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3 2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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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指导下实行了财政分权体制。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不仅完成了其在经济发展及国家建设中的预期目标，而且在平衡各地财力、保证各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行政服务的提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分权体制下公平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分权体制下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的，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了地区间的财政均等水平，缩小了地区间的经济能力差距，有利地促进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为财政分权体制公平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财政分权改革的不断推进，为进行日本财政分权体制的公平研究提供了可能。目前，尽管财政分权理论发展已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有关财政分权公平的研究并不多见，有关公平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分权理论的基础上。
国外学术界关于日本财政分权公平研究的理论文献并不多见，其大多也立足于转移支付角度。米哈尔吉科通过对日本财政分权后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日本虽然存在着显著的纵向财政不均衡问题，但是转移支付制度很好地纠正了财政不均衡问题，实现了财政均等化旧。特里萨特尔、梅瑞狄斯在对日本财政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致认为，日本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其财政均等化的实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国内对其财政分权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政府间关系方面，而从公平方面对其进行研究略微少见。日本学者西川雅史认为，在“用脚投票”理论指导下，日本的财政分权实现了各个地区公共服务及公共品提供的均等化。持田信树(2002)认为，日本财政体制的最大缺点是存在垂直财政缺口，但转移支付制度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同时实现了全国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此外，他还认为，均衡体制必须精确，以便很好地执行其均衡财政能力及调节支出需求的职能。
二、日本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
日本财政分权体制由收入、支出以及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由于日本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分配结构是“开”，支出结构接近于“三七开”，因而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填补了这一缺口。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方经济及社会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了财政均等化目标。日本主要将中央征收的税作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给地方。其转移支付资金由地方交付税、地方让与税、国库支出金三部分构成。地方交付税以实现各地方财政均衡为主要目标；它是为消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差距，保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政府也能维持一定的行政服务水平，而向某地方支付的一种转移资金；其转移资金的额度可以运用法定的标准公式计算得出，且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中央政府不加以限制或附加条件。地方让与税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具均衡地方财政的作用，但它充实某些地方基础建设的财源，对地方财政同样具有一定的均衡作用。国库支出金是中央指定用途，交给地方政府使用的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中央和地方共同筹建的事业，平衡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确保全国行政服务统一水平是其转移支付的目标。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日本财政分权体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为财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弥补各地方经济能力的差距，确保各地方政府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财政分权进行公平性分析，即对转移支付进行公平性分析。考察转移支付制度在平衡各地方财政收入、确保全国人均福利水平一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对转移支付进行均等化分析。若地方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获得收益后，其财政收入得到提高，且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能力差距缩小，实现财政均等化，则认为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公平性，即财政分权体制具有公平性。
三、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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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财政集权与分权是其中研究的重点。本文从蒂博特模型的局限性分析入手，指出目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已不是集权与分权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到一个逼近二者最佳协调区域的联结点。
一、 蒂博特模型概述
公共品使用中的“免费搭便车”行为使得政府无法获知应为公众提供多少此类公共品，从而给政府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掌握公众的需求信息进而提供恰到好处的公共品，但是困难多多。
tiebout曾设想，若有足够多的社区供选择，在公共品的提供确实存在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通过选择居住地点来表示他们对公共品的偏好，这被称之为蒂博特模型。蒂博特模型的理论内容主要有：一是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产品供应上的相互竞争；二是以自由限期为前提的“用脚投票”。
市场经济是一国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保障，在蒂博特的原文中，他假定人们生存依靠的是非劳动收入，这样人们就不会因为工作需要而被固定在某个地方，人们就有可能表现出他们对地方提供品的偏好。只要存在足够的可供选择的“社区”，消费者就会像选择私人产品一样，通过投票行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税收——服务组合的地方居住，让地方政府按自己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品，使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水平和其所征收的税收水平达到一致。
从蒂博特模型的内容可看到，它倡导的是一种分权思想，即当模型成立时，人们通过选择居住点来表达对公共品的偏好。当各地提供的公共品存在差异时，这种现象会非常明显，只有地方政府才能更加清晰地获知这种信息，因为他们清楚本区域内居民需要什么以及需要多少公共品，而这种信息是中央政府无法完全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行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更有效率。
二、 蒂博特模型的局限性
（一）理论局限性——“自由迁徙”的前提条件不稳定
（1）模型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一国公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徙。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的持续，市场经济也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清楚地界定自己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他们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政府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基础作用。所以公民的自由迁徙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束缚。
（2）模型假定人们生存依靠的是非劳动收入这一条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与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存的主要依靠是劳动收入这一现实相矛盾。
（二）现实局限性——现实中采用的模式与模型南辕北辙
模型认为分权管理体制比集权更有效，但在现实社会，大多数国家时多时少地实行集权管理，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财力。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适当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这显然不符合模型的假设，所以模型没有现实环境支撑，其理论也无法完全用来指导实践。
（三）实践局限性——模型的应用将诱发政府恶性“晋升锦标赛”
蒂博特认为当人们可以自由迁移后，他们会迁移到能使自己得到的公共品效用最大化区域，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地方政府会更关心公共品收益和成本，这会鼓励地方政府竞争从而努力达到提高自己公共品效率的目的，这种现象不仅受因于市场经济这个庞大的外围因素体系，更多地是为了提高地方政府自身的行政成绩。在市场经济社会，如果一味地实行分权，地方政府就会得到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会导致地方政府恶性竞争。这种超权力竞争演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本区域内公共品提供的猛增，这势必会引发支出的急剧攀升，在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因为有比以往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企图最大化他们的机构机动预算，即总预算与为政客和公众生产其所需产品的最小成本之间的差值。
（四）哲学局限性
辨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绝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该模型隐含对财政分权管理的肯定，也就意味着对集权管理的否定，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财政管理体制问题上，集权管理的功效是不可否定的。
三、 对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冷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都一直处于财政集权与分权二者相互博弈与摸索前进的道路中，出现这中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有关。
征对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对于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有如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一个核心问题必须把握——如何促成集权与分权的最优协调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我国到底是坚持集权财政管理还是大力实行分权化争论不休，其实当我们综观各国理论研究与现实选择，这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了，因为目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已不是集权与分权孰优孰劣的问题了，在财政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我们当下应该适应现实要求深入研究如何在集权与分权中间找到一个联结点以便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规避其劣势。
（二）一个传统的原则必须受到重视与坚持——把牢“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后，不能因为经济转轨而遗弃传统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的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政治保证。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就是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即使我们不能直接在集权与分权领域更有效地处理二者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转换到政治层面通过对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有效的协调进而促成集权与分权的配合。这也是经济与政治互动理论的应用与表现。
（三）一个认识误区必须明确——分权化改革不是“权”还要分多大而是道路还要走多久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对原有的高度集权财政管理体制进了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对财权进行了一定程度明确，中央财权适当进行了下放，地方政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机动财力权，这也是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要求。但有些学者和政界官员认为分税制改革具有不彻底性，认为国家还应该继续加大改革推进力度，中央还需要加大财权下放力度，这样改革才会是大刀阔斧的，效果才是明显的。
目前对于分税制改革的再探讨焦点已经不是该不该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分权化的过程了，而是分税制改革的路程还要“走多久”的问题。距94年分税制改革已经十五年有余了，在这十五年改革与完善中，我们不得不深思：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以及多少好处；我们目前的分权化是否已逼近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用的真实区域了；如果还没有达到它本身最有效率的区域，那么我们还要在分权化改革道路上研究多久以及实践多久。
参考资料：
[1]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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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行为；土地财政；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土地财政”问题基本是一个专属于中国的问题，目前国外系统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在目前的中国，“土地财政”现象十分突出，但是从研究结果来看，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看起来都比较杂乱，学者们的各种方法的研究结论也经常相悖。
我在这里整理和介绍国内“土地财政”的相关文献，尽量准确完整的介绍各种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各项研究的优缺点也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希望能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帮助。
二、关于土地财政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对“土地财政”概念的界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所有权和管理权获取收益进行的财政收支活动和利益分配关系（程瑶，2009），这个定义囊括了土地相关收入的收与支两个方面。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所获取的相关收入基本都作为预算外的收入方式存在，所以其的支出方式并不固定，不仅仅是用在土地相关事务方面，所以对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讲“土地财政”主要强调政府依靠土地出让获取财政收入和相关税收收入，对于支出方面基本忽略。
三、 土地财政的成因分析
目前国内普遍的认识就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是造成今天土地财政问题的根源之一，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为了缓解财政困难，不得不实施土地财政（周业安，2000）。而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土地财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央的放权和分权制改革，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是一个政治高度集权的国家。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考核激励主要有两种，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王永钦等，2007）。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着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周黎安将其称之为“晋升锦标赛”。在“晋升锦标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晋升的方式通常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发展经济促进GDP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第二种方式是增加非正式的资金收入，在解决财政困境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贿赂上级来增加自己的晋升机会。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官员换届制，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的目标更加短期化，其更加会注重短期内能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所以地方政府采取第一种方式的动力不强。而预算外的资金基本都有地方政府掌控，灵活性较大。再加上不管是对于政绩考核还是民意调查，中央政府和当地民众都是处于信息劣势，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片面追求经济数量的高增长，并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吴群、李永乐，2010）。
由于地方经济增长的源泉在非农产业，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第二、三产业，所以片面的依赖GDP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促使政府实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陈钊，陆铭2004）。《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将农业用地征收、开发和出让，并且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成本要远远低于其收益。被征用土地收益收益的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占5%—10%（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2005）。于是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大量农业用地，这些土地一部分通过农地非农流转以“招、拍、挂”的方式在土地二级市场出让，一部分作为砝码，用来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借此扩大税基增加收入。并且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收入全部属于地方。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双增长（周飞舟，2010），为自己在晋升锦标赛中取的领先增加砝码。
四、 土地财政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土地财政”也从提高地方政府积极性、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杜雪君、吴次芳等，2009）三个方面推动着经济增长，并且“土地财政”带来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是显著为正的（张军等，2007），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政府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积极性，扩大了税基，促进了税收增长（曹广忠、袁飞、陶然，2007）。
（二）负面影响
张双长、李稻葵认为“土地财政”推高了房价，地方政府具有推动房价上升的内在激励，房价越高地方政府的效用就越大，中国式的土地财政必然推动房价持续上涨，从而降低居民个人的效用引起社会的不满。但是，这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非常复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再一点土地财政会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而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依赖土地财政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土地财政”模式使经济增长方式过度依赖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内需的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固化了消费疲弱的经济格局。
另外，在征地和招商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政府官员腐败（王永钦、陆铭等，2007），土地财政的出现降低了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造成了改革的拖延。
五、小结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土地财政”在我国具有相当的贬义色彩，笔者认为“土地财政”本身并没有错，其仅仅是经济发展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必然的方式，问题来自于经济发展对其的过度依赖，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土地财政”，而是使其步入健康的轨道上来。目前我国学者对“土地财政”问题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财政体制、政府行为和金融体制等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相关数据取得有一定难度，所以大部分研究基本局限于规范性分析，缺乏数据的佐证。另外，对于土地财政的研究仅仅是从财政体制、政府行为、金融体制等一些局部进行的，缺乏将“土地财政”放在整个中国市场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的相关分析。对此，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相关的研究。（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双、李稻葵。“二次房改”的财政基础分析—基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的视角[J]。财政研究，2010，（1）。
[2]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经济研究，2007，（1）。
[3]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
[4]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3）。
[5]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10）。
[6]周业安。县乡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对策[J]。管理世界，2005.
[7]吴一平。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J]。经济学（季刊），2008，（3）。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9]陈志勇、陈莉莉。“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J]。财政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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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128-03
[作者简介]素（1965-），女，汉族，浙江舟山人，讲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
一、引言
随着全球极端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不仅人民群众日常的生活规律受到影响，也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据民政部救灾司的《2013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2013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88187万人次受灾，1851人死亡，433人失踪，1215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875万间房屋倒塌，7703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313498千公顷，其中绝收3844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58084亿元。一个地区的财政自主度直接决定了该政府的财政行为，一个自主度高的政府能够更加快速地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能够对教育、基建、卫生等民生服务更好地进行资源分配，这和地方政府具有的信息优势有直接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财政自主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议价能力和地方官员的权力大小，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如果在面对巨大灾害的时候没有表现出足够大的作用，或者一次灾害的降临使得当地蒙受巨大损失的时候，尤其是频繁遭受台扰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各大城市，每次台风来袭都是对地方政府防风减灾能力的考验。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自主权力是否会受到限制，正是本篇论文想要论述的问题。由于地震等突发性灾害难以预料、损失较大，往往从一个地方性灾害升级为一个全国影响力的灾害。地方政府的防灾工作及灾后重建工作完全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财政分权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使得中央政府必须介入，且投入力度要求更大。同时，台风相对于地震等其他突发灾害具有可预见性、区域性、频繁性等特点，而且与地震相比破坏性较弱，重建周期较短，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完成救助。因此笔者通过对2003―2010年东南部沿海的台风类巨灾数据，对每个年度的财政分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巨灾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如果巨灾的发生导致财政自主度的上升，说明上级政府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更合理地分配资源进行防灾工作从而使得将来的巨灾影响减小；如果财政自主度下降，那么中央政府则更希望直接介入地方政府，减小其自主程度，从而防止因为地方政府的效率低下而造成以后的巨灾损失。
多数现有文献讨论财政自主度主要是通过财政效率的角度，根据高琳（2012）做出的总结，财政自主度的提高有利于配置效率，因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有更加完备的信息，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一个地区的财政自主度越高则说明地方政府更有能力进行资源配置。具体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财政自主度高的地方政府能够更快对外部冲击做出应对。这一点尤其是对东南部常年遭受台风侵袭的沿海城市特为重要，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紧急应对，如果发生财政收入不足，临时请示上级政府，会大大影响整个抢险救灾的速度，从而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所以地方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财政能力，能够及时对灾害做出反应，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二，较高财政自主度的地方政府能够在地区间竞争上占据更大的主动。应对灾害主要通过灾前的防范、灾难中的紧急救助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三个方面进行。更多时候需要发挥地区的自主能动力，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财政能力以及财政配置效率。这就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度，从而使得地方的恢复速度得到提高。但是财政自主度也不是唯一衡量政府能力大小的因素，?有很多其他原因也会影响地方的能力，包括地方发展水平，发展程度低的地区的配置难以符合民众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晋升机制等都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偏移，从而使得财政自主度无法体现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由以及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和救助能力。本文主要借鉴台风类巨灾对经济负面影响的相关研究，代入到灾害和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的内在关系，同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获得的2003―2010年的基础经济数据，包括GDP、人口、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内财政支出等变量；另一方面是台风统计数据。选取2003―2010年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台风类巨灾数据来分析巨灾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对巨灾的定义则参考张卫星等人2013关于巨灾定义与划分标准的研究，共选取8年间共计24次影响三省地区的台风巨灾作为主要样本。根据陈硕（2012）关于财政分权文章中财政自主度的衡量方式，选取了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预算内财政支出主要由预算内财政总收入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组成。该数值一般在0到1之间。超过1则说明该地能在满足自身支出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进行财政支持。这个数值越大，表明地方财政支出由地方财政收入组成的比例越大，说明地方拥有更强的财政自主权力，反之，则说明地方过度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缺少自己的财政能力，自主度更低。
地方财政自主性=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1-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支出
由于巨灾的数据不足，缺乏详细的关于台风对各个地级市造成的影响（包括伤亡、经济损失等）的统计，本文描述巨灾的发生选择了虚拟变量，当年当地发生台风类巨灾即为1，否则为0。其他主要控制变量包括当年当地人均GDP平减对数、人口、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等。图1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2003―2010年间平均财政自主度水平，可以明显看出每年的变化并不会很大，同时浙江的自主度水平一直高于福建省和广东省，但是这个差距正在逐年减小。
三、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了面板数据的模型来估计巨灾对财政自主度的影响，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govautoit=αit+βitdisasterit+γitXit+μt+εit
其中，Xit为控制变量；我们考察当年的台风巨灾发生会否影响当年的财政自主程度，这里disaster是台风巨灾在当年当地发生的哑变量；lgdppc是平减后的人均GDP对数；pop是该省的人口；income和expense分别是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内财政支出。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用固定效应拟合度更好，所以此模型使用了固定效应的方法。同时回归中加入了年份项，以控制时间趋势上的变化。
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中央政府无法在当年因为台风灾难的发生而惩罚当地政府。同时，考察上一期的台风巨灾是否会造成当期的财政自主度变化。同样，这里控制了地区因素和时间因素，回归结果显示，上一期发生的台风巨灾确实显著降低了当期的财政自主度，如表1第2列。与第1列相比，上期巨灾对当期财政自主度的影响方向上发生了逆转，显著性上也有很大的提高。这说明，巨灾的发生对当地政府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让地方政府在承担灾后重建任务的同时受到中央转移支付的硬性压力。
为考察巨灾发生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因素，本文又针对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上一期的台风灾害并没有对当期的财政收入、支出以及政府转移支付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地方政府并不会因为上一年的巨灾发生而调整自身的财政收入水平，而中央政府也不会因为灾害的发生而调整自己的转移支付。事实上，台风会造成经济损失，破坏地区经济设施，从而使得地区的发展放缓，从而使政府收入来源减少，而中央会通过转移支付的方法来补贴受灾企业、个人，从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但是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并没有看到相符的结果。虽然在系数方向上相匹配，但是显著性却不容乐观。然而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二者的同时作用却影响了地方的收入支出比，即财政的自主权力。这可以看作台风的发生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使得地方的财政收入相对于转移支付发生了缩水。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中央在灾后通过调整针对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制定的转移支付，扶持地方灾后恢复，但同时无形中也降低了地方的财政自主程度，使得整个财政支出并不能做到最优配置，丧失了作为转移支付的部分功能。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对于浙江、福建、广东范围内台风灾害对各个地级市财政自主度影响的研究发现，台风灾害的发生并不会影响当年的财政自主度，但是会降低第二年当地的财政自主度。并且研究发现，这种财政自主度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财政收入的减小或者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增加造成的。而是二者同时作用，改变了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从而影响了当地的财政自主权力。台风灾害是对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考验，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也会使地方政府丧失部分财政自主权力。所以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台风灾害，做好抗台抢险工作。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积极响应上级政府的部署安排
例如浙江省重点推行“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发展规划，在台风防治上要求不同地级市相互合作、信息共享，积极参与到救灾工作中，将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以水利为主的重要抗台风部门，因为会牵涉到跨地区的水利问题，更需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精诚合作，减小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推行巨灾保险制度
因为现阶段商业保险对巨灾保险的参与度不高，而且缺少相应的法律约束，以及具体的理赔流程，所以巨灾保险的推行在中国仍然没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地方政府可以对易于受到台风侵害的产业，尤其是对气候依赖很强的农业，进行半强制的巨灾债券发行。如果当年的台风超过一定规模，则民众获得一个超过本金的补贴，而如果当年的台风规模并不大，那么民众受到的损失就会减少。由于是政府主导的债券，很难进行证券化，因此只能在一??地区进行，避免较大的风险。这样既能使民众平衡收入水平，也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抗灾救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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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政府的责任缺失是其主要原因，通过结合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各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的责任及其存在问题，进而结合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完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社会保障立法及相关法律，构建各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财政资金供给机制，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进行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我国近几年人口老龄化进人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一90()万人;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特别是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1. 24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对新农村的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各级政府都将面对这种严峻形势。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多级政府责任的理论
(一)公共物品理论
1.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应承担责任，这主要是社会养老保险所具有的公共物品性质决定的。黎民认为养老保障具有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政府具有的公共性和垄断强制性使政府在养老保障的供给方面表现出特有的责任能力和效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准公共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财政职能。马雁军、孙亚忠论证得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其本质属性，而它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是在政府现有财力约束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2.各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应该分权，这主要是由于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外溢性和居民对公共物品偏好决定的。美国学者0. echesten认为，应当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物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其准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应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tresch的“偏好误识”理论认为，中央政府不是全知全能的政府，尤其是其对于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不能掌握得正确无误，因此，当地区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央政府出面调停地区冲突和收人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问题是适宜的。
(二)从预算管理体制的视角分析
预算管理体制简称预算体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预算管理权限的根本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其实质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确定其相应的财权，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收人体系。在现行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对于由公共产品效应的外溢性和交叉性所引起的上下级政府间或同级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应分项予以明确界定。对各级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应明确加以规定。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的规定已经监督评估，提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地方支付主要负责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规划、组织实施以及对下级财政实行转移支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职责归属，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其财政责任，具体的事物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在这种体制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财政分权是必然的。
二、各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级政府责任不清
1.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混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影响，造成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职能缺位和越位并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市场供给方面的失灵，政府要承担其应尽的责任。从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失败的原因分析可知:政府未认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性还是商业性，政府财政责任的缺失是主要原因，最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模式，几乎变成了农民自身的商业保险，截至2004年底，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走势逐年降低，由1999年的9. 75%降到2004年的7. 10%。
2.政府的级次过多，使得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不清，造成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责任缺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所具有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制度建立的成本，但是其准公共品性质及受益的范围又决定了各级地方政府要解决本地区居民消费偏好问题，需要具体的条例来运作。我国现行五级的行政级次层级繁多、设置混乱，不仅使上下级政府之间信息传输和反馈程序增多，降低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导致信息失真，增加了行政成本，而且各级政府在事务的划分上存在交叉、出现“真空”等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有的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性质，使得其归属的问题处于尴尬的位置，结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立过程中，带来事务的划分存在交叉、出现“真空”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过少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过程中，中央政府应承担起主要责任，这不仅包括财政责任还要包括制度提供上、法律上的责任。中央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能得以持续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1.中央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财政支出过少。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践证明，政府的责任特别是中央财政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中起到主导或关键的作用。2002年很多地区在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中，政府财政责任强化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得以开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是因为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但是中央财政总体上来说在农村社会保障支出是较少的，2008年全国财政收人61316. 9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人32671. 99亿元，地方本级收人28644. 91亿元。2008年中央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43. 59亿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7. 5%，而中央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补助为93. 6亿元，除就业支出的400亿，仅占其社会保障支出的4. 0%，占其总支出的0. 3%。
2.中央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的缺失。我国农村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以政府部门的政府性法规和民政职能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为主，这都没有法律上的保证。这就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没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农民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起稳定而持久的契约关系。关于发达国家一项制度的建立，其立法先行，以有力的法律法规加以保障实施。由于制度具有的性质与公共物品无异，其本身所具有的外溢性和规模效益，理应由中央政府来保证其建立、实施，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制度的建立成本，也可以减少执行成本。但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使得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执行随意性大，缺乏持续有效的长期机制。
(三)地方政府责任缺失
1.地方财政困难，无力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承担财政责任。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渐完善，地方政府历史遗留的或有债务、财政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经调查过几个省的情况，发现一般省份都是几百亿的债务规模，有的则接近千亿;按照我国有30多个省份来推算，就是万亿的规模。地方财政无力维持基本运转，基本保障不能正常实现。地方财政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使得地方政府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需要，更谈不上履行自身的职能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了。县乡财政困难使县乡政府无力提供农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较好地造福于民。
2.地方承担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现有的政府间职责划分和支出范围不明确，是财政体制的一大弊端。在实际的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事权下放而财权上划的事实，使得各级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财政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在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省、市也盲目仿效中央，不断加大对下级的财政收人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县、乡两级政府担负的事权则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
三、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对策
(一)完善分级预算管理体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的作用
首先，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事权范围。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可以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公共物品的特征、受益广度的差异以及各级政府职责的内在要求，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清楚。中央主要承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责任和制度建设，具体的事物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其次，减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政府级次，可以减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成本、执行成本，进而为制度建立的运行提供有效的、稳定的前提条件。第三，加大中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力度、财政支持力度。根据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对于财政困难的省份，中央要承担起财政保障责任;对于不同地区居民所享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同水平，中央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省级政府要承担起协调作用。在政府级次减少的前提下，省级政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应承担起协调中央与县级政府的责任，各地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都不相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尽相同，在现阶段不能搞一刀切，需要视情况而定。第五，完善“省直管县”体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的运用。“省直管县”体制的运作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对于解决县级财政困难也取得一定的帮助，因此，结合“省直管县”体制，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中加强省级和县级政府的关联度。
(二)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立法及相关法律
首先，加大中央政府立法进度，制定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律—《社会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责任，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通过法律制定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次，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加强《预算法》的执行力度，对于各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编制预算，加强各级财政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执行力度以及可持续和强制性，使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其稳定的资金来源;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保值规范管理，对基金的运作机构加强管理。
(三)创新构建各级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财政资金供给机制
在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强有力保障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资金的供给可以选择“中央+省级”两级政府供给模式或者“中央+省级+县级”三级政府供给模式。由于客观原因，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资金供给应选择三级政府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基本养老金可以选取农民人均纯收人为指标，按照城镇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替代率计算，如20%一30%的比例，各个地区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中西部的基本养老金这一块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但是基本养老金与替代率计算后的差额部分由省级政府来提供。如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按照城镇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20%的替代率计算，人均支付标准为952. 4元，扣除中央660元后，省级提供292. 4元;东部地区，由于各个省份财政收人相对充裕，农民人均纯收人高于全国农民纯收人，可以采取不同的分配办法，县级提供的资金可用于农村养老管理机构和人员费用支出。
篇6
理解经济理论与现实的差异
东京大学 神取道宏
“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三则譬喻的启示”
《比较》2011年第5期
经济学理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所有人都注意到现实始终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经济理论的预测。尤其是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人类决策和行为是系统性偏离新古典关于理性人的假说的。那么我们是否还能信任经济学理论？下面将用三个譬喻来描述经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第一个譬喻，树叶实际是摆动着下落的，但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树叶将会以固定的加速度下降，且与其重量和形状无关。从现实来讲，正弦曲线比牛顿的力学模型更准确，那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经典力学定律？
第二个譬喻，在地心说框架下，火星绕地球运行。但在实际观察中，火星偶尔会逆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心说模型被反复修改，最终，日心模型取代了地心模型，这个现象也终被简单地解释了。
第三个譬喻，假设人类行为由一片嵌于大脑深层的，在管筒内下落的树叶驱动，但生理上我们无法把许多潜在有用的控制应用于脑海中的树叶。换言之，我们无法进行完美的控制实验以证明传统理论产生的纯粹影响。
前两条揭示了我们长久以来面临的选择：是用数据和实验来检验某个理论，还是用数据和实验来发现或归纳出某项规律？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应“视情况而定”。第三则譬喻暗示我们，尽管现实情况非常复杂，但杂乱的数据中隐匿着一个简单的规律。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确捕捉到这类超越于极混乱数据之外的简单定律。
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问题无法有效控制局限性，因此经济学可能无法提炼出清晰的真理。可这并不能成为放弃经济学研究的理由，因为越来越多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在控制方法上已取得让人振奋的成果，我们有理由对经济学抱有乐观态度。
制度
“地区竞争”不算新机制
伦敦政经学院 许成钢
“从体制认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比较》2011年第5期
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排名仅94位，尚不及泰国。从历史角度看，目前的中国也仅相当于1913年时的水平。
中国经济若要持续发展，最终必须像美国一样依靠有活力的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分权式威权体制”，其特点是通过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来解决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信息问题。
这个制度的确在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越来越多的弊病同时涌现：地区竞争无法解决社会正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同时，地区竞争也加重了地区间的分隔效应，尤其是地方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带来了不小的浪费和低效。
地区竞争并非新鲜事物，而是分权式威权制度下自然的产物。时期，各地区亦互相竞争，结果导致悲剧。
现在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依靠地区竞争一招再也无法解决所有的激励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延绵数千年的“分权式威权制度”，采取新的激励制度。
观点
技术移民不偏爱自由移民国家
康奈尔大学 Assaf Razin
南安普顿大学 Jackline Wahba
“福利磁体假说，财政压力与移民技能的选择”
NBER工作论文 17515号
自由移民国家给予本土居民和移民以完全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机会和国家福利，有政策限制的移民国家则不然。这两种不同的移民政策对有意移民者会造成什么影响？
研究者控制了可能会影响移民决定的潜在因素；考虑并区分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移民的不同移民态度；控制了各种潜在的内在问题，如移民者的技能本身对移民国选民决定移民政策的影响等来建立模型进行分析。
篇7
论文摘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员工激励机制，对于创业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分析创业型企业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以建立共同愚景为核心，从薪酬管理策略、分权策略、员工满足感等方面着手，简要阐述了创业型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构建。
创业型企业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要求员工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帮助企业共同实现战略目标。因此，创业型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构建科学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首先，必须要对创业型企业的基本特点有深刻的认识。
一、创业型企业的基本特点
1、经济实力弱。创业型企业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大部分的资金往往都用于投人生产，且短期内获得的利润较少，所以企业的整体经济实力较弱。这就决定了创业型企业往往很难通过为员工提供水平很高的薪酬和福利来激励员工。如果创业型企业的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过大，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阻碍企业的发展。
2、发展潜力大。创业型企业短时间内虽然很难在同行业中取得较强的竞争地位，但是它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能够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实现较高的战略目标。因此，创业型企业较大的发展潜力也可以成为激励员工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提是员工认为自己能够从企业未来的成功中获得自己的收益。
3、组织管理不健全。小企业靠老板，中企业靠制度，大企业靠文化。创业型企业往往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更谈不上真正的企业文化，因此对于员工的管理也就难以真正规范，而且难以发挥“软力量”的作用，这给企业建立和实施员工激励机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创业型企业激励机制的内容
创业企业启动之后，仓娅者的注意力转移到管理创业企业，其中对员工进行有效激励就是重要内容。从创业型企业的基本特点出发，可以从多个角度和层次构建员工激励机制，既要满足不同类型员工的需求，又能使激励措施之间能够互补和相互支持，从而发挥最大功效。创业型企业在建立员工激励机制时，应该以共同愿景为核心，从薪酬管理策略、分权策略、员工满足感等方面着手。
1、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组织中全体成员共同愿望的景象，指引着企业前进的方向。创业型企业短时期内是处于落后地位的，它的发展是着眼于未来的，因此构建企业未来的愿景十分重要。首先，创业型企业要立足于现状，分析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制定切实可行的、具有战略高度的发展规划，并用其来指导企业的生产和运营。其次，创业型企业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愿景准确地表述出来，使所有的员工对其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使其深人人心。再次，创业型企业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为，促进共同愿景的实现，使员工增强对组织未来发展的信心，进而愿意牺牲自身短期的利益。总的来说，一个美好并且可行的共同愿景能够为创业型企业带来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度，使其为了企业未来目标的实现而“不必扬鞭自奋蹄”，从而达到显著的激励作用。当然，共同愿景只是激励体制中的核心，它还必须要有以下激励措施的支撑。
2、薪酬管理策略。虽然现在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但是薪酬待遇在员工选择企业时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个人财政状况不是很好的员工。从创业型企业的特点可以看出，它很难为员工提供水平很高的薪酬和福利待遇。那么，创业型企业要想在薪酬管理方面激励员工，可以考虑从以下做起:企业在短期内为员工提供水平相对较低的薪酬水平，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和发展生产;同时可以实行奖金制度，和员工的绩效相挂钩，增大对员工的激励，但是奖金的额度要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控制，并及时地进行调整。最关键的是，在薪酬管理方面能够让员工和企业共担风险，共同分享企业未来的成功，比如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等，虽然员工短期内的酬薪水平相对不高，但是如果努力工作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就能在较长的时期内获得较高的收人。
3、分权策略。麦克米兰的需要理论指出，权力对于很多员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需求，即员工希望更多地支配和控制相关资源，而自身受到较少的约束。企业过度的分权容易引发组织危机，给企业的稳定带来威胁;但是适当的分权能够更好地激发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某些情况下也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减少资源浪费。创业型企业组织结构往往比较精简，员工数量不大，企业可以考虑赋予某些员工一定的权力，激励他们为企业更多地奉献。特别是那些业务能力强，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企业骨干的员工，拥有一定的权力不仅仅可以激发其更好地完成工作，而且这也是培养他们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保证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所需要的管理人才能得到满足。然而，分权的尺度要进行科学的把握，一方面要确保员工行使权力是围绕着企业战略目标的实施，不能脱离企业的发展观划;另一方面赋予权力时要谨慎、公正，避免引起其他员工的不公平感和失落感，从而影响整个组织的凝聚力。
4、员工满足感。创业型企业往往没有优厚的现实条件，优势在于良好的发展前景，虽然员工难以得到很好的客观工作环境和待遇，但是企业仍然应该从其他方面加以考虑，增强员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满足感。第一，创业型企业规模较小，要营造融洽的工作氛围，让每个员工在组织中得到应有的尊重，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二，创业型企业要通过岗位再设计、工作轮换等手段，实现人岗匹配，人尽其才，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创造力的员工，多赋予他们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增强他们的工作成就感。第三，创业型企业的领导和管理者要和员工进行充分的接触和沟通，多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其解决一些难题，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好感和信任，使员工感觉到自己在组织中受到尊重和重视，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和组织的目标趋于一致，更好地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创业型企业激励机制构建与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借鉴，而且和不同员工的心理和需求有关，在企业现实的管理中是十分复杂的。基于创业型企业的特征，其员工激励机制在构建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
1、激励机制要和企业的战略规划相匹配。创业型企业都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而员工激励机制虽然是为了促使员工更好地工作，但是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创业型企业的员工激励机制必须要和其战略规划高度匹配。一方面，创业型企业对自身未来的发展规划要有清楚深刻的认识，找出其关键特征及其对员工的相关要求，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员工激励机制，确保激励措施不偏离企业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创业型企业的激励机制要有战略性的考虑，不仅要适应企业战略目标的要求，还要通过科学化、个性化的设计，使其和战略规划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2、企业和员工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一个企业仅仅有激励机制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让所有的员工对此有全面的理解和充分的认可，这样激励措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创业型企业的激励机制中，往往缺乏如高工资、高福利这样比较直接和实在的激励，更多的是涉及员工未来收益、工作成就感等方面，因此让员工产生高度认同感的难度较大。这就需要创业型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多倾听员工的想法，解答员工的疑惑，讲解激励机制的本质和优势，同时注意收集员工对于现有激励机制的态度和反应，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企业可以成立专门的负责小组，考虑到人工成本可以由某些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兼任，最好由高层管理人员亲自领导。
篇8
计划经济模式下，由于医院有政府撑腰而不用承担破产的风险，导致内部控制实质上并不能有效执行。以至长期以来内控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较低，近年来医院固定资产管理普遍存在问题，通过银行贷款和集资等负债方式盲目引进高档检查仪器和高科技项目，进行改扩建的路子越走越远。从而导致固定资产重购轻管、账物不符、资产存量不清，固定资产核算方法不完善，账面价值失真、利用率较低的现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通过统计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处于一般水平，合规合法性控制与医院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显著正相关；授权分权控制和控制环境基本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正相关；而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复查核对控制和人员素质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都不存在显著关系。
二、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研究发现，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在内部控制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相关人员责任不明确。医院固定资产没有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财务部门负责总帐，总务部门负责房屋、家具等一般设备管理，设备科负责专用设备的管理，图书室负责图书的管理，而且明细账也不健全。各领用科室无责任人管理财产，无收、发、维修记录。固定资产没有按规定期限进行盘点，对已报废的固定资产没有及时核销，造成账实不符。
第二，固定资产购置中存在盲目性，缺乏可行性论证及效益分析。由于固定资产购置前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效益分析，结果导致购进的设备使用效率低下，甚至闲置，造成资金的极大浪费。
第三，固定资产核算方法不完善，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失真。当前，医院会计核算固定资产采用的是历史成本法，并且不计提折旧。医院固定资产余额越大， 与之相应的老化程度亦越高， 却得不到客观、及时的反映， 不利于管理部门的监控、管理和评价。医疗设备大多属高新科技设备，更新淘汰快， 医院固定资产管理核算中却没有相应的加速折旧，没有资产减值准备金，造成账面固定资产的严重失真。
三、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经实地调研和参考相关文献后，建立研究架构，并依据初步提出的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内容设计正式问卷，针对新疆地区若干家公立医院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进行正式问卷的实测，由新疆审计厅协助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50份，其中有效问卷计4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3%。本研究问卷设计力求精简，分成如下两个部分:
第一，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现状。这部分主要是问卷填答者对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状况的评价，包括固定资产利用效率、固定资产的创收率、固定资产的盈利能力三个方面。其中固定资产的利用效率用全部固定资产的使用时间与上班时间的比值来衡量；固定资产的创收率采用年使用固定资产取得的收入与医院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固定资产的盈利能力用预计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取得的总收入与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的比值来衡量。
第二，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要素。这部分主要是问卷填答者对医院固定资产内部控制要素的评价，这里我们根据《内部控制与审计》（秦荣生2008年6月）的分类，将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合规合法性控制；授权分权控制；不相容职务控制；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复查核对控制；人员素质控制。
问卷共纳入了17个项目，其中：合法合规性控制包括3个项目；授权分权控制包括2个项目；不相容职务控制包括4个项目；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包括3个项目；运营分析控制包括1个项目；复查核对控制包括3个项目；人员素质控制包括1个项目。
衡量方式采用利克特（Likert）五点尺度，即很好（5分）、较好（4分）、一般（3分）、较差（2分）、很差（1分）五个选项，填答者可以依据自身感知到的实际状况勾选。
另外，本文还将内部整体控制问卷中的控制环境纳入了控制变量，控制环境包括7个项目；衡量方式同上。
第三，统计资料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SPSS15.O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在问卷可信并具有效度的前提下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将医院整体控制目标和医院控制环境作为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状况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四、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合规合法性控制即固定资产的内部控制必须符合国家财政政策、法令和监管部门的规定，每项业务必须控制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开展。即此项控制保证固定资产相关业务能遵循既定的管理政策。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在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合规合法性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由于现代医院规模不断扩大、环节日益增多、业务也更加繁忙，单位领导不可能事必躬亲，包揽一切事务。因此必须将事、权惊醒合理划分，对下级授权、分权，并规定各级人员处理某些事务的权利。在授权分权范围内，授权者或分权者有权处理有关事务；未经批准和授权，不得处理有关的业务。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在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授权分权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要求企业全面系统地分析、梳理业务流程中所涉及的不相容职务，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制约的工作机制。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在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既定的前提下，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为提高工作效率，实行科学化管理，现代医院一般将每项业务措施，都化为六个步骤：授权主办、核准、执行、记录和复核。这种按照客观要求建立的标准化业务处理程序，不仅有利于实际业务措施按照事先规定的轨道进行，而且对实际业务措施做到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控制。这种标准化处理程序，可用成文的制度表示，如各种管理制度，也可以绘成流程图，如各种业务处理程序图。采取这种方式控制，不仅经办人员有章可循，能按照科学的程序办事，而且可以比满职责不清和相互扯皮的现象。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在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既定的前提下， 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复查核对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记录与所记的事实相核实；另一种是记录之间的相互复查核对。这样的控制有利于及时发现控制环境是影响、制约组织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组织文化、人力资源政策、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反舞弊机制等。这些环境因素中，内部审计机构和反舞弊机制直接发挥控制作用，其他因素间接发挥控制作用。可见，控制环境应该是实现控制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控制环境越好，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越高。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在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既定的前提下， 复查核对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内部控制系统的实施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实施内部控制系统人员的素质。要使内部控制系统的功能按预定目标发挥作用，必须配备与承担该职务相适应的高素质人员。否则，即使内部控制系统本身是十分完美的，但实施的效果也会难以令人满意。因此，可提出：
假设6：人员素质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实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控制环境是影响、制约组织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结构、组织机构设置与权责分配、组织文化、人力资源政策、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反舞弊机制等。这些环境因素中，内部审计机构和反舞弊机制直接发挥控制作用，其他因素间接发挥控制作用。可见，控制环境应该是实现控制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控制环境越好，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越高。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7：控制环境与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程度正相关
五、研究设计
第一，变量设计。包括三类变量：
一是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以固定资产控制目标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上文所述的三个比值衡量。变量以GDZCNK表示。
二是解释变量。本文以内部控制理论为基础，将样本医院的内部控制措施分解成合规合法性控制、授权分权控制、不相容职务控制、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复查核对控制、人员素质控制六项控制活动作为解释变量，同样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各项控制活动的实施状况赋值。以上六项控制措施按顺序分别以HG、SF、BR、YW、FD、RS表示。
三是控制变量。控制环境是控制活动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各项控制活动有趋势引导作用，控制环境较好时，即使控制措施存在问题，也会达到较好的控制目标。本文以HJ表示控制环境变量。
第二，模型设计。根据管理控制理论建立如下模型：
GDZCNK = B+B1SQFQ+B2BXRZFL+B3YWCXBZH+B4HFHG+B5
FCHD+B6HG+B7NKZT
由于我国关于管理控制的理论都是以企业为例建立的，在本文中将此理论套用到事业单位来建立模型，检验该理论在企事业单位的通用性。
六、统计分析
第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有控制要素的中位数和中值都大于3.6，说明固定资产控制在各个环节达到了较好的水平。
第二，分位数回归。见表2。
表2中的回归结果显示：
各分位数下的模型显著；
校正后的R-squ都在%20以上。合规合法性控制除了在分位数为0.9的情况下都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显著正相关，与内部控制理论非常一致；
授权分权控制在分位数为0.2、0.3、0.4和0.6下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显著正相关，说明授权分权控制对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在分位数为0.1、0.3和0.5下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显著正相关，说明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对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有一定的影响；
控制环境在分位数为0.1、0.2、0.3、0.4、0.5、0.7下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显著正相关；
与内部控制理论基本一致；
复查核对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而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和人员素质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都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分析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基于企业构建的内部控制理论基本适用于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控制，但在业务程序标准化和人员素质控制方面，企业的内部控制理论与非营利组织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是业务程序标准化控制的管理方式与我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干预所致；人员素质控制与固定资产控制目标负相关，本文认为这与我国非营利单位的工作人员多采用内部录用模式有关。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是以《内部控制与审计》（秦荣生2008年6月）的观点，探讨公立医院的内部控制问题，为公立医院构建固定资产内部控制制度提供参考。资料分析结果显示本文所述的固定资产内控要素指标，在公立医院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认知上，平均值较大，表明这些指标对于公立医院固定资产内控完善都非常重要。最终达到将组织固定资产及组织目标转化为一套全方位的衡量指标，作为固定资产衡量与内控体系的架构，可以为公立医院提供未来整体内控效率提升的思考方向。公立医院如打算以企业内部控制的观念，建构医院内控指标体系，需要明确自身特有战略和控制目标，并且可以参考本论文提出的内控体系，结合员工的认同与支持，共同开发固定资产的具体内控衡量指标。
参考文献：
［1］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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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功能
英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校自治、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诸力量均衡状态上，大学自主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完美结合在世界上是得到公认的。其中，高等教育中介的作用功不可没。因而，分析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功能，对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兴起的历史背景
1.大学自治的传统
英国大学素有自治传统，国家不干涉大学的招生、教学、管理及财务。19世纪，英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大学数量激增，并出现了像伦敦大学、城市大学这样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但此阶段大学的规模较小，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学费，并享有学位授予权，仍是自治机构，政府尚未为高等教育提供任何资助。虽在19世纪中期，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并派遣皇家委员会调查牛津和剑桥的办学状况，但也只是提出改革的建议，并未干涉大学内部事务。英国大学的自治传统导致大学反感政府的直接介入，反而更容易接受中介组织的间接协调。
2.德国经验的启示
19世纪后期，新成立的高等教育机构由于主要依靠私人捐助和学费办学，常常入不敷出，迫切需要政府的资助。同时“大学的功能在于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国家理应为大学提供资助”这一来自德国大学的经验理念得到了一些政界人士的认可与支持。1881年，政府分别为威尔士的两所大学学院提供了4000英镑的年度拨款，开创了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先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政府资助已超过15万英镑。为方便收集信息、调查情况及款项拨发，1889年政府设置了初期大学拨款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UGC）。大学的财政危机为政府干预大学事务提供了契机，而德国的经验为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可能。
3.战争的推动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催生了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由于战争的需要，大学增进了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显示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政府也认识到其在社会发展中不可低估的价值，更加确定了资助大学的必要性。此外，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造成了入学人数锐减更加剧了大学的现实困境，它们比任何时候更迫切渴望得到政府的经济资助。在此背景下，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基金委员会（UFC）、高等教育基金会（HEFC）等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尤其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成立，既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正式诞生，也预示着国家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
二、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功能
1.维护大学的合法权益，协调高校与政府间的矛盾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一直比较复杂：一方面大学为发展学术，要求自治；另一方面政府要考虑大学的社会价值，即要求大学为国家服务。如何协调二者的利益，使二者和谐，一直是学术界及各国政府长期思考的问题。为维护大学自治的传统，同时体现国家的需要，英国创造性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从诞生之日起就充当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缓冲器”，协调二者的矛盾，尽可能寻求一致。
2.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英国的国际竞争力
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另一重要功能是通过科研评估，促进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英国高等教育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评估体系，主要用于衡量高校的科研水平及教学水平，其评估结果具有权威性，向全社会公布，并与大学获得拨款数目密切相关。因而，评估受到大学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从而促进大学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关注社会发展动态，进而提高了英国大学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3.开展调查研究，为教育改革和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此外，通过开展各种调查研究，就教育改革及决策等提供建议和咨询，也是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1946年，《巴罗报告》提出大学拨款委员会除了调查大学财政需要以及向政府提供大学拨款咨询外，还负责收集、检验和提供国内外与大学教育有关的信息；在和大学及其他机构协商基础上，协助制定及执行为充分满足国家需要的大学发展计划，此时，大学拨款委员会已获得大学教育规划的实权。撒切尔内阁执政后，由于政府的干预，大学的发展同政府的发展战略统一起来。而对于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则赋予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尤其在决定大学生入学人数，课程设置、评估等方面都行使了行政权力。
4.运用财政拨款加强资源的有效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
1919年，大学拨款委员会初建时，其职责范围是：“调查联合王国大学教育财政需要，并向政府建议关于议会满足这些需要所拨款项的分配事宜”。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制度是集团性、周期性拨款。大学拨款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管辖时，淡化了中央教育当局控制的职能，财政部不干涉大学的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其角色多属于财政方面而不是学术方面，其建议不具有强制性，大学获得款项后可自由支配。事实上，政府的财政拨款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建议所左右。但是政府的经费切块分配给学校作为经常性开支和基本建设开支，这样明确的配置资源，实行专款专用制度，加强了资源的有效管理，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研究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功能的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起点较低，起步较晚，且缺乏相应的管理，因此，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对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教育体制
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独立性程度高。它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且责、权、利明晰，可自行运营与决策，不受政府的具体干预，也不依附于任何单位和组织，仅按照委托独立开展咨询、评价、管理、沟通、协调、监督、公证、考试等服务工作。由于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法规比较完善，既保证了其独立的法人地位，也保证了其开展活动的自主性和报告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主要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建立，与学校和社会关系少。由于与政府有很浓厚的“血缘关系”导致政府干预的痕迹明显。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而高等教育中介组织则成为二者顺利实施的“推进器”。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实行的是中央集权模式，新一轮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取消部分计划经济体制下派生出来的权力，归还原属于高校自身的权力，下放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转移部分权力给中介机构，强化部分自身的权力。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中介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一个“落脚点”。
2.创建中介性高等教育拨款机构
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三种：政府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主以及大学自主。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寻求一种更符合本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英国为在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建立高等教育中介组织专门从事、管理政府拨款事宜。
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政府基本上囊括了全部的管理事项，即使是在目前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全面后退”的情况下，高教拨款仍被教育行政部门把持。这与当今扩大高校自主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呼声明显相悖，因而借鉴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功能，成立专门的独立于高校与政府之外的拨款机构，实现专款专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将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3.创造公平的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环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实现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公平，激发高校活力，提高高校科研水平与教学质量，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分层与变迁功能，对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可目前现实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公平性。与政府的关系、高校的类别及所在区域的差异导致不同高校在获得政府支持、办学经费、社会声誉等方面具有天壤之别，这进而加剧了高校间的等级性。此外，我国现行高校评价机制很不完善，表现为评估标准单一，忽视差异，且社会参与度小。评价的不公，标准的单一导致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攀比，追求升格，目标趋同，特色尽失。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建立多样的拨款、评价、监督、服务等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理顺高校与政府的关系，为高校的竞争创造一个公正、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
4.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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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是一圊职业技术教育水平的重要保证，它涵盖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各个环节，大到法律体系．小到教学管理．内容十分丰富。国外许多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正是依靠其在各个领域的高质量管理，确保了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如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质量提供强有力保障、建立标准化的课程和职业资格开发制度、严格教师准入、分权式运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教学管理的灵活性等。
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质量管理体系为核心，通过组织保障、资源保障、制度保障、监控保障等形成特定的运行机制，达到质量目标”。国外很多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美国、英国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质量管理经验，虽然这些国家国情有差异，在具体手段上有所区别，但是在宏观上采取的措施有很多共同点。
一、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质量提供强有力保障
1．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对质量管理十分注重，如同德国人严谨细致的作风，德国在该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非常完备和细致，如《职业教育法》、《职业培训条例》、《劳动促进法》等，对双方的职责及相关的激励与制约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提供了坚实保障。
日本的职业教育虽然起步晚于欧美，但是凭借着踏实和细致的立法，使得本国的职业教育获得了l兰大的成就。日本1872年出台《学制令》，将职业教育纳入教育体系，1880年出台《改正教育令》明确了文部省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权。WWw.133229.COM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法律上的地位；1883年和t884年通过《农业学校通则》和《商业学校通则》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之后通过i889年和1903年的两个法令最终使日本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很快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
2．注重立法的及时性，将法律作为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这方面，日本职业教育立法的特点尤为突出。战后，为恢复经济、缓解社会失业压力，日本于1947年i1月及时制定并颁布了《职业安定法》，使大基的复员军人、战争受害者等许多失业者能够顺利地转化为劳动力。在市场得到恢复，企业得到初步发展后，日本在1949年又对《职业安定法》进行了部分修改，要求对生产现场的监督人员进行培训，以适应企业对生产监督人员的需要。为了增强技术技能人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1955年颁布的《职业训练法》改革了原来的职业训练制度，把“培养技术人员制度”和“职业辅导制度”发展性地结合起来，确立了现代化的职业训练制度，之后为了促进职业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的融合，这部法律经过1969、1978年两次修订，明确公共职业训练和企业内职业训练的分工，奠定了终身职业训练制，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建立标准化的课程和职业资格开发制度
随着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各国的职业教育在课程、专业等方面的管理日益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各国在职业资格框架的确立、课程标准的设置方面加大了投入，建立各式各样的制度，如澳大利亚的培训包、英国的nvq职业资格体系、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等等。这些制度在保证各个行政区、学校自主权的基础上，提供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或职业资格标准，并不断更新，从制度上确保了职业教育的科学和规范化发展。
澳大利亚采用的培训包是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中重要的官方文件和教学法规，是课程内容的核心和课程开发、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的根本出发点。培训包的开发工作由国家教育科学培训部提供资助，委托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领导各州，领地的行业技能委员会共同开发，或者南行业技能委员会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相关的行业组织和企业并联系职业院校实施开发，最终得到国家质量委员会(nqc)的批准并颁布。“培训包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开发与实施是一个动态的更新和维护过程，原则上大约每3年进行一次修订。”
三、通过教师准入的制度化确保教育质量
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1973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专业培训及考试细则》，职教教师分成理论课教师和实习课教师两类；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职前)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大学师范教育阶段(9-10个学期)，学习一个职业教育主修专业，选修一个辅修专业，学习结束后参加国家考试或硕士结业考试。第二个阶段是为期4个学期的见习期，受训者一方面参加大学的教育学、专业教学法等方面的研讨，另一方面还要到职业学校见习从事每周l0课时的教学以及咨询、辅导、“学校构建”等。见习期结束，参加国家考试，主要内容是撰写论文、上公开教学实验课，还有相关专业教学法、教育法、学校法的口试。考试通过者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有资格成为职业院校教师。
四、分权式运作的质量管理体系
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的质量管理施行分工合作的制度，总体来说其特点呵以概括为权责明晰、专业特点突出、相关利益者参与，这使得各个参与主体的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保障了各个管理环节的质量。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最高机构是国家质量委员会，它独立于国家最高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学培训部，负责整个职业教育技能标准的颁布和课程开发的原则制定，负责职业教育的宏观质量监控。州和领地的注册，课程认证机构是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执行机构，这级机构在职业教育办学的行政管理、财政拨款和经费落实等方面对联邦政府负责，并代表国家教育科学培训部具体负责管理包括质量培训框架的执行，包括对学校办学条件的审核、专业的申报、招生过程的规范、5年一度的办学水平评估的具体组织，以及办学质量投诉问题的答复和处理等。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质量管理的主体机构。院校一般配备有内部评估人员，负责学校内部评估，监督教学系部的课程资源是否到位。针对每一门课还有相关的质量保障工作小组，成员来自不同的职业院校，负责审核专业教学材料和鉴定的安排。行业是职业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评价丰体。国家质量委员会的20个成员中，代表行业的组织和企业的就占了5名。职业院校层而的学院(校)董事会成员中一般行业代表要占一半左右。”
五、在管理中坚持相关者参与的组织原则
职业教育管理，不仅涉及到学校和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而且牵涉到学生、家长、教师以及企业的利益，国外职业教育较发达的国家非常重视在职业教育的学校管理中将各个相关者纳入管理过程，以切实体现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保障决策的公平性。
例如，在英国，资格与课程署(qca)是维护和开发国家课程的专门机构，负责组织ccse、a—levels、nvq的各种考试。它由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学校课程与评估委员会合并而成的，下设qca委员会，由教育专家、培训机构代表和企业代表组成，其中企业代表有较大的权力。在qca中，企业参与国家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与维护，参与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组织学校考试。
六、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实现教学管理的灵活性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学实施中的管理非常灵活，这种灵活性的实现一方面决定于其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使之具备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有各种新颖的技术手段做保障，使之具备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例如在学分制的管理方而，学生相关的工作和学习经历经考核也可以被承认并转换为学分，这种通过对能力的灵活认证从基础上保障了教学管理的灵活性。另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坚持开放的入学政策、开放的教学与评价方式、用户选择政策、职业教育券政策等，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权利和自由，体现了职业教育服务大众的功能。
例如“用户选择”政策允许参加新学徒计划的雇主和学徒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培训内容、机构、方式、时间和教师，政府的培训资助费拨到受培训者所选择的学校和企业。如果雇主和受训者对学校提供的服务不满意，可以转校，经费也随之转到新的机构。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费的有效使用，另一方而适应了职业教育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及变化，使用户可以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加速教育成果的形成，将教育的质量和管理的质撼很好地结合起来。
七、严格、科学的教学督导和评价过程
这一点在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职业院校入学资格相对宽松，但教学过程是很严格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学生要顺利毕业，必须通过中间考试、毕业考试、师傅考试和进修考试，学生很少按期毕业，淘汰率在30％左右，高等专科学校的正规学习时间是8个学期，但实际上学生需要l0个学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拿到毕业文凭。这种“宽进严出”教学评价有效地保了德国高职教育的质螬。
八、采用各种手段确保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