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实世界中的事实和世纪性的巨变使许多人调整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它们对思想者和理论家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Gutman)在一本名为《自由主义的平等》(LiberalEquality)的书中说，密尔(J.S.Mill)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当时的资本主义优越得多，但是又坚持认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业制度，即是说，如果资本主义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还说，者不断指出现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将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而自由主义者则援引现今社会主义国家的记录，指出它们系统地损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对于两种制度的理想状况而言，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证据既末提供证明，也未予以否证。①

英国政治理论家、“分析的”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Cohen)在题为《社会主义和公有不可分吗》(IsSocialismInseparablefromCommonOwnership的小册子中说：“就‘社会主义’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称，值得人们为之献身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要求基本境况的平等……本世纪人们想用某种更好的东西来取代私有制，这种尝试遭到了大规模的失败，但这并不构成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原因。从历史的视野看，社会主义是年轻的运动，它太年轻了，因此现在还不是抛弃这种信念的时候。”[2]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论家来说，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还可以问：“它是暂时的，还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义与人性，那么，人们终究会回过头来拥护社会主义。

这一问题的急迫性，不仅出于现实，同时出自思想理论层面。

因为诺齐克(RobertNozick)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一书似乎对自由经济制度作了雄辩的捍卫，对社会主义的，甚至一般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作出强悍的攻击。柯亨回顾说，在1972年之前，他还从未遇到过他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应付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批评，但当他读到诺齐克的论证(以后完整地表述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时，他受到了冲击，感到不安和焦虑，似乎从教条的社会主义迷梦中惊醒。[3]

柯亨感到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跃马横刀，正面截击诺齐克。于是写了一系列论文，这些写于巨变前后的论文于1995年以《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Self-ownership,Freedom,andEquality)为名结集发表，它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斗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是本世纪末历史性在理论上的反映。柯亨紧紧抓住“自我所有”(seIf—ownemhip)这个概念做文章，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勇气。第一，“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是诺齐克捍卫私有制，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平等的出发点，而它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自然、具有魅力、无可辩驳；第二，马克思本人和者，都把私有制的批判建立在认可“自我所有”的基础上，原来，资本主义的死敌在攻击资本主义时，却依靠了它的前提，你看要命不要命?追根溯源，是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TwoTreatisesofCivilGovernment)下篇中最早使用“自我所有”这个概念：每个人拥有自己、自己的身体、劳动和力量，这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的权利；除非得到本人同意，其他人不能对他有权利；当一个人把属于自己的劳动和力量施之于自然无主状态的事物，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与对象相结合，从而使之成为属于自己?乃接胁撇；诖耍灯肟颂岢隽怂拿裕骸叭魏味鳎灰浅鲇谡钡那榭觯谜钡姆绞降玫剑旧砭褪钦钡摹！闭照飧龅览恚灰低品接校敌泄膊土云降戎敌性俜峙洌彩遣徽宓模蛭庋銮址噶烁鋈说恼比ɡK钥潞嗳衔谂灯肟四抢铮晕宜谐闪说贝炊握苎У幕＂?/P>

柯亨这样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当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时，他把劳动力买卖双方的关系看成和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是一样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成为自己所得，另一部分为资本无偿占有。“马克思说，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偷走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正当地属于他才会发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批判蕴含着，工人是自己劳动时间的正当拥有者：是他，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有权决定对这劳动时间的处理。但除非工人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他的劳动能力，他就不会有此权力……但者未能想过，只有认为同样的道理普遍适用，工人才是自己力量的恰当拥有者。因此，者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依赖于这一命题：人们正当地拥有他们自己的力量，此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这一主张……”[5]

事关重大，必须对“自我所有”动脑筋、下功夫。当然，能彻底批驳、全然否定最好，这就把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连锅端了。不过，柯亨毕竟有一份清醒，他知道连根铲除“自我所有”是办不到的，于是，他的战术迂回曲折，他的主张也有发展变化。《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内容基本是由柯亨以下三个论证所组成的。

论证一承认自我所有，但得不出私有财产台法和不平等的结论

柯亨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人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并不是人类诞生时就存在，生活、生产必需的外部资源必定是从不为私人所有变成为私人所有。

现在的问题是，诺齐克所赞成的、完全自由主义式的私有财产的形成过程是否合理?洛克从自我所有的概念出发，对私有财产的最初形成的合法性作了这样的说明：一个人只要将自己的劳动掺入自然存在的事物中，并留下了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别人，并且不浪费自己取得的东西，他就拥有了那些东西。柯亨同意诺齐克对这个原则的改造，因为是否浪费，是否留下同样好而且充足的东西给别人难于定义和说明。因此，占有无归属的自然物品的合法性，就看这种占有是否恶化了其他人的处境。

注意，柯亨并不是一般地阐述问题，而是和诺齐克论战。关键的地方是，柯亨指责诺齐克把洛克的限制性条件“处境没有变差”大大弱化了。诺齐克设想的情况是，如果某件物品不属于任何人，为大家公用，这时人将其据为己有，如果这一举动并未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比它仍为公用时差，那么此人的占有就是合法的。柯亨追问说，为什么只假设另外一种情况，为什么只与假定它仍为公用相比，为什么回避其他可能?诺齐克的诡辩就在这里，如果与其他假设情况相比，由于此人的占有而使别人受损立刻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为简化起见，设想一个两人世界，A与B在其中公用一切外部资源，A的收获为m，B的获得为n。当公有变为私有时，A占有全部土地，A获得了m十q，B获得了n十P，这里q＞F（大于或等于）0，这里多出来的p十q是由于A善于组织劳动，A与B有了新的分工而产生的。

如果不考虑B因为要听从A的分配变得不如从前自由，那么，照诺齐克的标准，A的占有是合法的，因为B并没有比如果资料公鹦鼯学舌时少得。这个模式足以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资本主义并未使无资本者过得比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差，他们当然有所失，比如自由，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机制中得到的则更多。除非无产者生活得比假如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糟，否则他们没有理由抱怨，没有理由废除这个制度。[6]柯亨的辩驳是，让我们考虑假如A未占有另外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不是继续共有，而是B占有。如果B的才干与A相当，那么他现在的所得就是n十q，A的所得则为m十P，万一B比A更能干，那么B的所得将是n十P十s，A所得是m十q十r，这里r和s均大于0。拿这和A占有的情况相比，B显然因为A的占有而受到了损失。只有在B的组织才能不如A的情况下，A与B的收获才是m和n。⑦

诺齐克和柯亨分别假设了两种不同的情况，这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两种阶级立场。这就好比一个老板雇了个伙计，老板的逻辑是，虽然我拿得比你多，但如果我不雇你，你的日子会更糟。而柯亨替伙计设计的道理是：怎么这么比，为什么不和假如我是老板，你是伙计比?但柯亨忽略了一个问题：谁承担风险?正常情况是，如果有亏损，老板仍需付给伙计同样的工资，损失将由他承担。

柯亨的上述假定和分析，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有一个明显漏洞(我真不知道它怎么会竟然发生)，在B占有的情况下，若B的才干不如A，情况不止柯亨设想的一种。总收获量当然会小于A占有时的m十n十P十q，可能是m+n，这和原先公有时一样，A、B所得分别为m和n，但也可能更糟，总收获量小于m十n，这时B必须照约定仍给A的m十P，而自己仅得n—P。n—P这个数值可能接近于0，甚至等于0，若小于0，则意味着B付不出他应当给A的m+n。经营者有赔老本的危险，这一点，柯亨是避而不谈的。

实际情况当然比以上简化模式复杂得多，有两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第一，如果A的占有不是靠暴力的强迫，那么B的所得不应由A单方面指定，而是商议之后B同意接受；第二，可以设想人们轮流占有，而各人所得有多有少，经过一番优胜劣败的竞争，最后的关系稳定在最优化的组合上，即每人所得都比以前多。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会平等，但考虑到风险、才干和运气，要证明它不合理和不正义会比柯亨设想的困难得多。

论证二平等和自由相容

上一论证是驳议，说明以自我所有为前提，推导出财产的私人占有(它将导致不平等)的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第二个论证是要正面说明自我所有(在目前的语境下即自由)与平等并不矛盾，现在作出一种回应，即认为与诺齐克所说的相反，自我所有与条件平等相容，因为诺齐克所辩护的不平等依靠把自我所有和对于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原则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自我所有和对于世界的合作所有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不平等的倾向就可以消除。[8]柯亨的论证方法是设计出一个两人世界，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同时合伙性地共同拥有一切外部资源。

在这个两人世界，Able能生产出生活所需品，以及更多的物品，而Infirm则什么也不能生产，但因为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资源都为两人合伙共有，因此Infirm虽然在生产活动中不能起正面作用，却拥有否决权。柯亨排列出一切可能情况，其中与目前的论证有关的是第四种：Able能生产超过两人所需的东西，但对于超出生活必需的那一部分如何分配，不能由他说了算，如果在这一点达不成协议，结果是不生产，两人都饿死了；以及第五种：Able不但能生产多余的东西，而且其生产数量也可调节，这时，两人不但对如何分配，而且对生产多少都必须共同商量，取得一致。⑨

由于两人都是自利但又是理性的，因此这个体制能够维持下去。这里的要点是，虽然东西全是Able生产的，但这一点与他能得多少无关。Infirm只控制了生产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他对如何使用土地可以投反对票)，Able控制了两个条件，但他并没有在两人的讨价还价的协商中占便宜，这种合作所有阻止了能干的一方由于多劳而多酬，往后可能发展出的差距和不平等也无从谈起。[10]柯亨现在可以说：看，我就是能设计出一种体制，人们虽然在其中自我所有，但只要生产资料是合作共有，就可以避免不平等。

对此，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反应：这算什么自我所有?坚持合作所有，就达不到自我所有的目的和效果，如果没有别人的同意我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还能算我拥有我自己?Able和Infirm难道不是不仅共同拥有世界，实际上也相互拥有了吗?这说明对外部资源的平等拥有，会使自我所有无效，或者说使自我所有仅仅在形式上存在。它并没有被消灭，但是没有用处。就像你有一个拔塞器，但从不让你有机会靠近酒瓶一样。[11]

这个反驳看来是致命的，但柯亨自有应对之道，他甚至还在等待着这样的驳话。他说，我所设计的体制中，自我所有确是形式上的，但我现在是和诺齐克辩论，为了辩论的目的，这一点却足够了。

你诺齐克不也是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第三章，设想了一个不幸的无产者Z吗?他只能在要么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要么饿死之间作选择。你说Z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自由的、自我所有的，但那不照样仅仅是形式，他的别无选择不是同样说明他拥有的自由派不上用场，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12]柯亨说，诺齐克在辩论中面临一种两难推理困局：他要么收回自己的断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货真价实的；要么承认自由可以与平等不冲突，因为在Able和Infirm的两个世界中，Able的自我所有至少有诺齐克书中的Z那么充分，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产生不平等。[13]

柯亨在论证二的结尾处说，其实，他相信大家都希望Able和Z有更大的支配权，社会主义者向往的模式不能是这个论证中的那种合作共有。他真正想说明的是，诺齐克的那种自我所有并没有多么特别的吸引力，而社会主义者也应该追求另一种平等，它比合作所有更有利于人们的自主(autonomy)。[14]

由于柯亨第二个论证的论战色彩太浓，因此没有必要作认真辩析，但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读者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站在诺齐克或柯亨一边，你把诺齐克迫得说不出话，并不会使人信服你的立场，别人很可能认为，你和诺齐克的自由都不是真自由；第二，不论从柯亨的个人政治哲学信念看，还是从人类一直抱有的希望看，正面解决自由能否与平等相容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就算柯亨真正将了诺齐克一军，人们充其量认为他在辩论上占了便宜，但同时会产生另一印象；二者的融洽确实难于做到，这对柯亨的基本信念相当不利。

论证三质疑自我所有原则：它真是那么好吗?

柯亨在论证和论战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向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本身发起攻击，太有必要了。但他同时又清醒地看到，正面批驳它不会成功，于是退而求其次：减少它的魅力。“另一种反对的方法是表明，自我所有不同于它所混淆的其他条件，它用这些条件来说明了一些对它有利的东西。这并没有驳斥自我所有这个主张，我认为它是不能驳斥的，但若我的论证有理，能减少这个原则的魅力，使许多人不在忠实于它。”[15]这就是柯亨在论证三中采取的策略。

柯亨说，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如果否定自我所有原则，就相当于全部或部分地许可奴隶制度，就会限制人们的自主，就会把人仅当成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柯亨分别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和前面一样，柯亨仍然以诺齐克为假想敌进行论战。

在柯亨看来，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所有原则，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因此没有义务为他人服务和生产。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诺齐克认为，强制性、非契约性地(即不是个人自愿地)为他人尽义务，就是剥夺了一部分人的自我所有给别人，实质上就是程度不等的奴隶制，比如在福利国家中对富人征高额税以帮助穷人，就是变相的、程度较低的奴隶制，因为国家剥夺了本来属于个人自己的东西。

柯亨首先争辩说，强制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把强制一概而论说成和奴隶制一样。比如，一个人明明无罪，但被强力拘禁了五分钟，这与长期监禁有巨大分别。长期监禁决不合理，但有时为了社会秩序短期拘留一个无罪的人，却是合理的。重新分配式的征税决不像诺齐克说的那样，是和奴隶制一样的强制劳动。”他然后引证雷茨(JosephRaz)的例证说，如果一个人X不是出于契约要给Y做事，由此并不能得出，别人就像奴隶主一样地支配了X的劳动。

比如，如果我的母亲病了，我应当帮助她，但这并不是说她可以像奴隶主一样不受限制地支配我的劳力。“总之，我们可能都有彼此间的强制性义务，这并不蕴含着任何人有支配任何人的奴隶主般的权利。确实，这种义务构成了再分配国家的规范性本质，在这样的国家里，在某些方面没有自我所有，但也没有奴隶和奴隶主那样的关系。”[17]

接下来，柯亨批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自主的主张。他说、在目前的语境中，自主指人的一系列选择，但它是一个程度问题：[18]

所以应当这么表达：在普遍、完全的自我所有之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有更多的自主。但也有充分理由假设，至少，在一个人们的才能不同的世界里，自我所有是敌视自主的。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自我所有所授权的自我追求会产生无财产者，他们的生活前景太受限制，不能享受对自己生活的实质性控制。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要享受合理程度的自治，就有必要对自我所有加以限制。即使在个人才能相等的世界，自我所有也不能佼自主达到最高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一些人，甚至所有人的自主要小于那些自女所有受到某种限制的人。如果我们之中没有人有权利做某些事，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在自主方面受益。

柯亨论述的第三方面是反驳把自我所有等同于不把人当工具，他所针对的是诺齐克的这个断言，他所肯定的权利反映了康德的基本原则：个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不能牺牲他们，或用他们来达到其他目的。柯亨说，康德的原则并不蕴含自我所有原则，这个原则也不蕴含康德的原则：[19]

国家通过税收强制身体好的人生产多于他们需要的东西以维持身体不好的人的生命，否则他们会死，这是反对了自我所有原则，因为自我所有蕴含着，人没有这样的义务，不是基于契约让别人用你的力量……但是，反对自我所有，我又是忠于康德的原则。因为，虽然我认为身体好的个的劳作应当作工具使用，如果必要可违反他们的意志，以便让不幸的人得到供给，这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不关心身体好的人。除了别的，我可以认为，他们应该提供所说的服务，仅仅因为我也相信，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们的生活，因此，抛弃自我所有并没有抛弃康德的原则，可能肯定康德原则而抛弃自我所有。

反过来说，肯定自我所有而抛弃康德原则也是成立的，因为遵奉自我所有的权利并没有蕴含着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但康德关于对待他人像目的的教导，一定包含着以特定态度对待人的要求。

比如，对于服务员，我与他的关系只是接受他的服务，即把他当手段，但我也尊重他的自我所有权利。当他晕倒在地时我可以不去救助他，继续把他当工具(若当目的则必须救助)，这并没有侵犯他的自我所有权。”

在这三个方面的论证中，柯亨的论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

我们暂时不这么做，只对他的基本思路提出质疑：就算你证明了自我所有并不是那么好，那又怎样呢?不是极好就一定是不好吗?怎么不研究一下，万一没有自我所有情况又会怎样呢?固然，在柯亨看来，自我所有不怎么高尚，它不强调利他、助人的一面，但保障每个人固有的东西不是更基本吗?柯亨主张，为了弱者的利益可以部分地侵犯、剥夺强者的自我所有，照这个逻辑，只要没有致命危险，我们是否可以强使正常人分一只眼睛给双目失明的人，强使人把部分器官捐献出来?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给人们的最大教益是，一样东西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有了它情况会多好，而在于，一旦没有它，情况会多糟。与自我所有相同的问题也可以问：民主有多好?你可以尽情退想极美极好的东西，指责自我所有离它甚远，但你那美好的东西一点基础都没有。二十世纪给人的另一最大教训是，当人们耽溺于最美好的向往时，最基本的东西反而被剥夺了。自我所有显然不能造就人间天堂，但如果切实尊重它，倒可以避免人间地狱。想一想本世纪几次最大的人类灾难属于哪一类，就可知此言不虚了。

结语

当我于1986年第一次到牛津时，我选听了柯亨主持的系列讲座。我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柯亨的是典型的学院派，其特征是：为理论上自圆其说，不顾情理，不管实际。

其实，马克思本人就有这种特征，当他以黑格尔式的逻辑无情地演绎他的体系时，他没有考虑，为了平等而公有，当人们没有自己的东西，当人们不能把劳作和报酬直接挂钩时，他们还会有多少积极性；他也没有考虑，为强制推行平等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集团和一个人，他们是否靠得住?是否会产生权力的异化?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说明，以上两个问题是致命性的。

柯亨比马克思还进了一步(他在本书中指责马克思实际上不愿与资产阶级价值决裂，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考虑平等，而他宁愿在物质不足的情况下就谈平等。“就此而言，他不是正统者，而是式的穷过渡型的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他实际上是在责难马克思：你反对资本(生产资料)私有，但又承认并坚决捍卫劳动的私有，岂不是双重标准?更彻底的逻辑是，要么全部公有，要么彻底私有。柯亨选择的是彻底反对私有，不留一点余地。这就有一个在情理上能否讲得通，在实际上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十分激进的革命口号：“剥夺剥夺者!”理由是他们非法占有了工人的劳动。柯亨对此还不满意：什么?你说剥夺了工人的劳动，难道这不是承认工人有自己私人的所有物：劳动?他担心，一旦承认人们拥有自己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合法增繁和转移，就会造成贫富差距，就会形成不平等。于是，他主张压抑和剥夺有才能者。这比马克思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是主张剥夺现实的压迫者、剥夺者，因为他们造成了不平等的悲惨状况。柯亨则主张剥夺潜在的、有可能造成不平等的人，将不平等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比这更早，消灭于胚胎形成之际和形成之前。按照这个主张，当盖茨(BillGates)退学从事电脑开发和经营时，就要限他，甚至早在觉察到他有异常才能时，就要压抑他。他的智慧和于是他的自我所有，在柯亨看来是可以不受保护的，他关心的这智慧和才干有可能使其拥有者成为巨富，到头来不平等。但谁决定谁该受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才会避免产生不平等呢?这能发生在一个能与奥威尔(GeorgeOrwell)的《一九八四》相媲美，类型有点差异的世界。这是一幅远比Able、Infirm的世界更不能受的可怕图案。

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思，《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的最后一章以沉痛的心情反省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但作者完全不谈失败的经验教训，完全不提这种失败早在哈耶克(FedrichA．von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就有精当的预言和透彻的分析。对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弦更张、更寻新路，他十分不以为然，他从左的方面质疑市场社会主义。他主张挖掘和发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因素：彻底斩断所得和贡献的联系。“马克思对按贡献所得的责难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构的主义(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特征。”[22]马克思批评按贡献所得的原则，因为它会产生不公正的不公等。[23]“马克思不怀疑，按贡献所得确实是资产阶级原则，它把一个人的才能当成是自然的特权。按贡献所得尊崇自我所有原则，再没有什么原则比这更资产阶级的了。哥达纲领批判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教训是，它一方面去除了由资本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平而同时保留了个人能力的不同所引起的收入不公正。”[24]

篇2

    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计算机考试软件系统的开发、试题库的准备和及时更新、计算机硬件设备的配备与调适、考场和场务人员的安排与协调等工作,需要教学单位(一般为思政部或学院)、教务部门、设备处及计算机中心等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才能顺利实施。南京林业大学率先对面广量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机考模式试点,进行了初步的实践与探索。具体来说,这一过程包括以下环节:

    1.前期充分调研。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专门成立了以主管教学的副主任为组长的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机考模式的实施在我校尚属首次,但全国兄弟院校已经开始了先期探索。为了充分了解机考这一新的考试模式,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先后对已经实施机考模式的淮海工学院和常熟理工学院两所院校进行了实地调研,对两所院校机考模式的机考系统、试题库构成、考试成绩分布、学生成绩构成比例、具体组织实施步骤、经验与体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掌握了大量一手的数据资料,摸清了现有机考模式的基本情况,掌握了机考模式的实施运行情况及其中存在着的问题,为我校进行机考模式的改革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有益的经验借鉴。

    2.申请教改项目立项。在全校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必须取得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特别是教务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为此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首先积极与教务处和计算机中心进行协调,取得了教务处的首肯,并得到计算机中心的软硬件支持,为机考模式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的建构与实践”为题,成功申请了学校教务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立项支持,得到首批立项启动经费,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开发机考软件系统与试题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项目立项后,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立即启动了项目的研发工作。首先,经过分析综合,制定了适合我校具体情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改革整体实施方案,对机考软件系统的开发要求、试题库的开发与构成、总评成绩的构成、考试的组织实施等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设计。其次,在比较直接购买机考软件系统与自主研发机考软件系统利弊之后,认为直接购买机考软件系统成本较高,且受制于人。而自主研究机考软件系统灵活自主性强,成本较低,因而选择了自主研发机考软件系统。我校选择了一个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公司,并与之签订了机考软件系统开发协议,确保按时开发出符合要求的机考软件系统。再次,将部里教师按任课情况进行分组,组成了四门公共必修课试题库开发小组,按照试题库开发要求,具体负责试题库开发工作。

    4.分步骤实施。经过反复修改,历时一年多,机考软件系统和试题库开发完成,机考模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为了确保机考模式顺利推进,减少不必要的风险,采取了分三步实施的策略。第一步,组织部分学生模拟。为了测试机考软件系统与计算机网络的运行情况,了解试题库对本校学生的适应性及考试成绩的分布情况,首先选择了试题库比较完善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两门课程,每门课程用400名学生进行现场上机模拟考试。模拟结果证明机考软件系统与计算机网络运行稳定,考试成绩成正态分布,区分度较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二步,在部分课程中进行试点。部分学生模拟之后,针对模拟过程中试题库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修改完善。在充分准备、精心设计和做好预案的基础上,于1011年底,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两门课程中正式进行机考试点,并取得了试点成功。第三步,全面推行。在前两门课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于1013年6月在所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中全面推行机考模式。由于参考学生量大(8000人左右)、时间长(历时四天)、计算机中心条件有限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机考模式改革协调小组对考试的监考教师安排、考场安排、考试时间安排、考场纪律要求等具体教务工作与教务处、计算机中心进行了周密的设计,做好预案,确保本次全校机考模式得以顺利实施。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机考模式的优点

    在实施机考模式改革的过程中,与传统书面考试相比,机考模式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节约纸张,低碳环保。传统的书面考试印制试卷需要大量的纸张,特别是对于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更是如此。以我校为例,每年校本部和南方学院每门课就有6000名左右的学生,共四门必修课,以每门课试卷最少需要6张16开纸计算,就需要144000张16开纸,这对森林资源将是一个不小的破坏。机考模式实行无纸化考试,可以充分利用学校计算机中心现有的网络和计算机设备,一方面是提高现有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是节约了大量的纸张,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可以做到低碳环保。

    2.减化组织协调程序,大大节约人力资源。在原有的考试模式中,每次考试前首先需要教务部门安排考场,由于每次每门课程参加考试的学生有1000人左右,且考试时间需要两个小时,半天时间只能进行一场考试,占用了大量的教室资源。其次需要安排大量的监考人员。以每个教室两名监考人员计算,每门课程需要大约100位监考人员。由于本部门无法满足监考要求,需要经过教务部门和各院系协商确定监考人员,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和疏漏。采用机考模式以后,可以大大减化程序,减少监考人员。由于考试全部在学校计算机中心进行,毎场考试只需要1小时,一天可以安排6场考试,本部门的教师完全可以满足监考需要,本部门完全负责安排考场和考务人员,只需要考试系统维护人员和计算机中心电脑维护人员即可,大大减化了程序,减少了监考人员。

    3.减轻了教师工作量,使教师有更多时间来钻研教学改革和开展科研工作。在传统的考试模式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仅教学任务重,而且由于是大班教学,所以阅卷的工作量也特别大,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实行机考模式后,学生完成答卷并提交试卷后,计算机自动阅卷、评分,完成分数统计和考试结果分析等工作,既增加了评卷过程的公平性,也省却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大大解放了教师,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钻研教学和开展科研工作。

    4.使考试更加公平公正。原有的书面考试模式,虽然也制定了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但难免没有人情分,对于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学生来说,显然很不公平。此外考试过程中,作弊现象也不少见,机考模式现场由计算机随机从已建立的试题库中抽取题目自动生成试卷,考生一人一机进行闭卷考试,每位考生的考题各不相同,但结构相同、难度系数保持一致。这样一方面由于考试时间短,学生没有时间作弊,另一方面由于每份试卷不同,学生也无法作弊,保证了考试的公平性,有利于优良考风的形成。考试结束后机考成绩立即生成,避免了很多人情关系,学生十分认可。平时成绩的获得也是有据可查,主要根据课堂表现、作业、课程论文来进行评价。所以学生普遍反映机考模式更加公平公正。

    三、机考模式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及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实践证明,机考模式相比于传统的考试模式,显示出许多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1.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机考模式主要采取客观题的形式,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有固定的标准答案,有利于实现考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利于加强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认知,特别是有利于学生掌握中国近现史、原理和中国化理论,但这些客观题无法考察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利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建议在采取机考模式的同时,增加一部分材料分析题,任课教师可在课程结束前利用上课时间通过PPT展示,学生当场做题,不需要另外安排考场,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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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人塑才以立德为先”是基本的人才培养规律

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承担着“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社会满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责任。“社会满意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应包括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综合人文素质及良好的职业技能等。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高职高专作为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只要突出职业技能教育即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应该大量减少甚至取消。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受其思想观念支配的，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培养出来的人才即便具有良好的职业技能，也谈不上是高素质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应根据“育人塑才以立德为先”的人才培养规律，积极发挥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明确的政治导向功能，通过课程内容的教学，能够提升高职高专学生的精神品位，丰富其心灵世界，使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一些人就业之后发展缓慢甚至遭受挫折、失败，问题往往不是出在专业知识和技能上，而多是出在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上，即综合素质上。而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教育教学使学生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他人、社会和集体的关系，成为有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的人，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

二、传统高职人才培养改革培养模式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教材难以适应人才培养需要

课程目标定位的针对性和职业性不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不鲜明，难以适应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改革目标。企业岗位或岗位群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并没有成为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设置的重要依据，因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定位与高职高专教育的就业导向相距甚远。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

一些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高等职业教育混同为一般的高等教育，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的特点，不能承担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德才兼备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社会责任。此外，在教学方法上也较为单一，一般都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重“灌输”而轻“渗透”，重形式而轻效果，没能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内容未能贴近生活，未贴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情况，因而难以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再者还存在重“课堂”而轻“实践”的现象，致使教学形式流于盲从。

(三)实践教学未与其他学科实践教育形成有机统一整体

现在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都实行“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一般采用课堂实践教学及社会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这些实践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实效性有所提升。然而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存在的问题是流于形式，未能很好地与行业背景和学生专业、职业背景相结合，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在整个实践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未与其他学科实践教学如实习实训相结合，而是自成一体，这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割裂了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的有机联系，没能形成一个实践育人的有机整体。

三、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改革模式改革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效性的对策

(一)重新定位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

结合上述目标，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重新定位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保持一致，确保最大限度地将国家意志转变和内化为高职高专学生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从而体现该课程的政治导向功能;二是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主动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凸显其高职特色;三是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实际，使教学过程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树立职业教育

理念，进行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树立起职业教育的理念，在教学中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在教学的各个环节结合高职院校学生实际及职业教育改革的目标，针对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其次是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教师在教学当中要结合自己所在院校的行业背景，并结合所教授学生的专业背景，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如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将行业、企业、职业等要素融入课程教学，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促进学生知识、技能、职业素养协调发展。三是要进行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创新。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对话式教学，积极开展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场景教学、模拟教学等。

(三)立足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突出职业道德教育

在具体的教学组织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结合行业和专业背景，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突出职业道德教育。首先，加强职业规范教育，培养职业道德观念。要重点进行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教育和训练，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观，培养其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以诚信敬业作为重点。其次是加强职业意识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和创业观，树立职业自豪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三是加强职业心理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整合有效资源，形成有机统一的实践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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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多种思想产生了交汇、碰撞和融合，进而引发了价值观向多元化发展，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传入和扩散对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判断标准，因此造成我国当前新一代国民的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等，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高校作为思想和文化最为开放的地方也必然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因此大学生对传统的思想政治观念失去了兴趣。

1.2高校思想政治师资队伍建设不完善高文化、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学效果的基本保障，虽然我国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再明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整体不足，尤其是缺乏既有教学热情又有人格魅力的教师。

1.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落后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下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分析，其教学过程占据的重大的比例，尤其是课堂的教学内容、老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这些是用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课堂当中，因此对课堂的吸引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所获取的信息和知识更多的是来自网络，传统而单一的教学课堂明显不符合当前时代的要求。虽然高校已经普及了多媒体教学课堂，但是多数老师也只是简单的播放一些文字性的文档，没有深入发掘多媒体工具的教学作用，因此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

2.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吸引力的策略

2.1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制度当前多数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学生在考试之前甚至不需要复习功课，在考场上随时翻阅课本找出答案即可，甚至有的学生使用手机查找相关题目。因此高校必须改变以往开卷考试的制度，对于学生来书闭卷考试可以逐渐改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进而改变学生日常的学习规范，可以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有系统性的理解和掌握，而且闭卷考试可以提高学生公平、公正的意识，而且也有助于学生养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2.2思想政治教学联合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将课堂中讲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课堂效率，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兴趣，因此思想政治老师要与学生的管理人员加强沟通，通过了解学生实际的生活习惯并运用到课堂当中，唤起学生的听课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老师要通过学生的管理人员深入了解学生当前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以及行为准则，并引导学生讲课堂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并在班级设置思想政治宣传部，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社团以及校园的辩论赛等，老师要对工作中不合理的地方及时的纠正，使学生深刻理解的价值指向，帮助学生塑造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观。

2.3加强思想政治师资队伍建设高校要采取公开招聘的方式吸引高文化、高素质的人才，要以德才兼备为基本条件，把以德为先确定为基本原则，要严格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应聘人员实施择优录取。尤其是引进坚信信仰并热爱事业的人才，使用内行人才来组织和设计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

2.4改善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当中，老师要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技术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可以在多媒体课堂当中播放当前的新闻事件加以评论，让学生自己讲述对事件的看法，以情景来感染学生，强化思想政治教学效果。思想政治教师要充分发挥网路教学的优势，建立红色网络平台与学生开展网上学术交流，可以让学生在网上提问题，老师要做出及时的回答，帮助学生解答心中的疑惑，而且网上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素材，老师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题材上传网站平台，供学生观看和学习，进一步拉近学生和思想政治教学的距离，提高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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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未经过艰苦斗争的革命年代的洗礼，意识不到如今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往往缺乏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居安思危的意识，自身承受力与意志力薄弱。不少学生习惯于“两耳与不闻窗外事”，诸事由家长“包办”“代办”，忽视人际交往能力培养和环境适应能力训练，甚或出现家长到学校“陪读”的现象。大学生在碰到困难挫折后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无所适从，出现诸如失眠多梦、情绪低迷、精神不振等症状。这极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化，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学习处事态度与坚强不屈、不畏艰难的生存勇气。当代大学生德育观上的种种不良表现，不仅影响我国的人才质量，而且影响国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影响“中国梦”的实现。因此，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就不仅仅是个人成长成才的需要了。

二延安精神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应用的路径

1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延安精神教育的有效衔接

对大学生加强延安精神教育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帮助大学生端正理想信念态度，以解决大学生道德失范的方向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主要阵地。进行德育教学时充分挖掘《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教材中的有关延安精神的素材资源，将伟人故事、英烈事迹、红色经典歌曲、宣传影片等关于延安精神的内容衔接到系列教学内容中，使延安精神入课本、进课堂，从而帮助大学生了解并领悟延安精神的深刻思想内涵。大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时，一方面要打破已有的观念，树立符合时代需求的新观念，不仅学习本专业的知识，而且要涉猎其他专业的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行；另一方面要以扬弃的态度对待新思想，吸收精华，不断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

2以榜样示范拓展延安精神内涵

张力高校教师承担着社会信息传递、知识传播的重要任务，学校须以延安精神为指引抓师德师风建设，用更多的精力、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始终把以学生为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贯彻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中去。在满足学生不断提升的求知需求水平的同时，教师需努力提升自身治学能力，用高尚的人格感化学生、用广博的学识影响学生、用求是的作风感染学生、用扎实的基础教育学生，达到榜样示范的良好效果。因此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老师的个人修为对德育水平影响直接，对学生群体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这要求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结合时展现状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疏漏，进行有针对性的全面分析与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结构完善、论证严密的理论成果与学术著作等，从而为延安精神不断注入新的思想活力。

3以艰苦奋斗精神培育

大学生民族复兴使命感我们党革命历程走的就是基层群众路线并靠艰苦奋斗取胜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也是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懈艰苦奋斗发展的。当代大学生身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需摒弃“眼高手低”思想，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精神去奋斗发展。在当前激烈的就业竞争大背景下，大学生须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服务乡村，走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奋斗之路。在进行德育教育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在践行延安精神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不仅可以保持大学生干部和党员道德思想的先进性、模范性，也借此能够最大范围、最广程度地影响更广大学生的思想水准、意志品质、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等精神层面。通过大学生的基层群众路线教育使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在大学生群体中得到根植与传播，培育大学生的优良道德品行，并使之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4开拓德育教育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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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的本质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价值观培育

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起初只是家庭关系和血缘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人进入一定的地缘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道德关系之中。在这些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下，人慢慢掌握一定的社会文化，学会参与社会生活，逐步由自然人转变为扮演多种社会角色的社会人。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形成和丰富的过程。因此，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每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也是接受社会影响、教化的过程，同时人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塑造自己。“社会与人的这种不可分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只能是先接受社会中已有的知识、观念、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从事独立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价值观教育无时无刻不渗透于人的活动之中，对人的价值观发生作用。”［2］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社会不可分离，而价值观教育渗透在人与社会的互动与交往之中。社会对人所具有的先在性特征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价值观的培育具有可能性。

（二）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看价值观培育

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和不掌握的先进意识、政治意识；二是指“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列宁的灌输理论实际上是强调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学习、宣传、培育等自觉的方式才能掌握。尽管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在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工人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灌输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无产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自会的，同样需要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培育才能确立起来。但不能将灌输理论简单地与教育的具体方法等同起来，认为灌输就是填鸭式、生硬说教。任何时代的科学的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时代精神，这种价值观也不是自发的、自然的演进过程，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就必须进行科学的教育。因此，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也需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才能形成。

（三）从中西方价值观培育的实践看价值观培育

古今中外的价值观培育实践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价值观的培育，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的思想，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克己复礼为仁”，把恢复周礼作为“仁”的目的，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德政。这些思想成为儒家政治文化“三纲五常”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儒家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逐步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还提出了一些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在家庭教育上，以“孝”为核心，讲究孝亲。在此基础上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国家，形成完整的“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在个人修养上，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和内省。为了培育封建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统治者极力推崇《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经书。为了使经书的内容深入民心，为广大群众接受，历代统治者还进行了核心价值的大众化工作，编写了《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通俗易懂的书籍，传播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理论探索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西方政治和道德的内在价值和基本原则。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确立核心价值观的不可侵犯，另一方面通过国民教育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普及和强化。在美国，道德教育经历了从主张道德相对主义到提倡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反映出西方学者对学校教育的反思和对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认识。在英国，从2002年8月起，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正式成为中学阶段的法定必修课。英国剑桥大学戴维哈格里夫指出：“所有学校都应开设一种专为多元文化社会制订的共同公民教育课。这种社会需要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观以产生国家内聚力所必需的粘合剂。”［4］英国执行官员尼克塔特在《课程中的精神与道德》中指出：“道德相对主义应该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即我们认为社会中存在道德事实，一些道德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组成我们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应该传授给青少年。”［5］在核心价值观的普及方法上，许多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以简单机械的道德灌输、知识学习的方式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效果较差，西方教育学的一些流派如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教育理论、道德两难判断等将多种教育方法与品格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社会中心课程观”和“知识中心课程观”的消极影响，过分注重社会因素和知识的作用，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主体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学科的发展。“社会中心课程论”重社会整体，轻个体。离开独立的大学生个体抽象地谈论社会，难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而“知识中心课程观”以知识为重要支柱，片面强调思想政治理论间接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需要、兴趣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总之，无论是“社会中心课程观”还是“知识中心课程观”，都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发展，落后于时展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从这种片面的课程观中走出来，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科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观的指导。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缺陷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是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是教育目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五个方面的课程目标中，有四个是涉及世界观方面的目标，对价值观的关注程度不够，这种课程目标不利于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缺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相关价值观目标。随着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人类已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容易被忽视，这一缺陷很显然是与时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第三，缺乏审美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随着物质的丰富多彩，大学生对审美价值观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不够。第四，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缺少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精神的培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一方面的缺乏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

（三）课程内容忽视差异，存在偏差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是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制定的，它体现了课程目标的要求。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不难发现存在下列问题。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价值观培育方面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比较大，但国家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忽视了各地区、各省市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针对性不强。第二，课程内容比较注重课程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比较注重从理论层面阐释问题，而在结合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和在回应大学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课程内容缺乏说服力和针对性。第三，从本科所开设的四门课程来看，部分课程内容有重复的现象。如《中国近现代史》与高中历史就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同时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也有不少重复。这些问题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四）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课时不够课程设计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按照一定的课程理念和目标，以特定的方式组织安排课程的各种要素和各种成分，形成课程标准和课程教材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由国家层面进行课程设计的，总体来看，这种课程设计的规格高、科学性强。但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视角看当前的课程设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处理好大学与中学阶段的衔接。在课程设计上，高中历史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有重复，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也不利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第二，课程设置与学时的分布不够合理。在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理论教育课程设置了三门，为11学分，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有一门，为3学分。课程之间的课时分配也不合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一百多年的历史，只安排了2个学分，完成教学内容的难度很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由原来的两门课程合并的，但只有3个学分，完成教学的难度也偏大。最后，教材内容理论性的知识过多，需要一定的专业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有很多对理论的理解，但是在大专根本就没有开设《基本原理概论》，学生对的理解不深，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育人为本的课程观强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学生积极健康的思想品德的养成作为课程的中心。当前社会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竞争也日趋激烈，改革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号角，时代呼唤着大学生的主体人格和创造能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树立育人为本的课程观，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考虑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主动加强核心价值观的修养，提升思想道德品质。

（二）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建设

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要求我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目标的误区中走出来，以育人为本的课程观为指导，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加强课程目标建设：制定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目标；设定人与自然关系价值观方面的课程目标，引导大学生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审美价值观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提高审美素养；同时还要在课程中设定人与世界关系方面的目标，引导大学生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基本要求。在课程内容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学者们应该充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足和缺陷，在实践中丰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构成。针对当前存在的重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人生观等，而道德教育、政治实践、价值观教育相对较弱，教材内容重复的现状，改进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建设。而在教育过程中，教材内容出现的重复，更是需要联合多个部分协同解决。

（四）增强课程设计的科学性

课程设计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前提。因此，第一，必须深入调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知识储备，弄清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的教学衔接问题。第二，在课程设计上应坚持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的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培育人的活动，只有结合现实的社会条件，才能尽可能地促进人的发展。第三，课程设置与学时分配要科学。应适当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选修课的学分，让大学生有机会根据自身的思想品德状况选修课程。同时，应增加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学分，使之更加合理。在课程设计中应将以下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包括进去：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教育，二是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教育，三是科技价值观教育，四是人权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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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文化；取向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乃是创新发展中的审视和梳理。它以实践要求为根据，人文发展为背景，又以思维转型为依托，同时也是基于传统理路的局限以及对克服这种局限的理论逻辑要求。尽管传统的认识模式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实现超越和转换则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自觉。

一、实践要求的理性自觉

学者刘大椿在《当代我国哲学教育的错位》一文中提出了“知识大全的幻象”，用这样的话语描述了当代哲学教育存在着刻板性和独断性，“即视哲学教育为最高层次的知识教育，哲学教师为无所不晓的万事通。”从现实来看，这种反思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哲学教育的反映，更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现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体遵循着应试教育的规则，以“传授知识”为价值取向，教育活动追求以知识为本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运作反映的是学生获取知识的状况(不完全性反映)，它迫使学生对其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巩固、澄清和综合，而教师则是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使教育内容表达趋于经验科学化的倾向，即关于所认识对象的范围判断，存在可靠性、真理性和客观普遍性及其确证、价值等知识问题，通过对知识分析追求内容及其表达的严谨性和明晰陛，从而为命题即知识提供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框架。这样只能导致：第一，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把握是抽象的、思辨的，并试图在知识阐述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和程式，追求其绝对本质、绝对来源和绝对标准，从而致力于探究知识、真理绝对可靠性、普遍性和明证性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把其放置在社会生活实践存在境域去考察它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文历史意义和标准；第二，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把握是直观的、机械的，总是在某一端寻找一个最终的根源和答案。显然，这种把握方式不能传达出思想政治理论的深层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丰富的人文感。这就造成了自身改革的两大实践困境：一是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教育的价值取向，而是陷入了“知识循环”移动的怪圈，即创新和改革变成了知识体系的重新划割，造成有限突破和实效难成的问题；二是泛科学理性实证，往往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限于工具理性的追寻中，结果使自己寓于机械式服务的狭窄功能之中，最终将消解其知识图景中的人文价值意义与根基，导致改革不但不具有实在意义，反而同人和人文精神相对立的问题。

对实践困境的消解和超越，一是要有对自我理解的自觉；二是以理念为背景的转向的自觉。以“人文价值”的文化理性来表达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根本性理解，首先是因为这种视角凸显了当代人类理念的内涵，即凸显了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观视为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我意识理论的文化观内涵。以“人文价值”的理念为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转向所凸显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自我理解的双重自觉：一方面，它是一种“拒斥”传统工具主义教育观的自觉，也就是以“文化转向”为标志，讨伐任何试图借助科学理性对他者的征服过程，反对用“实用的技术旨趣”的“超历史”的观念去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确立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出发点的教育观自觉，即把教育活动“定位”为关于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文化意义理论的自觉。在当代社会，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物质丰富与“人的物化”等深刻矛盾，都合乎逻辑地提醒我们以“人文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考量来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切，由此而构成的以“生存和发展”为主题的时念，也必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题性转换的落脚点，进而实现对人类、对社会更深层的关切。

二、理论发展的理性自觉

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高扬了知识和技术的作用，也带来了工业文明。人类借助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不断扩大着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范围，自身的力量也得到了迅速膨胀，由此产生了知识盲目乐观和技术绝对崇拜，人类陶醉在至上性和英雄主义情愫中不能自拔，反映在近论上则有弗兰西斯·培根的著名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以及肇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用科学消解意义，用实证瓦解理念。当然科学本身也是文化事象，但科学不能涵代文化，在人类确信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的盲目之中，理论思维就发生了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转换，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立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正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极度夸张主体的活动能力和决定性作用，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主体对客体的“控制”和“占有”，而他人作为自我活动决定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统治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之间的相互排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

由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实证主义到思维方式的主客二极走向，都作为文化内容直接地表现为当代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不可回避的悖论性文化现象：一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工业文化道路，即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等支配下的工业文明设计了统一流程式教育过程，统一学制、统一课程、统一标准的规模化“生产”，规格化知识结构、标准化目标预设、集约化群体培育，僵硬化教学活动和单一化人才模式，而人的差异性、丰富性、多样性文化内求难以达成，其文化特质不能彰显；二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受西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严重影响，形成了一种主客对立式的简单化思维方式。如对教学的认识上，或立足于教，或立足于学；对师生的关系上，是主体——客体的对应关系；对课堂活动的安排上，是单向式纯知识的输出，或纯知识的接受。甚至就连本来完整意义上的人，也被二元分割为生理和心理、理性和感性、认识和情感等。这种极端僵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现实教学模式中，使我们不自觉地走人了误区：一个明显的误区是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教师单主体论；另一明显的误区是学生单主体论；再一个误区是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表现为受动的客体(教师是社会的客体，学生是教师的客体)。受制于此，必是难以实现其应有的历史丰富性、现实生动性和理论深刻性的文化特质。

当然，传统文化模式的局限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超越自我的最大障碍，因此，瓦解传统文化模式局限的锁绊，在“文化”意义上弱化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仅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的客观上要求对其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及其思维方式所做的理论追问。淡化一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理性上必须实现两个自觉：一是对文化判断和反思的自觉，形成批判的文化模式；二是对新的一种文化重构的自觉。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就开始了对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消解人文价值理念造成全球性危机等悖论性文化样式的警觉和讨伐，许多学者建立起了对超越性文化理性的内在追求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的执著寻求，这一耘的趋向是超越顾此失彼式独断，“走向生活、实践、交往、历史、文化与价值等人的存在境域中生成的“理解”。

因此，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现代主义二元对立式理论思维模式必然会受到无情的批判。以人的主体性(主客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实践，已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主体问性即“主体一主体”模式随着人们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伸展由此而衍生出来，主体间性意味着交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存在。由此，人与它者(自然、社会、他人)等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某种深层的革命，开始向复合统一式发展，以复合统一式即“主体一主体”思维模式为文化前提的理解范式，在现实层面上，应实现对转型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活动范式进行理性的设计与重构，即建构民主的、双向活动的理想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变革，更是社会文化转向在教育中的折射。

三、人文担当的理性自觉

从“文化”的词源学历史考证来看，对“文化”一词的确定是极其艰难的，这是一个定义最多、观点最难一致的问题，在古代西方英语中“文化”一词cul—ture源于拉丁语cuhura，这个意思是耕作土地、载培庄稼、饲养家畜等。而中文“文化”则被表达为文治和教化。这时“文化”一词的涵量还很窄。“文化”获得丰富的内涵，是它成为显性问题被人关注之后。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学科分类，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兴起，文化概念才成为人们研究的关注点，学者们从功能、结构、特征、心理、历史等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使其一直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现有教科书中却常从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来确定，广义文化一般是指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狭义文化则指精神领域，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风俗、宗教等观念形态的东西。因此，为了能够把握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需要从一定的思维视域对文化进行梳理，或是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是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等学科方向去探究，惟此，我们才能获得领域明晰，范畴准确的研究。本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把文化放置在哲学的解释力范围中，因为，哲学乃是一切学科的方法论和思维基础，惟有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才能把握其更深刻的内涵。

篇8

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其本身都具备一定的科学的范式发展模式，范式的发展和转化通常也是科学不断成熟的过程。对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新范式的发展，应该对过去的范式进行批判继承，进行适度的扬弃，促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的诞生。不过，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以及新形态并不能够被预先描摹，其必然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发展和转化，所以，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研究主要是对其发展的趋向进行描摹和思考。

（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范式，应该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关注和挖掘，从而对现实的问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方法论，而不是单纯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标志，只有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关注和回应，才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回应，对于思想政治学科的知识框架的构建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具备前提性的问题，要能够形成一系列的研究和针对性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发展，应该如同马克思提出来的，一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为了提出答案，而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能够根据时代的共同命运提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的研究，应该对于一些具备格局性的大问题、对现实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进行关注，同时也应该对于一些老的问题进行关注。问题是研究和探索的动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不仅仅诞生于时代，也孕育于过去时代的理论成果。所以思想政治理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各种土壤养分当中逐渐成长起来。

（二）对各学科知识、思维的吸收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探索新范式时，需要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吸收各种不同的学科知识，特别是集合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之后，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学科的学术思维的碰撞，从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之中进行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层次的学科，如果单纯采用数量极少的学术知识进行研究，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进行吸收之外，更对于不同学科本身的思维模式的吸纳以及弘扬。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的理论范式当中还是存在思维模式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注释和整合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思维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仅是知识内容的发展，更是学术思维模式的成长，这样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探索问题的方法，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把握和分析，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升也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学科支撑与关键研究点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应该是以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的关键点和学科支撑。因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发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只有配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研究成果，才能够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学科价值。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种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互相之间碰撞和融合，因此，在上层建筑的构筑和发展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理论研究落脚点，更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支撑。

二、结束语

篇9

在学生思想教育的领域中，思政课是高校教育的主要阵地，理论教学长期以来作为思政课主要的授课方式，占据思政课教学的大部分，而2005年方案的出台将实践教学已文件的形式出现，为实践教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引起各高校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视。该文选择临港3校的实践教学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相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在实践教学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分析比较的过程中更能突出临港地区的主要矛盾，有利于笔者更加深入的探讨实践教学的问题。

1 思政课实践教学内涵界定

在研究实践教学开展的实际情况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对“何为实践教学”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定义学术界尚未统一，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于实践教学的定义以及其包含的范围都有自己的见解，笔者总结了目前提出较多的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论教学时思政课教学的只要形式，与理论相对应的一种教学方式就是实践；第二种观点认为，实践教学的重点在于实践二字，所以只有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才是实践教学，笔者再研究这一问题过程中，比较了各个观点，并在参考文献期刊的基础上，认为第一种观点：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与理论教学相对的一种教学形式。仅仅将社会实践等同于实践教学时不合理的，是片面、不全面的。

另外，根据中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文件中是将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分别视作实践教学中的不同方式，并没有单一的认定社会调查就是实践教学，所以把社会实践是实践教学的形式之一，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形式，任何试图将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直接挂钩划等号的观点都是缺乏依据的。

综上所述，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如下：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指以思政课授课学生为对象，以所有与思政课教学名义开展的的实践活动为内容，目的是为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主动参与性，调整学生的认知结构，深化理论授课内容为目标，使得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获得思想素质提高的教学方式。

2 目前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方面

2.1.1 授课规模影响授课效果

为了扩大我国受教育人群的素质以及受教育水平，各高校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在过去的几年，大量的扩招，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作为每个大学生的大学基础课程，即使是不同专业的学生，思政课是其必修课程，为了提高上课的效率减少教师实际的授课数量，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大班集中授课的方式统一授课。从空间角度，大班授课一般都是安排在阶梯教室或者报告厅等大规模的场地，往往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很远，导致教师在讲台授课，学生在下面开小差，教学效果差；从情感角度，一般一位思政课的老师需要授课的班级数量非常多，存在一个授课班级中包含来自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想要记住每一位上课的学生是不可能的，仅有少数几位课堂表现活跃的学生教师会有印象，这就导致学生的积极性降低，思政课的授课效果变差。

2.1.2 学生实践目的功利化

由于目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开展还处于一个开发与起步发展阶段，实践教学的成绩也只占思政课总成绩的一小部分，笔者调研发现临港3校在实践成绩的比重不尽相同，以上海海事大学来说实践成绩占总成绩比重仅30%左右，不同任课教师略有不同，而上海海洋大学近一半的成绩是由实践活动获得的。学生对于时间的态度也存在功利化的趋向，认为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较好的分数，拉高成绩绩点，有利于评级评优等。

2.2 教师方面

2.2.1 教师授课方式单一

教师的授课方式直接影响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笔者为了清楚了解目前临港三校主流的授课方式，采取了调研，结果发现，从2005年方案至今，虽然有不少老师转变了授课方式，适当加入了实践教学的环节，但是为了在一定的教学时间内上完规定的课程，理论授课依然时主流。

2.2.2 教师思想上缺乏重视，导致实施中缺乏指导

思政教师是实践教学的主要指导者，由于其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与经验，对于学生开展实践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指导作用，笔者通过调查问卷，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的，在实际的实践中，教师能做到全程指导的仅占13.9%，如此低的指导比例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教师本身对实践的不重视。

2.2.3 实践教学计划与评价不明确

课程授课的过程中，基本上每一门课都设有明确的课程教学计划，包含教学的目的、重点、教学方法，最后的巩固评价等，但是目前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的开展却不是如此，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在笔者调研的3所高校中，只有海事大学对于明确规定了思政课中如马原课、毛概课等在实践开展前的计划以及实践结束后具体的成绩评定标准，而海洋大学与电机学院尚停留在授课教师自主开展实践教学并设定实践计划，最后的论文打分也是由教师自己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3 增强临港三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的对策

3.1 提高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认识

学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学校对实践教学的宣传以及学校的重视度与严格要求，这就要求学校在实践的课时上做严格保证之外，对每一位在校学生进行统一的宣讲，并严格要求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所需达到的目标与成果，以及活动的开展对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等效果展示，利用之前实践的优秀案例进行榜样示范，提高学生的认识。

3.2 丰富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

形式是为了内容服务的，所以必须以内容为主，内容上核心必须与思政课的课程内容相关；而形式上以课内与课外做区分各自有其优势，课内的实践教学具有统一的上课时间，教学活动有固定的场地，更具有便利性会及时性，而课外的实践教学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对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形式上，上海海洋大学可以作为优秀案例进行各校的宣传分享，其主要采用易班这一网络载体开展实践教学，每一个思政班都在各自的易班群，教师可以与学生实现网上的实时互动，并在每学期设立单独的易班讨论课，学生可以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上课”，并参与到实际实践授课中，这一实践形式既没有经费的要求又符合时下学生对于网络时代的要求，易班不应该只作为辅导员班级管理的工具，在思政课的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发挥其强大的作用。

3.3 适当的经费支持，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目前高校教师的考核主要集中在教师科研能力方面的要求，大部分在校教师除了日常的授课之外，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研究新课题，等，而实践教学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教师对其的开展自然失去积极性，即使有部分教师有心开展实践教学，但碍于经费这一大山的阻碍，有心无力，所以，为了提高思政课教师对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最关键的一点在于高校的经费支持，在这基础上教师才有能力开展一定的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3.4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并重

篇10

我国最早的土地整治工作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井田制，但现代土地整治工作起步较晚。国内关于土地整治方面的法律法规、理论体系不够成熟。目前，我国的土地整治管理工作仍然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阶段［6］。解放初期的土地整治主要是调整土地权属、改善土壤肥力状况、治理南方水土流失、配套农业基础设施等。直到1998年国土资源部正式成立了土地整理中心，新一轮的土地整治工作才开始。为了协调人地关系、切实保护土地资源，国家先后制定了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总体目标和“占补平衡”的政策，通过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来保证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入21世纪，有关土地开发整理的基础理论和工程设计模式、方法不断增多，内容也逐步趋于全面。国家先后制定了《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规程》《关于做好土地开发整理权属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等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此外，各地方结合自身情况又制订了许多制度规范，为开展土地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前期的土地开发整理只重视土地的经济效益和面积，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效益和质量，后期的土地开发整理逐步重视土地的生态景观功能和耕地质量，力求实现土地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大化，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11年，总理提出要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再建成2667万hm2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对此，国土资源部特颁布《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进一步规范各地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活动。2013年11月，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土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土地整治工程施工监理规范》对土地整治的验收、监理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土地整治制度建设正在不断趋于完善。我国台湾地区把土地整理称为土地重划，其主要实施依据源于《农地重划条例》，它对土地开发整理的方法和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2贵州省概况

贵州省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典型发育地区，以丘陵山区地貌为主，全省山地面积占61.7%，丘陵面积占30.8%，宜耕平地面积仅占7.5%，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素有“地无三里平”的贵州由于近年来建设用地侵占耕地面积不断加大，导致耕地资源奇缺。为此，贵州省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土地整治项目以扩充耕地资源。通过土地整治为今后规模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搭建平台［7］。至2012年底，贵州省石漠化治理面积逾100万hm2，森林覆盖率提升20多个百分点［8］。据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以及土地整治专题资料，2001－2012年，全省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6.79万hm2，累计开展土地整治项目13000多个，通过土地整治增加耕地11.99万hm2，总体完成了全省的耕地占补平衡任务。在开展整治项目过程中，贵州省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整治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为进一步推动贵州土地整治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和技术支撑，确保土地整治工作稳步有序开展。如《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规定》《贵州省财政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等。从项目选址到最后竣工验收都有一系列规程制度管理。项目实施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制、公告制。从2011年3月1日起，《贵州省土地整治条例》在全省正式施行，贵州省土地整治工作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9］。贵州省制订的《贵州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指出贵州省2015年将建成40万hm2高标准基本农田，对此，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拟出台相应规范指导省内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开展。

2.1实行项目法人制度和项目公告制度

土地整治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法人，根据项目级别，一般情况下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国土资源局承担，其职责包括项目规划设计、工程施工、质量监管、资金筹措和使用等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项目施工之前由承担单位项目公告，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项目公告内容:项目名称、位置、建设规模、新增耕地面积、项目总投资、土地权属情况及负责项目各阶段的单位等。

2.2实施项目工程招投标制度以及合同管理制度

所有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工程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和单位一般采用竞争性谈判确定。各级国土部门负责制定项目工程施工招投标方案，在报经上级监督部门批准后工程施工招标公告，在公证、纪检、监察等监督单位的参与下，举行公开招投标，从而确定项目工程施工单位。项目法人与中标施工单位签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目承担单位、实施单位、施工单位相互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由双方以合同方式约定。项目资金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支付。

2.3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度

土地整理监理是指监理方受业主委托，根据土地整理的相关要求确保土地整理专业化的外部监督管理活动［10］。项目法人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每一个土地整治项目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通过工程监理能有效地控制土地整理工程建设的工程质量、施工进度和工程投资，能高质量地进行工程建设合同管理及协调土地整理工程建设相关单位的工作关系。

2.4实行项目竣工验收制度

国土资源厅专门编制《贵州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验收办法》(试行)，对竣工验收的各项内容有详细规定。全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行分级验收，验收分技术评定和结果确认2个阶段进行。项目竣工后，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报请有验收权的国土资源部门进行验收。市级项目和省级项目验收前，县级国土资源部门要经过初验，要抽查60%以上的工程量。验收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规划设计执行情况，项目计划任务完成情况，工程建设质量、资金配套与使用情况、土地使用管理与工程管护措施，土地权属管理、档案资料管理。

2.5实行监督检查制度和资质备案

国土资源部门是土地整治的监督管理部门，对项目施工进度、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廉政建设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有权检举、控告以及投诉。国土资源厅专门编制《贵州省财政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对经费进行管理，省、地、县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财政性资金的项目安排及有关经费的使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土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密切配合，对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加强审计。对于省级土地整治项目，国土资源厅和财政厅也要对项目进行监管。从2012年4月9日起，省国土资源厅对参与土地整治活动的各单位、公司实行备案登记管理。即所有从事土地整治方面工作的单位和规划人员都要在国土资源厅备案登记。根据贵州省土地学会公布的信息，至2013年底，全省具备土地规划甲级机构2家，乙级机构89家。根据2012年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全省具有测量资质单位384家。这为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管理保障和技术保障。

3存在的问题

3.1项目立项随意，公众被动参与

土地整治项目选址过于随意，缺乏科学性，政府主导色彩浓重。政府扭曲土地整理的目的，单纯地追求项目规模大，把土地整治看成是地方投资项目或换取建设用地指标的手段，而忽视了该地区土地整理是否有必要性。缺乏对群众的引导和宣传，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较差［11］。项目选址、立项之前没有经过公众参与决定，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政府强制性投资行为，未体现公众意愿。虽然在规划设计时村民签署了各种意见书，但由于农村村民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薄弱，难以体现真正的民众意愿。村民只知道这个项目已经确定要开展，需要他们签字、征求规划意见，而没有决定这个项目该不该开展的权利。

3.2资金管理漏洞多

不少土地整理项目变质，从整理土地变成修路。很大比例资金用于与土地整理关系不大的道路建设，资金未用到正题上。尤其是土地平整工程，在计算填挖方量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超限误差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精确度。在预算时部分费率的选取不符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的规定［12］。另外，把乡镇政府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这不利于资金监管，不仅存在挪用拖欠的风险，还会造成上级部门监管困难等。

3.3许多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土地整治项目通常都是省市一级的投资项目，且涉及耕地占补平衡，影响地区发展。专家评审时受政府的干预强，往往要承受政府方面施加的压力。尤其是在可研阶段审核制度不到位，在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基本上是全部通过，这不符合实际。在评审规划设计时，缺乏系统的评价标准，使得规划设计不合理。例如贵州省贵定县某土地开发项目所设计的蓄水池全部规划在田间道生产道边沟上，布局不合理;一田间道最大坡度超过20%，完全不符合道路设计。设计不合理造成整治资金和土地资源浪费。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绝大多数项目都要做变更设计，有的施工单位为避开高难度作业地段(如道路涉及大面积爆破作业)申请变更规划设计，使得规划缺乏法律效力。项目管理配套制度建设滞后和惩罚措施缺乏，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

3.4缺乏后期管理维护制度

项目往往出现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沟渠堵塞未及时清理影响灌溉，田间道损毁不能及时补修。项目业主一般情况下是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政府在取得业主管理费用之后，往往不再重视项目区维护。目前没有对后期管理责任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也没有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责任模糊化直接影响整理区各工程设施的有效使用年限，导致不经济现象产生。

3.5土地整治法律效力低

目前我国土地整治缺少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发挥土地整治的法律效力。虽然各省各地区根据当地情况出台了一些规范、条例，但其法律约束力不强，现实操作中缺乏强制力，对各项目负责单位没有有效规范力度，效果甚微。尤其缺少生态工程方面的规范和制度，规划设计中每涉及到生态工程就是种植行道树、播撒绿肥等寥寥几字。

4对策建议

4.1建立一套系统的土地整治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专门的土地整治法规。高效力的规章制度是高质量执行土地整治活动的前提。我国是法治国家，法制化的土地整治使得规划、管理等行为更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整治管理的主要依据。二是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要加强项目监理体制、资金审计制度，确保项目的质量以及资金利用的规范合理。建立项目后期管护制度，以保正整治工程的可持续利用和长期效益。

4.2建立项目纠察制度

由国土资源厅定期组织省外专家对省内各土地整治项目进行随机抽查评价。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报告、投资预算、施工质量等进行核查，并建立评价考核体系，对考核不合格的项目，按情节轻重追究相关单位、人员责任，对高质量的整治项目予以表扬。定期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学习、考核，提高行业人员素质。

4.3建立统一的土地整治项目数据库

将历年来开展的土地整治项目统一录入专门的数据库中，内容包括项目地址、规模、参与项目的各负责单位以及项目的各相关资料，如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投资预算书、监理日志、竣工验收资料等。为以后的数据查询、责任追究、新项目选址意向等起到高效率管理作用。

4.4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推动土地整治公众参与的最大动力来自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规范，而非政府鼓励或舆论呼吁［13］。首先政府要保障土地整治项目基本信息及时公开，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接受公民的监督。建立畅通的土地机制，使公民的意见、问题能得到及时的反映。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政府宣传等途径加深公民对土地整治活动重要性的认知。在全省范围内成立土地整治公众监督团体组织，对政府土地整治行为实行监督、提供建议。

5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