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权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22: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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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公益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我国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面临很多挑战,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文化设施和设备仍然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为此,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宣传阵地和休闲娱乐场所,进一步提高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
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是推进先进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是以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体现,是生活质量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要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放到与文化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二者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一、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文化权益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之一,是支撑和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指标。公益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它是由国家举办,不以营利为目的,面向社会、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事业及其相关载体。它肩负着传播知识、宣传教育、示范指导、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文化产品、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任。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宣传阵地和休闲娱乐场所,进一步提高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
1.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是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面对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文化事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融人全球文化多元化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人才队伍、基本载体等方面的建设,必将大力促进文化的科学发展,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加强,也直接促成了政府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服务资源、管理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观众资源、设备资源等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利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满足广大群众精神需求的内在选择。文化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提出,不仅把文化建设纳人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共进的社会进程,也突出显示了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功能。只有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才能在文化发展的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充分发挥文化对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灵魂的社会教化功能,满足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求知、审美、健身、交际等方面需求的服务功能,使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成为温馨、亲和的力量,慰藉、鼓舞人的力量,使公益性文化工作成为浸润和滋养美好心灵、熏陶和培养高尚情操的事业。
3.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破除一切阻碍和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是文化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文化生产管理、服务支配理念和模式发生变化,以目前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和文化队伍网络为基础,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着手构建以实现社会成员最广泛的文化享有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具备了很好的条件。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只是文化事业领域的从业者自己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提升自己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建设一个充满活力、能够自我优化的、适应文化发展规律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共同参与的文化体制,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二、当前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是影响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因素
公益性文化事业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经费仍然“捉襟见肘”,文化设施和设备仍然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费投人不足,基层文化活动乏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但由于受财力的限制,政府对文化事业投人较少,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很多文化事业单位只能勉强维持工作运转,而无力拓展业务。当前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投人有限;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氛围不够浓,社会力量参与仍然缺位。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认为只要搞好经济就行了,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现象。认为经济建设是实的,短期就可以取得效益,能够体现出政绩,而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是虚的,一时不能见效,政绩一时难以体现出来。所以,有的口头上强调要重视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而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部分地方的领导干部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导致部分地方的公益性文化设施简陋,无法起到宣传教化、休闲娱乐的作用。
2.人才缺乏,文化竞争力不够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竞争和使用。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文化人才使用、培养和引进机制,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匾乏,有些门类的专业技术骨干流失较为严重,文化事业发展缺乏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成为制约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加之现有的文化人才队伍年龄老化、知识结构单一,不适应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尤其是在管理人才方面,更是缺乏懂经营、善管理的专门人才。所有这些,都是掣肘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一个很大的因素。
3.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文化创新乏力。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文化管理方法比较单一,过多地依靠行政管理和政策调节,文化市场管理缺乏统一的行政执法力量。当前,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管理仍然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主要依靠行政方式来配置资源,文化资源浪费严重。文化服务不是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的,造成公民的文化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存在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状况,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没有发展动力。
4.基础设施和设备比较滞后,文化信息共享资源相对乏力。长期以来,新建的基础设施和新投人的设备比较少。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基本上都是使用了多年,已经老化,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由于文化设施较为落后,不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不利于培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消费市场,提高文化品位。加之有的地方文化设施还是非常简陋陈旧,仍然停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文化消费观念的形成,制约了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
5.投融资体系不够完善,需要建立有力的投融资主体及平台。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界定不够清晰,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政策以及体制界定不够明确,造成资金投人上的缺位和越位,从而制约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社会和民间资本多渠道融资的体制机制还未形成。公益性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几乎全部依赖政府投人,社会各界参与投资很少,社会办文化、企业办文化的积极性还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文化事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较弱,不具备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资本的扩张能力。
三、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和重要支撑,成为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必须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为动力,以文化设施建设为平台,以整合文化资源为手段,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以满足和提升市民群众精神文化发展为目的,通过市场导向、政府规划、部门联动、企业运作、项目带动、社会参与,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断丰富和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1.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的发展,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一切思想文化阵地、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导向,宣传科学真理,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要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面向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
2.坚持以人为本与发展为先相结合。必须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市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市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
3.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加强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调节、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改进和完善重大文化活动和项目的组织、承办和评价机制,对政府主办的重大文化项目和活动引人竞争机制,创造条件,吸引社会资金投人,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逐步推向市场化运作。
4.坚持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关系,提高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统筹考虑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坚持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有机结合,做到既放得开又管得住,确保公益性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5.坚持文化繁荣与规范管理相结合。要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强文化立法,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经济文化政策,鼓励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营造文化繁荣发展的格局。同时,依法加强文化管理,整顿文化市场秩序,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文化安全和有序发展。
6.坚持特色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研究市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着力提高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发展大众文化的同时,有选择、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富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文化,把发展特色文化与发展大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为文化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
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路径选择
公益性文化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把为全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重要目标,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增加投人,增强活力,改善服务。要加强规划,合理充分地利用好现有文化资源,防止重复建设。
1.加大资金投人力度,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基本的文化权益,努力提高全体民众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其公益性质决定了其生产目的并不在于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在于是否较好地实现了其社会服务功能,因此决定了其投人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完成。无论如何改革,政府都不能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投人上缺位。基于这样的理由,加大投人,首先要依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力保证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及人员的基本运行经费,提高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做好文化工作的基础。其次,要保证把宣传文化事业经费全额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再次,各级政府要逐步加大财政资金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人力度,其增幅要保证略高于同期财政收人的增长幅度。加大投人绝不能只是挂在嘴边,各地各部门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把它落到实处。
2.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基础设施是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兴,则文化事业兴。文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方面是可以为广大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另一方面是能够让人们生活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更重要的是能以此帮助人们培养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要结合实际,规划和建设一批既有民族特色、地域风格,又具有时代特征、为大众认可的文化设施。如科技馆、体育场馆、文化广场、全民健身园地、社区文化活动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并真正发挥好它们作为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和发展天地的现实功能。
3.建立健全文化人才机制,切实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工作是一项以人为对象的工作,必须树立人才是文化发展的第一资源的观念。要建立起开放的文化人才培养、引进、选拔和激励机制,培养和引进当前迫切需要的人才,并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制定发展规划,创造良好条件,大力培养造就成批的优秀文化人才。要把培养、使用文化人才纳人财政预算,在住房、职称、待遇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使成千上万优秀人才参加到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中来。各级领导要善于发现身边的人才,善于利用好现有人才,对人才不能求全,要多看特长专长,多看优点长处。要采取选送深造、在职轮训、联合办学(班)、以工代训等形式,培养一批在各专业领域能独挡一面的专业人才。
4.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法制化建设,真正确保文化事业平稳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投人来自社会,并向社会成员无偿地提供平等服务,是现代文明社会中获得基本法律保护的领域。为此,我们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一是要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人与管理,应该及早纳人法制化的轨道,确保社会投人和服务的均衡。二是要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法制化建设,并以法律、法规方式,规范文化事业及其相关领域的所有行为。三是要建立一个覆盖操作、管理、监督的完整系统,切实保障社会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投人获得有效的使用,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实在的文化服务。
篇2
论文摘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关系到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是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之一。本文以图书馆服务为例,结合图书馆发展情况解析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实现。
公平或日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的确认,是最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我国宪法将“平等权”列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首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平等权之重要。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同样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因此,平等的原则也必然应当延续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一、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文化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②享受文化科技进步权;③参与文化生活权;④接受教育和培训权;⑤文化创意权。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公平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即指每个公民(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在获取公共文化资源、享受文化服务时,享有获得服务机会的公平,服务内容、质量和服务过程的公平。服务机会的公平,主要体现为服务对象的全体性或者说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不应有任何地域、城乡、种族、身份等的歧视。所谓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公平,则指不论服务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同样的、质量稳定、程序公平的对待,从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务。
在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原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宏观层面的要求指,政府在进行文化发展战略的制订、文化资源配置、文化设施规划建设、整体布局调整等重大宏观决策中,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观层面的要求则是,政府各具体部门,以及政府扶持资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提供各项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大家获得机会公平、质量稳定的服务。
三、以图书馆公共服务为例看公平性原则的实现
篇3
论文摘要:“政治社会化”理论范式的启迪是使政治权力的运行在目标、功能、实施方式上都具有了公共性、开放性、社会化的特征。以此为批判性视域,建立于革命和计划体制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新的社会系统中有价值定位失衡、实施过程封闭以及组织机构缺位的局限和缺失。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价值定位上应是整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平衡,其核心应是型塑健康的公民意识,组织实施应走社会化的道路。
一、政治社会化的范式启迪
“政治社会化”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1958年明确提出的,并伴随着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和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政治社会化”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政治社会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国内有学者把它们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社会教化论、个体学习论、文化传承论、政治传播论、社会环境论。…尽管其定义存在着歧义纷争,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大致厘清“政治社会化”所具有的一般范式蕴涵。
要而言之,“政治社会化”在目标和功能上至少有两个层面:就目标而言,它通过传播政治信息、宣传政治知识、进行政治教育等过程,强化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平衡与和谐。另外,“政治社会化”使个体了解政治信息、获得政治知识、形成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掌握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技能,从而塑造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康、参与的公民人格。正如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所说:“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政治社会化。”
篇4
与新闻报道一样,新闻评论同样记录着“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评论的复兴和趋于繁荣是这个时代赋予思考者的历史酬劳。
2003年,《新京报》评论应运而生。三年多来,它的茁壮成长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打破了一些人在《新京报》创刊之初“北京没有评论的空间”的“消极预言”,再次证明,这个时代需要评论。
立于北京而怀远,彰显法治和人文,积极稳健有见地,这是《新京报》评论的理念。
“立于北京而怀远”,标明《新京报》评论的视野追求。它既评说北京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波澜起伏,也关注世界五大洲的风云变幻。世界之大,均可入题,江湖之远,皆上笔端。
“彰显法治和人文”,表达《新京报》评论的价值观。努力推进法治建设,执著传播人文理想。法治和人文,既是《新京报》评论人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衡量世事万物是与非、先进与落后的首要标尺。
“积极、稳健、有见地”,昭示《新京报》评论的方法论。
“积极”,举凡热点事件,诸如国家方针政策出台,每年的全国“两会”,重大外交活动,公权力滥用,公民私权利被侵犯,《新京报》评论都会努力发出声音,担当媒体责任。
“稳健”,不偏激,不偏执,不图一时痛快,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以长久的耐心和韧劲推动国家点滴进步。
“有见地”,富有责任意识,不仅有批判性,也力求有建设性。我们恪守两个底线:一是讲理,二是理性地讲理。前者是内容,后者是方法。
二
如果真要总结《新京报》评论的“特点”,大约可以有如下几个:
报道和评论分开。我们永远对事实保持敬畏,报道必须让事实说话,拒绝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论。
量大。除了社论(来信)版、时事评论版外,还有经济评论、文娱评论等专版,加上每周一期的“时事访谈”版和《地球周刊》中的“国际评论”版,每周发表评论一百篇、十万字以上。
题材多样。如上所述,无论是时政的,还是社会的,无论是国内的、本地的,还是国际的,无论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体育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新京报》的评论中找到相应的内容。
架构完整。从普通读者表达草根声音的“来信”栏目,到公民写作的“时事评论”、专家学者的约稿和“时事专栏”,再到比较高端的“时事访谈”,基本上对应了社会不同层级人士的观点表达,换言之,《新京报》评论在努力为每个人的表达搭建平台。
时效性。紧跟新闻,洞察时事时局的每一个微妙变化,在大家热议的时候第一时间发出声音,最大限度地发挥评论的力量,引导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
建设性。不用讽刺挖苦、冷嘲热讽的手法评判一件事情,而是努力提供解决的途径和思路。
权威性。身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京报》储存了丰厚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学术资源,数百位专家学者的观点高屋建瓴,揭示事件的本质,对时局提出方略。
不谋求话语霸权。我们的“社论批评”栏目,欢迎读者对社论进行批评;我们的“观点交锋”栏目,试图打造一个“声音广场”,更是让不同观点在这里呈现。
三
这次《杂文选刊》选了《新京报》三篇评论文章,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点是:文字优美、行文自由。当我们对常见的“八股评论”感到“视觉疲劳”时,这样极具个性的文章能让我们眼前一亮。
评论家们应该发扬杂文的精髓,这些精髓在于:题材广泛,不拘泥于一事一议;行文自由,不是一味地“一二三四”;语言生动,不是概念的罗列和生硬的推理;多有趣味,不总是板着面孔说教……
篇5
论文摘要:结合案例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进行分析,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是作为“高级法.和“根本法”的宪法目的之一,法治形式较完备的国家经过长期 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宪法诉讼、违宪审查等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权利保障模式,在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完善国内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是作为的宪法目的之一,国外关于运用宪法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例非常常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吕特案。
【案情】veit harlan是一个在纳粹时期拍反犹点电影的导演,声名狼籍。在二战后,他又拍摄了一部影片含有比较强的反犹情绪。而luth是一个社会活动者,以消除民族仇恨弥补战争创伤为己任。他对harlan的电影组织群众杯葛和在放映电影的剧院前示威,导致harlan的影片票房收人下降。harlan以luth触犯了他的公民 经济 利益权为理由,向汉堡法院提出对luth的禁制令。汉堡法院判harhtn胜。luth不服以它的个人言论自由被侵犯为由向提出上诉。
最后归纳说公民间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冲突时候,法庭必须遵循合理平衡的标准来对待。言论自由有社会性的和个人目的性的,当冲突的时候,法庭必须尊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的前提下,进行判决,汉堡法院明显由于疏忽,不能够充分合理的判断背景,由于luth的社会目的性高于harlan的私人财产保护的目的性。因此,判luth胜。在德国,1958年的“luth案”判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该判决中,严肃地申明了这样的观点与态度: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虽仍然在于赋予人民对抗公权力不法侵害个人自由的消极防御权利,但基本权利的整体同时也建构出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或体系,且该秩序或体系中的每项权利均体现一个客观规范,并各自蕴涵一个客观价值决定。
2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
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一旦遭受到侵害而无从救济,一会造成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二会使得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只是流于形式,丧失宪法的威严。
一般来说,基本权利的保障模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绝对的保障模式,依据这种模式,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其他法规范不能加以任意限制或规定例外情况。在实践中,这种模式通常还伴随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者宪法诉讼制度。由于绝对保障模式是直接依据宪法规定并通过宪法自身设置的制度而实现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依据宪法的保障模式。第二种是相对的保障模式,即允许其他法规范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加以直接有效地限制或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方式,如宪法规定某种权利“其内容由 法律 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由于这种保障模式乃通过普通法律而非宪法本身来实现对宪法权利的保障,所以又称为依据法律的保障模式。
法治形式较完备的国家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宪法诉讼、违宪审查等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权利保障模式,在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我国基本权利的保障现状
我国在宪法中也确认了公民所享有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内容涉及 政治 、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参加签署人权保障公约,不断促进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方式方面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基本上没有明文规定对某种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由普通 法律 加以规定,也没有明文规定或实际上默示性地规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某种基本权利,只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则倾向于相对保障方式。我国己经基本形成了的这种相对保障方式,在肯定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宪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在我国具体司法实践中,宪法并没有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这样,宪法在我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时常面临尴尬的境地。宪法是各种法律法规的“母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宪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的又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
4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建议
(1)逐步完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方面 参考 国外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对一些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进行补充,完善现行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另一方面完善普通法律的立法,因为在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违宪审查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有人侵犯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在宪法中却找不到可以制裁的条款,所以这就需要借助普通法律的立法,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具体化,通过普通法律的制裁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篇6
论文摘要: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一种公民主体性文化、一种法治文化、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一种传承与创新的文化。面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公民文化应着重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开放的全球文化观及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公民文化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以开放的心态、前瞻的意识建设公民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
一、全球化与公民文化
英国社会科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给全球化下过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爱护为核心。包括通讯、生态及旅游的全球化为基本内容,而以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
公民文化既公民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政治文化”是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1956年8月,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说:“每一个政治体系皆镶嵌于某种对政治活动指向的特殊模式中,我认为可把它叫做政治文化。”在这里,阿尔蒙德主张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政治文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生活在具体的政治体系中的社会个体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模式。1978年6月,阿尔蒙德出版了其政治学名著《比较政治学》,在这部著作中他系统地总结了多年来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主张政治文化应该成为政治研究的一个独立概念和独特领域。他突破了人们以往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同质性的假定.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的单元,对政治文化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包含三种类型: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从政治发展角度提出了公民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文化(公民政治文化)是一种发展视角下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现展形式,是一种参与型复合政治文化,它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导,另外两种类型政冶、文化为缓冲的政治文化的现展形式,其核心理念是民主政治。
勿庸置疑,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但全球化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的脚步也是阻挡不住的,这诚如世贸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所一言,“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那么,全球化语境下的公民文化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二、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特征
1.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文化。公民文化首先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他们也积极的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人过程。”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公民参与绝对不仅仅是投票和选举。投票只是公民静态地表达个人偏好,而参与则是动态的。参与者可以以自己的价值观来改变世界。民主参与的基石和源头是人民主权观念。它来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人民主权思想。与此同时。公民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无论在法律上、制度上,还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应该具有被充分肯定的法律人格及尊严。公民在发表政见、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其权利(包括宪法上的各项自由权利、选举权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的享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扩张的。公民不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当中。其认真对待权利的结果都应该是自己的权利被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并加以维护。
全球化浪潮能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和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全球化浪潮需要全球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同时.全球化浪潮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
2.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主体性文化。公民文化本身就蕴含了对民主政治的充分要求。民主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公民文化孕育的温床。在公民文化下,人应该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并根据个人条件和意愿去设计、创造人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人在充分发挥主体性时。也必须遵循相关利益者的原则。在民主型的公民文化下,它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在从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民主型的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正是民主型的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的主体性的健康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公民社会使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利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市场经济支持下社会的主体。同时。全球化浪潮中的全球市民社会,是实现由依附性臣民文化向民主型公民文化转变的摇篮。市民社会强调个人主体性、相关利益者原则.个人以公民身份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因此,发达的市民社会成为臣民向公民文化转变的摇篮。全球化市民社会产生了必须而且能够独立和自由的进行活动的公民个体。
3.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法治文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法律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而这种影响使得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必然是一种法治文化。法治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法治国际化。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道德背景不同.要维持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正常秩序,既要靠代表国试论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诉求家意志、有权威、有约束力、稳定的各国法治;又要靠超国界的一般的国际法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成为社会配置资源(在法律上表现为配置权利与义务)的基本结构和程序。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于法治,同时它也促使法律的茂盛生长。因为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即市场主体都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等级关系,没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自主平等的主体资格与地位需要平等法律加以确认,才能得以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活动,促发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实质就是法律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生长和发育,它必然呼唤公民的法制观念随之不断的形成和增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办事,依法律己.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就是公民必须具有的思想意识,即法治观念。所以,全球化趋势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下的公民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4.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权利本位文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公民支配国家.国家则保障公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国家权力的设定是为了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的运行以创设权利和保障权利为目的.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人进入社会不是要使自己具有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要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英国哲学家休谟把“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j项自然法。承认个人财产权和个人人身权一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法治概念在英国产生的一个起点。如果认为政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和同意最终还是要回到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上去。
5.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文化是一种传承与创新的文化。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在《公民文化》一书中的概括,公民文化乃是由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参与者文化混合构成的。其基本意旨在于:社会发展具有延续性,民族传统和社会文化具有传承性。权利本位文化、主体文化固然是公民社会中公民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前公民社会的文化也会渗透、积淀、传承到公民文化当中,成为公民文化的组成内容。公民文化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而是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商业相混合的文化:不仅仅包含着自由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纳税意识,还有服从观念、自利观念、机会主义观念等等。只有社会大多数成员长期普遍地接受某种法律文化结构.才能逐渐产生某种相应的新的法律文化模式。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越久远.其现存的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它的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就越复杂,这不单是因为人们部分或普遍地、短期或长期地接受了各历史时期的外来法律文化结构。还因为一个富有活力、能久存至今的法律文化模式必定有较好的消化、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因素的能力,它不断地融合或同化外来因素.也促使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其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愈趋复杂化。
三、全球化语境下公民文化之诉求
面对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公民文化的建设除了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展开以外.应着重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建立开放的全球文化观及培养公民的全球意识。
1.树立科学的价值观。臣民文化中伦理型的价值观在相当程度上以伦理观偷换了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知识,以伦理之功、道德之用替换了科学之真,造成科学的价值观隐而不现、缩而未张,造成中国人的主体性的极大消融。科学的价值观不是指具体的科学事实、定律和理论,而是特指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的,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得到张扬的一种理性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它是与臣民文化中伦理型的价值观相对立的。科学的价值观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点和视角,即所谓的“科学的眼力”。在公民文化中.科学的价值观强调人的主体性,只有在人的主体性得到解放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够追求真理、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科学的价值观下的义利观.是富有民族特色和反映时代精神的新型义利观,即利己与利他、富民与富国相统一的新型义利观;最后,科学的价值观下人们的政治参与.它是人们作为独立的、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权利意识的个体的参与。
2.建立开放的全球公民文化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开放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只会窒息文化.只会使文化失去生命与活力。相反,只有以开放的姿态.扩大文化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以求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公民文化较之与臣民文化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一,人民需要了解政治。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是公民对政治事务的知情权。只有让民众了解和掌握足够的政治信息,才能保证他们能正常地行使批评建议权、决定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其二,公民文化是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表征。自由、民主、权利等的不断扩展和发达本身就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表征。全球化时代公民文化是以民主、权利本位为价值模式的,民主、权利是主导,是第一性的。因此公民文化比臣民文化更适合人的自然本性,更有益于政治文明化和社会的进步。因为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3.培养全球意识。当今世界是一个联系非常密切的整体.许多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为全球问题。其所表现的普遍性、整体性、内在联系的深刻性,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个体要用全球意识去认识世界。
(1)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要建立全球环境意识。环境意识就是指主体人与自然全面前提下,从最优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出发,去认识和处理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人类必须充分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性,学会尊重自然;二是人类必须改变以自然为对手的逻辑,自觉约束自己干预自然的行为;三是人类必须把保护环境、再生自然视为最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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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调解制度生长于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转型期发展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区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社会主义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独特的功能与特点,如何做好社区调解工作,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中,促进社区邻里和睦,维护社区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当前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认识到社区调解的弊端所在,才能更好的进行社区调解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垫定基础。
二、方案拟定与分析法
本论文准备结合课堂所学理论和实习过程中的实例,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论题:
社区概述
(一) 社区调解概述
(二) 社区调解与社会关系的概述
1、社区调解的工作总体介绍
2、社区调解的弊端
(一)硬件上
1、场地
2、资金
(二)软件上
1、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2、缺乏系统的工作流程
3、缺乏有效的管理规范
4、调解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
三、如何进行改进
(一)加快组织体系建设。一是加快调解中心建设,优化整合调解资源。
(二)创新社区调解工作管理机制。
(三)提高调解工作人员素质。
(四)切实发挥“合力作用”。
四、实施计划
XX年.12.01——XX年.12.10 论文选题
XX年. 12.11——XX年.12.20 开题报告
XX年.12.21——2010.01.20 撰写初稿
2010.01.21——2010.04.25 论文修改
2010.04.26——2010.05.10 论文定稿
2010.05.11——2010.05.25 论文答辩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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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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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语境,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发展
关键字
公民社会民主政府善治公民文化政治参与
一、民主政治与东方社会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民主的诞生更不是一日之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在经历着一点一滴的积累发展。如俞可平的观点,中国的民主发展将是一种“增量式”发展。1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以存量为基础,即以已经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经验为前提。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在渐进发展中有所突破,它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道,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但在某些领域将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基层民主、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人民民主……无可否认,中国的民主正在进步。
按照俞可平的说法,民主是个大概念,民主是个好东西,老百姓能真切感受到。如2007年,国务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信息公开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但民主这个好东西却又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似乎民主对东方社会来说,有其独特的地方。一方面,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中,强大的行政机构往往形成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强控制,由于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民主政治往往会诉诸于民粹主义,对底层民众寄托无限希望。另一方面东方社会权力高度整合且法制精神不成熟,民主也可能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实施专断的工具,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造成少数人权利的受损。因此对的民主颂扬必须建立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和警惕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宣扬民主、扩大政治参与也可能给现存政权造成破坏和威胁。西方学者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研究中,针对社会转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民主过剩”“参与危机”“参与爆炸”等一类概念。如亨廷顿、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加会使社会挫折感增加,这种挫折感会使人们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并希望通过政治参与的扩大来满足这些要求;而当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较低,公民通过合法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不充分时,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质与实际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时,现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将引发政治参与的无序,而无序的政治参与又一定会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破坏社会和谐。2
由上观之,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来说,民主确系意味着诸多进步,但也需谨慎应对民主化之后产生的问题和挑战,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会混乱、政权覆灭。
二、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民主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增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为公民。3这也就是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或是出任公职都是其身份的象征。公民身份的产生源自对臣民身份的否定和重构,也正是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形成,在于公民意识的体现和政治体制的完善,而公民意识的觉醒是起首要作用的。从古自今,雅典城邦政治都备受推崇,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形态具有现代性,而是因其直接民主的政治模式和公民意识的体现而让后世瞩目。在雅典人的观念中,城邦是一个公民自治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商议和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这种公民政治意识的成熟正是政治体制成熟的前提。
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产生、发展也是当前社会的一大亮点。公共领域是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是公民进行公开、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讨论与沟通的空间与平台,公民在这里通过公开的讨论与批判而形成公众舆论,是针对公共权力的舆论和批判空间,从而使国家活动必须回应公众的要求,增强其民主性。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公众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民主才有实质性的可能性。
三、政府善治与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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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益性文化事业本身的性质必然要求信息公开。我国文化事业的信息公开在有关条例、文化信息化建设虽然有了初步探索,但是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信息平衡机制上的信息不时称;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全面;公开方式比较被动,文化信息化建设不完善。解决这些问题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增强文化信息公开意识;继续完善文化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机制。
一、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的内涵界定
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社会兴办的面向全体公民的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组织及其场所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就我国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公益性文化事业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如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省级党报与党刊等承担党和国家喉舌功能的政治性文化事业;二是如作为国粹的京剧、昆剧等民族文化遗产的文化事业单位;三是如公共图书馆、文物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四是如面向社会群众的文艺演出、文化展览活动等文化事业。
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就是政府机关、文化事业单位、部分非政府组织以及个别企业根据社会公众需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公开所管辖范围内的与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所有文化信息以及文化管理信息,并允许公众通过查询、阅览、复制、摘录、收听、观看、下载等形式充分利用信息公开主体所掌握的文化信息以及文化管理信息的行为与制度。
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文化管理信息,比如文化决策、财政、人事方面的信息。二是文化系统本身应该传递的服务于大众的文化信息,主要包括文化事业单位为公民提供的教育、知识、审美熏陶和休闲娱乐信息。
二、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的有益探索
1.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在我国有关文化条例中的体现
2004年5月31日,据国务院法制办透露,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已完成,但是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信息公开法案,只是在其他法律中仅有零星的法律条文。1997年颁布的《关于颁发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使用必须遵守国家财政、财务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必须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X200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宣传文化机构要加强资金管理,接受的捐赠资金要专门用于发展宣传文化事业,不得挤占、挪用甚至私分,对出现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2003年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涉及大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在批准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这些规定体现了文化事业信息公开趋势越来越明显。
2.国家五年计划凸显公共文化事业信息公开趋势
文化信息化建设“十五”规划被列入“十五”计划的重要任务。文化部信息化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手段,加强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强文化发展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信息日益扩大的需要,加速我国“十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的实施。要把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化管理网络化、文化事业信息化作为“十五”信息化规划的主体工程,使文化事业真正成为信息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已经建成的“中华文化信息网”和已经启动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标志着当前文化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绩。
在“十一五”规划中,文化部注意解决城乡公共文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规划》列入国家专项规划目录。《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规划》(文化部分)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县县建有图书馆、文化馆(或两馆功能合一的综合性文化设施)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乡乡建有文化站,1/3的行政村建有文体活动室;乡文化站和村文体活动室藏书人均达到0. 1册以上,县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达到0. 5册以上。到2020年,与比较完善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兴办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
“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人,转换机制,增强活力。由此可见,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信息公开已经落实到政策层面,注意从大局出发,总体规划,注意从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共享主体上改进和加强。
三、我国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1.在信息平衡机制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
图书馆的信息不对称,集中体现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上。概括起来,图书馆的信息不对称反映在国内图书馆与国外图书馆、图书馆与上级主管部门、图书馆与信息资源供应商、图书馆与用户、图书馆内部门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息混淆和相关政策变动等运行的多个环节和层面。
大众传媒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政府与媒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而媒体无从获知或者是无权报道。其次是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传播渠道之间由于传播内容、传播技巧的悬殊,强势与弱势得以体现。
博物馆作为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负有收藏、科研和教育三大职能。但是由于博物馆工作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比较强,它往往与社会联系比较少,管理方式比较陈旧,不大注重自身的宣传,公众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尤为明显。
2.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信息失真现象普遍
一些文化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只公开社会公众已知的信息,避开公众未知的信息;只公开已经办好取得实效的信息,避开未落实未办好甚至办砸了的工作信息;只公办事结果方面的信息,避开依据性的、过程性的信息;偏重于公开政府占有的社会公众信息,而很少公开反映政务工作的信。 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信息公开只注重公开为大众服务的科学文化信息,而用户对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决策、管理、规划、目标、计划等一无所知。这就造成用户信息的闭塞,从而引起图书馆与用户彼此之间的误会,造成图书馆在用户心目中信用度的降低。政府和传媒之间应该是合作多于分歧。前者致力于更多地公开信息,后者致力于更好地收集、处理和传播信息。我国新闻传媒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有时不能全面、如实和及时报道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判断的国内外重大新闻,而且,新闻媒体在获取资源和传播过程中可能造成信息失真,使公众通过新闻媒介不能如实地获得准确、充分、及时、可靠的政府信息。其表现有:对信息不披露,披露不及时,披露的信息不实、不真、不全。
3,信息公开的方式比较被动,文化信息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目前的信息公开形式是一种政府权力型公开,文化主管部门掌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是否公开,在多大范围内公开,政府拥有最终决定权,大众只能是被动接受,在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公开的信息范围内,在它们不公开时,大众也没有请求公开的权利。
我国的文化信息化建设虽然已经纳人国家发展规划,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对文化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经费和人才不足;现有成果多数为早期开发,未能考虑网络环境,数字化程度较低,且宣传推广不够;未广泛采用国际信息化相关标准与规范;对外交流和宣传不够;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文化部门的某些领域信息化程度较低等。
四、公益性文化事业信息公开发展对策
1.增强文化信息公开意识
要增强信息公开意识,要从两个方面人手。第一,提高公民的文化信息权利意识。文化权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飞公民要切实维护自身文化权利,就要珍视自身的文化信息权利。文化信息弱势群体要强化维权意识,处于文化信息竞争强势的群体要尊重弱势群体的信息权利,杜绝各种形式的信息垄断和信息欺骗行为。第二,公益文化部门要强化文化信息义务观念。明确为公民提供文化信息服务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保障公民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保障公民求知的自由与求知的权利。
2.继续完善文化信息化建设
总体思路是:以信息共享为主要出发点,促进文艺繁荣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华文化在互联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文化管理体制;努力研究开发文化信息资源,积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全面地将社会文化生活提升到信息时代。
今后文化信息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以下几大网站的建设。推进文化部政府网站的建设;加快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完善中华文化信息网;进一步丰富网上文物资源;配合国家文化艺术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文化管理网络化;搞好社区文化活动网建设;在中华文化信息网址下设立社区文化活动网站;实施对外文化宣传交流网站建设,将网站建设成为具有政府导向、数据准确、最具权威的高层次的中外文化交流信息中介和宣传中国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