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伦理思想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所谓生态伦理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育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指导下，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的伦理观念出发，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生态伦理学的自然价值观和权利观，从而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自觉养成生态环保意识和相应的道德行为习惯。”它是通过教育手段，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和思想观念，培养人们自觉应用生态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善”待自然，能够主动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使人类和生态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伦理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往往只涉及大学生政治信仰、理想信念、职业道德、诚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价值观形成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忽略了生态伦理教育。但是，大学生作为我国社会未来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面对的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时展变化相适应，不断更新教育的内容，培养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的人才，所以，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必然。

（一）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彻底扭转长期沿袭的生产生活观念和行为，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而这种对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扬弃，意味着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文明形态的建立。”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滥砍滥伐，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使贫困地区更加贫困。这种只顾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没有限制的开发、索取自然资源，结果必然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有学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保证生态平衡，生态可持续发展，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大学生肩负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重任。他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道德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将生态伦理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教育学生懂得尊重生命、保护自然，树立人与自然之间和睦友好的理性关系。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人们出于私利对大自然进行掠夺、严重消耗自然资源，造成了人类生存发展上的不平等，也制约了人与自然的谐调发展。因此，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提升人们的道德意识，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以及人与他人、社会、自然共同发展的需要。

（二）大学生全面发展要求纳入生态文明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具体包括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审美素质以及内潜素质（沉淀在心理深层的文化潜在意识）与外显素质（外部表现出来的从事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等。”生态文明教育应属于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范畴，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我国高校现阶段推行的是素质教育，这就要求我们在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还要将学生培养成具有生态文明观，生态伦理观的全面发展的人。但是目前，生态伦理教育不成体系，导致大学生生态伦理素质缺乏，教育的结果很不理想。通过生态伦理教育,使大学生学会判断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是非善恶，从而正确选择、调节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他们懂得尊重自然时，就能够尊重自然进化的内在规律，发自内心的关爱自然、热爱自然；当他们面对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诱惑时，能够依照生态伦理理念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律，形成简朴、健康的社会风气；当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能够摒弃“个性膨胀、竞争至上”的思维定势，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协作的新型人际关系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篇2

一、中师生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应该重视培养他们的良好人际交往能力。

经过统计发现，学生提出如何处理同学关系或认为同学关系紧张的问题有576个，占总问题的22.5％。这类问题有“有人嫉妒心特强怎么办？”“有人说我的坏话怎么办？”“有人个性太强怎么办？”等等。人际关系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师范生最关心的问题，经过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师以女生为多，在女孩比较集中的地方，相同气质类型的学生之间容易产生心理和性格上的冲突，她们之间容易发生心理矛盾，如心胸狭隘、个性较强、遇事爱计较的学生之间矛盾较多。对这类学生的教育应以心理疏导为主。

第二，独生子女学生之间个性冲突是人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我校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占80％以上，而独生子女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同龄儿童接触较少的家庭环境中，因家庭的溺爱教育，形成了不肯谦让、不受委屈的心理特征。大多数独生子女都程度不同地有争强好胜或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个性心理特征，这类学生生活在同一集体中难免会发生个性冲突。对这类学生应该采取一定的训练方法，以改造和训练学生克服不良个性的教育方法为主。

第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而激发的感情冲突。来自不同环境的学生虽然生活在一个共同的集体之中，但由于小时候已经形成的不同生活习惯会使同学之间相互难以适应，而产生人关系的冲突。如有的学生喜欢干净，有的学生喜欢物品摆放整齐。而有的则比较随便，这就可能使生活习惯不同的学生而发生矛盾。对这类矛盾的解决，应该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生活习惯不好的学生进行良好生活习惯的训练教育为主。

第四，同学之间的相互议论而导致误会也能引发矛盾。有的学生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旦议论的内容被传播，就有可能激发较激烈的矛盾。对这类矛盾的处理，应该查清问题产生的原因，对背后言论他人的学生进行帮助，同时对因此事而苦恼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心理适应能力训练。

第五，狭隘的小团体主义所产生的排斥作用是中师生人际关系不眭的重要原因之一。青年学生在一个集体中生活，会因不同情趣而结成许多个小团体，这种小团体的最大副作用是对他人有排斥作用。由此而引发出人际关系的紧张就不奇怪了。对小团体主义的解决应以疏导教育为上策，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集体活动，把小团体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

第六，教师的不公平教育方法会导致对某个学生的孤立氛围。有时教师偏爱或者无意偏爱了某个学生，这时就会引发一部分学生的不满，而联合起来孤立某个学生的情况。对这类问题的出现，教师必须改正错误，以做到公平教育，才能消除学生因此而产生的矛盾。

二、中师学生的生活学习能力欠佳，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帮助。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提出的心理障碍方面的问题占15.66％，有340个同类问题。如“如何处理学习与生活的关系？”“我为什么感到孤独？”“我为什么情绪总是低落？”等等。处于青年初期的学生，正值生理和心理的变异阶段，他们对生活幻想较多，理想中合理成分相对少一些，个性较强的学生还富于冒险。但他们的感情脆弱，意志不强，难以经受挫折，一旦某个理想不能实现或者生活中遇到某种挫折时，就会认为生活不公平，情绪低落，孤独和失望的情绪占主要地位。这种心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就容易发生心理障碍，出现坐立不安、不爱学习、寻求刺激、谈恋爱、违反纪律、病事假多等现象。这个时期女学生的月经期不规则，男学生有遗精现象，他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都比较重，神经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差，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心理变异，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时期应多给学生举办一些青年心理学、卫生学讲座，指导师范生自我处理各种心理矛盾，同时应由心理教师定期为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或开展一些有生活气息的各种文体活动，调节学生的紧张心理情绪，减轻其神经系统的负担，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中师生的人生观比较模糊，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

在本次调查中，学生提出人生观方面的问题305个，占全部问题的11.9％。这说明许多学生对人生观方面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在笔者对其他学校的近五千名学生的心理咨询中，发现各校中师学生在人生观方面的提出问题的提法和提问的数量都差不多，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即青年学生此时对人生观问题比较关心，需要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师学生之所以关心人生观和要求对人生观进行指导，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理想中有很多成分不大合理，把个人的理想看得太重，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估计得较高。再加上近年来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被暴光，和西方的一些人文思想的侵蚀，对青年学生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当他们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或者在生活方面遇到一定挫折时，在人生观方面就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如“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应该为自己而活着”“社会贫富不均，社会对人太不公平”等等。所以中师德育工作应该加强对师范生的理想教育，以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对他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时，要结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结合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启发自己思考，如果教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可以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一般都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中师学生比较关心学校的管理和建设，其教师心理开始形成。

学生在调查中对学校建设和管理比较关心，这说明学生进入师范学校后，对自己未来即将从事教育工作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能够从主人的角度关心学校的发展。如“如何看待我校的发展？”“师范教育的发展方向如何？”“应该怎样处理违反纪律的学生？”“学校的课程应该怎样安排？”等等。这类问题有277个，占全部问题的10.8％。学生主动关心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学校的建设离不开学生这个主体，学校的各方面的工作对学生都有较大影响。所以教师启发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把学生看成是学校的主人，征求学生的意见和要求，有条件的应该设立主人周或吸收学生代表直接参加学校某一方面的工作管理。

五、中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生活质量比较关心，学校在进行德育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

调查中学生提出学校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有208个，占全部问题的8.1％。这些问题大部集中在食堂伙食质量、价格及宿舍生活条件等方面。学生之所以对这方面问题比较关心这说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师范生的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也反映了学校在生活管理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前几年在省内的其他师范学校进行调查中，这类问题的数量也比较多。所以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是必须要加强的工作，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六、中师生对从教思想有担心，从入学后就关心其毕业去向，培养师范生形成立志从教的思想是德育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学生在调查中提出“毕业后如何分配？“和“毕业后是否应该到农村任教？”之类的问题336个，占全部问题的13.1％。但实际上关心这方面问题的学生达50％以上。目前社会收入不平衡，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农村教育状况还不能使中师生完全理解。另外社会上一些部门的用人观念和某些有特权的人在子女安排上的不正确做法，对师范生的就业观念有较大影响，以至于有些学生在学校期间找关系，挖路子想办法解决毕业后的分配去向等问题。所以在对师范生德育中，应该加强立志从教和为农村基础教育而献身的思想教育。在实施这方面的教育时，应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教育措施，经过较长时期的耐心教育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七、中师生比较关心国家的法律建设，对社会腐败现象比较憎恨。

师范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作为准公民，他们必然对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表示憎恨，希望通过法律建设使国家更加完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有“我国的法律是否公平？”“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法律对的高级干部能否制裁？”等等。提问题的学生有205个，占全部问题的8％。学生能用法律观察社会现象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学生基本上是站在怀疑的角度上提问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德育过程中经常向学生进行法制观念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应该结合以法治国的典型事例向学生说明：社会主义法制是人人平等的，只要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存在，党和国家会毫不犹豫地运用法律武器予以制裁，随着改革开放和法律建设的日益发展，社会腐败现象终将被彻底铲除。

八、中师中有许多人已经涉足早恋，需要教师对其恋爱观予以正确的指导，这是中等师范学校德育工作中的难题。

师范生正值青年初期，在学习期间发生恋爱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关键是如何对他们给予正确的指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学生直接向教师提问要求指导恋爱观的问题有192个占全部问题的7.5％，但是实际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多达40％以上。据不完全了解，师范生中有早恋行为的学生约占30%～40％，各校的数据都差不多。师范生之所以向教师提出这方面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学生对自己早恋不知如何处理，希望教师给予正确的指导。另一个原因是教师对早恋行为处理方法不当，伤害了一些学生的感情。如有的学校和教师对早恋视为洪水猛兽，对其采取高压政策，强力予以禁止，这样非但不能阻止早恋现象的发展，反而使得一些早恋现象转入了地下活动。个别学生甚至采取了对抗措施以维护自己的恋爱自由，结果导致了性过错的发生。所以对学生早恋问题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强迫禁止，应该采取疏导的方法对师范生给予正确的指导。因为恋爱是人的正常心理活动和本能，青年初期的学生追求异性的心理较强，受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早恋现象在中小学都有发生。所以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切忌不可操之过急。可以通过心理咨询等方式告诉学生：青年人谈恋爱作为人的正常的心理活动是不应该遭到非议的，但学生时代因为年龄小，社会经验不成熟，早恋对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不利的影响。作为大多数学生还不是成年人的中等师范学校，对学生谈恋爱不予提倡，还要禁止，所以中师学生在学校期间不应把精力用于早恋上。教师只有把道理说明白了，对学生的隐私予以保护，启发他们自己解决问题，早恋现象是会克服的。

九、中师生比较关心自然科学，并对迷信之类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关心。

在调查中学生要求教师解答的自然科学中的新奇问题和有关批判组织的迷信之类的问题有159个，占全部问题的6.2％。这说明中师学生的知识经验还不能较好地解释自然科学中的一些现象，同时因其知识经验的不足，有许多人有迷信思想，以至于对国家批判和禁止组织还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在中师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思想意识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

十、中师生比较关心我国的政治经济的改革，同时也关心国际社会问题。

在调查中学生对我国的社会改革和21世纪的国家发展前途比较关心，同时对最近发生的国际问题也表现极大的兴趣。学生提出这方面问题159个，占问题总数的6.2％。所以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德育过程中，应该经常举办时事讲座，并充分发挥学校的电视、广播、报刊的宣传功能，使学生了解国家和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大事。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也应该经常向学生介绍时事政治，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十一、中师生对师生关系比较敏感，希望能够建立良好的师生感情。

篇3

为了解明“动态相对主义”是何理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明“相对主义”的概念。“相对主义”是指否定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仅仅是相对的，或者说真理不是唯一的，也可能有多个真理同时并存。而且，“相对主义”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之后才成立的，只有通过比较才有可能追求真理。但是，如果过于极端激进地理解“相对主义”，那么无论何种知识抑或是认知，只要合乎情理，就能说是正确的。这样，“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性”的部分产生，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由此，上田熏针对“相对主义”提出了如下见解： 

“因为真正的相对化是断然不允许绝对化的，因此与人类诚实的态度，特别是强有力的主体性的保持是无法分开的。人类往往会误解为不承认绝对性的相对主义是一种随意的自暴自弃的生存方式，但是以不可能完全成立作为前提条件，不认同完全成立，坚持……” 

以上，上田氏针对“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无法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而被人随便对待提出批判。因此，上田氏指出，真正的“相对主义”是指，在承认普遍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寻找发现绝对性的东西而要不断地强烈追求。这里上田所谓的“追求真理”是以“作为公民的资质”为视点理解的，同时考虑可树立追求更好的社会及团体这样一个目标。当然上田同时指出，为了创造这样一个更好的社会和团体，有如下两种姿态是必要的： 

首先是作为人类的诚实的姿态。这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对于和自己有着不同思想的人的意见，首先要真诚地倾听，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是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上田认为，所谓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必须在追求更好的社会和团体的目标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率先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去追求的一种姿势。 

综上，笔者概括，上田所谓的“相对主义”是要实现创造更好的社会，而彻底追求更好社会的姿势便是其根本。为了贯彻实行这一姿势，“对话”等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并主观能动地参与社会中去的同时，也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才是上田所认为的真正的“相对主义”。 

二、动态相对主义 

笔者认为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与其教育观和课程观是密不可分的。如下引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问题解决性的学习是将社会危机自觉作为根本的一种学习方法。但是当世界看起来太平顺利的时候，解决问题性的学习能做什么呢？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教授规定好的定式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样只会令课程退化甚至颓废。因为如果这样，也就是将世界当作静止的事物来对待了。而现实肯定是不会按照人的计划发展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世界才有生气，事物才会发展”。之前所提做法自然是缺乏动态发展的眼光。 

综上，上田首先针对静止性的课程进行评述。她认为，静止的课程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把正确答案教给学生，所以她批判“静止的课程”。换句话说，“静止的课程”就是将教科书上所罗列的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的一种课程，仅仅是对这个世界表面的一种认知，也可以说是对毫无变化的世界的一种认知。而且她同时认为，僅仅将教科书上罗列的社会结构等知识灌输给学生的话，学生最终也仅仅是表面性的理解社会，而无法充分理解现实发展变化的社会。 

特别是针对社会实践性的课程，上田认为所谓的“动态”，是指“现实社会绝不可能事事都照着计划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才有生机，才会向前发展”。 

综上，上田的“动”，即社会日益变化的状态，或是人类不断交流不同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动态”课程即通过与他人的“对话”交流沟通如实把握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 

比如，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学生针对“用货运火车运货运费更低，可为何一般选用运费较高的货运卡车来运货呢”等比较现实的社火问题进行调研，锻炼自身如实把握实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 

以上，为了考察“动态相对主义”理论，笔者将上田的“动态”和“相对主义”分开进行了详细阐述。所谓的“动态相对主义”，概括起来可以认为是：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课程中，学生在与持不同意见思想的他人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加强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加深理解。将此“动态相对主义”理论具体化的手段之一除了上述将现实社会纳入具体课程外，非常重要且可行的一种手段便是大学里如今在实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鼓励发动学生利用暑假，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及和同伴他人的沟通交流了解现实社会。 

比如笔者在所指导的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小组中，有“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这一主题。一般课堂上的教学往往是教师按照自身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结合自身认为应该教的内容和自己想要教的内容来制定教学目标，这往往忽略学生理解这一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按照课堂教学看，“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最终将是教师所设定的目标是“明确现今垃圾场设置是否合理？让居民生活舒适的垃圾场应如何设置”，然后教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的解释，这样的课堂是否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发展呢？ 

但是社会实践是放手让学生调研—思考—实践的过程，学生的理解和发言等是出乎教师预测的，所以教师必须理解学生。也就是说教师在理解学生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基础上，应结合学生的理解展开指导。上田指出若不将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理解，教师就远离了学生。只凭自身的预测上课教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你真正走进学生，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有微妙的差别。当教师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会意识到集体指导无非是独善的没有意义的指导。

    三、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其指导思路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对于指导老师来说，有着很多不得不应对的突发状况。结合上述一、二的内容，在三中，笔者从“教师应如何与学生相处”这一视点出发，论述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指导教师的指导思路。 

首先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在于“教师不教，放手让学生去做”。“教师不教”是指在指导过程中，教师极力控制自身的发言，这与所谓的“消极教育”存在一线之隔。教师不教的背后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调研，积极展开合作交流。“尽可能地多教授一点知识给学生”，可以说是一般教师的通病。可是，教师说得越多，学生思考得越少，他们的理解自然就越浅。而且，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知识，学生并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因此，笔者认为，教授的量宁愿少，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必须深刻充实具有一定的发展性。教师只说一点点，学生却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才是教育的关键。没有思考就没有理解，那么为了让学生理解，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时间和场所。正如师徒关系，师傅一般不会直接将精髓的技术教授给徒弟，而徒弟是在不断的试行错误中慢慢习得更精湛的技术。 

其次，针对暑期社会实践中的突发状况，一般可以考虑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学生没有提出各自不同的獨具建设性的意见，而是一个团队一个结论或是一种意见；第二，部分学生有可能受教师的意见影响，因而无法发表独具个性的意见。这不仅无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而且极有可能扼杀学生的创造萌芽。那么，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指导教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针对第一点，一个团队只有一种意见或一个结论的情况，指导教师最好让学生困惑，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产生怀疑。为了让学生将平时有疑问的问题毫无抗拒心地提出来，教师应该创造“接纳学生”的环境。那么，“对话”便是这个环境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对话”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且指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学生与自我的“对话交流”。以“垃圾场设置”这一主题为例，通过讨论交流，笔者所指导的一个团队七个人针对设置场所提出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将垃圾场设在离住宅区或是繁华地带较近的地方，其理由是通过调查得知，无论是住宅区还是繁华地带，所产生的垃圾非常多，因此设在住宅区或繁华地带附近比较方便快捷经济；另一种意见是从环保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种意见不仅会影响居住环境，而且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势必污染居住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垃圾场应如何设置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环境等多方面，用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理论解释，可一理解为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大学的实践类课程当中，让学生接触与自己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相互对话交流并理解，由此加深对社会的认识。 

其次是针对第二点，部分学生易受教师意见影响而无法发表个性意见，指导教师该如何做呢？上田指出，在学生讨论时，教师若寻找合适的时机插入简洁的语言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理解上田的主张呢？ 

指导教师在发言的时候，应该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并且使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发言即使没有被采纳也被接纳和尊重。比如针对“垃圾场”的设置，教师可适当插入“除了反对意见外，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有没有哪位是持中立态度的”等问题。这样，除了赞成和反对的，那些认为设在居民住宅区和繁华地带虽然方便但不环保的意见也得到尊重，而也许正是这种处在中间犹豫不定的意见，最后才能规划出最合理的方案。 

参考文献： 

[1]广松涉.岩波哲学·思想事典[M].东京：岩波书店，1999. 

[2]上田熏.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克服教育低迷之路[M].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9. 

篇4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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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加以比较，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明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自成体系。它以高度的哲学性、深沉的宇宙性、朴实的自然性彰显出独特的品性，故有学者称，“最能够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属”。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it，或译作施韦泽、史怀哲，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思想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将视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将动物和植物均纳人伦理范畴。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正开始沿着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前进”。史怀泽生命伦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史怀泽研读《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史怀泽思想影响之深。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人类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敬畏和重视生命

道家有贵生的主张，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老子》强调“自爱”“摄生”“贵生”“长生久视”，并用反问的口气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科章)的问题。庄子也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庄子认为，人类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对自然肆意践踏乃是完全背离“物我同一”的妄为之行，其最终结果是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伤害了自身。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更是对生命的重视。史怀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只对自身的生命意志负责，对其他的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人对其同类也同样麻木不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史怀泽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史怀泽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并对善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规定善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理性。

二、整体主义自然观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这是道家在生态伦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天则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道则以自然为归。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认为“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依凭自然界的天性行动，反对破坏自然的矫饰和人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没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权利。如果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开来，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践或摧残自己，并最终会毁灭自己。这是一种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之内，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底蕴和最高评价标准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统一性与世界和谐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道家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可见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

三、万物平等论

人与天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作为万物一员的人类本身并没有高于或优于其他物类的特殊价值特性或存在身份，两者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样，庄子从“人与天一”自然推出“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论。

道家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自然价值观点。“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种价值论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从万物自身所依据的价值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分别。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有无的相对意义上看，其差别也是相对的，这些差异不能说明事物贵贱的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物独特价值的理由。所以，从生态系统整体论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人对天地万物也应当一视同仁。

庄子“物无贵贱”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两千多年后，史怀泽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即生物没有等级之分。因为在生物之间进行价值的区分，其据以判断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中存在着无价值或低级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它是可以的。但“真正伦理的人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所以，善待生物与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史怀泽由此认识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与万物为友，平等对待他们。“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同追求。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道家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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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老子与史怀泽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认识论与实践观上，他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特质:老子偏重于法自然之道与无为之行来保护自然生态资源，而史怀泽则较注重发挥人在敬畏与保存生命的完整性中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圣哲，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他的学说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阿尔贝特·史怀泽(又译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老子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对促进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从生态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观三个方面，对老子与史怀泽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整体主义自然观与万物平等论

首先，整体主义是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思想共同的自然观基础。

老子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并进而建构了他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即人与自然都是“道”循环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以类相从、共生共存的整体，在生存价值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在老子对“道”的恢宏博大的论述中蕴含着幽深邃密的生态伦理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老子不仅用“道”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演变，把“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而且还把“道”当成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无规定的混沌性存在，并非空无。“道”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超越与精神状态的自我提升。“道”为宇宙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因此，天、地、人等宇宙万物不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原和法则，正所谓“道通为一”。在老子看来，“道”是贯穿天地人物的，它既是一，又是一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道”生一，一也可以代表“道”。这种推崇“一”或强调人与自然统一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同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是十分相近的。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反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人的创造活动不应无视自然之理，更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一思想告诫人们应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回归到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中。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到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老子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其次，万物平等相依的观念。

老子认为，生态系统是由平等的自然万物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张相互联系的生态之网，这张网非常严密，环环相扣，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老子并不将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来看待，而认为自然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只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平等成员。“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把人与物同视，认为他们都处于同一“域”中，统一按照自然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而相互依附、和平共处。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价值贵贱、大小、高下的分别，万物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庄子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老子对人的伦理要求不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也涵盖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可尊贵的对象，这也正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老子在生态实践上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就是无为。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老子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值得一提的是，将老子的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观相比，老子强调循自然之道而行，在对自然的无为之中彰显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平等性;史怀泽则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人在保存、促进、爱和尊敬生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老子的生态整体观具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史怀泽则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生态认识论

从万物平等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出发，老子与史怀泽在生态认识论上有着各具特色的见地。

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规律运行之常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的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法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持生态平衡。老子主张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知自然运行之“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这里的“常”，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在认识自然的时候，关键是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有节制地取舍自然所赐之物，才不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老子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多索取:“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过多地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贮藏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危险，适可而止，才能使自身生命保持安全长久。“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只有在知足、知止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等功能上的协调。老子希望人们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懂得了自然的和谐，了解了自然的规律，才能维持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自然规律是老子生态认识论的客观基础。史怀泽则认识到，要从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保护和促进自然生命。在史怀泽看来，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敬畏生命这一自然世界存在发展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人在敬畏生命中的主导作用。“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史怀泽认为，人若不懂得敬畏生命，就难免会陷人利己主义之中，利己主义膨胀就必然造成屠杀生命的恶果，就会让生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而一旦敬畏生命的伦理准则确立起来以后，那么人们由于对生命怀持敬畏之心，就会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命发生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并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危难之中救助它们。这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出发，对评判道德上善恶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从思想认识的渊源上说，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导源于他对耶稣基督教教义的体悟。史怀泽对生命的怜惜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理念来源于宗教伦理，主要是耶稣基督教，耶稣基督教有“你不应杀生”之类的教义与戒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怀泽本人所描叙的有关他小时候用弹弓打鸟之事看出，当他用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准备射向鸟时，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他把小石块射向了旁边，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起，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但对史怀泽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他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让它们飞回自己的窝巢。

可见，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史怀泽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导源于哪里呢?史怀泽本人没有直接论述这一点，只说是我们内心使然，如果追问这种怜惜生命的内心渊源，用史怀泽自己的解释就只能是耶稣基督教神学了。

三、生态实践观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循环性和平衡性，老子的生态实践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以“慈”利物。“慈”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老子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慈的本质是要宽容，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慈”是天之道，是自然的本性，将“慈”引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求人类效法自然之道，生长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更好地成为它们自己，而不是将其据为人类己有;协助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按自然的本性生长繁衍，而不是自恃其功;规约引导万物也是为了使万物完善自己，而不是要控制和主宰万物。这种态度，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无私心、不居功和不主宰的宽怀。老子的“慈”超越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物种，甚至包括无生命之物，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费采取从“俭”的原则。老子认为，治人事天只有做到了“莫若音”，才是“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为何选择俭音的生活?老子认为过度的物质追求不符合自然之道，并且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就是说圣人只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反对为了娱乐而进行的种种消费。因为人一旦身心役于外物，就会背离自然本性，“行妨”且“发狂”，失去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愉悦。“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人类要想从自然界获得安全持久的满足，就要真正做到对资源的消费要知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知止，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消除对自然界掠夺性、贪欲性和极端性的行为。

三是以“无为”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老子力图通过消除人的主体性的“妄为”来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他的“自然”、“无为”论，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一矛盾，使人类的生存活动既合人的目的，又要合客观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只有不妄为，才能顺应自然的发展，从而达到更好的“为”。“无为”要求人们“法自然”。所谓“法自然”，既是依从事物的自然本性去发展，又是顺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去发展，因此，“自然”既属于人的价值世界，即它为人的自由本性提供了根据，具有合乎目的的性质，反映人类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愿望;同时又属于客观的事实世界，即它代表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反映着世界的事实状态。“法自然”将这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人类要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法则。道之本也是和，故遵循自然之道也就是崇尚自然的和谐有序、平衡发展。

在实践观上，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主张对生命给予爱，对生命承担责任和主动地去帮助生命。史怀泽认为:“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的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的生物。”“敬畏生命的伦理是无所不包的爱的伦理，是合乎思想必然性的耶稣伦理。”人类还应积极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把伦理规定为敬畏生命，即奉献给生命。即使敬畏生命这个词太普通，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永远留在思考过它的人的心中。敬畏生命使受其影响的信念富有活力，使它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水中的螺旋桨推进船一样，敬畏生命也这样推动着人”。“面对伦理的冲突，人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人能为他确定，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在对其他生命最高责任感的指引下，他必须单独对此作出决断。……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敬畏生命的伦理是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一种内心责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要。通过与印度生态伦理的比较，史怀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只是印度伦理无同情地不杀生和不伤生，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对动物充满同情和帮助。“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其原因在于，不杀生的基础不是热切的同情感，而是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不行动原则的一种伦理应用”。在史怀泽看来，不杀生只是消极被动地对生命的同情，而不是积极地去帮助生命。

由此看来，老子和史怀泽在对生命的“慈”和爱与责任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老子更多的是要求人们遵道贵德，秉持对自然万物慈、俭和无为的态度，在行动上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运行规律;而史怀泽则较注重人积极主动地从爱与责任的伦理层面出发，去帮助和敬畏生命，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

此外，从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农耕文化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的人类社会历史早期，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这么古老的时代，老子就意识到了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见其视界之高远，实在令今人赞叹与折服。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经过人类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产生的，他充分认识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要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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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发展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至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扭转的生态代价。有关学者认为，“如果生态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全国15亿人口将会沦为生态难民。”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的直接动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生态批评作为一股兴起于欧美的批评文论潮流，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过程。

一、生态批评的兴起及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面对自20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学者们陆续将批评视角投向这里。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从而标志着生态批评这一文论的诞生。其思想发展过程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最后向生态中心主义过渡。”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生态文’（ecolist）和‘生态批’（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

在中国，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众多生态批评专著，如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

二、中国生态批评的特点

1.古老的生态文化背景

生态批评学者与宗教界人士大多赞成这样的观点，“没有一种宗教传统或哲学视野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环境危机的理想办法，生态批评强调观点的多元性，这与生态的多元和宇宙观的多元是一致的。”有关学者认为，在对生态批评做全球性的建构时，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在当代社会，中国的生态批评家们研究西方的生态批评理论时发现，“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池田大作、赫胥黎、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

2.多元的生态思想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多个民族。各少数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着宇宙起源、万物生成和人类来源的朴素认识和天才猜，而且孕育着极为丰富的自然哲学观，并为本地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哲学基础，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了其中的生态伦理学本质。

“中国自古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以统一、和平、融合为主流的民族关系。”这种民族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构建多元生态理论体系方面，除了道家和儒家，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显示出极高的生态智慧。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它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以此，应该对这些民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加以挖掘，让他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跨文化跨文明的视角，来建构真正的多元生态理论体系。

三、结论

开放政策使中国学术的落后面貌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正日趋缩小与世界主流学术的差距。近年来在西方相继兴起的各种文学理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分别介绍到了中国，而生态批评更是史无前例地为中国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学术接轨的良好机遇。因为“在这一思潮中研究的客体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应付的、决定全人类未来出路的问题。”严峻的环境问题压迫着所有国家所有学科的学者，作为一个有蓬勃朝气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因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J].比较文学视野.

篇8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以《孔子家语》为考察中心，结合《论语》等其他文缺资料，深入探析了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文章认为，在《孔子家语》中，“自然之天”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仁”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天人和谐”则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孔子家语》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着作，记录了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思想言行，着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附有王肃序及后序。唐代以来有学者谓汉代所传《家语》己经亡佚，后更有人认为今本《家语》出于王肃的伪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引发了人们对该书真伪问题的重新思考。《孔子家语》本身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与《论语》等其他文本相互佐证，从中可窥见孔子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即以《孔子家语》为文本，结合《论语》及其他材料，对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作初步阐释。

一、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自然的天

“天”的概念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变化的，从宗教之天、义理之天到自然之天，统统谓之“天”。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面对大自然，只有畏惧和依从，认为天就是上帝。但是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与天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天的神秘色彩才稍稍有所弱化。春秋晚期，孔子则明确地将天解释为自然之天，这可算是孔子的最大贡献之一。

孔子虽然没有从概念上明确提出“天”的概念，但他对天却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体认:“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话是孔子对天最深切的理解和体认。其重要意义在于，孔子否定了天是超自然的上帝，而明确肯定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即自然界的功能，就是运行和生长。孔子用八个字揭示了天命的功能，即“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用其功能证明其存在，这是孔子和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孔子家语》中，孔子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提到“天道”:

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

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

又见《孔子家语·郊问》篇:

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无论孔子赋予“天道”何种含义，其本意无外乎自然之天、自然规律、事物原本最初的样子，等等。

孔子体悟的自然之天的概念建立在对天与人的概念进行区别的基础上。其中，孔子把“人”作为万物之灵长，与“天”、“地”并称为“三才”，也即组成宇宙的三大要素。《系辞下》云: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孔子家语·要》篇也记述了孔子对天、地、人的论述:

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览，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土金火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在这里，孔子不仅承认了天的独立存在，而且把“天道”、“地道”、“人道”并称。此外，孔子在《孔子家语·礼运》中也强调:

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龙神之会，五行之秀。

不仅仅承认天地的独立存在，而且使人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无论人的地位有多么高，毕竟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孔子家语·郊问》篇引孔子云:

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

孔子从万物来源于上天就像人来源于祖先的角度，解答了鲁定公关于帝王郊祭祖先，以让他们配享上天的疑惑。在这里，人们郊祭祖先即象征人们要效法天道，显明天象。同时这段话也隐喻出天道自有其运行规律，人们要自觉遵守。

“孔子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研究‘人道’的大学问，从研究‘人道’出发所赋予天的含义就是‘自然之天’和‘哲理之天’居主导方面。这个传统经孔子和历代儒家的倡导，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孔子那里，对于天的解释除了“自然之天”，还有“义理之天”之义，也就是说，赋予天以伦理性，把天的特性和人的道德紧紧相连。

孔子在《论语·尧曰》中讲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知天命”看做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认为“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在“知天命”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畏天命”的观点，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比如在农业生产方面，孔子坚决主张上下一致，勿违农时，适时而作。其他方面，诸如捕猎、农耕、园艺等皆然。当樊迟向他请教“学稼”时，子日:“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诸如“稼”与“圃”等此类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在孔子眼里都有其客观规律可循。至于“使民以时”、“网开三面”、“里革断署”、“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启蛰不杀”、“方长不折”等也都体现出孔子超人的睿智和顺应自然的胸襟。

《中庸》讲“君子居易以侠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没有了“畏天命”之心，就会肆意妄为，既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人伦丧尽、生态破坏等当今世界一系列所谓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生态危机”等现象。在孔子看来，要使人与万物的关系处于和谐并存的境地，只有意识到天即大自然的独立存在，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肆虐妄为，轻举妄动。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二、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仁”

孔子十分强调生命的价值，他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的学说特别是他的仁学，首先就是以人为本，最关心人如何生活。他提出了德性主体的问题，主张人要过一种德性生活。孔子认为人的最高德性是“仁”，人的生活应当以仁德为依据。而仁的核心是“爱”，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它的实现方法是“爱人”，即“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与其他生命并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退朝，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这表现出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当人与马同时因意外灾害而受到伤害时，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人。但是，马就不值得尊重和关心吗?对此，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千里马有力，因而能行千里，人所共知，但孔子为什么偏偏不称其力而称其德呢?难道马也有德吗?在孔子看来，马绝不仅仅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而是人类的朋友，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这种尊重与爱不是出于对我有用，而是出于其德，它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由此类推，天所生之物都是值得尊重和爱护的。人的德性之所以尊贵，不在于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任意支配和施暴，而在于同情和爱护一切生命。但是，在某些祭祀活动中，要用到牺牲，对此孔子却是赞同的:

子贡欲去告朔之钱羊。子曰:“肠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在礼与羊之间，孔子更倾向于前者。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孔子的仁爱思想没有达到将人与动物完全平等看待的高度。

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中，孔子还把“孝”、“梯”作为“仁”的基础，“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钦。”即使在“为人之本”的孝中，也包含着生态道德:

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烤，禽兽以时杀烤。”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月劳，大孝不魔。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类;草仁安义，可谓用劳类;博施备物，可谓不魔矣。”

孔子此处所说的“孝”是指敬重天地、“博施备物”的大孝，显然属于生态伦理的范畴。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子为政，焉用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由此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人的德行不应仅仅停留在爱人的层面，还应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即“爱物”。虽然“爱物”的学说首先由孟子明确提出，在孔子的学说中已经蕴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一节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丧礼的讨论，其中就记载了一件关于孔子如何对待死去的看家狗的事情。

孔子之守构死，谓子贡曰:“路马死，则藏之以帷，构则藏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弊伟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焉。”

如果这则记载尚能折射出孔子仁爱万物的思想，那么，《论语》中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记载则是最好的佐证。类似的事例在《家语》还有:

……丘闻之，制胎杀天，则麟麟不至其郊;蝎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及集破卵，则凤夙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进之，况于人乎。

孔子从人自身的相爱类推到鸟兽，鸟且懂得躲避不义之事，何况人乎!

《屈节》篇中还提到一则小故事:孔子派弟子巫马期前往单父观察弟子亦子贱如何处理政事的时候，巫马期看到一个夜间打鱼的人，捕到鱼又总是放掉。于是很好奇地打探原因，捕鱼者说:“鱼之大者名为.，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绳，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孔子认同毖子贱为政之法，于是也就肯定了捕鱼人的做法。 《家语》中反映孔子“爱物”的具体表现还有“好生”与“不杀”’

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宵，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

孔子曰:“柴于亲丧，则难能也;启势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怒仁也。成汤恭而以怒，是以日降。”

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哲学中，“仁”既纵向融通于人类中的此人和彼人，也横向贯通于不同类的人道与天道之间。“究天人之际，‘仁’既可以沿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维路向，从‘天’之所‘命’顺延下来，落脚到人之教化，也可以循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认识路径，逆推至无言的天道。孔子的‘仁’学，作了由天而人，又由人而天的往返，即由‘畏天命’而去‘知天命’。”孔子的“仁”既有认识层面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也有实践层面具体行为的落实。“仁”的理论不是空泛的说教，而是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而且在孔子心目中，“仁”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更是一种君子和圣人的品格。

在《家语》中，孔子把“仁”与“智”、“贤”并举发挥到了极致:

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贤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

三、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天人和谐

孔子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天人和谐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之一。

如何实现天人和谐，在孔子看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知天命”的前提下要“畏天命”。敬畏是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畏天命”体现了一种宗教精神。与基督教敬畏上帝，康德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以及天上的星空不同，孔子的敬畏直接与自然界有关，说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

首先，这种情感落实到实践中是孔子的“时”和“顺”的概念:

……果实不时，不粥于市;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鸟兽鱼鳌不中杀，不粥于市。凡执此禁以齐众者，不赦过也。

孔子认为凡是不在适当时机行事的行为都应视作违反禁令，罪不可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则反映出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都是针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

夫礼之不同，不丰不杀，所以持情而合危也。山者不使居川，诸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冬合男女，春硕爵位，必当年德，皆所顺也，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草之疾。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酸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抓，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及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循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此顺之实也。

在这里，“时”是“顺”的前提，只有依“时”而动，才能收到“顺”的效果。

其次，孔子的生态资源节用观也是其“畏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且与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

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侮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春夏秋冬，育护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化。

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五美”(五种美德)之首，表面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当然，孔子亦将节用作为仁人君子日常生活的一种美德加以倡导。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子主张节俭，反对奢侈，哪怕别人说自己简陋亦无妨:“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孙(逊)也，宁固。”即使是对儒家所看重的“礼”，孔子都提出“礼，与其奢也，宁检”。孔子称赞生活简陋而好学的颜回:“贤哉回也!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生态资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孔子言“人道”必及“天道”，往往“天道”与“人道”并存，并且合二为一。在《家语))中，孔子就将大地之德与为人之道联系起来:

为人下者，其犹土乎。泪之深则出泉，树其壤则百谷滋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则出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弘其志而无不容。为人下者以此也。

《孔子家语·问玉))篇中，孔子在讲述了六经的教化功能之后，提到了天地之教:

天有四时者，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吐纳雷霆，流形庶物，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与圣人相参。

指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皆是天地教化的结果，天地教化与圣人教化相辅相成。

我们说天人和谐是孔子最大的人生理想之一，其实日常生活中，孔子也在不断努力并且践履着他的理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的最好写照，自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味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无限魅力。而《家语》中，对这种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描述则更全面: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曰:“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曰:“以其不息，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据邑必寻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切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万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

在此，孔子观“东流之水”，深刻揭示乐水之德。他认为水生生不息，具有恩惠苍生的仁爱、遵循规则的道义、勇敢坚韧的意志等德行，因而探讨水积极有为的特性自然会激起“仁者”感怀生命的情怀。

孔子非常钦羡大自然的造化给人们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视“乐山乐水”的大自然为一种优美的人生境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沐浴着和煦的春风，翩然而动，载歌载舞，这是孔子所向往的一幅美妙的春游图。也反映出孔子对山川草木有着农业民族特有的天然亲近和喜爱之情。这种物我合一、天地人合一的境界也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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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本文通过对儒道两家经典生态伦理思想的探讨和挖掘,对于如何看待生态问题,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保护观和利用观,启发人们对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考,有着现实意义。

进人21世纪以来,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种种生态问题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及政府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直接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这是对我国多年来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总结,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的建设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支持,更需要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对我国而言,古代儒道两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可见,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进行总结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最久、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从春秋时期的孔孟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的程朱理学以至近代章太炎,历经历史的洗礼而独成思想体系。

1.儒家爱物的生态伦理原则

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提出以“仁”为基本原则的伦理思想体系。在这一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儒家把“爱人”延伸到了“爱物”上,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又说舜帝“仁及草木”这都包含了爱物的内容。孟子则明确的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仁者爱物”这一伦理道德原则就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在儒家思想中的体现。

荀子在《非相》中这样论述“爱物”的原则:“胜任也,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根据荀子的论述,人们应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人类群体中的其他人,更应该考虑到大自然中的各种非人存在物。汉代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论述了这样的“爱物”范畴:“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人。”认为如果不热爱动物就不能称为“人”。张载在前人的“爱物”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着名命题:“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在这个论述中,他把所有人类看成天地所生的同胞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了解热爱万物,使万物与人一样的得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宋代程颖在《遗书》中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势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自然万物是人的“四肢百体”因而不仅要以“善”的行为方式去对待自然万物,更要把“仁爱”为基础的道德方式延伸到自然万物身上。

虽然儒家学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派且具有理论理念上的差异,但他们都把“仁爱”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到了非人存在物身上,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非人存在物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的“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它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主张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的价值,爱护一切动物植物和自然产物。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孔子提出了“效法天道”的理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表现为一种自然秩序,圣人的言行就是对自然秩序的遵从。同时,人与天相通:“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是人生命的本源和主宰,所以也是人的道德是非的仲裁者。

孟子则提出了知天”、“事天”论。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本于天,人的本质也就是天的本质。“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是对自然万物的帮助,“顺而不害”,他是人对自然的热爱,也是人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高级境界。通过认识万物—“知天”在落实到实践中—“事天”,孟子完成了认识上的“天人合一”到实践中的“天人合一”的过渡。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这样论述:“天亦有喜怒之气……与人相符,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认为天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人和自然有高度的一致性。程颖说:“言体天地只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认为“体天地之化”的“体”字是多出来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天地之化”,“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宋代的张载总结前人学说,终于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者,虽然有“唯物”、“唯心”之分,“理学”、“心学”之别,但他们在论述“天人”关系这一问题时,都普遍认为“天地”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孕育者,人和自然万物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的同时,又强调了人必须顺应自然、效法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3.儒家生态道德行为准则

除了“仁”之外,儒家在伦理道德行为上提出了“孝”的理论,孔子把“孝”延伸到了保护生物方面。“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这是他在保护动物方面的行为,认为不以其时伐树,不以其时打猎,是残害生物的行为,是“不孝”。曾子引用孔子的话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6〕孔子和曾子把保护自然提到了“孝”的道德行为的高度,把不合时宜地滥伐幼树,捕杀幼兽的行为斥之为“不孝”,在一定层面上具有保护自然的实际意义。《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论述:“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署不人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王道之始也。”这是在有关资料中引用最多的论述。强调给自然生态以修养生息的机会,恢复自然的再生产能力,避免资源枯竭。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人良性循环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护生态平

衡的意义。而从《夏小正》《礼记·月令》到汉代的《淮南子·时则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道德行为准则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从老子开始,道家就把自然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自然的同时,体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无为”的哲学。

1.“道通为一”的整体自然论

在老子哲学体系中,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是指宇宙万物的存在,又指宇宙万物的规律—自然而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老子主张人应该协助自然发展,而不是自以为是,任意而为。“以辅助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为者败之,执着失之”。

老子还认为人与天是统一的,在这个统一体中,人只是万物的一部分,人既不是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无所作为的臣服于自然。“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的存在和宇宙自然的存在一样伟大。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提出“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的思想。“夭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达生》)。这是道家的“天人合一”论。庄子认识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他认为回归自然,顺应自然,“顺物自然而无私容焉。”是人生最明智的选择,在《庄子·应帝王》)中他讲了一个“混沌凿七窍”的故事。这是一个“以人灭天”的例子,人类想用强力变更或改造自然以符合自己的意愿,结果只能导致自然本身的死亡,这对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2.“知常、知止”的生态准则

知常,也就是知“道”,知本。老子说:“知常则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德道经·十六章》)常是自然规律。庄子把“常”解释为:“莫力之为而常自然。”(《庄子·天地》〕遵循这种自然规律就能“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庄子·缮性》。如果违背自然之常而肆意妄为就会导致凶灾。

和“知常”相联系的是“知止”。老子说:“知止可以不殆。”(《德道经·三十三章》) “知止”是要认识到人的行为应该有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危险。在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中,这个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自然生态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现代系统论认为:一个系统可以在一定阂值内波动而保护平衡,超过这个值,系统就会崩溃。自然和社会系统都是如此。“知止”就是要求人在利用自然时必须限制自己的欲望,有所为,有所不为。“知止”表现在人的行为是“不妄作”,表现心理上是知足。老子说:“知足者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德道经·四十四章》。从反面说,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总是源于人的欲望“不知足”。“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德道经·四十六章》)现代世界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与发达国家形成的浪费型消费模式有密切关系。人类如果不对自己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进行一定的限制。就不可能建设一个人和社会、人与自然共同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所以老子提倡:“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德道经·二十九章》)明智的人应该去掉奢侈浪费,去掉那些极端过分的行为。

道家的“知止”“知常”,为现代人从哲学的事业正确的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丰富多才的文化资源。

3.道家崇尚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念

道家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崇尚自然,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是相通的。现代社会人们为什么把追逐富贵名利作为幸福?道家对这个问题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列子·杨朱》借杨朱与孟氏的对话说:“人为什么要名?”曰:“以名者为富。”既富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曰:“为死”。人既死要这些有什么用?曰:“为子孙”。所以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为的是升官发财,福寿双全,子孙发达,这种欲望驱使人们不断奋斗,永不满足。这种欲望实际上是人生存的生物本能的发展。它的存在无可厚非。但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却会对社会,对自然以至对个人自己造成危害。老子就此对人发出警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持而盈之,不如其己”。贪得必失,这是社会生态的一个规律。“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德道经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那些拼命追逐富贵名利的人,往往从个人的私欲出发,不顾他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以一种远大的胸怀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结果必然是受到他人的报复,社会的报复,自然的报复,“自遗其咎”。

庄子学派把这种价值观发展为“重生轻物”和“法天贵真”的思想。“重生”是重视生命的价值,“轻物”就是轻视物质的享受,也就是轻视富贵名利的追求。人世间基本观点“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庄子·让王》)川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用来养育生命的。如果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生的目的而把生命作为追求财富的工具,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能养生者,虽富贵不以伤其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人居高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之轻身,岂不惑哉!”(《庄子·让王》)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追求物质财富,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最初只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能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是它积极的作用。但其负面作用却不容忽视:它是人类各种争夺、战争、杀戮的主要根源。道家从人的生命存在的角度,认为这种追求是“危身弃生以殉物。”道家提倡“身重于物”提倡生命自身的价值,对于那些追名逐利而丧失自我的人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法天贵真”是提升人的精神生命或理想人格的价值。“法天”也就是“效法自然”,“贵真”是尊重真实的生命,即是人性之真。“真有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碌碌而受变于俗,故不足”(《庄子·渔夫》)愚人不知道生命的真正意义,溺于人情俗务,殉物无厌,所以永远也感到不满足。明达人能够知生命之真,也就能达到与自然精神合一的境界。“至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庄子·刻意》)合天德的境界不是儒家说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种自然审美境界:“备于天地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