的安排一直是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预算的安排主要是由财政部制定，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一定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的需要。由于缺少纳税人方面的基础资料，未充分考虑各地税源现状，税收收人计划与实际税源相差较大。
(二)税收收入计划考核缺乏科学性
长期以来对税收收人计划执行情况的考核以是否完成税收收人任务作为惟一标准。这种方法对干确保税收收人，保证财政预算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税收收人计划本身在编制方法和计算依据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因此，仅用税收收人计划完成情况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标准，难以准确考核各级税务机关组织收人工作的情况，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提高征管工作质量。另外现行的税收计划考核办法不能正确引导人们认真分析研究税收征管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更好地鼓励人们向由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型管理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的工作方式进行积极探索。
(三)税收收入计划管理未能有效地与依法治税相结合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立足点和灵魂，税收计划与依法治税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现实中由干存在对税收计划认识的偏差，在税源充裕之年税务机关考虑来年税收计划的完成，压减当年的税收基数，有利于为来年税收任务打造一个较低的平台;而在税源较紧的情况下，少数征收单位往往通过征收“过头税”来完成税收任务。这样就使税收收人计划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方法使基层税务部门在工作中要么淡化了“依法治税”的治税理念，要么弱化了税收任务的刚性。
二、改革和完善税收收入计划管理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改革税收收入计划的编制方法
1.优化税收收人计划的编制方法。根据经济税源的实际情况采取“综合因素法”，即以上年基数参考GDP增长比例，同时认真考虑税源变化、税收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地方税种增长特点、GDP增长、市场变化、税收虚增及不可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税收收人计划。可以充分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研制各种税收收人计划编制方法的操作软件，并赋予各综合因素或各编制方法以不同比例的权数再加以调整，得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收人计划并且此计划为弹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遇有上述因素的突变可随时调整，使税收收人计划建立在科学、可靠的税源基础之上，与依法治税最大限度的吻合。2.实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分别核算的税收收人计划管理体制。我国税收计划管理可实行财、税分别核算。财政部可根据所掌握的税源情况及财政支出需要，参考税务机关意见编制预算。国家税务总局首先接受财政部预算方案，努力确保完成。同时根据各地税源状况、征管水平编制出分地区税收计划，汇总得出全国税收计划，并按自身制定的计划考核各地完成情况，逐月与财政部预算中的税收收人完成进度进行比较分析。若存在差异，查找出原因报财政部。若因经济中客观原因而非税务机关征管造成财政预算与税收计划差别较大，财政部可将预算调整方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核，决定是否修改。由此产生的财政支出缺口应通过紧缩支出、发行国债或其他途径解决，而不是将组织收人任务强加于税务机关。此种方法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追加税收收入计划产生的负面效应，保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独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计征。
(二)建立以考核税收征管质量为主的工作考核制度
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目标，应由考核税收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转移定位到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上来。上级考核验收工作时，要把严格税收执法、严格执法程序放在首位，既要考虑税收收入计划的完成情况，更要考核执行政策和征管质量情况。按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的“七率”(《税收征管质量考核办法》中规定考核的指标为登记率、申报率、人库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和处罚率，简称“七率”。)严格考核征管质量，以科学合理的税收收人计划促进依法治税和征管质量的提高。另外，还应改革税收收人计划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条件和方法，及考核制度的预期效果。
(三)完善税法体系，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公民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征管水平，为依法治枕创造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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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所得税会计准则 不确定税务事项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一、引言
美国的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在《会计理论》中指出：“对于会计而言，如果没有税收问题，会计的复杂程度将会惊人的降低”，从中可以看出所得税会计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句话是对我国的所得税会计情况最好的总结。从2007年开始至今，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以下简称CAS 18）已经实施了七年，由于所得税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一方法的采用符合准则的总体指导思想，即站在未来现金流是否会流入或是否需要偿付的角度来思考所得税问题。正由于是全新的概念和处理方法，导致会计实务界对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理解存在很多困惑，自准则执行以来，在会计实务界和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从各国所得税会计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跟随美国”，这是因为美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产生较早，比较完善而细致。因此本文将对国际会计准则IAS No.12（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2-Income Taxes）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的109号公告（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09-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es）进行比较，为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进一步细化和修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美国FAS 109公告（现在已经收录在ASC 740中，即Accountin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Topic740-Income Taxes，ASC 740还包括除FAS 109以外的其他有关所得税主题的准则说明）与 IAS 12不存在原则上的差别，但是对相关事项确认和计量的详略程度和完整度上存在差别，本文仅就所得税会计发展轨迹、不确定税务情况的处理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所得税准则的完善和会计实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二、美国所得税会计与国际所得税会计的发展过程比较
所得税会计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发展过程。
（一）美国所得税会计准则发展历程
美国是世界上对所得税会计的研究时间最早、成果也最为突出的国家，也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对美国所得税会计准则发展的梳理，可以为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很好的借鉴。
1944年12月，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会计程序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s，简称CAP）了第23号会计研究公报――所得税的会计处理（Accounting Research Bulletins No.23，即ARBNo.23），首次提出了“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概念，其中永久性差异不能跨期分摊，重复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可以跨期分摊，通过“递延费用”来反映，被视为会计界第一份系统地规范所得税会计处理原则。1967 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 ，即APB，1956年取代了CAP，是FASB前身）了第 11 号意见书（APB Opinions No.11），取消了所得税会计处理中的应付税款法，并规定采用“全面所得税分摊法”。APB No.11要求采用递延所得税法来核算所得税引起了众多争议。
1973年，美国成立独立的民间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即现在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取代了APB，对11号意见书进行了修订。1980 年FASBFAS No.37 ――资产负债表上递延所得税的分类，修订了 APB Opinions No.11，规定递延所得税的流动性或非流动性按时间性差异回转的预期时间来划分。
经过几年的调研与意见反馈，FASB在1987年12月正式了美国会计准则公告第96号（FAS No.96）――所得税会计，该公告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暂时性差异”，要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暂时性差异进行处理，取代之前的时间性差异；同时采用“负债法”对暂时性差异进行跨期分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递延所得税的确认按每一笔差异产生和回转的预计年度计算，编制详细的时间表并限制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适用税率变化时要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至此，所得税会计基本脱离税法导向而发展成为公司理财的重要方面，所得税会计理论与方法已日臻成熟。
FAS No.96后，由于对所得税会计的处理原则及方法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认为其实施成本较高，必须“按照每一笔暂时性差异产生与预计转回期间，逐笔制定详细的时间表”的做法，比较繁琐，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第96号公告的局限性以及大家的批评意见迫使FASB分别在1988年、1989年和1991年相继三个与第96号公告同名的会计准则公告――所得税会计处理（分别为FAS No.100，FAS No.103，FAS No.108），而且FAS No.96一再推迟也引致会计职业界对于其前途的担忧。为平息一些主要争议，并经过反复的征求意见，1992年2月，FASB了比较成熟的第109号会计准则公告（FAS 109）――所得税的会计处理，FAS 109 取代 FAS 96 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回应理论和实务界对 APB Opinions 11 和 FAS96 过于严格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条件的批评。几经波折与妥协，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为美国所得税会计迄今为止的最后的选择。
在2006年6月 FASB又颁布第48号解释公告――不确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简称FIN 48）。FIN 48是对FAS 109的解释。FASB这一解释公告的目的并不是要影响企业税收策略和行为，而是为了使所得税财务报告更加清晰和明朗。2012年2月，美国又将FIN48收录到“会计标准编码ASC 740――所得税”（Accounting Standards Codification Topic 740，Income Taxes）中，对其原有所得税会计准则进行改编，使其形成一套统一而有序的体系。
本文用大量篇幅梳理美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发展过程，目的就是对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未来发展给出已有的借鉴。我们在2007年开始执行所得税会计准则（CAS 18），到现在已经出现一些类似美国第96号公告、第109号公告颁布后出现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有另一个突出的问题表现为，由于现行所得税会计准则是全新的理论，对于我国会计人员来说，短时间内很难理解准则的内涵，尤其对许多新概念理解是模糊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缩短这个过程的一个好的思路就是在其他国家制定和实施准则过程中借鉴这样的准则。
（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关于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
1979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理事会IFRB的前身）了第12号国际准则（IAS No.12）――所得税会计，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被指定为纳税影响会计法，包括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方法，企业可以从中做出选择。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分摊方法可以适用全面分摊法或者部分分摊法；遇到资产重估的情形，递延税款可以适用调整与不予调整的灵活处理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国际会计准则为了兼顾多国的做法而给出了多种选择。
为了改变IAS 12缺乏原则立场，IASC在1981年成立了专门课题组，负责研究如何修改该准则，但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989年1月，IASC了第33号征求意见稿（E33）――所得税会计，建议采用损益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1994 年，受到美国所得税会计准则修订成果的影响，IASC开始第49号征求意见稿（E49），就所得税会计改革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基本借鉴美国第109号会计准则公告。
随着IAS 12的实施，实务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所以在1996、2000年和2010年对IASNo.12分别进行修订，颁布了3个IAS 12的修订版，并对暂时性差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示。可见，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发展是在不断实践、不断修订中前行。随着不断的修订，可以看出修订的基本方向就是取消有关递延所得税确认的若干例外情况、对IAS 12的相关概念进行澄清、减少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之间在该所得税领域的某些（但非全部）差异。
可以看出，世界上两大会计准则体系在所得税的处理上，虽然产生的时间不同，适用的范围也不同，但是都是经历反复实践、考虑企业界的应用成本等因素而趋于一致。这对我们国家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发展是很好的经验。
三、对所得税不确定情况的处理差异比较
（一）FASB颁布的FIN 48对不确定所得税的规定
所得税不确定情况是指由于企业与税务机关对税收法规的理解存在差异，或者由于现行法规对企业实施的某些复杂或创新的交易尚未做出详细规定，导致企业可能被税务机关要求补缴所得税、滞纳金甚至罚款的情况。
2006年6月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推出第48号解释公告――不确定所得税下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FIN 48，现在收录在ASC 740-10）中，不确定税务情况的会计处理准则，作为对FAS 109的不确定税务情况的补充。解释公告要求企业将所有不确定的税项进行评估。如果某税项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企业得不到税利的话，那么，此税项就必须量化并在财务报告中作为税务准备处理。除此之外，企业还必须在财务报告中以表格的形式明确列出并与前期作比较。
从2007年开始美国各大上市公司陆续开始执行FIN 48。FIN 48的实施对美国上市公司有着很大的影响，其后的几年FIN 48一直是各大金融会计媒体、会计审计公司、监管机构以及公司财务主管关注的热点。各大公司的税务部门也因此加大各方资源的投入，以确保其在财务报表方面对FIN 48的遵守。
FIN 48的要求是以税收利益为导向的处理方法。它关注的问题是企业可以确定取得纳税申报中所显示的税收利益，企业要关注这一税收利益能否确定取得。对不确定税务事项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是为了使公司能够更为精确地对所得税或有事项预提准备进行评估和计量而量身定做的，因此，该公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要求公司对所得税税务情况分两步骤进行分析。
第一步，判断识别某项不确定的所得税事项的处理方法是否可以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而不被调整。企业应依照税务机关的规定或是案例法规，评估该不确定所得税事项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这个纳税情况不满足很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小于50% ）产生税收优惠的确认条件，那么必须在纳税表中作为税务准备金来处理，并对此税务准备金所衍生的年度罚款和滞纳金做一定的评估，直到该纳税情况满足确认条件为止。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企业集团通过实施税务导向的转移定价、关联交易与资本运作等来达到节税目的的行为。
如果这个纳税情况很有可能（大于50%）产生税收优惠，则企业应该首先确认该不确定的纳税情况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则进入第二步的分析。
第二步，企业确定累积发生可能性超过50%的税收利益最大金额，可接受程度在50%以上的税收利益累计金额，是指在财务报告中被允许列报的税收利益金额，该金额小于纳税申报表中所反映的金额，企业需要将两者之间的差额记为不确定性税务事项负债。此外，FIN 48还要求一并评估不确定税负情况如果被调整时所产生的相关利息或罚款。例如某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交易采用了内部转让定价，在本期的纳税申报表中计算应纳税额20万美元。根据税务机关的规定，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需要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税务处理，企业该项纳税产生税收利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达到了按FIN 48中对不确定纳税情况的识别程度。表1列示了该企业考虑各种情况包括税务咨询师的建议，评估该项业务应纳税额及其发生的概率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该企业可实现大于50%可能性的最大税收优惠是40万美元，是不确定税务事项，按FIN 48需要预提40万美元的不确定性税务事项负债。
（二）IASB在2010年修订的IAS 12对不确定所得税的规定
继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FIN 48后，为了与美国的会计公认原则趋同（US GAAP），IASB在IAS 12的2010年的修订版中也相应对所得税不确定事项进行了规定。与FIN 48相同的是都是对不确定的纳税情况进行判断和评估，但是不同的是没有像FIN 48那样，没有提出所得税不确定情况的“确认临界值”概念，而是按照所有可能的结果的期望值进行计量，没有采用FIN 48中的两步处理方法。
承上例，如果是按IAS 12的规定进行处理，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IASB的规定在评估所得税不确定情况的金额时采用加权平均金额，即确认56万美元为所得税负债，最后再根据所得税负债的金额和税务机关规定的相关条款确认相关的利息和罚款。假如该企业由于这项与关联方交易产生的纳税事项被税务机关调整的可能性小于50%的话，按IAS 12的规定也要按各种情况的评估的可能性计算加权平均值来作为所得税负债，而按FIN 48规定该不确定税务事项可能产生的税利是不需要计量的，因为没有达到计量的程度。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对不确定税务事项的处理FIN 48更符合或有事项确认原则，并且FIN 48要求该不确定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面需要单独列示，并要求公司对不确定税务情况进行详尽的披露，包括因此可能发生的利息及罚金。而IAS 12允许对不确定税务情况计提的负债与递延税务资产互相抵冲，同时对不确定税务情况的披露要求也不是很高。
四、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在确认和列报上的差异分析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在确认上与IAS 12基本一致，只是比IAS 12更为简单，缺少明确的案例供参考和理解，所以这也是该准则颁布以来的最大问题――不易理解，缺少案例解释。因此未来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改革还有很大空间。下面分别对FAS 109和IAS 12就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确认上的差异进行分析。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差异
FAS 109规定确认所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需要计提估价备抵，除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比不实现更有可能。解释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实现概率小于等于50%时，就需要计算估价准备冲减递延所得税资产，使其净额反映可收回的金额。具体操作就是先记录所有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将不太可能实现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通过估价备抵账户抵消。FAS 109没有规定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的情形，但是规定了其他特殊的不确认的情形，如杠杆租赁、子公司的大部分未分配利润、油气行业的无形资产开发成本等。
IAS 12规定，首先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实现性，从而决定是否进行确认。也就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利用亏损移后和税款抵减的未来纳税影响，在不满足国际会计准则的“很可能”标准时，则不予确认。企业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要对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重新估价。在不予确认的情形中，IAS 12规定负商誉是作为递延收益处理的，其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为负商誉是一项剩余值，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将增加负商誉的账面金额。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差异
FAS 109和IAS 12均规定各种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对存在的例外情况也都作了明确规定。
FAS 109规定了以下四项暂时性差异不能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除非这些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明显地转回：（1）国外子公司或国外合资公司中投资的财务报告金额超过计税基础的部分；（2）持续经营的国内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在准则生效前的会计年度发生的未分配收益；（3）美国储蓄和贷款协会在1987年12月31日前发生的呆账准备；（4）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准则生效前产生的投保人盈余。
IAS 12中递延所得税负债不予确认的情形包括：（1）商誉；（2）交易中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既不是企业合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3）对子公司、分支机构和联营企业的投资以及在合营企业中的权益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母公司、投资者和合营者能够控制该暂时性差异转换时间，或者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CAS 18和lAS 12的规定一致，但没有具体的说明，因此有待完善。lAS 12和FAS 109均列明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并说明了其中哪些应予以确认或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五、对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未来发展的启示
从对 FAS 109 与 IAS 12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事物的合理发展，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应用研究，反过来促进了准则的不断完善。我国所得税会计研究的比较晚，更应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去解决现实应用中的问题，完善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具体规定。
我国仅有十几年的所得税会计研究史，我国所得税会计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专门研究的学者也不够多，而所得税问题又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无论是会计准则制定者还是具体企业的财务人员，都应该清楚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能兼顾所有方面。如果考虑到准则的完整性可能实施成本较高，企业界难以接受；而实际操作简单的准则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而导致后期一系列不良后果。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的准则将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将会不断地修订，对于未来的修订工作而言，借鉴是修订最好的开端。
从对FAS 109 与 IAS 12对所得税会计处理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未来修订的重点是充实内容，而非框架构建上。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包括或者提到了但是不是很明确，实际应用时会产生误差，甚至不知道如何应用。如果结合这7年准则的实施情况，以案例的方式对相关事项给予解释，对所得税会计准则的正确理解和应用是有正向意义的。
参考文献：
1.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 Committee IAS N0.12 Income Taxes（revised），2010.
2.FASB.Statement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No.109- Accounting for lncome Taxes，1992.
3.FASB.FASB interpretation No.48 Accounting for uncertainty in income taxes.2006，（6）.
4.曾钧.对所得税会计若干问题的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5.
5.高金平.新企业所得税法与新会计准则差异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6.赵国庆.从浪潮软件参股公司避税看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J].财务与会计，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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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股权筹资债券筹资杠杆收购税收筹划
1引言
并购是历史的大趋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曾经说过:“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是仅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公司兼并行为以来,迄今为止西方国家经历了五次兼并浪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公司并购活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和频繁。作为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形成规模效应、节约经营成本、优化资本构成的一个有效手段,并购日益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应当注意的是,并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而且由于并购会导致企业巨大的现金流出,仅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所以往往要向外界筹资。可供企业选择的筹资方式很多,目前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筹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内部留存、增资扩股、金融机构信贷、企业发行债券、卖方融资和杠杆收购等方式。但归纳起来,无非是股权筹资和债券筹资两种形式,且企业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筹集并购所需资金,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代价称为资金成本。在企业筹资决策中,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也要求以较低的代价取得。因此,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进行筹资方式的税收筹划,从税收的角度尽量降低并购成本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相关概念界定
2.1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是指企业间的产权交易行为,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兼并。兼并(Merger)含有吞并、吸收、合并之意。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兼并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这些企业丧失法人资格,并获得对它们控制权的行为。广义的兼并是指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其他企业的产权,并企图获得其控制权的经济行为。
(2)收购。收购(Acquisition)是指对企业的资产和股份的购买行为。收购涵盖的内容较广,其结果可能是拥有目标企业几乎全部的股份或资产,从而将其吞并;也可以是获得企业较大一部分股份或资产,从而控制该企业;还有可能是仅拥有一部分股份或资产,而成为该企业股东中的一个。
收购和广义兼并的内涵非常接近,因此学术界和实业界都经常把兼并和收购合称为并购(MergerandAcquisition)。并购实际上包括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所有产权交易活动。
(3)并购的主体和客体。在企业并购中,并购主体被称为收购企业、兼并企业、出价企业;而并购客体被称为目标企业、被兼并企业、被收购企业。
2.2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是资金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借助股票这一载体直接从资金盈余部门流向资金短缺部门,资金供给者作为所有者(股东)享有对企业控制权的筹资方式。这种控制权是一种综合权利,如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收取利息,分享红利等。股权融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长期性。股权融资筹措的资金具有永久性,无到期日,不需归还。
(2)不可逆性。企业采用股权融资勿须还本,投资人欲收回本金,需借助于流通市场。
(3)无负担性。股权融资没有固定的股利负担,股利的支付与否和支付的多少视公司的经营需要而定。
2.3负债融资
负债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举债筹措资金,资金供给者作为债权人享有到期收回本息的筹资方式。相对于股权融资,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短期性。负债融资筹集的资金具有使用上的时间性,需到期偿还。
(2)可逆性。企业采用负债融资方式获取资金,负有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
(3)负担性。企业采用负债融资方式获取资金,需支付债务利息,从而形成企业的固定负担。
(4)流通性。债券可以在流通市场上自由转让。
2.4税收筹划
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筹划对纳税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而在我国,则处于初始阶段,理论界对税收筹划的描述也不尽一致。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经营、理财活动事先进行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约税收成本的税收收益。税收筹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筹划应作更宽泛的理解,如通过具体的税收筹划活动节税、节省税收罚款、节省税收滞纳金等;而狭义的税收筹划仅指通过具体的税收筹划活动节税。
3企业并购的税收动因
随着并购活动的纵深发展,出于单一动机的并购活动已不多见。在诸多动因的并购活动中,节税问题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在现有的税法条件下,税收对并购的刺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标企业资产价值的改变是促使并购发生的强有力的纳税动因。根据会计惯例,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反映其资产的历史成本。尽管可能也会提供有关重置成本的信息,但折旧的计提仍然是以资产的历史成本为依据的。如果资产当前的市场价值大大超过其历史成本(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尤其在通货膨胀时期),那么通过卖出交易将资产重新估价就可以产生更大的折旧避税额。在企业并购的购买法下,为了反映购买价格,收购企业的资产价值将增加,结果收购企业所享受的折旧避税额超过目标企业在同样的资产上所享受到的。从而并购后企业新的所有者可以享受到增加的折旧避税额,而原来目标企业的所有者也可以通过并购方支付的并购价格获得一部分相关收益。
第二,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的亏损递延条款来达到合理减轻税负的目的。当某企业在一年中出现了亏损,该企业就不仅可以免付当年的所得税,而且它的亏损还可以向后递延,以抵消以后几年的盈余。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的递延年限均为5年。这样,如果企业在一年中严重亏损,或连续几年不盈利,拥有相当数量的累计亏损,就往往会被考虑作为兼并对象,或者该企业考虑兼并盈利企业,以利用其在纳税方面的优势。
第三,当收购企业以可转换债券方式收购目标企业时,即收购企业将目标企业的股票转换为可转换债券发行一段时间后再将其转换为普通股股票。这在税法上可以在收入中预先减去可转换债券利息,具有抵税效应,同时可以保留这些债券的资本收益,在债券转换为股票后再支付,使企业享受延期支付资本利得税的收益。
第四,当并购活动发生时,如果参与并购的双方不是以现金支付,而是以股权交换的方式进行,将目标企业的股票按一定比率转换为收购企业的股票。这样,由于在整个过程中,交易双方的股东既未收到现金,也未实现资本利得,所以这一过程是免税的。通过这种并购方式,在不纳税的情况下,企业实现了资产的流动和转移。
第五,税收的其他刺激。企业在并购中,充分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对并购企业组织形式、并购行业、目标企业所在地以及对并购的筹资方式、交易方式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取做出事先的筹划和安排,可以尽可能的节约纳税成本,使税后收益长期稳定增长,从而进一步促使了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总而言之,税收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企业在并购的决策和实施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策划对象。如何依法纳税并主动利用税收杠杆将企业并购的各个环节同减轻税负结合起来以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已成为企业经营理财的重要组成部分。
4并购融资中税收筹划的实务操作
筹资方式下税收筹划的主要切入点是税法规定企业的债务利息可以在税前利润中扣除,这对参与并购的企业同样适用。因为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利息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税前列支,而企业支付的股息则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不能作为费用在税前扣除。这样一来,企业在进行筹资税收筹划时,就必须在筹集债务资本还是筹集股权资本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企业对筹资方式的选择应当综合考虑各种情况,不能仅仅考虑最大程度的减税。减税意味着要增加企业债务融资的比例,但是随着债务融资比例的上升,一方面企业的财务风险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即使企业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内,企业自有资金利润率也未必会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上升,而自有资本利润率的提高才是企业股东追求的目标。因为自有资本利润率越高,意味着股东的投资回报率也越高。通常情况下,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时,提高负债比重可以增加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这时,选择较高比例债务融资的融资方案就是可取的。反之,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成本率时,债务融资比例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率反而下降,这时高债务比例的融资方案就未必可取。下面举例说明。
案例:A公司为实行并购须融资400万元,现有三种融资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完全以权益资本融资;方案二,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融资的比例为10:90;方案三,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融资的比例为50:50。利率为10%,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选择融资方案呢?(假设融资后息税前利润有80万元和32万元两种可能。)
可以看出,当企业息税前利润额为80万元时,税前股东投资回报率>利率10%(即债务成本率)。股东税后投资回报率会随着企业债务融资比例上升而相应上升(从14%上升到21%),这时应当选择方案三,即50%的债务资本融资和50%的权益资本融资,此时应纳税额也最小(为18万元);当企业息税前利润额为32万元时,税前股东投资回报率<利率10%(即债务成本率)。这时,债务比例越大,股东税后投资回报率反而越小(从5.6%下降到4.2%)。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方案三最大限度地节约了企业的税收成本(此时纳税额最少,为8.4万元),但却未必是最佳筹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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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风险 管理成本 决策
企业在涉及税务的问题上如果意识不够明确，比如企业在税务方面没有按照国家的税法等的规定进行，从而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利益遭到不应有的损害，使得企业不能健康正确的往前发展，这就导致了企业税务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涵盖以下方面。
一、企业的税务管理所存在的风险
（一）企业的纳税与税法的规定冲突，不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样就会导致企业在税务方面违反了规定，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出现应该缴纳的税款却没有按时交纳，或者没有交纳足够的应该交纳的税款，这就造成了税务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是相关的惩罚，比如罚款、补全税款、加收滞纳金等，最终还会造成企业的名声被损坏的后果，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阻止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纳税所执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准确
有些法律法规为了鼓励企业的发展制定了部分优惠政策而企业并没有充分的了解，导致企业多缴纳了税款，这本不是企业该缴纳的范围，而企业却缴纳了不该缴纳的税款，使企业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三）大多数企业对缴纳税款的工作不重视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大多数的企业自己可以预见到税款本身就是企业所应该承担的成本之一。但是仍有多数企业很少想到把缴纳的税款编入企业的预算中进行管理。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对于缴纳税款这件事一般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心态；大部分管理者都认为税款只是到时候交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专门的对其进行管理，履行法律的义务，不需要进行专门的管理控制。他们认为只要企业的财务工作人员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税务法律法规按时缴纳申报即可了，这是税务风险产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二、对企业税务管理所存在的风险进行管理
（一）明确对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对税务风险管理中去，实现税务的风险管理
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控制，就是要对企业的税务风险进行管理，就要先明确对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进而把这些对风险管理的原理运用到对税务风险管理中去，实现税务的风险管理。这样做的主要是为了以下目的：对企业应缴纳的税务进行管理；是这些税务的缴纳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制定企业的税务规划时，要注意以企业的成本节省为主要目标。另外，在企业制定本企业的各种决策时以及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要考虑这些决策和活动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还有税务事项中涉及会计处理的部分一定要符合相应的会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再次，对于实际操作中，纳税的程序以及纳税的申报等的方面一定的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最后，还要注意一定要在管理等方面符合税务相关法律的要求，比如在对企业的账簿进行管理的时候，在对税务进行登记的时候以及在本企业的税务的档案管理中都要注意做到这些活动符合企业管理的要求，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在进行企业税务管理的时候要对企业在税务方面所能遇见的风险进行充分的预计和推测，并且积极的应对
把所能想到的企业遇到的税务风险进行充分的分析。在对这些进行分析的前提下，才能把企业的税务风险降到最低，这样在涉及税务的方面尽量的减少损失和风险，以此得到最大的利益，促进企业的发展，这样我们在对企业在税务方面所经历的风险进行分析管理的时候，要对企业进行税务管理方面的支出进行分析。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最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的健康成长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转变企业税务管理的研究方向
对于企业的税务管理的要求，一直以来主要是围绕着税务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方面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和管理的。这样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虽然有很多方面，企业在进行管理时主要围绕着影响企业的价值的风险动因进行管理的，企业的税务风险根据我们的分析来判断是始终与企业的收益相随相伴的，企业一定要明确的知道，企业需要对这些对自己的价值影响很大的税务方面的管理风险加强其管理，这样才能把企业的利润也就是企业的价值做到最优化。
三、对企业税务风险的成本及相应对策进行分析
对企业所遇到的税务方面的风险进行分析管理必须明确的知道企业所遇到的税务风险的管理所包含的方面，以及企业税务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
一般情况下企业所遇到的风险造成了企业的成本的增加，作为企业的风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的税务风险也不例外。企业中存在的税务风险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税务风险所需要的成本和支出。企业的税务分析和管理的成本主要包括在对企业所遇到的税务风险和应对这些风险中包括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支出所需要支付的一切费用，还包括其中所遭受的损失。这是企业在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支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企业税务风险的管理可以包括：
首先，有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企业的税务管理也是这样的，要在企业的税务风险发生之前，就对企业的税务管理所需要的成本进行充分的预测。并且在企业的内部要为了应对企业的税务风险制定并采取相应的目标制定措施。要对企业的税务管理进行跟踪、对企业的税务管理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要注意事项的识别，并且要明确应对税务风险采取的措施所应该承担的成本也就是支出。这样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增加企业的操作环节包括企业的经营和控制税务风险的环节，从而降低企业在这一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保证企业的利润，维护企业的利益。很多的企业采取了合理的措施将企业的税务管理做到了成本最低。比如有的企业把税务管理这一个必要环节进行前移，把以前的风险出现后进行管理和风险发生中进行监督转变为事情发生之前就进行预防，而不是消极的等待。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做好防范的工作。随时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其次，除了要做好预防工作，企业的税务风险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是就要求企业对随时发现的影响企业利益的税务风险进行完善管理。也就是对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出现的可能导致税务风险的项目进行纠正，这就会增加企业相应的纠正的风险。这要求企业必须要在税务风险出现的时候及时发现，需要设置专门的企业税务管理部门，保证将企业将要遇到的风险进行化解， 不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不造成不应有的明显的损失。但是这样就会增加一部分的支出就是企业在纠正税务行为不违反税务的管理过程中所需要的支出成本，我们叫做纠正成本。纠正成本是企业在纠正税务风险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纠正成本对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是极有益处的。企业应该明确这一点。
再次，企业对所能遇到的风险进行了预测并采取措施，对企业可能造成风险的方面进行了管理纠正的同时，还要注意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违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是就不得不接受相应的惩罚，前两点做的好的话这一点就会支出的比较少，有时企业内部为了规避税务风险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方面所需要的费用我们称为惩治费用，惩治费用完全可以降到最低，从而使企业获得最大的利益，最小的影响企业的正常的发展和成长。
最后，现代企业在对税务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如管理工作不够重视，投入较少等。这时就要明确企业的损失成本，由于企业经营过程中很难分析和具体明确的指出企业对税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违背时候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对于损失的成本不能有全面的真实的统计。
四、结束语
企业的对于税务风险的管理的程度，很大一方面就是企业对于税务管理的力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税务的管理，影响着企业的总体利润，从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前途。企业应该明确风险管理方面的制度，一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建立相应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保证健康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评估制度，完善应对的机制，并且重视企业税务管理的考核。这些都是税务管理方面所能采取的减小风险的很有效的措施。
参考文献：
[1]许鲁才.张晓.试论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期刊论文]-企业导报 20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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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税务专家，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会计学（中国第一位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方向）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阳光财税丛书》编委会主任，创立“税收筹划规律”，首次提出“税收筹划契约思想”，是国内税收筹划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税收理论与实务、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企业会计准则、财务管理、产权与企业重组等。
编者按
《财会学习》从本期起分十二期连载节选自著名税务专家蔡昌所著的《税收筹划实战指南》（预定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系列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详细参阅该著作。本期将总括性阐述税收筹划的操作空间与实战方法，从下期起将连载税收筹划具体各项实战策略。
一、税收筹划操作空间
（一）走近税收筹划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税收筹划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税务报》在千年之交开设“筹划周刊”，推动税收筹划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发展，以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收研究机构等为代表的诸多中介机构也将税收筹划作为主流推广项目。国内财务、税收领域不断涌现出税收筹划专家，他们也在推波助澜，为争取企业合法权益摇旗呐喊。
什么是税收筹划，如何认识税收筹划？学术界对于税收筹划的认识，存在着以下五种称谓：税务筹划、税收筹划、纳税筹划、税收策划①、税收规划②，其实这些说法并无本质差别，尤其是前三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但国内对“tax planning”一词大多译为“税收筹划”，《中国税务报》开设的周刊也称之为“税收筹划”。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盖地教授认为“税务筹划”与“税务会计”相对应，称为税务筹划对于纳税人更为妥帖③。黄凤羽针对“税收筹划”与“税务筹划”的概念之争，发表了如下见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从事税收筹划研究的学者，所遵从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与分析线索。‘税收筹划’观点主要体现了以税收学中的税收管理和税收制度为基础的分析范式，‘税务筹划’观点主要代表了以会计学中的税务会计和财务管理为基础的研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体现了殊途同归的学术思想，也是国内税收筹划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所使然，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循着研究传承的逻辑一致性，既然在“tax planning”一词引入我国之初就将其译为‘税收筹划’，况且这种译法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并能够更好地体现纳税人减轻税收负担的中性结果，今后也不妨继续沿用约定俗成的规范用语。”④
关于税收筹划主体，目前有“征纳税双方”⑤与“纳税人一方”两种观点。税收筹划主体仅包括纳税人一方的观点是主流观点，大量的文献都支持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所谓的征税筹划，其实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征税计划或征税规划，即针对不同性质、不同表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采取不同的监控方式和征管模式，以实现税款征收管理的计划性和有效性。
1．税收筹划的学科定位
关于税收筹划的学科定位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税收筹划应属于财务管理范畴。税收筹划是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的目标与财务管理的目标应该一致。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税收筹划，税收筹划的预期目标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降低实际税收负担、防范纳税风险、实现整体财务收益。对于税务会计与税收筹划的关系，盖地教授有着精辟的见解：“在会计专业中，税务筹划可以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作为税务会计的组成部分。”⑥查尔斯T·亨瑞格等著的《会计学》中更是一语破的：“税务会计有两个目的：遵守税法和尽量合理避税。”但是，税收筹划是一门新兴的复合性、应用性学科，融财务学、会计学、税收学、法学、管理学知识为一体。税收筹划学科本身自成体系，所以许多学者还是倾向于把它单独作为一门学科。对于税收筹划与管理会计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税收筹划实际上也可归为管理会计范畴，因为不仅有着涉税会计决策，而且也给企业管理提供有效的内部会计信息。
2．税收筹划的概念
关于税收筹划的概念，可谓众说纷纭，目前尚难从词典和教科书中找出权威的说法。下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DF）编写的《国际税收词汇》中是这样定义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
美国著名大法官汉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以降低税负，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不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纳税人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收。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自愿的捐款。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纯粹是奢谈。”
美国南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与别人合著的《会计学》中，对税收筹划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合理而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可能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缴税款和递延纳税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另外，他还说：“税制的复杂性使得为企业提供详尽的税收筹划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聘用专业的税务专家，研究企业主要经营决策上的税收影响，为合法地少纳税制定计划。”
唐腾翔、唐向在《税收筹划》一书中写道：“税收筹划指的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Tax savings）的税收利益。”⑦
盖地在《税务筹划》一书中，把税收筹划定义为“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Tax boundary）和现行税法，在遵循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以规避涉税风险，控制或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和安排。”⑧
从上述观点来看，虽然税收筹划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大家存在一些共识，即税收筹划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降低税收负担和税收风险的一种经济行为。笔者认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在既定的税制框架内，通过对纳税主体（法人或自然人）的战略模式、经营活动、投资行为等理财涉税事项进行事先规划和安排，以达到节税、递延纳税或降低风险为目标的一系列谋划活动。
对税收筹划宜从多个角度去观察，从多个层面去理解，切忌呆板和僵化，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实际上，在税收征纳对局中，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这种反应和适应不仅仅是减轻税负，还有降低纳税风险的要求。所以，纳税人应该分析中国税收环境的特征，掌握不同层面税收政策的差异性，了解税务当局的征税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二）“第三种眼光”的视野
1．“第三种眼光”看筹划
2003年7月，《中国税务报》曾对笔者的著作《税收筹划—策略、技巧与运作》进行专题报道，并称笔者的这些筹划思想为“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下面援引这段文字：“税收筹划是企业管理的当然构成内容，不能离开企业的整体战略来谈筹划，筹划应服从企业的整体战略。成功的筹划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必须与企业的实际问题结合，在共性中寻求每个企业的个性方案，我们把这种认识称为‘第三种眼光看筹划’。”⑨
“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笔者曾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提及。笔者对税收筹划思想与实践情有独钟，在《税收筹划规律》著作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税收筹划是致用之学，其实践性很强，归纳和研究税收筹划规律是一种捷径，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日趋复杂，税收筹划运作逐步深入到企业的多个层面，筹划方案的系统性、技巧性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好的筹划方案源自于一种灵感，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看不到一丝雕琢的痕迹。”
笔者所提倡的“用第三种眼光”看税收筹划的核心思想有以下三个：
一是从战略规划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局限于细节。
二是从会计管理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只盯着税收。
三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谈筹划，而不是纸上谈兵。
2．税收筹划的深层理解
从市场经济的国际经验来看，税收筹划早已有之，在西方有“皇冠上的明珠”之美誉。为了科学理解和运用税收筹划，这里对税收筹划做进一步诠释。
（1）严格意义上的合法筹划，是指既符合税收立法规定，又符合税收立法意图的税收筹划。许多“钻空子”、“打球”之类的筹划技法其实不是真正的筹划，而是偷税、避税乃至逃税的违法行为。
（2）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纳税人依法纳税，但同时又有避免多缴税的权利；第二：纳税人可以合理谋划其涉税事项，尽可能实现税负最小化；第三：纳税人需要维护其正当权益，采用经济手段抑或法律手段都是正当的、适宜的，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3）纳税人通过税收筹划防范和降低涉税风险，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操作：第一，吃透和领悟税收政策，正确运用税收政策；第二，提高纳税自查的能力，在纳税申报之前进行全面的检查、过滤，排除隐患；第三，掌握纳税技巧，提高纳税方案的设计能力；第四，从战略角度审视企业的财税业务，做到战略、经营、财务、税务的协调。
（三）税收筹划不是偷税、避税
1．偷税（Tax Evasion）
偷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故意违反税法，通过对已发生的应税经济行为进行隐瞒、虚报等欺骗手段以逃避交纳税款的行为。偷税也可以称为逃税，具有明显的欺诈性和违法性。
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偷税被解释为：“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⑩《刑法修正案（七）》已经把“偷税罪”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对于偷税，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形式：
（1）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1月5日对发票违法行为进行司法解释：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用于记账的发票等原始凭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记账凭证的行为。
（2）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
对于本条争议最多的是纳税人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进项税额已入账是否属于偷税行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以规章的形式进行了界定：纳税人非法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已经记入“应交税金”作进项税额，构成了“在账簿上多列支出……”的行为，应确定为偷税。
（3）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纳税。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本项偷税手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表述是一致的）的司法解释中指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
（4）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指出：“虚假的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报送虚假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或者其他纳税申报资料，如提供虚假申请，编造减税、免税、抵税、先征收后退还税款等虚假资料等。主要表现是纳税申报表、申报资料与纳税人账簿记载的内容不一致。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征管司的释义，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是指编造虚假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通过修改、涂抹、挖补、拼接、粘贴等手段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擅自虚构有关数据、资料编制虚假的财务报告或者虚报亏损等。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编造虚假计税依据，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对于这种行为，应该认定为偷税。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另一种后果是，并未产生实际的不缴或少缴税款的事实，但却影响了申报的真实性，可能造成以后纳税期间不缴或少缴税款，如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增加了亏损额，但还没有造成实际的不缴或少缴税款。对于这种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责令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改正编造的虚假计税依据，同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5）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
这里容易与骗取出口退税混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纳税人是否缴纳了税款。这里主要区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纳税人先缴纳了税款，然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偷税；
第二，纳税人未缴纳税款，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第三，纳税人先缴纳了税款，然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比所缴纳的税款数额要多的税款，如纳税人先缴纳了100万元的税款，然后骗取150万元的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分别认定：对于骗取的出口退税款中与纳税人缴纳数额相等部分，如本例中的100万元，认定为偷税；对于超过已缴纳的税款部分，如本例中的50万元（150-50），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在理解本条时应当注意到一点，就是骗取的出口退税与已缴税款之间有着同一笔业务的因果联系，这时可以认定为偷税。否则，即使纳税人其他货物缴纳了增值税、消费税也应当认定为骗取出口退税。
2．避税（Tax Avoidance）
（1）避税的概念。联合国税收专家小组对避税的解释为：避税是一个比较不甚明确的概念，很难用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措辞对它作出定义。但是，一般地说，避税是纳税人采取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含糊之处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以减少其他应承担的纳税数额，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违犯法律。虽然避税行为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使用的手段是合法的，而且纳税人的行为不具有欺诈的性质。
国际财政文献局在1988年版的《国际税收辞汇》中解释为：“避税一词，指以合法手段减少其纳税义务，通常含有贬义。例如该词常用以描述个人或企业通过精心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或其他不足之处钻空取巧，以达到避税目的。法律中的规定条款，用以防范或遏制各类法律所不允许的避税行为者，可以称之为‘法避税条款’。”
《中国税务百科全书》中对避税的解释是：避税是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纳税前采取各种合乎法律规定的方法，有意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的行为。
避税定义各有不同，但上述对避税的解释都说明了避税是用合法手段或不违法手段减轻纳税义务的一种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各国法律界定和税收实践看，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美国，避税与偷税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界限，避税被广泛解释为除偷税以外种种使税务最轻的技术，人为的避税技术并不是为了经济或业务发展的需要，经常与偷税紧密联系，因此应加以制止。格拉斯哥大学税务学访问教授汤姆·林奇（Tom Lyrich）对避税有一段精辟的评论：“‘避税’一词不幸地被冠以一种不守规矩的含义，事实上，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不仅包括对简单和现实的业务的重新组合，而这种组合安排显然是合理而方便的，还包括复杂的组合策略。这些组合安排并无实际的影响—除了减轻纳税负担外并无其他实质意义，这些人为的规划并不违法，但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而且，更重要的是避税会潜在的导致无效率。”在巴西，只要不违反法律，纳税人有权选择使其缴税最少的经营模式，但纳税人执意选择必须在纳税义务法律事实发生之前进行。
但是，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避税是错用（misuse）或滥用（abuse）税法的行为，是纳税人通过个人或企业事务的人为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loopholes）、特例（anomalies）和缺陷（deficiencies），来规避或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也已成为一种政府制止的活动。究其原因，避税虽以非违法的手段来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但其结果与逃税一样危及国家税收，直接后果是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间接后果是丧失税收制度丧失公平性。
总之，避税是指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及财务活动的安排以期达到纳税义务最小化的经济行为。由于避税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在我国税收实践中，对避税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界定和明确的法律责任，但对于纳税人利用税法漏洞和缺陷来人为减少税负支出的避税行为，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性的反避税措施，调整纳税人的财务结果并要求补缴税款。
避税形式多种多样，譬如原来我国对香皂征收消费税，因其属于护肤护发品系列，而肥皂则不属于此系列，所以不征消费税。对此有一厂商钻政策的空子生产了一种名为“阿尔贝斯皂”的介于肥皂和香皂之间的产品，这一做法显然带有避税倾向。在国际领域，避税最常见、最一般的手法是利用“避税港”（指一些无税收负担或税收负担极低的特殊区域）虚设经营机构或场所转移收入、转移利润，以及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转移收入和利润，实现避税。由于通常意义上的避税行为有悖税法精神，也可以说是对税法的歪曲或滥用，故世界上多数国家对这种行为采取不接受或拒绝的态度，一般针对较为突出的避税行为，通过单独制定政策或在有关税法中制定特别的约束性条款来加以反对。
（2）避税的分类。避税行为在经济领域普遍存在，从本质上讲，避税和税收筹划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侧重点在于回避纳税义务；而税收筹划只不过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税收负担。由于征纳双方立场不同，纳税人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尽量利用现行税法，当然不排斥钻法律的空子或利用税法漏洞；而税务当局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的避税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正如劳德·邓宁所说的那样：“避税可能合法，但不道德。”所以，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避税活动。根据避税活动的行为方式及其影响，可以把避税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灰色避税。它是通过改变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来达到少缴税款的行为，或者是企业会计核算和纳税处理中所反映的信息不符合经济事实。
第二，中性避税。它主要是利用现行税制中的税法漏洞或缺陷，或者是利用税收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差异性，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周密策划和适当安排，从而将应税行为改变为非税行为，将高税负活动改变为低税负活动。比如，政府对白酒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于是纳税人就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多消费红酒或啤酒，这也算是一种避税。纳税人的这种改变消费行为的避税之举就属于中性避税，在法律上不受约束，在道德上也不受谴责。
“税法漏洞”是指所有导致税收失效、低效的政策条款。税法漏洞由于税制体系内部结构的不协调性或不完善性而难以避免，这些条款往往自身规定矛盾或在具体规定中忽视某个细小环节，抑或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和不确定性。缺陷性条款多表现在法律程序、定额税、转让定价及税收管辖权等方面，在国际税收领域，因各国利益及税收制度的诸多差异而广泛存在。
避税行为在实践中可能有一定的机会主义倾向，通常也会采取微妙的、狡猾的欺骗性形式。避税又与不完全信息联系在一起，信息不对称助长并强化了避税行为，避税极易走向扭曲、误导、模棱两可或混乱等故意行为。如灰色避税就带有典型的机会主义倾向，应该受到商业伦理的约束。而中性避税是纳税人的一种适应，是对税收环境的一种敏感反应，不仅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且也与商业伦理并不相悖，是一种市场利益驱动下的正常行为。
市场经济是以制度为基础的法制经济，但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伦理基础，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伦理的力量，因为伦理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方式。对于避税行为，存在着社会道德压力，而不仅是一种法律问题。避税行为是否触及伦理道德，不一而足，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环境中来考察，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二、税收筹划实战方法
（一）税收筹划的战略思想
1．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的关系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经济社会，战略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战略管理的本质是敏捷地识别和适应环境变化，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路径指南。税收筹划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成为战略管理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的关系极为密切，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
（1）战略管理决定着税收筹划
战略管理是首要的，税收筹划是为之服务的。税收筹划只有在战略管理的框架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税收筹划对企业战略管理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2）战略管理涵盖税收筹划
战略管理是从宏观角度看待问题的，它关注的是企业整体，战略管理不仅考虑税收对企业的影响，还考虑其他非税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税收筹划是在战略管理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3）战略管理与税收筹划目标一致
战略管理和税收筹划有着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税收筹划也明显带有长期战略的痕迹。
2．企业战略—税收筹划的导向
企业战略是一个企业为之奋斗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标而寻求的途径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没有企业战略，听任内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则达不到资源配置与战略目标的整合效应。
在探讨企业战略与税收筹划的关系时，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战略是首要的，其次才是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只有在企业战略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当然，在某些条件下，税收筹划可能在确定企业战略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下面从多个角度分析：
（1）市场超越一切
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市场时，考虑最多的不是税收筹划，而是首先考虑这个市场的潜力如何，企业能否在短期内占领这个市场。比如，许多外国投资者在考虑投资中国时，其实看重的并不是中国优惠的税率、优厚的待遇，而是广大的消费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优惠的税收待遇能够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但投资者有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是很少考虑税收成本的，甚至有的投资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扩大市场份额，击垮竞争对手，逃避政治经济风险以及获取一定的政治地位等，可能把投资由低税区转向高税区。
（2）税收筹划为企业战略服务
当企业决定是否进入某个产业时，考虑最多的也不是该行业能否享受税收优惠，而是主要考虑企业进入该行业后能否有长期的发展潜力。在决定是否进入某个行业时，企业首先要考虑清楚行业的供货方或原料提供者，即上游企业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企业，与企业选择的厂址的相对位置如何；其次要考虑它的潜在市场在哪里？下游企业是一些什么性质的企业，处于垄断状态还是竞争状态呢？第三要考虑该行业的潜在进入者有哪些，构成的潜在威胁有多大？至于筹划节税问题，则应列在这些因素之后考虑。
（3）企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
企业在考虑采取某项经营活动时，往往不是从税收筹划的角度出发的，虽然税收筹划能够渗透企业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但它并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能够盈利，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收益，而不是能够少缴税款。因此，企业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虽然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说可能是不划算的，但符合企业的战略目标。
3．税收筹划的战略管理方法
（1）税收链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税收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性质的税收，又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得性质的税收，还有诸如房产税、印花税等其他性质的税收。如果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来看，其主要活动分为供应、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即企业先采购原材料，然后设计和研发产品，继而进行生产加工，最后再到市场上销售产品。所有这些环节都为创造价值或实现价值服务，因此从总体来看就构成了产品的价值链。在这条产品的价值链中，有一部分价值是以税收的形式流转的。企业所承担的税收，如果沿着价值流转方向观察，也形成了一个链条，即所谓的税收链。税收链如图1所示。
利用“税收链”有利于分析税收的形成过程与环节。对于企业来说，许多税收都是在流程中形成的，所谓税收的流程观其实也就是“税收链”的思想。
如果企业具有“税收链”的观念，就能够找到税收筹划的易胜之地，即与哪些利益相关者合作最有效，在哪个流程筹划最合适，筹划的空间最大。基于“税收链”的企业税收筹划战略，关键是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应该具有系统观念，从整体和全局出发，不能仅考虑某一类或几类利益相关者的税收利益，而应该视野更开阔，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税收利益。
“税收链”思想要求企业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问题，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的税收情况，还要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位置来考虑，照顾到利益相关者的纳税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利用“税收链”均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2）合作博弈—税收筹划的战略管理方法
合作博弈是税收筹划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合作，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是双方合谋、偷税骗税，对抗国家，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很多场合下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效果。
1）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企业之间或集团内部组织之间通过转让定价，实现利润的转移，将高税区的利润转移到低税区。
企业之间主要涉及以下六种合作：一是利用商品交易的筹划，如利用原材料、零部件及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交易筹划；二是利用提供劳务的筹划；三是利用无形资产及特许权使用费的筹划；四是利用资产租赁业务的筹划；五是利用贷款业务的筹划；六是利用管理费用的筹划。
2）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博弈。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合作。按照一般的经营常识，商品最终总要销售给客户，因此企业与客户的合作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装修劳务，到底是由企业方还是客户方提供装修材料，这是可以协商解决的。再如住房出租业务，出租人与承租人在租金额度以及支付方式上也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双方的有效合作可以大大降低税负。
3）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合作博弈。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具有一定的筹划空间，这就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创造了条件。由于税务机关征税本身是要花费成本的，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错综复杂，税务机关根本无法完全掌握企业的经营活动。这样，对于税务机关来说，详细地了解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并对每一项经营活动进行监控，就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如果企业能够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协商，就能够减少两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比如，涉及到转让定价时，要求企业与税务机关商议确定转让定价。
（二）税收筹划的风险思想
1．税收筹划的风险分析
纳税人设计税收筹划方案存在一定的风险，下面分析税收筹划风险的存在原因。
（1）税收筹划方案设计具有主观性
税收筹划方案的形式及其实施，完全取决于纳税人的主观判断，包括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与判断、对纳税活动的认识与判断等。通常，税收筹划方案操作成功的概率与纳税人的业务素质成正比关系。全面掌握税收、财务、会计、法律等方面的政策与技能，有相当的难度。因而，税收筹划方案的主观风险较大。
（2）税收筹划方案设计具有条件性
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税收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设计与确定的，并且也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可以实施的。方案的设计过程实际上就是纳税人根据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对财税政策的灵活运用，有时是利用政策的优惠条款，有时是利用政策的弹性空间。而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与财税政策等条件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税收筹划方案设计的风险也就不可避免了。
（3）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权利义务的不对称性
税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都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之一，其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主体双方是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所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表现为税收征管法中赋予税务机关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在税收征管中“程序法优先于实体法”的规定，都可能造成纳税人设计的税收筹划方案存在操作风险。
（4）征纳双方对税收筹划方案认定的差异性
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方案应当具有合法性，纳税人应当根据法律要求和政策规定设计税收筹划方案。但是由于纳税人生产经营行为的特殊性，筹划方案究竟是不是符合税法规定，是否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筹划方案的认定。如果纳税人所设计的方案并不符合税法精神，诸如一些“打球”的做法，税务机关可能会视其为避税，甚至当做是逃避税收，那么纳税人会为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2．税收筹划方案的风险类型分析
税收筹划方案设计主要涉及两大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税收政策变动的风险。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不能准确预测到经营方案的实现所带来的风险，实质上是一种简单的经营风险，即经营过程未实现预期结果而使筹划方案失效的风险。政策变动风险与税法的“刚性”有关，目前中国税收政策还处于频繁调整时期，这种政策变动风险不容忽视。
譬如，原来许多企业通过变相的“公费旅游”为雇员搞福利，导致税收大量流失，为弥补政策漏洞，税法对此明确规定，公费旅游及各种变相形式的公费旅游应按人均旅游费用计入工资薪金总额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一政策使得利用“公费旅游”的节税方法失效，如果纳税人在政策变化之后继续采用该税收筹划方案，则会导致税收筹划风险。
3．税收筹划风险管理
（1）税收筹划风险管理模式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指为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拒绝某种行为或某一事件。风险规避是避免风险最彻底的方法，但其只能在相当窄的范围内应用。因为企业不能为规避风险而彻底放弃税收筹划方案。
2）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那些用以使风险程度和频率达到最小化的努力，风险控制在于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减轻风险损失的程度，包括风险防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
3）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嫁给参与风险计划的其他人身上，一般通过合约的形式将风险转移，譬如纳税人可以与方案设计者签订最终方案风险责任约定以及其他形式的损失保险合约等风险转移合约。
4）风险保留。风险保留是风险融资的一种方法，是指遭遇风险的经济主体自我承担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保留的重心在于寻求和吸纳风险融资资金，但这取决于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一种是风险承担，在风险发生后承担损失，但可能因为须承担突如其来的巨大损失而面临财务问题；另一种是为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准备，在财务上预提风险准备金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
（2）税收筹划风险管理的具体措施
1）密切关注财税政策的变化，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税收筹划的关键是准确把握税收政策。但税收政策层次多，数量大，变化频繁，掌握起来非常困难。因此，笔者建议企业建立税收信息资源库，对适用的政策进行归类、整理、存档，并跟踪政策变化，灵活运用。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税收政策是设计筹划方案的基本前提，也是保证筹划方案质量的基础。
2）正确区分违法与合法的界限，树立正确的筹划观。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义务，而合理、合法地筹划涉税问题、科学安排收支，这也是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应树立正确的筹划观：税收筹划可以节税，但税收筹划不是万能的，其筹划空间和弹性是有限的。
3）综合衡量筹划方案，降低风险。一个好的筹划方案，应该合理、合法，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是，实施筹划方案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注意方案对整体税负的影响；实施过程还会增加纳税人的相关管理成本，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还要考虑战略规划、税收环境的变迁等风险隐藏因素。
4）保持筹划方案适度的灵活性。由于纳税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千差万别，加之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在税收筹划时，要根据纳税人具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纳税方案，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以便随着国家税制、税法、相关政策的改变及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随时调整项目投资，对筹划方案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适时更新筹划内容，采取措施分散风险，趋利避害，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
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盲目照搬。税收筹划虽有一定的规律，但筹划方案设计并没有固定的套路，因为每个企业都是个性的，不存在最好的方案，只有最适合企业特征的方案。针对不同的问题，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注：
① 庄粉荣所著《实用税收策划》（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把税收筹划称为“税收策划”。
② 刘心一，刘从戎所著《税收规划—节税的原理、方法和策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把税收筹划称为“税收规划”。
③ 盖地所著《税务筹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书名都明显体现“税务筹划”的称谓。
④ 黄凤羽、马蔡琛：《从“消极避税”到“阳光筹划”：中国税收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天津财经大学2005年税务筹划教学研讨会交流论文）。
⑤ 张中秀所著《公司避税节税转嫁筹划》（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一书认为：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征税筹划。贺志东所著《征税筹划》，站到税务机关的角度，专门对征税筹划进行探讨。刘建民等所著《企业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认为，税收筹划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种是站在税收征管的角度进行的税收筹划；另一种是站在纳税人减少税收成本的角度进行的征税筹划。
⑥ 盖地：《税收筹划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天津财经大学2005年MPACC税收筹划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⑦ 唐腾翔、唐向：《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页。
⑧ 盖地：《税务筹划（修订第三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3页。
⑨ 邹国金：用“第三种眼光”看筹划，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2003年7月1日。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