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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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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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表明:新体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些相关的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解决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经费缺口问题;“一费制”仍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学生公用经费大幅度削减等。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袁桂林(2006)调查，2006年率先实施“新机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已经落实到位，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开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庆则再次分配地方承担的份额。［2］在此体制下，其价值抉择转变为:

(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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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居民消费作为基础，调整需求结构需求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动力，财政政策要明确拉动需求的重要性，并从两方面入手，扩大内需，一方面，适度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提升低收入群体整体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适度调整财政支出深度和广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特别是教育、医疗等方面。通过在政策方面给予居民一些基础性支持，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还能够实现投资、消费等方面在经济结构中的合理配比，合理调整和优化需求结构，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完善现代产业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强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重要。首先，积极提高中高端产业整体实力，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其次，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控制工业生产能耗及环境污染，优化资源配置，重视环境保护。引导企业逐渐从低层次转向高层次实现长线投资，将技术与品牌作为发展核心，增加差异性竞争产品，利用产品独特优势抢占更多市场，提升企业整体实力，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基础产业，形成完善的资金链条，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基础，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三)完善投融资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完善投融资体系，要从政府入手，促使其有效发挥职能，重视对整个社会的宏观调控，加强政府投资管理，并积极拓展投资渠道，丰富投资主体，促使市场在投资结构中发挥引导作用，增强企业风险和自我约束能力，实现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另外，财政政策还需要在各项税收制度上加以调整，通过调整税收，激活企业内动力，促进企业将科学技术作为发展核心，并制定全面、系统的规划，为经济结构调整指明方向，进而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

(四)协调城乡发展，实现全面发展城乡经济之间的差距作为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积极协调城乡经济，实现共同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因此，财政政策要明确城乡协调的重要性，适当向农村倾斜，逐步完善农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并加强区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沿海经济，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立足于农民需求，逐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有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避免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引发矛盾，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新动力。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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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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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振兴出口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最重要就是财政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对我国采取有利的财政政策和措施鼓励出口是有很大的启示。

1、出口所得扣除制度。

1953年日本政府作为“赋税特别措施”之一创立了“出口所得扣除”制度，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按一定比率允许把来自出口的收入计入成本（不列为征税对象）来刺激出口。可以计入成本的比率为：商社出口收入的1％、厂家出口收入的3％、成套设备出口收入的5％或该项出口贸易纯盈利的80％，两者当中数额低的一方可列入当年的成本之中。这一制度由于违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禁止贸易补助金的国际宣言，被迫于1964年3月废除。但是，紧接着日本政府又创立了新的鼓励出口的减免税措施。海外交易等增额折旧制度。

这～制度是1961年模仿法国的作法而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促进出口企业的设备更新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该制该规定，凡满足～定条件的企业可以将折旧率提高80％（由于折旧部分可以计入成本，所以允许提高折旧率就起到了减免税的作用）。当时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为：

（l）、该结算期的出易收入总额超过基准年度的出口额。

（2）、该结算期的出口比率超过基准年度的出口比率。

由于决定鼓励标准不是出口的绝对金额，而是增加额和出口比率的提高，所以刺激效果更大。为了增加出口产业的内部留成、促进出口产业的现代化，根据通产省通商局和贸易振兴局的要求，1966年进～步将“增额比率”由80％提高到100％。1968年在修改振兴出口税制时又将“出口增额折旧制度”改为“海外贸易等增额折旧制度”，即其对象由一般商品出口扩大到技术出口。

上述折旧制度先后实行了10年，许多出口企业都利用过这一制度，它对促进日本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增强日本出口竞争能力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技术等海外贸易所得特别扣除制度。

该制度是1959年为振兴技术而设立的，适用对象为对外转让或提供工业所有权以及其它技术权利时收入。该制度规定，企业出口上述技术时，其收入额的50％可以计入成本而免征所得税。1964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废除“出口所得扣除制度”之后，为了振兴技术出口，“技术等海外贸易所得特别扣除制度”不但继续予以保留，而目扩大了范围，即在技术出口收入以外追加了咨询和运输等业务收入。同时，又把技术出口收入的“扣除额”从50％提高到70％（咨询和运输收入的扣除额分别为20％利30％）。上述对象范围后来在1965年和1968年再次扩大到对外修理加工收入、建设承包收入以及农业技术指导收入等。1972年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状况的变化，扶定缩小“特别扣除制度”的运用范围，但仍保留了对工业所有权、著作权和技术服务收入的“特别扣除”。

3、中小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制度。

该制度是在1964年废除“出口所得扣除制度”后采取的振兴出口的政策。目的在于减轻出口企业转换出口市场和开发新商品时的费用负担。该制度规定，商社和厂家可以按一定的比率把海外贸易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准备金积累起来，这种准备金可以计入成本而免征所得税。可以计入准备金的比率，最初规定商社为0．5％、厂家为l．5％，1966年分别提高至l和2％。1969年再次进行修改时，使这一制度更有利于中小企业，并且增加了优待“出口有功企业”的规定。1972年以后，上述制度的适用范围开始缩小，但制度本身～直持续到现在。现行制度规定企业可以计入准备金的出口贸易额比率为：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5亿日元以下的商社为1.76％，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下的商社为1.04％；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5亿日元以下的厂家为2．44％，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下的厂家为14．l％。

4、直接与间接出口补贴。

直接补贴主要为出口商品采取“双重价格”制度—一外销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差价部分由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补贴。这种补贴主要用于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某种商品开拓新市场。在开拓新市场之初，由于企业处为劣势，常常无利润可言，而且还会出现亏损，政府为了鼓励新产品开拓市场取得成功，便采取了这种措施；二是为某种商品克服因国内销售不振所造成的困难。

在提供间接补贴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5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通过向造船差价通过食糖配额进行的补贴。当时振兴船舶等成套设备出口对于日本扩大出口和促进商品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日本船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却相当弱。1954年初，日本政府为了鼓励船舶出口决定向船舶差价提供进口古巴食糖的配额，借以弥补出口船舶所造成的亏损。当时古巴食糖的进口价格为每吨86美元，比国内批发价格低30美元。这种办法使造船厂家可以把出口船价格降低20－30％，从而促进了船舶的出口。据统计，当时造船厂家利用食糖进口配额共计出口船舶42艘（85．5万吨），合同金额达1亿多美元。

5、重要机械特别折旧制度和出口特别折旧制度。

这两个制度主要是以促进企业推行合理化和设备现代化为目的而于1951年制定的。“重要机械特别折旧制度”规定，为了促进企业出口和设备更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指定的机械设备可以实行“增额折旧”，即缩短新旧期，其中“合理

化机械”在头一年度即可以折旧50％，试验用机械设备可在第～年度折旧50％、第二年度和第三年度分别折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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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采购；问题；对策；财政监督

政府采购是经过200多年发展才逐渐形成的复杂而有效的一种财政支出制度，《政府采购法》的实施对政府采购管理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采购运行的实践来看，在我国尚处在摸索实践阶段，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现象，其效果无论从采购规模上还是从行为的规范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监督的目的。当前存在着一些必须着手规范和完善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一、采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采购单位意识不强

出现采购单位政府采购意识不强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时间不久，宣传力度不够，而原先出台的制度又缺乏刚性，对采购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预算编制滞后，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很难实施。有些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的实施往往是领导说了算，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一些地方用政府采购计划代替政府采购预算，很难体现集中采购的计划性和规模效应。

政府对采购中心组织的开标活动监督意识不强，考核与现场监督流于形式，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对开标现场监督不得力，走形式走过场。有些监管部门限于人手少，只是象征性地走走场面，不参与全程监督，一味地寻找采购执行机构的问题，现场监督失去了应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年度工作考核不规范、不科学。由于指导能力匮乏，监管部门对采购机构档案管理、人员考核、进入标准、规章制度建设、纠纷处理措施等等考核内容未作政策上的规定，监管部门考核工作也只能走走形式，是对采购中心工作放任自流与不关心的表现。

（二）具体管理职责不清

多数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都设在财政部门，为了精减机构，许多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与集中采购机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操作模式，缺乏相互制约的机制，难以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原则。政府采购行为的执行者往往基础性工作不到位，在不经意间把政府采购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转嫁给了采购中心。这种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行政错位的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采购体制不顺，许多应该事先解决的问题不能约定俗成，使采购中心工作被动。

监管部门采购资金审核不严，年度或季度、月度采购计划不能准确执行，让许多没有采购资金的项目进入采购法定程序，致使供应商合同款项被无限期拖延，供应商怨声载道，采购人却毫无表情。虽然采购中心没有直接责任，但项目是由其组织开标的，协调即使很困难却也是份内事，采购资金不足的矛盾焦点明显地转嫁到了采购中心。采购监管部门不从源头上遏制采购人的不规范行为，却做起了老好人，赢取当事人好感，获得行风评议选票，而把采购中心推上了风口浪尖。

（三）双重标准操作执行不便

对涉及采购中心具体事务性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令采购执行机构困惑，理性逻辑混乱。对于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倍的项目，监管部门初次就确定竞争性谈判或询价采购方式，置政府颁布的年度集中采购目录于不顾。违背采购法规定的采购时限，邀请招标只给3、4天招标定标完成期，故意或变相帮助采购人“愚弄”采购中心，不能及时按规定方式采购完毕的还抓小辫子，而对于一些明显可以采用询价采购的配置型号固定的项目又要搞所谓的邀请招标，采购理念混乱。

采购内容审核阶段也搞双重标准，有时根据采购人行政权力权重大小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对涉及采购具体内容（如定品牌与不定品牌）设置双重标准，因人因时因地而随机变幻，叫人摸不着头脑。报账审核把关时，对采购中心出具的付款申请与合同内容有时熟视无睹，如同废纸，根本不尊重采购中心的劳作，大费周折地仔细查询各方数据，让报账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威严二字的份量；有时根本不看任何证明材料，对采购中心根据工作实际而采用的比价定标形式不予认可，在供应商已供货前提下，拒绝报账；对某些供应商网开一面，约定好的工作机制会随便更改，事先也不沟通，临时突变，影响了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四）关注影响采购问题不够

由于多数集中采购机构为事业单位，且人员大多从财政部门内部调剂使用，因此，这种并非为机构内部岗位设置而定向招募专业人员组成的采购员队伍，很难达到《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要求。对影响政府采购的重大问题与事务不闻不问，任其发展，不能为政府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许多监管机构回避主要矛盾，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借口种种理由，对影响政府采购的原则问题“顾左右而言他”。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的多头执行体制导致采购市场混乱；会计事务所、造价中心、招标机构等抢占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采管不分；工程采购未能纳入集中采购范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制定不完善以及准确执行不力；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无工作阵地，机构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熙熙攘攘的大厅中，工作保密性、方便性、发展空间严重受阻；党政领导盲目指示与涉足投诉事件的处理；采购人不与采购中心签订委托采购协议，未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心人员素质结构与业务水平制约机构发展，采购中心成为领导安排富余人员的场所等。

（五）采购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采购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严重，对执行机构存有欺骗行为。监管部门把握着政府采购起始与收购阶段具体事务，即采购计划审核和合同款或报账单的最后签字盖章与拨付权，其间将会出现可以预料的腐败与寻租行为。

监管部门根据领导意见，凭借人情关系网权重，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于不顾，肆意让“心仪”的采购人自行采购或变相自行采购（如由监管部门参与所谓现场监督的“议标”行为，不走政府采购程序），反正票据的报销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采购程序都可以跳开了，实际上集中采购机构已失去了作用，成为了监管者手中被任意玩弄与欺骗的对象。

（六）采购法规制度保障不力

由于各地在尝试政府采购初期的认识不是很深，出发点站得也不高，出台的一些政策制度，难免存在遗漏，甚至与《政府采购法》相左，亟须加紧修改、完善和补充。

比如，原先出台的政府采购暂行办法或制度中，很少提及政府采购如何保护民族工业、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和环保型的企业；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与政府采购机构的职责划分不是很明确；对政府采购的预算管理要求不高；对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缺乏统一规范等等。

现在普遍有一种倾向，监管部门考虑到制定的法规要具有系统性、缜密性、创造性，势必有一定难度，因此不敢为人先，怕承担责任，抱着等待观望态度，一切事关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都要等待上面来了文件再照搬照套，根本不愿创新。

（七）监管机构操作权力不当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购操作缺乏规范。招标文件不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审核就擅自发出，中标结果不在媒体公布，采购合同不报监管部门备案；该实行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而擅用其他政府采购方式代替；不按规定聘请专家或聘请没有专家资格的人员充当评委；评委组成人员的比例不符合规定；随意突破政府采购预算；采购人与供应商擅自改变中标结果等等，让人怀疑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性。

监管机构越位操作，权力滥用，给采购中心工作制造压力。有些监管机构却以领导者自居，指挥着自己的“下属”———采购中心的工作，涉足太深却浑然不觉，如拥有定点采购招标时的定标权。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在设备配备上没有统一、明确的配备标准，一些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相互攀比，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腐败行为带来可乘之机，直接影响政府采购所提倡的公开招标方式的采用和组织实施，使监督管理部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依据。

二、规范采购操作程序的建议

（一）强化意识，更新观念

一是县级财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应把政府采购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关注，专题研究。并利用媒体反映其新情况、新问题，宣传其新办法、新经验，促进其健康发展良性循环。

二是政府采购的根本目标是节约成本、治理腐败、规范管理。目前，有些人认为“节约了多少资金”、“完成了多少政府采购预算”是衡量政府采购工作的唯一标准，考核工作时作为重要指标，总结成效时大力褒奖。众所周知：上述指标仅是政府采购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具体体现，而非根本目的，治理腐败、规范管理且与国际惯例接轨才是最终目标。

三是政府采购是促进财政支出优化的重要手段。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对改善公共支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依靠道德和相互监督不能杜绝小集团与政府部门采购官员之间的谋私和腐败现象，而公开竞争机制的引入大大降低了合谋的概率。

（二）规范运作，提高效益

一是规范运作是根本。规范运作必须做到“两制定、两公布”：第一是制定并公布《县级政府采购办法》及《实施细则》，并用专栏、媒体详细公布政府采购的范围、目录、方法、程序和门槛价。第二是制定并公布《县级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办法》。凡达到公开招标起点金额的项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实行公开招标。对招标投标的程序（市场调查———招标公告———制作标书———评标———决标———签约）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二是提高效益是关键。第一要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廉政建设，教育工作人员不为名所动，不为利所惑，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第二要借助专家智慧提升采购质量。建立采购评审专家库，做到公开征集，严格审核，择优选用，专业齐全，素质权威。在立项源头、采购流程、现场管理、履约验收各个环节上充分发挥专家智慧，全方位提升采购质量。

三是运用网络技术提高采购效益。从标准产品入手，公开招标确定供应商和协议价目录，并上网公示协议商品和价格，查询展示样品，网上定购，网上通知协议供应商送货上门，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益。

（三）健全制度，强化管理

一是建立审批制度，强化资金控制。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情况，向当地财政部门申报年度采购计划，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支付能力，并区分轻重缓急提出意见，上报同级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是建立操作制度，强化规范运作。依据《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县情制定《县级政府采购操作规程》，明确采购机构、采购单位、资金管理部门、供应商的责任和义务，并实行相互牵制制度，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公开招标———网上定购或合同定购———验收———付款———核算———决算岗位的工作人员明确分工，严禁串岗、，预防采购风险。

三是建立核算制度，强化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应单独核算，实行“三专”，即设立专户，由国库集中支付；安排专人，实行“四分开”：授权人员与批准人员分开，批准人员与执行人员分开，执行人员与会计人员分开，会计记录人员与出纳人员分开，有效堵塞管理中的漏洞；建立专账，统一会计核算。

四是建立保证金制度，强化风险意识。建立投标保证金制度和履约保证金制度，有效防止“串标”、“流标”现象和“豆腐渣”工程。增强投标单位、中标单位的“主人翁”意识、风险意识，把政府采购风险降到最低线。

（四）编制预算，推进改革

现有的预算年度即公历年度，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由于我国的国情，至每年4月份甚至更晚，因此，应改革现有的预算年度，从每年的7月1日到次年的6月30日，作为一个完整的预算年度和会计年度。

另外，从财政下达预算控制数到上报正式预算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工作，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可想而知。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延长预算编制时间为一年，即从每年年初即开始编制下一预算年度的预算，以确保部门预算乃至政府采购预算的真实、准确。

（五）深入研究，积累经验

一是逐步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对于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创意新颖、操作可行、方法系统、实践有效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要善于归纳、总结、推广，逐步完善县级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二是健全采购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第一是合理设置内部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岗位责任制；第二是合理安排工作人员，明确分工，定期轮岗；第三是强化内部稽核，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三是公布招标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从分散采购到集中采购，人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分散腐败转化为集中腐败，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将采购机构、采购人员、采购项目、招标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所有供应商和社会的监督，杜绝不良行为的产生。健全法律体系要根据国际经验，政府采购的立法工作不仅仅是制定一部《政府采购法》，而是要建立以“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六）完善体系，硬化指标

采购过程耗用的时间也应当作为衡量采购制度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来考核采购机构的采购效率是否更高，是否能够在时间上满足采购人的需求，有无故意推诿，消极怠工现象。

应建立采购质量反馈信息制度，提高采购服务质量，便于对采购结果进行考核。增强“国货”意识，购买国货是政府采购制度的内在要求，在国际上，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外国产品冲击本国企业，是不符合纳税人利益的。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因此，有关部门要抓紧时间制订国货的认定标准以及车辆、办公家具等的配备标准。为了尽快将《政府采购法》落到实处，有关部门应当出台原则性的认定标准，以指导实践工作，方便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做到有章可循，执法有据。

参考文献

[1]王文新。集中采购机构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J].政府采购指南，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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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针对目前我国科技与教育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对财政中用于教育和科研的支出进行一定的调整。

1.要加大财政对教育和科研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科研经费的比重，确保教育支出的稳定增长。财政性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的增长速度应当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此才能确保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提高国民素质与国际竞争力。

2.必须优化教育科研支出的内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教育方面，基础教育基本上属于公共产品，它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提供并保证义务教育是一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经费应全部由国家承担;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更多地具有私人产品性质，费用主要应由受教育者个人承担，财政只负担一部分经费。在科研支出方面，基础科学研究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征，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不能作为商品出售，因此其经费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是“准公共产品”，具有直接的经济应用价值，在专利制度下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财政不应负担经费，或酌情负担一部分，并将其逐步推向市场。

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社会保障能力

目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提高社会保障能力是确保我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的重中之重。

1.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化。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虽然增长很快，但所占比重仍然较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失业下岗职工的增加，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力度。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化建设，把原来隐藏在各单位财务活动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显化出来，转由政府统一征缴资金，统一列入预算，统一管理起来。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全面推行医疗保险改革，完善失业救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彻底打破城乡、所有制和劳动者身份的界限，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具体来说就是:

(l)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机制。我们要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深化失业保险制度改革，拓宽失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合理确定失业救济的发放标准和期限。

(3)建立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受益区域，使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区域逐步从城镇向农村推广。

三、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应当在明确政府在该领域的职责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特别注重加大对农村及城镇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公共卫生支出的公平性。

1.按照全国性公共品和地方性公共品的划分，明确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合理的公共卫生支出体系。应当逐步建立起以中央和省级财政为主、以市县财政为辅的财政卫生经费供给系统。一方面，越是基本的公共卫生项目，其管理级次应当越高，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承担，而特需的公共卫生项目，可由市、县财政承担;另一方面，外部性较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项目可由中央财政负担，并着重扩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而对地方性的公共卫生项目，应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

2.合理确定公共卫生支出的规模和结构，首先要从总量上提高公共卫生支出的比例。

(1)着重扩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规模，保证农村公共卫生的政府投入。一些地方病的死灰复燃和“非典”、“禽流感”等疫情的爆发明显地暴露了我国的卫生防疫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应当进一步增加农村公共卫生投入，设立贫困地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加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压缩一般项目支出，保证疫苗接种、学校卫生、孕产妇保健等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同时，建立对农村公共卫生特别是重大突发性疫情的防御体系和公共卫生用品的储备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直接需要中央财政支持，并设立专项资金。

(2)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农村公共卫生的主要投入者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间应建立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地方政府投入公共卫生领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超出本地的区域限制，因此，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合理安排转移支付项目，用以平衡地方政府的支付成本，以保障农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

3.增加用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支出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分为事前预防准备阶段和事后处理阶段，相应的，事前投入具有投入大、耗时长、见效慢等特点。因此，要正确认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合理分配事前投入和事后投入的比例，加大财政用于事前防范支出，减小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和事后重建成本。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网和预警系统的建设，尤其要注重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等事前制度建设，防止新的流行病和疫情在农村爆发。此外，要明确各级政府在突发性卫生事件中的支出责任，事前支出的主要任务是预防监测，其支出责任应以属地为主，即由本级财政承担，同时上级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其正效益外溢性进行成本补偿;事后支出的主要任务是应急处理和对事件的平息，这一阶段具有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支出责任，中央政府要通过一定规模的专项转移支付来分担下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己成为许多国家发展经济的首要前提。因此，建立生态环保型效益经济己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政府要以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在鼓励社会投入的同时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继续支持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启动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和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使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重要内容，环保资金要用来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控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安排财政支出时，要优先保障政权和法制建设所需的资金。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法制的健全，是市场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只能由公共财政予以解决。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要在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有重点、有顺序的进行。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还要区分轻重缓急，集中资金，确保重点支出项目。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可集中的财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按照“先吃饭，后建设”、“先维持，后发展”的原则，统筹兼顾，量力而行，有选择地保障急需的重点支出。要在财力可能的情况下重点支持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和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财政支出的重点由经济建设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研究目转向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实现由“生产型社会”向“福利型社会”的转变。

篇8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回顾了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政策目标，重点问题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态势在2009年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年度GDP增速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达10.7%。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总结回顾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注重处理好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应对当前困难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简要总结其经验要点，一是把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内，充分认识其近乎“百年一遇”的严重性，及时、坚决、有力度地实施总量扩张。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特别注重“供给管理”角度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升级换代和方式转变。三是在“积极”的同时也注重防范风险、加强制度建设。总体上看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增支规模还是减税规模，无论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还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都体现了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理念，也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日趋成熟的思路和技巧，这将为应对金融危机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二、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几点反思与优化要领

任何政策设计与实践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对还需在2010年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力求优化的视角来看，可提出三个方面的反思与优化的取向性要领：

（一）在实施总量扩张、安排政府投资时，更加注重抓好结构调整和项目质量

政府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扩大内需的首要事项，是以政府投资实施总量扩张，“四万亿元”投资陆续具体化到各个建设项目上，其中以1.1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拉动银行、地方、企业等的配套资金。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极为需要精心把握结构优化调整的导向，把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教文卫七大方向上的各个项目选择好，其中突出的要点，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动社会、民间投资之外，还应把调结构、促转变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贯穿于各个项目，直到落实于对施工质量的保证。这方面相关的应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证因素，一是要实行十分严格、尽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而非“可批性论证”），切实体现结构优化原则；二是要实行从头到尾的严密的全程监督和内部、外部的多重审计，防止资金挪用等不良现象；三是要实行规范、到位的工程监理，保证项目质量，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根据中国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应通过检查巡视工作等方式对各地已开工和拟开工的政府投资，和拉动社会资金的“拼盘”投资项目，作审计检查和必要指导，及时发现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财政公共支出和补助力度时，更加注重抓好机制转换

政策扩张期，对于三农、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和补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观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关工作中的惟一要领，另一个相伴随的、不可忽视的要领，就是努力实行支出、补贴中的机制转换，以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绩效。实践证明，机制不同，政策的效应与绩效会大相径庭。比如，中国政府有关“三农”的各种支持项目和支持资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还带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应当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统筹协调、适当整合使用这些资金的新机制----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这已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亟需根据安居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在本地现发展阶段，落实“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是应以“补砖头”还是“补人头”为侧重点使用用政府资金，或两者如何结合，如何运用有限财力首先托好“廉租房”这个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导和支持“适租房”供给的增加以适应收入“夹心层”和年轻就职者的现实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体方案，以提高政府实现“安居工程”的资金绩效（这方面已有一些较成功的经验）；再如，财政针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不再补贴生产环节而是直补城乡低保人群的新机制、以及实行逆市场周期的库存吞吐“平准”方案；在基础研发环节的财政支持方面，也应加大促进实验室、大型实验设备实行资源共享、整合运用的机制建设。这些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优化宏观调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机制建设问题。

（三）在提升债务规模、用好债务资金时，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创新和风险防范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国债和地方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较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近期还出现了媒体所称的“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各种融资平台“遍地开花”、不少新的融资工具（规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创造出来。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并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万亿元”项目配套资金的强大需求，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因势利导，寻求以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发展。

在这个方面需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政策扩张期，对此既是挑战，又提供了机遇。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纪约束的、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的。相关制度、法纪的打造，当然在中国需要渐进，而当务之急，一是应强化国家综合部门自上而下对各地融资规模的监督、指导、协调；二是应强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对政府融资的审批与制约；三是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对于政府融资活动的监控、审计；四是应提倡、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总结经验教训，在开拓创新中防患于未然。相关的制度内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细化。地方政府融资无如制度、纪律的有效约束，必然会在分散状态和不透明状态下积累公共风险，一旦积累到被触发的局面，就会是危机的局面，“救火”的代价损失将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确方向，应是走向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需坚持不懈地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三、关于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得力于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内经济已呈现“双升一稳”（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涨幅由负转正之后，12月上涨1.9%，较11月0.6%的涨幅明显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预期之内如期转正，上涨1.7%。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触底之后已经过反弹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胀预期。从外部环境看，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似比一般预期更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将分别达到3.9%和4.3%，中国增幅为10%和9.7%。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加强，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退出策略不仅涉及到退出时机、节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机制、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的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内生增长乏力之时，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面临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审慎处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机制的选择

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不仅事关本轮经济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归宿，也密切联系着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谓的退出机制，一般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抵御金融危机和缓解其不良结果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政府首脑、央行行长等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以求引导）。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支出；减税；向银行注资。就中国而言，与此框架无大异。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势必要具体化为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来作合理的动态调整、适时退出。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在2010年内的优化调整，可认为是大框架不变前提下向“适当从紧”单一方向的适当回调，而财政政策在本年度内至少不会在总量上简单比照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扩张框架不变前提下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追求绩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调整，很可能是与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调处理，扩张力度渐降，使社会各方在“不经意”间经历政府政策“退出”的过程。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控制国债规模和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恢复自主增长；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

1.比照GDP规模与增速，控制国债发行相对规模和赤字率，优化国债发行结构和资金使用结构。

2010年在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不可能按急速刹车方式处理，比照GDP规模与增速，国债发行规模要配合赤字率继续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国债结构优化。从相对数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绝对数则将超过1万亿元，预计中央的地方债券也仍和2009年一样，约在2000亿元左右。从结构看，对于长期建设国债可按实际需要适当减发，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中短期国债要重点发展，并要按市场的要求，适时调整利率、期限、结构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国债对财政政策的支撑功能。国债所筹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开工项目的续建，严格控制新项目建设，并做好监理工作。

2．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促进经济恢复内生性、自主性增长。

目前看，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表现为政策推动的经济回升。要使经济进一步顺利、稳定发展，只有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出台多种措施力求“四两拨千斤”地扩大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如果民间投资迟迟不能跟进，公众消费疲弱不振，那么就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操作，应当是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可支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曲线形成稳定的“拐点”之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之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个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做好所得税征收按优惠方案处理的贯彻落实。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轻纺等行业的出口企业、科技企业和地震灾区的中小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也应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此外，应考虑通过发展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吸引银行放贷和民间资本跟进，把短期政策调控与利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本的长期机制构建两方面的要求较好结合。

在消费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阶层、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应切实贯彻，细化优化相关方案和加强相关管理。

3．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单向调减的，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显著存在的结构问题，在退出中有必要适当加入针对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产能的区别对待的处理，比如对一般传统产业的刺激力度，可以顺向调减，乃至多减，而对有优化结构作用的新兴产业、事关全局增长后劲有必要加强的支柱产业，以及那些具有强烈技术改造、升级换代需要与空间的门类和领域，则可以实施不减的处理，甚至适当给予更多资金与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扩张的处理。这有益于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再者，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过程之中有关，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关性和区别对待，也值得注意。比较直接、行政色彩较重的政府干预政策工具，可随总体刺激力度的调低而顺向调减、乃至多减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扩大政府支出的投资安排，应比较坚决地调减；而那些有条件、有必要更多运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经济杠杆手段，却可考虑让其发挥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结构性减税的安排。这样有助于推进制度安排与调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时机的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把握，既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对我们的联动效应，更要考虑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后，何时出现、是否稳定形成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的拐点。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看，经济由高涨阶段进入低迷阶段再重回高涨阶段的转换，一般都要间隔数年，是一个由经济下跌和宏观扩张政策启动开始，经历触底－－企稳回升－－巩固回升态势－－企业预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资强有力回升而完成的过程，关键是何时市场的内生动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扩张性政策而把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从中国的相关宏观、微观数据看，至少2010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未到退出的时机。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过快，经济复苏就可能陷于停滞，虽然出现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国家可能出现一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够快，在财政政策方面将对私营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通胀，全球失衡的重现将会迫使各国央行突然收紧政策，从而导致二次衰退。可以说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如何既能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因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仍然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在2010年仅仅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不排除“双底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各国对宽松政策不能轻易退出的顾虑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于今年2月间预测，缘于各国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经济的恶化状况在“表象反弹”短暂停歇之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二次衰退”，其时间可能在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届时情况将比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在其暴露了欧元区各国之间利益取向协调机制的脆弱和欧元、欧盟发展前景方面的潜在风险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带来了更多的审慎要求。中国经济虽目前已进入全面回升，但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通货膨胀虽总体仍只是预期，尚未成为现实，但CPI的年度上涨大局已定，如本年还属柔和，更具“杀伤力”的上涨压力则不排除可能出现于2011年；但万一欧元区出现较大的下滑型动荡并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通胀压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陡然转为通缩压力的。因此，综合权衡各种预测和各主要相关要素，动态跟踪和及时判断经济上升曲线何时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以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达到经济内生稳步向上状态的拐点，便是政策退出时机选择的关键所在。

（三）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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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财政政策变量与实际GDP、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且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在长期均衡关系上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动态分析则表明，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私人投资影响显著，这意味着通过变动财政政策对稳定经济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成效。

一、引言

从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下滑以及国内需求不足等问题，我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连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政府采购规模；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些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效应。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投资、消费和出口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拉动效应，还有一些学者的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发生挤出效应，而且有挤入效应；但另外一些学者从债务的可持续性以及财政的稳定性出发，指出过度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增长构成威胁。

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经济学家们认为把宏观经济系统看成是一个动态的、随机性系统的观点是十分有益的，它是现在和过去各种冲击的反应，因此，按照这个观点，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自然也就成为一个非常合适的实证分析工具。一些学者的调查表明，用VAR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在国际上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方法，并且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鉴于此，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财政政策冲击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政政策变量与实际经济、私人投资等的长期关系；二是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效应。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政策实施效果的把握还是对政策目标的及时调整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可以概括为对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政策含义的阐述。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前，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而在充分就业水平时，总供给曲线则是垂直的。在凯恩斯看来，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经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凯恩斯认为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政府干预，能够使这种总体不稳定性得到纠正，并使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上保持稳定。在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理论中，政府支出和税收是两个主要的政策手段。关于政府支出对实体经济的效果，凯恩斯主义以消费函数加以说明，认为当期消费决定于当期收入，这样，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导致居民收入的增加，收入增加又导致消费增加，而消费增加将再次导致收入的增加，因此，一次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使收入呈倍数增加，即乘数效应。乘数的大小取决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宏观税率、边际进口倾向。

货币主义认为经济的稳定性是固有的，当经济受到某种干扰后会很快恢复到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长期均衡，正统的货币主义者对积极的稳定政策提出质疑。弗里德曼(1957)的持久收入假说对税收变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认为消费依赖于持久的收入，而不是暂时的收入，由于税收变化并不影响持久收入，因而至多只有微弱的乘数效应。因此，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只在短期内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扩张不过代替和挤出了某些私人部门的投资，实际收人仍保持不变的自然率水平上。70年代新古典主义者发动了“理性预期革命”，他们的财政政策含义是，财政赤字的扩大，政府将来必然会增加税收，弥补赤字。如果民间经济主体是理性的，并且信息是完全的，消费者就会抑止当前的消费，将收入储蓄起来，留到将来政府增加税收时用来交税，消费者这种理性的行为将降低财政政策的效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者对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持的是肯定态度，而非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财政政策具有短期效应，但对长前效应却持有否定的观点，尤其是货币主义认为长期上财政扩张不过是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显然这些不同的政策主张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来加以检验。

三、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动态分析

我们选择四个变量：实际GDP(用符号Yt表示)、财政支出(GIt)、宏观税收(Tt)和私人投资(PIt)。其中宏观税收(Tt)用各种税收总额作为变量，私人投资(PIt)用按投资资金来源分类的统计报表中自筹资金、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债券和其它来源资金合计作为变量。这些变量均采用季度时间序列，样本范围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03年第4季度，样本数据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中心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部分数据是通过把月度数据折算为季度数据得到的。这里只用了6年24个季度数据，主要是受限于投资资金来源的详细月度数据在统计报表中仅从1998年开始的，而冲击反应分析不宜用年度数据的结果。上述各序列均采用X11季节调整程序进行了季节调整，并进行了对数变换。

1．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VAR模型的分析结果严格依赖于随机扰动项为白噪声序列这一假设条件，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并且，通过协整检验我们也可以对所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研究，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表1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PP统计量和1%水平的临界值，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4个时间序列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这4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我们继续对这4个时间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4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检验结果略)。因此，可以判断所考察的4个时间序列都是1阶单整的。

下面我们对这4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设四维随机向量为：Xt=(Yt，GIt,Tt，PIt)＇，它的P阶VAR模型为：

其中εSt是无序列相关的残差序列，T是样本容量。可以将上述模型表示为：

如果上述模型中矩阵∏是降秩的，即0∏)=r<4，则称向量Xt的各个分量之间是协整的，这时存在列满秩矩阵α4×r，和β4×r，使得∏=α4×rβ4×r＇。这时称民：，矩阵的每一列为协整向量，即它们作为系数可以使得p，x是平稳的。我们利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特征根检验判断随机序列之间的协整性，并且获得显著性最高的协整组合。表2给出了变量Yt，GIt，Tt，PIt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仅给出了第一、第二大特征根)。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协整秩为1，即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向量，将协整向量标准化(取第一个分量为单位1)后，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

其中协整系数下面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ut为平稳时间序列。由于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利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所有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而且它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趋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判断变量Yt，GIt，Tt，PIt之间长期的关系。上述4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这意味着实际GDP、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及宏观税收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关系。财政支出与实际GDP成正向变动，而且参数显著，说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对促进拉动经济较为有效，同样私人投资也与实际GDP成正方向变化，而且相对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更有效，而税收和实际GDP成反方向变动，但参数不显著，这说明税收的变化对实际GDP的影响不明显。自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一直呈上升趋势，从上述的协整关系可以看出，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的。但我们也发现，自1998年开始，宏观税率也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即宏观税收相对于GDP上升速度更快，这必然会对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不过从上述检验的结果看，这种影响不会很大。以上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仅是本文目的之一，下面我们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动态效应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

2．财政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到这个变量的本身，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它所有的内生变量。由方程(1)得到的向量移动平均模型(VMA)为：

其中Ψp=(Ψp,ij，为系数矩阵，p=0，1，…。则对yj的脉冲引起的yi的响应函数为：Ψ0,ij，Ψ1,ij，Ψ2,ij，…。

下面我们分别给财政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值，代表了财政政策冲击造成的反应。图中的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随时间的变化路径，两侧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由于税收冲击对实际GDP影响较弱，脉冲响应函数值在横轴附近轻微波动，因此这里我们只给出财政支出冲击对实际GDP、私人投资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图1是对财政支出的冲击引起的实际GDP变化的响应函数。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本期给财政支出一个冲击后，实际GDP在前3期增长较快。这主要是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SNA)的支出法中，投资是国民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的结果，由第3期到第4期开始快速回落，然后再缓慢上升，到第7期达到最大，并且呈现出长久效应的特征。这段时期的效应应该是财政支出对实际经济的拉动效应的真实体现，同时也说明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存在滞后效应。总之，在通货紧缩时期，通过连续地给财政支出冲击对解决内需不足和促进实际经济增长是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的。

图2是由财政支出的冲击引起的私人投资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2中可见，当给财政支出一个冲击后，在私人投资水平在前两期呈下降特征，尤其是从本期开始到第2期呈快速下降，然后开始逐渐回升，到第5期到达最大值，然后逐渐回落，到第8期后又开始微微上升。对于上述现象，我们认为，短期的挤出效应是由于政府在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时，增加借贷资金需求同私人部门资金竞争，从而导致了短期私人投资水平的下降结果。但是，由于我国近些年来的财政支出的重点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较快时，如果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求，它就会对经济发展形成“瓶颈”制约，此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环境，降低私人部门的投资成本，刺激私人投资。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还会对与之关联的钢铁、水泥、建材和部分机械制造业带来辐射效应，从而形成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也会引致私人部门投资。当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这种拉动效应大于因政府投资导致利率上升的挤出效应时，它就会在经济中综合地表现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因此，我们从图2看到从第3期到第8期财政支出冲击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

3．各变量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贡献率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各种冲击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的贡献率。方差分解是Sims于1980年提出的一种描述系统动态的方法。脉冲响应函数是追踪系统对一个变量的冲击效果，而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可以了解不同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模型为：

其中，Ψa,ij是脉冲响应函数σij，是白噪声序列第j个分量的标准差，yit是自回归向量的第i个分量，RVCij(S)表示第j个分量对第i个分量的方差贡献率。方差贡献率大小的经济含义是，如果RVCij(S)较大则意味着第j个分量对第i个分量影响较大；反之则反是。下面我们分别给出了各变量对实际GDP和私人投资的贡献率的合成图。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季度)，纵轴表示对应于不同滞后期各变量的贡献率。

我们首先给出了各变量对实际GDP贡献率的合成图3，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实际GDP自身的贡献率(自我累加效应)，则私人投资对实际GDP的方差贡献率最大，而财政支出和税收的贡献率则较小，这个结果和我们的协整检验结果基本相同。说明私人投资对实际GDP拉动效应较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直接的乘数效应要大得多，这也预示着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对私人投资的间接影响，而不仅仅是财政支出自身对实际GDP的直接影响，这是把握财政政策效应的一个关键问题。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对私人投资方差贡献率，在图4中，如果不考虑私人投资自身的贡献率，我们会发现对私人投资影响最大的是实际GDP，对这一点不难理解，即投资取决于收入。除此之外，宏观税收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财政支出影响作用大。因此，通过上述方差分解分析，我们得到两点启示：1、考察财政政策效应的关键是看对私人投资的影响，这也预示着财政政策的制定必须首先着眼于对私人投资的效应；2、私人投资对宏观税收的敏感程度要相对高于对财政支出的敏感程度，这也是在政策制定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四、实证检验的基本结论

通过季度时间序列，利用基于VAR模型的协整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我们发现在实际GDP、财政支出、私人投资和宏观税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其中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均对实际GD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相吻合。但从长期看，宏观税收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点和非凯恩斯主义观点相一致。因此，通过调整财政支出来稳定经济的政策能够得到统计检验支持。

其次，脉冲响应分析表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对于拉动实际经济具有明显的长久效应，但对私人投资在短期内具有挤出效应，这正是政府在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时，增加借贷资金需求同私人部门资金竞争，从而导致了短期私人投资水平的下降直接体现。但是从长期均衡关系上看，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则具有拉动响应，这是政府以基础设施领域为重点进行投资引致的私人投资增加与利率上升导致对私人投资挤出两种效应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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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Abstract: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hasbecometheimportantmeasureofalleviating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However，urban-ruralincomegap，consumptiongap，thegapbetweenpropertyandthegapbetweenpublicserviceareveryprominent.Thereasonsincludemarketandsystemtwoaspects.

Keywords:ruralissuesconcerning“agriculture，countrysideandfarmers”；thegapbetweenurbanandruralareas；financialsupportforagriculturepolicy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盲目照搬，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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