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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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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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科教片为代表的影视媒介就是运用电视电影精彩的画面艺术表现手段，以宣传、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表现内容，以解决现实农业生产中需要的技术问题为目的，指向性和意识形态明确的，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推广方式产生的作用特点是内容形象逼真、显示深刻、音像效应、容易理解、推广范围广、成本低。网络化推广媒介就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推广传播的形式。农业技术的推广也正在朝着网络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现阶段利用网络推广农业技术的主要表现为农业数据库、农业网站和专家系统。网络媒介可以数字化、全球化的传播推广农业技术信息，并且易储存、复制、检索、传播大量的、多样的信息，能够快速的运用多种媒体，交互式的兼容多种传播方式，可以个性化的、多元化的、自由的加快农业技术推广速度，拓展农业技术推广的角度，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果。

2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特点

通过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可以做到传播信息快，推广迅速且互动性强，可以有效的进行信息反馈。利用大众媒介平台可以在更广的受众范围内推广农业技术，并且内容丰富多样，生动形象，简单易懂。由于电视、电脑普及率的提高，大部分农村居民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这些设备接受到所传播的技术推广信息，农业技术可以声画并茂，图文兼备的快速传递出去，通俗易懂，让人们一看就能明白，从而提高了推广工作的效率。在利用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的同时还会改变农业受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促使农业受众逐渐形成信科学、靠科学、用科学的价值观念。在其取得的良好推广效果和现实作用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农业受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生活积极性，提高其幸福指数。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农业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接受农业技术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影视艺术的审美享受，从而娱乐生活。

3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注意事项

大众媒介推广农业技术要注意其目的性和时效性。目的性就是指在选择推广媒介时要考虑技术推广的目的性，推广的内容决定推广的形式和载体。推广技术信息的内容长短，表达方式，理解的难易程度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因素，要利用适合的媒介形式以保障达到推广的目的。对于农业技术信息而言，其有很强的时效性，对于推广者而言，要综合考虑影响农业技术推广时差的因素，以保证选择适合当地有效的媒介形式推广农业技术要在有效的时限内发挥最大的效果。还要注意有的放矢性和因地制宜。在利用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推广对象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教育文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普及率，这些都决定了推广效果。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也存在巨大差异，各地的地理人文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南米北麦，差异较大。因此在推广农业技术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做到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还要注意其科教性。推广的农业技术要具有科技含量和现实生产能力，能够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具有推广价值；农业技术推广信息要具有科学和谨慎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推广内容要完整连贯；农业技术推广不要忽视其教育性和应用性，这是推广受众接受先进农业技术的前提。

4通过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的现状

在现阶段的网络传播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介成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农业推广体系名存实亡，网散、钱断、人散，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真实现状写照。虽然现阶段在大力建设农业信息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开始注重农业推广体系的建设，但是现在农业技术推广主要还是依靠拍摄农业科教宣传片和开发农业技术信息系统等进行推广；在大力建设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广新的农业科技应用，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下的农业技术推广陷入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不足，人才缺乏的局面。现阶段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推广体系和主体机构，对于大众传媒推广农业技术，政府依然没有足够程度的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一种资本进入市场流通，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管理，十分混乱，导致了大量虚假信息的出现，这也是农业技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推广所带来的负面效益，使得信息市场真假难辨。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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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视觉传达的表现模式与行为逻辑

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关注的问题多是社会的热点，其表达的形式多具有一定的易于接受性。换言之，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较为自由灵活，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感彩。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在满足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同样具有极强的教育性、艺术性、责任性。一方面，从表现模式角度来说，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强调了独特而鲜明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在设计上，强调受众对于既有的意识形态、道德律令的遵守，企图通过内心的感动出发，触发并形成受众的共鸣，进而实现其自身的导向性与影响力，继而满足不同受众对于广告存在与发展的价值追求。例如，较为成功的广告《留守儿童》、《水土流失》以及《得蛙蛙》系列，都是在通过电视的平台，展示出关于留守儿童、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借助于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独特艺术载体，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体验的可能性。数字媒介时代广告通过台词脚本的设计旗帜鲜明地倡导或者反对某种观点，进而劝导人们能够摒弃之前的陋习。另一方面，从艺术设计行为逻辑而言，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设计采用抽象性的词汇，只有置于具体的物象成为可感知的经验组成部分，其语意才易于得到理解。数字媒介时代广告中的艺术设计象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艺术设计崇拜的意蕴，既是对艺术设计自然属性的归纳，也表征了社会化、多义化的开拓。实际上，从本质上讲，任何数字媒介时代广告都具有一定的主基调艺术设计。尽管囿于文化传承差别表现会有不同，其彰显出的心智模式与行为逻辑是相对固定的。这样的设置是为了体现出性格沉静而厚实的鲜明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特色。例如，以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爱的表达式》以及《古迹保护》为例，我们发现其中对于白色的运用为例子。白色在广告中是从既往自然属性的锚定，诸如白云、羊毛、牛奶等颜色的同一性使得艺术设计言说能够得到归纳，而一旦其艺术设计运用中采用了白色也就成为一种常规用法。具体而言，记忆原点性质的存在形式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有必要进行特定的解释和逻辑思维，对于此种颜色产生敬畏心。当上述规律性质的观念不断地在生活中得到证实，艺术设计也就从自然属性实现了向社会属性的转变，为大众在景观社会空间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视觉消费提供了核心质素。

1.2视觉传达的目标关联性与抽象性

所谓目标关联性，指的是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设计上必须体现出围绕某主题展开的核心理念。例如，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校车安全》中首先塑造了一个天真烂漫小女孩的形象，这个小女孩自由地走过花坛、喷泉，在明媚的阳光里自由舞蹈。然而，紧跟着镜头一转，一辆破旧的校车呈现在镜头里。画外音是：她本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显然，这样的设计，让每一个受众都希望身临其境，帮助小女孩，不让她迈上校车。这样，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设计的目标关联性也就准确无误地呈现到位了。基于这样的例证，我们可以认为，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史是一个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心灵情感史。在这种艺术设计创作者的心灵体悟下，艺术设计与广告心理结构相契合的佐证形态。所谓抽象性，是指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艺术设计关注的是创作者知觉与视觉在数字媒介时代广告中被建构的路径，我们能够从数字媒介时代广告中也可以看到创作者主体的抽象表达。具体而言，电视艺术设计内蕴的诸多文化表征能够在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艺术性与内容的现代性耦合中找到其自身应有的存在可能。例如，在电视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环保之路》的抽象性表达中，黑色同样是应用范围较广、象征意味较浓的物象。黑色象征的负向特质既体现出了数字媒介时代广告作品的基本创作理念，也在不断更新艺术设计包裹着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象征的高度、深度。这也就解释了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本身精神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源头，其艺术传承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性语言呈现具有完整性和在场性。而探讨作品艺术设计的审美理解与象征意味，实则是探寻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设计与艺术文化史切近相关性，旨归在于彰显创作者艺术设计运用的主体性与抽象的表现力。

1.3视觉传达重塑艺术感染力的效果

我们认为，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艺术感染力塑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形式上，避免了过多的长篇大论的说教，转而采用一些融理于情的表现手段，或者用比较写实的生活场景来表达丰富的内容。二是审美价值上，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设计要体现能为受众接受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形式上的审美来达到与对象群体契合的程度。只有当观众真正为作品所打动的时候，才能够对美的对象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审美上的艺术性质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就很好地是吸纳了表现形式与审美价值的有机统一，不关注宏达叙事层面的展现，而是强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的重新发现，在空间的层面上主张从不同的视角完成对于同一事物的多重看视。在具体的艺术设计上，《回家》风格融汇的影子，更多地强调了欣赏者的注意力对于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观看意识。艺术设计运用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处理多是按照创作者理解在作品中重新对事物进行排列组合。这也就是所谓的“艺术设计造型”、“艺术变形”与“几何构图”等重要内容的题中之义。在对于整个观者位置的位移中，艺术设计运用处理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表达的是一种融贯主体的概念。

2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艺术设计与受众的美学耦合

2.1情感透视的现代性耦合

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完整清晰意向与艺术设计的使用，恰恰处于大时代的现代性转型的断层期。众所周知，现代审美思想跟视觉认知分析并行不悖，受众是视觉与知觉理论在设计层面的表现，这是我们探讨中国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设计需要申明的一点。在我们看来，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审美思想具有极强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性，从图像的视觉表征来看，尽管古典知识型所谓的定点透视的理念与之呈现出的完整的、清晰图像仍然大量存在。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所代表的恰恰是对于视知觉的解构，其意义不是对我们日常看得见的现实状况的简单复制、转录、还原，它是在借助技术重构了一个自主化的世界形式。基于上述的影响，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设计对于观者而言也创作了新颖的、碎片化的视觉样式，让人类的注意力从质感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数字媒介时代广告成为时间的流动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传统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完整性进行了独特的解构，并且其也与连续性一道不断地成为欣赏者考察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内容与主体经验特质必然考量的因素。

2.2情感想象的固化耦合

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符号的意味更彰显出数字媒介时代广告高度“符码化”的象征符号特征，成为自我识别标志。现代知觉形式逐渐放弃了用单一的结构来构图叙事的尝试，通过对于知觉形式形成过程的探索，来固化视觉所及的形象与想象。我们感受到知觉已经不单纯是记录，它必须正视并明确知觉自身的不稳定性。现代知觉形式把握自身对于知觉断层的敏感认知，并揭示出注意力的悖论。这种情形下有意关注某个事物，并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进而把握其内在的直接性。毋宁说，现代知觉设计是在指出知觉的分解和形式的丧失，倘若认为注意力是连续体的动态形式，试图在知觉空间中建构自身的离心特性，以便让创作者的视觉和想象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2.3艺术设计的情感体验性耦合

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强化了体验性的特质，形成了让受众具有一种独特的体验美的重要能力。第一，经过长期的艺术设计实践，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创作者已经掌握了艺术设计组合与搭配的基本规律，他们在艺术设计对称与调和中获得了艺术设计的情感力量，进而让艺术设计的情感力量注入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艺术本身。第二，数字媒介时代广告反映了其关照世界整体的独特方式，创造出具有独特文化和审美特色的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艺术。前者用数字媒介时代广告的语言表现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的感知和概念。第三，数字媒介时代广告艺术设计运用象征意义充分认识到实景摄入对于画面内容与含量的限制，重新组织并取舍了场景的基本方式，采用多视点方式入画，在二维数字媒介时代广告上扬弃了传统的远近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观者要从意识中清除掉自身既有的位置感，重新看视作品展现出来的对于视知觉的冲击，及其布局与格法上体验美学的基本脉络。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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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煤矿井下；安全爆破；问题解决

在有瓦斯或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中,掌握安全爆破技术,熟悉安全爆破知识,遵守《煤矿安全规程》、《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作业规程》规定,对确保煤矿爆破作业的安全,最大限度降低爆破事故率,尤其是减少或杜绝在有瓦斯或有煤尘爆炸危险的矿井中因爆破引起的瓦斯和煤尘爆炸事故,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一炮三检制和联锁爆破制

瓦斯矿井中的爆破作业,必须在现场执行“一炮三检制”。“一炮三检制”就是指在采掘工作面装药前、爆破前和爆破后必须在现场检查瓦斯,爆破地点附近20m以内风流中瓦斯浓度达到1%时,严禁装药、爆破。爆破后瓦斯浓度达到1%时,必须立即处理,严禁用电钻打眼。执行“一炮三检制”是为了加强爆破前瓦斯检查,防止漏检,避免在瓦斯超限情况下爆破的主要措施。

联锁爆破制即爆破员进入爆破工作面时先将发爆器交给现场班(组)长,由班(组)长将发爆器锁入存放发爆器的箱子内,箱子的钥匙必须由班(组)长随身携带,发爆器的钥匙则必须由爆破员随身携带。爆破前,检查瓦斯,班(组)长负责派人警戒、并检查警戒人员到位情况,检查顶板支护、工作面人员撤离情况并清点人数,确认无误后将发爆器取出交给爆破员,爆破员发出爆破口哨后进行爆破。此过程由现场安全员或瓦斯检查员监督执行。“联锁爆破制”的执行人员,在低瓦斯矿井和高瓦斯矿井的低瓦斯区域为班组长,安全员和爆破员;在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和低瓦斯矿井的高瓦斯区域,则为班组长、瓦斯检查员和爆破员。执行“联锁爆破制”,能够防止爆破作业混乱、警戒不严和警戒不落实造成爆破崩人事故。爆破前认真检查顶板与支架情况,可以避免因爆破而引起冒顶事故。

二、反向爆破作业

在高瓦斯矿井、低瓦斯矿井的高瓦斯区域的采掘工作面采用毫秒爆破时,若采用反向起爆,必须制定安全技术措施。装药结构对爆破效果和爆破安全影响很大,从传爆方向来看,反向装药爆破传爆方向指向炮眼口,易从炮眼口喷火引起瓦斯、煤尘爆炸,认为正向装药爆破比反向装药爆破安全。但只要充填足够长度的炮泥,反向装药爆破的安全性会有较大的提高。从爆破效果来看,反向装药爆破传爆方向和岩石移动方向一致,反向装药比正向装药爆破效果好。采用毫秒爆破时,从引起“带炮”现象来看,反向装药爆破比正向装药爆破安全。

采用反向起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严禁使用硬化到不能用手揉松的硝酸铵类炸药,也严禁使用破乳和硬化到不能用手揉松的乳化炸药;潮湿或有水的炮眼应用抗水炸药;严禁装“垫药”;必须使药卷聚能穴方向一致,都朝向眼口的传爆方向;不得装错电雷管的段数;坍塌,变形、有裂缝或用过的炮眼严禁装药;大力推广使用高安全度的“含水炸药”。

三、采煤、掘进工作面的分次起爆作业

在有瓦斯或有煤尘爆炸危险的采掘工作面,应采用毫秒爆破。在掘进工作面应全断面一次起爆,不能全断面一次起爆的,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在采煤工作面,可分组装药,但一组装药必须一次起爆。采煤工作面的分次起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因受爆破后瓦斯涌出量、顶板管理和出煤设备能力的制约,有些采煤工作面实行一组装药一次起爆确有困难时,可采用一次打眼,间隔分组一次装药,分组起爆。分组装药的间隔距离不得小于2m。为防止间隔区间的未装药炮眼在爆破时受挤压变形,可在炮眼中插上炮棍,最后视分组情况,再把间隔区间内的炮眼装上药卷进行爆破。炮采工作面采用平行作业时,装药距钻眼的距离不得少于5m,装药距割煤的距离不得少于5m,工作面回柱放顶期间不得装药、爆破。掘进工作面的分次起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严禁全断面一次装药分次起爆;任何情况下都严禁边。钻眼边装药;炮眼深脚线不够长(脚线露不出眼外),必须接长脚线,两根脚线错开联接,并用胶布包好;每次爆破,最小抵抗线必须符合规程的规定。瓦斯涌出量大的采掘工作面要严格控制一次爆破作业的数量,防止爆破作业后瓦斯大量涌出,造成瓦斯聚积超限而引起事故。

四、水炮泥的使用

水炮泥是将水注入筒状聚乙烯塑料袋并封口而制成的充填材料。当炮眼内的炸药爆炸时,水炮泥内的水吸收大量的热量,起到降低爆温、缩短爆炸火焰延续时间的作用,从而减少了引爆瓦斯或煤尘的可能性,有利于煤矿生产安全。水炮泥形成的水幕,能降尘、吸收有毒有害气体,有利于井下作业环境的改善。井下爆破作业使用水炮泥时必须符合下列要求:炮眼深度

五、浅眼爆破作业

炮眼深度

六、爆破警戒和爆破安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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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画制图逻辑

虽然在西方，机械代替了手工，照相机的诞生也渐渐消解了刻版的制图方式，然而当时图像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以制版印刷为主。照相机是一个再现机制，而版画图像生产是具有诗性的，它是对再现机制修正后的一个呈现，修正了文字语言（文学）对于形象的图像基底。也就是说，版画的制作方式是跟人发生了关系了的。我们讨论形象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我们看到的实物它本身是怎么样的，它本身的存在。第二，通过我们去观察它，在我们的意识观念生成之后它变成了什么。第三，通过文字去描述这个形象，再转换成图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像。语言和文字跟这个实体它本身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和这个实体之间，有所谓的识别中介，（比如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石头，他的脑子里会产生一个石头的形象，或者是产生石头这两个字。这个字和石头和形象已经被转换掉了。转换成了什么，转换成了描述。这种描述要通过语言来产生，而语言产生的又是信息，这种信息又重新回到了文字和图像。这个过程比我们去模仿一个事物，更复杂，所牵连的过程更多。模仿一个事物是一个行动的过程，而去传播一个信息是一个制版的过程，这个信息必须具有目的的准确性才能起到作为信息的价值。所以作为制图是通过这所有的体系建立起来的制图逻辑。

这个制图过程本身是一个创作过程，它本身并不是说如何去再现一个实体，而更多的是有目的的信息生产作为有形象的制图。比如说，我们曾经制造的报纸，它是用制版的方式，有图像也有文字，但它的图像往往是被文字这种文学性所牵制的。然而，图像学在研究到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逃离出这种图像对文字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修正，让这种制图图像脱离出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通过意识机制直接再现的语言识别过程。比如在新兴木刻的时候，人们创作图像，更多的是再现图像本身的价值（图像信息和立场），而不是通过文字和文学的方式成为文学的附庸，这个时候图像更直接的识别价值大于这种文字被转换过的语言修饰，这种转换本身又具有语言性。就是说，为什么到了新兴木刻之后，版画被纳入艺术创作的范畴，可以来传达主体的意图和信息，这个时候的版画，它跟印刷的关系就出现了很大的分离，而人们的识别主体又已经在这个机制里面形成了本身的认知机制。这种本身的图像生产不会具有障碍性，包括后来虽然说技术逻辑到了新兴木刻之后停滞，它不再因为印刷而去生成版画的这种媒介机制，而更多的是作为主体欲望去生成的图像生产。由此，这种信息沦为了审美的一个体系当中去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今天的图像生产又有了更直接的工具和技术，新的制图方式已经产生（比如，电视机，网络，手机，以及其他信息媒体），让这一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传播与媒介的技术生产失去了它的媒介价值而被机械所代替了。今天我们在生产一个图像的时候，也许就是动一动鼠标弄一弄照相机，这么一个问题。

二、识别心理

作为版画的创作领域，已经停留在一个非时间线性的逻辑里面。而曾经的这种制版方式和识别方式，又在今天的共知系统当中完成了一套图像识别逻辑，这套逻辑从本体在今天无法从形象上去再现它，而更多的它本身是一个抽象识别的精神概念。这个就跟人的生存观念和精神观念与形象的识别机制有关系。这种识别机制在信息与传播，及文字语言时期已经形成，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图像与制图方式，在我们的精神机制里面已经无法分离并且根深蒂固。就如精神分析在讨论一个人的意识形成，是跟他的生存维度发生很大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的关系，一个人生存在某一个固定的地形维度里面，那么就会生成这种地形维度所产生的信息所形成的观念和文化意识，也就形成了所谓信息和认知图像的方式。所以在图像维度讨论今天我们的共知识别逻辑，作为精神观念以及认知方式，也是有意义的。作为这种共识逻辑当中传播意义，并不是在媒介机制上发展的，而是跟它的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存状态有关的。版画这种图像和制图机制，在传播中也形成了它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也形成了今天我们的识别方式。

三、结语

版画图像与它的制图机制，在传播中形成了自身的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也影响着今天我们对于符号信息的识别方式。如今，在当下大众文化中，不论是当代艺术，设计，还是泛文化的大众领域，以及文化心理，都有作为传统视觉艺术的版画图像的存在，版画以它本身的图像形态进入我们的日常。作为版画的图像已经通过其他媒介方式进行生产传播，而这些媒介也成了新的版画式图像生产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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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媒；改革；“语法问题”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2008年底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年会共收到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雪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选论文或摘要55篇。年会以“变革与传播：中国传媒三十年”为主题，旨在回顾30年来的传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会议主要从新闻学的内在规律出发，对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传媒体制、国际环境、消费文化等“语法问题”进行检视。为迎接200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八十周年院庆，年会特设了“研究•视域•变迁”等专场，省察了传媒改革进程中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由与法制：传媒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

“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是研究新闻改革最重要的主题。”（孙旭培，2008）本次年会再次强调了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自由与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阐发了现有体制下传媒表达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了推进传媒体制改革的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教授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如今改革达到新的阶段，要再次重申新闻立法，以此来渐进地实现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日的评论：“应加快新闻领域立法工作，继续完善与新闻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做好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供法律保障。”（华清，2008）他认为，这预示着新闻立法将是今后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孙旭培，2008）

在此基础上，孙旭培教授提出了从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闻改革的13个研究议题：新闻自由权的具体研究、新闻自由的维度和尺度、宣传本位与报道本位、社会稳定与意见多元、新闻法治与社会效益、突发事件与新闻自由度、第二第三国际与新闻自由、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急进还是渐进、媒介批评的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与媒体创办、新闻评议会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法律救济。他希望与会研究生秉承专业精神，能对以上议题规范地进行学术研究。（孙旭培，2008）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卢家银、崔明伍（2008）在入选论文《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中，通过分析新闻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为新闻立法提供了现实论证。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现有体制下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这在部分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将造成“喉舌”之困――媒体究竟应遵照政府的宣传策略，还是应该直接表达民意。同时，市场也干预着传媒的表达。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首先建立解决言论纠纷的宪法诉讼制度，为公众利益表达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建立公众媒体等各类媒体，将多元利益在传媒中分割开来，以保障每一方的表达权利。

复旦大学硕士生阴良（2008）也对当下传媒表达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卢家银、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阴良选取外国媒体驻华记者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访谈了16个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外国驻华记者，发现外国驻华媒体受到更复杂的社会控制；同时，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传媒”，因此，在组织、行业、社会这三个层面外，还特别强调了个体层面的因素，提出了“伞兵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与长期驻华记者（resident journalist）这两种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个体认知差异，并最终影响记者的表达。

清华大学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欧盟《视听媒体服务指令》，提出了可供国内参考的依据“线”和“非线”这两种不同服务性质来区分内容规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阐述了《视听媒体服务指令》出台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产业利益的冲突，以及统一监管与分层监管规制原则的确立。文章指出，欧盟的“规制模式的探索无疑是超前的，其效果还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实施中来评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体的内容规制也是我国政府公共政策和传媒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二、开放与霸权：传媒全球化进程的现状分析

传媒改革的进程与国家的开放程度是紧密联系的。30年来，中国媒体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奥运会、世博会等“焦点时刻”，中国传媒应该如何把握机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会入选论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读的中国研究生撰写的文章。文章通过介绍、阐述、分析海外媒体，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中国媒体当下的国际环境。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硕士生侯静慧、马瑜晶（2008）对1978年至2006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年份”为抽样“层”（strata），每层中随机抽取10篇新闻报道，得样本290篇。研究用GDP和进出口总额来测量经济实力，其乘积作为自变量；报道量（quantity）与报道效价（valence）作为因变量。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报道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其中负面报道的比重也随之增大。结合霸权理论，研究认为这种负面报道增多的现象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权力阶级需要综合利用大众媒介中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类信息，以求保证民众的思想与现有社会秩序达到一致，即实现“媒介霸权”（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生毕佳颖（2008），结合美国互联网的政治表现，分析了“个体内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对政治的多元影响。文章认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国霸权以一种柔化的方式得到强化）”，即将“媒介霸权”隐藏在个体政治背后，通过技术控制以加强自身的权威性。文章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中国会不会走“美国道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目前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实践中给出解答。

同样关注霸权问题的还有同济大学的硕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10种有代表性的英文报刊杂志关于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筹备情况的报道，比较了报道侧重点的不同：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上海世博会时，侧重于宏观的经济与产业、商业的报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题的负面报道，几乎没有文化和科技领域的报道，而对爱知和汉诺威世博会的报道则有显著差异。与侯静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积极应对西方“媒介霸权”、改善国家媒介形象的传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议题、综合运用多媒体、整合传播模式等。

北京大学硕士生刘畅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生郑宇钧，以《筑梦2008》为个案，从修辞学角度研究了纪录片跨国界意义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奥运的纪录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价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质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现“全球化了的”本土与“本土化了”的全球，以达到跨国界的意义共享。（刘畅 郑宇钧，2008）文章分别从本体修辞、积极修辞、非常规修辞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体的表现形式，为中国今后的纪录片制作提供可参考的发展方向。

复旦大学硕士生吕芳雅（2008）运用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进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莱坞模式与日韩模式等可借鉴的运营模式，对今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关注泛亚市场，而不单是西方市场；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发行渠道；进行制度调整，等等。

三、商业化与大众化：传媒文化观念的变迁

《文化症候与文学期刊的影视趣味》（周根红，2008），阐述了纯文学期刊《收获》1990-2008的历史演变。随着《收获》逐渐成为影视文化风尚的引领者，并推出了关于影视明星的《一个人的电影》专栏，周根红认为，《收获》已逐渐失去纯文学理念，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生产影视文学与大众传媒紧密勾连。作者对“影像霸权”的形成表示了忧虑，并表达了对纯文学期刊原有的独立性与先锋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褚悦闻，2008）探索了商业化与高度社会性别化的话语机制对中国女足媒介再现的影响。研究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奥运年2004年1月-9月间267天《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篇数、照片数量、头版报道等相关参数进行统计，发现：在没有重大赛事的情况下，女足再现为“玫瑰”；而涉及奥运盛事，女足则彰显“铿锵”，被赋予男足未能担负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艰苦环境中奋力进取的风貌受到媒介的反复强化。文章分析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弹性的、分层的、有目标的媒介再现，是媒介以争取收视率的新闻娱乐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现的女性，乃适应商品化的、被重新社会化的、被再创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别化，区隔并规定了女性气质和霸权的男性气质特征的客体和行为；团体性的体育项目承担起了建构民族认同的文化意义。

在商业化环境下，受众的消费习惯和认知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商业化媒体的定位转变。清华大学硕士生李华颖（2008）对消费者购买畅销书的原因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调整和修正过的模型，研究发现：知觉品质越高，主观规范越高，知觉行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购买畅销书；而知觉牺牲并未起到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作者认为，畅销书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不易因消费者成本影响人的购买行为，“畅销”本身对书本的功能、品质或品牌等的肯定让消费者不计太多代价地购买。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来畅销书定位与定价的发展趋势。

在年会的新闻沙龙环节，同一话题在网络传媒领域中也得到了讨论。《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吴欢，通过对“老小孩”网站的个案研究，探讨了商业网站通过共建成员的精神认同获得商业收益的方式。吴欢特别强调了成员的个体认同与社区认同之间的互动、网下社区和网上社区的相互支持。她认为，虚拟社区，尤其是老年群体的虚拟社区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要通过与现实社区相互作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吴欢，2008）老小孩网站创办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志安博士介绍了“老小孩”的运营方式，也指出了通过上网给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创办理念。

四、继承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媒改革从“语词革命”向“语法革命”转变，为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内容。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题演讲中，他以研究生的学术研究为视角，总结了30年传媒改革带来的新闻学科的发展。他强调，研究生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从老一辈的学科领军人阐发新闻学基本原理、建构新闻学理论框架、走出新闻史学研究新路径，到80年代继往开来的中坚提升新闻学科的科学性，再到90年代开拓学科新领域，到新世纪夯实基础理论、开创新媒体研究，研究生群体始终积极参与了新闻学科改革与发展的历程，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广泛开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培育新闻传播学大师和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研制中长期（2009－2020）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规划。（童兵，2008）

复旦大学硕士生滕育栋（2008），则从微观层面着手，思考了30年来新闻思想的转变。他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公开出版的新闻史著作对其描述、评价话语的变迁，揭示了三种不同的新闻史著写作方式：服从宣传需要的历史写作，突出文献新闻学理意义的写作，作为新闻改革历史基础的写作，阐发了其背后的新闻思想。作者强调了新闻理论的发展在中国新闻史的写作中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写作能为我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提供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希望更多的人回归到新闻史研究中。

苏州大学硕士生张震（2008）梳理了30年学界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看法变迁。从新闻客观性的来源、内涵、主观态度、宏观操作方式、微观操作方式等角度进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议题与趋势。南京大学硕士生温海玲（2008）对1988-2007年组织传播研究论文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根据其研究走向：“学科介绍原理阐释应用分析学科建设”分析了每一时段的历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强组织传播学科建设的想法。兰州大学硕士生华汝国（2008）综述2005-2007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情况，归纳了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热点及形成的重要观点，并进行了评价。

此外，本届年会论文还对往届年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继承与创新。本届年会入选论文《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与上届年会入选论文《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荣、马、王祥颖，2007）同样是对“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侧重有所不同。上届论文的主要价值在于将媒介素养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测量出不同媒介素养的大学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异。而梁静等人将媒介素养中的广告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用以诠释性别因素与第三人效应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上届论文研究的深化与补充。

注释：

[1]语法革命，是指“在现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规则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以及制度、机制、运动模式、盈利模式、与受众关系、技术要素层面的改变，形成新的发展机会”。（喻国明，2008）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要从要素扩增到结构重组、规则改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参考文献：

[1]毕佳颖.(2008,November).PowerfromMass-JournalismofInternetonAmericanPolitics.“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摘要,上海.

[2]褚悦闻.(2008,November).女足的媒介再现：“适时而现”的铿锵玫瑰.“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3]侯静慧、马瑜晶.(2008,November).风雨三十年：中国形象在美国媒体中的变革.“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4]华汝国.(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5]华清.(2008,November3).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pp.7.

[6]李华颖.(2008,November).畅销书购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知觉价值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的解释.“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7]梁静、黄艳姗、艾依璇.(2008,November).瘦身减肥广告中性别因素对第三人效应的影响.“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8]卢家银崔明伍.(2008,November).新闻媒体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9]刘畅郑宇钧.(2008,November).从视觉修辞的角度看奥运纪录片的“球土化”策略.“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0]吕芳雅.(2008,November).中国电影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1]孙旭培.(2008,November).新闻改革研究：专业精神与学术规范.“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2]唐建英.(2008,November).《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与欧盟新媒体内容规制初探.“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3]滕育栋.(2008,November).“用说话”：中国新闻史写作中的“加法”与“减法”.“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4]童兵.(2008,November).研究生：新时期新闻科学发展创新的生力军.“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主题演讲,上海.

[15]温海玲.(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组织传播学研究的变迁――对新闻传播视野下组织传播学术论文的历时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6]吴欢.(2008,November).从中国老年网站的建设看虚拟社区的发展――以中国的老小孩网站为例.“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7]肖云帆.(2008,November).媒体力量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汉诺威、爱知与上海世博会实证分析.“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8]阴良.(2008,November).社会控制对新闻生产的差异性影响――以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道倾向为分析视角.“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19]喻国明.(2008).传播的语法革命和传媒竞争力构建.传媒观察,1,15-17.

[20]张震.(2008,November).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研究述评.“第八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入选论文,上海.

篇7

然而，我国的媒介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由于该理论是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和媒介研究的结合，因此其结合状况往往因研究宗旨的差异而各有偏重，从而出现界定模糊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媒介生态理论从传播理论渊源、研究进展等方面追根溯源，进行深层探讨与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媒介生态”予以新的范畴界定，以期能起到一定的梳理与廓清作用。

媒介生态的传播理论渊源

媒介生态理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传播理论，传播学科史上的各种传播模式论就蕴藏着其理论萌芽。尽管这些模式论的侧重点各有异同，但都或多或少谈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问题，这正是媒介生态理论关注的重点。因而，本研究以此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传播理论渊源。

赖利夫妇于1959年提出的他们称之为工作模式的模式，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一;传播系统的传播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制约，还受其外部环境影响。其中，“传播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的观点是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

梅尔文・德弗勒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提出的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依赖模式，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受众、媒介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媒介系统掌握的三种信息资源―― 收集或制作信息的资源、信息处理资源与信息传布能力形成依赖关系。该模式主要关注社会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关注微观与宏观系统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从而具有宏观视野。

1970年田中义久提出“大众传播过程图式”，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信息交往过程，建立在能量与物质交往基础上，与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保持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这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观点，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传播过程，把社会传播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总过程的一部分。

研究进展

学者崔保国在其论文《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对当前国内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目前国内现有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基本是以该研究成果为基础。此外，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著作包括译介作品甚少，在资料收集方面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本文关于国外媒介生态学起源与发展的文献综述主要参考该研究结论，其它研究内容则是笔者对所收集资料与文献的分析与阐述。

（一）国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与进展

全球范围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起源于北美，并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美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纽约学派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一门大学课程。媒介生态学最初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对传播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乔亚舒・梅洛维茨（Meyrowitz）开始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及其反应，重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认为媒介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受众选择媒介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同时，媒介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力。此外，他将受众纳入情境概念，认为传播行为受受众制约，必须根据受众类型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与信息。因此，其媒介理论 “把媒介研究纳入社会环境分析之中，从而开辟了一种社会学视角”（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和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是其代表人物，曾于2002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关于媒介生态学学术渊源的专辑。大卫・阿什德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则是关于媒介生态学的最新近著作，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

（二）国内及台湾地区关于媒介生态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崔保国认为，我国媒介生态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国外没有直接联系。邵培仁教授发表的研究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与《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其后，童兵教授在《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等文中明确提及“媒介生态”。之后，张国良教授关于上海市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等是对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介实务研究者开始涉足媒介生态研究。自此，媒介生态的研究日益趋多且多与社会现实加以结合。

笔者经过文献搜集与整理发现，国内目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最近两年（2003-2005），且在所搜集文献中，其研究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媒介生态为研究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他媒介问题。如《从媒介生态角度谈广告自律》等;二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本身，有个案与宏观研究。如《从媒体寻租行为看媒介生态的破坏》、《中国近代报纸生态环境演变轨迹》等;三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比“媒介生态”的研究更为微观、深入。如《论媒介的生态共生与信息互补》等。这三类研究主题又集中于三种研究视角:一是大众传媒自身在生存环境变化中的适应性变迁;二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媒介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三是媒介生态与环境自身。

台湾对媒介生态的研究早于大陆。1987年臧国仁提出社会相对论，探讨传播生态环境中政治、经济等对传播媒介的影响。1992年苏钥机从生态共栖与杂交角度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互相存在与影响的现象。1994年洪平峰出版的《电视生态学》则是应用媒介生态学的成果性著作，以生态科学的角度作为分析架构的理论基础，经由文献分析与实证调查，探讨台湾电视生态变迁。此外，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研究所与交通大学传播科技研究所，于 1994年7月29－30日合办了“1994传播生态学术研讨会”，发表了有关传播生态理论、传播生态与公共领域等十四篇论文。

范畴界定

当前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之所以出现对“媒介生态”的不同应用与理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界定尚未明确。因此，范畴界定成为媒介生态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本研究的落脚点。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认为生态学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学科”。（2）换言之，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所谓环境则是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外界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3）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媒介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媒介而言，环境有两种:一是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环境，另一种是媒介通过其传播活动介入现实环境作用后所形成的已发生改变的环境。阿什德分别称之为“物理的实在环境”和“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本文则分别称之为“媒介生存环境生态”和“媒介意义环境生态”。正由于媒介有两种环境，从而导致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出现了两种迥然的理解与研究路径，从以下国内外的各种界定便可略见一斑。

德弗勒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受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受众、发行经销商、投资人等向外扩展则是外在的社会文化条件，规范整个传播的社会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而成为互动的传播生态。（4）阿什德认为，“传播生态指的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可得性。”（5）即传播形态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深深地介入现实环境，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等产生符号互动而形成一个意义环境。

目前国内较为普遍的界定是，认为媒介生态指的是某一特定时代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包含如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媒介生态限定在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生态和意义环境生态两者之一的互动。实际上，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两种环境生态，通过与媒介系统的互动而具有时间发生上的先后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界现实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媒介系统自身的调整与适应，从而使得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影响发生变化，并最终以“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生态展现出来，而意义环境若得以扩展又会形成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与媒介系统及其作用之后所形成的媒介意义环境生态，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此时，媒介与社会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才得以真正显现出来。

注释:

（1）宋林飞（1994）:《社会传播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1页

（2）、（3）海热提、王文兴（2004）:《生态环境评价、规划与管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12、20页

（4）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新华出版社，第61-63页

篇8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媒介批判 文化工业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始作俑者。从早期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进行了跨学科考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从而为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有媒介传播活动及其文化进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广阔的模本。

作为一种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化、物化、意识形态和控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对媒介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框架，可用以纠正倾向于放弃批判性立场的媒体文化的研究方法。①法兰克福学派首次进入中国是上世纪70 年代末，直至90 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我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大众媒介与社会心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媒介与“文化工业”。 ②

笔者搜集到的2011年期刊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阐释性研究和意义影响方面。

一、阐释性研究

就2011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1、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李佳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分析，主要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主要特征：“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标准化、同一化的特征；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并在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大众文化本身还是大众文化的接收者都在变化，而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调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而忽视了大众本身的主动性。③

林创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大众文化、肯定文化和文化工业，阐释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一理论的缺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绝对否定和批判，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历史作用；严重落后于实际，夸大了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异化，过分强调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以及人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控制能力；忽视了文化的社会性。④

张圣洁注意到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多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于是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其理论要点，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因为资料占有的难度，其理论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⑤

李增君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文化产业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绝文化工业的“惯性思维”是行不通的了。在新媒体传播语境建构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文化产业的时代特征，寻求一种全新的界定方式，拓展文化工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确立它在新传媒语境中的现实性、合法性，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⑥

2、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中，以对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的传播思想研究居多，其次为阿多诺。

杨东东的论述中对哈贝马斯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里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霍克海默等人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的激烈态度相比，哈贝马斯的理解要相对温和得多，并且似乎也更为客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独特的诠释学视角为大众文化批判赋予了崭新的色彩。哈贝马斯相信，借助交往行为理论的支撑、理想言语环境的建构，那种充满着积极向上精神的大众文化一定可以回到我们身边。⑦

王安琪以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利理论为视角, 结合当下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体实例, 反思基于网络技术的虚拟生存方式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其对人的单向度的加剧。他发现,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沉溺于赛博空间的自由幻象和新的满足形式信息的爆炸以及虚拟生存的技术终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程度削弱着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同时,加强着技术及其背后力量的社会控制，这种反思肯定技术进步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参照和警示:“虚拟社会并不是‘乌托邦’, 而只是一种媒介的形式，正确把握现实生存和虚拟生存的本质及其关系, 才更有可能构建多元、健康发展的社会形态。”⑧

周波认为马尔库塞的审美观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审美和艺术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打破社会和个人单向度性的重要手段，是革命的武器，只有借助审美和艺术，人们才反抗并改造现实。以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媒介权力批判侧重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渗透，认为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企图通过审美和艺术为主的精英文化去救赎整个社会，带有浓烈的悲剧意识。他认为媒介环境演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有望得到新的改写。⑨

王海平关注的是阿多诺。阿多诺所针对的“大众文化”是指依托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技术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主动开发和制造并施与普通大众的，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消费型文化，所以他一直对文化产业表现出莫大的敌视与忧虑。而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看，阿多诺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却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方面，在目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现象与阿多诺描绘的“景观”颇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与我国国情矛盾的一面。⑩

3、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阐释媒介现象

在这些研究中，多是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国出现的媒介文化现象，阐述影响意义，甚至是提供一种应对的方法。

李园园把贺岁片作为研究对象，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要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保证产品的明确身份，尤其是随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艺术产品要想在市场上获利，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去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对于我国贺岁片创作者来说，在关注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和追求其艺术性，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确保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体现。⑾

程金海把数字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媒介不同于其他印刷和电子媒介的特性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切入点，认为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⑿

二、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影响和启示

林创认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的重要启示体现在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上。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金钱和利润显然不能作为衡量文化产品优劣的唯一尺度。其次，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做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简单的把其理论挪用在我国现实中，因为文化批判是对20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第三，对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加强引导，避免大众文化“大众性”、“文化性”的丧失。第四，对西方文化产品，我们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在王继发的论述里，从正面和负面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理论在我国能够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了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负面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该学派也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别要警惕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⒀

王娟和孔亮从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传播目的和传播宗旨四个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此为立足点，倡导借鉴和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和传播目的，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视角出发，提出了教育传播研究中应转化意识形态、回归真实本源、培育全面的人、转变教育价值观，旨在促进教育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⒁

总的来说，在2011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数量并不多，而且良莠不齐，研究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基本理论、发展历程、意义影响以及对当下我国媒介现象的学理探索和分析上，与往年研究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太大突破。

参考文献

①石义彬：《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

②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③李佳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探析》，《安徽文学》，2011（5）

④林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析》，《世纪桥》，2011（1）

⑤张圣洁，《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知网

⑥李增君，《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

⑦杨东东，《哈贝马斯批判诠释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⑧王安琪，《网络社会如何放大人的单向度―以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为视角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1（6）

⑨周波，《无望的救赎：从马尔库塞反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大众文艺》，2011（12）

⑩王海平，《在当下中国看阿多诺“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是与非》，《阴山学刊》，2011（3）

⑾李园园，《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视角》，《新闻世界》，2011（6）

⑿程金海，《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湖北大学学报》，2011（6）

⒀王继发，《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新闻界》，2011（7）

⒁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篇9

交互式电子期刊首先是以电子书的形式出版，即完整地呈现纸质版期刊，包括期刊封面、目录、论文、封底等各项。由于采用数字出版，不存在传统出版的印刷成本问题，电子期刊就能轻松地将彩色图片呈现给读者，从而避免纸版黑白印刷带来的曲线层次不清、扫描照片边界模糊等问题。电子期刊绕过了印刷环节，出版周期大为缩短，制作成本大幅下降，并能够节约纸张、保护树木，在倡导环保低碳的今天是极受欢迎的，避免了纸质期刊的滞销和资源浪费问题。此外，电子期刊无需纸版的发行流通过程，无需仓储空间，这也极大地降低了期刊的流通成本。读者通过互联网就能随意地浏览和购买电子期刊，十分方便，有利于期刊在国内外流通，提高国际影响力。电子期刊虽然以整本书的形式发行，但通过各类搜索引擎，可搜索到整本期刊，也可通过定位关键内容直接搜索到单篇文章，也就是说读者可以选择全书阅读，也可以选择单篇浏览。

2提供在线辅助信息

交互式电子期刊除了呈现论文本身，还能提供丰富的在线辅助信息。在线辅助信息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比如对外文的即时翻译，通过点击文章中的任意单词或者选择语句段落，即可实时地将文字翻译成不同的目标语言；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更形象的表达，三维动画实验流程图、实验设备实物照片、分子结构立体图、动态数据等均可链接于正文中合适的位置；建议可阅读的参考文献著录项目，以及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过程、计算程序、框架图、结构图、详细注释、统计表等[3]。对于正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能直接弹出引用的原文片段以及链接到提供全文的网址，方便读者核实信息、加深理解。在线辅助信息对于提高学术论文的完美档次是非常有必要的。电子期刊提供在线辅助信息，一方面给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全面、更广泛的信息，为科研创造了更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把编辑的工作成果更加具体地呈现给读者和作者，提高了编辑的工作积极性。

3读者自助直接在线出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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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期刊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组织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科技期刊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要对行业、学科、地域特色、主管主办单位等方面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出版环境、受众利益，以及内部员工成长等负责，这些社会责任中既包括大众认可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出版文化责任，也包括新兴的科技创新责任。

一方面，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媒介，传播科学技术信息、担当科技创新历史责任是其首要的社会责任。从媒介属性来看，科技期刊属于专业性媒介，应承担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信息的重任，重视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经营。同时，科技期刊又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办刊方针和办刊宗旨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办刊原则必须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基本准则，以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工作方针、引导学术研究方向、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科技期刊的运营过程中，必须遵守出版行业准则和出版物流所涉及的商业伦理，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对接，积极倡导科学伦理和构建健康的学术环境，以及发现、培育和促进人才成长等。这是社会在道义上、法律上对科技期刊的要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技期刊是通过生产流程产生的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如通过知识的传播、交流、转换、存储等来显示其价值。因此，它具有经营性和赢利性。而且，作为一个经济体，科技期刊最基本的责任是生存和发展，实现履行经济责任，即获取经济利益。可以说，自身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既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源泉，也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唯有自身先成长起来，使期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大化，才谈得上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最优化。

二、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基石

品牌是科技期刊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观念存储和心理认同的结果，品牌是衡量科技期刊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缔造品牌有很多种方法，但仅靠表面宣传缔造出的“品牌”缺少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含量，不能长久，只能称之为“知名度”。品牌的“品”字是由三个口字组成的，代表了品牌成长的三个阶段，笔者以为:下面两个“口”代表了品牌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即建设“合格品牌”和建设“知名品牌”两个阶段；第三个“口”是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即建设“美誉品牌”阶段，这也是品牌建设的最高境界。在品牌建设的三个阶段中，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期刊文化，赢得读者和作者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科技期刊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

首先，在建设“合格品牌”过程中，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合法生存的依据。将品牌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合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科技期刊刚刚创刊，或者说刚刚起步，发行前景还不是很明朗，品牌处于被公众认识和接受的阶段。这时，科技期刊要想生存下去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承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等基本内容。论文质量是科技期刊品牌的生命，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才能创造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品牌。

其次，在建设“知名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在建设“合格品牌”的阶段，科技期刊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当品牌建设发展到寻求“知名”的时候，科技期刊则需要承担其他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创知名品牌的过程中，社会责任作为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在面对社会和学术热点事件时能够抓住机会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主动创造机会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例如，在突发事件报道面前，科技期刊虽然时效性弱于新闻媒体，但可以通过向相关专家学者组织系列稿件，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其报道的深度和力度是其它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这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充分发挥学术导向作用，从而为科技期刊赢得外部良好的评价和树立责任形象。

其三，在建设“美誉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永续经营的社会资本。科技期刊的社会资本是指科技期刊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市场资源并由此获利的能力。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科技期刊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读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程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科技期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科技信息和服务外，更多的可以靠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

三、基于社会责任的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

⒈引进来：努力提升论文质量和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科技期刊是现代科学技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角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能起到繁荣学术争鸣、传播科技知识、沉淀科学文化、凝聚专家学者的作用，科技期刊也正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需要而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对科技期刊来讲，产品就是学术论文，“文章好是硬道理”，没有具有权威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则不可能给读者提供有用价值，更谈不上塑造读者信赖的期刊品牌。

科技期刊必须要注重引进高质量科技论文，并且在论文审稿过程中，坚持创新性、重要性、关注度和原创性的筛选原则，要会聚行业内最重要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行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编辑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选题组稿，要尽量增加计划选题的力度，扩大约稿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获取优秀稿件方面争取主动性，减少盲目性。编辑要力争到第一线去组稿、约稿，让那些真正代表学术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时间发表，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本刊。另一方面，要重视培育学术新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课题的完成都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大都在科研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生的论文也是科技期刊稿件的重要来源，对于提高科技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⒉走出去：搭建科普宣传新平台

多年来，国内科技期刊都希望把“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目标，不少期刊也采取了增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动、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但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能摆脱科技期刊固有特点的束缚――内容太专、读者面太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大众媒体记者对科技期刊关注度不高，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编辑缺乏经验和动力去将“论文”变为“新闻”， 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新闻与获取的公共平台，这使得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停留在专业狭小的圈子内，而不能扩大到广大公众中。直至2007年1月，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使两种媒体的沟通和科技期刊参与科学知识普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事实上，世界上主流科技期刊都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且运作模式相当成熟。例如，英国的《Nature》杂志，设有多名专职的新闻官，总在印刷出版前一周进行新闻，有来自全世界4000余名记者在其网站注册以获取新闻。《Nature》杂志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读者基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学家，但却通过科普化、新闻化，使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而是深入到广大普通大众中，为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对从事科学研究而言，不是终结，发挥效用、惠泽于民才是真正的目的。故期刊编辑不应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科技新闻的撰写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努力促进生产力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使科技新闻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⒊转观念：树立“读者本位”思想

科技期刊品牌美誉度依赖于读者对品牌的评价及其忠诚度，品牌影响力最终要影响的对象也是读者。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都非常重视对相关行业的依存关系，强调科技期刊的反映、交流功能，却忽视了其他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为作者服务，很少考虑读者的利益。科技期刊的读者和作者尽管主题上可能重叠，但本质是不同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需要。过分强调为作者服务，会失去编辑工作的独立性，使期刊失去持久的受众支持。

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期刊，首先要对社会有用，有用的标志就是有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读者愿意为此消费。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引导读者，而不是追随他们。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市场还远未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读者缺乏有效的引导，致使消费群体的大量流失，对学术期刊尤其如此。将办刊思想从为作者服务转到为读者服务，树立“读者本位”的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及向社会获得所需要的办刊资源。此外，科技期刊产业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科技期刊的社会适应性，为读者服务也有利于培育科技期刊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牌影响力。

总之，有责任才有品牌，有责任才有竞争力，有责任才有基业长青。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优势，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地提高自身品牌影响力，确实是一个值得科技期刊办刊人深思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YBA16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游苏宁：《应重视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J]，《编辑学报》，2008，20（6）：471

[2]宋咏堂：《论科技期刊品牌的内涵》[J]，《编辑学报》，2004，1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