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征用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12:14: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征用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行政征用在各国普遍存在，我国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首次明确规定对土地和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可以说是我国征用制度立法上的一大突破。而宪法只是对此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还需要法律规范具体化。西方国家的征用制度出现较早，相对来说在立法上较完善，对我国行政征用的立法有借鉴意义。
行政征用在各国有不同的称谓，德国行政法称之为公益征收；法国行政法称之为公用征收；日本立法中采用行政征用或公用征用；而在美国，从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人民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补偿，不得被征用为公用”可知，被称之为行政征用。从各国对行政征用的界定来看，一般认为：行政征用是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目的，按照法定的形式和事先公平补偿原则以强制方式取得私人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程序。由此定义可见，行政征用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行政征用的主体：
行政征用的主体是指有权发动并进行行政征用的人。一般为行政征用的收益人，但有时也可以为某些没有行政征用权力的人的利益而进行。
日本的行政法学者认为：公用收用的主体必须是在法律上有权收用使用必要土地的特定的公共利益的事业主体。在日本，除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因其有权进行行政征用而当然为主体外，公共组织、公共社团、事业团体等特殊法人、特殊会社、特许企业等也可以依法被赋予主体资格。
德国行政法学者认为：行政征用应当通过法律行为进行，行政征用是合法的并产生补偿请求权的剥夺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的法律行为。而所谓的法律行为则是指所实施的具有法律意义和法律约束力的措施；性则是指该措施属于公法行为。由此可见，德国行政征用的主体为具有法律行为实施权的公法人。
而在法国，行政征用的主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公法人，包括国家、地方团体、公务法人，他们都享有征用权力，但行政机关只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进行行政征用，因而被称之为行政机关的专业性权力。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行政机关都有权进行行政征用。二是私法人，私人享有行政征用权利必须是他所从事的活动具有公共利益性质，并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目前法国法律授予私法人享有公务特许权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类私法人主要有：1，受特许人。很多享有公务特许权或公共工程特许权的人为了进行特许业务的需要，除可以请授予特许权的行政主体进行行政征用外，有时法律还规定受特许人自己享有行政征用权力，如高速公路建设受特许人，城市规划执行受特许人等。2，其他私人。如温泉所有人、建筑公司等，由于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具有公共利益性质，法律有时也授权他们直接享有行政征用权力而不必请求行政主体代为进行行政征用。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可见，法国和日本对行政征用的主体规定得较宽泛，尤其是法国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组织，而德国对行政征用的主体则相对较严格。
二、政征用的客体：
日本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征用的客体是指法律上特别规定的具有公共利益性的事业，除《土地收用法》对此加以规定外，《都是计划法》针对具备都市计划设施的事业及市街地开发事业也有相关规定。
德国理论者认为：凡全部或部分属于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保护范围并因此属于该条第3款规定的私权利中具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以及特定条件下公权利中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都是行政征用的对象。可见，德国行政征用的客体对象不仅包括实物财产，凡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都属于征用客体。
法国行政法对行政征用的客体规定的也很宽泛，但在征用制度实施伊始，只针对不动产所有权，而且只有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才可被征用，行政主体的公产不能作为行政征用的客体，随着征用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国还特别规定国家的私产同私人所有的财产一样可以被征用。另外，无形财产也逐渐可以被征用，例如，对国防有价值的发明专利可以作为行政征用的对象。
三、政征用的目的：
行政征用是强迫转让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最初的理论认为只能以公共目的才可为之，但此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
日本行政法学者黑诏稔认为：行政征用须为特定公共事业。
德国行政法学者认为：征用必须以公共任务的执行并且因此以公共福祉为目的，关键在于侵害行为的一般目的，至于具体措施是否事实上服务于公共任务的执行和公共福祉，不是征用的构成要件问题，而是征用合法性问题。
而法国行政法院则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征用是否符合公共目的，而不是根据行政征用本身考察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例如，如果一个海滨地区的市政府征用土地建设跑马场，行政法院则认为符合发展旅游事业和地区经济的公用目的；但如果在农业地区这种征用则不会被认为是符合公用目的。可见，法国行政法院关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解释侧重于比较由于征用进行建设可能得到的利益和可能引起的损害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决定公用征用行为是否符合公用目的，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公用征用程序。
四、行政征用的补偿：
“无补偿即无征用”，为确保被征用者在因征用受到侵犯时可以获得补偿，在法律规定征用规则时，必须同时给定补偿的额度、种类等唇齿条款，促使立法者事先就必须知道：其所制定的征用法律合宪与否全在于有无补偿条款。征用——补偿——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应当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离的。但各国对补偿的标准、受补偿财产的结构、补偿的计算、补偿义务人等的规定不一。
法国行政征用法典规定：“补偿金额必须包括由于公用征用产生的全部的、直接的、物质的、确定的损失。”
德国宪法对征用补偿的理念在不同时期也不同。19世纪坚持全额补偿原则；魏马宪法则主张适当补偿，现行基本法则采用公平补偿原则，基本法将公共利益及征用所涉及的参与人的利益同时斟酌并予以公平衡量，即将这些利益均视为同等级的价值因素来考量。这种既不偏颇当事人的利益也不私好公众而以私人利益为牺牲的公平补偿即为基本法的征用补偿原则。
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行政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D52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8-0017-02
公共政策与行政文化都是意识的产物，是指导政府实践的重要理论，是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文化具有普遍性、继承性和延续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广泛的作用，影响每个人的思想、情感、价值观等，制约着每个人在现实中的行为选择[1]。而行政文化往往通过公共政策来体现、实施。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为良好的行政文化的形成、传播及其实现营造良好的大环境；反之，正确的行政文化有利于制定正确、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政策。正确的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营造和谐的政府氛围，实施、实现正确的政府行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促进社会的快速进步、和谐发展、赢得民心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公共政策的定义及一般作用
公共政策的界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的是政府等决策部门对公众利益和公众行为的规制和分配的措施。广义指的是包括法律在内政府及立法机构制定的对公众利益和公众行为的规制和分配。在此，笔者是指广义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国家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规划和指南，以调整社会各方的利益关系。公共政策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合法性、层次性、普遍性、稳定性、目标取向性、预见性等特征。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分配社会利益，协调相关利益方关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缓和、解决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持续进步。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基本权益、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已经纳入政府管理权限之中，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共政策的功能将越来越多，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其具体功能有：(1)规制功能。即从规则的约束功能角度出发。如价格规制、质量规制等。(2)协调功能。调控的主要内容是：集团与集团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避免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3)导向功能。即引导人们树立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引导人们形成特定的行为习惯。(4)分配功能。即将特定的资源根据政府、社会发展需要分配给特定的利益群体以期实现预定的目标，以确保社会公平[2]。
二、行政文化的定义及一般作用
行政文化是相对于社区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而言的一种具有行政特点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各级党政机关国家行政主体在实践行政活动中，影响甚至决定其行为的一系列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规则、行政环境等各种道德现象、心理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共同具备和遵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等各种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总称。它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积淀性、隐蔽性、连续性、普遍性、渗透性，它是一种巨大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持久、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3]。
因此，从概念就可以看出行政文化具有以下作用：(1)引导作用。即引导受众群体形成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和熏陶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2)规制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等因素，因此，行政文化在道德上具有良性的引导作用，在行政规则上具有导向、规范、甚至强制执行作用。(3)保障作用。由于行政文化包括行政道德、行政规则、行政理念等既成因素，因而为行政执行、行政人员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为其行政行为提供了底线。因此具有保障正常行政行为执行的作用。(4)辐射作用。行政文化可以通过行政主体与外界的交往，把其作风、精神面貌辐射到整个社会，对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见行政文化作为行政主体的思维方式、目标导向、约束机制，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其具体作用表现在对行政组织形式的影响、对行政观念的影响、对行政风气的影响。在现实实践中它往往是廉洁行政的保障、高效行政的条件、民主行政的前提。
三、公共政策与行政文化的互动作用分析
1.公共政策对行政文化的作用分析
公共政策由三部分因素构成：决策者、目标群体、受益者。公共政策的法权主体是政府和立法机构，因此公共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性。其具体对行政文化的作用为：
首先，为行政文化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因为公共政策具有政治性、普遍性、稳定性。因此正确的公共政策一旦得到实施将对积极健康的行政文化提供一个和谐的政治发展环境，促进良好的行政文化的诞生。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政治性为行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公共政策的普遍性为行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氛围形成的基础；公共政策的稳定性为行政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
其次，公共政策对行政文化的形成具有引导功能。因公共政策具有目标取向性、预见性，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特定目标。而一般而言，政府制定、实施、实现公共政策往往需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在此过程中政府实现的舆论导向行为往往会对行政文化的形成、发展具有引导作用。而且公共政策的持久稳定性还可促使特定的行政文化的形成。如一项民主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在制定时有助于形成公众参与、民主决策的良好氛围，从而有利于民主的行政文化的形成。
第三，公共政策对行政文化的形成具有强制功能。因为公共政策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当公共政策具有法律效应时，其对行政文化的形成就具有强制性。一般而言，要引导特定行政文化的形成，只要发挥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即可，但出现不良行政文化或者急需形成、发展新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政文化，减少公共政策执行、实现的阻力，实现预期目标时就需要发挥公共政策的强制作用。很多时候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文件便是强制性的公共政策，且具有良性的强制作用，可为良好的行政文化形成提供规则保障。
第四，促进行政文化的创新。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善恶观念、情感好恶与行政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时，就需要改革相应的生产关系，而行政文化是形成、组成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就需要改革相应的行政文化，进行行政文化创新。而行政文化的改革与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此时就需要通过具有广泛影响性、强制性、权威性的公共政策通过公共通行的规则形式来规范行政文化的发展方向，并进行行政文化创新。而在实践中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政策一旦制定往往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相关的行政文化理念、理论研究、实践就会应运而生，从而实现行政文化的创新。
2.行政文化对公共政策的作用分析
第一，有利于制定高质量的公共政策。行政文化无所不在，对行政活动具有广泛的制约性。尤其是行政人员总是在既定的行政文化背景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当他进行行政行为时，行政文化因素必然发挥其潜在作用。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道德、行政心理、行政意识、行政习惯等具有直接、全面的影响。高尚、廉洁、民主、科学的行政文化将有利于提高行政主体的行政作风，如提高其民主意识，加强其制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达到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水平、提升其思想境界的目的。最终有利于制定高质量的公共政策，使其更加符合大众群体的需要，最终起到提升行政主体、实施者以及政府的形象。
第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现减少阻力。由于行政文化具有引导作用，它对行政主体、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具有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作用。良好的行政文化可极大减少公共政策执行、实现的阻力。因而良好的行政文化应具有创新性、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求，符合大众追求民主的心理需要。如倡导民主、反对专制；倡导廉洁，反对腐败；倡导公平、公正，反对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为此就要坚持“三个代表”主要思想，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来指导行政文化的建设，以营造一个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促进公共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三，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制定、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规律。行政文化受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政治状况、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甚至成为行政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使得行政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性。首先它对行政主体、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者的行政习惯、思维水平、行政的思想境界、生活作风具有重要影响。其次，行政文化影响到行政体制的建立，而公共政策制定得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着行政体制结构是否合理的影响。最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政府的行为理念、办事宗旨的体现，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形象和声誉的评价。上述现象都可通过行政文化现象表现出来，可间接看出公共政策是否得民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需要，是否有利于掌握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规律，增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促进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行政人员必须树立良好的行政习惯，科学的行政思想，正确的行政价值，积极的行政理想，健康的行政心理，高尚的行政道德。
参考文献：
[1]许文惠，张成福，孙柏瑛.行政决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劳慧.刍议公共政策之公共性[J].理论研究，2005，(2).
篇3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社会生产领域的全面渗透，如何培养具有宽厚的科学知识并能够理解和掌握新的生产技术的人才，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应用型人才的概念就在此背景下产生。
（一）应用型人才的内涵阐释
通常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可将人才分为两类，即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在社会生活中，理论型人才有时也被称为学术型人才或研究型人才，“主要从事理论传播、理论创新和原理创新，主要承担发现规律、创新知识、研究与传播理论的重任”，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而应用型人才有时也被称为技术型人才或实践性人才“，主要是把发现、发明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变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实践成果，主要承担着转化应用、实际生产和创造实际价值的任务”，注重理论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的训练。作为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概念，应用型人才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提出，“‘应用型人才’最早是由高等专科教育提出的，正式出现于1990年原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当时很多参会的专科学校在介绍各自的教育教学改革情况时都提到了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是高等专科学校的“专利”，也成为本科院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的重要任务。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形势下，可将应用型人才理解为“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动一线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人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方面，可以发现，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既有的科学原理服务于社会发展，即将科学理论或专业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生产人们所需的产品，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发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强调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以业务能力为核心，注重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协调发展，特别重视专业核心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及训练，不断增强未来的职业岗位适应能力。
（二）应用型人才的主要特征
一是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的协调性特征。应用型人才的知识和能力应该协调发展，在知识构成方面，包括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并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作为重点。在能力构成方面，包括专业核心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并以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作为重点。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应用能力相协调是应用型人才的立足之本。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合性特征。应用型人才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向社会实践的转化，因此，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仅需要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操作能力，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效地发现和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是应用型人才的本质特征。三是专业与岗位相结合的适应性特征。应用型人才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的，“是根据行业和岗位群所需要的技术逻辑体系进行培养的，这类人才培养特别强调从业能力和职业的适应性”，应用型人才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是和未来从业岗位对应的，专业与岗位相互结合是应用型人才的客观要求。
二、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的任务
作为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在各类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行政管理工作从业人才。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题的高等教育发展，使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一）了解社会人才需求
人才培养是高校承担的基本职能之一，有效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面向社会实践，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的需要，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了解社会人才需求作为前提，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着眼于各种行业和组织的人才需求，了解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人才需求的条件及其变化，了解不同组织的岗位设置及从业要求，特别是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的数量、知识和能力构成情况。只有了解社会需求，才能明确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和就业所需技能，并有效增强岗位适应能力。
（二）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要根据高等教育的类型和层次，也要结合专业的性质和特点，主要通过培养规格体现人才素质的具体要求。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明确所在学校的性质和类型，以及所培养的学生应该具备的观念、知识、能力和素质，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一般来讲，“985院校”和“211院校”主要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从事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普通本科院校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从事社会组织一般管理工作；高职高专院校则主要培养技能型人才，从事行政管理的事务性工作。
（三）优化课程结构体系
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输出服务于社会生产和服务领域一线关键技术与管理岗位的高素质人才，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反向重构教育模式，而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根据行业和岗位的人才需求条件来优化专业课程结构。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根据本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和工作岗位重构课程体系，不断优化课程的数量和结构，使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互协调，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确保课程开设能够培养学生的行业就职知识和岗位工作能力。
（四）更新日常教学方法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专业的课程设置，还与教师的教学方法密切相关。应用型人才是面向社会实践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注重业务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应该重视“产学研”结合。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在教学方法上要围绕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突出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加强专业知识和现实行政之间的对接，多采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体验式和观摩式教学等多种方式，倡导和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式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水平“，由于应用型人才具有较强的职业性特征，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具备扎实的理论素养和较高的教学水平，还要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客观上要求充实教师队伍的数量和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尤其要加强实践性教师队伍和双能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行政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必须加强高校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采取挂职、顶岗、外聘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实践型教师队伍建设。
三、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改革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在教学的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多管齐下。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改革，应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从社会需求出发，在教学中转变理念、充实内容和改进方法，切实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一）关注社会需求，明确培养目标
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宗旨”。满足社会需求，即所培养的人才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能够迅速适应工作环境和开展相关工作，缩短岗位适应期。促进学生发展，即实现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实现个人价值。行政管理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要密切关注不同行业和组织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数量、层次和结构，以及对本专业从业者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定位，确定具有学校特色、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尊重学生主体，转变教学观念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通过传递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满足社会对学生的需求，使学生顺利进入社会，获得生存能力，实现人生价值”是各类高校肩负的重要任务。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同样要以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所有教学活动的开展都要以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和业务技能为中心，所有教学内容的设计都要以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为目的。在教学观念上，应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以教师为主体转向以学生为主体，从以理论传授为主转向以技能培养为主，从以学科体系构建为导向转向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
（三）优化课程结构，充实教学内容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强调以适应实际生产需要为目标，以培养实践技能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制定培养方案，设置课程结构”，从社会需求出发的反向课程重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和本专业学生的从业特点，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适当压缩理论类课程的比例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同时还要适当增加选修课程的比例并构建就业方向模块。教学内容方面，要立足专业基础知识，结合现实行政实践，关注理论研究前沿，构建“基础、实践、前沿”三位一体的教学内容。
（四）强化师资建设，改进教学方法
篇4
(一)市场经济离不开行政管理
首先，国家具有经济管理职能。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无论任何时期、任何社会、任何经济模式，必然具有经济职能。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国家经济管理目的和管理方式不同罢了。二战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的高度社会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经常的干预，国家经济职能随之加强，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绝对化。其次，市场经济需要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市场经济虽然在提高经济效率、改善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活力、优化配置资源、奠定微观经济基础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不能自动地满足人民所有的需要。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滞后性、盲目性、短期性和微观性。这些缺陷需要政府通过紧急措施来弥补。国家经济调控所具有的超前性、计划性、长远性和宏观性正好弥补了市场的不足。我们应坚持的原则是:经济发展尽可能地依靠市场解决，国家干预尽可能在必要时进行。只有实现两者有效结合，才能扬长避短，从而合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二)行政本身具有法律性
国家作为经济管理者，是通过各个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来行使其权力的，而行政权是法定权力，是国家意志的法律体现，并以法律来保障执行。根据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思想:“行政者，立于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监察外，为国家一切目的，而为之作用也。”统治阶级建立国家政权后，必然要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以维护其统治秩序，于是将其意志制定为法律，然后以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来执行法律，同时用法律来限制行政权的行使。现代行政管理首先是一种法律管理。所谓法制，主要是针对国家行政机关而言，它要求一切行政都要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条件、程序、方式等进行。“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原则和核心，也是对国家行政活动的基本要求。
(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法律为边界的法理型经济，它包含了众多的法律内涵。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权利经济，市场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而人民的权利必须由法律来赋予，同时以法律来保证其权利的实现。国家机关，非根据法律，不得限制人民的权利或课以义务。行政应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权利及财产。第二，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各种合同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关系，需要有法律来确认其效力，并依法律来保证其实现。国家机关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并非领导和服从关系，而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现代横向式的行政管理，也必然使得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行政合同得以大力推广。第三，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它要求市场主体在一个公平、合理、稳定、有序的经济环境中，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自由地进行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都会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因此，必须依靠强制性的法律来规范市场秩序。这样，既可以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经营，又可以加强竞争领域内的执法活动。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无国界经济”。随着国际分工与协作的日益加强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各国经济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局面，纯粹的民族经济已不复存在。跨国经济的发展要求各国的经济运行规则必须与国际法律规范相一致。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法律为纽带的经济交往。可以说，法律就是商品经济的客观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形成法律。”行政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行政法作为“活动的宪法”，调整着广泛而又复杂的社会领域。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进行，行政事务不断增多，经济行政迅速加强，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四)市场经济与行政法密切相关
认为:法与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决定着法，另一方面法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作为特定的行政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同样如此。首先，市场经济决定了行政法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内容。产生在法制思想基础之上的行政法，同样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业者迫切需要摆脱专制统治者和官吏的束缚，限制行政权的滥用，自由发展商品经济，行政法因而产生。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必然会使统治阶级的意志、人民相互间的关系、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等发生相应变化，从而最终导致反映这些内容的法也发生相应变化。其次，行政法是对市场运行实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有利手段。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它的运行需要国家予以调节，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则要求这种调节是间接的、适度的，是宏观的、必要的，因此，行政法是最佳途径。但是，如果行政法消极地或被动地调整社会关系，就会阻碍市场的发展。
二、加强行政法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行政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存在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有:第一，行政部门林立、机关臃肿、层次众多、程度繁杂、严重。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与商品的高效率发展格格不人。第二，政府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领导意志和行政命令具有最高权威，直接决定各种经济活动，排斥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压制了企业、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致使经济日益失去活力。第三，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借助手中的权力以履行政府职能的形式对社会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运行进行操纵、封锁，形成行政垄断，极大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不良现象，关键在于行政系统缺乏行政法的有效约束，致使行政权力自我膨胀。因此，加强行政法制已势在必行。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经济模式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行政系统。“如果行政系统维持原状或跟不上步伐，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或调控不力。”②这对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提供了动力。首先，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就必然促使法也跟着发生变化而调整新型的社会关系。传统的行政法已经不符合现存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次，市场经济扩展了行政法的功能，以往行政法囿于政治领域，经济行政以实现国家政治职能为目的，经济成为行政的附属物。经济体制改革使行政法突破了这个范围，使行政法在经济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原先作为行政法的一部分经济法已经渐渐地独立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再次，市场经济推动人们的行政法律观念日益加深。传统观念比较重视刑法和民法的作用，而忽视行政法的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作用的加强，国家和公民开始认识到行政法的重要性，从而逐步树立起行政法律观念和经济法律观念。
(二)行政法是实现市场经济法制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经济，依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进行自发调节，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直接地、任意地、过细地干预它。因此，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必须从传统的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从纵向管理走向横向管理。实现这一转化的途径就是通过法律手段，而行政法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以后，企业、个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微观经济活动受民法、经济法调整，不受行政直接干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则必须受行政法调整。可以说，行政法是将政府、市场、企业、个人联系起来的结合点。即以行政法为中介，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定为行政法律规范，然后以行政法律规范去调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这样，既可以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又能保证不损害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三)行政法是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手段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但是，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要求国家经济管理主要依据行政法律手段来进行。首先，行政主体用行政手段组织、管理经济的过程就是依法行政的过程，它必须按照法律的授权，并受法律约束。其次，由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间接的、宏观的、高层次的，因此政府必须采用行政法律手段，而不能依据民法、经济法去直接规范市场主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再次，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时，一方面，政府本身必须依行政法进行各种活动。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决策往往通过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中许多便表现为行政法律规范。总之，由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是一种行政管理，所以行政法注定要起主要作用。
三、行政法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行政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国家行政来说，依法对市场经济进行管理，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目的;依法限制行政权的任意行使，以保护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依法对国家行政进行监督，对违法行政和不当行政进行救济以保障企业、个人财产、权益不受侵害。其二，对市场经济来说，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成长。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内部行政关系，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内部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履行对社会的管理职责而对自身进行组织、管理和调节的活动，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利益，与外部行政相辅相成。传统的国家行政由于缺乏行政法的有效规范，致使内部行政比较混乱，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内部行政法明确规定了行政主体的组成、管理及其法律地位，精简机构和人员，克服行政部门层次不清、职权交叉不明、严重的弊端，提高了行政质量和行政效率，建立与市场机制相配套的行政系统。
(二)赋予行政机关充分的、适度的经济管理职权
明确行政机关应负的经济管理职责。从而使各经济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履行经济管理职能，以实现国家经济管理目标，保证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通过行政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新的经济管理模式，使各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树立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真正做到行政为人民服务，为市场服务，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三)限制行政权力，使市场经济摆脱行政束缚
行政法赋予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同时，必须制约政府权力的自由行使。行政法明确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具有哪些权力，应当承担哪些义务，控制政府权力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杜绝行政乱加干预经济的现象发生，避免行政权力泛滥成灾。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在这里，任何社会主体的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法制现代化所包含的自由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国家服从法制原则，要求国家行政同样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受法律制约。
(四)行政法明确规定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
时的步骤、形式和时限，确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内容、方法和程序，从而保证政府合理地行使职权马克思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从而也是法律的内在生命”。行政程序法在市场行政管理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行政管理民主化，树立了行政威信，消除了企业、个人对行政机关的疑虑;另一方面避免了市场行政决策的混乱现象，减少了行政违法行为，有利于市场主体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五)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是经济利益，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行政侵害，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此，行政法规定了严格的行政执法活动监督、行政责任和行政赔偿制度。只有规定行政执法活动监督，才能制约行政权的滥用，及时发现和检举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只有规定明确的行政责任，才能使行政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后果，从而增强其责任感;只有规定行政赔偿制度，才能使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造成的财产上的实际损害获得最终救济。
(六)国家通过行政法授权有关行政主体对行政争议进行调解、裁决、仲裁和复议，并明确规定了行政司法权行使的原则、范围和程序
行政主体在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同市场主体发生某些争议。同时，某些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用行政司法手段实行国家经济管理任务，是发挥市场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司法有助于更加迅速地解决各种争端，以便于市场主体尽快地恢复自己的权益，投人到激烈的竞争中去。其次，行政司法有助于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从而成为政府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基本形式。再次，行政司法有助于打击行政违法行为，有效地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免遭非法侵害。
为了保证行政司法的办案质量，行政法赋予市场主体以行政诉讼权，真正做到民可以告官。通过人民法院这样“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对政府依法行政实施司法监督，对行政侵权行为予以司法追究，从而切实保障企业、个人和其它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七)规范市场秩序，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自由、安全、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顺利发展
第一，在市场主体管理方面，严厉打击和取缔各种违法经营，任何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许可不准私自经营。第二，在市场客体管理方面明确规定市场客体的范围，整顿流通秩序。第三，在市场行为管理方面，禁止不正当竟争和垄断，保证产品质量，对违法者坚决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在市场监督方面，加强行政对市场的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第五，在市场纠纷的处理方面，迅速地、合法地解决各种经济争议、行政争议，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八)培育和发展市场
首先，通过行政法正确地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权责，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垄断，加快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其次，确定市场客体的流通范围，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消费资源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再次，通过加强工商、税务、公安、海关、文化教育等行政部门的公共行政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篇5
曾经有这样一起案件。1993年初，黄铭经与原丰都县汇南乡前锋-队（现三合镇马石岩村-组）协商，决定征地600平方米，作为修建名诚食品加工厂厂址，并与前锋一队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同年3月27日，经名诚食品厂申请，原丰都县国土局（现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名诚食品厂，用地面积600平方米，四至界限明确。由于该厂占地属移民搬迁区域，系1992年4月4日以后的建设，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据国务院办公厅1992年4月4日（1992）17号《关于严格控制三峡工程坝区和库区淹没线以下区域人口增长和基本建设的通知》规定，该厂房应予搬迁且不属移民补偿范围。移民部门将含该厂土地在内的移民补偿金发放给了马石岩村一组。名诚食品厂请求移民赔偿无果，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丰都县国土局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且不具有违法性。名诚食品厂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丰都县国土局在办证时应当告知办厂地系三峡工程淹没区域，新建厂房在今后搬迁时不予补偿的规定而没有告诉。本案损失应归咎于丰都县国土局实施行政行为时欠缺必要的注意而造成，属行政行为过错侵权，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遂判决丰都县国土局赔偿名诚食品厂损失120000元。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毫无疑问，丰都县国土局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的职权行为，是合法的，不具有违法性，对此已经为法院的判决所确认。但是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未告知该办厂地系三峡工程淹没区域，新建厂房在今后搬迁时将不予补偿的规定，也没有在土地使用权证的使用期限上注明是临时用地还是长期用地。显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的工程中有过错，而且这一过错导致了名诚食品厂现在不能获得移民补偿的损害后果。由于《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期限只有三个月（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现在早已超过了该法定期限。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当事人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就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支持其诉讼请求。
篇6
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诉讼撤诉案件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行政诉讼中存在“不适用调解制度”的合理性怀疑。本文拟以笔者所在法院近三年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不断上升的现状为窗口，透过行政诉讼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所生之尴尬困境，提出了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不仅具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缺失、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等理论基础，而且还有符合国人传统的诉讼文化、当事人在风险博奕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等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运行模式和适用原则：（一）本土资源调解与ADR自行协商并行模式；（二）有限调解原则；（三）合法性原则；（四）反悔权取消原则。
【关键词】
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句歌词来形容我国行政审判调解制度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之所以“静悄悄”，是因为我国行政法因强调“公权不可处分”而在实定法上明确禁止对行政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之所以“羞答答”，是因为苦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得不运用庭外和解由当事人撤诉来替代调解。之所以“开”，是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定纷止争，构建和谐稳定社会之需。由于审判实践中行政案件撤诉率长期居高不下，非正常撤诉的现状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其弊端已是冰山一角，日益凸现，因而不能不引发我们对行政诉讼中存在“不适用调解制度”的合理性怀疑。有鉴于此，行政诉讼这片沃土中应否引植调解这支艳丽而扎手的“玫瑰”，应否任其绽放，已成了理论界与实务界激烈争论与探讨的一个论题。为了鼓励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决，共创和谐社会，笔者试图以所在法院近三年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不断上升的现状为窗口，透过行政诉讼理论与司法实践脱节所生之尴尬困境，提出了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还具有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运行模式和适用原则，以引起理论界对调解价值的重视，并期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一、“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现有理论之尴尬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据此，从实定法上看，我国没有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审判实践中，大量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默许乃至动员后通过“案外和解”解决的，而原告在诉讼中撤回诉讼请求，实际上就是和解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结案方式上，2003年至2005年间，行政诉讼撤诉案件每年以8%左右速度递增。这个比率似乎在提醒我们，司法实践中，大部分行政诉讼案件实际上用了“超出《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判决方式之外采取的、又无法直接辩明法院态度的第三条道路”[1]解决的。这种异化了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是调解制度在现实中最生动的写照，只不过最后以原告撤诉的合法形式来掩盖“案外和解”的实际过程和内容而已，禁止调解的规定在“案外和解”中被悄然规避。于是，就有了大量没有调解书的调解存在。
当然，仅从撤诉案件的表征上看，无法看出原告撤诉的真正动因，也无法看出合议庭对撤诉案件的司法审查过程，但经过调查，发现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原告后，认识到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正确，因而主动申请撤诉的；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主动撤销或变更其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自愿申请撤诉。这两种撤诉均未受外力影响，系正常撤诉。三是非正常撤诉，并非原告心甘情愿，而是行政机关采取威胁、恫吓、压制或对原告行使诉权设置障碍等手段迫使原告撤诉或法院审判人员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照顾行政机关面子，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以促成原告申请撤诉。显然，高比率撤诉的背后隐藏着许多规避司法审查而又能自圆其说的做法。一方面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案件却大行其道地通过“案外和解”以撤诉方式结案，且颇受原、被告与法院的青睐和接受，行政诉讼理论遭遇司法实践的此等尴尬，立法被如此虚置，这究竟是实践走向了误区，还是理论滞后效应使然？调解结案的现实需求，岂是一个法条所能禁得了的。面对行政诉讼案件非正常撤诉背后隐藏的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的突出问题，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倒不如名正言顺地从立法和制度上加以规范，以消弭目前理论与实践脱节所生之尴尬。因此，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法律不应对此再持漠然或否定态度。
二、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引入——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来考察
（一）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制度移植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成功的法律制度移植必须充分考量制度本身的内在机理和运作的外在环境，不可贸然为之。”[2]为此，我们在分析行政诉讼中能否引入调解制度这个问题时，也可从调解制度生成的内在机理和其运作的外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生成的内在机理
（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无详细规定的条件下，行政主体可以依据事实，凭自己的判断，在职权范围内，作出适当行为的权力。[3]由于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某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作出非常详尽、具体、明确的规定，所以，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术语，如“情节严重”、“情节较重”、“适当”、“必要”等，这就使行政主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普遍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某一违法行为的处置，往往有多个罚种和弹性较大的处罚幅度，有的甚至只有概括性的表述，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自由酌情裁量，大量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为行政主体行使一定的裁量权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如《食品卫生法》第39条规定的行政罚款幅度为“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我们不得不认可行政主体拥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否则就不利于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和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全面实施。但自由裁量不等于可以任意枉为。自由裁量行为要遵守两条规则：一是不得超越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二是在权限范围内必须处置适当、合理。[4]严格的羁束行政行为，既受实体规范的约束，又受程序规则的约束，不存在裁量的余地。[5]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严格的羁束性法律规定日渐减少，裁量行政行为规定比重逐渐加大，即使许多约束性规定也都含有裁量的成分。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有权处分其权力，即说明行政相对人应履行的义务具有变动的可能性，这就使调解制度的引入成为可能。
（2）“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缺失。“行政机关不得处分其法定职权，这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的要求，指禁止行政被告出于诉讼胜负和其他动机，放弃、交换法律赋予的管理职权和诉讼权利的基本规则。”[6]“行政行为未遵循法定权限，法定实现规则和法定程序的要求，均构成对依法行政原则的违反，从而构成对法治原则的违反。”[7]据此，传统理论认为调解制度的确立，即意味着行政机关拿行政权力与相对人讨价还价，这不仅处分了行政权，也是对法治原则的违反。其实不然，虽然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权力的基础上，但行政权力并非都是不可处分，且调解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的让步和对权力的任意处分。从理论上说，公权力隐有一定弹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亦非不可调和。在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处理就表现出了一种处分权，这种处分权无非受到一定限制而已。行政职权的个案适用离不开行政主体的掂量、比较、评估、权衡和决定，这本身就隐含了对行政职权的处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拥有实体处分权，为了争取与行政相对人的调解，可以有条件地行使实体处分权，但处分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行政机关依法拥有的法定职权范围内。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行政程序阶段和行政诉讼阶段，完全可以自主地处置其行政职权。因此，“公权不可处分”的内涵应是“公权不可任意处分”，行政主体在某些方面对行政行为的有限处分权，可以说是行政诉讼能引入调解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
2、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
一项全新的制度要想获得适应性和生命力，外在的运作环境甚为重要。行政诉讼中适用和解，是一个国际惯例。综观世界各国，只有奥地利、意大利等极少数国家是禁止行政诉讼和解的，绝大多数国家主张行政诉讼可以和解。在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和解制度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据台湾学者蔡志方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皆明文规定，可以有限度地进行和解。《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规定：“只要参与人对和解标的有处分权，为完全或部分终结诉讼，参与人可在法院作出笔录，或在指定或委派的法官面前作出笔录以达成和解。法庭和解也可以通过以法院、主审法官或编制报告法官建议作出的裁定形式，以书面方式在法院达成。”[8]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有25%-40%的行政案件是以调解方式解决的。[9]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由于大量借鉴了德国行政法理论，因而对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解与德国较为一致，其在新的《行政诉讼法》中也用10个条文（从第219条到第228条）规定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序如何，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10]学术界对诉讼和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也是持首肯态度的。如翁岳生教授认为，“处分主义在经过一定限制后，并不至于危及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11]。尽管这些法律均未以“调解”冠之，而是以“和解”名之，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12]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中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对我国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具有直接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二）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引入的现实基础
目前，无论是从适合于诉讼调解生成的“本土资源”的存在来看，还是从博弈的角度来考量，在我国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都是可行的。
1、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符合国人传统的诉讼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以“无讼”、“息讼”为主基调，强调以德去刑，以调息讼，反映了对和谐人际关系的崇尚和对稳定社会秩序的推崇，是对人类理想化之“大同”境界的一种朴素的执著追求。[13]与西方人尚讼的观念不同，中国人主张“和为贵”的传统观念，而调解恰恰满足了这种观念的需求。双方当事人在平和友好的氛围下，通过法官的斡旋，促使双方互谅互让，化干戈为玉帛，不仅在法律上能使他们更理智地解决争议，而且在心理上也能消除彼此的隔阂，为继续交往创造和谐的气氛。因此，“成则双赢，不成也无输方”的调解尤其符合中国传统的诉讼文化，这种“和为贵”的崇尚和睦团结的文化传统使调解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一朵根植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沃土的奇葩，因此博得了“东方经验”的美誉。而诉讼意味着和谐的破坏，意味着“赢了官司输了关系”弊端的沉积，因而相对于调解而言只是退而求其次的下策。“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不伤和气，维持良好关系和自动履行义务，其受到重视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双赢’的效果，可能比判决结案更符合当事人的利益。”[14]而且，“与诉讼不同之处在于，诉讼着眼于过去，而调解更强调未来，这样调解协议对于仍想继续保持某种关系如商业关系或雇佣关系的双方而言，尤为重要。”[15]纯粹由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判明是非的基础上对争议对象作出强制性裁判：行政行为合法、适当，则维持该行政行为；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就予以撤销或变更，既无助于双方对立情绪的完全消弥，还可能促成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在以后管理活动中再度滋生矛盾。因此，行政诉讼中运用调解制度，尤其符合国人传统的诉讼观念。
2、行政诉讼引入调解制度有助于当事人在风险博奕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行政诉讼过程而言，实际上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博弈的要求，是当事人能自主地作出理性选择并达到均衡的前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博奕双方为了使自己在博奕中获得最大利益，必然要尽可能地收集其他博奕各方的信息，积极研究对策，预测对方的行为，从而优化自己的战略，增强自己一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并通过法律规则所提供的程序作出理性选择。行政主体作为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也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能权衡利弊作出理性决策。行政诉讼的对抗性质，使其成为一种博弈，即以求胜为目的的游戏和竞技。在这场以行政诉讼为背景的博弈中，参与人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诉讼双方在对抗中均可以采取一定的攻防进退策略。而在进入审判前，诉讼双方可能的战略组合有两个：选择正式审判或者选择诉讼调解，参与人的收益如果量化的话，前者要么是100%，要么为0；后者的收益虽然达不到100%，但它可以避免出现收益为0的风险。在100%与0之间如何选择，对双方来说就是风险博弈。[16]由此可见，行政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动态博奕的最终结果。此外，诉讼双方还必须考虑拒绝诉讼调解，选择正式审判将必然面临的诉讼成本。诉讼是昂贵的，除了直接的法院成本和其他费用外，还要消耗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诉讼成本，理性的诉讼当事人可能会发现调解在一定程度上更能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学者阿瑞尔·鲁滨斯坦提出一种“讨价还价博弈”的模型，其中当事人被迫达成一致不是因为他们想尽快获得达成一致的利益，而是因为每一轮谈判双方都要付出成本。而诉讼调解就是一种典型的讨价还价博弈，它有助于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增加行政与相对人的合作——一可减少因法规范之不确定概念带来法不安定性，同时亦使避免潜在之冲突，降低事后法律争执之可能性。”[17]相反，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则会导致行政主体的寻租，导致大部分争议逃避司法审查，最终带来腐败和行政救济制度的失灵。
综上，通过对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的考察，使我们确信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既不违背行政权的性质，也符合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三、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以运行模式和适用原则为视点
（一）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运行模式——调解和ADR并行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不同决定了两个诉讼中调解含义和具体做法的不同。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应充分考虑到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照抄民事诉讼调解模式。在多元化的社会、多元的价值观合理并存的今天，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争议的多样化发展，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而ADR就是一种可以广泛适用于解决争议的纯粹自愿的程序。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fion)意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是一切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的总称，[18]具有意思自治、非正式性、灵活性、非强制性等特点。ADR作为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其许多优点恰恰能弥补诉讼的种种不足。作为争议解决的新生事物，ADR自愿、非对抗的特性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为贵”的精神相契合，因此，笔者认为，可将ADR援入法院，在庭审之前，实行ADR自行协商。当然，由于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以ADR为主的自行协商方式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仍应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庭审时，可将诉讼调解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宣告当事人。庭审结束后至宣判前，由于此时案件的基本情况已明了，权利义务关系已明确，可参照民事诉讼调解，实行“本土资源”的调解，即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由法官主持的庭中调解，从而建立起以“本土资源”调解为主，以ADR自行协商为辅的调解与ADR并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行政诉讼特色的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既能使行政诉讼判解纠纷的诉讼目的得以更好实现，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1、有限调解原则。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全新类型的调解制度。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看，行政诉讼中并非任何争议的行政行为都可适用调解，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处分行政职权，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使行政诉讼的调解受到限制。因此，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并不等于说能像民事诉讼那样进行完全调解，而只能实行有限调解。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调解除适用于行政侵权赔偿外，仅可适用于以下案件：
（1）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意味着行政机关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自由选择多种处理方式的处置权力的存在，这种选择就是一个依法适用法律的过程，如未超出自由裁量的范畴，应当说行政机关所选择的每种方式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在这些合法的选择中存在着是否最合理选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裁量就是行政主体寻求最合理选择的过程。《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只能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据此，对合法但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法院只能判决维持，而法院一旦判决，行政机关必须执行，这样势必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引入调解机制后，行政机关可在法院主持下改变不合理的行政行为，使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更趋科学、合理，既使双方的对立情绪得以缓和，也不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因此，人民法院对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案件进行调解，不仅能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能达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目的。
（2）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即行政不作为案件。根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特定行政职权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即法定职责。对于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违反。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工商、公安、环保等行政领域，常常表现为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履行特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拖延履行或不予答复。相对人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时，人民法院通过审查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而未依法履行的，对于拒绝履行的行政行为只能判决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拖延履行或不予答复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显然，这种诉讼结果并不是相对人所祈盼的。如果在法院判决前，行政机关能积极主动地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既合乎行政目的，对相对人来说也是求之不得，因为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满足了其诉讼请求，使行政争议的起因消除。因此，调解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能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取得“双赢”的效果。
（3）行政裁决案件。也即涉民行政案件，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类案件在表现形式上有两大特点：一是行政争议具有民事纠纷背景或因行政争议而引发了民事纠纷，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有一定程序的交叉重叠；二是形成诉讼后存在三方关系，即原民事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如土地使用权、山林权等行政裁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原告要求纠正行政机关的行政裁决，其实质也在于满足其民事主张。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一旦发现行政裁决显失公正时，往往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判决维持，显然不妥；判决撤销，不能定纷止争；判决变更，法律又未赋予法院直接变更权。而调解机制的引入，就是解决涉民行政案件面临上述裁决困境的切实可行的理想选择。通常情况下，这类案件的调解主要是在原告与第三人间进行，调解的对象是民事纠纷而非公权力。如果原告与第三人间的民事关系得到调解解决，那么原告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就不会再持有异议了。
（4）行政合同案件。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指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19]我国行政合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政教育合同、政府采购合同、土地有偿转让合同等。尽管这些合同具有行政性，但它属于合同的范畴，存在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合意的成分，具有契约性。“行政合同中合同是基础，行政是例外，它是民事合同的一种特例。”“行政合同的魅力正是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20]行政合同的契约性弱化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强化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合作与沟通。作为行政法私法化产物的行政行为，正由于其具有私法特性，使得行政机关在与相对人订立行政合同时应遵循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等。因此，对该类案件调解，如行政机关依据私法原则对其行政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调整，这无疑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的长远目标，也与现代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协商、协调和和谐的理念相吻合，人民法院不应拒绝。
2、合法性原则。众所周知，缺乏监督的权力易滋生腐败。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其目标就是化解纠纷，实现社会和谐，这种监督功能和保护功能是统一的。很多情况下，依法调解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监督和促进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反之，如果在诉讼中“和稀泥”，搞无原则调解，则既放纵了行政机关枉法行政，也不符合行政相对人长远的根本利益。因此，合法性原则是行政诉讼的核心，也是行政诉讼存在的灵魂。合法性原则包括三层含义：（1）当事人自愿参与调解。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与调解过程，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促使纠纷的解决。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提出调解建议，但调解程序的启动应充分尊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意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任何一方接受调解，也不得为求调解而压案不判、以拖促调。（2）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3）行政机关不能超越或放弃法定职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是国家赋予它的以实现管理国家为目的的权力，是公权，不允许任意处分，被告处分或放弃的权利应限定在其依法拥有的法定职权范围内。否则，将会导致行政管理秩序混乱，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终将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3、反悔权取消原则。当事人对于诉讼中达成合意的调解协议，其实质是诉讼合同。如果赋予当事人以反悔权，表面上看好象是赋予其更多的诉讼权利，实际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一种放纵，也是当事人滥用处分权的一种表现。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了处分权，建立了新的契约。因此，调解协议一经双方签字，就产生私法上的合同效力，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履行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任意反悔。否则，不仅对当事人调解过程中的草率行为起鼓励作用，有悖于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而且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客观上损害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当然，任何一项制度如果没有救济渠道是根本无法顺畅运行的，特别是行政纠纷，原告毕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于当事人因受欺诈、误解而使权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允许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救济，即向法院申请再审。
四、尾语——美好而迫切的期待
“差一点的和解也胜过完善的诉讼”[21]，这是西方的一句法谚，却能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真正体现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尽管司法实践中行政案件大量适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实行调解在我国尚存现实的法律障碍，迫切需求制度的创新。依法治国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司法机关案结事了，而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制度正是依法治国与建立和谐社会的“黄金结合点”，也是发挥行政审判化解社会矛盾的最佳“调谐器”、“减压阀”。令人欣喜的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现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调解这朵法苑奇葩会将行政诉讼这块肥沃的土壤点缀得花香弥漫。
【注释】
[1]杨海坤、朱中一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析》，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谢佑平、万毅著：《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4期。
[3]胡建淼主编：《行政违法问题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95页。
[4]张焕光著：《行政法知识手册》，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41页。
[5]罗豪才著：《行政诉讼的一个新视角——如何将博奕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载2006年3月31日。
[6]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著：《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7]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8][德]平特纳著：《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9]转引自南博方著：《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杨建顺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该文注释[5]。
[10]应松年、朱维究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13至314页。
[11]翁岳生主编：《行政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6页。
[12]李浩著：《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3]李祖军著：《民事诉讼目的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14]宋朝武、刘小飞著：《从国际诉讼和解动向看我国法院调解改革》，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6期。
[15][美]克里斯蒂娜·沃波鲁格著：《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ADR）》，载《河北法学》1998年第1期。
[16]鄢超著：《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初探》，载2005年4月7日。
[17]陈春生著：《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行政行为形式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3页。
[18]齐树洁、蔡从燕著：《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制度述评》，载2002年3月13日。
[19]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0页。
篇7
当然各个院校现行的激励机制都已经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如何能深入发掘机制与本校实际情况的契合度，从而能最大程度发挥行政管理效能，这依然是一个难题。不少院校生搬硬套其他院校或者公司企业的激励奖惩制度，却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这就说明了结合实际、引入科学机制的重要性。
二、高职院校行政管理机制
所遇到的问题目前在部分高职院校中有一个误区，由于对其工作职责了解有限，不少教学人员对于行政人员有着某种程度的轻视，认为行政人员工作难度低，强度低，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很有限。部分学校也对教学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在待遇和培养上区别对待，较为明显地在进修晋升等方面有所倾斜。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学校行政管理机制的改善。当然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在某些高职院校也是客观存在的。当前高职院校多把重心放在教学改革上，对行政管理的重视不够，直接导致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行政工作太过繁琐，重复性高，工作方法陈旧落后。部分行政工作人员确实存在工作态度不够端正，工作意识和工作方法落后，对于工作的主动改进和思考不足等问题。机构膨胀，人员过多，导致了行政管理体制效能不高，基层工作人员独立工作性差，工作创造力低，学校内部行政信息交流不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体现了当前管理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管理方法与理念应该朝着更加科学实用、人文的方向发展，要让行政工作人员从内外感受到提高工作效能的动力和压力。
三、高职院校现行激励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措施
目前高职院校已经在对行政管理人员的鼓励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比如进行绩效工资改革、建立职称评定体系等，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得以提高。但是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注意。在作者看来，问题主要体现在考核方式不够严谨、对于行政人员的培训比较滞后以及行政管理机制陈旧落后。
1.关于考核
考核机制不够严谨，造成了激励效果的减少。考核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能力与效果做出综合客观的评价，从而鼓励优秀人员并督促落后人员。一套科学严谨的考核标准和考核过程才能保证积极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是目前在高职院校的考核机制有时对于行政工作人员的重视很有限，有时候考核的过程不够严谨，导致考核结果对于实际绩效的反映也就相当有限。而且考核缺乏针对性，每个部门的考核方式及标准笼统单一，很少体现其工作特点，基本没有考虑到部门区别和岗位差异。不少高职院校利用年终述职作为考核手段，述职报告内容完全由被考核人书写。这种述职报告方式通常都是套话为主，数据支持及成果展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种考评制度会有走过场的嫌疑，不能达到警示后进，鼓励先进的作用。虽然有惩戒措施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会用到，使得部分工作人员对于考评不太重视，工作态度无法得到纠正。如果要进行有效考核，首先要建立一种多样化的考核机制。在构建这样的体系的过程中，要将人事部门与各职能部门都统筹进来。人事部门应该在与各职能部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考核制度以及设计各种考核材料以及对于考核结果进行汇总，起到一个组织协调的作用。而各职能部门则在上述的科学制订制度的指导下，通过制订细致的考核指标与内容，对于行政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多角度的考评并将结果和意见建议反馈给人事部门。最后要如实按照考评结果进行奖惩，以树立考核威信。考核主体也应该提供更好的多样性。高职院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对象多为教师和学生。能否为师生切实高效地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服务质量与态度是否优秀，作者认为是决定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能力与水平的唯一标准。当前多数高职院校对于教师往往都已有了让学生打分的考量，但是对于行政工作人员，本应作为重点参考的教师与学生却甚少被考虑进去。这样也相当不利于体现考核作用，无法从根本上促进行政人员工作效能的提高。让师生参与行政管理测评，使行政管理人员感受到服务对象对其的赞同，或者批评。可以通过定期与师生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或匿名投票等方式，深入了解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表现并依此定期进行考评奖惩。对于工作岗位应进行合理的分析定位，因为每个岗位的考核方式及标准都可能会有个性化的区别。高职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设置一定是要符合学校发展目标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必须对其工作性质、内容以及所需工作能力进行详细说明。这样可以做到让被考核者了解自己应该达到的目标以及考核的要求。对于考核指标，必须力求科学合理。既不能太过简单，体现不出考核的严肃性以及对行政人员的督促作用。也不能太过困难，忽视各部门各岗位之间的差别，从而打击了被考核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科学的考核指标应该根据管理事务中“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原理”来制定，着重考察重要工作的完成程度。考核指标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学校发展阶段及目标的改变而改变，随着部门职能的改变而改变，随着社会以及教育的发展改变而改变。
2.关于培训
不少院校对于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都做得很到位，但是往往对于行政人员的培训工作会有某种程度的忽视。行政工作人员的发展在作者看来并不比教师队伍重要性小，当前时代的发展迅速，行政工作也是需要跟上时展的步伐的。一些先进工作方法以及辅助工具的熟练使用理应成为行政工作人员发展中的一部分，而不少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说到底就是观念陈旧，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够。比如新的管理方法的引入迟缓，新的管理辅助软件的使用滞后等。如果能对行政人员的工作技能以及工作理念进行实际有效的再培训，相信有不少诸如工作效能建设方面的问题都会得到不小的提高。同时，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学校诸多政策的制订者，需要注意到学校与社会经济的密切联系，从而使院校发展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因此要培养行政人员成为学习型人才，使其主动收集工作相关信息与国内外职业技术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情况，不断学习吸收国内外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对自身工作水平提出高标准、严要求。笔者认为，工作意识与工作方法同等重要，只有做到两者的双培训、双提高，才能使高职院校行政管理工作水平得到质的飞跃。关于培训方式，“高职院校可以采用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等形式，鼓励管理人员攻读更高学位，或者参加高水平的岗位培训，积累知识与经验，逐步地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进而推动学校行政管理水平提升。”有些院校认为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多数与其所学专业联系不强，这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对于行政人员进行培训，有利于提高其专业水平，了解行业发展情况，同时也为学校制定课程和专业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一些特殊情况下，行政人员也可以承担部分教学工作，为学校减少部分人事负担，有利于精简人员编制。同时，行政管理人员能感受到校方对其发展的重视，感受到自己与教师队伍的差距逐步减小，从而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工作进行调整。
3.关于行政管理机制
要想使行政人员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管理机制的改革创新也是尤为重要的。当前机制主要依靠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管束各职能部门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方式对于规范管理方面有一定效果，但是也可能导致下属工作人员的职权过小，上级管控过于严苛，一味听命于上级，从而不利于改进工作效能及创新工作方法。要想更为有效地激发行政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人员的工作热情，应该部分减少上级的把控，“逐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一定的组织人事、资源分配、财务收支权力适度下放。”只有扩大了管理人员在工作中的自主程度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参与程度，才能真正使管理人员感受到院校对其的信任与重视，使其增强对于学校工作的重视程度。
四、结语
篇8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政治学方法论，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34 ― 03
一、我国国内的政府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审视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我国政治学界的有关政府理论的研究，其研究基本上是以“政府要素”考察分析为主，如对政府体制、政府权能、政府文化等进行专题研究等。由于政府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性，所以，尽管学者们各自的研究主题有所不同，但内容上难免相互重复。另外，会忽略政府作为组织的自主性。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先后历经以政府机构精简为重心的改革阶段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心的改革阶段之后,世纪之交我国的行政改革在摸索中进入了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为中心的新阶段，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改革目标。服务型政府即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政府作为服务者的角色，通过法定程序并由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以公正执法为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国内现有的有关中国政府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即为不是或主要不是从现实政府活动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事实和实证材料中考察、总结和归纳政府活动中的一般规律，而是基本上从原则、概念、理论和法律文献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和论证，重点在于解释和说明按照理论原则或宪法规定，中国政府的制度、规则和程序应当这样或那样。虽然，这种对当代中国政府的静态层面的研究是必要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在上述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试图运用经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政府，基于大量的实证资料来对政府活动进行观察、描述和归纳。本文中准备考察的张光教授的《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主要从动态层面，着重考察了居民对服务型政府的评价。同时，张光教授所运用的方法论技巧也是近年来研究政府理论的新尝试。
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吸收了国外学者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中国政府问题的传统研究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结构-功能主义则试图将结构和功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政府的各种实际功能以及履行这些功能的相应结构，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单纯的结构分析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片面性。
二、《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一文在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新突破
1.张光教授在确定因变量“农村居民”和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后，文章运用了相关分析模式，从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测试，验证了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
2.使用了抽样逻辑的方法，确定了调查总体与抽样范围，调查问卷中的本地政府指的是县、乡两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公安、交通、民政、计生委、工商等）。问卷从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维度进行了设计。农村调查样本涵盖了26个省（直辖市），共调查了257个乡镇的1600多名农村居民。从观测对象的总体中进行抽样并可以抽取相当数量的个案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所有观察对象构成的整个总体中随机抽取。所抽取的样本，我们能确信所关注的因果关系能够如实反映在样本里，但是即便是随机抽样偶尔也会偏离总体。我们抽取样本时要避免抽样误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或者增加个体的同质性来减少抽样误差。
3.《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以农村居民对政府满意程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探索性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为了满足研究者了解某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第二，探索开展更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第三，发展可用于更为周密的研究的方法。张光教授的文章属于后者，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及运用结构性问卷探测这种问题的方法。探索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但其缺点是难以对研究课题提供满意的答案，缺乏确定性同抽样的代表性问题等。
4.张光教授的文中运用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收集第一手数据来描述一个难以直接观察的大总体的最佳方法。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入户调查的长处就是回收率高，从问卷内容来看，访员到场一般会减少空着不填的项目的比例。另外，可以减少答问者对问题的误解。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农村居民对与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需求的评价，以此来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地影响农村居民对本地政府的评价。调查方法也有其得失，调查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描述一个大总体的性质。运用入户问卷调查的方法，采用的样本容量达到1600多名。大样本对于描述性或解释性分析的结果是很重要的。调查的方法也有不少的缺点：第一，标准化的要求常常导致复杂的题目流于表面化；其次，调查很难触及社会生活的背景；此外，调查像实验一样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调查不能度量社会行为，而只能收集对行为的自我报告。调查的一般特征是准确性较低而可靠性较高。《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通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和归因性统计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期望，并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绩效的改进方向，结果很明显的是其可靠性是比较高的。
5.从不可控因素分析、可控性分析以及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对农村居民生活影响最大和地区的比较来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其中可控性分析包括政府的施政方式和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表1、2（见《居民眼中的服务型社会》）问卷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效率和一些具体的政策等，都是可以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政府的总体评价。
研究报告往往要计算和说明平均数。使用平均数时要注意，它对极端值很敏感。一组数据中极大或极小的数对平均数影响比较大。表中1用容量为3的参照平均值为样本来估计平均值，不仅有平均数还描述了离散趋势。我们在抽样的过程中要注意同质性与异质性以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抽样误差，另外还要注意代表性和选择的概率。概率抽样的优点是它虽然不能完全精确地代表总体，但由于避免了偏差，可以比其他类型的样本对总体更具代表性。再者，概率论可以对样本的精确性和代表性做出估计。然而如此大量抽样，并且将结果平均，最终得到的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行为的评价差异平均值几乎会如实地反映了整个总体中的评价。也就是说样本量越大，我们每次抽取样本分析关系的差异就越小，对事物观察的偏差就越来越小。
6.《居民眼中服务型社会》表1、2中通过实地研究进行直接观察。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并可以节省经费，如张光教授文中的入户访问调查，只需要研究者本人和他的纸笔就够了。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缺陷，首先，作为定性而非定量的方法，它很难产生对总体的精确描述。其次，取得的结论常常只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实的结论，即为其准确性、可靠性及概括性。
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常常容易流于表面而缺乏准确性，《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文中所采用的实地研究的方法可以提供更加准确的度量方法，使其评价结果具有深度。实地研究带有浓厚的主观性，通过比较研究使其结果更可信。但是，在某项观察的过程本身也有一个概括性的问题，抽样误差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
7.张光教授文中运用了比较复杂的分析方法，调查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来筛选出对总评价有显著的影响因素，最能够用来解释市民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进入模型，并按照解释能力大小进行排列，而那些不能解释总评价的自变量将自动被剔除。
标准回归系数值β（Beta值）的大小反应了多元自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即为标准回归系数越大的变量，对政府总评价的影响力越显著。（如表3）回归分析技术是统计检验的方法之一，是对研究结果的有效检查手段。通过观察数据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技术使我们能够在所有的观测资料中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式（而不必把这些数据分成单个的小组），并在没有任何其他变量变化，即为其他每一个变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对因变量和任何特定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估计。但也会产生很大的局限性控制定距层次上测量的变量划分组数会太多，另外，直接保持变量不变会使得研究者用以测量变量关系的对象个数太过于稀少。再者，直接控制会产生对变量关系的多重测量，使得测量结果难于处理和吸收。我们在实验的过程中要注意必须掌握整个过程，将方法和计算机分析作为工具使用，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眼中的服务型政府是什么状态？分析的数据会告诉我们一切。
三、运用科学方法论构建服务型政府
农村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令农民满意的政府，也有助于政府不断改进其绩效。科学并不能完全脱离政治，尤其是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科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改正缺点，特别是那些我们尚未察觉的缺点，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技巧来规避误差的产生，严谨我们的治学态度。
公民的评价已经成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提高民众的满意度，成为政府提高治理和服务水平，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我们通过方法论方法了解到中国农村居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主要在于政府自身，在于政府可以控制的因素上。
另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是对服务型政府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即便有一些基于实践层面的讨论,也多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层面的介绍和分析,真正能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并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不多。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为人民谋福利,为社会谋发展。离开这一目的,对理论的研究再深入也不会有更多的价值。所以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基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的实证分析也要有所突破,并力争做到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而随着现实中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步展开,可以预计,立足国内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对服务型政府及其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系统研究，将成为之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篇9
关键词：企业管理；行政文秘；综合作用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8-0097-01
1 企业管理与文秘的综合作用
1.1 转变思想，更新观念
当今企业的工作重点就是发展经济，创造利润，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争取最大的利润为目的，企业的秘书工作也必须以创造效益、创造价值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因此企业文秘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必须要敏感，要及时感觉市场经济的变化，并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使自己的工作永远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今天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促进经济效益提高，必须要优化企业资源配置，企业的领导为了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市场经济的牵制，必须要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进行市场预测和市场分析，随时调整营销策略，企业文秘在参与企业的管理中，应该对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过程及其各阶段的薄弱环节严加把握，而且更要将自身思维和行动方式转变，随时参与对外经济活动，及时更新思维行动方式，把握市场动向，收集有效信息，搞好调查研究，发挥最好的参谋助手作用，使企业领导的经营思路不断拓展。企业的秘书作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全局意识、超前意识、形象意识、服务意识和廉政意识。
1.2 发挥好参谋作用，为企业出谋划策
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存在严峻的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使企业生产经营战略决策富有更大的挑战性、风险性和灵活性，使领导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企业的秘书作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参谋和助手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企业的秘书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事业心，为企业的领导发挥好参谋和助手作用，企业秘书的主要工作要以领导的工作为主，以企业党政的重大部署、重大行动为主，真正做到和企业的领导同呼吸、共命运，目标相同、思想相同、言语相同、行动相同。企业的秘书要努力学习信息技术，当好领导的信息参谋。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信息流量的加快，未来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谁掌握先进的信息，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的秘书必须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要把做好信息工作作为领导参谋、协调的基础和手段，将采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收集、处理、加工，提出预案，主动献计献策，降低领导决策风险度。要以信息服务为载体，把企业秘书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3 降低工作风险、拓宽工作领域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秘书工作也越来越向着开放型发展，秘书工作的领域也大大的拓宽，不仅要处理企业的内部事务，还要处理好企业的外部事务，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处理：接人待物、协调工作、各部门的沟通等，使企业的经营按照企业的经营目标按部就班的发展，对外部事务的处理包括：收集和交流信息、呈报经验材料，反映主要问题，参与经济与文化交往活动，配合经济信息会、产品订货会、庆典会等对外经济活动而进行大量的策划和筹集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的市场压力也越来越大，企业要和政府、用户建立和谐的关系，以利于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求企业秘书不仅要有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及敏锐的观察、思考、调研、分析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较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干练的办事和熟练的公关能力。以适应工作要求，拓宽工作领域。
1.4 不断学习，适应新的挑战
由于经济的发展，企业压力的增加，这就要求企业的秘书必须成为企业的智囊人物，领导的得力助手，要求企业的秘书必须是复合型的人才，只有复合型的人才才能帮助企业领导开拓新的经营领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的秘书要不断学习，不仅要掌握现代化的知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永远超前，还应该熟练应用计算机、传真机、复印机等先进的办公设备，同时要积极适应电子商务时代的需要，主动了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状况，将最新技术用于秘书业务，及时准确地把握瞬息万变的商机，搜集整理信息资料，为领导提供高效服务，适应新时期的新的挑战。
2 结语
总之，企业的目标发展是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企业广大的文秘工作者不断学习、勇于克服困难、切实转变职能、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在企业的管理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推动企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篇10
（贵州省威宁县金钟镇寨营小学 553100）
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儿童受知识、经验、情感等因素的局限，又以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所以模仿是他们的一种心理需要，也是儿童学习语言的基本途径之一。仿写已不是一个新名词，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仿写能减缓学生写作的难度，使他们由读到写，由不会写到会写，把自己身边活生生的生活画面转化成个性鲜明的语言文字，帮助他们在阅读与写作之间成功地搭起一座桥，顺利完成了从书本到生活的过渡。仿写，仍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一条有效之法。“勤读多写，注重积累”是基础；“一课一练，持之以恒”是关键。
语文课本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编委精心择选的，篇篇都文质优美，是供学生学习的最好的范文。因此，在阅读课上，教师必须要有写作指导的意识，不仅要让学生知道课文讲的是什么，更要让学生熟知作者是如何去表达的。从而引导学生从名家名篇中汲取养分，读中取法，读中学写，以写促读。作文就是生活的艺术再现，只不过是把口头语言转化为书面语言。因此作文的最终目的还是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笔书写自己的生活，因为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小学生初学写作往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苦思冥想却难以下笔，大脑却一片空白，无从说起，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构思文章，包括怎样开头和结尾；此时，老师的指导作用很重要，以范文为例子，在读懂文章的基础上，把学生的目光从书本引向生活寻找自己的影子。它能帮助学生认识生活，认识自己，学会选材，从而有效地完成了作文的从仿写到创造。如果给她们一把拐杖扶持一下，他就会顺利渡过难关。范文就是帮助学生学写作文的拐杖。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利用课文指导学生写作。
一、引导学生模仿优美片段
优美的片段，有特色的片段，都是我们模仿的对象。我们学习《桂林山水》这篇文章，里面描写漓江静、清、绿的句子非常优美，学习课文后我引导学生仿写，一个学生这样写道：“春天来了，百花盛开，我走进公园，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公园里的花真多啊，一眼望去，满园姹紫嫣红，犹如花的海洋；公园里的花真美啊，红的像霞，白的似雪，黄的如金；公园里的花真香啊，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它们在花丛间翩翩起舞，不忍离去。”还有的同学写了妈妈做的菜真不错，从色香味三方面；有的写天气真冷啊，从路边的小树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抖、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连人们呼出的气都成了白色的了这三方面写。
例如，《山中访友》中写老桥“德高望重的老桥，你在这涧水上站几百年了，你累吗？你把多少人马渡过彼岸，你把滚滚流水送向远方，你躬着腰，俯身吻着水中的人影鱼影月影。”学生的仿写“令人尊敬的老师，你在三尺讲台前站几十年了？你倦吗？你把多少学生教育成人，你把我们铸造成栋梁，你躬着腰，俯身浇灌着花圃中的牡丹二月兰。”学生很好的把握了仿写技巧，把老师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生动地表达出来，同时也饱含着诚挚的感激之情，显得非常贴切活泼。又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不错的，像给大地穿上漂亮的白袍。”很好的仿写了朱自清的《春》，展现出一幅美丽的雪景。在进行点仿的时候，还得把握好例句的句式特点和修辞手法。如“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天的阳光，使贫病交加的人分外感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____________，使_______________；爱心是____________，使______________。”“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象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要求我们学生根据句式特征添上恰当的句子，掌握好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运用。
二、深研教材，找到读写结合点
老师在教学时，不能总是抓住文能不能抓住文章内容不放，而要通过话题引领学生的话匣子，例如，我在教学《乌鸦喝水》时，我就利用“到处”做文章：“这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那么它可能到了哪些地方去找水呢？在老师的引导下，尽力让学生说这样的话：“它飞到一个屋顶上，东瞧瞧，西看看，没发现一滴水；它飞到一棵大树上，这里寻寻，那里找找，也没有水；它飞到一块大石头上，东张张，西望望，连水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如果学生能这样讲，不但训练了学生想象能。可见，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一堂真正的语文课也应该是学生读写结合的最佳场地。正像于永正、薛法根、李镇西等教育大师们所言：阅读教学“既要书声琅琅，也要静思默想，还要妙笔生花。”这些都应该借助于课堂的教学完成。
三、模仿文章的结构
学课文是为了更好地运用，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熟读文章的过程中，掌握文章的基本脉络、结构布局、思想内容，并从中得到思想的熏陶和心灵的启迪，增强学生布局谋篇的能力。课文中有一部分结构非常严谨，层次条理非常清晰的文章，学生对这种结构、这种写法容易理解、接受，在自己习作时乐于模仿。我们应该重视选择这类课文，用来指导学生学习布局谋篇。比如《白鹅》这篇课文，是按照“总分”的顺序写的，条理很清晰，是学生仿写的典范。学完课文后可引导学生仿照课文的结构续写，描写自己熟悉喜欢的动物。了解了总分这种写作方法之后，继续扩展练写其它文章，写人、写景和状物的文章，学生有法可依，写起来就容易多了。例如，魏巍的《我的老师》就是极具上述特点的课文。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充分理解了这篇课文的结构特点：总——分——总，选取七件典型小事，详略得当，表达了对蔡老师的热爱，依恋，思念，感激之情。我把这个环节引入作文教学当中，让学生在自己的有关写人物类作文中仿照这种结构。这样学生就会知道，原来写人的文章要通过具体事例来表现人物特征。经过教师的启发，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写了很多与老师有关的富有生活气息的有血有肉的事情。
四、背诵中模仿
学生的语言贫乏，甚至于一个人的语言贫乏都是源于脑子里积累太少！有感悟却无恰当的语言表达！因此一个人的语言积累全靠背别人的东西！背到了，还能合理运用就是自己的了！我是这样做的：让学生除了弄懂经典篇目的内容外，还要求他们去背诵，我在抽查学生背诵的同时并引导学生怎么理解和仿写！这样不仅交给了学生读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交给了学生如何运用！当学生读了伟大文学家朱自清的《匆匆》时，学生是这样仿写的：于是- 写作业的时候，日子从手里过去；走路的时候，日子从脚边过去；玩游戏时，便从我们的欢笑声中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迈出脚追赶它时，他又从我的追赶中过去，休息时，我躺在沙发上，他便悄然地从我身边溜过，从我脚边飞去了……虽然笔耕稚嫩，但呈现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让学生能有感而发，并能有所触动，那就是读书最大的收获！
总之，仿写是学生写作的起始，是写作兴趣培养的基石，就如同书法中的临摹。只要由易及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久而久之，学生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就会得到同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