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保护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0 17: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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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篇2
关键词：遗址；遗址区；周边环境；协调
【正文】
大遗址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大遗址的保护已经由原来只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扩展到了对遗址本体和遗址周边区域的综合保护；从对遗址的消极保护，改变为通过遗址展示、利用等方式实施的积极保护；立法保护的层次不断提高。但我国国内遗址保护却存在保护水平低下，立法不完备，观念落后等问题。
一、大遗址与大遗址区的界定
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转变，各国趋向于将遗址与包含遗址在内的遗址区域区别看待，并试图整体保护发展。所谓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章程》的规定，“遗址”一词应包括一切地貌的风景和地区，人工制品或自然与人工的合制品，包括在考古、历史、美学、人类学或人种学方面具有价值的历史公园与园林。遗址实际上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该地方具有特殊价值，是人类与自然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大遗址，是指那些占地面积较大，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遗址。大遗址的概念内涵应具备规模性、人类文明或地区文化现象的代表和重要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等三个基本特点。大遗址的界定仅仅指遗址本体，而不包含遗址周边区域在内。
遗址区是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未有明确概念或界定。遗址区名称首次正式出现是在2007年11月西安市关于唐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方案中。该规划方案将大明宫遗址区分为三个层次：以即将建设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核心区，属于遗址本体部分；以周边改造区域为第二层次，包括建设控制地带在内；以北二环以外集中安置区为最外层，属于建设开发区域。也就是说西安市关于大明宫遗址区的规划实际上不仅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遗址本体，还包括了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和一定范围的周边发展环境，这突破了我国以往对遗址保护的基本思路，将其扩展到周边区域和城市环境构建中，也给我国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文件中，很难找到直接将遗址周边区域纳入到遗址保护规划的的范例，目前也只有极少数地方立法在一定程度上略有提及，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将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应当纳入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对良渚遗址环境风貌应当进行整体保护等。
比较而言，国外立法中关于保护区划定、保护机构设置、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等方面都有国内立法可借鉴之处。
二、关于大遗址区保护发展的国内外立法比较
通过划定大遗址区实施遗址保护，很多国家都逐步走上了遗址保护与周边区域保护发展同步的道路。
（一）通过划定遗址区域的方式保护遗址本体
《保护考古遗产的欧洲公约》第二条规定：“为保证对埋藏有考古物的堆积层和遗址的保护，每一缔约国承允采取可能的措施：1.划定并保护具有考古意义的遗址和地域”。《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保护不应只限于自然景观与遗址，而应扩展到那些全部或部分由人工形成的景观与遗址。因此，应制定特别规定确保对那些通常受威胁最大、特别是因建筑施工和土地买卖而受到威胁的某些城市中的景观和遗址进行保护。《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规定：……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马耳他《开发规划法》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保护区，其中可以包括被登录的历史建筑和遗迹。设立保护区的原则是保护和改善城市空间及单体遗迹、建筑、遗址或景观风貌特色。
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规定，凡属国家所有及本法实施前作出的决定、命令，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视为文物古迹区域的土地，根据本法均属文物古迹区。该地区内的任何一块土地，如经文物局核实，其内没有文物古迹或被划在经批准的文物古迹整修线区外，根据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的建议，经总理批准，可划为非文物古迹区或非文物公益区。
可见，上述立法均认为，可以通过划定遗址保护区域的方式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同时在该区域内围绕遗址本体保护开展一系列开发或发展措施，将其作为遗址保护发展的组成部分。2005年10月《关于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更是肯定性的提到，“周边环境”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分并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这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和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确定遗址保护区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条件。
（二）保护发展机构的设置
在保护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国外立法主要有三类形式，即国家机关、国家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及NGO（非政府组织）。其中，国家机关作为遗址等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情况比较常见；其次就是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这种机构可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国家部门，具有相应的管理权限；单独由非政府组织成立的保护机构在国外实践中尚不存在，目前只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中提及，政府可在某些情况下，将遗址保护和管理工作委托给当地人民或非政府组织。
首先，以国家机关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部门的立法例包括但不限于：
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明确，文部大臣有权决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使用，遗址等考古遗产直接归属于文化厅长官直接管理。埃及《文物保护法（83版）》明确，埃及文物局系负责管理各博物馆、文物仓库、古遗址和历史文物地区（包括偶然发现的文物考古区）的一切与文物考古有关的事务的专门机构。1975年颁布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希腊的文化部负责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工程部负责大型工程、城市规划与建设。
其次，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立法例有（包括但不限于）：
智利1970年1月27日第17288号法律规定，国家纪念物是指地产、废墟、建筑物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特征的物品……。国家应妥善保管这些物品。这些纪念物的保护和保养应根据本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纪念物委员会进行。
西班牙历史遗产法规定，历史遗产委员会应促进有关西班牙历史遗产的具体计划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国家历史遗产委员会由省长任命的各自治区的代表组成，国家有关行政当局的首长亦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亦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主要负责历史遗产的保护工作。
实际上，由单一的政府部门对遗址文物进行管理，可以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扯皮，但对于需要由其他部门配合的工作，却比较难以协调。采用专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内部可能由多个部门派人组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但相互扯皮的现象却不可避免。民间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天生缺陷，权威性不够，因而不宜作为持久性的保护机构。另外，就保护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文化事业的功能而言，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虽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但均未将其作为保护机构的核心职能。目前我国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范围及遗址区保护和发展相协调问题
1、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
所谓建设控制地带，就是为保护文物安全和环境风貌，在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周围，划定的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一般保护区。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更新，世界范围内通过政府规划手段划定一定区域实施建设控制，保护发展遗址等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保护相适应已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
《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第二条明确规定，采用遗址整体保护政策，划定一定范围作为考古保护区，在考古区内，各国政府应当保证区域内的环境风貌与遗址本体相适应，而不得毁坏、损坏和改变。
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在遗址和文物古迹区内颁发进行建筑的许可证，禁止在该区域取土、沙等行为。对与该地区比邻的非居住区内3公里或由文物局划定的距离范围内的区域前款适用，以保护这些文物地区的环境。
1992年马耳他开发规划法也规定，不允许任何会对这些遗迹或遗址的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开发。在其周围设有至少100米的缓冲区，该区不允许任何开发项目，该地区属于最优先保护区域。除此之外的区域内从事建设应取得当局的许可。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可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一般是基于保护遗址周边环境风貌的需要，但从各国立法来看：第一，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一般都列入政府规划中，满足规划权限要求；第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具体应根据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第三，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并不意味着在该区域内不得从事任何建设，而是应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许可且该建设不破坏遗址周边环境风貌。这一点，我国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第五条和第六条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只不过该规定并未涉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保护发展的问题。
2、遗址区保护和发展问题
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主要是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对遗址本体及除本体之外的遗址区内其他区域的利用乃至发展问题。但这种保护与发展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和矛盾。遗址本体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畴，虽然各国文物保护立法一般都对遗址文物的保护做出明确规定，但随着保护观念的逐步发展，如何更好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遗址文物，各国立法均做了一定程度探索。目前，不外乎就是通过展览展示、收集相关信息资料、进行考古研究等活动，进行有限的利用。例如，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发挥文物的作用；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中规定，各国可以通过建立和维护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方式对遗址采取保护措施，这为遗址保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至于遗址区内除遗址本体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发展问题，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澳大利亚《ICOMOS文化遗产（巴拉）》规定，在澳大利亚亚瑟港遗址保护过程中就明确亚瑟港的保护和开发项目是一个区域性开发项目，内容包括对塔斯曼半岛历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除对亚瑟港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之外，该保护和开发项目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重要工程，包括一定范围内的建设。在进行遗址展示的过程中，还要在历史、地理及其他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认识遗址。在其他国家立法乃至国际公约中，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作出原则性规定的较为普遍。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保护单位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施工等活动的法律规范，但对于如何发展遗址区内其他区域，我国文物保护法并未提及。
可见，对于在遗址区内对遗址本体进行保护与对区域本身进行发展这一问题，各国很少采用消极保护文物的态度而忽视区域发展，基本的共识是在以保护为核心的理念下，适当进行利用乃至发展，以促进遗址文物更好地发挥其经济社会文化功能。但各国对于应当在多大的范围或程度上发展遗址区，发展的程序和实际手段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
（四）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
从目前来看，周边环境与遗址本体风貌相适应问题是国外立法的必备内容，如埃及（文物保护法1983）规定，经文物局同意，有关方面可获得许可，在居住区内的与古迹区毗邻的地方进行建筑。但应当符合规定的条件，保证建筑物的高度，照顾该区域的基本特色和特征。《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规定，当需要修建新建筑物或对现有建筑物改建时，应该尊重现有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在规模和地段大小方面。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因为，这些特征能为这一地区增添光彩。还有《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规定，在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时，也应考虑到因某些工作和现代生活的某些活动而引起的噪音所造成的危害。
虽然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这些规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环境风貌一致性的范围比较狭窄，仅限于文物保护单位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而不包括整个的周边环境风貌。
另外，对于遗址等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从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来看，一般通过政府拨款、鼓励捐赠、提供低息无息贷款及接受国际援助等方式获得。当然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文物保护法》就规定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文物保护单位事业性收入和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等方式来筹集保护经费。2005年国家财政部、文物局共同颁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则更为具体的规定了政府财政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但该规定对专项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主导的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中央政府引导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及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
三、对我国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的启示
针对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实践，通过对比各国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规定，就大明宫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和学习。
（一）更新保护观念，实施整体保护发展战略，即对遗址本体保护与对遗址本体以外周边区域的保护发展相一致。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划定一定的遗址保护区域或者设立一定的遗址保护特区，在该区域内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实施遗址本体保护的同时，通过合理利用遗址文物资源及保护并发展遗址周边区域的方式，使遗址和遗址周边环境乃至历史区域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及旧城改造中，达到协调一致，减小城市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破坏，从而更好的保护遗址资源。
（二）在上述理念的指引下，在大明宫遗址区域内，可以建立遗址公园，也可以设立单独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遗址保护特区，组成相应的保护、管理机构，赋予该机构单独的管理职权，执行相应职能。与此同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通过规划手段确定大明宫遗址的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实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的具体措施范围及程度；正确处理遗址区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即管理机构的职能方面要将保护与发展并重，以保护为核心，将发展作为保护遗址文物的积极手段，采用合理的利用、开发等措施达到发展中更好保护的目的。
2、正确处理遗址保护发展与旧城改造、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安置的关系，遗址文物保护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是为更好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发展工程而言，遗址区被拆迁人的福祉是遗址保护工程是否完满的重要衡量标准。
3、正确处理遗址本体风貌与周边环境相一致相协调的关系，即就是在遗址本体保护方面贯彻相关国际公约原址性、原真性保护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周边区域的发展保护过程中要注意新发展区域应当在绿化、色彩及建筑物风格、高度、距离等方面与遗址本体的风貌相协调，减少强烈反差的建筑或环境风格对遗址区内整体风貌的破坏。:
篇3
论文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拟就内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予以分析，希望能够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相关制度的出台有所裨益。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分析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我们发现作品的定义是要求“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这些要求显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界定有很大的难度。
我们知道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出新的知识。以民间文学艺术的历史题材创造出来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原先的素材是分开的，具有确定的创作主体和特定的表达形式，但是这两者之间有时重叠性比较大，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这是我们探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进一步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规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刘春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某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创作的流传于民间的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的文学艺术形式[1]。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民族或区域的社会群体集体创作，通过口传心授、模仿等方式，在本区域内世代流传的、反映本地域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群体特征、自然环境等特有成分，又不断的为群体发展的文学艺术作品。列举式规定可吸收和借鉴《示范法条》的典型表现形式，具体表述为：1）故事、诗歌、谜语、谣谚、传说、寓言、神话以及其他口头或书面民间文学作品；2）民歌、戏曲、器乐以及其他以音乐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3）舞蹈、游戏、民俗活动以及其他以活动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4）皮影、剪纸、绘画、书法、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以及其他以有形形式表达的民间艺术作品。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确定的权利主张主体
民间文学艺术体现的智力创造成果是一个群体的，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它“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它逐步变成了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整体的作品，其作品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作品的群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个体”[2]，这会导致谁是真正的权利主张者的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整个民族或地区的文化财富，“有些民族或群体认为属于本民族的作品或宗教仪式是神圣的，不愿为外人所知，若随意发表，不论其赢利与否都会严重损害该群体的精神利益”[3]。
（二）保护时间不易确定
现在各国是对于一定的知识产权予以一定年限的限制，但是民间文学艺术由于其自身价值形成的特殊性，简单地规定一个期限非但不能给予保护，这样会使相关的权利合法地被免费使用，原因就在于其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民间文学艺术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文学艺术所形成的价值是一个集体在漫长的时间跨度内形成的，每一历史单元都是文化的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此很难认定它的保护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
(三)保护存在很大局限性
首先，民间文学艺术就是一个民族的人创造出来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就是它的广泛性、开放性，民间文学艺术更多所体现的是其群体的文化特征，注重这种文化能否得到持续存在并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不被歪曲和随便利用。另外，运用知识产权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经济权利的确立、合理的商业利用及市场价值。民间文学艺术作为特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又无法行使专有权是令人遗憾的，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乃至于传统知识和遗传基因等传统资源的初始意图不同。
（四）新作品与原作品的差别性
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集体性质，创作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但是运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再创作的作品其权利主体是明确特定的，他们根据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理解，经过改编整理，创作出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区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体现出创作者的个性特征。第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于民间，具有长期性，而再创作作品是“作者在运用已有的民间文学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产生必须依赖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4]，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经历几代人的发展完善过程中，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虽有创新，但还保留着原有风格特色，而再创作作品想要受《著作权法》保护，必须具备一定的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根据其进行再创作的作品的区分把握也是需要解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建议
（一）明确著作权的主体
针对主体不确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在民族聚居地或地方设置例如××民族理事会、研究会、××地区会所等形式，来研究整理本民族本地区的民族文学艺术作品，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保护并发扬光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内容广泛、博大精深，根据其内容、表达形式、体现的特色等可以明确属于某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如某个民族特有的民间习俗、故事传说，像属于全体赫哲族群众的《想情郎》等，可以由该民族的理事会、研究会来代为行使整个民族对此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等权利，国家可以规定文化行政部门主管该项工作，各民族理事会可以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等经过整理，报经文化行政部门登记备案。
（二）明确改编者的权益
我们可以由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任何人的歪曲、篡改和丑化，鼓励改编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改编者和整理者对其改编整理后形成的新作品必须注明来源出处，并且要向一定的部门支付一定的许可使用费。任何人都不得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据为己有，也不得反对他人对其重新进行改编和整理。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个人或组织，应尊重产生该作品的民族或群体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得歪曲原作品，不得给产生该作品的群体造成精神伤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经改编创作而形成的作品不得向外国人卖断著作权。同时私人、集体所有的非常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和实物，坚决禁止出售或转让赠于给外国人。
（三）无期限保护
《著作权法》第2章第3节“权利的保护期”中规定了权利保护期为作者生前及死后50年，合作作品到最后死亡的作者的死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这都有明确的期限。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经人们改进，再创作流传数年，认定它的起始与终结不易，以至无法从事实上来确定它的最后一个创作者，来确定它的保护期限了。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抛弃丢失它，更不能确定一个期限来保护它而其他时间任由他人任意践踏它。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事实上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它的保护期限都应该是无期限，无期限保护我们丰富多彩、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使用上采取许可使用和收费制度
让文化行政部门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它也可以将其部分权利下放由各民族理事会、研究会来许可，但是要向有关部门备案登记。另外，还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收费。明确属于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用费用由该民族理事会收取，提取其中少量部分上交国家文化行政部门，该许可使用费除支持理事会的基本运作外，主要用于宣传和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组织专业人士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研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它，还可以与地方政府等联手搞项目，像建旅游基地、度假村，让游人身临其境感受某个民族的民族风情等。
面对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这一公众性课题，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知识和知识产权相结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应积极地在知识产权制度以外，运用多种法律诸如文物保护、旅游管理等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以及公共政策的扶持如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等项措施，更重要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商业上的开发和利用的，而是以保持、尊重与弘扬为直接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7.
[2]李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3]刘心稳.民间文艺作品：呼唤立法保护[J].时代潮，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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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知识产权目前主要包括植物品种权、农业专利权和农业科学成果及公共技术产权等方面：
1、农业专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农业领域可以申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成果包括农、牧、渔、机具的发明与改进，肥料和饲料配方、农药和兽药组合物，食品、饮料和调味品的酿造技术，新的生物菌种及产品，培育动、植物新品种的方法等。
2、植物新品种。
指由植物新品种保护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所享有的生产、销售、转让、标记等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一般认为，农业专利系统不适于品种保护。除美国外，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未将植物品种纳入专利保护范畴。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3月）的颁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的出台，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已经开始实施全面的保护。
3、农业商标。
除指注册商标所有人对其所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外，对名、优、特、稀农产品的地理标志权或原产地域名称权的保护一般也属于农业商标权保护的范畴。
4、农业商业秘密。
指农业科研单位对其繁殖材料、数据、栽培方法等技术信息，以及农产品经营对其决策、价格、客户名单等信息等所享有的经济利益权利。
5、农业著作权。
即农业科技人员对其科技活动中所产生的著作、论文、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农业科技、影音资料及软件等，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二、农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征
受产业特征的影响，农业知识产权除具有排他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知识产权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易扩散性、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等特征：
1、易扩散性。
指由于农业科学研究新成果、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大多在田间进行，所以较易被他人非法窃取或流失；
2、权利主体的难以控制性。
受生产分散性特点的影响，在农业的一些权利领域范围内，权利主体往往难以控制，如地理标志权、商业秘密权、发明权、植物新品种权等；
3、产权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
农业生产过程是一个自然和经济的交互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农业知识产权难以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
4、侵权数额难以计算。
以小麦新品种为例，除非收割并根据市场价收购，难以估算其产量、价格。
三、农业知识产权侵权鉴定问题
1、鉴定单位的鉴定资质问题
目前对植物新品种的鉴定，尚无国家规定的标准方法和授权的鉴定资质单位。法院还是应当从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审判宗旨出发，不能仅仅因为资质问题而不去委托鉴定。只要鉴定单位具备相应的技术检测水平和专业技术人员，采用了科学先进的鉴定方法，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就可以采信.
2、鉴定方式和标准问题。
DNA指纹技术、醋酸同工酶电聚焦电泳和蛋白质电泳的方法，是目前我国通用的三种种子鉴定方法。但这三种方法除个别国家认可外，尚不是国际上公认的方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种植方法（DUS方法），这三种方式有其快捷、方便，成本低的优势。鉴定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公正，又要考虑诉讼效率，兼顾诉讼成本。采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鉴定是首选的鉴定方法，种植的方法可以作为最终的手段。若一方当事人对采用上述三种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且提出了充分的证据反驳，才可以采用种植的方法。即使采用种植的方法，也要对如何进行种植设定相应的标准，以保证从种到收这一长段时间内不出现差错。
四、关于证据保全的问题
在以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被侵权人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时，能否查证侵权人侵权销售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权利人赔偿请求的实现。
在采取保全措施时：
1、从仓库入手，直接到仓库清点库存被控侵权产品；
2、控制被告的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由于目前种业公司管理相对规范，财务帐册、入库单、销售发票等资料比较齐全，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其销售量；
3、通过铁路部门调取货运单据和附随的植物检疫证等证据，证实其调入的种子量。
目前，许多侵权者为了逃避责任，采用散装种子销售，销售凭证、账目、货运单据均不体现侵权品种名称，或者干脆变换名称出售，既使掌握了这些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为被控侵权品种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即由被告举证证明其购进的或销售的品种名称。否则，法院可以调取的销售量作为全部侵权产品的销售量来计算损害赔偿额。、利害关系人诉权的确定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39条规定是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权对侵犯植物新品种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依据，但是，利害关系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什么形式参与诉讼，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一般来讲，法院应当允许利害关系人和品种权人共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利害关系人符合相应的条件，也可以单独提起侵权之诉。因生产、销售同一新品种，侵权人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而被许可人必须支付使用费，那么被许可人的产品成本必然高于侵权者，侵权者的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此侵权案件中经营者往往是更大更直接的受害者，所以必须赋予利害关系人以相应的诉权。
利害关系人应当是指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根据实施许可合同的性质不同，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独占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被许可人是当然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独立地对侵害品种权的行为提讼。二是非独占被许可人。非独占被许可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不得单独提讼。但非独占许可人可以在许可合同中与许可人约定对侵权诉讼享有诉权。如果有合同约定，非独占许可人也可以享有单独提讼的权利。
六、植物新品种权侵权的判定
（一）、品种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是指在品种权的有效期内，行为人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生产、销售、使用其授权品种的行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品种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
1、有被侵犯的有效品种权的存在。
一项品种只有在其被授予品种权的有效期间内，才受法律保护，在授予品种权前、品种权期限届满后、品种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已经终止后，第三人的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在品种权有效地域范围内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
2、有利用品种权的行为。
生产、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3、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许可应包括书面许可、口头许可以及默示许可等形式。
4、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
即以营利为目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才可能构成侵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侵权。
（二）、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
根据《条例》的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即不构成侵权的抗辩理由应当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1、品种权人的权利限制，即合理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合理使用包括科研特权和农民特权。2、品种权终止。
3、品种权被宣告无效。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被告可在答辩期间内向行政主管机关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因植物新品种权的授予是经过实质审查，法院一般不应中止诉讼。
4、诉讼时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最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对于连续实施的侵权行为可以依照最高法院法［1998］65号《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的规定执行，即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实践中当事人常以持有种子管理站颁发的种子生产许可证作为抗辩理由，对于此种抗辩，一般不予采纳。各级种子管理站如果没有审查申请人是否征得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而颁发了种子生产许可证，这种颁发证书的行为并不必然认可其生产授权品种行为的合法性。因为生产品种包括授权品种和非授权品种，根据《种子法》的规定，在申报生产许可证之前，申请人必须确认自己所申报的品种是否授权品种，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法定义务，违背了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销售方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在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销售方对产品的来源的合法性有严格审查的义务，销售方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这是由种子生产、经营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种子法》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特别法。生产方必须严格按照许可证许可生产的品种进行生产，经营方从生产方处购买种子首先要审查生产方的生产许可证，看其生产的种子是否具备生产许可的条件，也就是说经营方必须对种子的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侵权品种的生产方未经权利人许可，无法取得权利品种的生产许可，其对外销售侵权产品具有明显的违法性，经营方若再购买销售，就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两者的行为已经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七、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的证据，赔偿数额的计算
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在被告拒不提供有关侵权获利证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合理赔偿数额成立。如果被告的生产规模大，并以侵权产品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赔偿数额。
故此，关于推定侵权证据有对方当事人掌握的问题，对当事人有证据可提供而不提供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其持有侵权证据。这样即可以加强对权利人的保护，减少保全的风险，有可以有效的遏止抗法行为，便于保全措施的顺利完成。八、植物新品种损害赔偿的原则、计算方法
l、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和赔偿范围
在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确定全面赔偿原则为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但不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指对侵权直接造成的品种权使用费等收益减少或丧失的损失，因调查、制止和消除不法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间接损失是指品种权处于生产、销售、转让等增值状态过程中的预期可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的损失。
2、损害赔偿额的具体计算方法
基于品种权与专利权的相似性，参照专利法的有关计算方法，确定品种权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
（1）、以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根据品种权人的授权品种因侵权所造成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授权品种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数难以确定的，以权利人生产的平均利润与行为人已销售的产品数量乘积作为损害事实。
（2）、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作为损害赔偿额的依据，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总数乘以每单元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3）、参照许可使用费，根据品种的类别、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许可使用费的数额、该许可的性质、范围、时间等因素，参照该许可使用费的1至3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4）、确定法定赔偿额。品种权的保护规定没有确定法定赔偿额，但是根据2001年6月12日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酌定赔偿额问题，可以参照专利、著作权等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由人民法院根据侵犯的知识产权的性质和侵权人的侵权情节公平合理地予以确定。专利权是与品种权最相近似的知识产权，在酌定赔偿额上参照专利权赔偿数额的规定。
九、侵权产品的处理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农民的利益。种子生产企业一般委托农民制种，并按照合同进行回收。若侵权产品仍在田间，按照品种权不延及收获物的原则，应允许种植农民收获。但不能按照种子进行收购，应作粮食收购并加工，以防止其作为种子再流入市场。由此给种田农民造成的差价损失应当由侵权人承担。为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品质权人同意，也可以由此根据制种的质量按照种子回购。若侵权人已经回收种子入库，应当依法收缴，并加工为成品粮出售，粮款收归国库。
对于被诉侵权人对侵权品种无异议，且处于生长期、铲除后尚来得及补种其他作物不至于造成更大损失的，可判决侵权行为人铲除侵权品种；对于侵权品种尚难以从外观性状准确判断或已作出准确判断，但如判决铲除再行补种已误农时难以补种其他作物的，可对被诉侵权品种的种植区域确定地址，在当地村民委员会、原被告双方共同参加的情况下，以现场勘验笔录、摄像、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待收获后再行收集证据或处理侵权产品；对于已收获的侵权产品可借鉴种子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些处理方法促成调解。由权利人以商品粮或略高于商品粮的价格回收。如调解不能促成权利人回收侵权产品的，可判决将侵权产品交由粮食收购部门收购，由侵权人赔偿损失。在粮食部门收购前，对侵权产品一定要采取保全措施．收购后要监督侵权产品混入商品粮，防上其流入种子市场。
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强
1、进一步加强农业知识产权的立法工作。
建立统一完善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能够使公众更全面、准确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权利的范围及救济手段，避免法律规范之间的交叉冲突，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依据。在完善的农业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应包括动、植物进出境检疫法及其配套法规，农产品、食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技术标准，与地理标志和民间工艺等相关的规定，对动、植物新品种及新组合的保护，以及根据我国实际的承受能力，逐步放开的对农业生物技术中转基因技术、基因克隆技术等的保护等。此外，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农业知识产权有关法律知识的宣传、学习、教育工作，以努力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和遵守知识产权法的自觉性。
2、完善司法保护中的各项制度。
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心和关键环节，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活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一些领域的过渡宽限已经逐渐到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农业将受到严峻挑战，因而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除了要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外，还要建立高水平的司法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组织。由于审理农业知识产权案件要求的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需要设立农业知识产权审判庭或在有关审判庭里设立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合议庭，以保证执法的统一性，并积累经验、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水平；二是要完善各项责任制度。即对于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不服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知识产权纠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有责任依据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并依法做出维持、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的判决。
3、强化权利人自我救济意识。
自我救济包括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保护与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自我保护两种。集体管理组织是对知识产权创造者或其他权利人自身权利予以保护的社会组织。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等都十分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事物的部门，我国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科研教学单位、企业、农民要自觉学习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法律知识，深入了解申请专利、植物新品种保护、商标以及著作权的条件、程序等，树立知识产权观念，提高维权意识和能力，积极依法取得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农业知识产权申请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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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沱古镇的历史渊源和文物留存
西沱镇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峡库区中心位置，原名西界沱，古为“巴州之西界”，因地临长江南岸回水沱而得名。西沱镇属巫山大娄山中山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属亚热带欠湿润季风环流气候。西沱镇历史文化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土家族的先祖巴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古至今，西沱就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深水良港。秦汉时期，川东盐业兴起，西沱成为当时川东南地区繁荣的通商口岸。发生在时期和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运动，使西沱镇成为盐运大道的起点和货物集散地。自古以来，便利的水陆交通，使这里烟火繁盛，生意兴隆，史称“俨然一都邑也”。
“川盐销楚”使西沱镇成为巴盐古道的起点，一条古盐道从江边码头沿山脊直上山顶独门嘴。商贾货贩们在从江边到山顶的古道两旁修筑房屋、客！⒌昶獭⒒峁荩营造了一条垂直于长江、青石阶梯街道沿山脊而上的云梯街。在近代，随着川江航运的发展，西沱镇逐渐成为渝东地区商贾云集、货物集散的商业重镇。
据考古发现，西沱镇区域分布着观音寺遗址、沙湾遗址、公龙背遗址等众多文物遗址。这些文物遗址文化堆积时间跨度久远，最早可见新石器时代，印证了西沱镇是古代巴国及巴民族的重要活动地区。三峡水利工程开工后，文物部门对这些文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宋、清时期的石器、陶器、瓷器、铁器、陶俑、陶罐、钱币、土石斧、汉砖等珍贵文物。同时，因为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使西沱镇成为移民汇集的繁荣之地。西沱镇会馆林立，寺院众多， 主要的有禹王宫（湖广会馆）、万天宫（江西会馆）、张爷庙（四川会馆）、紫云宫、南城寺、八角庙等会馆和寺庙。
西沱古镇在建筑布局上依山而建，房屋由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木质建筑为主，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建筑风格上充分融合了江南徽派“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文人气息，也体现了土家建筑“穿逗梁架牛角挑，吊脚丝檐转角楼”的质朴风格。云梯街的建筑大都是以“前店后堂加花园”形式布局。这种形式布局往往将商铺作为建筑的主要功能，而将客堂、居住、花园等都建筑在店堂的后部。熊家药房、熊家宅院、绸缎庄、永成商号、187号民居、盐铺、熊福田故居、永茂祥等建筑就是西沱镇“前店后堂”式建筑的代表，它们记录着云梯街曾经的商贸繁华，是云梯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沱古镇的保护开发及现状
1984年和1986年，石柱县人民政府相继公布云梯街等寺庙、民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西沱镇为四川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2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西沱镇为重庆市级三峡库区迁建保护传统风貌镇。2003年11月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为西沱镇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号称“中国十大名镇”。2008年7月，西沱古镇评为重庆市巴渝新十二景――西沱天街。2009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西沱云梯街民居建筑群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被评为重庆市最具活力小城镇。
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工建设，分布于长江三峡两侧的大昌镇、云安镇、西沱镇等很多具有传统风貌的场镇、码头都将被淹没。为了保护体现古代水上驿站特征的西沱镇，为了保护“云梯街”原有历史风貌和古建筑群，重庆市委、市政府、市文物局制定了西沱镇历史建筑和文物迁建保护的措施。投入大量的资金，将淹没区以下的“下盐店”、“永成商号”、“南北龙眼桥”等历史文物保护建筑搬迁复建至175米淹没线以上。云梯街的青石板路部分得以保护，路两边的居民楼也得到了修缮，基本恢复了云梯街的历史风貌。但是衙门路和月台路两条车行道将云梯老街分为几段，街边新建了许多现代房物建筑，云梯街原有的整体感和有特色的古建筑群不复存在。
现在西沱镇的古码头已经被江水淹没，西沱镇传统街区最热闹的部分已不复存在，能体现西沱镇传统风貌的只有云梯老街。近几年由于附近修建高速公路，原有的国道损坏严重，不利的交通条件，使得来西沱古镇旅游观光的游客稀少。特别是云梯街下段两边的商铺、客栈、茶馆都难以经营，现基本处于停业的状态。淹没区以下的居民被安置到了云梯街背街的新区，剩下的居民也因传统场镇的消失，生活的不便而逐渐减少，云梯街出现了萧条的景象。虽然古镇局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古镇周围建设的新区将古镇团团围住，古镇的整体景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现在的西沱镇，虽然在熊家大药房旧址里面设立了“西沱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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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展馆”，但整个展览脉络不清晰，且介绍西沱镇历史文化的展览选在熊家药房位置不是很恰当，使西沱镇丰富的文物特色难以展示，从而弱化了西沱镇应有的、吸引游人的古镇风貌。
三、西沱古镇旅游开发及文物保护利用的几点思考
1.西沱镇作为巴盐古道上的商业重镇，深厚的历史积淀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忠万高速的通车，使得重庆主城到达西沱镇的时间将会大大缩短，便利的交通将会给西沱镇的旅游带来新的生机。西沱古镇与江对面的三峡著名景区忠县石宝寨一江之隔，完全可以设想，努力将西沱古镇与石宝寨打造成一个由渡船游轮相连接的联合旅游景区。这样一来，借力发力，共同做大，互利双赢，就会收到丰富古镇旅游内容，增加古镇吸引力的良好效益。
2.在云梯街上段设置西沱镇历史文化综合陈列馆。综合陈列馆可选择某一原建筑或新建。全面展示西沱镇的历史溯源、巴盐古道、湖广填四川、三峡移民搬迁、土家文化、民俗风情、地方特产等内容。将原熊家大药房里的“西沱历史文化展馆”中，除与熊家大药房相关的内容以外的其他内容，全部移至综合陈列馆展出。
3.在云梯街由上至下设置几个专题馆，如熊家大药房、同济盐店、永成商号等。这几个专题馆之间相互呼应，将西沱镇打造成一个文化特色鲜明，历史脉络清晰，能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品旅游文化古镇。这些专题馆，将成为西沱古旅游的亮点。
4.在云梯街上段古镇入口处和江边码头设置游客接待中心和观光车。游客可从云梯街上段开始从上至下的游览，游览结束后可在江边码头坐船到江对岸参观石宝寨景区。从石宝寨乘船过来的游客，也可乘观光车到云梯街上段，或是顺老街青石梯拾级而上参观。
5.云梯街古建筑群是西沱镇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为了让观众更方便的了解云梯街各古建筑的历史风貌，应在这些点设置二维码，介绍相对应的景点。
6.云梯街上段及中段，出现了许多现代样式的建筑，对云梯老街的整体风格，有一定程度的破坏，这就是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矛盾之处。对于文物工作来说，古建筑的保护就是要尽量保持建筑原貌，但旅游开发又会或多或少的破坏这些建筑的外观和内部结构。建议在古镇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对不和谐的临街现代建筑外观进行改造。按照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古镇原有的历史风貌。但在这些房屋的改造中，不要简单地模仿其他古镇的形式，而是要突出西沱镇特有的徽派建筑与土家吊脚楼相互融合的建筑风格。
7.由于西沱镇移民搬迁工程和附近高速公路的修建，古镇周边的自然环境受到了破坏。在古镇旅游开发的同时，应加大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修复，恢复绿色植物的覆盖率，改造西沱镇的整体景观效果，为古镇打造一个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这样能更好的吸引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篇6
我国婚姻法体现了男女平等原则，个人所有权的公平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为此规定了经济帮助、请求补偿、过错赔偿的制度。对付出义务较多方的补偿、对离婚时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对无过错方的赔偿，在保障了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对有过错方进行了相应惩罚。
一、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以补偿。该法条确立了离婚补偿制度，指依法分割夫妻财产时，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另一方当事人要求适当的补偿。补偿是从分割后的财产中支付，分割的财产不足支付的，从其个人财产中补足。这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对当事人在婚姻家庭中所作贡献的客观评价。婚姻家庭生活，要求配偶双方在感情、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但就多本文由收集整理数婚姻而言，夫妻对婚姻家庭的贡献与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实际生活中，承担了较多家庭事务的一方，往往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而另一方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婚姻家庭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获得补偿的权利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但在实践中付出较多义务方并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不足的方面；如何判断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很多当事人是难以说清楚。再者就是请求补偿的数额、方式、方法以及期限均未作出规定。
二、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离婚时的经济帮助，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由经济条件较好的另一方给其必要的经济资助的制度。是为保障婚姻关系解除后困难方的生活需要所规定的法律保障措施。它的实施有利于离婚纠纷的圆满解决，有利于对婚姻自主权的保护，有利于防止因离婚带来的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体现了法律对弱势方主要是妇女的特别保护。当然，男方生活困难的，也同样享有接受经济帮助的权利。经济帮助不以一方有过错或少尽义务或有过失为前提，它是纯粹的资质。同时《婚姻法》确定的经济帮助制度，具有强制性，所实现的是法律的调控功能。离婚时一方当事人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生活水平。请求帮助的时间，只能在离婚时提出，这种帮助是一次性的，原定经济帮助履行完毕后，不能再请对方给予帮助的。
三、离婚过错损害赔偿
离婚过错赔偿是指因配偶的过错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由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承担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行为人有过错。所谓过错并非是离婚行为本身，而是导致离婚的过错行为。婚姻法第46条规定，过错行为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等
二是有损害事实。即因上述过错行为给配偶方造成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
三是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即过错行为导致了损害事实的发生。这种因果关系是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和基础。
四是离婚的发生且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无过错。《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离婚无过错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是无过错方。因为无过错方是受害人，他（她）对分割人即过错方因过错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当然有权主张权利。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很明显地看出来，第三者是不能成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因其并不是离婚诉讼当事人。如果无过错方诉讼第三者，那就是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并非离婚之诉。这是离婚损害赔偿侵权责任的特殊要求。只能有离婚诉讼的发生，无过错方才可以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没有离婚事实的发生，离婚损害赔偿就无从谈起，同时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人必须无过错，本人如有相同的过错行为，则过失相抵，不得要求损害赔偿。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有过错一方受到经济上的制裁，使无过错方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有利于维护无过错方的权益，对他人也起到了警示和预防作用，使行为人预见自己的过错行为将产生不利的后果，从而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
在司法实践中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适用却显得艰难，是无过错方举证难；二是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太窄；三是只规定了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利提出损害赔偿。在婚姻生活中过错的有无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夫妻一方有规定的过错情形，另一方也有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行为，如或娟，却可以提出请求过错赔偿，这样就很不公平了，配偶他方也会不服。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不能充分实现其填补损害、抚慰受害方和制裁过错方的作用有利于弄清事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篇7
内容提要:一、保护股东的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益的首要环节，也可有效遏制和及时发现和公司内的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股东的财务信息知情权。二、新《公司法》第34条在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采取回避问题的保守做法：不明确查阅账簿是否包括原始凭证。三、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司法审计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同时又兼顾公司利益，限制股东滥用或恶意行使知情权的最佳选择。四、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可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并给予适当限制，使公司利益与股东知情权取得平衡。
佛山大兴工程有限公司（化名）原系某行政部门属下的集体企业，1999年6月底转制后，原职员邓某和吴某等14人成为股东。《公司章程》第9条第（四）项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业务、经营和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质询。邓某为最大股东，持股从19％增至49％，并一直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原告吴某一直持8％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第20条的规定，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享有原《公司法》第46条、第50条规定的职权。但邓某并未全面履行其职责，其既不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也不按公司章程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公司管理混乱，在邓某的操控下，被告自1999年7月完成转制以来，一直未对公司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委托独立的具有法定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以至部分股东无从知道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公司不管盈亏，到年终时随意提一笔款作红利分配了事，严重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和公司盈余分配权。而邓某等则利用职务之便，随意用各种借口耗用公司的资产，报销名目繁多的费用，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2004年8月前后，邓某等人提出对公司资产和股东进行二次重组并收购原告吴某和其他部分股东的股份。吴某对公司的内部经营管理提出疑问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要求对公司自转制以来至2004年8月的资产和账目委托独立审计机构进行全面审计后才能谈股权转让的事，但遭到断然拒绝。
2004年10月，原告吴某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股东知情权受侵害为由，状告大兴公司，请求法院委托独立审计机构对被告自1999年7月1日起至2004年9月31日止的全部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进行的审计。
2005年5月，法院以原告吴某没有证据证明其曾正当地提出查阅账簿之要求且被公司无理拒绝，而是直接请求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委托审计中介机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该项请求违背了权利用尽原则，且不属于待诉讼终了时裁决的实体权利主张，于法于理无据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股东知情权的法理与法律依据
什么是股东的知情权？简言之就是股东享有知悉公司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公司法》对此问题没有作正面的规定。这或许是常识问题，尽人皆知，用不着再作正面的规定，或许是涉及的问题太多太深太宽，难以从正面给出统一的规定。对股东知情权，原《公司法》第4条第一款只是就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及第32条、第110条、第175条、第176条就查阅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等两方面作了规定。修订后的《公司法》第4条、第34条、第97条、第98条、第165条、第166条和第171条也从这两方面作了规定。
“商场如战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惨烈的生动写照。中国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如果股东对自己公司的真实情况不知、迟知或知而不全，在商场上必然惨败。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和纠正以及分取红利等权利的行使都必须以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为基础。如果股东不知道公司的真实状况，则无法对公司的人、财、物等事项作出决定，难以行使表决权，难以实现其盈余分配权这一最终的权益。从这点上讲，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基础性权利。离开知情权，股东的其他权益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是近年来，公司内的职务犯罪愈演愈烈，董事、经理或实际控制人侵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行为五花八门，因此从立法上充分有效地保障股东的知情权显得十分重要。保护股东的知情权，是全面保护股东权益的首要环节，从另一角度讲也是有效遏制和及时发现和公司内的职务违法和犯罪行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明确设置了“股东知情权”这样一个二级案由。
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必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告知股东，股东关心的是那些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司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对公司业务进行监督和纠正以及分取红利等信息，以财务信息为核心。换言之，股东知情权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公司的财务信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是股东的财务信息知情权。这在新旧《公司法》的上述条文里有充分体现。
二、以往真实案例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及由此引发的思考
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省高院二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制作有限公司与香港富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权益纠纷一案中，富光公司作为真科公司的股东，因股东知情权问题真科公司，其一审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请求法院委派审计人员审计真科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账簿等经营状况的信息资料，保护富光公司的股东知情权”，一审判决真科公司5日内向富光公司或者其指定的审计事务所提交财务报告、公司账簿等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的资料。真科公司认为一审的此项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取得账簿凭证之后拒不返还，或泄露公司的商业秘密，会严重危害真科公司的利益，遂提出上诉，二审认为一审的此项判决没有超出富光公司的诉讼请求，遂判决驳回真科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①。
在某集团有限公司诉某工贸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集团公司是工贸公司的股东，但自工贸公司成立以来，工贸公司既未向原告提交财务会计报告，也不让原告查阅被告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严重侵害了原告作为股东的知情权，集团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提供自1999年5月至2002年7月的财务会计报告并要求查阅此期间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等。一审及二审法院均支持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②。
在该两案例中，法院均判公司向股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账簿和凭证，具体表现为保护股东的账簿查阅权，以实现股东的知情权。本人认为，此种判决充分保护了股东的知情权，但也似有考虑不周全之嫌。真科公司的上诉并非没道理。如胜诉的股东取得公司账簿及凭证之后，以需审计为由，长时间不返还给公司，甚至拒不返还，公司岂不是要提起返还账簿凭证之诉？如此一拖就可能二、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公司的经营必受影响。另外，如胜诉的股东怀有不当目的，将公司的商业秘密泄露或据为已有，公司更会遭至毁灭性的打击。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这一规定将举证责任划给公司，有利于保障股东的账簿查阅权，因为账簿掌握在公司一方。但何为目的不当？我国公司法未作规定。日本《公司法》第433条规定，股东有下列情形为目的不正当：1、为损害公司的运营业务或其他股东的利益请求查阅；2、成为与公司进行竞业的人，或与公司进行竞业的公司的股东、董事或执行经理；3、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及资料，将所获知的事实向他人通报获利，或之前2年内，曾有该种行为；4、在不适当的时间提出将会计账簿带离公司指定的地点查阅③。公司要证明股东有第1至第3种情形之一，并非易事。
所以，与其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再反过来追究股东的责任，不如从制度设计上堵塞漏洞。
三、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具有审计资质的机构对公司的账簿、凭证进行审计，即司法审计，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同时又兼顾公司利益的最佳选择。
股东知情权指向的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实现？受到侵害时如何进行救济？《公司法》修订前争论颇多，修订后仍然未能作出全面规定。刘俊海先生认为股东的知情权具体可分为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这三者虽然内容各异，但都服务于股东采集信息的宗旨，且其重要程度依次序增强④。刘俊海先生对这三种权利的行使要件及程序作了论述。有学者提出股东的知情权还包括询问权。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一款和第166条规定的股东的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较易理解和操作，本文不作累述。目前我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未见任何有关检查人选任请求权的规定，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尚未见先例，故本文暂不作讨论。在此本人着重分析账簿查阅权在实现股东知情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账簿查阅权是指股东查阅公司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所需的基础资料的权利⑤，是检验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保障，因为财务会计报告不是原始的账簿凭证类，股东仅凭查阅财务会计报告很难判断财务会计报告本身是否属实，很难判断董事、高管是否有不正当经营行为，因此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刘俊海先生认为，凡是能够反映公司财务与经营管理现状的会计账簿以及制作会计账簿所依赖的各种会计资料即会计文件（含会计原始凭证、传票、合同书、纳税申报书、电传书信、电话记录、电文等），股东均有权查阅⑥。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虽然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并规定了相应的救济途径，但仍未明确是否包括会计凭证，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尤其是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否可以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凭证，更是只字未提，为账簿查阅权纠纷留下不少隐患。
有论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的范围不包括原始凭证，因为会计账簿并不包括原始凭证。我国《刑法》、《审计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已对做假账、明暗两本账的非法行为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进行了规范和救济，不宜将会计账簿查阅权扩大到原始凭证⑦。笔者不敢苟同此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如果只可以查阅会计账簿，而不能查阅原始的会计凭证，那么他对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中的疑问无从核查析疑，无从判断会计账簿和财务报告是否有假，更难以发现做假账等非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也就无从谈起。2010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亿元。其中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万元，另因审核把关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万元。在人民心中拥有崇高地位的中央部门尚且如此，对于普通公民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者，更不可能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公司内职务犯罪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阅原始凭证，则难以掌握公司的真实情况，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经营管理者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单从保障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角度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权应当包含查阅原始会计凭证。
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被公司拒绝的，可以请求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刘俊海先生认为，在遇有重大问题、紧急事由时，股东可申请法院对公司的账簿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法院在权衡股东的账簿查阅权与公司在诉讼保全中所蒙受的不利益之后，若认为有必要，则应认许股东之请求⑧。法院为何要权衡利弊？何为必要？何为无必要？刘俊海未作进一步探讨。新《公司法》虽然规定股东可以查阅会计账簿，但未明确是否包括原始会计凭证，因为不管包括还是不包括，均有利弊。新《公司法》在实现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于是采取回避问题的保守做法：不作规定。如果包括查阅原始凭证，那么公司的利益就受到潜在的威胁。股东通过法院判决、裁定，取得公司账簿及凭证之后，或拒不返还，或泄漏商业秘密等，是法院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法院因此不同意诉讼保全，或不支持股东的请求，那么股东的账簿查阅权就成了天方夜谈，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就成了一张空头支票。如果不包括原始凭证，股东仅能查阅账簿也难以掌握实情，不管是公司提供还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查阅账簿，这都与实质的知情权有天壤之别。
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需要专业会计知识，这是众所周知的常理。股东的知情权实现并不在于由股东本人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和账簿凭证，而是在于知道公司全面真实的财务信息。因此，在股东本人不是专业会计师、审计师的情况下，股东自己查阅账簿和凭证的作用不大，如果只能在公司内查阅，则公司在操作中可以设置许多障碍，把股东的知情权架空，如允许股东把账簿和凭证带出公司，则公司会面临巨大风险。只有允许股东聘请专业的审计机构来对公司的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进行审计，才能保障股东知道公司的真实情况。如果仅仅允许审计机构股东到公司查阅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也会面临公司设置的许多障碍。因此，与其由法院责令公司将特定的公司账簿凭证提供给股东委托会计师查阅，不如直接由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账簿和会计凭证进行审计。
有观点认为，在公司未作出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单独提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的主张已超越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⑨。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4）东民初字第6204号案中，法院认为，原告股东张某要求聘请审计部门对被告昭明普瑞经贸有限公司2000年至2004年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由于庭审中被告不同意，而公司法和被告的《公司章程》均未规定股东享有上述权利，股东不能超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权利，故对原告要求审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⑩。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成民终字第2232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更是认为，原告股东李某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春北实业公司的会计账簿不实，其要求查阅原始凭证的上诉主张超出公司法第34条规定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故不支持其上诉主张⑾。会计账簿和凭证都掌握在公司手中，要股东证明账簿不实才能查阅原始凭证，这显然不合理。“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的推论有道理，但公司须有证据证明有此种可能，这样的认定才能让人信服。
笔者认为，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只是实现股东知情权的一种方式，并没有超出股东知情权的范围。况且由专业的具有审计资质的机构进行，更能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等利益。
因此，因股东知情权产生纠纷时，最能兼顾两方利益并减少累讼的方法是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审计完毕，即应将账簿凭证交还公司。经过法定程序得出的审计结果，各方应予接受。
通过诉讼程序委托审计机构来审计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账簿和凭证，是基于股东知情权而产生的权利，并为股东知情权服务，属于股东知情权的范畴，笔者认为把这种权利叫做司法审计请求权较为贴切，它是实现股东知情权并同时限制股东滥用或恶意行使知情权的有效措施。
四、司法审计的法律依据和举证责任划分
《注册会计师法》第14条第一项规定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之一是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现行《公司法》第165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171条规定“公司应当向聘用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因此，审计必须以会计账簿和凭证为基础依据。这也是股东请求司法审计的法律依据。如公司己依据这两条法律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并将审计报告交股东查阅，股东对审计报告无异议的，自无进行司法审计之必要。如公司没有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公司的财务，或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不真实、完整，或股东对审计报告有异议，且股东与公司之间不能协商解决知情权问题时，通过诉讼程序来委托审计机构依法审计是最为文明理性的解决方法。
只要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按现行《公司法》第165条、166条、171条规定的进行了财务审计并送交股东，那么即可视为侵害了股东的知情权。因此，在股东与公司的知情权纠纷中，举证责任首先在公司一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须依现行《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首先向公司提出查阅公司账簿的书面申请，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证明自己享有真实合法的股东身份即可，而无需提出自己曾要求查阅或审计公司财务却遭拒绝的证据。即使公司履行了制作财务会计报告、经审计、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等义务，但股东有证据证明原来审计的程序违法，账簿或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不实的，仍可请求司法审计。
新《公司法》在165条和171条对公司的财务审计作了规定，但未规定公司违反该两条规定时的审计救济程序，则是一大漏洞。
五、司法审计请求权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处理
司法审计请求权如何提出？在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如何进行处理？这是诉讼程序上的实务问题，是具体操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吴某诉佛山大兴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中，即遇到这一问题。笔者对法院的观点不敢苟同。我们不妨从诉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民事诉讼中的诉，是当事人的请求，既包括可以在实体判决中处理的请求，也包括可以在程序上进行处理的请求。
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属于纯程序上的请求。当诉讼过程中某一方面的事实需要借助特定的专业技术来查明或确定时，也会产生程序上的请求，即请求法院允许或委托专门的机构来查明或确定，比如各种各样的鉴定、评估和审计。还有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请求，如先予执行、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破产还债等请求。
当一项程序性请求可以与实体性请求完全分离时，那么这项程序性请求就可以在诉讼请求之外用申请书的形式来单独提出。当一项程序性请求无法与实体性请求完全分离时，就宜在诉状中以诉讼请求的形式提出。两种形式并无优劣之分，全由法律定之。在目前《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股东单就知情权受侵害而请求司法审计，就宜在诉状中以诉讼请求的形式提出。如果股东同时就知情权与决议权、盈余分配权或其他股东权益受侵害而时，既可在诉状中的诉讼请求里一并提出司法审计，也可以在诉状之外另用申请书的形式提出。
对司法审计请求权可以用三种方式进行处理：
其一是设定一个类似民事诉讼中的督促程序的申请司法审计令程序。股东在申请书中申明司法审计的理由，法院经审查后向公司发出审计令，公司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审计令生效。公司在异议期内提出异议的，审计令程序终止，股东可另行提起司法审计之诉。也有司法人士建议，设定一个申请调查令程序。公司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的，调查令生效，股东即可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⑿。申请调查令程序由股东自行查阅账簿和凭证，其不足之处如上述，不如进一步设计为申请司法审计令程序。
第二种是以裁定书的方式，裁定对被告公司某一期间的财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凭证进行审计，并由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具体进行⒀。
第三种方式是判决对被告某一期间的的会计凭证和账簿进行审计。判决生效后，如股东与公司之间无就如何履行判决达成一致意见的，可由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由法院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司法审计的大致操作步骤可如下设计：
1、如双方可商定审计机构的，由双方商定。如不能商定的，由法院在数个有合法资质的审计机构中公开抽签决定；
2、将需要审计的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全部交给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出具清单和保守商业秘密的保证函。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等由审计机构保管，股东不可单方取走；
3、审计地点在审计机构办公室；
4、公司和股东得接受审计机构的询问。股东对可疑单据可提出质询，公司必须予以解释，公司不作解释或不到场的，视为公司放弃解释权。必要时可由法院主持质询会；
5、以双方认可的单据作为审计的依据。对符合法律规定但股东不认可的单据，由审计机构单列，是否采信由法院决定。对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股东不认可的单据，不予采纳；
6、审计的期限从1个月至6个月，根据审计工作量决定，因客观原因可依法延长；
7、审计中发现公司有人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中止审计；
8、审计完毕，编制审计报告送达各方。账簿凭证全部交还公司；
9、对审计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查或补充鉴定，或者由另外的具有更高资质的审计机构重新审计。一案的审计以两次为限。由法院认定最终的审计结果。
结束语：
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会计账簿查阅权及救济途径，保护了股东一方的利益但对公司的利益却造成潜在的威胁，失之偏颇。对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会计账簿查阅权却未作规定。对这两类公司的股东查阅原始会计凭证的请求，司法实践中如不予支持，这对股东行使知情权非常不利。如支持，则“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新《公司法》第34条第二款并不能有效地落实股东的知情权。相比之下，通过司法审计来解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知情权纠纷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方法，可以兼顾股东与公司的利益。从这点来讲，在落实股东知情权的问题上，司法审计制度比账簿凭证查阅制度周全，比检查人选任制度可行，更为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社会现实。
因《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未设置限制，为防止股东滥用此权，公司在制定《公司章程》时，可对股东行使司法审计请求权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并给予适当限制，以弥补立法上的不足。
在今后修改《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时候，或在制定有关的司法解释时，应进一步确立公司的司法审计制度，对股东的司法审计请求权及其行使程序作出更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公司利益与股东知情权取得平衡。
【参考文献】
①吕伯涛主编：《涉外商事案例精选精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26-232页。
②王信芳主编：《公司纠纷案例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02-205页。
③吴红霞：《试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计账簿查阅权》，刘兰芳主编《公司法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349页。
④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362页。
⑤同上，第365页。
⑥同上，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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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晋南，面塑，开发，保护
就目前晋南地区的面塑市场及其运营模式来看，面塑此种文化事项仅限于出现在特殊的时节与特定的场合，这即是其全部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将其纳入到更广阔的文化保护理念的氛围中，显然是不够认真、不够长远的。作为一项非遗，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仅存在于少数人的观念中或依靠民俗学工作者来阐释，而作为其文化受众和承载者的广大民众却没有具备这样的眼光和意识；此外，将传承工作只落在了手艺人的肩上同样是不完善的，因为相当一部分手艺人所做的是单纯的技艺传承，这属于保护的初级阶段人文历史论文，他们在文化认识方面是缺失或忽略的。
对民间文化艺术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认识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在晋南面塑文化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对其开发与保护的浅显认识。
一、对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开发
晋南目前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处于较低层次，以分布在各个旅游景点周围的摊点为主，就所出售的商品种类来看，无非是佛像、木梳、手链项链、牛仔帽夏凉帽、风筝、油纸伞等等，这些与其他地方所售的旅游纪念品毫无差别，找不到一种具有本土色彩的纪念品，被称为“无地域性旅游纪念品”论文怎么写。可以说，不具有地方特色、工艺劣质是大多数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现状问题，而晋南如临汾地区的这种缺失更为严重，竟然没有形成一种可供进行地方文化定义的商品类型。事实上，这是缺乏地域自信力和文化创意的表现，因此我们需要发现和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建立一个较高端、具有实力的旅游纪念品市场来增进我们的地方特色文化意识，提升我们的文化品味。在这方面也不乏成功典型，“陕西泥塑”已成为与兵马俑、农民画并列的标志性特色传统文化，不必说其相关的专业研究，单从它们在旅游纪念品市场上的繁荣就足以见证它在保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成绩。因此，在晋南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提供面塑的展示平台是可行的且必要的，它能够代表一方水土的风貌人情人文历史论文，能够成为地域文化的定义之作。同时，欢迎更多的传统工艺参与进来，如平阳木板画、威风锣鼓的微型复制品、根祖文化纪念品等等，开发更多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深层地域性旅游纪念品”，让技艺精湛、寓意深远的传统文化登上现代舞台，见出其在现代审美功能中的适应与需求。
二、与政府及民间组织结合，开展多项弘扬晋南传统文化艺术的工作
我国政府不单是作为管理的职权部门，亦是文化艺术工作的引导机构，在此方面它往往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舆论引导和环境支持，地方政府更能发挥如是作用，一些特色活动的开展对树立地域自信力、提升人们的精神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间组织是作为地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载体出现的，与政府相比更能体现出人民群众在精神领域的自觉和高水平的文化诉求。2001年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倡导实施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即“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由此展开了声势浩大、功在千秋的保护工作，并及时出版相关学术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民间文化认识。近年来各地也举办过不少文化节，如风筝文化节，剪纸大赛，面塑艺术节等等都属于增进民间文化影响力、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积极之举，临汾在2002年也举办过剪纸面塑大赛人文历史论文，但其组织宣传与影响力度并不明显，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面塑作为非遗、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价值与发展空间。2009年在咸阳举办的中国民间花馍艺术节可谓此领域工作的一个高水平平台，它凝聚中央与地方的民间文化保护力量，对面塑这一传统事项进行提升与再认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发扬的保护模式之一。举办这样的文化节不仅有利于本地文化的繁荣、经济的促进，还有利于培养人们积极的社会心态及树立本土传统文化的品牌实力论文怎么写。
三、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民间文化的活动中来
《民间文化保护学沿话语——民间文化保护讲演录》一书中提到，保护工作被视为一种“历史使命”，意即我们的研究工作正是对传统、对当下、对未来的文化事业负责，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积极维系今天我们还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事项，就是为后世创造一个文化现象多元、地域色彩丰富的广阔天地，让人们不再生活在精神领域贫瘠的家园中，将我们的根祖情怀传承下去。因此，除了民间传承人、专业的研究工作者、志愿者与爱好者外，青少年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文化传承队伍，让这些未来的主人参与到民间文化生活中来，即能使其体验到传统文化带来的厚重情感，他们亦也能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方面，很多省市近年来也组织过学生参与面塑制作的相关活动，但也仅体现在作为手工课程学习的层面上人文历史论文，还未在青少年群体中渗透关于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观念，因此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让青少年热爱并参与自己家乡的文化建设同样是一项可贵的保护工作，让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即博大精深又生动活泼，从而主动地将其融入到他们成长的视野和血液中。
地方文化特色的丧失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保护好地方文化特色，就是保护本地域的文化身份，同样是保护全人类的文明。作为晋南地区的传统特色文化，我们应当拿出更多的勇气与智慧，投入到面塑的关注和保护中来，鼓励有关的团体提出更丰富的开发模式，让我们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黄辉．从猫福的前世今生看民间造型艺术与旅游纪念品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白胜庚．民间文化保护学沿话语——民间文化保护讲演录[M]．学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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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合理更新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47-01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的城市建设也加速了步伐。但是，作为建筑学子，笔者除了关注新锐建筑的不断问世外，关注更多的是我国历史建筑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人们的淡薄意识遭受到的严重破坏。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资源，虽然通过拆旧建新城市的面貌得到了大的改观，但是历史建筑的破坏甚至消失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一、历史建筑的保护原则
（一）保护历史建筑的意义
历史建筑，具有多方面的保护价值，它不仅是艺术品，也是我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实物见证”，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历史不能摒弃，文明需要继承。历史建筑自然也是我国城市风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而言，历史建筑的保护价值可能不比古建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优秀历史建筑的价值和意义会大幅上升。无论古建筑还是历史建筑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性格、审美追求和理想寄托。保护它们，不仅是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是保护国家的辉煌历史。
二、国内如何依据自身情况合理保护历史建筑
（一）我国目前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方式
我国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是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相联系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规定，保护指对保护项目及其环境所进行的科学的调查、勘测、鉴定、登录、修缮、维修、改善等活动。
保护修复历史建筑是基于保持名城特色、名城风貌、传统风貌和历史风貌的考虑，在实际工程中，除了优秀的文化遗产作为古迹文物加以完整保留外，对那些并非文物建筑或者保护建筑的历史建筑的保护，不可能也不应该象保护文物建筑那样，仅仅以维持建筑的现状，被动地延长建筑的寿命进行全部原状保存。因此保护方式应当是对外部形象的完整性进行真实地修复，内部加以加固、改造和再利用，以改善居住条件、适应新的使用功能。再利用不适用于那些有着严格保护要求的文物建筑或保护建筑，但却适合历史文化街区中大多不应被拆除的老旧历史建筑。由于大部分年代较久远的历史建筑普遍需要抗震加固和修缮，因此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再利用是目前主要的保护方式。
（二）我国历史建筑保护存在的问题
最早关注历史城市保护问题的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经过多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的理解不断深入，历史城市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也在逐步完善，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各自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的理解都不相同，保护的方法也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涉及科学和艺术的内容，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这就说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还是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历史建筑的保护仍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1.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意识不强或缺乏。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政绩，违法文物保护法进行一些项目的建设，使得古建筑遭受破坏。同时相关部门对保护古建筑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在城市建筑过程中造成一些历史建筑物的破坏；2.历史建筑保护经费不足。大多经费都被投用于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上，历史建筑的保护经费的不足，使得历史建筑不能得到及时的修缮，加快了历史建筑的损坏；3.建设性破坏。随着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的迎来了建设的热潮。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为了眼前利益，部分建设项目的选址不顾历史建筑的存在；政府部门为了政绩，将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建筑毁于一旦；对建设区的历史建筑，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4.开发性破坏。历史建筑特别是历史街区是人民文化游息的好场所，是发展旅游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重要物质基础，为此各地都热衷于对历史建筑开发利用，但在开发利用时历史建筑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破坏；
三、城市化进程下古建筑保护的原则及措施
（一）全面规划
在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中，我们要做的是从整体着眼进行多方位的、系统的研究。在城市改造规划中我们要全面考虑老城区的历史性、现实性、发展性。要充分借鉴国内外成功地保护古城文化的理念、方式，取长补短。要从人性出发，提倡公众参与，提倡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合理更新
在改造老城区中首先要保护古代建筑的原真性，完整地保护历史原物才能保存下全部的历史信息。在古建筑修缮中要尽可能运用原工艺、原材料，坚持“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其次，要保持历史建筑的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建筑，还要保护其环境、街区、景观等。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原貌，使人能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最后，要保持历史建筑的持续性。要用发展的观点来修缮历史建筑，要将保护工作一代一代传下去。
（三）延续活力
精心保护和充分利用历史建筑会增加城市的品位，产生很好的景观效果。发挥历史建筑在观光旅游业中的作用，让开发和利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有很多历史建筑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实用价值。对这种建筑要赋予其新的实用功能，挖掘其再利用的因素，使其获得新生。将历史建筑和现代建筑融合起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延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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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现状
（一）缺少一支高素质、专业性强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队伍。基层的文物工作队伍，人员结构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业务素质存在着差别，这使得基层文物工作者对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存在着极大差别。加之长期缺乏必要的文物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和深造，缺乏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自觉性，造成目前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新形势。因此，要避免基层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中的不规范性、不科学性和不完备性等情形的发生，就要不断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不断加强专业技术力量和知识的储备。
（二）工作环境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许多基层文物管理机构的办公条件简陋，没有必要的经费保证，没有畅通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相对安全的库藏条件和安全预防设施。文物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排除，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机构不健全和体制不顺。由于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同和领导的重视程度不同，致使基层的文物管理机构所肩负的任务繁多，绝大多数肩负着“一揽子挑”的任务。由于各种事务繁多，基层的文物工作就更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而恰恰是因为基层的文物管理机构是作为当地一个二级机构核定的，尽管国家在文物保护工作上制定了许多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地政府在执行文件的过程中大打折扣，在经费投入、人员编制等诸多方面，文物工作都会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
（四）宣传力度与重视程度不够。基层文物管理单位由于经费的严重短缺，往往导致在《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方面力度欠佳。正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一是难以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二是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难以形成群防群治的网络。宣传力度和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出现法人单位不经过文物保护和勘探调查的基本建设擅自开工;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被侵占和破坏;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混乱，难以把关;司法部门难以有效配合打击文物犯罪的行为和活动等一系列的问题。
（五）开发与保护失调。应该说，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利用是体现文物价值的重要内容，但目前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旅游开发的热潮，对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却造成了新的问题。在基层的文物管理工作中，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总体目标的影响和行政的干预，往往是文物保护为开发和经济建设让道，文物法规难以有效实施，文物保护难以有效落实，管理工作造成失控。
二、对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几点认识
针对当前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所面临和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为文物工作者应认真分析、冷静思考。在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物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搞好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二是提高领导干部对文物工作的认识水平，加强领导是搞好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关键;三是加强对文物工作者自身业务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增强责任感，培养敬业精神，这是做好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保证。
（一）加强管理，强化管理职能。基层文物管理职能主要表现在行政执法管理和业务监督管理上。基层文物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管理，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保护职责及有关管理措施，将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科学、正规的管理体系，使业务管理、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二）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问题。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纯粹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但片面地进行开发也是有危害性的。所以仍需坚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进行开发利用。但针对一个地区来说，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全面开发利用也不现实，而要结合实际，二者兼得，走出适合当地发展要求的路。因此，开发利用应有主次，要贯彻“重点开发，全面保护”的原则，先以一个或几个点为突破口，不断探索经验，循序渐进，促进整个地区文物保护单位工作的开展。
（三）理顺基层文物机构的管理体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重视的差异，往往导致基层文物工作现状的差异和各种不平衡。所以对文物工作的垂直管理，进行上划管理，笔者认为是体制改革的良好出路。对文物工作进行上划管理，集中了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权、物管理，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便于推行统一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管理;二是便于进行专业技术人员的统一调配;三是便于财力的统一平衡调配使用;四是免受地区差异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地方政令的干扰。最大的益处是便于统一的行政领导和统一的业务指导及监督。如此，就会使基层文物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工作思路，打破小框框，放开手脚，统一思想，发展有序。这种机制的改革，将会解决许多基层文物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有利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