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文物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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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G264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299-02

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省市一级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依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等一系列新情况、新任务的不断出现，如何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是基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本文将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做简要的分析，并结合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身份提出几点对策。

一 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1.文物保护意识淡薄

对文物的保护，部分基层干部以及大部分农牧民对文物的保护认识不到位，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与己无关，甚至毫不顾忌地占有出土文物，随意破坏文保单位周边环境面貌。还广泛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文物保护”的思想，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社会效益，视文物保护为包袱，缺乏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意识。少数基层干部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不能与文物保护部门形成合力。

2.文物保护经费缺乏

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主要经费来源还是政府财政预算。这一点在《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也是国务院要求的“五纳入”内容之一，然而在现实中很难落实。以我县为例，多伦诺尔镇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城区内存在着大量有待维修保护的古建筑，但文物部门获得的财政预算只能对濒临损毁文物进行抢救性维修，我们也承认，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钱，就目前地方经济的现状也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满足各项事业发展。但文物保护事业有其自身特点，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目前不对文物保护进行最低限度的经费投入，那么即使今后经济发达了，文物的损失也无法挽回，将愧对子孙后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3.法律法规抵触

从当前的操作过程来看，与文物保护政策相抵触的是《土地管理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凡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必须依法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而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要求，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建新房必须拆有价值老屋。文物部门在文物普查中也陆续有所发现，如果不及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将会难逃被拆除的厄运；如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又缺乏足够的经费保护，致使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4.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由于基层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能力有限，对区域内文物家底不清，基础数据不准的情况很难从根本上转变；由于编制的限制以及经费的缺乏，文物宣传展示工作很难深入开展；没有正规的博物馆，文物的存放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管理方面缺乏科学规范，在服务方面缺乏主动意识；文管队伍的自身建设明显滞后，特别是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匮乏，职工队伍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 解决基层文物保护工作问题的对策

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任务繁重而又艰巨，全面推进文物事业的发展，根本在于更新观念，强化领导，关键在于采取有力措施，按照《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的文物工作“五纳入（即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的要求狠抓落实，重点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保护好文物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事业，是体现城市文明程度以及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全社会必须关注这项事业。以我县为例，多伦县多伦淖尔镇作为自治区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城区内存在着汇宗寺、善因寺、山西会馆、清真寺、碧霞宫等大量的文物保护单位，按照自治区文化大区建设目标，县级党委政府应进一步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文物保护的责任感，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如编印一些宣传文物保护方面的小册子分发给有关部门、学校、社区等；举办学习培训；召开纪念会、学习座谈会、学术研讨会等；建立一座条件完备的现代化博物馆，通过开办特色展览，在陈列内容、主题、环境氛围方面创造渲染，充分利用文物最直观、最生动、最真实、最可信的特点，使文物教育功能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加大宣传，强化和提高市民和保护地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保护好文物的自觉性。

2.建立市场机制，多渠道筹集保护资金

文物保护，都存在着资金缺乏的问题，但即使经费缺乏，也应保护。县政府应把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建议解放思想，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出台一些为保护文物的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企业、社会团体、协会、宗教和个人等参与、捐助文物保护事业；借鉴兄弟旗县的成功经验，在坚持文物保护法的基础上，支持和引导各方参与保护开发，并让他们从中受益。以多伦县为例，县委政府在引进企业的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对汇宗寺、山西会馆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几年来，汇宗寺、山西会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通过旅游开发手段，每年吸引大批游客游访，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还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还可以应用的其他文物保护单位中来。

3.要进一步规范动土管理

在生产建设领域落实文物前置审批程序是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保证。要继续坚持“先申报审批后动土”的原则，凡是在文物保护地段动土，一律按程序逐级申报，规划、土地、城建等部门要大力支持和配合，实行动土申报许可制度，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依法履行动土申报手续；文物部门要规范动土管理制度，加强违规动土的巡查监管。以确保勘探发掘工作的有效衔接，避免因生产建设导致破坏文物的事件发生。对违反规定擅自动土施工的，要严格依法查处。

4.健全文物行政管理机构，提高管理队伍的人员素质

县级文物保护部门作为基层文物单位，存在着人员编制不够、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现象。因此要做好文管体制改革，配齐相应编制和专业人员。要引进高素质的文物保护专业人才，把引进文物保护人才像引进科技、教育等方面人才一样，制定优惠政策。通过引进人才，迅速提高文物保护队伍的素质，同时，应该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工作，举办各种专题性的短期训练班，提高在职人员的专业素质。切实提高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待遇，注重对后备人员的培养工作。

参考文献

[1] 刘心玉.我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与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8）

篇2

1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物质载体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简言之，文物是历史的遗留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简言之，非遗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两相比较，其区分在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

以古建筑为例。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和惠安县洛阳镇之间的洛阳桥（宋—明）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洛阳桥传说”、“蔡襄与洛阳桥的传说”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留公陂（俗称陈三坝，南宋）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陈三五娘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安溪清水岩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安溪清水祖师信俗”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鲤城区亭店杨氏民居（清）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子项目之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展示空间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而必须就原地保护的文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程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之中。在文保单位之外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环境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县级、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和原址保护，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由于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性及其独具的社会功能，各级文保单位往往成为当地社会大众的活动场所，客观上也成为常年非遗展示空间。

以宗教建筑为例。有庙有戏台，这是泉州地区多数农村和有条件的街区庙宇的一大特色。泉州涂门街通淮关岳庙（清—民国）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关岳信俗（泉州）”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香火鼎盛。其殿宇为单檐硬山顶，穿斗式木架构，装饰精美的木雕、石雕和泥雕，屋脊剪瓷龙雕，造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现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泉州木雕、石雕分别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通淮关岳庙每逢关帝生日，都会搭台展演地方戏曲，泉州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都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罗溪镇龟峰岩建筑群（明—清）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龟峰岩主祀关圣夫子，埕前辟有戏台，上演地方戏。戏台下方中层有南音室，是当地传承南音的场所。南音（别称泉州弦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宗教场所安排地方戏曲演出和利用寺庙建筑开展南音传承活动，类似情况在泉州地区十分普遍，扩大了这些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空间。

3 文保单位因非遗而增强保护价值

文保单位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之所以成为文保单位，就在于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墓葬为例。位于惠安县的王潮墓是福建省文保单位，现存王潮墓前的文官、武士、虎、马、杨等圆雕和莲花浮雕，宋代雕就，距今1100多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惠安石雕代表作，其风格既继承北派的质朴粗犷，又兼有南派的细腻纤巧，是了解唐末五代惠安石构建筑技术和石雕工艺的重要实例。王潮（846～897）是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的兄长，王潮与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合称“开闽三王”，是福建和泉州重要的历史人物，“惠安石雕”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王潮墓作为古墓葬的文物价值进一步增强。

位于泉州清源山风景区的江加走墓是泉州市文保单位。江加走（1871～1954），著名木偶头雕刻大师，被誉为木偶之父，其作品定为国家一级艺术品。1954年10月，江加走病逝，文化部拨款为其在清源山老君岩前筑基立碑。“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进一步凸显江加走墓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的文物价值。

4 文物保护非遗保护两者相互促进

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化和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被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受到全社会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两者都有“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要求，差异在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传承发展”，就保护工作而言，加强文保管理有助于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传承发展为文保单位的长效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以传统建筑为例。文保单位一定时间都需要修缮，特殊情况下，还有迁移和重建问题。文保单位的保护性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按照法律规定，文保单位的修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和工程资质等有严格的报批程序。闽南传统建筑的轮廓、造型，特别是砖石混砌、墙面装饰和色彩纹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其独特之处。闽南传统建筑修缮需要运用传统手工艺技能作保证。另一方面，得到妥善保护的闽南传统建筑，也成为一些重要非遗项目科研、教育、传承基地。显然，保护文保单位及融为一体的非遗项目，息息相关。文化遗产是[( dylw.NEt) 专业提供专 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保单位的职责首先在于对具有历史、文艺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同时，很多文保单位，尤其是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宣传展示文保单位的非遗项目，使社会大众对文保单位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文保单位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拓展文保单位工作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做好文保单位的管理工作。

5 结论

文保工作和非遗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分支，有内在关联性。重视文保单位的非遗因素，全面做好文保单位的记录档案，修缮、建设和宣传、推介，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有助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文保单位的历史内涵和艺术、科学价值，进一步提升文保单位的职能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2013.

篇3

【摘 要】随着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勃兴，分布在全国2300多个独立县级行政区域的众多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然而这些博物馆多数依然处于“贫困”的状态，文物储藏不够，科学研究薄弱，展览环境欠佳，体现出其在馆藏资源及其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瓶颈性问题。针对此，争取时代性的短期项目赢得各种资源，树立“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的理念，建立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网络营销模式，大力推进文物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利用，应是值得考虑的可行之道。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之中，2900多座各类博物馆已基本构筑起了中国比较完整的博物馆体系，且许多新的博物馆仍在诞生之中。伴随着这一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博物馆发展的重心已由数量上的扩张向服务质量的提升转变，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笔者在从事大学博物馆学的教学过程中，时常鼓励学生利用学习间隙深入实际，对基层中小型博物馆的发展现状展开调研，一方面旨在培育当代青年人的文化遗产危机与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使其亲临实际，体认目前文博事业所存在的真实问题与潜力，从而明确自身未来的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学生收集、反馈的信息基本印证了笔者多年来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即：同我国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与管理质量之间所形成的剪刀差一样，我国博物馆运作成效的提高也远远赶不上其数量的急剧增长，尤其中小型博物馆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而归根结底，其原因皆可围绕馆藏资源及其利用现状展开讨论。

博物馆的馆藏资源亦即文物藏品，可以经由征集、发掘和社会捐赠等渠道获得，也可以通过复制或租借得到补充。但是，“博物馆自身收藏的文物是最主要的资源，它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博物馆规模的大小，声誉的高低，效益如何，都与其文物藏品的数量与质量有极大的关系。……有了丰富的文物资源，往往能吸引其他资源来为之‘锦上添花’。在博物馆这样公益性的事业中，只有把它办成真正的历史、艺术殿堂，成为文化实力的象征，成为文明的标志，才会产生‘名馆效应’，才会吸引更多的社会的捐赠和人才加入。……所以，要使博物馆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就必须努力打造自己的特色品牌”[2]，而这一品牌必须以丰富而又富于鲜明个性的馆藏资源为重要基础。

毋庸置疑，我国有很多富于特色的博物馆，而且充满了活力，但2900座博物馆中的绝大部分则不然。尤其是那些地处基层或县域的众多中小型博物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长期的积贫积弱，很多仍处于“贫困”状态，甚或几近闭馆边缘。主要表现为：其一，文物储藏不够。或者数量太少，多则近千件，少则四五百件；或者种类单一，有的陶器居多，而且多集中于一个时代，如汉代，有的瓷器为主，但多属明清时期；或者精品稀缺，珍贵者极少，多为一般文物，且品相较差。其二，科研能力薄弱。研究成果稀少，多年不见正式发表的专业论文、论著问世，缺乏对外广泛持续的学术交流，不能确立在同行中的良好地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境地，从而造成了现存数量有限的馆藏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使博物馆的应有功能无法合理发挥。其三，展览环境欠佳。有的博物馆长期固守着单一的基本陈列，对其标本极少予以更新，陈列设备陈旧，展示手段单调乏味，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博物馆展览的要求，导致其门可罗雀，几无人气，从而严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2008年5月8日至9日，在“《国际博物馆》与中国遗产保护论坛”上，来自江西的文先国先生发表了题为《如何完善地方基层博物馆的价值体系与社会责任担当平衡》的论文，对地方基层博物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也认为中国目前的2000余家博物馆大多属于小型博物馆。这个小型，不仅是指博物馆建筑的小型化，而且是指文物收藏的不丰富，文物陈列的不高雅，科学研究的不精深。收藏的情况不理想，陈列教育的功能就很难实现 [3]。由以上所述可知，我国中小型博物馆目前馆藏资源存在两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资源储藏不够充足，要么是研究、利用的深度与广度有所欠缺。

至于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许多业界人士与专家学者都有精辟的分析，大体归纳起来，不外乎“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体制不畅”等。笔者以为，在今天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公益性博物馆逐步免费开放的形势下，“现代营销”意识淡薄是当下诸多基层博物馆最为缺乏的东西。这一薄弱环节的存在，导致许多博物馆无法摆脱旧式桎梏的束缚，依然在抱残守缺，依然在“等、靠、要”，而不是大胆走向市场，在市场中寻找发展壮大的良机。因此，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在“现代营销”理念的推动下，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不拘一格引进高素质专业人才，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走“缔结联盟，共同发展”之路，才能扭转被动局面。

一、争取时代性的短期项目

以赢得各种资源

博物馆人应时刻将眼光“由内转外”，即瞄向社会，紧抓时展的脉搏，一旦发现有利时机，即可开展相应的运筹，以丰富自身的各种资源。这一点英国的博物馆界就做得非常好。据载，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英国的布赖顿和霍维博物馆整合多方资源，举办了具有中国元素的《1650年至1930年英国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展》，取得了空前成功，一时间观众如潮，并先后收到来自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的49万英镑、英国艺术协会的8万英镑和约克郡文艺复兴中心的5万英镑的赞助，以及一些来自私人的资金支持；而今，为了迎接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又在积极寻找良机，蓄势待发。奥林匹克文化项目负责人禾德利·斯万说，奥运工作为博物馆提供了与奥运赞助商联络的良好机会，例如在向遗产彩票基金申请赞助的13个博物馆中，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已经脱颖而出，收到来自基金会的500万英镑的赞助，用于改扩建图书馆、特别餐厅，以及一些配套设施[4]。

就国内而言，许多博物馆也抓住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故宫博物院推出了《金昭银辉——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金银器展》、《盛世琳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玉器精品展》、《尽善尽美殿本精华展》等十大精品展，首都博物馆推出了《古希腊竞技精神展》、《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等五大历史文化展览，中国科技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华民族艺术珍品博物馆、北京展览馆、798艺术区，绵阳、曲靖、运城、杭州、长沙、昆明及香港的博物馆和相关机构都纷纷举办了相关的展览活动，赢得了显著的社会声誉。

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奥林匹克”盛会，自然也会吸引全球人的眼光，举办相关的展览无疑也会产生多种效益。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式举办之前，组委会组织的900天巡展活动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然而在全国33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级市中只有极小的比例被此次巡展光顾，还有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参观愿望没能实现，因此，各地博物馆如能抓住机遇，举办各种形式的世博会相关展览，当是对此次盛会的一种良好补充，可惜未见到相关的展览报导。

二、树立“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的理念

建立“博物馆联盟机制”，实现馆际资源的优势互补。同类博物馆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组成区域内或跨区域的联盟组织，如行业博物馆联盟、县域博物馆联盟、民营博物馆联盟等等。联盟以实践推进为核心，通过举办联合展览、联合巡展、馆际借展、藏品交流以及开设联合网站等形式，促进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联盟内部或各联盟之间可以常设经验交流性质的论坛、沙龙等，开展相应的理论探讨，以进一步推进博物馆实践。简言之，馆际联盟合作计划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一起，从而降低商业风险，增加展览的丰富性、可行性。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各地约有95%以上的人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去现场参观，那么我们能否联合起来举行世博会的相关展览呢？一个博物馆或许力量有限，但是几个、十几个博物馆联合起来，相信可以为那些不能赴沪实地参观的人们在自己的家门口举办一个尽管不能胜似亲临，但毕竟有所体认的别开生面的“世博会”，同样能够使世博会知识和世博会精神得以传播。

2009年春，伦敦博物馆协会曾推出一个大型展览，其展品来自多家博物馆，包括汉考克博物馆、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谢夫顿博物馆、哈顿博物馆等。该协会顾问简·温特沃斯认为，大型公司或许有足够的基金来建立许多小型分公司，但博物馆却承担不起，这种多家博物馆的联合，既分享了展品，保障了展览质量，利于为观众推出完美的展览，又分担了风险，为每个博物馆提供了展示自己的空间，并能为观众提供多层次的服务。分别以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为主体的协会，也开始吸纳其他博物馆加入。前面提及的《1650年至1930年英国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展》汇聚了来自英国50多家博物馆和科研机构的展品，其中包括皇家收藏和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威尔士国家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等，开创了跨地区多家博物馆合作的先河。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协会表示，为了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他们期待着更多博物馆能够通过共享资源和经验，创造一个奥运文化传统。

国内迎接北京奥运会的许多展览其实也是以联盟的形式开展的。首都博物馆集合全国26省市55座博物馆的馆藏精品而举办的《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最引人瞩目，展品包括很多国人耳熟能详但又鲜有机会一睹真容的珍贵文物：商代后期的太阳神鸟金饰、公元前9世纪周恭王时期的史墙铜盘、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汉代葬服金缕玉衣、唐初纸本欧阳询《梦奠帖》等。同时，首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紫禁城内外竞技游戏展》则拉近了中国传统体育与现代奥运的距离，游客可以观看到有“古代高尔夫”之称的宋代纹胎球、乾隆御用十喜花膛锸子枪和来自故宫大内的象牙象棋等富于趣味的古代体育器材。从2008年7月16日到8月29日，中国美术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明清绘画精选——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藏品联展》在中国美术馆的三层与五层展厅举行。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5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奥林匹克之旅——中华民族艺术珍品文化节”也在北京市崇文区新落成的中华民族艺术珍品博物馆拉开大幕，文化节向中外宾朋展示了中国和世界各国艺术家的杰作，展览内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北京顶级艺术品展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珍品展区”和“唐卡艺术展区”等，精美的展品令参观者流连忘返。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主办的“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会”于8月8日至1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北京798艺术区也在奥运期间举办了《版画盛典——为奥运喝彩》、《世界纪录：当代艺术与体育》等数量达103个的主题展览展示活动。

可见，缔结联盟、共谋发展益处多多，对于中小型博物馆来说，更可以发挥集聚效应，实现多边共赢。

三、建立博物馆文化产品的

网络营销模式

今天的时代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广知天下诸事，也能享受各种送货上门、验货付款的服务，当当网、卓越网、中国图书网等已经做大做强，并已为愈来愈多的客户所接受。发达的现代网络技术和迅捷的快递方式充分结合，为各类文化产品的社会营销创造了极为灵活、便利的环境条件。文物、博物馆领域运用这一模式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博物馆开发丰富多彩、富于特色的文化产品并经由网络开展营销，既可以持久宣传自身社会形象，又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如果说独自建立、维护一个博物馆文化产品的网站对于一个中型或小型博物馆来说是件难事的话，那么，多家博物馆联合建立相应的网站应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英国的博物馆行业就采用了这种联合经营的方式。“文化标签网”是一个联合了60家英国艺术机构的在线零售商店，其目的是使全世界都能够便捷地发现并买到他们的产品。参与其中的包括一些伦敦主要的文化机构，比如泰特美术馆、V&A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皇家美术学院等，也包括一些地区性的机构，比如牛津的阿什莫尔博物馆、利物浦的蓝外套，还包括一些全国性的艺术组织，比如英国名胜古迹国民托管组织等。目前该网站所涉及的主要是英国境内的组织，但其未来计划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希冀能将全球的艺术机构和博物馆网罗在一起，共同展示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目前，该网站不仅成为许多博物馆重要的宣传阵地，而且每年能获得30%的额外收益，大大减轻了博物馆运作的经济压力。

我国的各类博物馆数量已达到了2900座，许多博物馆都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但迄今尚未见到类似的专门营销博物馆文化产品的联盟式网站，因此这仍是一处巨大的空白，亟待研究与开拓。四、大力推进文物资源的

数字化存储和利用

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现代数字化保存和利用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大型博物馆而言，一方面许多馆藏珍品因展厅的局限无法全部展示，另一方面由于珍品的极度稀缺或脆弱性也无法长期实物亮相；对于中小型尤其是多数小型博物馆而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馆藏文物珍品严重不足或展览环境差强人意。所以，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既可以改变目前危及文物标本的旧式展览方式，也可以弥补馆藏可用资源的严重不足，从而提升博物馆的人气。

我国的中小型博物馆一般面积有限，规模不大，人员较少，人气不足，技术力量也相对薄弱，其日常的业务活动主要是面向本市、本县、本地区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小型博物馆必须在突出特色上下功夫，“特色”已经严密关系到此类博物馆的生死存亡，尤其是在当前免费开放政策影响下，只有拿出富有吸引力的且与现实社会有共鸣的博物馆产品，才能赢得观众，扩大社会效益。

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适度应用无疑是造就中小型博物馆自身“特色”的必由之路。文物资源的数字化不仅有利于扩充现有资源存量，实现馆藏资源的信息化管理，而且有益于丰富博物馆的常规展览，推动博物馆的文化产业。数字化过程中，通过运用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三维扫描仪、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及相关的软件技术，可以实现对破损文物的虚拟修复，使其得到虚拟展示的要求，也可以通过获取其它场所的文物信息，经由逆向工程开展相应的复制工作，实现本馆展览深层次的序列化、完整性、系统性；通过相关文物视音频信息的采集处理，也可以实现其向数字化产品的物质性转化，从而推动产业化的发展。

当然，展陈数字化建设更有助于中小型博物馆突出特色，以质取胜。首先，数字化展示可以有效地延展展览空间和展览内容，这对于展厅面积、馆藏资源等条件都十分有限的中小博物馆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发展机会。数字化展示使得资料的搜寻与获取变得更容易，其方便快捷的更新方式也使得博物馆能够更多频次地更新展陈、组织专题活动，提高观众的参观质量。其次，地方性博物馆多带有地域性、民俗性等特点，民俗内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应当成为该类博物馆的主要特色和亮点。而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展示手法，这些内容很难产生永久的吸引力，因此，采用声、光、电、影等数字化或虚拟手段就成为展示这些内容的最重要方式。合理有效地做好数字化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既是对这些遗产的保护，也能扩大博物馆的社会效益。最后，数字化手段依靠的是最先进、最有吸引力的高新技术，最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提升参观兴趣。在基本陈列中采用触摸标本、模型操作表演、多媒体触摸屏、影视幻灯等多种教育手段，可以调动观众的多种感官，帮助观众多方面地接触展览内容，保持观众的兴奋感和新奇感[5]。不过限于种种条件，众多的中小型博物馆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数字化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开展馆际结合、馆校结合，循序渐进地引进数字化技术是必经之路，而不少大馆已有了成熟的经验，不少高校在硬软件方面也具有自己的优势，故而“借鸡下蛋”的策略应当成为中小型博物馆数字化的首选。

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在今天已经成为众多国人文化休闲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对散布在全国2300多个市县的中小型博物馆的划时代考验，也是博物馆人重新审视自我、转变观念、提升服务的重大机遇。而这一切都必须紧紧围绕馆藏资源展开，所以丰富馆藏资源、深研馆藏资源、用足馆藏资源是必经之路，融入现代信息技术、变单兵作战为多兵种联合是时代与社会之所需，若果能如此，则我们的中小型博物馆必将迎来新的曙光。我们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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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崔波，孙波：《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单霁翔局长谈博物馆发展》，《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2日。

［2］马自树：《关于博物馆文物资源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

［3］文先国：《如何完善地方基层博物馆的价值体系与社会责任担当平衡》，《国际博物馆》2008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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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旅游景区 游客管理 措施

文物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游客游览观赏的主要空间载体。它以历史文化遗物、遗迹为主要特色，能够满足游客游览观光、放松娱乐、探索求知等多方面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旅游。在旅游旺季，文物旅游景区大都呈现人满为患的景象。由于不少文物旅游景区忽视了游客管理，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如文物破坏、环境污染、旅游资源负荷度加重等等，给文物旅游景区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必须把景区游客管理作为文物旅游景区管理的重中之重。

一、游客管理的含义和内容

游客管理是文物旅游景区管理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景区经营管理者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对景区内游客的接纳量、旅游过程感受、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进行科学管理，提升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实现景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游客管理是维护文物旅游景区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它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游客因不文明和不合理行为造成的对景区的破坏，从而构建优良的旅游文化气氛，促进景区管理目标的实现。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游客管理包括对游客旅行目的地管理、游客容量管理、游客满意度管理、游客行为管理、游客体验管理、游客影响管理、游客安全管理等”。[1]此外，“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对于游客管理的目的也已基本达成共识，主要有两个：一是减小对于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是提高游客的满意度”。[2]

二、文物旅游景区游客管理的主要问题

纵观我国大部分文物旅游景区，或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忽略游客管理，或缺乏对旅游景区综合规划及治理。虽然部分旅游景区重视游客管理，但管理手段偏重硬性措施，加之不少景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不到位，基层管理人员素质比较低等原因，目前我国文物旅游景区在游客管理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全面专业的游客管理机制

当前，我国文物旅游景区游客管理的方法多是从保护文物、景区旅游建设等方面出发，而没有专业的游客管理机制，所以景区管理者的游客管理意识需要进一步提升，游客管理的运行机制需要及时进入设立阶段。

2.对游客管理的人性化不够全面

在多数文物旅游景区发生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时候，当地景区管理者大都会采用硬性化手段进行处理，缺乏合理的教育、引导游客改善不文明行为。此外，随着汽车的普及，很多游客选择自驾游，但一旦进入景区内发现很少有停车场地，在寻找车位时存在着很大困难。

3.游客对文物资源的不良影响

对于文物旅游景区来说，文物资源是景区存在的前提。像石碑、桥梁、亭庙等文物景观，易受到交通共振、环境污染、人群噪声及呼出气流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的文物景观来说，其传承与保护的负面影响直接因素主要是二氧化碳、细菌含量的增多，而这些因素与游人数量是直接相关的”。[3]

4.游览旺季时的应急机制不健全

根据当前实际，旅游旺季时不少著名的文物旅游景区客流量都能轻松突破景区最优接待量，甚至一些景区旅游人数严重超过了当日最大接待量。上述情况造成的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们知道游客数量的增长超过景区自身承载能力时，将很容易对景区生态环境、旅游设施、美誉度等方面产生极大的破坏。由于多数景区缺乏有效的游客管理措施，加之旅游旺季时，客流量的快速集中也给游客的人身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毫无疑问，目前文物旅游景区在游客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已经影响到了景区的和谐发展。所以，深化文物旅游景区游客管理的研究，从而指导景区管理人员科学开展管理活动，使游客管理规范运行起来，对于推动景区旅游可持续发展乃至旅游业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改进景区游客管理的措施和建议

针对上述主要问题，作为景区的管理者应当积极努力创新，切实加强文物旅游景区环境和秩序的维护及管理，引导游客文明旅游。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重视游客管理规划，加强游客管理体系建设

文物旅游景区的建设规划可以直接影响游客的活动和情感体验，进而对景区管理产生重要的作用。景区停车场所、观光道路、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游客服务中心的设计都与游客的游乐感受有着密切联系。

文物旅游景^游客管理应当明确具体的管理实施者、对象、措施等内容，并且要加强对管理效果的监督与反馈，实行动态化管理。在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下，文物旅游景区能够有效降低游客活动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2.增强游客管理意识，提高人性化管理水平

当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主要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很多旅游景区都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文物旅游景区若想取得更大发展，就必须重视游客管理。因此景区管理人员应该加强对游客管理的重视程度，提升游客管理意识。此外，“旅行社也需要对导游用词严格把关，加强导游词的知识含量和科学性，发挥导游‘文明的引导者和传播者’的作用”。[4]

作为文物旅游景区，采取人性化管理手段，真诚地关心和尊重游客，从而赢得游客对景区的真心爱护。从这个角度看，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性化管理措施势在必行。通过合理的安排旅游行程，设置更多便捷的旅游网络服务设施，收集整理并及时处理游客的投诉和建议，最大限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

3.营造良好的景区氛围，强化服务意识

众所周知，人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在下意识中产生与当前环境相对应的行动。一个旅游景区的环境越是恶劣，游客对不文明行为的管控能力越差；与之相反，倘若游客身处在清洁和优美的环境中，其自身文明意识、环保意识会得到极大的激发。因此，营造优美的景区氛围感染游客，使其深入其中是加强游客管理的良好方式。

当前，由于文物旅游景区对游客管理的认识不够，对于在职人员的管理技能培训比较欠缺，加之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动性大，能力水平不高。因此，提升景区管理人员及导游的水平和服务意识十分必要。

4.加强游客宣传教育，倡导文明旅游行为

对游客进行教育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的核心是通过影响游客的意愿和行为来达到保护景区旅游资源的目的，是景区管理的重要手段。景区大多数游客的破坏行为都很难马上被发现，尤其是空间面积比较大的景区，而且单凭罚款教育等简单粗暴的方式难以根除游客的破坏行为。因此，采取积极教育和耐心引导的方式，致力于提高游客的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激发游客的责任感，从而使游客形成自觉保护文物资源和环境的行为，是解决旅游活动中游客破坏行为的一条根本出路。

综上所述，文物旅游景区对游客采取科学管理的终极目的是既不破坏旅游资源，又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游览需要，实现文物旅游景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和建立科学的游客管理策略，对于提升文物旅游景区的服务水平和美誉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雷利.刍议景区旅游管理中游客管理的重要性[J].管理科学.2016.（6）.

[2].李欣.我国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游客管理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9.（7）.

[3]马永勇.遗产型景区游客行为管理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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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兰州城市学院立足“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努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每年30多场高水平科技学术报告，让城市学院在科研方面，始终与国内国际先进观点保持同步。先进的理念和同步与国际的方法，让城市学院谱写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新篇章。

整合资源 科研工作展活力

作为观念、智慧、知识、技术、人才之源的高等学府，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既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兰州城市学院在“转型跨越、富民兴陇”的新征程中，学校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紧紧抓住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两屏三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省委、省政府实施的“3341”项目工程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等重大战略机遇期，主动承担起推动甘肃转型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把项目申报管理和通过构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互相促进的格局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推进工作的重要抓手。科研立项数量持续增长，高层次研究项目明显增加。大力加强与省内外科研结构的合作与交流，整合科研力量，组建科研机构。

积极整合科研资源，突出科研优势和特色，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科研竞争力，兰州城市学院的科技成果数量和水平显著提升。科研工作紧盯学校发展战略目标，抓经费、抓项目、抓成果，努力提高学校科研水平，努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强化科研管理，加强横向、纵向科技合作，项目经费稳步增长，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社会效益明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同时也为全面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2006年以来，学校共发表省级以上论文4172篇，其中SCI172篇，EI 64篇，CPCI-S 17 篇，CSCD 185篇，CSSCI317篇，北大核心363篇。出版著作40部，主编教材109部，参编教材106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奖共计32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26项；获得地厅级科研成果奖共计55项，其中一等奖5项，二等奖18项，三等奖32项，12项被鉴定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1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立足全省，成果发挥效益

2014年2月，陇南文县的铁楼乡入贡山村来了一支特殊的小分队，小分队与当地民众一起，通过民众表演与当地民众一起分享了白马藏人的春节节俗活动“迟哥昼”、“火把节”和“十二相”，这支小分队就是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中心的成员，他们通过假期走基层，对地方民俗文化进行深度访查、调研和整理工作，同时会为地方民俗文化提出如何传承和发展的研究意见。

作为“甘肃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兰州城市学院西北方言研究中心，近年来不断研究探索方言及相关文化对地方民众的影响，整合一批科研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部分教师组成调查团队展开了调研活动。无论是永靖县民歌“花儿”“傩舞”还是皋兰县社火表演、文县白马藏族民俗，都是西北方言研究中心逐一研究的对象，每到一处，都能与当地民众热切地融合在一起，与民众分享民俗的乐趣，与政府共享传承保留文化的建议意见，将其研究成果传播到省内各地，提升了甘肃地域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了西北地域文化的国家影响力和国际传播力。“学校汉语言一直是优势专业，每次走基层，当地百姓很高兴。我们把民俗文化的意义告诉民众，让他们在自娱自乐的方式中，对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城市学院汉语言文学教授马小萍这样说到。

此外，在省委“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大项目的背景下，城市学院兰州城市学院当代敦煌文化创意研究中心，立足敦煌文化的发展传承和文化产品的研发与咨询，经过研究，他们提出将敦煌元素建筑装饰、日常用品、形象塑造授权产品研发生产纳入“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国家级示范区”建设规划，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同时，建立了敦煌文化艺术创意产品研发基地，并被纳入《甘肃省委省政府中国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中。

除了以重点学科服务地方经济，学校的不少科研项目也都转化成了显示成果。高天鹏教授的发明专利《一种鲑鳟鱼废弃物提取活性胶原肽的方法》，已于2010年通过省科技厅坚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项目通过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高寒冷水鱼--鲑鳟鱼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鱼皮、鱼鳞等废弃物进行胶原肽提取和制备工艺研究，得到了有利于探索未来试生产的有关参数，为将来开发含胶原肽的食品和营养品，提供技术支撑。对废物的再利用和实现废物资源化，变废为宝，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技术入股在永登碧泊产业公司实现了转化。

履行职能，服务地方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充分发挥智囊团、思想库作用。兰州城市学院非常注重在办学理念中强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牢固树立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观，努力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

立足兰州，服务甘肃，面向西北，辐射全国的服务意向，城市学院依据学科特色和科研力量，以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为依托，大力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力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并以此来为学校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2年，一本《中国生态城市绿皮书》，引发了国内外媒体进行广泛的关注，引起了社会积极的反响。 这本书是兰州城市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部分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所著。2014年在研究人员历时一年的调研和实地考察、资料收集和论证、数据采集和对比测算的基础上，顺利完成了《中国生态城市绿皮书》2014年度报告，其中对全国280多个地级城市进行考核评价和科学排名，尽可能体现出绿皮书的权威性、实证性、原创性、前瞻性和导向性。

“这本书的合作权可是来之不易。”说起与中科院的合作过程，科技处处长高天鹏感慨万分。“原本，国家有这个项目计划时，是要与设奖大学或者其他985高校合作的。”高天鹏说，城市学院院长当时在合作与中科院进行一个项目研究合作，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提出申请，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提出许多甘肃院校合作该项目的积极意义，打动了中科院工作人员，于是将项目“抢”了过来。

《中国生态城市绿皮书》的问世，极大地提高了我省在全国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学校先后又承担并完成了兰州新区管委会委托的《兰州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皋兰县、永登县工业商业和信息化局委托的《皋兰县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永登县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为“双联”单位天水市秦安县郭嘉镇制订了发展规划，并在招商引资、科研支持、文化扶贫、师资和劳务技能培训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此外，学校组织专家对白银市旅游产业布局、景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商品研发等方面进行策划包装，同时在白银市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并于今年5月同白银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学校还与新疆巴州地区、兰州、武威、定西、临夏、平凉、天水等市州结成“校地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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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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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十余年来，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各大企业集团甚至各地方政府纷纷进军旅游，抢占优势吸引物资源。围绕旅游开发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例如2013年凤凰古城门票风波 以及2014年7月的峨眉山事件 ，都吸引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笔者曾于2012年发表了《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一文（载于《旅游学刊》2012年第8期），提出通过从法律上清晰界定“旅游吸引物权”的权益属性，以解决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所谓“官商民博弈”的问题[1]。论文自发表以来，陆续得到学界、政府部门、民众和基层村（组）长们的肯定和赞同。这反映出我们在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论的提炼中已经抓住了问题的重点。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将这一学理性的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真正指导实践。当然，也存有一些质疑，如张琼和张德淼的《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之辨析》（载于《旅游学刊》2013年第12期）[2]、《旅游吸引物权整体立法保护质疑》（载于《法治研究》2013年第6期）[3]两篇论文以及辛纪元等的《旅游吸引物权的表达与实践》（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4]。笔者非常欣喜地看到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甚至希望这样的质疑和争论更多，因为学术争论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基于上述实践需要与理论争议，本文聚焦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旅游吸引物权在现实中的应用问题，具体涉及旅游吸引价值（资产）的评估；二是从理论上澄清一些关于吸引物权的争论和质疑。由于张琼和张德淼的两篇商榷文章的观点大致相同，我们选择发表时间最晚（亦即意味着作者对该问题的思考更为成熟）的《旅游吸引物权不可统一立法之辨析》一文（以下称“张文”）作为讨论的材料，附带回应辛纪元等研究者的质疑。需要额外说明的是，旅游吸引物权的提出并无偏袒于官商民任何一方的倾向，而是秉持分配公平的基础是权利平等的立场。权利界定清晰以后，一切均应当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解决问题。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同样先讨论两个案例，然后回应质疑，最后提出一种吸引价值（资产）评估方法。案例材料部分来源于笔者2014年8月在安徽黟县西递和宏村开展的实地调查，部分源自媒体公开报道的材料和学者们在两个案例地开展的广泛研究。

1 西递和宏村案例

2013年7月，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景区的运营方――西递旅游服务公司（简称西旅公司）被纳入黟县所属国资徽黄旅游集团（简称徽黄公司）旗下，正式成为后者的全资子公司。在此之前，西递旅游一直由成立于1993年9月的村办集体企业西旅公司自主经营。在此（改制）以前，西旅公司经营所得按照以下方案分配：每年门票收入的20%用于上缴税收和文物保护基金，其余80%按照50：50的比例分配给公司（作为集体经济收入）与西递村（各占门票收入的40%）。西递村所得的门票收入，20%留作村集体公益事业基金，其余80%作为旅游发展红利分配给村民，即村民所谓“分红”。分红基于两种分配方式的组合：按人口分配（以“门前三包环境保护费”的名义发放）和按房屋建筑面积分配（按老屋新屋分一到五等，以“年终资源保护费”的名义发放）。二者在总量上的比例大约为45：55。徽黄公司接管后，按照2012年西旅公司分配给村集体和村民的620万元红利作为保底基数（约占2012年西递村的门票收入3441万元的18%），同时将以后每年门票收入超出2012年门票收入部分按照8%的比例计提给村集体。西旅公司所属经营性固定资产评估作价后交付给徽黄公司有偿使用，租赁金每年约70万元。同时，村中走马楼等店面留给村经营使用，其租赁金也全部归村集体支配。2013年10月西递村的评估表显示，西旅公司经营性固定资产1296.12万元，无形资产10.39万元。村集体资源性资产（2014年4月评估）83916.24元（仅指林木）、土地659亩、山林7261亩 。目前，徽黄公司接手西递景区经营已有一年，西递村民与政府之间虽有小摩擦，但景区总体运营秩序良好。

对比同属世界文化遗产、与西递相邻的宏村。1986年，宏村旅游开发起步，由黟县旅游局主导开发，但多年经营下来成效不佳。1997年9月，黟县政府与中坤科工贸集团（简称中坤集团）签订了为期30年总投资2518万元的租赁经营合作协议书――《黄山市黟县旅游区古民居、旅游项目合作协议书》，并根据协议成立了“京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京黟公司）。中坤集团以现金方式，黟县以古民居旅游资源和古祠堂群建设项目土地使用权为投入，股份合作经营。关于经营性收入的分配，1999年京黟公司和宏村签订的《宏村旅游开发协议书》中规定：门票收入的95%归京黟公司；京黟公司每年支付给宏村9.2万元，并将每年门票收入的1%支付给宏村。同时，京黟公司还将支付7.8万元和每年门票收入的4%给际联镇（现宏村镇）。因认为利益分配不合理且政府侵犯产权与中坤集团签约，2000年，宏村村民用马车阻挡游客，拒绝游客参观。同时，村民联名将黟县县政府作为被告，中坤集团和京黟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法庭，控诉其侵犯财产权 。2001年，双方修订了合同：京黟公司将门票收入的33%支付给黟县，其中20%作为“文物保护基金”；13%支付给宏村村镇两级单位，其中宏村镇占5%，宏村占8%。宏村所得门票收入按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冲突暂时平息。2013年，宏村人均分红约2800元。由于核心矛盾（即侵权问题）没有解决，村民、政府、企业三方的利益博弈仍将继续。

西递和宏村案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隐含着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①徽黄公司既然获得了西旅公司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和旅游经营权，为什么还要额外向村民支付620万的分红？在黟县改革者看来，只要保证村民的分红收益不受损，就能推动西递公司纳入国资徽黄旅游集团。这虽然是改革之计，但在学理上还需要厘清620万的分红价值产生的真正来源。

②如果认为村民索取的620万元是西递古村落吸引物权益的价值实现，即旅游吸引物权的用益权的转让，那么，为什么是620万元，为什么还需要额外分配给超过2012年门票收入基数的8%？

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与吸引物权相关。前者是关于吸引物权的转移问题，后者涉及的则是吸引物（古村落）的吸引价值的市场实现问题。

2 事实上无法消灭的旅游吸引物权

我们首先结合“张文”对第一个问题加以论述。“张文”对旅游吸引物权立法的质疑主要基于以下4点：①权利设置冗余，主张通过保障旅游开发合同（即债权关系）加以解决；②旅游吸引的无形性；③旅游吸引物权无法排他；④不应对集合物整体统一立法。“张文”认为旅游开发商对社区居民支付的对价，即“旅游吸引孳息”，已在现有法定孳息规定范围内，因此“特别规定旅游吸引孳息及用益物权人对孳息的收益权似乎有画蛇添足之意”[2，92]。让我们先来计算一下西递村民所获得的收益包括哪些类型：①经营性资产租金70万元/年。租赁对象包括：办公楼、厨房、餐厅、生态停车场、旅游公厕、景观石、水口、园林、山门、佛殿、新售票中心、西递古驿道、车辆（3部）等固定性经营资产以及无形资产（景区经营权）。②保底的620万元村级收益，其中包括门前三包和资源保护费521.96万元、村委会管理费38.71万元、东西边观光园土地流转费9.76万元、村庄环境卫生费16.97万元、房屋保险费4.39万元、60岁以上老人生活补助23.20万元、村民有线电视收视费4.92万元。③每年门票收入超出2012年门票收入3441.29万元部分的8%。④留给村集体经营使用的西旅公司走马楼店面租金 。上述可见，西递村民所获得的收益类型绝大部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可以找到明确的孳息来源，如土地流转费、固定资产租金、经营权转让费等。但其中超出2012年基数的8%的门票收入和以门前三包费和资源保护费的名义来进行分配的521.96万元收益却无法在现行法律框架中找到明确的依据。这笔资金的价值来源既非土地补偿金，也非建筑物租金或旅游经营权转让费（徽黄公司已支付），因为不涉及任何产权的转移和使用功能的变化。如果游客到村中农户家中就餐、购物或住宿（即物理性使用），农户还将根据其具体消费内容另外收费。因此，这部分收益实质是来源于将西递古村落提供给游客观光性使用（无损于吸引物的任何物理特性）而获取的租金，即古村落旅游吸引力租金。如“张文”所指出的，这“正是旅游吸引物吸引价值所产生的收益性资产的体现”[2]， 92。

资产作为未来收益的源泉，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本身就体现为一种权益，理应对其产权归属给予界定。从社会现实来看，经济资源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属和事实上的所有权属并不总是完全一致[5]。如果不从法律上将旅游吸引物因其吸引力在未来所产生的收益这项资产的产权界定清楚，这项资产将变成“无主财产”。人们必定争相攫取这一稀缺的经济资源。这正是引起旅游开发中企业、居民、政府利益纠葛无穷的根本原因。在一些学者看来，西递村按人口与房屋分红一定程度上是尊重村民产权的体现。“以古建筑资源保护费形式发放的房屋分配是对村民的房产权、公共景物所有权等的有偿使用”[6]，30。这里的“景物所有权”实质上就是我们所提出的旅游吸引物权，而“公共”一词应属“集体”之意。Barzel曾特别强调，“从法律上界定一项资产的所有权比在事实上界定它，花费的资源通常要小”[7]。因为，产权残缺不但会引发分配的不公正，而且将导致生产和交易的低效率。目前西递和宏村旅游开发中以租赁旅游吸引物权为主的经营模式，实是农村集体的吸引物权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法律界定的结果，隐含着极大的未来利益争夺风险。而且，权利的界定不因物的市场价值的大小为转移。即便某项资产的市场价值为零，它仍然是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人的权益。

我国于100多年前引进了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并沿用这一大陆法体系编制了民法典。该体系从财产权中分离出债权和物权两个范畴，分别对应于对物发生的权利与对人发生的权利两种类型[8]。《物权法》即是这一体系下物权与债权二元分野的产物。按照该体系，物权和债权在权利性质、权利客体、权利效力、权利设定的方式以及权利的期限五个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征：物权为支配权，债权为请求权；物权的客体是物，而债权的客体是给付行为；物权具有排他效力，能够对权利人以外的一切人发生效力，而债权只涉及债之法律关系的双方；物权中的所有权基于其自身的性质为无期限的权利，而就债权而言，法律上一般是不允许设定无期限的债权[9]。从这一划分标准来看，“公共景物所有权”即旅游吸引物权作为一项新型财产权已经突破了债权范畴，而具备了典型物权所共有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其独有的特性。一是吸引物权以权利人的财产（土地、房屋或物品）上利益为标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物的直接支配产生利益（如成立西旅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因而具有绝对支配权和排他权；二是吸引物权的客体是特定物――旅游吸引物；三是吸引物权作为“财产上利益”，其权利期限基于权利人之所有权期限；四是吸引物权因其无形性，目前未能并列我国物权法的典型物权种类之中，因而尚有赖于立法定分。“张文”主张通过保障旅游开发合同，即通过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来解决吸引力资产的权利归属问题，不仅是对吸引物权的财产权属性的误判，也难以确保此项权利的稳定和不受侵犯。

“张文”还指出，旅游吸引力不属于《物权法》中的无形物，无法成为物权客体，因为“物权法调整的无形物为无线电磁波、煤气、天然气等”[2]，93。实际上，“张文”列举的电磁波、煤气等无形物实质是有体物，只不过不为肉眼所见。现代量子理论认为，任何物质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电磁波由光子组成。而旅游吸引力的无形性更多地指涉人类精神范畴。这正是我们指出“现行《物权法》对于物之无形价值的用益部分考虑较少，……尚难以完全适用于旅游吸引物之利用情形”[1]，15，因而需要特别对旅游吸引物权进行界权的根本的原因。旅游吸引价值的来源包括审美价值、环境价值、科学价值和游憩价值等等，属于物的无形的价值形态。如果将西递和宏村看作读者购买的一本书籍，正如读者购买的并非是装订成册的纸张、油墨甚至塑料光碟（可比作西递和宏村的土地、山林等），也并非是在购买文字本身（可看作砖瓦建筑）；读者购买的实质上是作者通过组织各种文字而表达出来的思想或知识（即古村落民居基于其生产生活聚落空间形态而呈现出来的美学、科学和历史价值）。知识是无形的，因而需要设立知识产权对其权益归属加以规范。西递和宏村因其吸引力而产生的市场收益也需要明确其权益归属，即产权。之所以我们主张基于物权理论来设立吸引物权，其一是基于对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财产利益的保护已经成为现代物权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趋势。对于物之旅游吸引价值的利用已经远远超过现行《物权法》规定的物之利用情形，因而需要单独设立[1]。而且，现代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为设立旅游吸引物权提供了可操作的范例；其二是基于旅游吸引力与物不可分离。旅游吸引物权与土地或物品的所有权不可分，并具有从属性。但“吸引价值完全可以从土地及其物的物理形态中剥离出来，作为一项收益性资产而独立存在”[1，14]。这里的剥离指的是价值层面的剥离，即旅游吸引物权可以成为其他交易的标的物；它可以仅仅涉及权利的交易，而不涉及客体的交易。旅游吸引物权作为一项收益性资产的价值可以超越于物的物理形态本身单独进行评估和衡量，正如知识的价值已经超出了书本的物理形态。而不是“张文”所理解的旅游吸引物权可以从物的所有权中剥离出来。“张文”认为我们“前后观点相互否定、自相矛盾”[2，，92实是自身误解所致。

事实上，物权的客体――物，从其发端之时即未局限于有体物范畴。古罗马法学家关于“物”的分类就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其中无体物甚至包括了权利本身。可见，物的客体不应只限于有体物。《意大利民法典》第810条规定“民法上的物是指可以成为权利客体的资产”[10]；英美财产法也将“作为交易对象的任何有价值的资产均被恰当地当作物”[11]。按照“物即财产”的传统认识，将无体物排除在“财产”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合乎社会现实的。有日本民法学者认为：只要是可以进行管理的“无体物”，在可管理的范围内，也可称为物权的客体[12]。就当代社会而言，物权与债权的二元结构分类已经不断遭遇困境，股权和知识产权的存在就说明仅仅将物权的客体设定为有体物已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此，现代物权的客体亦有所发展。我国《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据刘媛媛的研究，“早先由学者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10 条第2 款就规定‘能够为人力控制并具有价值的特定空间视为物’。这些都表明我国未来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趋向是将物的范围进行扩大。”[12]这些都为旅游吸引物权这种新型物权的出现预留出了空间。

“张文”以及辛纪元等还认为，旅游吸引物权不满足“排他性”的条件，因此不认可对其权益属性加以界定。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名义上属于私人的资产，但由于私人产权的实际执行成本过高而无法保持其权利的排他性的现象[6]。目前，各大景区景点要么修建围墙、栅栏，要么利用天然屏障阻止游客使用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保持旅游吸引物权的排他性。并且，使用者完全可以通过直接购买物本身或支付相应的租金做到绝对地排他，只不过为此支付的费用将因过于高昂而无人问津。

旅游吸引物权的设立显然应当遵循“一物一权原则”，即在单个的物之上设立单个的物权。正如“张文”以酒店为例指出的，如果某项物的所有权完整（包含旅游吸引物权）且明确，那么吸引价值收益归所有权人；如果变更、转让吸引物权（不一定变更、转让物本身），吸引物产生的价值收益属于用益物权人所有。“张文”认为我们主张“在集合物上成立一个权利”[2]，94显然是更深的误解。从学术层面上看，对于概念的探讨经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定义往往视研究者所要探讨的问题的具体的情形而定。按照徐菊凤和任心慧的研究，旅游吸引物这一概念用于指称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对象。它“只强调某一客观对象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并不会对客体本身的固有属性做出改变”[13]。旅游吸引物权正是这一客体的吸引力市场价值化后的权益（资产）归属的表达。“张文”所引用的概念已经明确指出，旅游吸引物“包括”吸引人们前往某地旅游的所有因素和物品。这仅仅表明旅游吸引物存在多种类型，但如果由此认定旅游吸引物“是而且只能是”所有因素和物品的集合体的话，这样的理解明显有失偏颇。徐菊凤和任心慧也通过考证指出，将“吸引物外延扩大到一切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这其中或者存在误读，或者利珀论著自身存在前后文表述不一致之处”[13]。况且，“张文”所引用的《旅游地理学》一书中的原文为：“在有的情况下，旅游吸引（物）是指旅游地吸引旅游者的所有因素的总和”[14]。“张文”在引用时，明显忽略了“在有的情况下”这一条件状语。

产权安排通过影响人们的预期来影响经济行为[15]，因此它一开始就有合法化的要求。并且，产权具有正式的法律表达，对于资本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6]。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5]。“旅游吸引物权的本质属性是财产权”[4]。英美法系没有区分物权和债权两个概念，各种权利在财产的统一概念下被予以平等保护[17]，因此不需要就旅游吸引资产提出专门的权利类型。由于我国物权法的构建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而使物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旅游吸引物权即使已经具备了物权的基本权能，但只要法律不承认其为物权，则其始终不能具备物权的全部效力，这就会为各种侵权行为的产生提供空间。我们提出“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的缘由也在于此。旅游吸引物权的设立可以界定社会成员运用这一特别资产的权利范围，有助于从制度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经济行动，减少因产权模糊而带来的社会冲突和交易成本。它不仅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社会实践经验的合理性，也具有满足旅游吸引物交易保护要求的逻辑合理性，因而需要相应的“法律表现”予以肯定。

3 旅游吸引物价值（资产）的评估与定价

旅游吸引物权的提出基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对其的实践应用就成为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怎样将这项权益性资产变现，成为市场中能够操作的资产甚至资金。这就涉及到这项权益性资产的市场价值评估问题。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可能的操作方法。

现行的资产评估方法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首先，成本法明显不适用于旅游吸引物之情形。诸如西递和宏村、平安寨梯田、傣族园之类人文景观，如果按照现行成本法计算其重置成本，然后再扣减去各类贬损因素，其现值几乎接近于零。但此类吸引物经过数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正如宏村2000年诉政府侵权一案中，黟县法制办复函中指出：“宏村旅游区的资源是无形的，是无价的。” 同样，市场法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旅游吸引价值（资产）的评估。市场法是指将市场上与被评估资产完全相同或非常类似的参照物的价格直接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价格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由于西递与宏村均属于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区位相邻且建筑风格材料等非常类似，就可以用西递村的旅游吸引资产的价格来估测宏村的旅游吸引资产价格。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无法解决旅游吸引价值大小受区位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的显著影响的问题。例如，2010年宏儒公路通车以前，游客去宏村游玩需要先经过西递村，再到达宏村。西递因而在旅游发展规模上（门票收入和接待人数）都超过宏村。宏儒公路通车后，游客可以从黄山风景区直接抵达宏村游玩，宏村的旅游规模继而远超西递。2013年，西递景区共接待游客81.21万人，旅游总收入3.73亿元；宏村景区接待游客152.03万人，旅游总收入达7.97亿元。可见，即便对于仅仅相距25千米的西递和宏村，其旅游吸引力的市场表现也差异甚大。

收益法是通过估测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方法的总称。收益法评估的理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utility theory of value），即商品价值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效用的估价。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反映其偏好， 由此可以测度物品价值；物品的市场收益越高，其资产价值也就越大。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早已广泛应用于对旅游资源游憩价值的评估[18]。1967年， Krutilla and Fisher最早提出了基于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用货币价值来评估游憩资源价值的方法[19]。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 TCM）逐步被应用于游憩资源的价值评估中，之后在技术上又进一步发展为ZTCM （ zonal travel cost method）、ITCM （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 和RUM （random utility method） [20]。20世纪80年代，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d method， HPM）开始出现在游憩资源价值评估中[21]；90年代，基于消费者消费意愿调查的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开始在游憩资源的价值评估中处于主导地位[22]。近十年来又出现了将CVM与TCM相结合应用的方法。在此期间，游憩费用法（expenditure method， EM）也间或有所应有。目前，这些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国家公园[23，24]、各类自然保护区[25-27]和文化遗产地[28，29]的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以及旅游项目的经济价值评估[30]之中。

尽管上述游憩资源价值评估方法与资产评估收益法在基本的评估原理上是相通的，即都是基于效用价值论，但正如刘敏等所指出的，不能将旅游地游憩价值评估与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资产价值评估相互混淆[31]。游憩资源价值评估方法以游客在游憩地（项目）游憩过程中实际支出的（如EM）或意愿支付的（如CVM）有关费用的总和作为游憩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评估基准。这些费用包括交通费、食宿费、门票费、摄影费、购物费等支出以及游客的时间成本。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不能有效地区分资产本身的市场价值和资产运营产生的价值收益。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同等规模、数量和类型的资产，会因经营管理方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甚至差别很大的市场收益。此外，无论是TCM还是CVM都需要通过问卷调查来揭示或确定游客的支付行为或支付意愿。而问卷调查法就其方法本身而言就存在偏差。例如，董雪旺等对九寨沟游憩价值的评估表明，CVM调查不具有良好的效度[32]；TCM在应用中可靠性和有效性不足[33]。而且，游客的支付意愿也并不能够同等地转化为现实的支付行为。两者之间实质上差异甚大。

基于游憩资源价值评估法的缺陷，我们提出基于门票收益来评估物的旅游吸引价值，同时结合市场法进行校正的方法。之所以提出以门票收益为基准，原因在于：其一，门票收益法与各类评估法的基本原理一致。门票收益本身就是对市场偏好的直接反映，是消费者对旅游吸引效用的现实评价（实际支付意愿）。其二，具有良好的可区分性。门票收益是某物因其旅游吸引价值带来的现金流的直观体现，不包含人们因物的吸引力而利用该物进行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有效地区分资产本身的价值和运营资产获得的价值。例如，张红霞和苏勤基于TCM 法对宏村2008 年的国内游憩价值核算为23593.14万元[28]，而同期宏村门票收入为4036.41万元。两者差异巨大。根据2014年8月笔者在当地的调查，除了写生的学生外，在西递和宏村住宿和餐饮的游客只占游客总人数的很小比例。其三，门票收益法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而且可接受性强。前述西递和宏村案例表明，无论是企业、村民还是政府，其提出异议和解决争议的基础都围绕着门票收入的分配。不仅西递和宏村如此，傣族园、平安寨以及峨眉山事件的解决都是基于门票收入的百分比。这说明，用门票收益作为评估的基准可以为各利益相关方广为接受。而且在现实中，也广泛存在旅游企业以门票收费权作质押再融资的做法。

由于旅游吸引力的大小受市场推拉因素的影响，因此地理区位与运营方的营销投入等等因素对于物的旅游吸引价值有着显著的影响。旅游收益的来源除了物品本身的吸引力租金外，还包括外力（如营销或经营管理技术投入）造成的增值收益和因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收益[34]。前述宏儒公路通车对西递和宏村旅游吸引力造成的影响就是明显的例证。营销、管理等投入对于提升旅游吸引力的积极作用也为西递和宏村的普通村民们广泛接受。原西旅公司总经理唐国强曾谈到：“2003年西递门票收入是1000万元，宏村只有200万元到300万元；2004年两村门票收入差不多。去年（2012年，作者注）你也知道，西递不到宏村的一半，……去年西递的营销费用不到20万，比不过宏村” 。基于此，采用门票收益法对旅游吸引资产进行评估还需要剥离出吸引资产因外部性增值和投入增值两部分因素。同时，还应区分出旅游吸引资产和为开发利用旅游吸引力而投资建成的经营性资产两种类型。

为方便研究，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尚未经过开发的具有某种旅游吸引力的物（土地或物品）。当其开发为旅游吸引物之后，其旅游收益应当包括门票收益和基于其吸引力而开展的经营活动（如西递和宏村居民提供的住宿餐饮服务等）所得收益；如果额外投资建成了一些经营性资产，那么还应当包括这些经营性资产建设与运营收益。门票收益中又包含了以下3种类型的收益：由于物的（本底）旅游吸引力而带来的现金流；营销和管理投入提升吸引力带来的额外的现金流以及其因其他物品的正外部性（例如政府投资修建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吸引力带来的额外的现金流。当然，营销、管理投入以及外部性也会带来经营性收益的增值，其他资产的建成和运营也可能因产生协同效应、规模效应而带来的额外的门票收入。但其中只有因物的（本底）旅游吸引力而带来的现金流才能作为旅游吸引物因其吸引价值而产生的市场收益，即旅游吸引资产价值，如图1中虚框部分。

总之，旅游吸引物权的提出不仅具有法理性，而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潜力。明确其权利和收益可以解决所有权人、企业、政府之间因产权归属不清和资产价值不明导致的在利益分配上的无穷纠葛和在吸引物保护方面的推诿扯皮，使旅游行业发展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将旅游吸引物保护的责任―义务明晰化、法治化。由此推动的旅游吸引资产评估不仅有助于建立合理的旅游收益分配机制，解决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门票定价问题，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旅游经营者更加清晰地认识旅游者的偏好，做出正确的管理决策。本文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结合现行资产评估方法中的收益法和市场法，根据旅游吸引物生命周期特点，提出了基于门票收益的旅游吸引资产剥离方法，应属在旅游吸引资产评估方面的有益尝试。它不仅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而且具有现实可接受性。显然，没有一个权威可以武断地评判怎样评价资产才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存在唯一正确的旅游吸引价值（资产）评估方法。我们希望本方法的提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大家广泛思考与讨论，共同改进和完善旅游吸引价值（资产）评估方法。

本文仅涉及旅游吸引资产本身的评估，至于旅游吸引物权人、旅游企业以及政府怎样分配旅游收益才公平合理，可参见作者在《分配正义》[38]一文中的探讨。实质上，基于门票收益的旅游吸引资产剥离方法的提出，已经隐含着我们认为旅游收益分配应当同时兼顾旅游吸引物权利人、用益人和政府多方的利益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是旅游研究者还是法律研究者，都应当深入社会实践的场域之中。法律的目的在于引导和调节社会生活行为，是可改变的，不应对其持教条和僵化的观点，停留在书面化的法律条文上，在概念里面打转。我们深知，法律法规文字的严谨性非常重要。我们非法学出身，也许在行文上有所疏漏，有失严谨，这是我们需要尽量克服的，但如果因此而做文字游戏的话，则不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致谢：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学术宽容，使本文得以完善！但文责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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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ing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ZUO Bing1，2，BAO Jigang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legal analysi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rights （TAR） to clarify some of the associated theoretical aspects， which were questioned by Zhang and Zhang （2013）， and it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status of TAR in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The present study make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AR posses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y rights. TAR should be regarded as beneficial rights in rem instead of as creditor’s rights. （2） Traditional property law is concerned with tangible matters， but TAR belong to res incorporales （intangible assets） in a similar manner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AR are based on fictitious property and should be claimed by property law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3） TAR are a form of separate usufructuary rights. TAR are characterized by ownership excludability and can thus become the subject matter of market transactions. （4） Tourist attractions emphasize only the attractive values of a property （Sache） for the tourist. Whether tangible or intangible， a tourist attraction does not change property attributes or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setting TAR as rights in rem does not violat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one thing， one righ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s in China’s tourism， and it proposes an innovative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market valu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method incorporates the advantages of two commonly used means of evaluating assets： the income approach and the market approach. In addition， the introduced method involves measuring the market valu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by employing the amount of ticket receipts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minimum point of marginal cost as the benchmark. Taking the villages of Hongcun and Xidi in Anhui Province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practica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new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