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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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内高校传媒专业发展迅速，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切实提高影视传媒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成为当下高校专业教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立足影视传媒专业文学写作教学实践，通过明确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性教学理念，突出专业教学特色，尝试富有实践性的教学方式及手段，改变专业考核形式等途径，力求探索出构建具有实践性的教学体系，最终有效提高学生的毕业就业能力。

关键词：文学写作；同质化；传媒特色；专业结合；实践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42-02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媒体的迅猛发展，普通高校传媒专业招生也呈现井喷之势，“到2005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已有1994年以前的66个发展到661个，其中2004年一年间增加了202个专业点”[1]。但绝大多数中国高校的传媒专业正面临着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

资深记者出身现为著名新闻教育者的陈婉莹表示“新闻系培养出来的人就业很紧张，很多单位都不愿意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认为当前的新闻教育存在“专业基础薄弱”、“技能训练不足”、“不读新闻文本”、“专业理念淡薄”的四大缺失[2]。这些问题作为传媒艺术类的专业，不仅和新闻专业同病相怜而且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落实传媒专业学科的实践性有极大的意义。

一、传媒艺术专业基础写作教学概况

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基础写作》一直作为普通高校人文学科的重要基础课之一，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既有助于专业论文的写作也能成为就业的优势所在已成为许多大学师生的共识。但这种写作意识主要局限于应用文。

传媒艺术专业要培养能适应现代媒体要求的综合性人才，简言之即能说会写强制作，显而易见，写作能力即是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之一。因此《基础写作》一直是普通高校广电编专业的通识课之一，也是广电编专业的必修课，通常开设在大一年级，为以后开设的《网络新闻编辑》等课程打好写作基础。因其课程本身的实践性要求，一般高校在设置写作理论课的同时配套有相应的实践课时。

目前市面上高校《基础写作》教材多按照写作理论、新闻文体写作（消息、通讯等）、文学文体写作等内容顺序进行编排，如陈亚丽《基础写作教程》、董小玉《现作教程》等。这种编排较好地体现了从写作理论到写作实践的过度，同时也基本满足了一般人文专业包括传媒专业的写作要求。

二、影视传媒专业文学写作教学中的问题

传媒专业的写作教学目标为“让学生熟悉写作活动的动态过程，并能自觉地以传播工作者的‘眼光’审视生活、表现生活；应掌握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的文体特点和写作规律；应熟练地撰写散文、微型小说、剧情介绍”，这种目标显然是基于培养合格传媒人才。

在文学写作实践教学过程中，真正贯彻这一写作教学目的并非易事。传媒艺术学生大多数文化课基础薄弱，文学写作能力普遍较差。不仅如此，艺术生在文化学习中还普遍存在着自律性较差、缺乏良好的学习态度及习惯、文化学习兴趣不高等问题。通过笔者从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文学写作教学的实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同质化教学。在过去大多数高校，一些新闻传媒专业一直作为中文系的专业分支，即使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新闻传媒专业开始发展成为独立院系，其绝大部分师资仍然是来源于原来的中文教师，因此其在基础写作教学上仍然停留在中文专业人才的培养思维模式上，这样忽视了传媒专业的实际及培养目标的写作教学难以达到传媒专业的教学培养目标。这种教学弊端尤其体现在文学写作上，如果说新闻文体的写作还能够较好地体现传媒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那么在文学写作上则很容易雷同于一般中文教学，即把传媒学生当中文学生来教。这种同质化教学抹煞了传媒艺术专业及学生群体的特性。而实际上，无论是在学生的基础层次还是培养理念上，二者相差甚远。

2.质疑文学写作教学存在的意义。写作能否通过教学来提高？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声音。2009年复旦大学在全国首开先河开设“创意写作硕士”，旨在培养高水平的写作人才，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许多作家对于写作能否通过培养提高的讨论。很多师生都承认通过模仿等写作训练可以提高应用文的写作能力，而对于文学写作教学的作用，包括许多成功的作家都以自身的事例提出质疑。这种思想也影响了高校学子学习文学写作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不将文学创作能力作为专业能力的传媒学生更是对文学写作的教学产生消极排斥情绪。许多传媒艺术类学生对文学写作教学对于传媒艺术专业的意义存在怀疑，一些文学写作教师也认为文学写作应当在广电编专业写作教学中删减，导致在影视传媒专业的文学写作教学中，文学写作教学敷衍应付，某些文学写作理论教学变成了文学理论课或鉴赏课，长此以往，文学写作教学在传媒艺术专业教学中成了一块鸡肋。

传媒艺术专业文学写作教学亟待新的转机。那么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影视传媒专业的文学写作如何为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服务呢？

三、凸显传媒特色的文学写作教学尝试

以董小玉所编《现作教程》为例，文学文体写作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文学等几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文学与传媒的天然紧密关系使得在广电编专业中构建有专业特色的文学写作教学体系成为可能。教师要从教学理念上树立正确的意识并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实现与本专业的最大结合，最终达到传媒教学目标的实现。

1.树立传媒专业意识。教师的教学理念将直接影响其教学实践，影视传媒专业的文学写作教学是为培养本专业合格人才服务的，因此要牢记广电编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备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理论修养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能力，能在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编导、撰稿、编剧、制作及节目主持等方面工作的广播电视艺术学科的高级专门人才。影视传媒专业是实践性强的学科，广电编学生思维活跃、勇于表现又具备一定的制作能力，本专业又能提供相关设备，这些都是广电编专业的优势所在。因此教师应当利用这些优势在文学写作教学中贯穿传媒专业的特点开展教学，大大促进教学效果。

2.凸显传媒艺术专业特色。在散文、小说、诗歌这些纯文学的写作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之与专业结合。

（1）积极建立文学写作与传媒艺术专业教学环节中的结合点。例如散文写作教学，作为重要的文体之一，学生已经在中学阶段了解了关于散文的基本理论，掌握了基本的散文写作及鉴赏能力，许多学生对于散文写作也具备一定的散文写作经验。如果仍旧重复进行散文理论讲解、散文鉴赏及散文技能分析的教学，不仅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且也失去了高校专业教学提升拓展的意义。

散文写作与传媒艺术专业的结合点是什么呢？传统的散文写作教学以散文文本为教学主体，文稿写作为主要训练手段，而传媒专业文学写作教学则可以适当选择电视散文作为教学形式的尝试。电视散文是视听语言与文学语言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运用电视的形式介入散文创作，并对文字解说词和画面编辑都有较高的艺术要求，尽管电视散文与散文在写作上因载体形式等不同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但传媒学生具备画面拍摄、剪辑等专业技能，鼓励学生通过策划、写作、拍摄等手段自己动手制作散文，将散文的写作融入到专业技能中。传媒学生更直观地体会到文学与传媒之间的结合，在电视散文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更加认识到文学语言运用的重要性。而电视散文的最终制作质量将直接显示出创作者的审美思维和传情达意的表现能力。这种审美能力是散文和电视散文的共同要求和终极追求，因此电视散文的创作不会影响学生的散文文学写作思维，反而会加强学生对这种审美艺术的感悟。充分运用传媒专业的特色及优势，加强文学写作的教学。如在诗歌写作中，传统的诗歌写作教学主要是鉴赏与模仿训练，教学效果低下。在当前大学生功利性学习动机的氛围下，部分传媒学生认为诗歌学习远离传媒专业应用，对诗歌学习兴趣较低，教师可以积极尝试寻求诗歌教学与专业应用的结合。如在诗歌教学中，诗歌鉴赏是重要的教学手段，通过鉴赏诗歌名作，使学生充分感悟诗歌的意象、意境和情感。但传统的高中诗歌鉴赏分析法不能满足大学生的思维创作诉求，若将诗歌赏析由传统的文本分析转变成视听语言的表达，不仅能促进学生对诗歌艺术的整体感悟更能促进其专业技能练习。如设想将诗歌《错误》拍摄成MV，请设计其分镜头脚本。分镜头脚本是将文字转换成立体视听形象的中间媒介，若要设计出优秀的分镜头脚本必须要充分理解原作诗歌，揣摩创作者的意图，最终选择适宜的画面、音乐等表现手段，体现出与原作忠实一致的风格，这也是文学鉴赏中的二次创作的体现。而脚本创作还涉及镜距、镜位等的选择说明，所以合格的分镜头脚本是一次诗歌写作和专业创作的双重检验。同样诗歌MV和诗歌鉴赏都为了训练培养学生对诗歌意境、意象、情感的艺术感悟和实践表达，同样都能提高学生的审美创造思维。

（2）探索文学写作与传媒艺术专业教学考核环节的结合点。教学环节中转变思维，积极寻求文学写作与专业实训之间的结合点能大大提高学生对文学写作的积极性。而在教学考核环节若能体现出文学写作与传媒艺术专业的结合点，将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大胆积极的文学写作与专业技能之间的结合尝试。在文学写作试题设置上，侧重体现文学写作在传媒专业中的实践运用要求和技能考核，如在小说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在影视圈中小说翻拍影视的热潮，通过改编成影视剧本的小说与原著比较对小说写作技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可以让学生将小说改编成小品、话剧等形式。

笔者曾设置了这样的考题：

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冯巩、王宝强等演的小品《公交协奏曲》剧本来源于一位在校大学生的小小说。请阅读以下一则小说（略），以此为蓝本发挥创造力将之改为小品、戏剧或影视故事等。（允许内容编排、人物设置等合理增删改动）。

3.明确文学写作教学的定位。传媒艺术专业的文学写作不是为培养专业作家而应该是广播电视编导体系教学中的一环。因此认识到传媒艺术专业的文学写作教学是服务于这个系统，是为培养综合人才服务的，所以文学写作教学应该是立体综合的。

文学与传媒的渊源紧密深厚，传媒学生必须要加强文学修养及提高文学综合能力的学习，为今后就业工作练好内功，文学写作是传媒专业的基础通识课，有效的文学写作教学将切实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解说词创作及文案策划等能力。最终培养出真正具有较强就业能力能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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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关　传统文化差异　影视作品　影响

中国与美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处处都表现出了保守与怀旧：而美国的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是科学、冒险、探索和创新。两国的影视作品不可避免地深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创作之路。美国创作了一些对未来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科幻类电影和电视剧：而中国人却创作了大量具有怀古倾向的历史片，古装戏。在信息化社会下。青少年儿童是伴着电视和电影长大的，深受影视作品的影响。由于影视题材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不同，对儿童的影响自然不同，这种不同的文化信息又反过来强化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影视作品在这种交替影响中，使中美两国近代走着不同的发展之路。尽管造成国家之间差距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但电影电视这一现代文化因素无疑在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思想对影视作品的影响

中国影视作品始终难以超越传统文化的约束，这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但保守与怀古却是各种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中国人的保守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过度成熟有关，“早期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一旦进入成熟阶段，全社会对于创新的历史需求就会降低。”人们越来越依赖经验，越来越趋于保守。中国人的保守反映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在建筑上，中国的小屋殿顶式建筑。四平八稳。与西方哥特式建筑之高耸相比。就反映了中国人求稳的思想。还比如在交通工具上反映出的保守，中国人从开始时骑马，到后来坐轿。追求的就是安稳，不冒任何风险。中国人最大的保守还反映在众所周知的防御性工程――万里长城，以及近代清政府的“禁海”。类似反映中国人保守的传统文化不胜枚举，这种保守思想不可避免的反映在中国近代的影视创作中。

受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影响。中国的影视作品对人的关注重于对自然和科学的关注。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足够的内容让影视创作人员去展示和挖掘。他们不用去思考未来。也不用去刻意编制什么故事。用回忆和怀旧的方式就有足够的电影题材。诸如《康熙大帝》、《戏说乾隆》以及反映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影片。像类似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这些影片中主要反映了有关历史人物的故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关注人，而非自然，所以。同期创作的与科学技术与发明创作有关的影视作品并不多，于是人成了影视作品的核心内容，而科学技术与探索类创作却很少进入影视创作人员的视野。

二、美国传统文化中开拓进取、探索与创新思想对影视作品的影响

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他们的文化积淀与其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美国短暂的历史是开拓的历史，是进取的历史。是发明创造的历史，是崇尚科学的历史，这些成了美国传统文化中核心要素。

美国影视作品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创作了大量美国人开拓创新与崇尚科学的影片。诸如《西部往事》、《蔓延的山艾树》、《决战犹马镇》、《西部牛仔追杀令》、《机器屠夫》、《星球大战》《超人》、《终结者》等，这些都表现了美国人的开拓精神或科学探索精神。这些影片反过来又激励了美国人，使开拓进取以及崇尚科学的精神得到强化。这种开拓精神一直持续激励着美国人。使美国在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长时间走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前面。当国土面积不能再继续增加后。美国的开拓精神又指向了海洋和太空。与美国展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影视作品相比。中国的电影表现更多的是中国人历史上保家卫国，如何抵御外来侵略的影片。前者向人们传递的是探索、进取与改变的文化信息：后者向人们传递的是如何守候自己的家园，很难让人联系到探索与创新。正是美国传统文化中开拓与进取的因素。成了今天美国人支持政府对外用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影视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更新

事实上影视文化对传统文化起着更新与改造的功能，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东西。一开始可能成为被青年人模仿的流行文化，伴随时间的推移，就变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美两国的传统文化不同。直接影响了各自在影视创作上的风格。中国的传统文化反映在影视上，就是创作了大量以人为本，以反映历史为题材的古装电影和武侠电影。而美国电影则以科幻电影为主。中国的怀旧影视作品，古装戏引导着人们面向过去，而科幻类影视作品引导着人们面向未来：怀旧作品只能让人们“看三国留眼泪，替古人担忧。”而科幻电影却有可能激发人们的灵感和创新欲望。

青少年看着什么影视作品长大，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中国的孩子都是看着武打或古装电影长大的，于是他们多的是想入非非或多情善感。而美国的孩子们是看着科幻电影长大的，于是就多了一些发明创造的冲动。美国影视作品里反映出来的开拓、创新、科学以及求新求异的精神熏陶着美国人，锻造着美国人，让美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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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视传媒形态结构的变革

新媒体的出现使影视传媒业的媒介形态与结构发生转变，传统的影视传媒业丢失了主导地位，使得影视传媒业生态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报纸、广播和电视这三大传统媒介在新媒体的冲击下，都进入到了媒体融合的转型期，这样就让不同媒介载体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最后通过媒介融合形成了一个集合体。全媒体时代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以“内容为中心”的观点，它是依据受众群体不断变化的新需求和不同媒介的传播规律，通过运用各种媒介表现形式的一种传播方式，主张“用户为中心”的观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单向的内容推送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信息爆炸使用户对于媒介源有了更大的挑选余地，影视传媒企业在发展过程理念中必须做到以“用户为中心”，才能更好地立足于未来的市场。

（二）影视传媒产品制作和传播方式的变革

传统影视传媒业在信息数字化的环境中，正与网络等新媒介相互融合，传播模式正从单向转向互动，传播主动权向受众转移，从而形成了资源共享的供应中心，延长了传播内容产品的价值链。受众角色也已从单方面的接受信息演变成了拥有充分的互动和自由，可以轻易地参与文本生产和意见评论。如大多数报纸网站都已经建立互联网门户网站，并延伸到了手机端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号；电视频道或者栏目纷纷与网络、移动通讯运营商合作，开通了互动空问、视频点播，乃至策划大型活动以吸引年轻受众等。媒介融合拉近了内容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使得传媒产品在传播中的类型更加多样化、人性化。

（三）影视传媒市场竞争基础的变革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变革，传统的影视传媒业不断遭受冲击，但这也是时代给予的新契机，从侧面推动了影视传媒市场竞争结构、竞争权利的转换。新兴媒体应充分把握机遇，正视对传统影视传媒业带来严重危机。原来产业之间的边界和特性都将进行重组，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市场竞争规则也在随之变化。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是“免费”，大量免费资源的出现对于传统传媒产业链是最大的冲击。传统影视传媒企业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还需要进行价格调控，这使得产品经营和盈利方式都将面临着严峻挑战。这样在全媒体时代影响下，新媒体就弱化了传媒产业中的自然垄断属性，使得市场竞争也从资源的垄断转向共享。

（四）影视传媒产业创意思维的变革

全媒体的信息化发展十分迅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和受众口味，影视传媒产业中创意思维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发展创意思维也是影视传媒产业的重要变革方向，其中传播内容的创意包装、传播产品的推广、品牌构建等正向着独创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向演变。影视传媒产业在媒介融合下将在用户体验创新、互动创新、运营创新和内容创新上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特征，使得单向传输向双向互动转变，产品运营从单线销售向综合的互动内容运营转变，产业话语权将从内容创新主题向服务主体转移，整个影视传媒产业正改变滞后的产业链和游戏规则。

二、国内影视传媒类硕士生培养的传统模式

（一）传统培养类型

从整体上看，国内影视传媒类研究生培养侧重于学术型人才，在课程和学位论文上都注重理论研究，缺乏实务训练。影视传媒类专业在专业硕士学位中设有新闻传播硕士和艺术硕士，但收效甚微。影视传媒类研究生培养类型阶段分MA和MFA两个方向，普通硕士（MA）主要学习和研究电影理论知识；另一种为艺术专业硕士（MFA）专业的多为电影制作，此类人才主要从事电影制作要、写作、导演和后期工作。大多数高校把培养重心都放在了理论学习方面，而忽视了影视实务方面技能，从而造成了一种“闭门造车”现象的出现。

（二）传统培养方案

当前我国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是由高校相关部门与导师沟通协商共同制定的，学制一般为两到三年，主要分为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两个阶段。在课程学习上实行学分制，分为学位公共课、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选修课以及必修环节等。学位论文包括开题报告、论文评阅、论文答辩等环节，这些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研究生阶段毕业一般以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决定。国内一般综合类高校在影视传媒专业的培养上都把重心放在了理论学习上，通常都以完成学术论文为毕业要求，在整个研究生学习中很少有拍片实践课程，也不会以拍毕业成片作为毕业要求。框架式的硕士培养方案并没有对学生本科的学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接作用，其不能满足影视传媒行业对专业影视人才的培养要求，这种目标定位的不准确直接导致影视类硕士教育在理论类和专业实践型研究生培养方面比例失衡。影视行业中技术和理念更新的速度日新月异，若无法根据时代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就会导致教学内容过时陈旧，使得学生毕业后无法适应当今的就业形势。

三、影视传媒类硕士生培养模式转型的传承与创新

（一）完善课程体系结构

全媒体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偏向多元化和复合型，专业型院校可因地制宜，建设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以吸引学生，或据自身多民族文化的特点，逐步在课程建设上注重多元化、国际化等特点。我国的影视传媒在学科建设上应该有更加丰富的本土课程特色，将历史资源与现代学科理论相结合，以培养学生审视世界的能力。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要注意与本科生课程之间有所区分和衔接，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专业型影视传媒人才向复合型全能转型

影视传媒类专业是应用性很强的专业，我们应该按照“基础平台+专业方向”的模式设计课程体系。基础课程包括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与影视传媒人才知识结构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课程设置中，要相应压缩专业课程的比例，增加素质课程的比例。同时，要将学生面向的职业岗位能力结构进行分解，通过相应的课程板块教学予以实现，使学生的所学与社会需求挂钩。教学重点必须落实到教学生怎么动手、如何操作、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就影视传播专业实践性教学而言，是要注意培养学生制作影视节目的基本能力。通过课堂理论教学与课下实践的结合，使学生从电视制作的整体架构上了解电视节目的生成过程，以及在制作的各个环节中需要使用到的设备和基本使用方法。

（三）师资队伍从单一型向一专多能型转型

国内多数高校对全媒体教育缺乏教学经验。为了解决普遍存在的师资匮乏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优化学校的人力资源，将影视传媒专业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资源重组；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参与媒体实践，通过跨媒体的采写编评等技能培训方式提升教师的业务技能；同时，还可以引进媒体资深人员走进课堂教学，构建业界与学界的长效互动机制。学院应加强与世界各国电影院校、著名电影制作公司、国际间著名电影、电视公司、学术研究机构、科研机构的联系，开展多种双边合作和交流。

（四）明确学术型与专业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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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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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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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规模经济效应；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79-06

规模经济是传媒产业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学特征，这一规模经济包括生产方规模经济和需求方规模经济。就生产方规模经济而言，传媒产业的特点是高初始生产成本，低边际再生产和分销成本，所以伴随产量递增平均成本递减的规律存在；就需求方规模经济而言，由于任何信息内容产品都需要传输网络平台，信息内容产品存在着互联的内在需要，正是这种与网络的规模密切相关的需求导致了所有用户都可能从网络规模的扩大中获得更大的价值，从而超过一定用户基数后为用户服务的增量成本也会递减。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在理论上可以深化人们对很多行业基本属性的认识，在实践上可直接为企业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通过相关经营数据来计算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反映我国广播影视产业中企业资源利用和运营绩效。然而目前对广播影视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的研究很少，本文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出我国16家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规模弹性系数，并寻找影响我国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效应的原因，以期为实践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综述

综合国内外的各类研究发现，对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效应研究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定性地研究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形成的原因与呈现形式，另一类是具体研究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的测度问题及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定量分析相关传媒企业的经营绩效。

（一）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形成的原因与呈现形式的研究

国内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广播影视业应当通过建立多元化业务模式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英国学者吉莉安・道尔（2004）认为传媒集团横向扩张可增大市场份额，获得规模经济；纵向扩张延长产业链，可降低公司交易成本；斜向扩张向相关产业多元化发展，有利于分散风险，获得范围经济[1]。丁晓正、胡正荣（2005）定性分析了我国广播影视业难以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原因是管理体制导致的市场分割、事业单位的性质无法激励媒介组织降低成本并创新多元化产品、严格的市场准入抑制了资本和规模的扩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2]。张辉锋（2004）[3]、朱虹（2004）[4]、耿蕊（2006）[5]、喻国明（2007）[6]等从市场需求扩大和生产成本降低的角度解释了企业规模扩张的原因，并强调媒介组织要充分重视依靠全方位客户挖掘，从规模经济构建转向推动范围经济发展。

（二）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测度研究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研究了多元化业务发展与规模经济效应之间存在曲线关系；二是具体研究广播影视业规模经济的存在、测度问题，主要表现为利用财务分析、因子分析、DEA等方法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说明这一研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1）弗罗利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Sylvia M. Chan-Olmsted、Byeng-Hee Chang（2003）选取了索尼、时代华纳等7家传媒集团2000―2001年的数据，分析了产品、地域多元化与市场绩效的关系，结论是：国际性产品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呈曲线关系，即随着跨国经营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投资风险的提高，公司绩效会下降[7]。贝戈蒂克安（2004）也在其专著《媒体垄断》中表达出对大型传媒集团过度多元化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心[8]。Jane和Paul（2004）以1 489家日本公司12年数据为样本得出国际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呈S曲线关系[9]。姚德权、陈晓霞（2008）[10]、郑小强（2012）[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传媒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股权的进一步集中可提高绩效，媒体规则是形成高股权集中度的重要原因。（2）周玉波（2006）[12]、束义明（2011）[13]以10多家传媒类上市公司2001―2004年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是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公司业务部门的数量与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提出中国传媒类公司必须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但在操作层面上，应谨慎选择目标行业和实现途径，在政策环境上，政府放松管制是多元化的必要条件。李然忠、刘亮（2010）利用1994―2008年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对中国广播影视业集团化规模效应进行计量分析，指出广播影视业的集团化扩张存在规模效应，其原因并非来自于集团化所导致的固定资本存量规模的增加，而是集团化所引起的原有劳动力重组造成的[14]。刘玉丽（2006）[15]、李倩（2012）[16]等利用DEA方法测度2008―2010年我国37家传媒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结果表明在此期间37家传媒公司的技术效率总体在不断上升，从2008年开始规模报酬递增的传媒公司逐渐增多，到2010年所考查的37家传媒公司没有任何一家传媒公司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二、计量模型和数据描述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Christensen，Jorgenson和Lau于1973年提出的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为理论模型，对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测算与分析。这种方法对广播影视业进行考察有如下优点：1）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规模经济和要素替代弹性不施加任何限制条件，一般地，就替代可能性而言，对于任意的生产技术，该函数都能较好地近似；2）模型考虑到了多产品企业的联合生产，其参数的经济含义直观明了且易于通过标准统计方法估算。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考察中国广播影视业的规模效应，本文采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建立模型见（1）式：

lnRm=？琢0+？琢1lnTCm+？琢2lnACm+？琢3lnTCmlnACm+？着m（1）

本文重点研究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选取样本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因变量，代表产出水平，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成本作为自变量，其中总资产是一个存量值，代表固定投入，主营业务成本是一个流量值，代表可变投入。lnRm为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自然对数，lnTCm为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总额的自然对数，lnACm为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琢0为常数项，？琢1，？琢2，？琢3分别为lnTCm、lnACm、lnACmlnTCm的系数，？着m为随机干扰项，代表未包括在模型中的诸多因素的随机性影响。

再进一步对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进行考察，在式1两边同时对lnTCm求偏导得到（2）式

em=？琢1+？琢3lnACm（2）

（2）式中的em表示自变量（广播影视业单位投入）1%的变动将导致因变量（单位成本所带来的收入）变化的幅度，因此em可近似等价于规模收益弹性系数，即单位规模与单位收入之间的相对变化率，只有当em>1时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这时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张的幅度，从而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本文研究样本取自比较有代表性的16家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历年来的主营业务收入（万元）、主营业务成本（万元）以及总资产（万元）作为变量，其中包括电广传媒、歌华有线、天威视讯、广电网络、东方明珠、光线传媒、华策影视、中视传媒、乐视网、粤传媒、华谊兄弟、吉视传媒、旅游、华录百纳、华闻传媒、奥飞动漫。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混合而成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年报，有效样本总数为168个，由于每家上市公司上市时间不一样，导致能取得的数据时间维度有差异，最大维度是18，最小的仅为4，所以数据是不平衡的面板数据。由于解释变量中不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所以我们使用静态的短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数据分析软件选用的是Stata 1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包含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因此我们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panel data modal with fixed-effects，FE）和随机效应模型（panel data model with random-effects，RE）来选定数据模型。我们先利用F检验来决定选择混合OLS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再利用LM检验来决定选择混合OLS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利用豪斯曼检验来决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比较可知，最终选用随机效应模型（RE模型）相对最优。由于每一家公司上市时间差异性很大，因此各截面数据的时间维度长短不一，无法对数据进行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检验。为了尽量减少回归结果误差，本文利用RE模型分别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最大似然法（ML）进行回归，表3是最小二乘法（OLS）、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和最大似然法（ML）的回归结果对比。从中可以看出采用RE模型1进行估计相对最优，最终得出的回归结果如（3）式、（4）式：

lnRM=5.499+0.397lnTCm-0.241lnACm+0.033lnACmlnTCm（3）

em=0.397+0.033lnACm（4）

R2=0.8920，说明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好，回归结果具有统计意义。从自变量系数的t检验来看，lnTCm、lnACmlnTCm的系数，即？琢1、？琢3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说明两变量对主营业务收入均有较为显著性的影响，同时说明表4中算出的规模收益弹性有很强现实意义。

（二）结果分析

由于各上市公司上市时间长短不同，为了更全面展示各公司规模收益弹性变化，本文结合式2与式3截取了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算出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收益弹性（如表4），得出以下结论：

1. 本文选取的16家上市公司现阶段均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从表4可看出16家上市公司的收益规模弹性系数均小于1，说明现阶段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广播影视业发展不够成熟，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2. 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规模弹性系数与其资产规模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式4中的实证结果得出α1、α3均大于0，由此可知随着各上市公司平均资产的增加，其规模收益弹性也会随之增加。首先，从图1可看出，16家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差距较大，其在广播影视业中所经营的业务范围也不尽相同。纵向比较可知，资产规模排名前六的上市公司（电广传媒、东方明珠、歌华有线、吉视传媒、华闻传媒、天威视讯）规模收益弹性依旧位居前六。另外在图1中，华策影视、乐视网、华谊兄弟的平均资产规模低，但是这些公司的规模收益弹性增长幅度却居首，自2007―2011年规模弹性系数基本上都增长了0.1，究其原因发现这几家上市公司近年来的资产规模扩张都保持着80%以上的增速，这进一步说明规模弹性系数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3. 各大上市公司的规模收益弹性均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横向比较可发现，每家公司的收益规模弹性都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并且财务数据显示每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大体上也是逐年增长的。这表明我国广播影视业上市公司的运营绩效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不同信息传输平台的融合是必然趋势，广播影视产业要在这一趋势下针对不同信息传输平台打造包装自身的内容产品，推进多媒体的大网络效应产生，并且要积极打造能与内容产品“捆绑”的互补品和增值品（比如将更多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互联网宽带接入、金融信息等增值信息服务引入有线电视网络平台运营），从而扩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16家上市公司年报数据。

②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制定有利于新的网络运营商的政策和法规，在一定时间内人为地制约处于支配地位的网络运营商对市场控制力的非对称规制来提升有线电视网络在大通讯产业的竞争实力，通过产权进入比例控制外资的进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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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玉丽.上市传媒公司经营绩效及资本运营实证分析[J].价值工程，2006，（4）：116-118.

篇7

一、为何开展传媒音乐人才培养

传媒音乐人才的培养，是我国传媒音乐教育发展和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传媒技术和音乐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给传统音乐文化产业带来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也为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通过采访的定性研究方法，围绕演出、影视音乐传媒、无线音乐等三个行业展开调查，针对每个行业选取了相关个案，重点调查了相关企业的主要部门、运行机制以及相关职责，分析与总结出具有共通性质的业务类型，并以此为依据来说明开展传媒音乐人才培养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也为如何培养传媒音乐人才提供了现实依据。

（一）演出行业①

当下中国的演出市场，根据演出的音乐类型和经营主体，可以分为音乐厅音乐经营、体育场馆演出经营、小众音乐的现场演出经营和音乐节等四个主要方面。

【个案调查】国家大剧院：在国有体制框架内产生，在国家资金注入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承担公众艺术教育、商业演出、公共文化交流等多项音乐文化传播职能。基本的业务部门及职能涉及如下：

（二）影视音乐传媒②

在传媒娱乐空前活跃的时代里，更多文化传播、传媒公司涌现出来，融合艺人经纪、唱片制作、影视传媒、演艺交流、无线音乐、版权等业务类型为一体，很多传统的唱片公司和演出公司也挣脱单一的经营模式，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向综合娱乐行业迈进。

【个案调查】北京美乐文化传播公司：综合性音乐传媒公司，曾签约和彝人制造、阿木、李健等百余名艺人，是一家致力于中国原创音乐的推广和发展、唱片制作、艺人经纪、演艺交流的综合性传媒公司。各个主要部门及工作内容如下：

（三）无线音乐③

无线音乐是运用数字化手段，以计算机为主体而制作的数字音乐产品。其业务是用户利用手机等通信终端，以SMS、MMS、WAP、IVR、WWW等接入方式获取以音乐为主题内容的相关业务的总称。具体包括现有的彩铃、振铃、无线音乐俱乐部、无线首发、无线音乐搜索以及即将推出的音乐随身听。

【个案调查】无线星空音乐有限公司：专注于数字发行领域在无线、互联网、终端、运营商等多渠道的营销推广活动，力图实现数字音乐版权在信息网络传播领域中的商业价值最大化。各个业务部门基本工作内容如下：由以上案例调查情况可以看出，这些行业内部所蕴含的共通业务类型可概括总结为如下九个方面：音乐产品及活动监制；音乐市场营销与推广；媒介运用与宣传；音乐市场开拓与调查；音乐产品研发；音乐市场培育；音乐产品与活动策划；艺人经纪；音乐版权洽谈。这些具体环节构成了传媒音乐行业中的核心业务类型。

针对以上产业共通的业务类型，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音乐产业所需人才的跨界交叉能力，以及传媒音乐教育专业培养的跨学科性。而目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音乐院校音乐教育、高师音乐教育、传媒音乐教育）的培养目的各不相同。音乐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更多的音乐表演或音乐理论方面的突出人才，要求具备高、精、尖的专业水平；高师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基础教育服务，具有师范性、专业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在传媒技术与音乐文化产业结合越来越紧密的态势下，从上述传媒音乐行业案例调查的实际情况而言，在音乐文化产业领域中，我们所培养的新型/复合型专业人才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并且，这种复合型的传媒音乐人才的培养是音乐院校教育和高师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远远不能完成的。因此，培养适应当代音乐文化发展的传媒音乐人才也是一种时展的必然走向。

二、何为传媒音乐人才

从学校音乐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角度来看，高校传媒音乐教育的发展和全国近一百三十个专业艺术院校、高师院校所设立的，具有传统学科色彩的音乐学专业相比，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我们所谓的传媒音乐教育是指以音乐学为基础，以传播学为依托，以音乐在现代传媒中的多元组合方式和传播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将音乐策划、音乐传播、音乐营销等新型音乐应用门类作为主要的研究和教学手段，是跨学科的新型专业④。因此，传媒音乐教育是一门极具包容力的综合型学科。如果我们把音乐院校培养的专业音乐工作者称之为“音乐人”的话，那么，传媒音乐教育培养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传媒音乐人”。传媒音乐人具有双重职能。第一，要为当代传媒系统中所有与音乐相关的传播活动服务。他们应具备音乐传播调查、音乐项目策划、音乐产业管理、音乐节目制作与编辑的能力，并且熟悉音乐著作权法、经济合同法以及国家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了解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前沿及其在音乐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应用前景，具有音乐市场的分析、观察能力。能在音乐传播的各个环节（音乐剧场、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唱片、音乐报刊媒介等）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发展。第二，他们也是音乐家的合作者。他们和音乐家一起，共同站在当代与未来的社会音乐生产平台上，为社会提供音乐产品。在当代和未来，音乐家们的艺术与技术，只有在传媒音乐人的协助下，才能更充分地发挥，更全面地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如何培养传媒音乐人才

由于传媒音乐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和复合型，所以，其学科设置要求具有极强的传媒类指向性。再加上传媒音乐教育系统与各类媒体的悠久渊源关系，为传媒音乐理论资源贮存、媒体内部实地调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就目前我国相关院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等）所开设的与传媒音乐行业相关的课程设置而言，大致可以总结为音乐传播、音乐编辑、电子音乐制作、音乐商业管理和艺术管理等几个主要专业方向。构建并实施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传媒音乐人才培养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必须全面推进传媒音乐教育的教学改革，才能有效地提高传媒音乐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完善传媒音乐专业方向设计，丰富培养方案。要根据传媒音乐人才的市场需求及培养目标，设计大致的专业方向，如音乐传播方向、音乐编辑方向、电子音乐制作方向、音乐商业管理方向，等等。并以相关音乐和传媒理论课程、实践系统、创新环节和音乐文化活动等为主要载体，运用学校、媒体单位和社会的各种资源，来实现传媒音乐人才培养目标的顺利进行。总体而言，各个传媒音乐专业方向构成的教学体系和各种实践（如音乐传播调查、音乐行业职业状况等专业实践或者社会实践）、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构成的实践教学体系，以及由科研、音乐作品创作与展演等组成的创新教学体系构成了传媒音乐人才的培养体系。而这三大培养体系设置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决定着传媒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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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一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而找寻其突破口又是其重中之重。从影响幅度、发展潜力、关联广泛出发，非传媒内容莫属。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就是用文字、音乐、语言、图像等手段生产音像、影视、图书等作品，再现有形与无形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习俗风情、音乐舞蹈、地方戏曲等。这种开发一方面可以使文化更尽善尽美，永久保存。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是，当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传媒内容的开发，它常常成为“展示一个地区形象和品牌的窗口。人们对某个地区的了解和认识，往往是从该地区的文化特色、文化名人开始的”，不仅如此，它也能成为推动其他文化产业的开发，如旅游业、艺术表演业等。一支风靡全国的歌曲，正是郑绪岚在1983年春节晚会上的《太阳岛上》引发了的对哈尔滨一个一片原始的江滩，一片蛮荒的野地的太阳岛名声鹊起；一首传之久远的诗同，正是张继的《枫桥夜泊》使苏州一个荒村小寺寒山寺、江南小桥枫桥成为千秋名胜；一部上座的大片，正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使乔家大院名闻遐迩；也正是1982年电影《少林寺》的轰动一时，才把深山名刹少林寺和少林功夫推向世界；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正是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剧直接带动了产业链下游的旅游业发展，并间接带动了餐饮业、商贸零售业、美容业、时装业，甚至膳食和医药产品等相互关联产业的“韩流”热潮；一个备受瞩目的节目，正是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节目歌舞类一等奖的皮影舞蹈《俏夕阳》，使广大民众对皮影艺术增添了或多或少的认识，而且推动这种艺术形态的商业开发。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新晨

同时，在如今日益同质化的传媒竞争中，在传媒营收渠道单一的现状下，如何开发内容资源，如何开拓盈利路径成为构筑传媒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西方的传媒跨国公司也在经营中得出必须“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运作”的结论。开发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独特的传媒内容，不但能在品牌攀附、传播影响、优质客户开发、主营业务延伸上都占得先机，而且有可能通过开发。建立传媒产业链，引发盈利的乘数效应。这样，不仅能凸显其的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而且能开发新的盈收渠道和盈利模式。总之，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不但会实现传媒内容的开拓，获得新的盈利渠道，而且会成为推动一地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助力。

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可以从以下开发的思路中得到启示：

文化历史资源的影视内容的开发

从立体的、系统的角度，历史文化资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为二个层面：物质层、思想制度层、文化心理层，影视剧页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因此，文化历史资源可以为影视剧综合利用。成功的影视剧能使文化历史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创意之下，将历史文化资源用影视的方式呈现出来。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同》，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后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又如，数年来，传媒界投入巨资，陆续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等，获得成功，深受观众好评，不少国家向我国购买版权，不仅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联合摄制的41集大型人文风情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用电视这种科技手段抢救和开发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展示以及与国际影视接轨的艺术手法，举起了文化传承的火炬，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景观，将“博物馆”办到了电视荧屏上。它在我国宣传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其二是利用电视的影响力度大，受众数量多、启动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依托电视平台成功把历史文化资源与市场开发结合起来。例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就是以《论语》、《庄子》为资源，借助《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些大众化的解读为策略，不仅创造出令人羡慕的收视率，获得很好的广告效应，打响栏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历史资源的旅游业开发时，积极把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与电视业内容的开发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与电视业密不可分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模式，可算做另一种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与南京市电视合开办了全市第一个电视专题旅游栏目“边走边唱”；与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在南京早新闻中开播《南京旅游频道》。

文化历史资源的出版内容开发

尽管当前大多数地区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旅游业和工艺品生产方面，但人们已经意识到，出版内容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比旅游和艺术表演广阔，它使千里之外的人们直观、形象、真实地了解客体，可以表达较深刻的思想和体验。所以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出版内容开发可以延长其开发的产业链，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图书出版内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图册、画册、字帖等图书，常常是图书市场的“长销书”，销量稳定、持久。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图书出版内容开发是可以考虑的路子。但更难能可贵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运用自己的创意和绘画技艺的结合对中国古代先哲思想的开发。

孔子、孟子、庄子、佛陀以及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是古代文明留给今天的一笔灿烂财富。它们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纸张上，流传了千百年。由于内容艰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书面语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语言也发生了极大的差异，所以现代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直接阅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漫画家蔡志忠采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创造性地解释了古代孔子、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让今人与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对话。他把中国古代绘画的朴实大方与现代漫画的浪漫调侃结合起来，用现代人都能理解的绘画语言，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地表达了古代东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画作品使当代年轻人能避开艰深隐晦的文字，在轻松愉悦中了解中国古老文化。他的漫画集以19种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总销售量达3400万册，被称为亚洲艺术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画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内容。文化历史资源的音像出版内容开发，市场广阔。音像制品《中华泰山》、《云南风光》、《纳西族古乐》、红色经典《红太阳》、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均受到不同层面消费者的欢迎。

不仅可以单项开发，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华风气象影视集团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视角，第一次真实而诗化地再现了徽州美丽的山水和精细雅致的人文景观，全方位地诠释了这方华夏名区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桥、书院、戏曲、绘画、医学、工艺、商帮、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号，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现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准则，同时还揭示了这些文化遗存背后蕴涵的内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播出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被称为“笑话王国”的山西万荣县，在政府的支持下，敛力于开发万荣笑话音像内容产品的案例尤为突出，值得借鉴。如县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的万荣笑话光髓，选用本县笑话大王柴振刚、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担当演员，选择县内农家院落、打麦场或田野为外景地进行拍摄，地方特色浓，笑料百出，十分畅销。相声大师侯耀文主讲万荣笑话的专辑，倾倒全国亿万观众，”2001年其笑话产品“销售额高达500万元，获利325万元。”

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内容开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日益走进千家万户，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开发不但为文化历史资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而且能实现其新的价值。例如，南京市将南京的文化历史资源搬上网络，创建了金陵旅游网等网络宣传平台。2007年，“网上游南京”网络虚拟旅游平台也通过了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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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 彰显人性 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 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 《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 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 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篇10

姓 名：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身 高： 167cm 体 重： 58kg

户 籍： 云南曲靖 现所在地： 广东湛江

毕业学校： 海南大学 学 历： 本科

专业名称： 戏剧影视文学 毕业年份： 2012年

工作年限： 一年以上 职 称：

求职意向

职位性质： 全 职

职位类别： 影视/媒体

行政/后勤-其它职位

职位名称： 媒体 ; 文案策划 ; 企业文化

工作地区： 湛江市霞山区 ;

待遇要求： 2000元/月 需要提供住房

到职时间：

技能专长

语言能力： 英语 精通 ; 普通话 标准

计算机能力： 证书 初级 ;

教育培训

教育经历： 时间 所在学校 学历

2006年9月 - 2012年7月 海南大学 本科

培训经历： 时间 培训机构 证书

工作经历

所在公司： 海南省广播电视总台政法频道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所属行业： 媒体、影视制作、新闻出版

担任职位： 实习

工作描述： 海南省广播电视总台政法频道活动部实习。期间，11月底参与了中央电视台《非常6+1》海南赛区的的前期报名离职原因： 频道改组

所在公司： 海南电视台《十分开心》栏目

时间范围： 2009年9月 - 2009年10月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所属行业： 媒体、影视制作、新闻出版

担任职位： 实习生

工作描述： 主要参与1—3分钟短片拍摄和后期制作。

离职原因： 回校准备毕业论文

所在公司： 广东信威绿色家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所属行业： 办公设备、文化体育休闲用品、家居用品

担任职位： 文体专员

工作描述： 负责员工生日晚会、球赛、以及其他文体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公司广播的播放，协助管理公司员工活动中心各项事宜。

离职原因： 家有急事

所在公司： 自主经营 公司性质： 其他

所属行业： 电力、能源、矿产业

担任职位： 无

工作描述： 与朋友合作开采及批发硅铁灰石、葡萄石、水晶等矿物晶体（中高档观赏石）。

离职原因： 管理不当

其他信息

自我介绍： 本人毕业于海南大学2010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获学位证和毕业证，有电视传媒和公司文体活动等相关工作经验。

1.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认真的工作态度，有一定写作能力，并掌握各种活动的策划、执行等相关知识和技巧；

2.能够独立完成公司会议、活动的影像记录以及后期处理；

3.能够很好的服从上级安排，不喜欢自以为是、自作主张。

发展方向： 国家机构或企业影像纪录、文体、文员等职位。相信一下技能能够让我胜任这些职位。2. 熟悉平面处理软件ptotoshop，视频剪辑软件premiere、Edius，电视

包装软件AE等相关软件操作。

3. 爱好摄影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美学常识以及摄影理论。

4. 能够熟练应用word、excel等办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