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07: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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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目前，财政部门还普遍存在着“重资金分配、轻资金监管”，“重资金规模和数量、轻使用质量和效益”的现象。财政监督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财政资金的安全性、合法合规性的检查上，而对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监督缺乏足够的重视。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由于受部门利益的驱使，往往以各种方式争取财政资金，造成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压力逐年加大，另一方面财政资金浪费现象严重，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项目规模和数量套取财政资金等违规行为时有发生。
2.财政监督方式滞后。从目前财政监督的状况看，主要以突击性、专项性的事后检查为主，没有建立起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这种单一、被动的事后检查型监督方式，在工作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极易造成监督盲点，并使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脱节，无法对各部门的资金运行实行全过程监控，使监督检查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财政管理的根本要求。
3.财政部门内部缺乏监督机制，内部监督不到位。财政监督是对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分配，轻监督”的传统观念，财政对内部监督不够重视，财政部门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如对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周转金使用等环节没有完善的监督拨付、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内部监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
4.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目前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职责分工不甚明确，容易造成多头检查与监督盲点并存的现象。在检查计划上不能相互衔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检查结论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能降低。
随着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为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其监督的内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对此，笔者就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财政监督工作谈些想法：
1.加快财政监督立法进程，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国家应围绕公共财政的要求，尽快出台财政监督法，提高财政监督法律层次，规范财政监督程序，赋于财政监督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执法权力，切实解决财政监督立法滞后的问题，增强财政监督的执法刚性。同时，加强财政监督的理论建设和课题调研，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财政监督的宣传力度。
2.积极开展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工作。从“财政”到“公共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公共财政下的财政监督的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向绩效监督发展，即财政监督的重点应由安全性、规范性逐步向有效性转变。目前已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其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尚处于摸索阶段，但这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和重要的途径。
3.转变财政监督方式，逐步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事后的监督是消极的，它只是被动地等在财政活动执行过程中偏离了要求或发生了违法乱纪行为之后才采取的惩治措施。惩处只是手段，有效的事前、事中预防和纠正才是目的，监督检查应更多地着眼于未来，这也就是积极的财政监督方式。因此，可将监督检查融入预算编制及执行的全过程，重视事前审核和事中跟踪监控，以确保财政资金不被挤占、挪用以及科学合理的分配使用，并能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防止造成资金浪费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4.加强内部监督，完善财政内部监督机制。财政内部监督检点是本系统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监督对象是同事或朋友，因此，首先应纠正对内部监督认识上的偏差，即认为内部监督就是挑毛病，找岔子，是“自家人搞自家人”的错误思想；其次应在财政部门内部各环节（比如在转移支付、预算追加、专项拨款、技改资金投放等环节）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监督制约的规章制度，从而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程序和拨付渠道，使每一环节的财政资金的运转做到有章可循，从源头上防止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纪行为。同时，作为监督检查人员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忠于职守，不循私情，排除一切人为干扰，依法监督。
篇2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政府由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所谓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就是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原来的过分关注经济建设的建设型政府，调 整为政府职能主要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区别于管制型政府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级政府构建坚实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有四大体制支撑，即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乡协调制度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度。从财政体制来讲，首先要 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使其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职能。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的力度，弥合东西部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使其达到公开、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从收入分配来讲，必须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的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从而减轻政府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18］
（三）加大县级政府的经济自主权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某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困难，原因在于其县级财政的现状与公共财政的差距。［19］县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 政包袱重，“市管县”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重了县级财政的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县级财政负担过重，财力偏紧使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时有 心无力。由此，近年各省积极实施“强县扩权”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加大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中的自主权。强县扩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县级政府的经济大权，可以 有效实现政府机构的精简，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使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协调水平。［20］
陕西省于2007年起开始实行“强县扩权”试点。2008年一季度，15个扩权县（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长15.9%、28.7%、28.7%。扩权县直接办理的审批、核准、备案类项目大幅增加，发展环境更加宽松。神木抓住机遇，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顺利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从而改写了陕西省没有全国百强县的历史。
四、总结
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责任，而我国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只能将范围缩小至基本公共服务。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广泛的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必将越来越成熟。如何实现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和扩大 县级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以下问题还应进行继续深入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如何评价，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措施的实行，这一领域必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同时，各地政府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应切实贯彻落实，使这些 惠民举措真正为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级政府一时的“政绩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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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为适应“新公共管理”的需要，各个国家的政府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和公共财务管理改革，也强烈冲击着我国的政府公共部门。本文针对当前公共财务管理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公共财务管理的对策。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和财政管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公共部门的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财政预算由供给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变。由于公共财务管理是整个财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对公共财务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公共财务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财务管理的好坏接关系到公共管理的质量。作为公共财政和财务管理的结合，公共财务管理的本质是要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在最终目标的追求上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基本一致。可见，在当前倡导“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财面对新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研究公共财务管理工作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寻求公共财务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公共财务及财务活动
公共财务也称为公共部门财务，应当包括政府财务、政府部门、政府机构或单位财务。财政界倾向于将公共财务称为公共财政，实际上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的财政学理论把财政称为国家财政或政府财政，而将公共财务称为企业财务和事业行政单位财务。财政管理既包括预算管理、税收管理，也包括企业财务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以及预算外资金管理。
可见，公共财务是公共财政的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i公共财政对公共财具有统驭作用，公共部门必须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从事财务活动。
2 公共财物的现状及其主要问题
2.1 公共预算问题多公共财务管理混乱《预算法》是规范政府及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管理最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收支管理的基本依据。为了更好地贯彻预算法原则，我国各地正逐步推行部门预算、项目预算、零基预算等预算管理改革。然而，预算法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依法理财、依法进行收支预算管理的氛围尚未形成，预算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执行中的随意性与长官意志太大，预算约束软化的状况相当严重。有的地方未经法定程序随意调整预算，支出预算追加频繁；有的地方随意开减收增支的口子，以权代法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按规定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擅自扩大收支范围，提高收支标准。
2.2 支出不讲效益政府成本过高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有“业绩指标”、“保底指标”等，带有明显的“gdp化”倾向，至于成本指标目前还未纳入干部考核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公务人员支出缺乏成本意识，节俭意识淡薄，支出管理失控，资金损失浪费严重。当前整个社会上奢侈摆阔之风盛行，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挥霍的现象比比皆是，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一些部门和领导竞相出国公费旅游、竞相进口豪华车享受也绝不是个别现象，这都已成为我国财政资金的一个巨大漏洞。
2.3 巨额负债多虽然《预算法》明确规定不准编制赤字预算，预算要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但各级政府、政府部门执行赤字预算，大量甚至过度举债的现象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政府公共部门财务受托责任不明晰，财务行为不理性，公共行为短期化严重，导致公共部门债台高筑，公共财务危机重重，严重威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从财政上看实际早已“破产”，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基本上是在背负巨额债务状态下运行的。
3 公共财物的对策分析
针对对公共财物管理驯犬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对策：
3.1 建章立制，为公共财务管理提供制度保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强制约束，财务活动的主观随意性就难以避免，要实行有效的公共财务管理，就必须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必要的法规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是做好公共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目前应尽快建立健全一体化的公共财务制度，“要有健全的、以绩效导向的公共预算制度，形成公共财务制度链。”有关法规制度建立后，还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再好的法规制度也只是一纸空文。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政府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规范收支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各部门、各单位必须严格按预算程序办事。
3.2 合理配置公共财权合理配置公共财权，首先要深化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预算管理机制，规范财权运行。其次，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履行职能的客观需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对其应有的财权加以明确界定，做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按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范围。再次，规范财权，统一财力，就是要把一切收支管理权限都归属于政府财政部门集中统一管理，由预算统筹管理，而不是分散多头管理。我国改革开放是以财政的“放权让利”为突破口展开的，要解决腐败问题，首要的就是规范政府部门、单位的财务行为，逐步取消预算外资金，将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支完全纳入到预算内管理，让腐败失去生存的土壤。
3.3 借鉴企业成功经验，引入先进管理技术由于政府部门、单位的非营利性，其借鉴企业成功经验的目的并不在于营利，而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西方学者比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不同效率后，得出结论：企业效率远远高于政府。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的主题，主张引进竞争机制，大力降低政府成本。新西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全面的政府改革，更多、更明确地在公共部门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以及市场机制，政府通过采取开源节流，将私营部门的会计架构应用于政府预算制度之中、设立财政责任法等措施来降低行政成本。九十年代美国政府提出塑造“降低成本、提升效能”的企业型政府的新概念，按建设企业化政府的思路进行了行政改革。
篇4
论文摘 要：基础教育问题是关系到国民基本素质和社会公平的基本问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本文从我国基础教育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表现上分析其产生原因，并结合我国现实的国情条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我国基础教育服务非均等化的问题
国家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基础教育摆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基础教育的政策措施，各级政府逐步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使得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有了较快发展，但保障水平还较低，存在问题还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性
首先，由于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和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导致了中央政府关于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与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教育、满足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宏观调控与学校自身利益的矛盾。
（二）教育资源不均衡
在财力资源配置现状方面，全国各省区市中小学财力资源配置存在着差异。在人力资源配置现状方面，专任教师中小学高级以上职称教师所占比例均是城镇高于农村，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三）教育环境存在差异性
不论是从客观的地理环境来看，还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教育设施环境来看，城镇和农村的教育环境都存在着悬殊很大的差异。城镇的交通条件便利，但是农村却很差，上学路途遥远且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很多学生上学非常不方便。教学环境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学校教学楼与教育相应配套设施上都是农村远远落后于城镇。
（四）人才培养不当
课本知识只是一点共性知识，共性知识是不能使人成才的，使人成才的是个性知识，共性知识学的越好，占用的时间就越多，学习个性知识的时间就越少，成才的希望就越渺茫。但是我们的教育要求学生好好学习，鼓励学生考高分，实际上是要求和鼓励学生浪费过多发展个性的时间，使学生不易成才。
二、我国基础教育服务非均等化的原因
（一）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和制度不合理
城乡分割制度造成城乡之间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教师分配体制扩大了城乡教师资源之间的差异。现行的校长负责制造成了教师管理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间接地限制了教师的流动。
（二）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现行基础教育财政体制要求把发展基础教育所需的资金交由地方负责筹措与分配，实际上等于默许了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客观差异对发展教育的不利影响和制约。农村教育经费中财政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城乡之间教育基本建设和维修经费、公用经费投入差异巨大。
（三）主管基础教育的政府级次、职能部门过多
我国五级政府都对基础教育的发展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基础教育的管理还涉及教育、人事、财政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这样一来，如此多头的管理，一方面会造成政府间交易成本的增大，浪费宝贵的基础教育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又容易助长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责任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基础教育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四）教育师资人才水平参差不齐
城乡教师整体水平与素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就城乡教师的学历结构而言，一些城市地区已开始实现小学教师大专化，甚至本科化，而相当多的农村地区，小学教师合格率仍主要维持在中师学历水平。在一些落后农村地区，代课教师的比例仍高居不下，合格教师的严重匮乏更凸现了城乡师资水平的差异。
三、实现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对策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基础教育公共品对社会经济发展日趋重要。因而，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责任。为了更好地实现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明晰政府角色，强化现代教育管理体制，夯实均等化的政治基础
1．政府应承担起基础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基础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其应由政府来提供，并努力使均等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2．明确界定基础教育服务在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多级政府分担经费，既是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资金需要，也是为了促进各级政府支持教育。
3．履行基础教育服务职能的政府级次不能放置太低。基础教育应由相当于县级的地方政府办学，这样有助于避免因末级基层政府缺乏财力保障而使基础教育不能充分发展的现象。
4．把政府间财政的转移支付视为最重要的手段。不仅可以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服务的财政供给水平，同时也可以强化中央政府对全国基础教育服务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以此消除或缩小地区之间的不均等。
5．实施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应借鉴国外经验，在教育体制的设计上不应有城乡之分，在财政分配上不应过多地向城市倾斜。
（二）公平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1．统筹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从教育投入层次来说，教育资源应该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从教育投入的区域分布来说，应该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从城乡教育投入来说，应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2．统筹城乡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减小地区及城乡差异。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实行城乡统一筹划。只有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使人们的教育支付差距减小，促进城乡的教育协调发展
3．建立矫正的补偿平等措施，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国家应该补偿纠正教育资源及机会在配置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建立体现实现城乡间甚至是每个公民间基础教育公共产品均等化服务的公共基础教育，建立和完善财政制度公共教育财政体制。
（三）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促进基础教育服务的过程公平
1．采取差异策略，促进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均等。国家应该在全面统筹教育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在具体措施上采取差异策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要求。在政策、经费和师资等方面对落后地区进行倾斜和补偿。
2．扶持弱势群体，促进阶层之间的基础教育均等。国家通过公平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来消除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不当干预。加强对弱势群体阶层家庭和弱势群体阶层子女的扶持。
3．制定鼓励性政策，促进不同性别之间的基础教育均等。首先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为女童接受教育提供一个安全的学校环境；其次要改革学校教育，调整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再次要引导社会观念，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教育，树立性别平等的教育榜样。
（四）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促进结果公平
1．实现最基本的教育服务均等化。国家应根据对基础教育运行的实际调研情况，公布最低的国家基础教育办学条件标准，各地的基础教育只允许高于国家标准，而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2．允许基础教育服务地区性差异存在。均等化并不意味着全国的基础教育完全一致，相反，基础教育的均等化应允许在全国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
3．教育部门要大力肯定并宣传分数并不具有唯一性。教育部门应该做好相应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力肯定分数不具有唯一性的观念并宣传推广，促使不同特长个性的学生都能受到老师的重视与积极培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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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篇6
关键词:战略管理;政府采购;采购模式;采购门槛
政府采购因其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规模庞大,对国民经济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向来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视角来对我国政府采购的模式及其相关的内容进行探讨,将政府采购公共财政的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模式。
一、政府采购与战略管理政府采购制度最早形成于18世纪中叶,以美国1761年颁布的《联邦采购法》为标志,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而我国政府采购的起源,根据财政部的说法,“其制度建设和试点推进的工作,应该写作论文是从1995年上海市对财政专项安排的设备购置,采用政府采购员的办法时开始的。”[1]24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将政府采购定义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2]由于政府采购本身所具有采购资金来源的公共性,采购范围的广泛性,采购规模巨大,采购的政策性、非营利性和采购管理的公开性等特征,其操作效果如何,会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我国已向亚太经合组织承诺于2020年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作为一国在市场经济中最大买主的政府,其行为就不仅会对本国的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走向。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一个动态的、全局的、长远的、持续的角度来看待我国的政府采购,而战略管理恰恰符合了这样的要求。战略管理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私营企业部门,美国学者安索夫(AlfredChandler)1962年发表专著《战略与结构》,成为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起点[3]12。此后,许多学者积极参与战略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国内著名学者周敬伟教授认为:“战略管理是组织确定其使命,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和实现进行谋划,并依靠组织内部能力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控制的一个动态管理过程。”[4]75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允许对环境进行考察,以选择通过一定的付出可以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波齐曼和斯特劳斯曼在《公共管理战略》一书中认为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关注长期;将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层级;认识到战略管·65·理和计划并不是自行贯彻的;采取一种外部观点,强调不是去适应环境,而是期待和塑造组织的变迁。公共部门由于环境因素、交易因素、组织内部运作方式的不同,战略管理的作用与私营部门相比,更具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因此就更有必要分析和指导政府采购这种涉及范围广、牵扯利益多、持续时间长的政府行为。
二、战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一)政府采购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购的模式作为实施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形式,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七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原则,集中采购的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项目确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购模式有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与两者相结合这三种。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本级政府的采购均由一个专门从事采购的部门负责,不允许单位自行采购。其采购的过程为:使用单位向财政主管部门上报采购计划,待采购计划被批准后由政府采购部门负责安排采购,采购项目结束后由使用单位进行验收,采购资金由财政部门直接向供应商、承包商支付[1]24。实行集中采购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减少采购的中间环节,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和政府采购目标的实现。目前国际上采用集中采购的国家有美国、阿根廷等。分散采购模式是指各使用单位自行进行的政府采购的模式。其过程是由使用单位向财政部门上报采购预算计划,获得批准后由使用单位按政府采购的原则自行采购。分散采购最大的优点是灵活,使用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确定采购的物品,尤其是适用于紧急状态下的政府采购,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国际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模式。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购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一部分采购由各个需求单位自行负责的采购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趋势,是以公共投资为主,便于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而一般的小规模政府消费品的采购则是以分散采购的方式,便于发挥其灵活性。这种模式不是对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简单折衷,而是集它们的优势于一身,但其本质还是集中采购。(二)战略管理思维下的政府采购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必须以战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职能、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和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组织面临的环境和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政府采购作为公共组织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门的整个运作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略管理视角下的政府采购要求将政府采购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层级,认识到关于政府采购的战略计划不是自行贯彻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种外部观点;对于政府采购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要积极地塑造组织的变迁,在变化的环境中拥有主动权,同时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还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权威的影响。战略管理有一个基本性的要求即给组织正确的定位,以面对未来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具体到政府采购上,既要给政府采购一个战略定位,使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财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又要增强公共组织抵御社会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因此必须用战略的思维来考察政府采购的内外部环境,用系统的方法审视环境变化与组织的长期情况。综上所述,分散采购模式达不到政府采购战略思维的要求,因其没有统一的规划,采购单位分散,不能从战略上进行统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购又不适合我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差异巨大的现实国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以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采购模式,既能够从战略管理思维下进行操作,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这种模式,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所谓采购门槛,是指政府采购达到一定规模后,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招标采购的最低限额。在国际上,采用结合采购模式的国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设定采购门槛,门槛高的分散采购的成分多一些,门槛低的集中采购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国各地之间的财政状况及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我国的政府采购还处在起步阶段,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没有对采购门槛作统一的要求。但是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对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通过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程度。采购门槛的恰当设定,能使得国家通过对政府采购·66·肖伟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视角下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这一公共资金的支出,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且还能够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调控,增强国家在经济领域抵御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另外,也应该从各个行业长期的发展状况来对采购门槛进行划分,对于国民经济中新兴的、具有远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行业,在设置采购门槛时应该区别对待,有所偏差。同样地在采购过程中,高价值、高风险的采购项目由采购部门专业化、技术精湛的采购人员进行操作会更加经济有效;低价值、低风险的常规采购,通常可以由采购单位自行操作,这样既保证了高价值、高风险商品的质量,又能够保证其他商品的采购速度和灵活性。其实,“采购门槛”的设定,在本质上是对政府采购权力的划分。不同采购门槛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各级采购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集中采购和绝对的分散采购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恰当的采购门槛的设定,对于预防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和实现各级采购部门权力的划分,从而调动各个采购部门的积极性,实现公共财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积极意义。
三、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的优点一般情况下,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通常可以获得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双重效益,集中采购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采购政策,培养更多技能精湛、知识全面的采购人员;分散采购则灵活性更高,采购速度更快。以战略管理的思维分析这两种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其意义更为长远,具体表现如下:1.相结合采购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当前的财政政策,有效地节约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中,对建设性支出和对资金消费使用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规定,而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采购门槛的科学设定,对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能够在不同模式下进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过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财政部门从资金的分配到消费,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增加了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保证质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2.建立恰当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能够调节社会供求总量,实现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并且能够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不仅作用于微观的经济领域,调节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和需求,而且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进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同时,针对近年来许多单位部门分散采购时的短期行为造成我国许多商品盲目进口,从而对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的现实问题,以集中为主的结合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促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3.建立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有利于我国经济走向世界,进一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实现与国际接轨。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国际市场。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贸易的迫切需要。政府在以集中采购为主的模式下,在采购的过程中能够协调统一,在以买方为主的对外经济中拥有较大的自,同时还能够激发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其竞争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参考文献]
[1]王亚星.中国政府采购的市场化运作[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N].人民日报,,2002-07-10(11).
[3]周敬伟.战略管理学前沿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12):12-13.
[4]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7
【关键词】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要求，2000年，中央本级率先在农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试编了部门预算。高等学校的财务预算作为教育部门预算的主要内容纳入政府的部门预算管理，并根据部门预算的原则、方法和程序编制高等学校预算，按照国家有关财政法规制度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财务预算。但目前，这项制度在高等学校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现结合广东省高等院校情况，对深化部门预算改革问题进行剖析和探讨。
一、目前我省高校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预算“两张皮”现象普遍
高等学校预算应当与编制和报送的部门预算保持一致，禁止“部门预算”与“学校预算”两张皮的现象，这是部门预算对高等学校预算最基本的要求。但目前，高等学校普遍存在部门预算和单位内部预算“两张皮”的现象。一是按照部门预算的要求编制学校的“部门预算”，上交教育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二是根据学校办学的实际情况，按照现行财务制度的规定编制的校内执行的综合财务收支预算，这就形成“两本预算、两张皮”的弊端。部门预算是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定，按“类”、“款”、“项”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编制的；而单位综合财务收支预算是按照现行财务制度规定的支出的用途编制的，并作为高等学校校内预算执行的主要依据。由于两本预算编制的依据和编制的方法不同，使得两本预算的差异很大，相互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
（二）预算编制方法不够科学
当前高校预算的编制方法仍然多采用增量预算法，即以上一年的实际支出为基础，考虑下年度财务收支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来确定新年度的预算。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易于形成刚性支出，不利于支出数额与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况且基数是多年形成的，其中包含有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因素，因此用这种方法编制的预算基本结果是一年比一年提高，节约使用经费的意识淡薄。广东省高校部门预算“一上”编制的文件一般在暑假期间八月下达，要求10天左右报送，部门预算的编制也主要由财务部门个别人员参与，因为他们不参与学校战略规划，无法了解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对学校纷繁复杂的业务活动也了解有限，使得编制预算只能是在往年的开支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加减，只要能保证填写完整，保证勾稽关系正确，通过审核按时报送上去就行了，缺乏科学认证，编制预算成为“数字游戏”，使得教育主管部门难以了解和掌握高校部门预算的实际情况。
（三）预算编制范围不完整
部门预算中应该把实际用于该部门的全部政府性财力都反映出来，实现部门预算内容的完整。《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提出了高校预算新概念，并规定了“大口径”范围，将学校的全部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以准确反映高校财务收支总体规模。但是，由于高校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下属各院（系）、部门多渠道创收的收入和相应的支出往往没有全部纳入到预算中，脱离了预算的监督管理，而上级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对高校的专项经费拨款，由于年初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在年初部门预算中反映，只能在年中追加，特别是项目确立滞后，预算指标一般在下半年甚至年末下达，致使部门预算内容残缺，预算不完整，使预算收支的口径与会计核算的口径不一致，对预算执行的考核缺乏可比性。
（四）信息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
实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单一账户后，不但部门预算软件没有和原来各高校使用的会计账务管理软件联网，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支付三个软件也是互相独立的。广东省高校部门预算采用单机版的部门预算系统，实现预算数据录入和倒盘上报预算数据，基本属于数据录入软件，并没有实现预算监督执行等管理功能；政府采购软件实现政府采购计划申报；国库支付系统实现财政拨款资金的用款计划申报和支付申请，高校财务部门使用的各软件系统之间没有衔接配套，不能达到数据共享。
（五）预算制度缺乏绩效信息
目前，我国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仅仅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全面推开，并且缺乏系统性研究。从高等学校来说，存在重分配、轻监督的问题，当前的财政资金绩效审计也主要监督各预算单位编制和执行预算的规范性，对资金使用的效益性和社会效果的关注不够。各高校部门预算编制方法仍是投入预算，重心放在争取预算拨款，而对预算执行中资金的产出和效果并不关心，资金分配后，缺少跟踪问效，预算多少和绩效之间没有联系，加之现行的《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没有成本核算的概念，不能适应部门预算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预算绩效考评的需要。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和思路
（一）加强领导，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转变观念，高度重视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部门预算编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部门下一年度经费需求的保障程度、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因此，高校一定要认真把部门预算编制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加强对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领导。单位领导应亲自主持预算的制定，并监督执行。同时，在组织机构上要给予充分保障，加大编制预算的组织管理力度。要抽调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集中汇审编制预算，保证预算编制和报送时间。要明确各单位的责任，做到分工合理，责任明确，相互配合，环环相扣，保证预算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要适应国家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职能转变的步伐，强化预算管理力量，将工作重点转变到加强预算管理和监督预算执行上来。
（二）完善制度，提高部门预算综合性
现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是1997，1998年颁布实施的，这两项制度颁布实施时正值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问题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是2000年前后的事。所以，相对于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单一账户等公共财政制度来说，现行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已不能适应公共财政建设及相应制度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地加以研究并作出修订。但另一方面高校应当重视和加强预算管理，根据各项事业活动需要和财力可能，按照《预算法》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的规定编制预算，把高校的所有财务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也应当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部门预算制度改革的规定，编制高校的财务预算。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应当把学校的财务预算与部门预算有机地统一起来，严禁把高校校内预算与部门预算割裂开来，或把部门预算当作应付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需要。只有把部门预算作为学校预算年度执行的校内预算来认真对待、认真编制，才能保证部门预算制度得到贯彻实施，也才能真正树立起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健全预算信息管理系统
为提高部门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加强部门预算编制基础数据的搜集、整理工作，应采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和数据库管理模式，使部门预算的编制能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加强财务管理的信息系统建设，为部门预算改革提供必要的技术信息保证，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各高校应将现有的各个应用系统整合，建立综合信息平台，将单机版部门预算系统改进，变成网络版，统筹管理预算基础信息、专项支出项目库、预算编制审查、预算指标管理、预算执行监测分析等工作，并将各项预算数据及预算执行情况都集中体现在网络上，财务部门预算控制人员可随时调用，查询预算执行情况及单位财务状况，以便全面控制各责任单位的业务活动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所在，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同时，在执行数据的汇总与分析的基础上为滚动预算做数据准备。（四）健全绩效机制
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它提供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奖罚措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为高校提供一个促进财务预算工作改进和业绩提高的信号。这里，实现绩效目标耗费的资源是成本费用的概念，而不是传统预算管理中的支出概念。预算绩效考核是对经费支出与产生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价的行为，是以支出“结果”和“追踪问效”为导向，是以定性分析和定量评判为手段的预算支出管理模式，这对强化支出管理意识，优化预算支出结构，提高预算支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绩效指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国外高校中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绩效指标的测量能够提供关于高校运行状况的准确信息，同时也衡量高校完成战略目标的情况，使高校在进行预算编制时有据可依，确定了十分详细和缜密的关键绩效指标。我国高校绩效指标体系可以使用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和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方法，并借鉴《英国高校管理统计和绩效指标体系》的做法，将我国高校的战略目标划分为教学绩效、科研绩效、自筹能力、资产绩效、校产绩效、声誉绩效等六大层次，然后在这六大层次中选取更详尽的关键绩效指标，对预算执行结果加以衡量，从一些看似细微的关键点衡量预算执行效果以及资金使用效率。
（五）完善监督体系
监督部门预算是一项复杂的行为，需要若干部门或组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并形成一个有机体系。首先要落实人大的监督权，每年预算在上一年12月底前完成，人大代表要在次年3月人大会议期间审议，这说明每年在人大审议通过前其实已经在执行，而且审议时间只有短短几天，并且多数代表并非这方面相关专家，所以每年都会提出报表看不懂的意见。为此，我们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改进审批的效果，具体包括：人大代表可通过培训或聘请专家或中介机构提高预算监督力量及专业水平，同时提前和延长预算审查时间，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议，以提高预算监督的效率和效果。其次提高审计机构监督地位，每年高校内部审计部门会对部门预算进行例行审计，但审计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全面的落实和执行，所以很难发挥审计监督预算的作用，建议提高审计机构的监督地位，拓宽审计监督的范围、推进预算审计的深度、增加预算审计的频率等。再次是扩大及提升财政部门监督视角。目前高校已全面实现了国库集中支付、收支两条线及政府采购等各项改革，其中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都是采用与财政联网的系统实现，财政部门可以实时对部门预算的执行进行监管，财政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不但对具体支付细节进行审核监控，更重要的是加强对财政部门预算的宏观调控和对资源配置管理的优化。最后，加强群众监督。对于高校来说就是要将部门预算通过教代会、互联网等多渠道以易理解的方式向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公开，内容包括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这样不仅有利于部门预算编制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部门预算的执行。
总之，部门预算编制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性强的工作，不仅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还需要不断总结部门预算编制与执行中的经验教训，完善预算编制方法，提高预算资金管理水平，保证高等学校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泽彩，蔡强.部门预算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6）：1.
[2]高师财务管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3.
篇8
关键词：开放经济 FDI 产业结构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很快，作为衡量开放经济的两个重要数量指标，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开放经济一方面给我国的资源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以FDI和国际贸易为主要载体的开放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有利于为环境治理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此外开放有利于我国提高环保意识和改善环保技术。另一方面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并未使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在现有国际分工中，中国成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场所，在增长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在研究环境保护政策时，各国的研究重心都放在提高本国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水平上，一般很少考虑开放条件的影响，而开放经济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一、开放经济条件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
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首先，工业规模的扩大在工业结构和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会带来更多的能源耗费与环境污染；其次，工业结构对能源与环境也有明显影响，轻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重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气污染密集型行业。人们通常认为的重工业比轻工业污染更多，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再次，工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规模和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将有利于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总量减少。因此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从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分析，从而分析其对资源与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一）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规模效应。
周力（2008）利用计量方法对净出口额与相关污染指标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认为开放经济对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技术未能明显突破、能源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开放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总量关系必然是矛盾的。
1、进出口贸易顺差造成资源环境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为年均9.81%，高速的增长必然对资源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其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很快，资源环境代价急剧上升。如（表1.）所示，从2003年之后中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近20%。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大量的贸易顺差使我国资源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排放正向增长。
尤其是“十五”期间，中国净出口增长快速，到200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1%的高位，说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高。同时这个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年均提高1.8%，SO2排放量年均增长1.4%(见表2)。可以发现这其中对外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从（表1.和表2.）的数据也不难看出，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对外依存度的平缓下降，尤其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综合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十一五”主要资源、环境年均增长指标开始下降，明显好于“十五”时期。
2、FDI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与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更为显著。入世之后我国FDI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强势的推动作用，带动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同时单纯从数据分析也不难发现外资增长与我国相关的环境污染指标之间呈正向关系，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总体看来，开放经济(特别是FDI)的规模效应，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起着负面作用。
（二）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结构效应。
1、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加剧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增长尤为迅速，加工贸易的比重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
尤其自2004年以来，工业产品在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中占有很大份额。2002年中国的钢铁进口超过出口450%；而2006年出口超过进口230%，这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而且也使之成为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当年，中国钢铁工业所消费的能源在国家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为18%，而中国家庭部门所消费的能源只占10% 。中国重工业消费的能源在国家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39%上升到2006年的54%。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的碳排放及污染超过其他多数能源（见表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加重了环境污染。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以环境、资源、能源以及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导致发达国家将主要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了中国。 2009年我国外资投入行业中制造业为第一位，占全部外资总额的51.95%（见表5），工业行业较其他行业而言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
（三）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技术效应。
在我国轻工业部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接近，甚至许多外资的生产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在重工业部门，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普遍显著高于内资企业；综合看来，国内竞争同时伴随着对国际市场的逐步融入，更低的贸易壁垒不仅使国有企业感受到节能型外国公司所造成的压力，而且也使得它们能够获得竞争对手所享用的节能技术，显著提高中国存量资本的效率。开放条件下外商投资企业、国际贸易也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的节能技术水平，替代了原有的较低的技术。开放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单位能耗，使我国的工业能耗迅速下降。截至2000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比1978年减少了66%。这意味着中国2001年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只占据了10%，如果按照它在1978年时的表现，它本应占据25%。
一般而言，污染排放总量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排污强度(单位污染品产出排污量)三要素共同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必然会扩大现有经济规模，同时由我国开放经济区位影响因素带来我国国际贸易与FD以加工制造业所占比重更高，这两方面的因素会造成污染排放量上升，而技术进步等因素又会降低排污强度。综上所述，虽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传导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主导作用，开放型经济对能源与环境的最终影响仍是消极的。
二、开放经济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重工业发展，是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00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为63.8%，而当年工业GDP只占比为47.8%，不难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能耗显然高于其他经济部门（见表6和表7）。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工业的单位能耗日益下降，重工业的过快发展仍然导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过快。
2011年目前中国重工业过度投资受到产品出口贸易的刺激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但是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享受着较低的运营成本。地方政府不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土地，而且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背景下，在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时还经常与政策相背离，再有中国目前的环境税费过低，也无法反映其真实的成本。中国的能源价格在历史上也从未反映出环境成本。此外在建设时间缩短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对于资金成本巨大的能源密集型部门来说这些优势形成了中国重工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多数高能耗工业以税前收益计算的利润已经从不到1%复苏至4%～7%。2007年，金属、玻璃、化工以及水泥等工业的利润超过了纺织、服装、家具以及电子的利润。特别是铝业在赢利能力上有了极大的增长，其税前利润在过去几年间从5%增长至14%（具体数据见表8）。
高利润阻碍了合理的资源配置，使资本流向集中于这些行业。钢铁企业的数量在2002～2006年间就翻了一番，其他能源密集型工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重工业行业过于分散也不利于行业总体能耗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财政政策的完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促进经济结构调整；2.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3.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具体政策包括：
（一）构搭建环境保护财政制度体系框架
1、构建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将资源环境产品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体现在现行价格体系中。
2、构建绿色财政收入制度，包括建立环境税、资源税与消费税等税制绿化改革等。
3、构建环保财政支出制度，优化财政投资结构、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以及环境转移支付等。
（二）建立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
以完善水、石油、电力、天然气、煤炭、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为重点，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煤炭成本构成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加大水价改革力度；对水、电等能源类消费品的使用采取价格累进制。在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中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充分发挥价格在配置资源性产品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善包括排污费在内的相关环境收费制度。
（三）建立绿色财政收入制度
1、绿化现行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税种
逐步优化调整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 改变税收和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扩大再生产的局面。倡导适度消费，继续扩大对奢侈品、一次性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商品范围，加强对一次性餐盒、大排放量汽车、汽油等消费的调节力度。逐步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对象。
2、尽快开征独立的生态环境税
加快制定和实施独立型环境税制度， 根据污染物排放和产品的污染性分别设立二氧化硫税和废水排放税等税目，以调控生产者的污染排放行为， 并作为政府间税权划分方面的改革试点。
3、全面实施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制度。严格完善收费制度，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改革，通过使用者付费吸纳社会资金，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与环境成本。
4、加大政策性金融融资支持力度
利用政策性银行,来强化对绿色经济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可以通过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等方式,弥补资源环境治理的基础项目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商业信贷缺位的问题。此外通过国家财政担保,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投资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的环保型产业。并利用金融创新工具为环境保护产业提供具有稳定性并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
（四）建立环保财政支出制度
1、优化财政投资结构。改变原有的投资模式，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
2、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引导绿色消费，激励绿色产业的发展。
3、财政转移支付应加大环境保护的权重，制定积极的国家环保公共投资政策，将环境服务均等化作为公共财政保障重点。在此基础上，构建环保支出与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双联动机制，确保环保科目支出额的增幅高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将新增财力更多地用于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Krue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7)
[2]Karen Fisher-Vanden;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Energy Productivity in China，Energy Economics,6th 2006
[3]曹洪洋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
[4]周力,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机制.南京农业大学，[D]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5]赵细康《产业保护与国际产业国际竞争力》.[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6]《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2011）》.[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篇9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产生于西方功利主义学者穆勒在经济学提出的“能力负税原则”，经过多个流派的争论、探讨，现已成为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笔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分析如下：
（一）自然法基础
税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征税权正当性来源的考察，即税收作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何以能正当化的理由。而税收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税收公平。量能纳税的核心在于依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支付能力衡量负税是否公平，以此确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历史上，围绕实现税收公平的探讨主要为量能课税原则与利益赋税原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
1.利益赋税原则
利益赋税原则的提出早于量能课税原则，以瑞典学派的奠基人维克塞尔为代表，其从经济学中的自由交易理论和相对价格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关系，通过利益享有的多少来衡量主体的税负。其和国家租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启蒙时期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单个的个人所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任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而公民则将其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利益以上缴税收的方式给付对价，故又称“利益说”，“交换说”。利益赋税原则通过确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待给付关系，基于对价给付的特点，民众可以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为差别税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利益赋税原则也有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实践论价值。公民在国家保护之下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在标准上又无法进行规范，这种可行性的缺失必将导致执法恣意，从而损害税法权威，削弱公民守法积极性。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因此利益赋税原则逐渐被量能课税原则所取代。
2.量能课税原则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课税公平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利益说”，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主张按纳税能力的大小采用累进税率课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公平的观念就由最早的绝对公平演变成“受益说”，进而发展为“负担能力说”。
量能课税原则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修正税收“利益说”或“交换说”在税收负担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税收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一般的公共财政需要，不可能在国家给付与税收负担之间建立直接的对价关系，而且国家必须对每个国民承担起平等照顾义务，因此，税收负担的归属以及轻重原则，必须以纳税人负担能力为标准，不得以国家对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务的成本或效益为限度。这其实是在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另一方面，量能课税原则亦是国民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即税负必须依照国民承担税收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租税法律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二）伦理学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上的属人性决定其伦理基础，“人正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体和健康）和私人领域。”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具体化主要是在道德选择或价值判断上，即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生存权保障是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各国宪法所保护。如日本宪法“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的规定。而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公民的最低生活费缺乏税负能力，不应列为课税对象。这正是伦理学价值判断的体现。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上对于“人”性伦理色彩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对课税对象的要求必须是已经实现的净所得。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是为了获得收入的必要开支，不具有税收负担能力。同时，尚未实现的所得，或者因市场规律而带来的虚假所得亦不属此类范畴。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不仅要体现纳税人在量方面的负担能力，更要体现其在质方面的负担能力。例如对不同性质的同额所得（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要区别对待，对回归性所得与非回归性所得（稿费、退职所得、暂时所得）亦宜做出质的区分。这些都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取舍。
（三）实践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相较于利益赋税原则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实践论上的价值。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需要一个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证得纳税人广泛认同的标尺。为了引入实践，学术界关于量“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
一为主观说。这一学说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称“牺牲说”，即“课税公平作为一条政治公理意味着牺牲的相等”。每个人在向国家纳税时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效用损失，只要这种效用损失在主观评价上对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即牺牲均等，税收公平就实现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应的“比例牺牲说”、“边际均等牺牲说”。但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观性和现实操作性，无法衡量或精算。
一为客观说。由于“主观说”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和制度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观说”标准，从客观方面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表征税收负担能力的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首先，如果把消费作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不甚妥当。这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贫困阶层消费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阶层。若只对奢侈品征税，则远不能满足财政需要，若对日常生活消费征税，则容易产生逆进性。因此以消费来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财产标准情况下，由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对财政产征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财产的形态日以多样化，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征税造成的很大困难；而且财产课税很难做到对低收入阶层的税前扣除，对富裕阶层征税过重也会影响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一方面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入，稳定规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予以扣除，并且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因此，所得标准能够相对保证税收平等，实现税收公平。
二、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
2006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了1600元，试通过下表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起征点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并没有促成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各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净所得的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因此，仅仅提高工资收入的起征点，对于拉近贫富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弱。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如下：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实行的是分项扣除、分享定率、分项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分类所得税是与综合所得税相对应的一种所得税模式，即把所得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别，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依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法分别计税。我国目前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项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资收入5000元的纳税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资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纳税人乙为例对横向公平问题进行比较说明。
由于分别适用不同的减除费用和税率，甲、乙二人纵然经济负担能力相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同，不能体现税收横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也会出现越来越多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综合说入低的纳税人多交税的现象。
由此可见，分类所得税模式难以完全把握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另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无法反应对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的照顾，这对重视家庭经济和社会职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不公。再加上台湾和大陆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模式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合理设定所得范围
首先，降低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建立在工资薪金所得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在个人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对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也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对“质”的要求。因此，对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给予更多优惠与照顾，对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应课以稍重的税负。
其次，设立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观和理智清醒本应实现，惟可能因个人之偏好、过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认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实现，此时，租税法本诸租税公平原则的考量，将此一类型之所得视同已实现。并对之课征所得税。”这便是台湾的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是对净所得课税原则的例外规定，为了防止纳税人规避税收。
最后，设立福利所得课税制度。对用人单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对职工给付的各种额外福利课税。除了因计算困难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税外，如误餐补贴、交通补贴、宿舍、人身保险、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种福利所得都应当列入课税范围。
（三）完善所得净额制度
首先，照顾纳税人家庭扶养开支。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上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浓厚，亲属之间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牵引。另外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径。因此在税收上照顾家庭基本开支，是净所得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设定捐赠、保险费、灾害损失和医疗及生育费等项目。扣除个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费用和损失，鼓励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赠（客观上降低了税负能力），照顾弱势群体，维护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物价指数连动课税机制。物价上涨实际上会带来“隐形增税”，这种“隐形增税”不仅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还加重了低收入者阶层的负担，违反量能课税原则。因此有必要设立这么一个弹性课税机制。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度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免税额随之调整；达到10%以上时，个人所得税课税级距的金额随之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以及残障特别扣除额的基准，要根据所得税准及基本生活变动情形，每三年评估一次，以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
三、小结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与税收正当性密切相关，并同税法学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税法的基本理念，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参考自《量能课税原则法哲学研究》，杨万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2]［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3]参考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想》，陈拂闻，财会研究2009年第20期。
[4]图表摘自《量能课税原则研究》，梅晓蓓，《人文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
[5]参考自《量能负担与课税公平----台湾个人所得税的启示与借鉴》，熊伟、罗昕，中国财税法网省略/show.asp?a_id=1530。
[6]参考自《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研究》，董旸，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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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学；课堂教学；教学效果
一、财政学的学科地位
经济是一国之命脉，财政学作为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在培养经管类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乃至每个个体都与财政、财政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习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的财政政策和各类财政现象，并为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其他专业课程奠定基础。目前，财政学是高等院校面向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课程，在地位上来说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习财政学课程有助于大学生系统的理解和掌握我国的财政制度基本概念和理论，同时这一课程的学习对提升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有重要影响。
二、财政学课堂教学面临的困境
（一）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的学情分析
具体来说，目前财政学的学情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1.对于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由于其属于本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因此学生本能的对“财政学”这一课程高度重视，在课堂上或课下学习的积极性相对较高，因此财政学和税收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好。2.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尽管财政学也属于专业必修课，但是这一课程只是诸多必修课中的一种，在当前的学习阶段，学生并不能完全体会这一课程的重要性，而只会将其作为一门普通的课程来对待，学习兴趣较低；同时，许多非财政学专业的期末考核大多采用开卷或者交论文的方式，这种松散的考核方式导致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天然地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使得当前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待提升，对于教师来说，只能在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上下足功夫。
（二）地方高校财政学课堂教学困境分析
随着多元化学习方式和知识来源渠道的不断发展，为了培养出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财政学课程的教学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持续带动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高校财政学课堂教育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需要创新合适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更容易得到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财政学”的很多课程内容需要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进行细致的讲解。在目前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一方面，教学仍是以教师的传输为主，通过多媒体幻灯片将教学内容展现给学生。幻灯片能够减少教师板书的工作量，并帮助教师更好地运用教材内容。但多媒体教学在帮助教师提升教学速度的同时，减少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量大，在不进行课前预习的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出现学习困难，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影响学生学习。2.教学内容和环节需要更新和加强作为一门主要研究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的课程。财政学的教学内容必须能够反映当前财政现象和政策的变化。而目前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一方面，大部分教师注重理论的分析，较少涉及实际财政问题，相应的忽视了财政学知识时效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财政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但实践教学同样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许多学校尽管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内容偏少，难以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当前社会急需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并在教学环节中加入实践教学内容。3.非财政学专业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财政学是财政学专业和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因此，除了财政学专业学生之外，每年还有数量巨大的非财政学专业学生需要学习这一课程。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本身不是这个专业，因此在心理上不可避免地会对财政学课程产生轻视或忽视的心理，导致学习积极性较低。学生较高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能够得到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传统的财政学课堂教学中，由于实际条件和财政学课程特点的限制，教师在课堂中居于主体和支配地位，学生的学习自主选择权较少。同时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学校教学管理的安排，使得学生在学习时间上也缺少相应的自主支配权。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出于对本专业天然的重视，学习积极性相应较高，而对于非财政学专业学生来说，天然较低的学习兴趣再加上自身较低的学习自，使学生无法在课堂中依据自己的兴趣探究学习课题并独立解决；另一方面，囿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要求和教学的安排，学生无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久而久之，学生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4.教学中缺乏过程管理，考核和评价不够全面当前财政学的考核依然以传统的期终考核方式为主，这样的考核评价方式简单直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传统考核方式下，部分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可通过考前几周的突击学习来取得较好的成绩，导致学生不重视平时知识的积累和教师的课堂教学，因此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财政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教师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平时教学的过程管理。当前许多经管类高校都在改革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但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重较低，同时教师在评定平时成绩时，往往简单地以学生的平时考勤和作业作为对平时学习效果的检验标准，这种平时成绩评定标准和课程考核方式总体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公平性。5.教材存在更新慢，知识体系老化的现象当前的高校财政学教材中，流行的多是几所知名财经类大学或知名学者的几本教材，这些教材的经典性毋庸置疑。但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传统经典教材知识体系难免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财政学的教材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通篇都是文字，涉及的表格也多以统计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大数据时代的各种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也缺失目前流行的数理工具的使用和分析。传统教材的这些缺点使财政学学科的科学性未能凸显，直接导致学生从心理上轻视财政学这门课程，加之教材更新较慢，使得财政领域的新问题不能反映在教材中，也使得学生对这一门课程兴趣不高。
三、财政学课堂教学效果优化策略
（一）结合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课堂教学积极性
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模拟真实的事件或情境，使学生进入相关的情境中，通过真实的事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解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同时通过案例使学生深化理解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加强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相对枯燥的课堂教学更具生动性和应用性。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财政学教学的好处，一方面财政学尽管理论性较强，但在现实中课程的案例十分丰富，通过案例学习法，能够实现财政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另一方面，对于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案例教学法更为有效，能够较好地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在案例的分析中强化学生对概念和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能够极大地提升非财政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的方式，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共同解决问题，有助于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和小组协作，活跃课堂氛围，加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互动、沟通和协作。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更高效地吸收知识，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二）结合问题驱动，改革教学环节
问题驱动教学方式是指设立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主动探究问题的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问题驱动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突破和革新，问题导向驱动教学方式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对于高校中那些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一教学方式更为合适。在问题驱动教学法下，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动力和兴趣，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理论知识，达到优化教学环节、改善教学效果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包括：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借助当前发生的社会财政、经济热点话题引出问题，提高学生的课堂关注度，进而激发学生对于财政学理论的学习兴趣。
（三）结合信息技术，更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
当前，线下教学仍然是我国大学教学的主流方式，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生获取资源的渠道日趋多元，其学习注意力也日益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对于“财政学”课程来说，尽管其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较为依赖教师的课堂知识传授，但在信息时代，高校之间的资源壁垒渐渐被打破，中国大学慕课、B站等都有大量的各个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因此，有必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一方面，采用线上、线下教学结合、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使传统的教学手段转变为探究式学习和混合式学习，将更多的学习自主选择权和时间的支配权交给学生，赋予学生学习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丰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教学互动，在课堂上，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随堂测验、资料分享等活动，在课堂下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加强课后沟通交流，提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效率。
（四）借助线上教学工具，优化学生考核体系和方式，实现过程管理
考核结果无疑是学生最为关注的内容。因此，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其学习积极性，课程的考核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财政学教学中，大部分课程以期末考核为主，但期末考核无法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真实的学习效果。因此财政学的考核有必要体现对学习的过程管理，注重平时的考核，如在学期中增加课堂分组的讨论或课堂展示等，并增加平时考核成绩的比重。这一点，传统的课堂可能实现起来较为困难，但超星学习通等线上教学工具可以有效辅助实现，这些线上教学工具可以使学生充分利用课下空闲时间，实现学生之间的分组、讨论以及平时的考核和打卡，到学期末教师根据学习通上平时的学生作业、小组讨论的具体情况，对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
（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优化教学效果
财政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课程，许多同学片面地认为财政学只具有理论性的特点，使得许多人对该课程望而却步。实际上，理论始终来源于实际，是对现实世界的探索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因此，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抽象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结合。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应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学校来说，应建立实验实训平台，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并适当进行仿真模拟教学，帮助学生接触实际业务，使其具备业务操作技能，使学生能够在实训的过程中灵活运用理论知识，提高知识转化能力，提高综合素养，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四、教学反思
当前的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中，教学相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之余，教师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在实际教学中接触教学问题，在教学反思中不断提升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提高自身的课堂教学技能。第一，在财政学的课堂教学中，教师自身应充分认识到财政学学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向学生强调课程的重要性之前，首先教师自身必须坚信这一点。针对财政学这一课程，教师首先需要向学生尤其是非财政学专业的学生阐明课程没有高低贵贱、有用无用之分。强调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学科的学习对坚实学生的财经素养基础、发展学生的专业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财政学课程的重要性，提升其学习积极性。第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众多，这也导致学生的注意力分散。作为高校教授选修课的教师，只能尽力地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吸引学生的课堂学习注意力。第三，随着越来越多新的课堂教学工具出现，教师需要在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同时，积极学习和掌握各种各样的教学工具、教学手段，利用新的教学技术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正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第四，教师应注重对外的交流和学习，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技能和素质。同时教师也应注重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在与实务部门的交流和合作中，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实现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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