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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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黄石生态系统面积达48562~72843km2，横跨怀俄明、蒙太拿和爱达荷三州，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地、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著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5]，黄石国家公园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大黄石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热泉特征、野生动物、湖泊、大峡谷以及石化树构成了大黄石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财富。其中野生动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国最大的放养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见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种类涵盖了67种哺乳动物、322种鸟类、16种鱼类、1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000种昆虫和1150种原生维管植物[6]。大黄石生态系统内的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在栖息地的环境质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质运动、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黄石生态系统由气象气候、地质地貌、生物水文和人类土地使用构成，而各要素之间随时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黄石地区独特的间隙泉和温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热泉中硫、碳、氮含量对水体底部的微生物(嗜热菌、细菌、古生菌)等产生影响；土壤和水体中的矿物质、大气温度湿度等变化带来植被分布和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着食草动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数量。同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类在大黄石地区的伐木、狩猎、采矿、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动直接影响了植物和动物廊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废水、空调等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灾也对黄石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成为维护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动力之一。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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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的先决条件，就是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想的方向，所以所有的研究方向都是相互关联的，只要专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不同形式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根据水资源对流域乃至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从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出发，例如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系统研究等方面提供参考。根据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水资源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一步研究水资源的水权，建立水资源综合管理，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铺垫了一定的基础。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的概念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评价体系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得到实现和完善，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并进一步得到重视。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怎样确立一种制度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供给和保护资源或公共产品。从制度的角度探究可持续发展，转变分散的管理体系，创建全面控制社会生产结构与功能、信息反馈灵敏、高层次决策生态的机制和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关键。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价值，并认识和把握生态研究服务系统的价值。国际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和商品。皮尔斯、麦克尼里、特纳等人的研究是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类理论的基础。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使用和非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非使用价值包括遗产价值的存在和受损生态系统的价值、生态系统恢复的服务价值的评估。也有一些国际性的研究，LoomisJ等运用了这样的评价方法（CVM），来对恢复美国普拉特河流域的水自然净化条件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研究。但是CVM主观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调查目标作为追求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此外，国内外生态农业也进行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例如GolamRasul等进行的综合分析。根据生态系统的过程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职能的认识，生态系统的定价理论和评价研究，例如缺乏必要的研究信息资料，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一定的量化难度。其价值评估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结合创新的学科有机集成的组合，进行生态、经济、社会体制的综合分析。根据R.KerryTurner的建议，创建生态分析、经济分析、经济评价、综合分析、用户分析，并结合多目标决策，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3生态配水研究

水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是对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确保生态用水，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目标。研究生态用水分配与水资源有关，合理的水资源配置机制包括内部配置、模式和方法以及实用、合理的评价研究。国际河流流域的配置行为，内部机制取决于边际成本，可划分为水资源的分配（MCP）、对公共（行政）水量分配（P/AWA）手段的管理、以水市场（WA）自来水分配机制和水资源用户（UA）等四个方面的分配，而生态系统配置的构成部分主要是行政和市场方式。按照生态经济学的方法，Giannias和Lekakis提出，从政策的角度来确保水问题的生态分布。在明尼苏达州，通过立法生态用水实施，根据水权的优先级、水务部门进行配置。有的非洲国家是经过供水能力和水权许可制度来确保水资源的分配。现在我国仍是以行政职能配置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机制，也存在市场配置和用户参与型的配置，例如东阳的部分水权交易，还有一些小规模的非市场水交易。一般来说，水量的分配模式包含市场配置、行政配置、用户参与式配置和综合配置模式。生态配水的问题是近年来在生态水这一热点领域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课题，提出要保护生态系统和改善生态环境，旨在合理配置水资源。现在按照水资源的分配模型和方法，认识到生态系统、生态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根据从水分配系统的配置中，优化内部结构和协调配置。制度配置通常是按照非科学技术手段对生态用水进行的一系列配置。

4启示

生态水利工程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过去的水利建设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很严重，水利建设管理的改善要以生态技术为立足点，科学、合理地促进生态水利建设。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定向，以全面协调为主，认识到生态系统本身需要水的分配关系，平衡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使水利生态系统的生态、经济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的影响，如何建立供水系统，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水利生态系统的保障。

4.1水利生态项目的实施

增强功能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从目前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准确评估是很难实现的，怎样体现和提高生态系统的评估造成的生态、社会和经济表现是研究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4.2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制度体系

进一步研究相关制度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制度，研究系统成本的影响，创建和完善相关制度针对政府的补偿、绩效考核的制度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实现水利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3建立水利生态库

最好的水利生态系统需要一定量的数据来支持，所以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以收集和整理信息。水供应系统基本信息，例如水可用于不同的频率和其他径流量。相关的生态系统数据，例如珍稀动植物、湿地系统的生态多样性监测、住宅周围的生活条件等，通过收购和改进基本信息，逐步建立节水生态资源库。

5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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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河道；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型河道；浙江省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3．2．2景观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1)构建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上游有潭，主静，文昌阁高耸潭西。下游为滩，主动，关帝庙动峙滩头。中间两弯是村落居处，缓急适中。由此，营造出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丰富水域生物多样性。(2)在中游清溪坊两湾处，保护当地条石砌石驳岸，加砌水下种植池，种植水生植物。在岸坡防护工程上，选用具有良好反滤和垫层结构的条石块石和当地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3)在下游枫影滩处，利用具有透水性能的卵石、砾石等构成河床材料，为生物提供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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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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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京东；战略演化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1

一、引言

Moore在企业竞争战略中应用了“生态学”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商业生态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包括很多的参加者，参与者之间必须相互依赖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企业的经营环境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生态体系，而且企业需要依赖这样的经营环境才可以与其他企业协同并进，与此同时，它也实现了“双赢”的竞争观念。本文立足商业生态系统对我国电商平台企业的发展演化展开研究更为必要。

（一）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是一系列联系紧密的企业和组织机构，它围绕电子商务企业，突破地理位置的障碍，通过虚拟、联盟等形式进行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以互联网为竞争和交流平台结合而成的有机生态体系。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以职能标准为依据划分的不同“物种”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划分种类如下：

1.领导种群。即主要的电子商务企业，是整个生态系统资源的领导者，它协调整合电子商务系统中的资源，并提供平台以及监管服务。

2.关键种群。即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如：消费者，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其它物种所共同服务的“客户”。

3.支持种群。即网络交易必须依附的组织，如：金融机构， 它并不是依赖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而存在，但它们可以从优化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获得远大于依赖自己优势可以得到的利益。

4.寄生种群。即为网络交易提供增值服务的提供商，如：技术外包商。这些物种存活在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之上，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共生死。

（二）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

Moore以商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为基准，将商业生态系统从产生并初具规模，到稳定发展最终走向死亡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依据笔者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特点的分析，以及结合相关研究学者的观将演化路径划分为开拓、拓展、协调、进化四个阶段。

开拓阶段。它是指电子商务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运营模式来吸特定的目标客户群体，进而创建新的电子生态系统的过程。

拓展阶段。随着系统核心种群自身的不断成长，在拓展阶段系统的规模不但扩大，寄生种群也不断的出现。以不同领导为核心的相同性质生态系统之间的角逐日益激烈，最终市场竞争局势基本被确定下来。

协调阶段。拓展阶段业务飞速增加，这使协调各企业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逐渐重要。此时电子商务系统进入协调发展阶段。

进化阶段。信息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原来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也会受到其他模式的冲击，或者受到被取代的威胁，所以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即进化阶段。进化阶段需要大大的改变原来的模式，进行模型改造或技术创新，从而变为一个崭新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二、基于京东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案例分析

京东是我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它拥有自己的商品销售平台和购物APP，在公司成立的几年里，它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光磁产品的商，开通京东多媒体网，创立京东拍卖场，成立京东广州全资子公司，创建3C网购平台。近几年，京东商城集团启动了电子书刊业务，销售平台与智能手机/PC阅读客户端软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

发展阶段包括：

1.开拓阶段。创始人刘强东于1998年在中关村创业，成立了京东公司，在2001年，京东成为光磁产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2004年，开辟电子商务领域创业实验田，正式开通京东多媒体网。同年，在全国首创京东拍卖场。从创建公司初期，京东商城，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生态系统，并使之初具规模，完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开拓阶段。

2.拓展阶段。经历开拓阶段以来，京东不断拓展，自身的生态系统逐渐强大。2005年，京东多媒体网日订单处理量稳定突破500个。在2007年京东建成北京、上海、广州三大物流体系。2009年，京东单月销售额突破3亿元。同时，日订单处理能力突破20000单。2012年，京东商城佳通英文网站，开拓西方市场。京东完成第六轮融资，融资金额为3亿元。由此使其成功的进入商业生态系统的拓展阶段。

3.协调发展阶段。京东于2014年宣布家电“京东帮服务店”在河北省赵县正式开业。并声称，未来三年，“京东帮服务店”将在全国区县铺开，达到千余家。借此，京东大家电可在四到六线城市进行物流提速，解决了物流慢的问题。2015年，京东因C2C模式当前监管难度较大，无法杜绝假冒伪劣商品，停止提供其C2C模式的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并在三个月的过渡期后将其彻底关闭。京东集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无疑是在解决自身内部的矛盾，从而确保自身的生态系统可以继续协调稳定发展的举措。

4.进化革新阶段。京东从成立发展到今天，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许多劣势，京东的商业生态系统虽然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但越是发展到后面，就更应该注意和反思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自身可能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从而才能使得自身的生态系统进入进化革新阶段，得到飞跃的发展。

三、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出现。近几年来，电子商务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许多的利益相关集体不断几句，逐渐形成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且日益生态化。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不断地演化和发展。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主要是初步形成、拓展、协调发展以及进化革新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威胁存在，因此，只有系统内部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共赢，才能促进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电商企业才能在这个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岗岚，卢向华，黄丽华.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及其演化路径[J].经济管理，2009，06：110-116.

[2]郭旭文.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构成、特征及其演化路径[J].商业时代，2014，10：71-72.

[3]朱锐鹏.基于平台视角探究商业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动力巧机制一以阿里巴巴生态系统为例[D].东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5，11：1-48.

[4]Moore，J.F.The Rise of a New Corporate Form[J].Washington Quarterly.1998，V01.21（1）：167-181.

[5]资料来源：京东商城发展历程.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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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区域 生态经济 综合规划

[论文摘要]生态经济功能区划是生态科学和经济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它对识别区域的生态经济特征，制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文章回顾了我国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发展历程，系统总结、分析和评价了生态经济区划的研究方法，并对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近年来，由于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严重，严重影响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当今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以往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主要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以及土地利用的总体部署．然而，以往单一的区域生态区划或经济区划难以解决如何使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同、持续发展的难题，所以区域规划的重心开始向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功能转移，把区域作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的生态经济功能区划就此应运而生．目前许多学者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经济区划进行了研究．本文回顾了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发展，系统总结、分析和评价了生态经济区划的研究方法，并对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建议．

1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回顾

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是利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功能协调演进的综合区划，它强调生态学基础和经济发展规律，全面考虑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内的生态因子，根据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所构成的空间组合形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划分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生态经济单元．自产生以来，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

1．1区划自然(生态)功能区划

竺可桢于1931年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标志着中国现代自然区划的开始，随后黄秉维于20世纪40年代初首次对我国的植被进行了区划．2O世纪5O年代，在对我国自然资源深入调查及分析的基础上，自然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自然地域的区划原则和指标体系．其中最具影响和最完整的是在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编写出版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它明确了区划的目的，拟定了适合中国特点又便于与国外相比较的区划原则和方法．与此同时，许多省区也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自然区划．20世纪8O年代，各单项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方案更加趋于完善，并出版了《中国植被》、《中国土壤》和《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等一系列论著．

1．2区划生态经济功能规划

依据客观自然地理的分异规律性所进行的自然区划，主要停留在对自然表象的认识上，区划指标过于单一，不能满足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在总结我国生态建设有关经验的基础上，环境学家马世骏教授于1981年首次提出了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他指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其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功能、结构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_3]．王如松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城市和农村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纽带，由社会、经济与自然三个亚系统组成的相互作用与制约的复合生态系统E43．在这一基础上区域规划由单纯的自然生态分析向涉及自然、社会、经济诸多方面的综合分析转变，经济生态规划随之逐渐展开．1989年周纪伦等主持的上海郊区生态经济规划以区域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为划分对象，构造了一个能反映城乡地区生态经济系统整体特征的框图模型，开创了国内区域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先河]．自此以后，在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下，生态经济综合区划蓬勃开展起来．

2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方法

在构筑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理论的同时，区划实际工作者也在方法上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创立和引进了许多区划方法．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种常用方法：

2．1系统聚类方法

首先把各个对象各自归为一类，然后每次将最相似的两类合并，合并后重新计算新类与其他类的距离或相近性测度．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所有对象归为一类为止．方法是将分类单元对应的指标因子构成分类矩阵，首先用标准后的数据计算分类单元的相似系数，最常用的方法是欧式距离法；最后进行聚类分析，较常用的是最短距离法和最长距离法．

早期运用系统聚类方法的规划很多．其中卢兰、蔡秋等就利用系统聚类方法对槽渡河流域的农业做了生态经济区划，将其划分为了5个农业生态经济类型区[6]．胡宝清、廖赤梅等利用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南钦丘陵盆地做了生态经济规划，将其划分为了两区、四个亚区两个等级．

2．2“星座”图聚类方法

它是图解多元分析中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每个样点按一定数量关系点在一个半圆之中，每个样点用一个星点表示，同样的样点便可以组成一个“星座”．然后归类并区分不同“星座”的界限，从而得到星座聚类图．胡宝清、周兴等以山区农业生态经济区划为基础，运用“星座”聚类方法将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指明了区域发展方向]．

2．3模糊聚类分析方法

在数据收集，指标确定完备后，首先进行标定工作，即标出衡量被分类对象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J一1，2，…，)．设论域一{U，Uz，…，U)建立(，上的相似关系R(代表模糊关系)．U表示与按分类特性的相似程度．又设被分类的每一对象，由一组数x x…，X来表示，则与“，的相似程度，可以按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统计量方法来计算．常用的有夹角余弦法和算术平均最小值法．用上述方法建立模糊关系R，然后根据模糊数学中的“传递闭包”理论中的定理运算：R。R—R，R。。R一R，…，。R=R2直至某一步出现R一R为止，则R便是一个模糊等价关系．最后利用—截把模糊等价关系转化为确定关系，取不同的值水平，可把诸分区单位在相似程度下分成若干类．以模糊聚类分析作为区划方法的研究不少．郑可锋运用模糊聚类方法，以乡镇为分区单位，对浙江省德清县进行生态经济区划并提到以定性角度分析问题的必要性．包晓斌也以乡镇作为基本元，采用ISOTATA模糊聚类区划方法将黄河的一级支流听水河流域地区划分为3个类型区．

2．4 3S的分析方法

随着区划的定量化要求愈来愈强烈，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现代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经济功能区划中．GIS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对空间数据进行采集、管理、操作、分类、模拟、输出的空间信息系统．2003年高群、毛汉英运用GIS分析手段对三峡库区云阳县进行了生态经济区划，分区的结果综合体现了生态系统的地域特征和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发展方向．

3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研究展望

3．1区划方法逐渐走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现今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精度的要求已越来越高，以往单纯的定性分析已不能满足区划的需要，必须在进行区划时同时注重定量分析，用数量化的方式来证明区划结果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3．2县域小尺度的山区综合区划成为研究热点

应区域规划可持续发展可操作性的要求，生态经济综合区划区域热点已逐渐由大尺度综合区划转到县域小尺度的山区综合区划．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体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山区地带，其对确保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更为重要．

3．3 3技术被广泛应用

由于区域生态经济功能区划通常涉及的是空间结构多样、属性多、组分关系复杂的城市或区域，只有广泛地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和空间资源分析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才有可能使生态经济功能区划得以广泛应用．GIS的应用使区划结果由基于行政基本单元发展为基于相对均质的地理网格单元，大大提高区划成果的精度和准确度，更能满足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各方面需求口．

3．4城市群将是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重要研究区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区域，许多地区更开始出现城市群体化现象，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将成为人类活动最为活跃，生态关系最为复杂，系统结构和功能也最为完善的复合生态系统．但是现今尚未见到有关城市群空间尺度上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研究报道，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加强对城市群生态经济功能区划的研究迫在眉睫．

篇7

一、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研究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家庭迁移成为人口流动新的趋势，大批适龄儿童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详实地描述流动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外，还深入地探讨了流动儿童在教育、社会融合、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主要都是“问题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将流动儿童本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提出，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社会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上。“问题取向”视角影响下的流动儿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儿童及其家庭的劣势，与此相对应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帮助流动儿童解决他们的问题，缓解其不足。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社会捐助或者政府帮扶），“问题取向”下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过他者的救助，来实现流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社会融合和个人发展。这种实践和政策干预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补缺型和补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率先刊发了两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章，这激发了教育部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的调研，也为1998年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供了现实依据。其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条例，以及近年来大量的社会组织投入到流动儿童社会服务，均是在将流动儿童视为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政府或社会作为流动儿童条件改善的关键性力量而不断地得到强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补缺型和补救型的特点，注定“问题取向”的干预和实践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笔者以“社会工作”和“流动儿童”为篇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5篇论文，主题分别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与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流动儿童问题与社会工作回应、流动儿童学校和家庭教育对社会工作的启示。这些干预实践明显呈现分散化和孤立化倾向，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导致仅仅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单纯强调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在流动儿童服务中的应用，从而陷入了“方法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陷阱中。①

（三）儿童主体性缺乏如前文所述，问题取向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特别强调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往往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干预动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预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使得我们一方面质疑政府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动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本文认为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干预实践和政策，不利于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及其生态系统的主体性，这对于增强儿童抵抗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是不可持续性的。儿童抗逆力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新的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问题取向下的研究和实践所带来的问题。

二、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实践

（一）儿童抗逆力：儿童研究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译为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研究的兴起与学者对风险（risk）的关注有关。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风险用以形容表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规范的学生，如：失学、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问题取向”的分析范式，关注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往往认为部分儿童在风险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适应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学者的批判，认为由于聚焦到儿童及其环境的消极因素，容易造成问题化倾向，对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发展反而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将儿童标签化为“精神分裂症儿童”比其行为偏差本身还要严重。①正是因为问题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论由于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优势视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导研究者关注风险中个体的资源或优势，从而实现了范式的转换，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理念。对有抗逆力的儿童的研究也随后展开，如：加梅齐和鲁特（Garmezy&Rutter）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儿童，尽管生活在高危的环境中，仍然发展为健康的，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年轻人②；韦尔内和史密斯（Werner&Smith）认为大多数儿童具有自我矫正的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发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顾等技能。③儿童抗逆力成为困境儿童研究和干预的新范式。儿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也发生了演变。儿童抗逆力最初被视为个体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质，主要是指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提升其适应高危环境的成功的适应力。④但有学者认为抗逆力并不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固定品质，儿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鉴于此，有学者将儿童抗逆力视为儿童成功适应的结果⑥或者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⑦虽然抗逆力的概念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其核心始终包括三个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响的资源或者优势的出现；展示积极适应结果。⑧所以，本文认为儿童抗逆力是指儿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环境系统的资源或优势，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个体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且在儿童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

（二）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20世纪80年代，儿童抗逆力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用于推动高危儿童或青少年的干预和预防计划，如：抗逆力在学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务传递中的应用等。有学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对教育、青少年服务和以优势为本的社会工作的真正回馈，它给那些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为本的答案：找出能够促使青少年的保护性因素，即可以促进青少年在面对压力、不利和创伤之时健康和成功发展的发展性支持和机会。⑨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预理念、干预系统和干预原则。首先，在实践理念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寻找困境儿童内在能力和系统优势。有学者认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个人都有内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创造差异、言传身教胜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们对内在能力的信念开始的。①这种对儿童自身能力、资产的关注，直接回应了儿童时期的发展性任务，这同减少儿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险一样，都可以有效地帮助儿童克服发展中的挑战。其次，在干预系统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系统为儿童生活的所有系统。早期的儿童抗逆力提升实务计划，很多干预计划都在学校推行。因为儿童在学校呆的时间很长，所以学校是实施支持儿童和协助儿童克服环境压力的干预计划的极佳场所。在学校推行抗逆力干预计划，能够有效地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显的效果。②随着抗逆力研究从个体取向逐步向系统取向转变，有学者就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系统或者实践能够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成长，成功的实践的关键因素是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实践地点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出整合传递系统。③这种整合性的服务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儿童所处的系统出发，从多个层面———学校、家庭、社区———实施干预；二是儿童抗逆力提升实践应该与现有的儿童服务相整合（如：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再次，在干预原则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遵循综合的行动原则。儿童抗逆力理论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遵守以下原则：在干预基础方面，关注与儿童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证据，强调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在干预方法方面，认为儿童发展面临的消极因素的减少和积极因素的提升同样重要；在干预目标设定方面，关注干预儿童所处环境的影响，将干预目标和儿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预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务，提升干预的可持续性。④#p#分页标题#e#

三、“抗逆小童星”：一项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

（一）项目简介

“抗逆小童星”是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中心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共同合作的“增强儿童抗逆力实务项目”，服务时间为2010年10月—2011年10月。1.项目实施社区基本情况南京市建邺区HY社区，现有居民4015户，10562人，该社区主要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HY社区内有一所外来工子弟小学，兴办于1999年，校舍在HY社区居委会楼上，共两层楼，整个学校没有操场、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只有一间活动室，供学生课间休息使用。该校共有学生600名，教师11人。由于南京市建邺区2005年逐步实施“将流动儿童纳入公办教育”的规定，该校规模不断缩小，且将于2012年上半年停办。所以，对于在这一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更突出，选取该校作为抗逆力提升实务项目的实施地，比较合适。2.服务对象基本情况“抗逆小童星”项目组通过前期评估，选取其中100名流动儿童参加“抗逆小童星”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为：男生占64.0%，女生占36.0%；平均年龄为12岁；农村户口占84.2%，非农户口为15.8%；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在高中及以上的分别为19.1%，8.5%；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比较好或者好的仅占16.1%；流动儿童父母职业等级相对较低，大多数都是非正式就业，职业类型主要是卖菜、清洁工、卸货工等。

（二）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评估和干预策略

1.理念：生态系统理论与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SystemsTheory）得到广泛应用，其对个体和环境系统双重聚焦的整合视角，挑战了传统社会工作实践中个体心理聚焦的视角。生态系统理论是强调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一种思考和组织的知识系统，其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而是个体与社会、物理环境、阶层和文化环境连续交换的产物，并且依赖于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和分享。①该理论认为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共分为四个部分：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②生态系统理论对系统之间互动的强调，使得“人在环境中”的核心概念得以复苏，为整合型的、通用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成为新的范式，其被广泛应用于儿童福利、家庭和老年人服务中。优势视角聚焦于服务对象的资产（asset）或优势，关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相互协作，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的角色来主导干预活动，同时干预任务也转变为协助服务对象发现和增强他们潜在的能力，从而在逆境中成功地获得发展。③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之一，自然也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将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整合在一起，越来越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流模式④，此时期兴起的抗逆力提升实践，就是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的产物。受这一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启发，本文将流动儿童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予以审视，将流动儿童抗逆力视为特定环境中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图1反映的是优势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生态系统：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直接受到微观系统中家庭、学校和邻里的影响，宏系统中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外系统中社会服务组织、基层政府、社工高校也会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另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还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如：系统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互动。无论是系统本身还是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均包含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优势/劣势）。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包括两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统整合，充分考虑宏系统、外系统、中系统和微观系统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劣势，发掘流动儿童及其环境系统的主体性；二是方法整合，从流动儿童及其系统的优势/劣势出发，综合应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而不是专注于外部干预，割裂地考虑哪些适合个案工作，哪些适合小组工作，哪些适合社区工作。

2.评估：流动儿童抗逆力及其危险/保护因素的评估在抗逆力研究和干预过程中，对服务对象及其环境系统危险/保护因素的界定和评估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流动儿童宏系统作为其成长和发展的背景，基于个体维度的抗逆力—易感性（vulnerability），系统维度的危险—保护因素两个维度，评估流动儿童个体及其外系统、中系统、微观系统的优势和劣势。①具体结论如下：

（1）个体抗逆力—易感性方面。流动儿童在面对风险时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54.3%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较低，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具有明显的易感性。具体而言，流动儿童的乐观感明显好于归属感和效能感，低水平乐观感的流动儿童占9.1%，而归属感的低水平率为26.8%，效能感为34.8%。这说明流动儿童对自我和周围现状积极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其对环境的归属感，而流动儿童对自我生活的管理能力是最差的。

（2）系统危险—保护因素方面。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保护因素较少，危险因素较多。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无论是危险因素还是保护因素主要集中于微观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的作用不够明显，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连接也较少，这更恶化了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通过分析可知，直接的保护因素包括：连续的家庭照顾、父母稳定的婚姻关系、较好的父母关系、较高的学业期待、较高的班干部担任率、良好的同辈关系；直接的危险因素包括：家校合作较少、父母较低的文化水平、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居住方式、粗暴的教育方式、较少鼓励子女能力发展、较少参与子女生活、家庭文化氛围不足等；潜在的保护因素有：社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高校；潜在的危险因素有：社会支持因素缺乏等。

3.策略：危险聚焦/资产聚焦/过程聚焦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儿童面临的危险因素较大，保护因素不能很好地调节危险因素的影响，则儿童有可能出现情绪失调、行为失范、行为等问题；相反，如果儿童具有的保护因素能够有效地调节危险因素，则儿童即使是在逆境下，同样能够获得良好的适应结果。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儿童个体和系统的保护因素、减轻儿童个体和系统的危险因素。抗逆力为本的儿童干预实践，提供了一个干预的替代性框架，聚焦到儿童生活系统中的资源或者优势，通过建立儿童的保护网络和提升儿童能力，最大化儿童良性发展的可能。抗逆力提升综合起来有三种干预策略：危险聚焦策略（risk-focusedstrategies）、资产聚焦策略（Asset-focusedstrategies）、过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strategies）。①本项目综合应用了这三种策略，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如图2所示。#p#分页标题#e#

（1）危险聚焦策略，聚焦到减少或预防危险因素及其影响，主要涉及微观系统的干预。这是指减少儿童暴露在危险中的经验，针对流动儿童而言，主要是减少流动儿童家庭危险因素（亲子关系链接不够、父母投入子女生活较少等）、流动儿童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较低的学业成就、单一的成就来源、社会支持缺乏等）。本项目采取的干预方法有：针对家庭危险因素，实施的方法有推动儿童亲密关系的建立、增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的机会，比如：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子女和父母共同完成；在结束和开始时举办庆典，邀请家长参加，共同见证子女的成长；针对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则是增加儿童的学业成就，扩大其成就来源，比如：让儿童加入英语课外学习班、增加儿童上台表演的机会、扩大其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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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行业界限与企业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取得长期效益。环境约束会阻碍企业生态位的发展，相交生态位上的企业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企业之间“单赢”的竞争观念，强调企业的经营大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零售企业需要在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

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 零售业 特征 战略构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企业的要求日益严格。没有明确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生存困难。大而全的企业无论从响应速度还是从成本控制都无法达到使企业度过一系列危机的高度，因而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注重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企业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也由以前近似线性的关系变为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从而发展成商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从狭义上讲，它包括客户、供应商、生产者、流通者、市场中介（包括商、销售渠道、销售补充产品及其提供服务的人、各种协会等）；从广义上讲，它除以上经济联合体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生态环境，是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整体。

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商业生态系统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基础之上。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每个生物体各占有一定的生态位。当两个生物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由此，竞争就出现了，其结果是这两个生物不能占领相同的生态位，即产生生态位分离。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也一样，企业组织越相似，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经营的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趋于激烈。为了减少正面冲突，企业必须发展与其他企业不尽相同的生存能力和技巧，找到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实现企业生态位的分离。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系统成员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如果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低，以至由原来非线性特征退化为线性特征，系统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整体功能。因此，保持成员的多样性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存活的必要条件：首先，多样性对于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扮演着缓冲的作用；其次，多样性是商业生态系统实现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再次，多样性有利于商业生态系统价值的创造。

商业生态系统横跨了许多行业，各个成员致力于寻找新思想，发掘潜在的需要，并把它们创造性地结合到新的经济活动范式中，去创造系统的新价值，并通过分享新价值提升每个成员各自的价值。

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对于系统保持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商业生态系统能为顾客所贡献的是一个结合各种资源和能力的协作体系。如同生态学上的优势种对整个群落具有控制性影响一样，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控制和影响着该系统内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所以，对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而言，共生企业群可以发生变化，但保留主导企业却是该商业生态系统存在的前提。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并通过自组织不断进化。对于商业生态系统而言，根据环境的变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结构、决策过程、操作过程甚至产品和服务尤为必要。只要条件满足，随环境不断进化，自组织就不会停息。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对环境的反应比较迅速。商业生态系统的组成是消费者需求驱动型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聚集一群相关企业完成构思、设计、生产、分销和服务等工作。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模糊的边界，呈现网络状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每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小商业生态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更大的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次是某一企业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商业生态系统中。传统商业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区别如表1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管理零售行业运作体系的思想还是将视野锁定在企业自身。本文提出的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从系统化的角度分析零售行业的运行规律，为管理零售行业的稳定发展与运行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对手竞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进化的思想。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群体的相互依赖性一样，每个成员在自我改善与改造的同时，必须与其他群体成员予以共生和配合。强调企业生态位的思想，其本质是系统成员的协同进化，即成员们在合作与竞争中协同发展。这也是商业生态系统区别于其它企业网络的根本特征。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的零售业发展战略构建

（一）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每个物种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夺资源。商业生态系统中，在商品价值增值链上的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传统的流通系统往往被分割成一些封闭的环节，比较松散，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长期互不信任、讨价还价，为了抵抗市场风险，各个环节孤立地建立库存，交易成本大增。随着市场制度变迁的加速，传统的价值链已不能适应商业的发展。零售企业应以消费者需求为目标导向，努力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共同进行市场调查、设计、开发，认真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和需求态势，使信息存取、处理由孤立变为互动，由封闭变为开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商品流通各环节（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有机联结起来，促使信息、运输、包装实现标准化管理。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做好销前、销中、销后的一系列工作， 达成与之利益共享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整个系统的有效管理，实现相互协调合作，消除“进场费”和各种“摊派”挤压上游供应商的现象，向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服务，实现双赢和多赢型关系。

（二）零售业应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并通过错位经营适应竞争环境

事实上，在复杂的生态网络中，很难再界定一个零售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是纯粹的竞争或纯粹的合作，更多的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由于零售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小。从国内零售企业价格战来看，价格战中大部分商品均低于市场正常的供应生产成本，这种“价格战”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生态系统思想认为零售业的行业特征及外部环境决定了零售企业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价格战”表面，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针对商圈内居民的收入水平、共同生活习惯、消费倾向研究自己的目标顾客，进行有差别错位经营，实施低成本和差异化战略，理性地进行价格竞争，建立一种有序的竞争环境，避免恶性竞争的同时扩大市场。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并构建、创新商业生态系统

有效竞争机制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相对而言，零售业的进入壁垒较低， 经营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全国性大型零售企业。各企业间为了争夺有限顾客，不可避免发生低水平过度竞争，各种类型的价格战、促销战此起彼伏。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定行业组织政策时，应以避免恶性竞争，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一方面，通过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提高市场集中度，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实施联合与重组，组建跨地区的大型零售公司，减少内部磨擦，实现有效竞争。在优化市场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要规范零售企业的市场行为，在企业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合力。

（四）建立立体式业态结构

立体式业态结构是指由零售商品、环境、服务等要素组合成的经营形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越是稀少，系统越是容易失去平衡。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业态越单一，商业生态圈越是经受不起外界的挑战“变则通，通则久”，零售业应不断进行业态创新，以立体式的结构适应多层次的需求机构。城市消费群体已由崇尚“物美价廉”转向注重“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认真研究自身的目标顾客群体，判断其消费行为是倾向实用、节约，还是时尚、新潮，不断创新“商品组合”，创新超值服务项目，创新业态，建立起零售业和消费者间的良性循环。

（五）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

政府规制与制度安排是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至关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方面零售业政策要以促进集中为导向，弱化企业扩大规模的行政障碍，发展连锁经营，以优惠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另一方面，在流通产业组织政策制定上，要规范大型流通企业的经营规范，通过相关立法规范大型零售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以反对垄断和促进市场充分竞争为核心、内外贸统一的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实现监测准确、反应敏捷、调控及时的市场运行监测调控，防止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的控制。

（六）完善企业文化制度并进行管理创新

在运行的机制上，应确立完善的制度和企业文化支撑企业战略的思想，通过管理创新实现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的有效控制。以改制为契机，在产权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员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竞聘选拔、培养干部和经营者制度，打破固定用工制度，实行双向选择，能进能出。零售企业文化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创造性，能够支撑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风格的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恶性竞争，更能凸显自身优势，走更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完善商业信用体系，这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

（七）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

在大力引进外资零售业的前提下，必须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把引进外资和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结合起来考虑。防止外资企业垄断某些业态，通过掠夺性定价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同时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管理基础好的民族流通企业，通过兼并联合、资产重组、参股控股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国内流通企业的整合，培育我国拥有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零售企业集团。

（八）电子商务下的零售企业应构建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

开展电子商务的零售企业，应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使电子商务运营商与商家认证、中央监控和诚信评价系统等构成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要融合企业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降低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使得各种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建立起高效、低耗的商业生态环境。

管理零售企业和其价值链，以及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环境是一项复杂和繁琐的工作，零售行业的特殊性导致了与零售企业具有相关利益的对象是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确定、分析、监测、调控，以维护体系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垄英.虚拟供应链的商业生态圈.工业技术经济，2005，24（2）

2.庄尚文.论零售商主导下的供应链联盟―基于合作竞争视角的分析.南京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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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系统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灰色系统”一词是被在1981年邓聚龙教授的上海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灰色系统的论文，为灰色系统的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引起更多学者对它的兴趣，参与到它的研究中。可实际，灰色系统是由英国科学家的“黑箱”概念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它融合了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灰色系统是一种包含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系统，主要用于信息不完全的系统，利用已知的信息来探索和预测未知信息，从而知晓整个系统。灰色系统理论和模糊数学、概率论方法一样都是来探索不确定性系统，具备使用“少数据”寻找现实规律的良好能力，解决了数据不充分或是系统周期太短的问题。如今灰色系统理论被应用于各个领域，譬如经济管理、生态系统、工程控制等领域。同时在股票投资领域也得到了应用，下面探讨下灰色系统如何在股票价格走势上得到利用。

研究股票的“内在价值”是我们认识股票价格的重要方法，可是它的研究需要专门的知识支持，而且受人们是否合理与准备的判断未来现金流所影响。股票的价格又是很多信息综合反应的结果，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的价格反应信息机制灵敏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找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轨迹和强度是什么，我们都无法把握，更别说把握股票的“内在价值”。股票的价格反应了所有与之相关的信息传导机制和灵敏度。可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传导方式和灵敏强度，但是我们能采用相应的方法通过价格的历史变化信息来判断价格未来趋势，从而获得股票价格的反应机制信息。于是为了测试和反应它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我们建立了灰色系统理论。灰色系统理论利用搜集和整理系统原始数据，来寻找其发展规律。灰色系统表明，所有灰色序列都能展现本有的规律，在使用一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后，也就是说，利用灰色数据序列来架构系统的反应模型，然后就能利用这个模型来预测系统可能发生的变化。

灰色系统模型利用微分方程来反应系统的客观规律。有了灰色系统理论，想要掌握市场价格走势和方向，我们并不需了解是什么信息影响了或是如何影响了股票价格，例如公司的基本面变化、宏观的经济因素变动、市场参与人数增减与否等等会对价格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我们只要加入能改变原有的价格趋势的新信息，这些信息是用来驱动市场价格变化的，可这些新信息的影响也不是立马能实现的，它的实现需要一个不断消化的过程，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记忆功能，它是股票市场价格变化的驱动力，但是有也有一定“惯性”，灰色系统在股票投资上的利用，正是要解决如何利用这种驱动力来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二、灰色系统模型在股票投资价值上的应用

（一）时间转折预测我们用某一股票的日收盘为例，把某个时间的某个点当起点，当局部低点和高点间波动200点以上时，就认为是一次市场指数转折，把从低点到高点的变化当做一个阶段，因此，我们选用局部最低点与最高点，在选用毗邻的指数相差在200以上的点，算出它们距离起点的月份，用来进行量化分析指数的走势。通过灰色微方方程可列出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而且通过方程式对指数未来转折情况进行预测。

（二）新陈代谢模型、事后检验事后检测通过模型来比较预测值和市场实际值而得到的。而从实际应用中发现，只通过每一个数据系列来进行长期的预测走势和时间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历史信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价格在信息的记忆和预见能力又有限，于是，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不断地减弱，所得到的误差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通过不断用新数据替换老数据来最有效的展现新信息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影响。

三、结束语

篇10

高职高专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高职高专院校与系统环境之间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协调的共生关系，每个高职高专院校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通过融合、竞争与合作，形成了整个高职高专教育系统，进而构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统。高职高专院校无论是在内部构成要素，还是与外部环境交织互动中，都处于一个内容复杂、影响因素多元的生态系统中。每个子系统通过不断调整来增强其对系统环境的适应程度。可以将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理解为：一定时空条件下，高职高专院校与存在关联的要素之间、以及与所处环境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指组织通过内部不断整合、调整与创新，使组织获得竞争对手不易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等资源，从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占据行业的优势地位。如果将高职高专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劳动力“产品”就是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和本领的学生。可以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高专院校在长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通过内部不断整合、改革以及创新获得教育资源，使高职高专院校在发展中处于竞争优势。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一般认为生态系统中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资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对整体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竞争力就越强。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三）提倡创新思维，提高生态位进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