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益诉讼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由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文章将分析公益诉讼的意义，对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提出思考。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公益诉讼的意义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

公益诉讼一词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伴随着公益运动的展开而广泛使用该术语。由于当时美国的众多社会制度均面临挑战，因而出现了各种尝试改革的方案，设立了众多的公益法律机构及类似的倡导制度，它们是为环境、消费者、女性、有色人种、未成年人及类似的诸多社会公共利益而展开活动，由此而进行的诉讼被称为公益诉讼。

(二)公益诉讼的意义

1.公益诉讼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是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的需要。

近年来，公益诉讼已成为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各类公益诉讼不时见诸媒体报道。无论从国外公益诉讼的发展历程与趋势，还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公益诉讼的兴起是我国社会和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公益诉讼的原告打官司不图私利，为社会公益，且风险很大，因为被告往往是垄断性大企业或者国家机关。为什么会出现公益诉讼，出现这么多“好事之徒”？现实生活中，在一些国有资产流失、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频频发生，而行政权力膨胀和现有监督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疏漏。于是，寻常百姓开始拿起法律武器向不法行为叫板。这表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深入推进，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态度。对社会公众来说，公益诉讼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是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的需要。

2.公益诉讼既是一种“见义勇为”的正义之举，也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

在中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以个人的力量对抗于强大的垄断部门或权力机构，一种结果是舆论喧嚣之后却没了下文，二是虽然有了一个较好的结果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河南葛锐诉郑州铁路分局厕所使用收费一案，虽然判决获得支持，而葛先生个人在近三年的诉讼中，付出了大量人精力财力，且精神上承受了相当的压力。

公益诉讼难以获得支持，但却并非“与己无关”。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损公肥私、大发不义之财，不就是掏了每个公民的腰包吗？同样是纳税人，有人靠守法经营发财致富，有人却投机取巧，从国库里骗钱发家，这能叫公平竞争吗？这是对其他纳税人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有责任维护法律的尊严，有责任协助有关部门执法，这既是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也是维护我们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为了国家或公众利益不受侵害，通过诉讼的办法要求法院追究被告的违法责任，既昭示了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更冲击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麻木；既是一种“见义勇为”的正义之举，也是社会进步最显著的标志。

3.公益诉讼在国际上受到普遍支持，是国家法制健全的标志。

二、对我国公益诉讼发展的思考

(一)我国公益诉讼需要立法支持

从依法治国的要求来说，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好事之徒”的出现说明老百姓学会了用法律作为维护权利的武器，使得法的意义开始向“权利”的本原回归。

然而，由于现行的法律不够完善，各地崭露头角的公益诉讼的原告，在维权道路上可谓步履艰难。在一个法治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虽然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人民必须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但当受托者不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权力时，人民该怎么办呢？承认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诉讼权力，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现行法律中有关“诉讼主体”的规定，使当前的许多公益诉讼徒具虚名。在一些污染环境、制假售假、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发生后，虽然受害者众多，但根据现行法律，只有直接对公民个体利益造成了损害，公民才能向相关部门举报，但却无法代表公众对致害人提讼。如相关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怠于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民也无法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公益诉讼机制的缺乏，限制了公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削弱了社会自我调节功能，不利于发挥公民监督政府的作用。可见，公民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有待立法的支持。

(二)检察机关应成为公益诉讼的重要主体

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怪现象，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垄断等和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联的案件，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一旦遭到损害，却普遍存在着无人应诉、无力应诉、不愿应诉等问题，致使国家和社会利益遭受损害。由个人自发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尽管被告的行为可能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因公共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按法律规定普通公民无权，致使这些诉讼多以败诉告终。法院驳回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成了横亘在公益诉讼面前一道过不去的关坎。

因而，检察机关应成为公益诉讼的重要主体。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重要权利的民事案件，在无人的情况下，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国家将案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检查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三)公益诉讼应成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有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就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仅限于救济个案而提起的私益诉讼，而对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针对国家公权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提起的诉讼，也即公益诉讼不予承认，实践中对此类也是不受理的。

公益诉讼的推进必须有一个过程，无论从现有法治环境还是行政诉讼的实际地位来看，目前不可能有较大的冒进，而只能是稳步推进。但是，这种限制公益行政诉讼的规定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其缺陷：当国家怠于行使职权造成公共利益受损时，如果个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提讼，不仅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而且也不符合日益高涨的公民权利要求。因为公共利益是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的利益，公益与私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况且，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仅仅包括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包括间接的利害关系；既包括切身的利害关系，亦包括非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私以为，当私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时，即使这种影响是间接的、非切身的、可能发生的，也应赋予其原告资格，这也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全体公民他们所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立法和实践虽然在我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但它对于维护我国宪法尊严，建设法治国家，完善依法行政，增强人民法制精神具有重大意义，是值得我国大力推进的。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篇2

关键词公益诉讼诉讼法公共利益必要性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人们称为罚金诉讼或民众诉讼。但公益诉讼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则是在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逐渐被重视。现代公益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至今为止,美国已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此外,法国、英国等国也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但公益诉讼不是独立于传统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以外的第四大诉讼形态,它只是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保护传统的三大诉讼法未能有效保护的利益而产生的。

一、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存在真空:民事诉讼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代表人诉讼的方式实现;行政诉讼只能通过对具体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保护公共利益;刑事诉讼只能对被侵害、且侵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予以救济。并且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普通公民无权。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有些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有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讼,所以形成违法行为出现而无人的局面。如目前在我国发生较多的环境污染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环境保护问题日益严峻,仅西部地区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竟然达1500亿元,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比较普通的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象。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许多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却因种种原因无人主张权利,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此外,还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由于我国三大诉讼法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导致受害人无法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而一些“打抱不平”者在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而告终。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民生活日益密切相关,但这种公共利益同时又不是明确地与某个具体的人有利害关系,因而,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异常困难。现在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人民公益诉权,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漏洞,完善诉讼制度,从而扩大司法监督体系的覆盖面,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

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它是具体存在的,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都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制裁违法行为。

三、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一些不法分子,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大肆掠夺国有资产,损公肥私,进行不正当竞争,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大规模利润,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导致环境被破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随意的收费机制等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实践中,仅自1997年5月河南方城人民检察院,提起一例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之诉,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才开创了国内民事公益诉讼之先河。之后,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日趋增多。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自古以来,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热爱和平,崇尚和美,追求和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然而,和谐社会绝不会自发生成,也不会自然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依赖于法律制度的推动,必须借助于法治的践行。在法治社会,诉讼是人们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基本形式和最后保障。公益诉讼为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从而推进法治的完善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由于公共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连带性,一旦遭受损害,极易引致社会混乱。由于公益诉讼的特点,它可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防止纠纷和冲突升级为更剧烈的对抗性活动,达到解决利益矛盾、维护安全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五、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变得更加迫切。在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许多违法行为就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牟取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之实,导致普通公民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公益诉讼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它有利于保障法律真正得以实施。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需要有效的监督。对于与社会成员利益息息相关的法律实施,人人都有参与权的公益诉讼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这实际上是将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的施行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地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相关法律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有效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六、公众的期望

2006年6月中旬,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在网上开展了对“公益诉讼,你了解多少?”的调查,共有376名网友参与各个单项调查。对于公益诉讼的重要性,网友表示出高度一致,83.9%的单项被调查者认为公益诉讼对我们十分重要,因为它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96.3%的网友认为应当修改我国的相关法律,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由此可见,公益诉讼也日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在我国构建公益诉讼制度是人心所向。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等自愿承担公益诉讼的责任。

篇3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基础；制度创新

一、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理论基础

公益诉讼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以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机构为原告，以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公益）的行为为对象，以预防、制止损害公益行为并追究公益损害人相应法律责任为目的，向法院提出的特殊诉讼活动。那么当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公益）遭受侵害或有被侵害的危险时，例如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等，针对这类行为所提起的诉讼就是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行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1}这种诉讼并非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与领域，而只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既可在行政诉讼中采用，亦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如被诉的对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即为适用于行政诉讼程序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如被诉对象是公司、企业、其它组织或个人，即为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美国、英同、日本等一些国家已在立法上确认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社会发展和政治法律思想革新的产物，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每个人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联系更加紧密，随着权利的社会化，“公益”和“私益”相互渗透，公益诉讼典型的以“私”护“公”的性质便符合这种趋势。“由于环境侵害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社会有用性、价值正当性、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这使得相关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也难免打伤浓郁的社会性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是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2}“从社会法理的视角看，由于环境法较多涉及社会公益，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环境公益诉讼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3}

传统的诉权理论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诉讼前提，只有当实体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或威胁时，才能有效行使诉权。随着诉权理论的新发展，诉权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拓展，“诉权发展成为基于诉讼程序法而产生的独立权利。其基本理论依据是‘诉的利益’，即如果人提讼能够产生其主张的利益联系，则认为其享有诉权……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即使被诉行为并未侵犯其权利，但为了维护与己相关的公益则可提讼，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权正是基于与己有关的环境公益。”{4}因此，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只要与原告相关的利益受到损害，原告就可以行使其诉权，以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

环境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的提出，也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诉权基础。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权是一种对世权、基本人权，它涵盖了个人、单位、国家及全人类所享有的环境权利。环境权一旦被剥夺和丧失，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就不能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环境权既然作为一项权利被公众所享有，即使按照传统的诉权理论，环境公益诉讼也可以从环境权的角度找到行使诉权的依据。

二、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及民事诉讼制度对原告资格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就是说，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这显然对环境民事侵害的受害人十分不利。因为他们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1二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从规定本身来看，其资格要件比起提起民事诉讼的资格相对要宽松些，只要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即具备了资格的要件。然而，根据行政法的理论，作为《行政诉讼法》第二章规定的受案范围的原告，应当是该列举受案范围内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也就是说，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人，应当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即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中的非行政机关的当事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在一个环境管理活动中，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对环境管理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危害，却对其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那么，按照上述行政法律理论或规定，这些受到侵害的居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于不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因而就不具备的资格。近几年来，公民关于环境问题的行政公益诉讼逐渐增多，但均被法院以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而驳回，这方面有很多典型案例。

由此可见，在我国，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对于环境诉讼的资格得规定过于严格，公民或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被设置得过高。而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环保机关并不注重通过诉讼手段保护环境公益，因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从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现行制度对环境权保护之不足、公众参与及预防原则的客观要求等多维度考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经成为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现实要求。{5}

1．行政权力保护环境公益之不足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国家环境管理这一单轨运行机制，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以国家名义和法律形式，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往往由于出于某种私利、诱惑、偏见、地方保护主义或屈从于某种压力，不愿或不能实施保护环境权的行政行为。这时公民如果没有环境诉讼权，侵犯环境权的违法行为就很可能畅通无阻。“现在众多的政府行为对广大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利益，例如拦河大坝的修建会造成河流两岸的大规律的生态破坏，核电站的建设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环境影响。因为这类环境方面的影响由全社会来承担而并不直接对任何单个公民的利益，按照传统的行政诉讼理论，便没有人有资格对这类影响环境行为提讼。这样对这些最具危险性的政府来说但根本没有监督的途径。”这种单凭行政管理而排斥公民参与的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呈愈演愈烈之态势。

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或进行大型工程建设，使自然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破坏；大量的环境污染使环境质量下降，以致危害人体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影响工农业生产。如此严重的环境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2．公众参与原则与预防为主原则的客观要求。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具有广泛性和社会性，单靠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必须借用民主观念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过程来实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里约宣言》明确提出：“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应当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也确立了公众参与这一原则。环境公众参与包括环境立法参与、行政参与、司法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则是公众参加环境管理、参与公害解决过程的一种重要制度，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诉讼手段。公众运用司法手段解决环境公害，必将增强其保护环境的意识和维护自身环境权的信念，这一增强同时也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民众基础。因此，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环境管理运作的环境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环境公益诉讼是我国环境法另一重要原则“预防为主原则”的重要保障手段。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3．国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考察。现代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英美等国家最为发达，尤其是美同。美国对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规定得十分宽泛。它将原告资格限定为所拥有的权益是法律保护的以及政府行政行为对或将对原告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物质上的损害，还包括“美学、自然保护和娱乐”等价值的丧失或减损；不仅如此，只要存在损害就可以，损害程度无关紧要。美国《清洁空气法》还首创了著名的“公民诉讼条款”，规定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讼，这里的公民诉讼兼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特点。公民诉讼权在美国被视为一项禁止权（即禁止非法排污权）或强制措施，公民被视为“私人检察官”，与政府的执法职能相对应而存在，在实施环境法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比较发达。与美国直接将原告资格赋予公民个人不同的是，在英国，只有检察官才能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提讼，他可以依法律赋予的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而提起环境的行政公益诉讼。当事人如果要以自己的名义提起，需要征得其同意。而法国的越权之诉规定只要人本人的精神或物质直接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就可以提起越权之诉。

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样，公民就环境民事侵权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各国也普通呈现放宽与扩大的趋势。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的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种状况被学者认为是民事诉讼今后最主要的发展方向。传统的“本人直接受损害”的诉讼资格限制，已无法满足涉及扩散利益、集团利益的环境侵害民事诉讼的需要，公民针对环境公益侵害而的原告资格日益得到承认。美国联邦环境法规和部分法规中的“公民诉讼条款”确认了公民以个人身份对构成公益妨害的污染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而英国在认识到传统法律不足以阻止环境侵害之后，也修改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认可对于公益妨害受害者本人或通过检察官均可提讼。英国的《污染控制法》就有“对于公害，任何人均可，，的规定。

三、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1．中国环境现状及其管理。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对人们的生活、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虽然局部城市的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但是整体的生态环境还在恶化并向农村蔓延。我国对环境的管理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运行机制……“行政体制的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的缺位与低效，及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所有这些因素，致使日益扩张的行政权力不仅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维护环境公益的重任，甚至它本身还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威胁。”{6}因此鉴于中国目前环境的状况以及管理的失效，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可以改变目前公民无门的尴尬状况，对于中国目前环境状况的改善以及环境管理方面的改进都具有重大意义。

2．“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环境公益诉讼目前虽然还没有制度化，但是在相关国家法律及规定中已经做出了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这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该条规定中的“一切权利”自然也包括公民保护环境的权利，而其中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也应当包括“诉讼”这一途径和形式。

2002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该决定提出，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决定还提出，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3．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成功案例。2005年4月25日，律师陈岳琴北京市园林局，要求其根据我国《城市绿化条例》第16条和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华清嘉园绿化工程进行验收，并出具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该案被告北京园林局出具的绿地率证明显示华清嘉园小区的实际绿地率仅有16．3％与开发商售楼书上承诺的41％相差甚远，与政府强制标准要求的底线30％也有差距。原告据此提出诉讼，后原被告双方在商议后签署了《和解协议》，被告北京园林局按照协议于2005年7月7日对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进行核查，并出具了《绿地验收证明》，该行政诉讼案最终以和解的方式成功结案。该案被认为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成功第一案，开创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先河。

4．公民环境法律意识提高和环保团体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民的环境法律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在逐步要求生存环境质量的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作为法律发展的外部动力，也在积极推动着法律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随着公民环境法律意识的提高，众多的环保团体建立并发展起来，目前我国约有环保团体1600多了，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等。赋予公民及环保团体诉讼的权利以维护环境公益是必须的，但是现有的制度却无法实现这一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构想

1．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首先要在法律上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同意以下三种方式一是由最高司法机关指定专门的司法解释，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程序；二是通过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保单项法律的修订，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三是通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设定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程序。

2．原告资格的适当放宽。按照传统诉讼法理论，只有与诉讼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可以提讼。但是由于环境侵害往往具有间接性、潜在性、广泛性，环境公益的损害不一定与个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按照这条规定法律应当赋予国家机关、有关组织、公民个人以环境公益诉权。其中，特定国家机关为检察机关；相关社会团体为环保类非政府组织；个人则是具有我国国籍、年满18周岁且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我国公民。

3．环境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应主要限于行政机关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不能直接干预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主体的行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在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适当予以扩展。“针对被诉讼行政行为，我国目前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这在因环境公益而提起的诉讼方面是不充分的。抽象行政行为往往同公共利益的联系更为紧密，对环境公益的影响也更大。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被诉行为之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环境公益的维护，因而应将其作为被诉对象，允许提起行政诉讼。”{7}这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就可以对侵害环境公益的不当行政行为，或者有保护环境公益职责的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讼。

4．举证责任的分配。（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民事诉讼中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相对离证据近，易取证，而且环境污染的案件专业性较强，如果由原告取证，会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提出证明被告有污染行为的初步证据，而污染事实存在与否以及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这句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有关程序或民事上的事实应根据具体情况由原告和被告分别承担。

5．诉讼费用的分担。我国目前实行诉讼费由原告方预付，判决生效后由败诉方承担的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诉讼费用数目相当大，取证时也可能运用到技术性较高的方法，所需费用庞大，并且公益诉讼是原告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提出的，因此如果由原告负担诉讼费用，则不可避免的会挫伤其积极性，不利于对公益的维护。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我们可以把民众的环境公益诉讼列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26条原告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的范围中。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如果要承担必要的诉讼费用的，由同库支付。原告方是社会组织或公民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败诉的，其诉讼费用可通过两种方式转嫁：一是诉讼费用保险。二是成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会。从每件胜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罚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捐款作为基金来源。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可以向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会在接到申请后通过对申请的审查，认为提起的是环境公益诉讼，并有相应的事实和理由，就可批准。

6．建立原告奖励制度。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是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诉讼的受益人并不限于原告本人，并且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耗力耗时，原告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诉讼费用，因此为了调动民众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原告奖励制度，例如美国《反欺骗政府法》规定，败诉的被告将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原告有权从被告的罚金中提取15％—30％的金额作为奖励。

7．发展环保团体。在我同，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环保团体，特别是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环保团体。环保团体的建立与发展，可以激发民众保护环境的热情，环保团体本身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也可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为保护环境出力。此外，公益诉讼的专业性、诉讼双方实力的不对等以及诉讼的持久性更需要律师这一法律职业人的参与。能站在公共立场对社会不断提出问题的律师被称为“公益律师”。公益律师的参与使得公益诉讼在制度、政策的制定和运作方面的影响大大增加，公益律师的专业操作和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有利于实现通过公益诉讼影响未来的公共决策的目的。正是通过公益律师的参与和努力，公益诉讼不仅实现了私权利的救济，而且还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对话的契机和场所，成为号召和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旗帜。{8}

8．防止诉讼滥用。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扩大了原告的范围，在举证、诉讼费用等方面的规定也方便了原告提讼，这就存在滥诉的可能。为防止滥诉，可以建立行政先置程序，即人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前，先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举报，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做出决定并及时采取措施，公民或其他有权主体可以自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对于原告滥用诉权而导致被告遭受损失的情况，原告应为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赔偿被告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行政先置程序和侵权责任制可以有效的防止环境公益诉讼的滥用，避免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参考文献】

{1}{6}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2}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A）．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0．

{3}曾，王海志．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建立（EB／OL）．

{4}{7}冯敬尧．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

篇4

关键字：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分，其中，“私益诉讼乃保持个人所有权益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由此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市民为维护公共利益及社会秩序，可提起公益诉讼，且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所诉之利益不必有直接利害关系。而现在意义上的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指社会公共利益，即为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其涉及文明的社会生活并以这种生活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包括一般安全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等。二是指国家公共利益，其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制止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和社会，促使形成良好社会秩序。

第二，行政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广泛性。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合法权利或财产受到损害的特定人，也包括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也即，只要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特定国家机关或公益组织等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第三，行政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存在损害发生可能性的潜在损害。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各国虽然在称呼上不一，然而其内涵大致相当。

在日本，其《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中将行政诉讼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和机关诉讼四种。其中，民众诉讼不限于救济者本人权益，而是含请求纠正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的诉讼，具体包括与公职选举有关的诉讼、与直接请求有关的诉讼、居民诉讼、基于《宪法》第95条的居民投票的诉讼、有关最高法院法官的国民审查的诉讼，目的在于使公民以选举人的身份通过诉讼手段制约国家机关或公共性权力机构的行为。由此可见，民众诉讼具有客观诉讼的性质，可以认为是行政公益诉讼的一种形态。

在美国，行政公益诉讼被称为所谓的“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国会通过制定法律，授权私人或团体为了公共利益，针对官吏的非法作为或不作为而提起的诉讼。主要包括相关人诉讼、纳税人诉讼和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三类。其中，“相关人诉讼是指私人在不具备当事人资格的情况下，允许他以相关人的名义提讼。纳税人诉讼，是指原告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讼，针对国家机关的行为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或公共资金的不当支出。职务履行令请求诉讼，是指当国家行政机关不作为时，要求法院做出判决，责令行政机关履行其职务。”

除此之外，法国的“越权诉讼”、德国的“公益代表人制度”、英国的“以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等等制度建构，都是各国对公共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具体制度建构。值得提及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明显具有预防性质，即不需要公益侵害现实地发生，只要根据相关情况能够合理地判断其具有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就可提讼。这有利于把潜在的大规模损害消灭在萌芽状态，从经济层面考虑即是以较小的司法投入保护了较大范围的社会利益，因而对于防止社会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

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上对原告资格的要求大大降低了：从直接相对人到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也验证了“行政法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有关原告资格方面的法律变化迅速”。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当代社会根基和结构深刻变动，政治法律思想全面革新的必然产物。

1、市民社会公共权利的司法保护

公民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发展状况和人权受保护水平的反映，而公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发挥。法律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的过程。然而，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实体权利必须有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才能真正把纸面权利落实为实质权利。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

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在立法上规定相应的救济措施方是一个最可行的制度建构。其中司法救济应是一种最根本、最权威的解决途径，原因在于，独立的司法权和有效的司法运作机制较之其它权力监督机制，更能经常而稳定地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缺乏司法的权威衡量，“那么这种权益的调整就会取决于或然性或偶然性，或取决于某个有权强制执行它的决定的群体的武断命令。”“而从行政诉讼制度监督行政职权的依法行使这一特定角度来说，原告资格的赋予就是其民利的一个表现。”2、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一个历史性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的框架，即公权力的行使仅对社会公共性利益造成损害，对人民私权益不构成直接的损害，故而公民个人没有资格对此提讼，从而使这类损害无法进入司法审查的视野的传统思维框架。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国家将一项权力授予某一机关行使后，为保证其行为合乎法律和公益，就有必要设立并授权另外一个机关对其进行监控；这另外一个机关如果滥用权力，又有必要设立第三个机关来干预和控制。这正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最通俗明了的表述。

分权和制衡机制在理论上是很好的，并经过很多理论家证明这是官僚系统保持一定效率和公正的最佳制度选择。但是这样的机制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分权和制衡下的国家机关是真正依法办事、廉洁奉公、忠于正义的。然而在事实上，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并不是超脱一切利害关系之外的，他们本身也组成了若干集团和阶层，互相间也有形形的利害关系。结果往往导致，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庞大系统，公权系统呈无限扩张的趋势，运作效率愈来愈低下，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同时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利的途径，违背了人民的根本法理。私人因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的划分而无权就公益妨害，这造成了公益妨害可继续存在下去和受害人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不合理现象。由此也在实践中证明，创设公益诉讼制度是一个必然需要，也即通过动用私人的力量对国家公权进行制约，以充分发挥公民和团体在保护公益中的作用。

三、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

公共利益的主体抽象甚至分散，特定个人的利益在其间具有隐匿性或者微不足道，公共利益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直接使个人的利益比别人更多或更少，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更愿意坐享别人对公共利益的奉献。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使得个人难以产生付出高昂成本提起行政诉讼的动机。鉴于公共利益的这种特性，设立公共利益代表人，在公共利益受到非法行政侵害时，由它代表国家、社会或公众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完全必要的。目前认为，能够代表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如下：

1、检察机关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当事人即原告的地位，以原告的身份参与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既不作为原告也不代表国家，而是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第三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时，处于公诉人的地位。第三种观点更符合我国法律逻辑，因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虽然能够启动该诉讼程序的发生，但它不是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告。检察机关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法律监督权；而一般原告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它主张公共利益，也并非是当然的公益代表人，没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当然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身份与一般原告身份显然不同。另外，我们也不是将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身份仅仅看作是公益代表人，因为检察机关除了代表公共利益外，还肩负着法律监督的职能，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同时，它还有责任对该诉讼的公正性、合法性进行监督，因此它既是者又是诉讼的监督者，这与消费者协会、环保协会等公益代表人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有较大区别。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只有处于公诉人的地位，才能与其职权职责相适应，也才可以避免诸如诉讼费用负担等困境。

2、公益组织

这里的公益组织是指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非营利性质的法人，如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等。公益组织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同普通公民相比具有更多的优势：现在美国法院已承认一些保护历史文物的公民团体，公共福利社团、环境组织等享有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其他赋予公益组织权的国家还有德国、日本和英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35条规定：“以公益为目的之社团法人，于其章程所定目的范围内，由多数有共同利益之社员，就一定法律关系，授予诉讼实施权者，得为公共利益提讼”。

篇5

【关键词】民事诉讼公益诉讼公共利益

1997年4月，中国公民王英的丈夫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一纸诉状把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酒厂赔偿精神损失费60万元，并在酒瓶上加注“饮酒过量会导致中毒死亡”的标记，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王英均败诉。诉讼期间，酒厂多次表示愿意给王英以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注警示标志。王英认为，自己之所以费劲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酒瓶加注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的活着的消费者的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裁定中，常常会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对人。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判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我国缺失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虽然有代表人诉讼或者受害者个体诉讼这两种方式予以救济，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缺陷，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充分的救济。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主要存在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遏制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由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法学家把为保护私人权益的诉讼成为私益诉讼；而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称为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之外，凡是民众可提起。[1]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美国的《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且在胜诉后分享一部分的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对于违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诉讼，后来的《克莱顿法》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诉权的主体。在环境保护法中，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者或者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境局提讼，要求违法者赔偿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2]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相法院提起民是诉讼，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2、关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公众的需要，是社会成员利益的结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涉及到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这些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10条。《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的：《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立法法》第10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述这一概念。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保护的客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之危险时，通过公益诉讼来救济和保护。

3、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有如下的特征：

（1）公益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私益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建立公益民事诉讼可以使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得到保护。

（2）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般与民事诉讼标的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

（3）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了在民原则。一方面，人民以法定程序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也保留了人民直接岑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公益诉讼来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公民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是人民民利的具体体现，它是宪法原则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时一致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必然最终侵害到公民的个人利益。

2、民法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第55条第3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得违反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的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了明确具体的，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益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律无法适用。“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社会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

3、诉讼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我国法律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最直接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第2条对民事诉讼人的规定和第54条关于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规定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的精神。诉讼代表人制度则是现行法律规定中较明确公害事件的司法救济的主要形式。

三、民事公益诉讼提起的主要障碍

如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从目前来看，存在如下困难：

1、法律上的障碍

当事人享有诉权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主体方面的要件，即有权请求诉讼救济的主体，即当事人适格问题；二是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适用诉讼救济的必要，即具有诉之利益。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当事人适格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因为这一规定，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因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而求告无门。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虽然赋予了公民的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大都比较抽象，没有具体配套的制度，导致权利无法落实。

再就举证责任而言，“谁主张。谁举证”，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原告往往处于弱者地位，难以举证。

2、经济上的障碍

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缴纳其他诉讼费用。现实中，侵害国有资产和环境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往往十分巨大，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一旦败诉，个人就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再者，侵害公共利益的被告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远远胜与原告，原告受不了诉讼延迟的折磨，民事公益诉讼会变成异常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这使得原告望而却步。传统文化上，我国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民众的公众意识薄弱，对自己周围的公共权益的关注甚少。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污上双”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的“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影响，老百姓大都不愿意打官司。

四、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如何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由涉及到技术造作的问题，针对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尽快消除公益诉讼的障碍。

1、诉权理论之发展

“有权利必有救济”，提讼的前提拥有权。关于诉权理论，学者有多种看法。通说认为，诉权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诉讼标的争议的主体。那么，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民事纠纷也得不到及时地解决。但是，我们认为，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民权，民众将权力委托给国家行使，公民之间纠纷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加以解决，公民也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和受案范围的扩大

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超出了传统的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相应地应该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3、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

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

（1）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未受理的，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公益公诉权。

（2）在法院对公民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书面裁定的，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诉。

（3）公民可以向检察院申诉。

（4）检察院对民事公诉调查、提起公诉、出庭应诉的程序及相关制度配置。

4、诉讼费用的承担和举证责任的承担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观上大都为了公益，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给予原告以法律援助，减免诉讼费，给予胜诉原告以奖励，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周楠、吴父翰编著《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篇6

论文关键词：公允价值；正常价值；反倾销诉讼

自1979年欧盟对我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全世界l／7的反倾销案件调查针对中国，国外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案平均每年约20起，累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约150亿美元。毋庸置疑，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同时也是其他国家反倾销诉讼的最大受害国。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案件调查最多的国家，且反倾销裁定败诉的比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1995年至2006年6月，我国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总数为500起，并且在全球反倾销立案数量逐步减少的情况下，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仍然呈增长的趋势。2006年国外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占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36％…。

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以往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与国际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差异很大。我国企业面临反倾销诉讼时，由于以往的会计资料都是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而国际会计准则大多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从而导致反倾销调查中在确定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一环节上，我国企业的会计资料不能得到调查机构的认可，企业的会计信息被认为是不能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这些会计信息得到的企业的产品价格也被认为是不可比和非公允的，因而我国企业常常在反倾销诉讼中处于劣势。

反倾销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认定倾销的过程需要良好的会计支持。自2005年以来，欧盟上市公司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国际反倾销调查中，许多判断标准都是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惯例的现实要求。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启用公允价值这一国际上通用的会计计量属性，这既适应了国际趋势，也为我国企业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反倾销形势提供了会计支持的基础。

1公允价值是反倾销中正常价值确定的基础

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相似产品的正常价值进入进口国的流通领域。WTO关于倾销有两种认定标准，即价格倾销和成本倾销。根据价格倾销标准，如果一个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为该出口国确定的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则该产品将被认定是倾销产品；而根据成本倾销标准，如果相似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或者向第三国销售的出口价格低于单位生产成本加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之和，并且这种销售在一个持续时期内数量巨大，其价格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补偿其所有的费用，则这些销售由于价格原因可看做不属于正常贸易范畴内，并在确定正常价值时不予考虑。

无论是价格倾销还是成本倾销，都涉及正常价值这一概念。正常价值是各国反倾销法律中的核心之一，是确定是否存在反倾销行为以及计算倾销幅度、决定反倾销措施的关键因素。

关于正常价值的界定在美国反倾销法中规定，正常价值是指外国相同产品在母国或第三国市场经调整的销售价格，或者是目标商品的结构价格。在世贸组织及欧盟对倾销的界定中规定，一项产品在正常交易过程中供其本国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为该产品的正常价值。因此，概括起来正常价值就是指在正常贸易交易过程中供出口国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或相似产品的可比价格。如果存在这种活跃公开市场，则一般采用公开市场上的销售价格来计算；如果不存在这种活跃的公开市场，或者由于国家控制经济，生产要素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则要采用一个与被调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存在活跃的公开市场国家的价格水平来计算所谓的“正常价值”，或者以该同类或类似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价格或者以该相同或类似产品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即结构价格)为正常价值。

反倾销中正常价值这一法律概念所反映的实质是一种公开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全部相关因素拥有合理知识，没有人被迫购买或被迫出卖；欲买者和欲卖者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交换一项财产的现金量或现金等价物。因而公开市场价格与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的定义是一致的，即两者的本质都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且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熟悉情况是他们的基本要素。

由此可见，正常价值和公允价值在其概念的内涵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体现市场公平的公开市场价格来确定，即从会计计量属性来看，所谓正常价值就是会计计量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正常价值的会计本质。

2、公允价值在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中的影响

公允价值在反倾销诉讼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一次反倾销诉讼中，而且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定。公允价值的采用是我国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会计举证中的重要标准。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及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并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我国涉诉企业的成本资料被认为是显失公允性的。因而，在正常价值计算时，调查机构不直接采用我国企业国内的成本资料，而是采用替代国的相同或同类产品成本资料。反倾销调查当局选定的替代国成本又往往比我国成本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就人为地提高了我国涉诉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使得原本并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很小的出口产品被冠上了倾销的罪名，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反倾销中公允价值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不仅反映原材料、能源的供应基于市场因素，也反映产品的销售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那些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所生成的会计信息很难得到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认可。例如，1999年欧盟对我国电子秤倾销案中，涉案的2家中国企业——上海TERAOKA电子公司和上海YAMATO秤器公司，因为在国内销售产品时价格几乎一样，而受到政府控制，故其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欧盟认为生产商在定价上是不“自主的”，成本资料以及销售价格的制定并未采用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而是在“质性”的政府控制之下。因此，这2家中国企业所提供的会计资料因未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被认为是非基于市场供求信息而被完全驳回，即该2家企业提供的产品销售价格是不能有效地被用来计算倾销幅度的。

由于公允价值和正常价值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否认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环境实质上就是否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违背我国改革开放和完善市场经济初衷的，同时也会产生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不良后果。随着我国进入后WTO时代，面对众多反倾销案的巨大冲击，我国极力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工作必将更加积极深入地开展。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在我会计准则中的广泛应用必须同步进行，才能保证这项工作取得最终的成功。

3公允价值在我国抗辩替代国选择中的影响

所谓替代国，就是反倾销调查当局选定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同、贸易环境相同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正常贸易条件下进口产品在其生产国的市场销售价格就是涉诉产品的正常价值。如果涉诉产品来自“政府垄断”或“高度垄断”的出口贸易国，那么在反倾销诉讼中该国将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正常价值的确定就必须以某一替代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或者生产成本加上一定数量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及一定数量的利润作为正常价值的基础。虽然我国出口企业在以往的反倾销应诉中进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陈述，但由于某些不确定性因素，企业本身的销售价格或成本很容易被反倾销调查部门拒绝，而往往不切实际地选择其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无法做到公平、合理地确定我国产品的倾销与否和倾销幅度。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我国企业应根据自己的会计信息平台，对反倾销调查机构确定的“替代国”进行抗辩并提出合理有据的建议。其中企业在日常经济过程中适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成本核算和管理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公允价值计量使会计记录由静态转为动态，能更客观地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具体准则中大胆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而在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年金、股份支付、收入、政府补贴、企业合并等具体准则中，也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如企业严格按照新准则的要求，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进行成本及销售核算，那么这些会计资料便可以作为选择合适替代国的参考，在反倾销诉讼的过程中可以据此对调查机构选择的替代国提出质疑并作出有力的抗辩。在欧盟理事会2001年7月19日公布的对我国节能灯反倾销案的终裁决定中，多数应诉企业和大量的未应诉企业被课以高额反倾销税，主要原因是调查机构不合理地选用墨西哥作为该案的替代国所致。同一案中，厦门某外商独资企业满足了欧盟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其出口价格与自己的成本加费用加合理利润比价，结果就没有倾销可言。如果欧美把中国与印度、韩国等在反倾销调查中同等对待的话，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对中国产品倾销的指控，也不会产生高额反倾销税。

因此，我国出口企业在进行相关业务核算时，应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力求满足新准则中有关公允价值的计量条件，尽可能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从而能提供真实、透明、公允的会计信息，在满足国外反倾销调查需要的同时，为正常价值计算中替代国的选择提供完善的会计支持。

4在反倾销诉讼中我国企业运用公允价值应注意的问题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在总体上是基本协调的。但由于国际会计准则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假设前提，公允价值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留给会计人员专业判断的空问较大。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运用公允价值应对反倾销诉讼时要注意如下几点：

a．保证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相对于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的以实际交易为基础的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计量虽然能提供更为相关的信息，但也具有不确定性、变动性。因此我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诉讼时，必须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在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前提下，审慎地运用公允价值。只有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才是应对反倾销诉讼的会计支持基础。

b．提高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性。有许多会计要素如资产和负债在市场上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价格，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都是不确定的，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面临着很大困难。所以企业应重视与反倾销相关的市场信息及其他有用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建立良好的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同时，在日常会计事务中，要保管好与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相关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从而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实际运用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c．提高会计人员在反倾销诉讼中运用公允价值的专业能力。反倾销会计业务因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其他会计相比，对会计人员有着更高的素质要求，除具备一般会计人员应有的素质之外，还需要通晓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法务会计，熟悉国际贸易知识，具备熟练的外语交流能力。同时，在反倾销应诉中应充分发挥公允价值的作用，必须对公允价值的定义、特点和估计层次等基本框架有深入的理解，从有利于反倾销诉讼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估计方法，正确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最终达到维护我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经济利益的目的。

篇7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检察院；操作机制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念、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时期，是与私益诉讼相比较而言。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是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和法定理由上来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及其社会成员，包括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在环境已经受到污染和破坏或者有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为了保护环境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环境的主体为被告向法院的一种制度。

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主体的多样性。为了使环境公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和救济，突破了传统“诉的利益”理论限制，赋予更多的人原告主体资格。第二，强烈的公益性。诉讼主体是基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而提讼的，期望预防或减少由于遭受环境污染而受到的损害，并不是为了维护公民自身的利益。第三，判决的预防作用及效力扩大性。环境公益诉讼在提讼时法律没有把发生实质的损害事实列为条件之一，符合普通人的一般性判断，确定某种行为有损害环境公益的可能就能够。另外，法院的判决不仅对诉讼的参与人有意义，而且对某个地区或整个社会的现在以及将来产生更大的影响。

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分析

（一）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1、法理依据

环境保护被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列为基本国策，相应地，各国建立专门的机关对环境以及自然资源进行管理，从而做到更好的保护，同时规定司法机关监督环境资源行政主管机关职责的履行。面对以人为破坏为主且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如果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救济措施加以预防或控制，则必然应依法诉请司法救济。因为检察院能够更好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由其代表社会提讼，在检察院本身的职责基础上能够更好的保护环境以及自然资源。

2、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公共信托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检察院作为主体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和公共信托理论很相似。公共信托理论认为，全人类拥有空气、海洋以及山川等公共物品的所有权，但因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所以将这些公共物品委托给政府由其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能够保障全人类对这些公共物品能够更好的进行利用。从政府的官员到市民个人都可以对破坏公共财产（包括环境利益）的人或者组织提出“民众诉讼”从而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政府作为受托人，有义务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国民也将自己的一部分诉权托付给政府，即诉讼信托，以便政府能够通过诉讼的途径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政府作为一个机关集合体，不可能亲自实施诉讼行为，而且在行使环境保护职责时不可避免的受到地方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还可能与致污企业。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将诉权分配给某个国家机关代为实施。由于检察机关不同于环境行政机关，能有效克服地方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影响，且无需承担审判职责，能够保持中立性。检察院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能够较好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要求。

（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问题

民事诉权的拥有，必须具备民事诉权要件，包括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两个部分，其分别以当事人适格和具有诉的利益为关键。

当事人适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实体法权利义务人、诉讼标的管理人到法定诉讼担当人的过程。从国内外立法和理论研究都可以说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由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符合现今当事人适格理论发展趋势。这种将公益诉讼中的检察官作为公益和职务上的当事人的规定，试图通过扩大适格当事人的方法，来解决群体诉讼中适格当事人问题。民事诉权的另一个条件是具有诉的利益，即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必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所谓“无利益便无诉权”。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当然具备诉的利益。反映在理论研究上，外国许多学者以“权利生成”为焦点，探讨诉的利益的积极功能，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山木户教授等，为诉的利益的扩大积极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使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具备诉的利益得到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持。

三、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操作机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检察院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调查可知，检察院主要是通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原告，支持以及参与相关公益诉讼政策的制定这三种方式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下面就对检查院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进行具体分析。

（一）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职能部门，有其自身特有的职责，亦即审判监督。因而在具体的案件中，如若检察机关既是诉讼主体，又是监督者难免留下诸多让人诟病的地方。导致案件最终裁判的公正性被怀疑。因此，我们强调，检察院仅是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之一，并非是首选原告。

基于上述可知，在涉及环境问题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不法侵害，作为受害方的相对人没有提讼，或者难以确定具体的受害人时，可由法定的主体亦即检察机关提讼。所谓“受害人没有提讼”通常是指，因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受害人数众多且分散，又由于各自的利益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相互意见不易同一，分歧较大，使得诉讼很难进行。

（二） 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1、对象

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潜伏性、难以逆转性、危害严重性、行为主体多样性等特点。就单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而论，实践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主体，可以是个人、群体、企业等，虽然他们行为所构成的污染程度大有不同，但并不影响其对环境存在的污染、潜在破坏性。所以，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所针对的对象可以使个人、群体、企业、机关等等。

2、管辖

检察机关应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是以维护环境公益而提起，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之复杂，社会影响程度之深远都是难以估计的。而中级人民法院相较于基层人民法院而言，案件数量较少，司法人员专业素质较高，审判能力较强，更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际要求。

3、诉讼费用的预付与承担

因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及牵涉面之广，专业技术要求之高，从而使得原告在承担举证责任，完成证据的收集时就需投入大量的费用。另外就检察机关的特殊性而言，其作为国家公权机关，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而诉讼胜利后的最终赔偿，也是上缴国库。再者，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应该规定其不必交纳诉讼费用。

4、关于反诉的处理

民事诉讼通常规定，被告有向本诉原告提起反诉的权利，主要是为了抵消和吞并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通常，被告仅能就是否具有法律上的过错、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本身为行为的实施者，是否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等进行举证和抗辩。而检察机关并不是实体利益的实际享有者，与救济的客体之间不存在实体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被告只能针对实体权利人提讼，而非向检察院提出反诉。

5、证明问题

检察院在向法院前，应当在查清事实、收集与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从而承担举证责任。更具体的说，第一，应当证明被告人的身份。第二，明确诉讼请求。众所周知，环境公益诉讼所要保护的是公共环境，那么诉讼请求就是针对公共的利益，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损失、停止侵害等。之前的各项准备完成之后，由检察院该案的承办人依然制作书，内容要求有：被告、案件事实、诉讼理由、证据，并且明确诉讼请求。而后将书以及该案的主要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到法院。另外，作为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在证据的收集上，有很大的天然优势，因此应该相对加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取证。因能力受限时，可依申请向法院提出帮助要求。还需强调的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并不因公权性而使其证据优于被告方证据，仍需进行相应的质证程序。

6、赔偿费用的使用

经法院查明，被告因侵犯国家环境公益而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费用应直接上缴国库；如果是侵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公益或特定人利益的，被告应将赔偿费交予检察机关，之后检察机关通知受害人在一定期限内领取，逾期未领的则由检察机关上缴国库。

7、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程序

虽然检察机关是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其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其仅是代为行使公益诉权，所以诉讼的法律后果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基于此，应对检察机关诉讼中的处分权进行相应的限制。另外，因检察机关代表诉讼的主体的特殊性，所以检察机关不得随意放弃诉讼请求，在具体案件中不进行和解，也不适用调解机制。

8、检察院参与相关公益诉讼政策制定

检察院作为我国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应承担责任。立法机关及各级行政机关在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法律和政策时，让检察机关参与，就能够使制定出的法律和政策更加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 张建伟，董文涛，王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C].北京，2003（1239-1245）.

[2] 万志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7（14）.

[3] 范振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1（8）.

[4] 张爱峰.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4）.

[5] 祁英香.浅论架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J].青海社会科学，2007（4）.

[6] 刘冬京，易娟.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分析[J].江西社会学，2012（8）.

篇8

    [论文摘要]:现实中屡屡发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在我国有着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目前立法规定却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格格不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费用和奖励机制、审查方式、诉讼时效及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等方面对我国行政诉讼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在改革现有规定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或威胁到环境公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纠正、制止损害环境公益的行政活动的制度。

    诚然,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目前我国相关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却在有些方面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格格不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以下方面对我国相关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原告资格共有三方面的立法规定:一是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关于行政诉权的规定,二是第24条关于原告范围的规定,即确定原告的不同情形,三是第37-41条关于起诉、受理条件的规定。[1 ]﹝p502﹞依据上述规定,人们习惯于以行政相对人作为标准来判定原告资格,即受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行政相对方。在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中,又进一步规定了确立原告资格的新标准,即“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赋予了诸如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复议决定中的厉害关系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受害人,与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厉害关系的人等社会成员的原告资格。其进步意义勿庸置疑,但其却远远不能适应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要求,因为其最大弊端只在于个体利益的救济,而忽视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将公共利益推向司法救济缺失的空白地带。笔者认为,在今日之中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违法行政普遍存在,民众普遍参与意识较差的大环境下,要在我国引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就应该改变相应的立法规定。我国可以效仿欧美发达国家,规定只要能够证明环境公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侵害,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即采用“与自己无法律上的厉害关系”的标准。

    二、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大体上采用三种方式,即列举式、概括式和折中式。行政诉讼法第2条是对受案范围的总体划定,第11条是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正面列举,共列举了8种具体行政行为,第12条是对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反面排除,将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由行政机关做最终裁决的行为排除在了行政诉讼之外。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条又增加了5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包括公安,国家安全机关依刑事诉讼法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仲裁行为,行政指导行为,重复处理行为和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2 ]﹝p469﹞以上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总体思路清晰,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性强,但是其却不利于对公众环境权的保护。在前述的普遍存在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环境公益的情形中,有一类情形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环境,抽象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特点决定了当某一行政机关通过做出某一抽象行政行为而损害到环境公益时,其影响的范围比具体行政行为更深更广,为了保护环境公益,必然要求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而我国相关的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却是将其排除在外的。另外,公众环境权的预防性还要求受案范围应包括尚未实际损害环境公益但却有损害之危险的行政行为。在环境司法实践中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尤为重要,因为环境一旦被破坏,短时间内想要恢复十分困难,或者要付出更为昂贵的成本,所以必须在行政违法行为造成实际损害之前,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从立法层面,公众环境权的主体不特定性要求受案范围扩大到危害环境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众环境权的预防性要求受案范围应该包括尚未实际损害环境公益但有损害之危险的行政行为。[3 ]

    三、对诉讼费用的承担及奖励机制的挑战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由于其公益性的特点,牵涉面广,专业技术性强,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上的花费和败诉的诉讼费用无疑会打击原告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无异于强迫原告放弃诉讼。但是又不能免收诉讼费用,这样会造成原告滥诉。对此,笔者认为,可以规定让原告交纳部分诉讼费用,经审查属合理合法起诉时,无论胜诉还是败诉,这部分诉讼费用全数退还。但是,如果经审查属故意捏造事实,无礼取闹,诉讼费用不予返还,以达到惩戒得目的。此外,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无对于原告提起诉讼的奖励机制,笔者认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加之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压力,一般民众是不愿提起的,为了鼓励原告敢于同破坏环境的势力做斗争,应在原告胜诉后由国家给予其适当的奖励。[4]这种奖励,可以从对被告的经济制裁中提取。

    四、对行政诉讼中“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的挑战

    笔者认为,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申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将受到挑战。环境总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才最终形成的,它的彻底恢复绝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所以环境公益一旦遭到环境执法行为的破坏,往往难以再挽回。因此,在有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后,为了环境公益,应该让违法的行政行为暂停执行。

    五、对诉讼时效的挑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由于公益诉讼是基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所需的,应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以使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法行政行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受到法律的追究。

    参考文献

    [1][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特点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一、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诉讼目的

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的公益性是与传统民事诉讼相比最明显的区别，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为客体。传统民事诉讼侧重于解决关于私益的纠纷，是对民事主体私人权益的保护。与此相对，民事公益诉讼是通过个案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尽管在某些案件中也包含有保护私益的诉讼请求，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整个诉讼的侧重点。

基于这一本质区别，判断某个案件是否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标志即诉讼请求中是否含有公益的因素。根据前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论述，若诉讼请求中包含对特定社会群体或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意义的利益，则应适用特殊的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进行审理。

二、诉讼请求的不确定性

民事公益诉讼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为客体，该违法行为可以是已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损害，但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因此，在诉讼请求的具体事项上，原告对被告的实质性请求内容，有时不仅是要求损害赔偿，还包括预防性停止，这两项诉讼请求都涉及到评价被告方行为之公共意义的问题。这就体现了公益诉讼请求的不确定性。

传统型民事诉讼的诉讼请求比较确定，直指现实存在的损害行为及损害结果。然而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一方面不以实际发生损害为前提，它能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侵害进行管辖；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不以解决当前损害为目的，对还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损害，它可以在诉讼开始时进行管辖，诉讼终结时除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还可能要求被告将来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等。

而且，传统型的民事诉讼多数属于损害赔偿类的侵权之诉，而随着公益诉讼案件的逐渐增多，与之相伴的预防性停止诉讼请求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受害人自己的损失获得赔偿不再是诉讼目的的全部，民事公益诉讼还会改变被告的行为方式，甚至改变国家控制或规制这些侵权行为的标准及方法，以促使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得以改善。简而言之，民事公益诉讼不仅有对过去损害行为的纠正功能，还有对未来损害行为的预防能力。

三、原告具有广泛性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之公益诉讼条款中的原告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的主体可能是任何公民，所以提讼的主体可能是任何权益受损的人，考虑到诉权滥用的可能以及公民个人的弱势地位，原告并不包括公民个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能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一般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如垄断行业侵害众多消费者的利益，仅凭个人力量很难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侵害者一般处于强势地位，而作为诸多受害者其中一员的公民个人，其地位是相对较弱的。

但是这不影响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广泛性，公益诉讼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会体现和服务于个体利益，也正是因为侵害者的强势地位，诉讼的原告只有广泛团结才更有胜诉的力量，所以承担提起公益诉讼责任的主体形成了公益性社团、公益组织。并且民事公益案件不以实际损害为前提的特点决定了潜在的受害主体的存在，即牵涉利益的集合性与普遍性决定了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的广泛性。

四、判决结果的扩张性

正是由于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涉诉主体广泛的特点，使法院的判决结果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也扩大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范围，诉讼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越大，法院判决的影响力也会随之越广泛。这也是民事公益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不同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败诉情况下如何对待判决对其他主体的效力？借鉴集团诉讼、团体诉讼等处理方式，当原告方胜诉时，其他主体可以援引该胜诉结果，向被告请求赔偿；当原告方败诉时，其他主体并不受该结果的拘束，可以就同一事项再次向法院提讼，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赋予败诉判决以扩张效力的同时也要考虑诉讼效率。因此，法院再次受理相同的案件时，最好就案件的胜诉可能性作出评析，并决定是否开始诉讼。这样既能保障原告的诉权，又能充分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五、结语

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直接决定着与其配套制度体系的构建，如诉讼费用的分配及承担问题、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赔偿损失的计算标准、既判力范围的确定问题等，还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民事公益诉讼是社会成员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需要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责任心，实践中需要法院在民事公益诉讼的运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使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更好的发挥其维护社会公益的价值追求。

（作者：兰州大学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民商法）

注释：

张艳蕊.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兼论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篇10

论文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激励机制 诉讼费用

一、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特征

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指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提供便利的诉讼条件，以确保其能够顺利启动诉讼程序，维护公共利益，并且如果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是公民或社会组织，在胜诉后，可依法获得因诉讼而支出的补偿，同时获得适当的物质奖励及精神奖励的制度。①在公益诉讼发达的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相关激励机制，各具特色。纵观世界各国建立的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并结合其本身，我们可以得出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被激励主体的多样性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美国和日本都发展了当事人适格理论，扩宽了原告的范围。在日本能够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某一区域的居民；在美国能够提起公民诉讼的主体既包括社会团体也包括公民个人。二者的规定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扩宽了原告的范围。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来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可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律师、国家机关等。

（二）涵盖内容的广泛性

环境公益诉讼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涵盖内容的广泛性。与私益诉讼不同，公益诉讼具有其复杂性。公益诉讼涉及的主体更加多样化，可能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个人以及律师；公益诉讼涉及的利益多样化，既包括个人的私人利益，也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还可能涉及国家利益；公益诉讼涉及的程序更复杂化，公益诉讼一般历时长、举证难、花费大、专业能力要求高。因此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涵盖内容具有广泛性，涉及立法层面、制度层面、现实实践层面等。

（三）激励方式的灵活性

环境公益诉讼激励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环境公益诉讼的良性运行，所以具体的激励方式的设置也应当以此为方向，只要能够促进环境公益诉讼良性运行的方式都应当采用。“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理论要求对所有合法权益都应当提供充分、合理的救济途径。各国在诉讼实践中，激励方式多样且灵活。提供物质基础为诉讼主体创造诉讼条件，减轻其经济负担；通过相关的奖励措施激励公民、团体等维护环境权益，提起公益诉讼；通过放宽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条件、根据案情简化立案程序、减轻原告举证责任等以减轻原告的诉讼负担；通过公益诉讼宣传、建立公益诉讼组织等以促进公民个人和相关社会组织积极参见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益权利。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截止2013年5月初，全国已有16个省、直辖市设立130多个环境保护法庭、审判庭、合议庭或者巡回法庭，以受理环保案件。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都见证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发展，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在逐步的建立起来，现实中环境公益诉讼“零受案率”值得我们深思。理论发展与实践现状都要求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建立。

首先，从理论层面上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不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并不是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性规定，而仅仅是一个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则性规定，对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原则性的指导，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等问题并未做具体说明，对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规定模糊，可操作性不强。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与环境公益诉讼相配套的机制，其涉及的被激励主体、涵盖的内容和激励的方式都为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等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然要求。

其次，从实践层面上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改变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现状的客观需要。福建省于2013年4月9日才受理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经统计，截至2013年12月3日，我国各级法院共受理环境公益诉讼53件。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案件有上千起，但能进入诉讼程序的屈指可数，受害者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伸张，而污染企业却不需要为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埋单，环境公益诉讼未能达到人们的预期效果，让我国利用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环境保护的最初目标落空。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都不愿诉、不敢诉，因提起诉讼的成本太大，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导致缺乏内在动力。

最后，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同国际社会发展接轨的实然选择。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的很多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首先关于原告资格的认定，美国公民诉讼的原告范围比较宽，其次，在举证责任方面，原告承担有限的举证责任，只需提供证明环境损害或损害的初步证据，至于损害事实存在与否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均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再次，在诉讼费用负担方面，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同于私益诉讼，具有其特殊性，美国在诉讼费用的承担方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如规定占优势的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同时，法院还可判决律师费由被告承担以减轻原告的诉讼成本。最后，美国还规定了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美国在数年来积累经验，建立了公益诉讼激励机制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是该制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同国际社会发展接轨的实然选择。

三、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的具体设想

（一）适度扩宽原告范围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仅赋予法定的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原告资格，而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特定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组织都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仍然难免有无人起诉的情况。公民享有环境权，对环境是否受到污染和破环有着最直接的感受，从一个经济人的思维出发，公民个人都追求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自身维权的动力是最大的，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赋予对环境公共利益受损有切身体会的公民以公益诉权，能最大限度地发动公众力量制止违法行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然从实践和相关制度来看，公民作为原告有很大的局限性，如经济实力不强，专业性不够等等，往往即使胜诉也不足以对侵权行为进行制裁。因此，可以将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主体，即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相关组织没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公民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重构公益诉讼费用规则

现行公益诉讼费用规则不适用于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一般而言，环境污染损害往往涉及面广、范围大、恢复和修复极其困难，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巨大，案件受理费高昂；环境公益纠纷原因复杂，要弄清污染和破坏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以及损害程度如何，往往要经过繁杂的调查取证、鉴定，所需鉴定费用会让当事人难以承受，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专业性强，时间长，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仅包括高昂的律师费，还有鉴定评估费、食宿费等。因此，重构公益诉讼费用规则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受理费应按件收取，且应低廉；交纳时间可以实行案后交纳；诉讼费用的负担应让国家和社会来共同分担。

（三）建立诉讼费用援助制度

我国可以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环境公益诉讼基金旨在为想提起诉讼但因经济负担而不愿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在经过基金会审查同意后为其提供部分或全部费用以更好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其基金可来源于政府财政支持、公众募捐、私人捐赠，还可从每件胜诉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所交纳的罚款中提取一定比例。另外可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保险制度，可减轻原告的诉讼负担。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保险制度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公益诉讼保险人可以以公益诉讼为保险标的，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支付部分甚至全部诉讼费用。

（四）建立诉讼奖惩制度

第一，建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为了环境公共利益，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提高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赏金猎人”制度，规定胜诉原告可以主张败诉被告支付的损害赔偿金的一部分作为奖励。为弥补公共执法资源的不足，美国求助于公权力机关以外的私人来抓捕逃犯，并对成功抓获逃犯的私人进行奖赏，这就是美国的“赏金猎人”制度。西方国家在其公益诉讼中大都引入了“赏金猎人”制度。美国《反欺骗政府法》规定原告胜诉后，可以从法院判令被告支付的罚款中分得一部分，其比例为15%至20%。鉴于我国公益诉讼刚刚起步，可以先规定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但至少应保证胜诉原告的合理成本支出得到补偿，否则无法发挥这一制度应有的激励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