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6 06: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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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收益率的提高可激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首先，人们从事高风险的科技创新是为了提高经济收益率，而税收支出必然会影响该指标。因此，更为适宜的税收政策可降低科技创新的投入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收益率。其次，政府可通过科技创新的减免税优惠政策，更加激励企业持续不断地对科技创新进行投入，并且扩大投入力度，从而使企业获得长期的高经济收益率。
2.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轻投入风险
科技创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高风险性，而税收特别是所得税则加剧了科技创新投入的风险性，抑制了企业承担风险的积极性。企业税负越重，从事高风险投资的积极性越低。因此，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减少成本而降低了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向科技创新倾斜。因此，各国政府通常运用这一措施鼓励科技创新投入。
二、我国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不足
1.企业创新主体不够突出
一是大部分企业经营管理者创新意识不强，只满足于追求暂时的企业利润，缺乏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二是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传统中小企业比重大。一些民营企业想创新，也由于创新成本比较高，大部分创新仅停留在浅层次或市场层面的创新环节;三是企业内创新人才缺乏，人才分布不均，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四是企业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的不够紧密，特别是在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及防灾减灾等方面科技创新及开发应用的贡献率不高。
2.科技创新配套机制不完善
一是企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完善，已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运作缓慢，企业风险投资意识不强，效率不高。二是技术转化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许多具有自主产权、产业前景好的高新技术成果难以形成产业规模，难以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产品附加值低。加之科技工作基础薄弱，信息、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相对匮乏，公共科研平台少，公共信息网络体系还不够健全，科研设备和一些重要数据和信息技术不能够共享，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速度和引进科技成果的力度。三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有些企事业单位人才的科技创新热情度低，大部分非公企业的技术人才虽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但技术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没有真正体现，绝大部分的非公企业科技人才始终摆脱不了“高级打工者”的身份，缺乏归属感、安全感，挫伤了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三、运用税收政策推动科技创新的建议
1.完善国家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自主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看，还存在着主体税种制约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问题，从自主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看，在一些领域又存在着政策真空等问题。因此，急需借鉴国外的经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我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2.争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税收政策支持
建立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争取国家对不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工作的税收政策支持，以符合国家的区域优惠政策，增加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税前扣除、延迟纳税、亏损结转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运用，更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投资诱导作用。同时针对不发达地区的特点，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内外资的投入帮助不发达地区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3.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
增强科技创新工作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是实现税收公平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关键。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首先要从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出发，取消对企业的限制范围。如目前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税率只适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范围限制就制约了促进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力度。为了加快优惠政策的落实，应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的适用范围:凡是符合条件能够进行科技创新投入的企事业单位都可享受税收优惠税率。并且还可将优惠税率分为不同的档次，分别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待遇。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可以提高企事业单位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而且可以扩大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创新的关注，增加更多的支持与扶持。其次，应开辟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绿色通道，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对纳税咨询和纳税申报等工作给予更便利的程序。并且，尽量缩短适用优惠政策的审批时间，使企业有更多的热情投入到科技创新的工作中去，为社会为人类奉献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
四、结语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在学科建设、教育理念的更新、课程设置与教材的改进、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等方面，我国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取得了较大进步。
一、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及问题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有待改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是连接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信息桥梁。目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乏系统性。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这四方面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其中政治教育是核心。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坚持以意识形态教育为主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第二，缺乏针对性。有些教师没能根据学生的思想情况，没有充分研究他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感到困惑的疑点问题，更没有系统地通过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结果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难以适应时展的要求。
在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硬性灌输。硬性灌输的表现是教育者单向地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价值理念，忽视受教育者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感受，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教育内容。二是忽视实践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教育，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使学生将基本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由于安全和经费的考虑，一些学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实践教学活动流于形式。
（三）教师队伍建设的水平有待提高。
教师队伍建设水平与思政课的主渠道地位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专职教师数量不足。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数量不足，大班上课的现象比较普遍，制约了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二是教师综合素质亟待提高。这里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理论修养、教学科研能力、人格魅力等方面。三是部分教师缺乏教学热情。高职院校中部分老师由于教学时间较长，导致了一种教学上的疲态，同时，因科研压力较小，缺乏一定的动力，致使他们在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充沛的热情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一种教与学的恶性循环。
二、增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对策
（一）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比较研究，这不仅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世界各国高校对大学生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一般不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名称，而是使用公民道德教育、生活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等说法。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多样，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如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公民教育、历史教育、经济交易、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性教育、生活教育等；而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则包含公民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此外，发达国家也很注意在各学科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这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课程教学中，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功能，通过多种手段和不同媒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隐性教育和隐蔽渗透[1]。要改变单一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除了课堂讲授法外，还可以选择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法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为我们所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例如，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教学，可以超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的限制，使大学生有机会体会和观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有助于他们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而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引导力。
（三）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素质。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是立场坚定，综合高素质较高的教师。对于高职院校教师的个人素质提升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二是高尚的师德有为人师范的品行和个人魅力。三是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四是将理论教育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实施教学。这些要素涵盖了成为一名优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努力方向和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队伍应该是一支由教学领军人物、中青年带头人、骨千教师构成的队伍，既包括广大骨干教师，也包括专业领军人物和学术带头人[2]。
三、结语
总之，增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地位的认识，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综合运用多种适应时展的要求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科学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借鉴国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1]陈正良,金正一.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思考——基于宁波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调研[N].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6).
篇3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观不认同，存在不安全感
首先，职业角色认同感低。在高校中，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枯燥难懂，无论怎么改革学生也难以喜欢，教师的社会地位也难以提高，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其职业角色认同感非常低。
其次，懒于改变惯性。人们都习惯自己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由惯性而产生惰性，从而阻碍变革。教师都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有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经验等，甚至不用备课也能对上课方式、方法和内容驾轻就熟，这使其觉得轻松和愉快，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在人的惰性的支配下，教师就会抵制课程改革，而停留在自己原有的“舒适地带”。
最后，信心缺乏导致无安全感。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由于缺乏信心而产生不安全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改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人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恐惧，不清楚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课程体系中能得到什么，而会更加担心失去即得利益，因此也会参与课改但由于心态问题而表现出表面积极而实际消极的状态。
（二）客观上能力不足
开展课程改革，就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知识的储备。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实是政治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上好思政课，不仅要求思政课教师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专业素养要求其实比一般教师要高。但是，有不少思政课教师是从学校党政机关和相近专业抽调出来的富余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难以很好地完成教育教学改革任务。
（三）高校政策支持不够，缺乏资金
学校为了响应上级政策，开展课程改革，只是要求教师进行课程改革，却没有在政策上真正给予支持。教师要进行改革，打破常规，就要有必要的经费支持，如课程研究的确要花费金钱：如材料、顾问、合作、印刷、装备、参加会议、调研等都需要资金。由于资金的缺乏，导致教师无法真正进行课程改革。
（四）教师培训进修机会少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行改革，首先教师要进行学习，自我提高。但是，很多高校认为这门课，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缺乏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即使参与培训进修，时间也较短。从整体上看，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提高，还是投入不足、激励不足、力度也不够。
二、改进的对策及建议
（一）教师要加强自身学习，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首先，要不断学习，充实知识。学习是提高技能和境界的过程。思政课是内容磅礴的一门课，在研究上除了讲“专”和“深”之外，讲课的内容还要力求丰富，讲“博”和“广”。除了要研究经典的著作之外，还要涉猎各类学科和知识，随时关注时事政治和重大事件，保障教学内容的前瞻性和透彻性。同时，还要注意围绕课程内容精心搜集资料，结合理论精心运用资料，运用资料来恰当地解释理论，并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做到“以理服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通过研究与比较确定哪些教学方法更符合所教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再次，参加各种教学比赛，增强竞争能力。高校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各种教学比赛活动，符合条件的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大胆的参与。通过参加比赛活动，不仅可以开阔视野，也能向他人学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促进自己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改善其知识结构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训体系，不断改善教师的职称和知识结构，使教师不仅在数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与教学水平等方面都能够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要求。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想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思政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就是必不可少的。针对高校的实际，在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方面，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学历进修和培训，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脱产、半脱产、在职等形式进修完成学业，提升队伍的学历学位层次。二是开展社会实践，并逐渐形成制度，要创造条件让思政课教师参与社会实践考察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最大程度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三是开展校内培训，各院校应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如定期组织备课会和研讨会，促使思政课教师及时更新知识、交流经验、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同时还可以聘请重点大学的思政课专家、教授到学校讲学或指导科研工作。四是加大对中青年教师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力度，对于一些道德品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应大胆起用、重点培养，使他们的业务素质“更上一层楼”，改善目前很多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人才“断层”的局面。
（三）加大支持与投入，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篇4
关键词：小组合作教学；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4-0209-02
小组合作教学是指在班级授课过程中，将学生分成结构合理、能力相当、人数大致相同的学习小组进行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小组合作教学方式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仍存在许多的问题，为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小组合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1.合作学习小组组建不合理。合理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中有效开展小组合作教学的前提。但是目前由学生自由组合的方式组建合作学习小组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之处。学生们往往选择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经常一起玩的同学组成一组，这样组建的合作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性格和共同的兴趣爱好，且组员间成绩高低、能力大小差别不大，这就违背了合作学习小组组建的“组内异质”的原则，导致小组内部成员在合作学习时无法通过不同观点的碰撞产生火花，也难以做到成员间优化组合、优势互补，这样最终使得小组合作学习效果不明显，课堂效率不高。
2.小组合作教学的内容选择不当。小组合作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模式，但并非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小组合作。目前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片面追求形式化，为合作而合作，无论教学内容是否适合，动不动就让学生合作。对于某些答案直白、学生容易理解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点，本应适合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教师也盲目采取小组合作教学的方式，合作教学就显得多余、牵强，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
3.小组成员合作参与度不均衡。思想政治理论课小组合作教学的开展本是想给每个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活跃整个课堂气氛，但在实际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发言的总是一些固定的小组成员。这些小组成员一般是班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小组合作教学中总是充当权威者的角色，每次遇到发言机会，总是一个人独揽。而其他小组成员由于学习成绩较差，其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比成绩优秀的学生逊色，再加上这些小组成员缺乏主动性，懒得思考或回避发言，因此在小组合作中自然而然地成了听众。这样的合作教学不能够保证所有学生都充分参与到学习中来，没有给每位学生充分的交流学习机会，导致合作教学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达不到让每位学生共同进步的目标，更使合作教学失去了开展的意义。
4.教师对小组合作教学缺乏有效的指导。在现实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变成了旁观者和看客，整个过程都是学生在交流讨论，缺乏教师的有效指导。即使有教师的指导，也只是局限于个别讨论比较热烈的小组。这样就会导致得不到教师有效指导的小组逐渐对合作教学失去兴趣，表面上看似课堂气氛热闹，而实际上大部分合作小组学生都在讨论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情或干脆就自己看书不参与讨论。
5.合作教学评价不全面，缺少有效的评价方法。教学评价是小组合作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直接关系着合作教学的完整性和再发展。但在实际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部分教师评价的科学性、全面性存在问题，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抑制学生参与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也无法让学生领会小组合作学习的真正目的。
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实施小组合作教学的对策
科学地分组是进行合作教学的首要条件，为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规模要适当。高效合理的合作小组人数一般应控制在4～6人左右。如果合作小组人数太少，不仅会使合作小组内成员相互之间得到的启发较少，不能集思广益，而且会导致班级中合作小组数目太多，在合作讨论结束后，每组发表看法时占用太多的课堂教学时间，同时，对每小组进行评价也较困难。如果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过多，会导致部分小组成员失去参与机会，使其处于边缘位置，限制其能力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合作小组成员内部的整体交流和团结协作局面的形成。
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构建合作学习小组。合作教学所倡导和强调的是“异质”分组。所谓“异质”分组，就是指在构建合作学习小组时，教师把学习成绩、性格、能力、性别、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不同的学生分在一个合作小组内；所谓“组间同质”是指所构建的班级合作小组之间的总体水平是一样的，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样就能通过公平竞争来促进小组间合作学习的实施。
2.选择适当的合作教学内容。教师必须在合作教学前选择适当的合作教学内容，使小组合作教学发挥最佳作用。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适合采取小组合作教学的教学内容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出现争辩的教学内容。通过小组合教学的形式，让学生围绕出现争辩的理论问题，开展小组内或小组间充分讨论探究。（2）答案多元化的教学内容。对于答案不唯一、多元化的开放性问题，可以让学生先进行独立思考，再进行小组合作交流，使学生在合作交流中开阔视野，改善学习效果。
总之，采取小组合作教学内容必须要有可操作性，是适合多人之间共同努力来完成的，不能太简单或者太难，否则对学生将会失去吸引力，达不到合作教学的目的。
3.落实责任，做到小组成员人人参与。个人责任的落实是思想政治课堂小组合作教学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因此，小组合作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人人动手，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也就是教师要给每个小组成员分配任务，明确责任，比如教师可以将小组成员安排为组长、资料收集员、记录员、报告员等职务并明确各自的职责，只有把责任落实到人，让每个小组成员有事做，让每个小组成员在做事，才能形成小组成员人人参与的局面。这样也可以避免在合作教学过程中，有些组员包办小组全部工作和学习任务，或者有些组员置身组外，拒绝参与的现象。
4.教师要做小组合作学习的指导者。在小组合作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随时关注每小组成员的合作情况，并对其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例如在学生们合作学习时，教师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要走到学生中间去或参与到学生的合作讨论中，倾听学生的观点。不过教师在参与学生合作讨论时要做到两点：第一，不宜在某一组停留的时间太长，否则不利于该小组成员自由放松地发表自己观点，会造成一种紧张和约束感。第二，教师在参与小组合作讨论时还应该顾及到班里所有的合作学习小组，否则会使没有教师参与的学习小组产生一种不受重视的感觉，渐而失去对合作学习的兴趣。
5.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影响着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在组织小组合作教学过程中，必须建立科学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注意把多种评价方法结合起来，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1）要注重把对小组集体评价与对小组成员个人的评价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合理的激发每个小组成员最大潜能的小组合作学习评价机制。教师要把对合作小组集体的评价与对小组成员个人的评价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合作学习，有效地完成学习目标。
（2）要注重把学习过程评价与学习结果评价结合起来。在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评价时，教师不但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而且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师在评价时，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单纯的学习结果评价，要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参与程度、理解程度、学习态度、情感体验等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只有把学习结果和学习过程评价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评价的全面而准确。
（3）要注重教师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小组成员相互评价、小组间互评结合起来。健全的小组学习评价机制应该使学生与教师都能参与其中。教师的评价对学生的学习上进心和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在评价时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小组成员内部互评的评价、小组之间的互评以及学生自我评价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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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毕业论文格式
该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某方面的实用价值与理论意义。正文是学位论文的主体: 4 要求采用宋体5号字b5排版。每页36行，每行32个字。页码打印在页面下方中间位置，论文装订后尺寸为标准b5复印纸的尺寸。页眉部分奇数页使用“东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系学士学位论文”，偶数页使用论文题目的名称。4 论文中图表、附注、参考文献、公式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或分章）编号。图序及图名置于图的下方；表序及表名置于表的上方；论文中的公式编号，用括弧括起写在右边行末，其间不加虚线。4 学位论文一律在左侧装订，要求装订、剪切．数控进给平台的液压比例系统设计（毕业论文格式）毕业论文格式总改不对老师不让过怎么办？内蒙古财经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毕业论文格式的具体要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谁有？求毕业论文格式，平面设计专业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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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 要:针对硕士生普遍提前工作的现象,提出就业压力动因,运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硕士生知识积累的探讨,给出了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建议,并指出高校和用人单位应有所作为。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提供了有助于管理工作的参考性意见,值得进一步深入,为教育管理方法和决策的理论与应用提供有益的补充。
关键词:硕士生;就业;博弈论;上策均衡;知识积累
1 提前工作的动因
高校毕业生包括本专科毕业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和应届博士毕业生。自本科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便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更是成为热点问题。新闻报道2008年中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部分地区甚至传出应届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应届大学生就业率的信息,社会惊呼“皇帝的女儿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辽宁考察时对大学生求职者表示的那样,“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将有超过700万应往届高校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事实上,伴随着全球性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国内人才市场的需求减少与高校扩招政策综合作用,形成了一个非良性的流程。
如图1所示:大学生就业困难,于是转向升学,升学需求的增加迫使硕士扩招。硕士毕业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挤占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同时也造成自身就业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现了所谓“1500应届硕士竞聘卖猪肉”、“十万年薪聘请大学生掏粪”的新闻现象。并且,由于预计2010年博士学位的年授予人数将达到突破历史性的5万,已经开始有学者开始担心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质量下降的博士毕业生以后还要去培养硕士生和本专科学生,势必进一步造成硕士毕业生和本专科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从而更加剧了他们的就业压力,令他们倾向于尽早适应市场,做出提前工作地选择。
本研究仅以硕士生为对象进行探讨。硕士生是高级科研人才的后备军,而高级科研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对硕士生的培养需要投入充足的时间和资源,若硕士生提前工作则有可能令实际培养时间不足,培养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对其今后的就业也将产生影响。所以,于国于己,硕士生的选择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论概述
博弈论也叫对策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种“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一个博弈论模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势。局中人是指在一个博弈中有权决定自己行动策略的参加者,一般要求一个博弈中至少要有两个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选择的,实际可行的,完整的行动策略的集合,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应包括两个策略。局势是指一个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选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组。当局势出现后,博弈的结果也就确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中的上策均衡理论。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博弈论中的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果,当这种结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因此,所谓上策均衡即指一种局中人选择的都是上策时的博弈均衡状态。
3 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设定
出于能够更明确地表现分析结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两两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单位和硕士生,其中硕士生按照意愿倾向还可分为两类,因此实际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个,以报酬矩阵形式表现。
每个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两个策略。高校可以选择允许或者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接收还是不接收在读硕士生,两类持不同意愿倾向的硕士生都可以选择提前工作或者毕业后工作。
每个局势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选择的一个策略,每个模型产生四个局势,通过分析可得出其中满足上策均衡的局势。
3.1.2 度量方式设定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每个局中人对各种选择所产生结果,假设这种结果可以用满意或不满意两个属性值来度量。
一般来说,高校希望硕士生能够静下心来搞科学研究,一方面能够对导师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硕士生的目标就是使硕士生具有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如果没有科研和论文的培养则有失这个目标的要求,如果硕士生提前进入找工作阶段则科研的最佳时期——研二和研三——就没有发挥作用。从上述角度来看,可以说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证满意的结果;若做出允许的选择则总会有一部分硕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养结果达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
为是不满意的。
而作为用人单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虑,他们要求自己员工的综合素质越高越好,独立行为能力越强越好,因此硕士生能否提前来单位实习决定了要不要在硕士生毕业正式上岗后付出一笔培养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资和其它费用。可以认为,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是令自己满意的,而选择不接收的结果则是不满意的。
最后,按照硕士生的意愿倾向可以把硕士生分为倾向提前工作,倾向毕业后工作两类。对于第一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对于第二类,假设选择提前工作将得到不满意的结果——提前工作影响学业完成的质量,选择毕业后工作将得到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设满意的值为1,不满意的值为-1,以此量化不同选择带来的结果。
3.2 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
根据上文对高校和用人单位选择结果的假设,本研究可以构建如表1所示的报酬矩阵,矩阵的每一个局势设为(E,S)。
当高校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若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则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高校则因此不满意(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则必定不满意,而因为在读硕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没有接收单位,所以高校最终得到满意的局势(-1,1)。当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时,硕士生受到纪律限制,则高校不管怎样都将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用人单位无论做何种选择都接收不到在读硕士生,结果必定是不满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与用人单位的博弈达到一个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单位却接收在读硕士生。两方的最优决策是相冲突的,而这恰恰解释了现状,即本研究前面说的高校要实现培养目标,而用人单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与用人单位的这种冲突将不断得到体现。
3.3 两类意愿倾向的硕士生与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博弈
3.3.1 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1,E)。
先来分析硕士生与高校的博弈,现实中总存在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当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时,若高校也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与后者形成的一个局势是(1,-1),若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则前者受到纪律约束的局势为(-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则高校的选择不再重要并总会获得满意的局势(-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个上策均衡,即硕士生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许提前找工作。
再来分析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博弈。当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面对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用人单位时,结果自然是“双赢”(1,1),若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则结果自然是“双输”(-1,-1)。当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时,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再重要,结果总是双方都不满意(-1,-1)。这里的上策均衡是“双赢”。
在这两个博弈中,硕士生面对的最优决策总是选择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由它们之间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冲突,这就解释了倾向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们为何会采取各种手段“欺骗”高校,出去寻找工作。
3.3.2 倾向毕业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硕士生与高校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S),把硕士生与用人单位的报酬矩阵内的每个局势设为(M2,E)。
迫于经济压力以及别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硕士生只要高校允许,就会达成(-1,-1)的局势,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则硕士生和高校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当硕士生不存在经济困难或自己另想办法克服了困难时,必然会坚持好好完成学业,毕业后工作的选择,这种情况中高校与硕士生总是“双赢”。所以高校不允许硕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是这一博弈中的双方最优决策。
用人单位选择不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必定与硕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势总是(1,-1)。当用人单位接收在读硕士生时,只有选择了提前工作的硕士生会让其实现满意的局势(-1,1)。这里的上策均衡却是硕士生选择毕业后工作而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
高校最喜欢的自然是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就如同用人单位最喜欢选择提前工作的硕士生。然而这并不是说无论持何种意愿倾向,只要选择了提前工作,用人单位都无差别的一视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经探讨过,用人单位希望聘用的员工综合素质越高越好,而硕士生的科研水平无疑是衡量其素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认为只有愿意毕业后工作的硕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动静下心来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从而达到令高校和用人单位都满意的科研水平,很遗憾用人单位选择接收在读硕士生的结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满意的对象。也就是说,用人单位的最优决策与其最满意的硕士生的最优决策相冲突,再换句话说,用人单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标与对员工素质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进行到这里,此时的问题是,硕士生是否应该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单位是否应该有所作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进行一个探索性地讨论。
4 关于硕士生是否应提前工作的讨论
4.1 硕士生是否应该选择提前工作
让硕士生们产生不同意愿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对未来预期收益的不确定,对此本研究认为可以从知识的可积累性给出探讨。
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同,“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社会知识就在人类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并得以延续和更新,而个人知识积累得益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沉淀,同样不断增长。这种知识积累是质和量双方面的,在当今的经济形态下,已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在校学习可看做知识积累的最稳定途径之一,因此硕士生花在在校学习与科研方面的时间越长,作为生产要素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其创造价值的潜力越大,可以预期较大的未来收益。若提前工作,放弃的学习时间不谈,在工作中能获得知识多少也是不确定的。
事实上人们选择读硕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两个,这两个目的的实现都要求知识积累到一定水平,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用人单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硕士生。如果硕士生都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影响,认真完成学业,在毕业后凭借优异的知识积累接受社会的选拔应该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都应该为促成硕士生做出这种选择而有所作为。
4.2 对高校和用人单位提出的建议
(1) 高校安排好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广自费制的同时,设置更多的奖学金和生活补助项目,提高物质激励的比重以降低硕士生的总成本,解决高校与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硕士生的冲突,并保障完成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
(2) 用人单位要把目光放长远,对接收在读硕士生工作的决策应当有所限制。应当看到一个科研功底扎实的硕士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为单位创造的价值将远远大于一个水平一般,仅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经验的硕士,足以弥补用人单位短期的成本损失。
(3) 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冲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认识外,最好能够更多地进行“产学研”合作。用人单位欢迎高校前来调研和利用知识储备解决问题,高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确立科研项目,设置硕士生的培养计划。如此,一方面硕士生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把科研和实践联合起来,必能提高其知识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为高校协助解决的问题支付的费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硕 士生的经济状况。
(4) 整个社会应当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不要宣传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为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努力发展经济。
5 结论
篇7
关键词:博弈论 电力市场 Nash均衡理论
引 言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或竞赛论,其实质是一种理论方法。它是一种使用严谨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利害冲突的理论。由于冲突、合作、竞争等行为是现实世界中常见的现象,因此很多领域都能应用博弈论[1]。而在电力市场中,博弈论的运用更是显得尤为的突出,用博弈论模拟电力市场,模拟的结果能更加接近实际,为市场模式设计提供依据。另外,电厂或用电用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也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市场,研究如何报价获利最大。因此,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一、博弈论的发展
博弈论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我国的春秋末年,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它不仅是一部军事著作,而且还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则是在20世纪初。1928年冯・诺意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意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的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谈到博弈论就不能忽略博弈论天才纳什,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非合作博弈》等,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2]。 此外,塞尔顿、哈桑尼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今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的学科。
二、博弈论的类型
博弈问题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按参与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协作可分为“非协调博弈”和“协调博弈”;按参与者获利之和的特性可分为“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按静态和动态的观点,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2.1 非协作博弈和协作博弈
非协作博弈是指参与者互相独立,各自争取最大利益的博弈。其广泛运用Nash均衡概念来求解。在Nash均衡上,如果某一个人的策略保持不变,会导致这个人的获利减少。非协作博弈是研究少数制造商操控市场的若干标准问题的理论基础,对于研究市场力有重大意义。
协作博弈一般是指基于参与者结成联合体,共同协作争取联合体的最大利益,再将利益进行内部分配的博弈。
2.2 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
在零和博弈中,一个参与者的获利直接等于另一个参与者的损失。例如下棋,扑克牌之类。而在非零和博弈中,参与者的获利和损失不相等,即代数和不必为零,这是更大的博弈问题,是数学家Nash首先提出和解决的,即著名的Nash均衡及其相应求解方法。
2.3 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静态博弈是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或者尽管有先后顺序,但后行动者不知道先行动者的策略。而动态博弈是指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行动者可以知道先行动者的策略。[3]
三、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运用
博弈论是研究市场经济的重要工具。电力作为特殊的商品,它的生产、运输、销售和消费也逐渐走向市场化。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电力工业走向放松管制、引进竞争的进程中,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解决其中一些问题是一个研究方向。
3.1 在购售电决策方面的运用
购售电决策与电力市场模式有很大的关系,如在联营体模式下,参与者众多,若干发电公司或购电商可以结成联合体去投标,这也就是协作博弈问题,这可以比独自去投标取得更大的利益。同时,在联合体模式下各参与者也可以不合作而各自决策,这也就成了非协作博弈问题,这类问题现在大量采用Nash均衡理论来求解。
3.2 在区域间功率交换、转运和输电成本分配方面的运用
正确运用博弈论关键要针对电力市场的特点正确选择模型和解的概念。例如:力量相当的两个区域电网之间交换功率的情形比较适合用古诺模型和Nash谈判解方法;而自备电厂与公用电网之间的交易可能更适合用Stackleberg模型。还有局中人结盟问题,如何识别合作伙伴,结盟利益如何在联盟内分配。电力市场环境下,电网输电作为一项服务,它的网损、固定资产投资如何在网络使用者之间分担。这些分配问题都需用到博弈论来进行优化决策。
3.3 在研究市场行为方面的运用
博弈的结果是依赖于拥有的信息,采用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政策是设计电力市场模式的一个方面。例如,在电力市场中参与者都可以联合起来运用协作博弈方法进行投标来控制市场,特别是在参与者较少时,往往都会出现寡头垄断问题,因此市场运行必须防止和阻止这类市场。另外,如果有市场参与者利用线路阻塞、特殊事件和气候。峰荷时段、联络线瓶颈造成的必须运行机会,运用博弈发放和策略哄抬电价,这些问题也都应及时识别并予以纠正的。
结束语:
至1928年Von Neumann发表关于求解“零和”问题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论来以来,博弈论的观点在很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也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电力市场中,运用博弈论解决了很多电力行业问题,使电力市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优化。但是,在运用博弈论进行决策的同时也存在了一定的缺陷,如Nash均衡求解的困难较大;由于竞争各方相互保密而造成的决策困难;分析计算中的假定及简化影响决策结果的可靠性等,这些存在的问题都需要得到及时的解决。因此,博弈论在电力市场中的运用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更好的完善。
博弈论和电力市场发展至今也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他们都属于很年轻的学科,他们都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两者的结合可以互相促进、相互发展,相信在今后的将来电力市场定会在博弈论的理论发放下而得到更好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松杯. 电力市场[M].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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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系统动力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018?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腾飞，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铝产品作为重要的基础消费品被大量使用。作为铝产品的上游产业，氧化铝行业得以迎来黄金时期而发展迅速，1990年我国氧化铝总产值仅有146万吨，而到2011年我国氧化铝年产量已达到3 881万吨，跻身为世界范围内的氧化铝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在全球铝行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行业高速的发展并没有解决氧化铝产业长期存在的铝土矿资源分配不均、成本控制不利、产业结构不匹配、控制机制不健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多重复杂问题，相反，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加剧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后经济危机环境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环境事故频发、行业产能过剩等矛盾日益尖锐，氧化铝产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行业风险，行业内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氧化铝行业的风险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管理，使氧化铝行业更好的发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作用，就显得尤为必要。实际上，近来钢铁行业所出现的价格下跌、需求疲软、贷款困难等经济疲软和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痛苦调整就是前车之鉴①。
氧化铝行业风险，是指在氧化铝行业发展过程中，行业发展衡量指标的实际状况与正常状况出现较大偏离，行业发展出现阻滞甚至衰退，从而导致氧化铝企业倒闭、从业人员失业并影响下游行业发展等状况发生的可能性。
关于风险管理的分析技术与方法，从最早的“觉”风险（Perceived Risk）模型[1]到J.P.Morgon提出的VaR（Value at Risk）模型[2]，再到其后学者提出的各种衍化模型，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包括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贝叶斯理论期、决策树、组合投资理论、净现值法、效用理论、蒙特卡罗法、故障树分析、模糊综合评判法、多目标决策法等在内的20多种方法[3]。由麻省理工学院JayW. Forrester教授提出的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站在系统思想的角度，将复杂问题视为有边界的系统而展开分析，在研究复杂系统性问题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4]。系统动力学在研究处理复杂的系统问题时，通过建立SD基本模型，并深入分析和反复仿真调试，不断进行长期、动态、战略性的定量研究，对于研究高度非线性、高阶次、多变量、多重反馈的复杂系统具有突破性意义。这一研究方法为人们模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等复杂系统的行为和未来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复杂系统的风险管理问题提供研究思路，如徐娟等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了物流外包风险的度量问题[5]；李志红、和金
收稿日期：2012?09?24；修回日期：2012?12?3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2011M500994）；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JJ504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BB381）
作者简介：成琼文（1972?），男，湖南湘乡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有色金属行业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生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外包风险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了系统仿真[6]；刘东亮等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飞行结冰后的风险评估问题[7]；李存斌等借助系统动力学研究了电网建设项目进度风险的评估与管理问题[8]。
本文拟借鉴系统论思想，深入分析氧化铝行业风险构成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构建氧化铝行业风险管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索氧化铝行业风险产生、运行以及有效监管调控的机理，为氧化铝行业有效管理行业风险和政府合理制定监管政策提供依据。
二、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的概念与
特征分析
与任何一个生产型行业相似的是，氧化铝行业涵盖了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氧化铝行业的上游行业是原材料——铝土矿的开采行业，因而面临着铝土矿资源数量、价格以及品质的风险；氧化铝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到压缩成本和扩大销售两方面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成本方面和产品销售方面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同时，由于氧化铝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近年来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氧化铝企业如果不对此加以重视，则很可能招致大量罚款，甚至如果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则将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如2010年紫金矿业“921溃坝事故”，最终以紫金矿业副总裁免职、赔付2.45亿理赔金额而告终，因此同样作为高污染行业的氧化铝行业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风险。详细而言，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主要由以下子系统组成。
（一）资源风险系统
氧化铝行业的资源风险，是指由于铝土矿资源存储有限、矿石品质分布差异等原因，导致实际进入氧化铝行业的铝土矿石资源数量不足、品质不达标，进而导致氧化铝生产行业内的原料供给不足、行业发展受阻的风险。
资源风险主要考虑的是行业原料铝矿石的供应变化影响下的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的变化。其的主要衡量值为“资源风险系数”，即在一定时期内行业采购的铝矿石的价、质、量对资源风险的影响程度，影响因子主要为进入行业的矿石量、矿石品质系数、矿石价格。原料的优劣对行业生产十分重要，价廉质优的原料可以为行业赢得较大的利润空间，缓解行业应对其他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强行业的定价议价权。进入行业的矿石量分为国内供应和国外供应，分别受进口量和开采量影响；矿石品位的高低和单位矿石产量、工艺设备要求紧密相关，高品质矿不仅单位产出多对工艺要求也较低，可以为行业降低制造成本，提升盈利空间。矿石的品质主要有铝硅比和矿石类型决定，延伸出矿石品质系数加以衡量，其中铝硅比越高矿石品位越高，目前矿石类型主要有一水硬铝石、一水软铝石和三水铝石，矿石处理的难以程度成递减趋势；矿石价格为行业平均采购价格，受国内采购价格和国外进口价格影响，其权重按照购买量来衡量。目前，我国氧化铝行业面临国内供应不足、国外购买受限、海外收购受阻等诸多不利局面，资源风险较高，氧化铝行业资源子系统可分析我国氧化铝行业每年的资源风险情况并为未来的预测和提供参考。图1是资源风险子系统图。
图1 氧化铝行业资源风险子系统
（二）环境风险系统
氧化铝行业的环境风险，是指氧化铝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的缺乏甚至缺失导致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引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社会和谐稳定遭到破坏、氧化铝行业发展支持力度减弱、行业发展受阻等状况发生的风险。
环境风险主要考虑的是在行业环境保护情况变化影响下的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变化。其主要衡量值为“行业原始污染量”和“行业污染治理量”，前者为环境风险流入量，后者为环境风险流出量，二者差值决定环境风险大小。在许多诸如氧化铝行业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环境保护是一个永恒问题。在环境侵害事件频发的当下，环境风险已俨然成为“两高”行业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排污及伴随着治污，在生产工艺不断优化和治污技术不断成熟的前提下，环境风险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违规生产、私排乱排等现象屡见不鲜，加之氧化铝行业本身污染物的难以全部处理和回收②，该行业的环境风险一直居高不下。行业原始污染量主要受生产工艺和行业产能的影响。行业污染治理量除了受三废处理技术的影响之外，行业产能同样可以施加影响。行业污染治理的效果还会受到环保政策的干预，政府规制的加强会迫使行业改善治污设备，提高治污技术水平，这样不仅会减少三
废的生产排放还有助于提高污染物处理量。图2 是环境风险子系统图。
图2 氧化铝行业环境风险子系统
（三）成本风险系统
氧化铝行业的成本风险，是指行业内企业组织生产、管理的成本持续升高，进而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行业发展能力下降的风险。
成本风险主要考虑的是在行业各项支出变化影响下的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变化。其主要衡量值为“成本风险系数”，即在一定时期内的行业总投入对成本风险的影响程度，影响因子主要为原料成本、管理成本、税收成本、财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设备成本。作为利润的重要影响因素，成本的高低对行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具有较低的成本可以为行业整体赢得较大的利润增长空间，可以使得行业在应对成本提升时有缓冲余地，为行业的发展争取机会。而目前，氧化铝行业的成本回旋余地正在被逐步压缩，随着主要原材料价格的逐年增加和人口红利优势的减弱，我国氧化铝行业正在承受着很大的成本压力，尤其在经济不景气，供大于需的低迷市场中我国氧化铝行业将面临极大的成本风险。图3是成本风险子系统图。
图3 氧化铝行业成本风险子系统
（四）销售风险系统
氧化铝行业的销售风险，是指由于全行业产能过剩导致供过于求、产品销售受阻滞，同时产品价格受产销比影响而不断下降等状况发生的风险。
销售风险主要考虑的是行业销售情况变化影响下的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的变化。其的主要衡量值为销售风险系数，由“产销比”和“行业利润率”决定，即行业一定时期内的销量占产量比重和行业整体盈利水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销售的好坏决定了行业回笼资金的能力。在行业大量投入之后，销售为行业实现盈利提供了可能。即使行业生产效率高、成本低，但是销路不畅、存货挤压，行业仍可能不盈利甚至亏损。所以，行业销售风险影响了行业整体风险。根据经济学原理，产销比由产量和销售决定，行业利润率由销售额和产品成本决定。其中，产量受生产工艺、原料供应和相关政策影响，销量主要有铝产品需求引致，而价格则受成本和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图4是销售风险子系统图。
图4 氧化铝行业销售风险子系统
三、氧化铝行业风险的系统动力学
模型
（一）模型边界
系统动力学主要是研究社会系统的科学，它基于系统论，吸收了控制论、信息论和决策论的精髓，采用模拟技术，以结构－功能模拟为突出特点，从系统的微观结构入手建模，进而模拟与分析系统的动态行为。它认为系统的行为主要是由内部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选择系统边界是关系到系统动力学模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步骤。正确划定系统边界的基本原则，是力图把那些与建模目的密切相关的量都划入界限内，并保证系统边界是封闭的。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氧化铝行业风险管理问题，所研究的系统边界就是氧化铝行业风险所覆盖的边界。根据上文对氧化铝行业风险总体结构的分析，重点确定资源、环境、成本和销售4个子系统为相关研究因素，进而研究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这就是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的边界。
（二）模型假设
由于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的复杂性，简化成4个子系统后的创新模型，不能完全代表氧化铝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只是它的某些方面，甚至单就某一个风险子系统而言，其分析和计算也是较为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这样就存在一些假设条件，帮助我们讨论主要问题，暂时忽略次要因素，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假设包括：① 氧化铝行业风险的产生、发展与运行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行为过程；② 虽然氧化铝行业受政府调控较为严格，但是出于研究抽象化的考虑，本文不考虑政府政策的重大变革以及非正常情况和不可抗力所导致的氧化铝行业及其风险的突变③；③ 铝土矿石的类型和铝硅比（A/S）这两个指标可以代替铝土矿的品质；④ 论文研究坚持“抓主要矛盾、舍次要矛盾”的原则，例如，在原材料成本中，由于铝土矿作为最核心的原材料，其占到了氧化铝所有生产原材料的80%左右，故本文就仅以铝土矿的成本代替原材料的成本，其他类似的简化在文中多处有体现。
（三）因果关系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元素组成的。在系统动力学方法中，元素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可以概括为因果关系。正是这种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系统的功能和行为。因此，系统的建立主要由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所确定。同时，系统也是影响因子之间复杂关系的直观展现。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包含资源、销售、成本和环境4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和特点，系统之间又彼此联系。因此，根据我国氧化铝行业风险的总体结构，本文建立了因果反馈模型图（见图5）。
（四）系统动力学模型
基于以上我国氧化铝行业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图和对子系统的讨论，建立了我国氧化铝行业的系统动力学流图模型（见图6）。
（五）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
从我国氧化铝行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构成和互相影响的关系 ，有助于进行动态分析。上述氧化铝行业资源风险子系统指标、环境风险子系统指标、成本风险子系统指标和销售风险子系统指标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共同构成包含4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的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此综合反映氧化铝行业风险的产生、运行过程状况，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五、结语与展望
本文根据氧化铝行业风险的概念及特征，将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与预测问题置于系统论视角予以研究。将氧化铝行业风险系统划分为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成本子系统以及销售子系统4个子系统，构建出了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的因果关系图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在氧化铝产业边界内部和一定的假设条
图5 我国氧化铝行业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图
图6 我国氧化铝行业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表1 氧化铝行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氧化铝行业风险 资源风险 进入行业的矿石量 国内开采量
进口量
矿石品质系数 矿石类型值
A/S
矿石价格 国内矿石价格
进口价格
环境风险 行业实际排污量 行业原始污染量
行业污染治理量
成本风险 单位产量的成本 原料成本
管理成本
税收成本
财务成本
劳动力成本
设备成本
销售风险 产销比 行业氧化铝产品产出量
行业氧化铝产品销售量
行业利润率 行业氧化铝产品销售平均价格
行业氧化铝产品销售量
行业氧化铝产品单位成本
行业氧化铝产品产出量
件下，4个子系统内部及其之间的深层次关系。通过对建立的因果关系模型和流程图进行分析，我们得出氧化铝行业风险自身是一个存在多重反馈与循环交叉的、复杂的运行系统，是资源、环境、成本和销售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依据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的各要素之间关系，本文从资源风险、环境风险、成本风险和销售风险4个角度构造出了包含4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突出体现了氧化铝行业风险的特征，不仅为准确、系统、全面、合理地评价氧化铝行业风险产生、发展以及运行过程提供了参考，而且为产业风险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表明，氧化铝企业和政府各部门应当从多个层面加强对该行业的正确引导，降低行业的风险，使得氧化铝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基础战略性产业的作用。后续的研究应当着眼于系统内部关系的定量化处理，建立模拟仿真平台，为氧化铝行业风险管理控制策略的科学制定提供依据。
鸣谢：
中南大学彭志宏教授对此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专此致谢！
注释：
引自2012年9月5日《金融时报（中文版）》，原文《中国钢铁业面临痛苦调整》，作者何丽。
我国是氧化铝生产大国，2009年生产氧化铝2378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30%，产生的赤泥近3000万吨。目前我国赤泥综合利用率仅为4%，累积堆存量达到2亿吨。随着我国氧化铝产量的逐年增长，赤泥的年产生量还将不断增加，预计到2015年，赤泥累计堆存量将达到3.5亿吨（数据来源：工信部和科技部2010年8月10日的《赤泥综合利用指导意见》）。
这并不是将政府的调控政策排除在模型之外，相反政府对行业的调控以及调控政策对行业风险的影响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此假设意在说明如“911事件”的重大政治经济突变并不纳入模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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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ynamic Model for Risk Evaluation of Aluminum Industry
CHENG Qiongwen， WANG Hao， SONG Juan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篇9
关键词：运动队 管理 对策建议
1.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校体育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后，全国高校更加重视体育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管理。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作为培养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摇篮，其科学管理水平对于学校乃至国家的体育事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体育教育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成为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1]。运动队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制约运动员成才的重要决定因素，是获取优异比赛成绩的必要条件，是提高竞技水平的充要条件[2]。目前，从我国体育制度改革的成果以及国际竞技体育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整体上没有满足高校体育发展的需要。众多高校虽然很早就创办了高水平运动队，但其管理和运行水平较低，仍然处于成长期[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下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的弊端逐渐浮出水面，如何更加有效的管理运动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研究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管理，总结出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的成功模式，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理论，以“体教结合”和“人本管理”理念，探索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可持续发展之路，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现状
北京工业大学自1984年开始创办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运动项目主要包括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等，并于1987年被国家批准为普通高等学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学校。为能在全国高校体育比赛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自1994年开始，北京工业大学与北京市体育局联合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先后与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和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签定了联合办学协议。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当年招收了18名现役田径运动员，取名为健将班。在1998年和2000年又先后招收了第2期和第3期健将班，项目扩大为2个，分别为田径、游泳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健将班学生在体育竞赛中多次取得较好的成绩。
目前，已培养出国际级健将28人、运动健将84人、一级运动员152人。健将班学生100﹪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传统项目班95﹪以上本科毕业、90﹪以上获得学士学位。
3.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管理模式分析
3.1训练模式创新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与研究，北京工业大学逐步形成两种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模式。一种是“体教模式”，招生对象是现役运动员，其目标是培养参加世界级体育比赛的高水平体育人才。其特点是人才身份的特征表现为运动员学生，他们在籍（北京工业大学的注册学生）、在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不在校（在体育局训练）。根据运动员学生的培养目标等情况，“体教模式”又分成两种运作方式，即“冠军班”运作方式与“健将班”运作方式。冠军班招收的运动员学生都是世界冠军，将来退役后将成为专业运动队的领队、教练员或其他类体育人才。每周2个上午、3个晚上加上双休日安排文化课学习（课程设置由运动员学生本人、运动队和学校三方共同研究决定），其余时间为运动训练。
健将班有自己单独的培养计划，有独立的学籍管理档案和毕业资格审查要求，其他方面的管理延续专业队管理制度和模式。为保证训练和比赛质量，在文化课学习方面采用灵活、弹性的学习时间，学籍管理方面实行学分和学年制相结合的管理方法，学制6年。另一种是“教体模式”，其目标是培养参加全国体育比赛的高水平体育人才。特点是人才身份的特征表现为学生运动员，他们在籍（北京工业大学的注册学生）、在学（攻读工商管理或其它专业）、在校（在学校训练）。根据参加体育比赛任务的不同，“教体模式”也分成两种运作方式，即五人制足球运作方式与传统项目运作方式。
运动训练方面，每个队每学年、学期都能认真制定训练计划与总结，并由主管领导负责监督训练计划的执行。对高水平体育人才严格管理，制订了《运动训练课成绩管理办法》，建立健全运动员奖励制度，从各方面激励运动员为北京市、学校争光。校内外训练密切结合、统一思想、优势互补，确保运动员竞技状态。尽量多参加全国高水平大赛，以达到锻炼队伍，丰富比赛经验，提高竞技水平为目的。加强与重点运动员、教练员的交流和沟通，及有针对性地加大经费投入，力求教练员、运动员全力以赴投入竞赛与训练。
3.2 文化教育模式创新
为了便于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北京工业大学针对运动员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区别于其他学生的培养计划。根据运动员的特点，选择工商管理（体育）为运动员在大学期间的专业，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和今后的发展。制定了适应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教学计划以及学分激励机制；实行了灵活的学籍管理和教学组织形式；实行了训练周期制，打破了学校的学期制和寒暑假制，按照训练竞赛周期安排教学周期。各运动队高水平运动员基本上集中在经管学院，在文化课学习和日常管理方面以经管学院为主。对体育班的管理实行“双班主任制”，即体育部和经管学院各派一名班主任，体育部派的班主任主要负责训练、比赛等方面的管理，同时起到同学生所在学院及时进行沟通的作用。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智育培养，首先抓学风，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同时派教练员查课，检查学生出勤及遵守课堂纪律的情况。从体育部主任、主管领导到普通教练员，都与任课教师、班主任、所在学院的主管领导、工作人员有密切地联系，相互沟通，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有问题及时解决。
3.3管理方式创新
学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工作，特别关心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在主管校长的主持下，每年9月份召开一次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专题会议，总结前一学年高水平运动队建设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汇报新学年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工作计划。对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予以研究和解决，保证了高水平运动队的日常经费、训练场地、学生住宿、训练竞赛的时间协调、文化课学习等方面的正常运行。于2001年11月制定了《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管理办法》并在2002年正式开始试行。
为实实在在办队，让运动员获得真才识学，“体教模式”在学籍管理方面，采取延长学制方式，单独编班，实施“2+4”的教学方案，即前两年全部学习基础课程，后四年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执行“边学边补”的教学方针，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教学计划以增加学时、放慢进度、保证质量为原则。选聘有高级职称、有经验、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的老教师给高水平运动员授课，他们既教书又育人，教学效果好，深受尊重和爱戴。“教体模式”培养方面，高水平运动员基本上集中在经管学院，在文化课学习和日常管理方面以经管学院为主。对体育班的管理实行双班主任制，即体育部和经管学院各派一名班主任，体育部派的班主任主要负责训练、比赛等方面的管理，同时起到同学生所在学院及时进行沟通的作用。 转贴于
4.关于进一步提升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创先理念，规范招生渠道，坚定不移地推进“体教结合”
提高高水平运动队管理水平是国家提出“体教结合”主要目标之一，也是高校参与体育竞技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举措。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提高运动素质不可忽视文化素质，提高竞技能力不能以牺牲文化教育为代价，“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应贯穿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始终。为进一步提高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管理水平，首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和科研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起管理层的重视并给予足够的支持。其次要规范招生渠道，完善竞技体育机制，同时要关心运动员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再次要突出体育锻炼与教育相结合的功能，对运动员实行全方位的与普通大学生统一的教育目标管理，保证“体教结合”落到实处，通过推进“体教结合”的管理模式，把运动员培养成既具有较高的运动技术水平，又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体育人才[4]。
加快建立一套完备的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把体育与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高水平运动员在成材过程中既能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又能根据个人特长不失时机地挖掘自身的运动才能，在运动领域表现自己的价值。体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培养体制是以夺标育人为中心、以训练与教育为支柱、以优化管理为横梁的培养高水平体育人才的新体制。保证培养的高水平体育人才具备高超的竞技运动能力、学术水准；保证道德规范均衡与同步发展；保证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身心健康、参与竞技、完成学业，能成为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
4.2 加强对教练员的分层次、多形式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
针对目前部分教练员直接从体育院校毕业后便从事教练员工作，虽然有扎实的理论，但缺乏高水平运动经验的积累，业务能力还不能很好的适应现代化运动训练的要求。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水平运动队健康快速的发展，必须有效地提高教练员业务水平，应尽快制定教练员培训方案和实施计划，通过分层次，采用出国培训学习等多形式的方式对教练员进行培训，加快提高其业务水平，满足高水平运动队快速发展的需要。
4.3 积极响应体育竞赛制度改革
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健全的高校体育竞赛制度，应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建立和健全大学生竞赛制度的基础上，使其与全国竞赛制度相衔接，通过增加运动员比赛次数，使训练与竞赛结合起来，以此提高运动队的训练水平[5]。另外，积极响应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参与制定高校体育竞赛制度，并纳入国家体育竞赛计划。总之，要加快推进高校体育竞赛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把竞赛搞活，通过举办高校联赛和各种单项赛事，与兄弟院校共同推动体育竞赛制度改革。
4.4 多方筹措资金，为高水平运动队奠定物质基础
经济体制决定体育体制，经济体制的转轨方向也决定了体育体制的转轨方向。目前，北京工业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学校拨款，外助和赞助资金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充足的经费是办好高水平运动队的物质保证，解决训练经费不足和改善训练条件，除教学经费中体育经费部分外，还可以如下筹措途径：(1)可借助学校高科技的雄厚实力与个人、企业挂钩，使其在财力方面给予支持；(2)争取更多的企业、社会和个人等赞助；(3)争取地方财政给予更多的投资。
4.5 加强体育科研工作
普通高校不像体育院校科研单位以及体育工作队那样，在竞技体育的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专长，由此制约了高校体育竞技的发展通常来讲，高校在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与建设方面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大批科技人才，具有一定的科研优势。但对全国高水平运动队管理方面的科研论文分析发现，目前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的专业科研队伍并不多，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潜势尚未转化为现实优势。这要求必须加大投入，想方设法引导体育专业的科技人员利用自身学科优势，积极介入高水平运动队的管理与实践中来；另一方面，加强与体育院校科研单位合作，争取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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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一、问题的缘起
“文学性”无疑是目前文学理论最常见最常用的一个高频关键词。这与当今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遭遇重大的困厄不无关系。不可否认，当今文学受到电子媒介的挤压，确有从中心滑向边缘之势。电视、互联网、手机、MP3 等占据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电子媒介的崛起对于以往印刷媒介的文化功能实行了颠覆，文学所遭受的冲击莫盛于此，以往文学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正面临着严厉的拷问。
然而值此文学陷入重围之际，事情却出现了柳暗花明式的转机，有人发现文学在命运绝境的拐角处恰恰别有洞天，文学的前程顿时显得光明一片。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美国后现论家大卫·辛普森，后来乔纳森·卡勒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和肯定，其总的想法是，当今世界作为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已远离了人类生活中心，但在哲学、历史、宗教、法律等其他理论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事情恰恰呈现另一番景象，叙事、描述、虚构、隐喻等文学的模式正在被大量采用，到处都可看到“文学性”的影子在晃动，“文学性”的作用已深入骨髓、不可分割。他们不无兴奋地宣称：“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
国内较早接受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的是余虹先生，他引起广泛注意的代表性观点是，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置于边缘，又将广义的“文学性”置于中心。他将这一状况称作“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所谓狭义的“文学”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和文化类别的语言现象，这种“文学”在当今图像时代被边缘化了。但与此同时，广义的“文学性”却中心化了。在后现代场景中，只需稍一留神，就会发现今天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学术、文化等活动是过于文学化。所谓广义的“文学性”指的是，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这种机制显然不是狭义文学所独有的东西。有鉴于此，他提出所谓“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的口号，以期推动后现代处境下文学研究的重建，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即从狭义的文学研究转向广义的总体文学的研究，从狭义的文学性研究转向广义的文学性研究。①
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以及余虹此论一出，马上引来一片质疑之声。有论者指出，辛普森们张扬的“后现代文学性”一方面导致文学原有的精神气质逃逸、颓败和飘散在“文学性”之中，另一方面则是俗文学的逻辑进入各个学术领域，而将各个学术领域都泛“俗”化了。这就使得后现代的文学大大地掉了档次和品位，连辛普森自己都称之为“半桶水知识”，它不足以与原先的文学相提并论。还有，被辛普森们当作“新发现”的文学修辞同时也为其他学术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广泛运用的情况，按说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从古到今，比喻、象征、比拟、隐喻等修辞手法并不是文学的专利，而是一切文体公用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统治”其实并不存在，只是辛普森们的一种巨型想象和时代误读罢了。② 也有论者认为，主张“文学性扩张”者的不足在于，其论述对于“文学性”等概念的内涵缺乏界定，而在论述过程中也含糊其辞。他们大力肯定的经济、商业、消费中的“文学性”与文艺学中的“文学性”在各自话语中的位置和功能并不是一回事。就前者而言，“文学性”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后者而言，“文学性”则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③
可以确定，上述“文学性”问题的浮出水面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并非无话找话，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加以解决的，而论者对此往往有所忽视：其一，如今“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算起应是第二次，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这两次文论的悸动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其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能够摆脱“什么是文学？”的本体性思考吗？其三，对于“文学性”以及“什么是文学？”问题的确认肯定不能是随意的，那么它更为确凿的前提和依据何在？其四，所谓“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这一文学状态是恒常性的还是权宜性的？是终极性的还是过程性的？
应该说，对于文学的当前发展与未来走向来说，这些问题都可谓重大而紧要。
二、两种“文学性”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1989年在讨论“什么是文学？”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从而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这让人想起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学者说过的话，如罗曼·雅各布森说：“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④ 在20世纪一头一尾发出的这两个声音遥相呼应，为近一个世纪文学研究的精神历险描画出一个“蛇咬尾巴”式首尾衔接的圆圈，而其中心就是“文学性”问题。
然而此“文学性”非彼“文学性”，“文学性”问题在当今的旧话重提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术格局。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19世纪后期执掌文坛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逆反。以佩平、季杭拉沃夫、维谢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研究从属于社会学，将文艺作品视为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而无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全部复杂性。总之，在历史文化学派那里，“文学”与“社会”几乎是同义词，文学理论与思想文化部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佩平曾这样说：“怎么能把文学本身从社会运动中分离出去，又为它找出一条规律呢？”⑤
历史文化学派用社会历史规律取消文学自身特性的弊端引起了俄国文论界的普遍不满，人们批评历史文化学派将种种非文学现象统统纳入文学研究，从而扭曲了文学研究的本性，使得文学研究等而下之，降格为一种例证和资料，变成了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研究的附庸。作为一种逆反，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文学史与社会、思想、政论、宗教、道德、法律、新闻、风尚、教育、科学的历史区分开来，反对用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研究等“外在的”材料代替文学本身，而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如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自己的文学理论旨在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⑥ 俄国形式主义据此认为，只有寻找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才是文学研究的本分，才是文学研究独立于其他知识、学问的特质和价值之所在。而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特点，即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相错位，产生所谓“陌生化”的效果。
可见，从历史文化学派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取一种退缩、收敛的态势，即从非文学领域向文学领域收缩，排除社会历史、政治运动、思想潮流、道德教条、宗教观念和文化风尚等对于文学的外来干预，将文学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限定在文学的文本、语言、形式之上。如果说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消融在社会、历史、文化之中，抹杀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那么俄国形式主义则正相反，刻意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
然而，当解构主义再次提出“文学性”问题时，事情则发生了变化，文学研究恰恰转向了发散、扩张的态势。解构主义学者关心的已不是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形式，而是非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了，诸如哲学、历史、政论、法律文书、新闻写作中的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乔纳森·卡勒在这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他较早发现了这一事实：“文学性”在非文学文本中的存在，如今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他说：
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它语言之中。⑦
在这一风气转变的过程中，雅克·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里达认为，以往人文话语总是围绕“中心”来彰显意义，所谓“中心”，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奉为最高本体的本质、存在、实体、真理、理念、上帝之类概念。其实这种“中心”是不存在的，是理应被消解的。人文话语并不是通过能指与所指的转换达到对意义的把握，而是通过能指与能指的过渡实现意义的，而且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过程，构成一根长长的链条。这就像查字典，一个词的意思要到另一个词那里去查找，而另一个词的意思要到更多的词那里去查找，这一查找的过程是无穷尽的，因而意义的实现也是无穷尽的。这样，德里达就以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横向关系取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纵向关系，认为意义的彰显只是一场在能指与能指之间进行的游戏，它取决于不同能指之间的“延异”，亦即从一个能指过渡到另一个能指，在空间中存在差异，在时间上有所延宕，从而在能指与能指之间就出现了“间隔”和“空隙”。在这一连串的过渡中，意义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不同能指之间的“间隔”和“空隙”之中，这就使得意义的彰显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归结于某个中心。德里达还认为，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中，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它认为只有语音能够通畅地传达意义，而文字在传达意义方面只能起补充作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与语音相比较，倒是文字能够更好地传达意义。德里达说，文字是一种充满延异、间隔和空隙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们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这一间隔是空隙的积极的，同时又是消极的产物，没有空隙，‘完满的’术语就不能产生表征作用，也不能发挥作用。”⑧ 所谓“延异”、“间隔”、“空隙”，就是文字所表现出的间接性、差异性、含混性。文字往往并不直接、明白地将意思说出来，而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托喻咏物、取类言事，就像中国古人所说：“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⑨ ，“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⑩。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莫过于文学，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在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方面对于种种“延异”、“间隔”、“空隙”的创造性运用，而这也往往不失为哲学、历史、法律、新闻等写作方式传达意义的一条幽径。因此文学不应是非文学的附庸，而应成为非文学的领军，没有任何一种写作、任何一种文本可以脱离文学。而这一点，正是当今非文学文本中“文学性”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对此，英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列举了理查德·罗蒂的分析哲学、斯坦利·费什的法学著作、海登·怀特的历史学，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人类学，唐纳德·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以及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中的种种文学技巧和修辞手法，用来说明这一见解：“有些时候，大学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得像文学教授的学生们一样，把阅读从头学习一遍，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处于文本之外。”(11)
为此有人断言今天已进入“学术后现代”阶段，人们面临着“文学的统治”。而这正是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一本书的名字：《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值此人们普遍忧虑文学走向消亡之际发此高论着实堪称别具只眼。大卫·辛普森认为，当今文学研究固然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那里借用新的描述方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文社会科学反过来大量采用传统的文学形式，无论是叙事因素在历史著述中的加强，修辞手法在道德规范中的运用，大量遗闻逸事、个人自传、乡土知识在各种学术著作中被采纳，都在宣告着文学的辉煌胜利，体现着文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式的统治。从通常的眼光来看，文学正在逐步退出自己原有的领地，被广告、通俗读物、电影、电视、网络以及各种大众文化形式所挤压和取代，但如果换一种眼光看，那么就不难发现，文学恰恰在哲学、历史、政论、法律、新闻等学术和知识领域内开辟了自己新的领地，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此大卫·辛普森声称：“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12) 分化与组合共存，破坏与重建并举，这也许就是以拆除栅栏、推倒壁垒、填平沟壑、跨越边界为指归的后现代主义所演绎的新神话。
在这里作一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的问题，是为了革除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淹没在非文学之中的弊端，从而将文学退缩到用语言、文本、形式构筑的城堡之中，插上了“文学性”的旗帜，以圈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而今天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是致力将文学从语言、文本、形式之中解放出来，使文学走出了蜗居的城堡，跨过了固守的边界，以叙事、描述、隐喻、虚构和修辞等造成“差异”、“间隔”、“空隙”的游戏给所有非文学写作统统打上“文学性”的印章纹样，将其收编于自己的旗下，文学表现出一种扩张、侵略甚至殖民的冲动，而种种非文学写作则成了文学统治的顺民。看来辛普森此言不虚：“非文学学科正逐渐被它们自己的极端分子对文学方法的再传播所殖民化了。”(13) 回想以往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史完全看成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科学史、政论史、宗教史，将文学之区当成任何人都可以去狩猎并收获带有自己标签的猎物的无主地；事到如今，一切恰恰反了过来，其他种种非文学学科反倒成了文学安营扎寨、圈地开垦的新大陆，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新闻的统统成为文学的。而与这一历史性逆转相伴相随的恰恰是“文学性”问题的再次浮现，不过往日俄国形式主义刻意用“文学性”概念来厘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如今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则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在前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文论史上，两次重要转折都以“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为标志，但两者的指归却截然不同，这不能不是20世纪文论史非常惹眼的一景。
三、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
以上讨论，其实搁置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何在？如果缺少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上述讨论仍然是不确定因而也就是无意义的。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一直试图划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但至今这条界限仍然很不清晰，不管哪一种划界的意见，总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反的例证将其轻易否定。
例如西方关于“什么是文学？”最早的经典界定是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作出的，她在1800年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该书“序言”开宗明义地宣称：“我打算考察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对文学有什么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又有什么影响。”这是欧洲文学研究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学（literature）与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等方面区分开来，使得literature这一已经使用了2500年的概念，从泛指一般的“著作”或“书本知识”变为专指“想象的作品”（在此书中有“论想象的作品”一章），从而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然而如果今天人们对于这一沿用了两百年的说法仔细加以推敲的话，就不难发现仅仅用想象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是有缺陷的。问题在于，凡是“想象的作品”就必定是文学吗？没有想象的文字就一定不是文学吗？《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中的许多篇章历来被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但这些史乘之作是严格地要求纪实而不容许丝毫想象虚构的；相反地，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文本充满了想象和幻想，但却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
再如英美新批评提出的许多主张，像兰塞姆的“肌质——构架”说，退特的“张力”说，燕卜荪的“含混”说，布鲁克斯的“反讽”说等，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无不遭遇各种各样的异议，甚至有时搞得持其说者本人也很不自信。例如退特的“张力”说，就是说诗既关涉“外延”，又关涉“内涵”，处于这二者所构成的张力之中。所谓“外延”，是指语词的词典意义；所谓“内涵”，是指语词的暗示意义。他认为，诗兼有这两种意义，体现着这两种意义相互牵制的张力；但科学文本中则不存在这种张力，因为科学文本只涉及“外延”而不涉及“内涵”，亦即只需要词典意义而不需要暗示意义，因此“张力”成为文学文本的特质而与科学文本旨趣相异，也与哲学、法律、政治、新闻的文本相左，从而“张力”成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界线。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地质报告、气象预报、病情诊断，还是哲学教材、法律文书、政治概念、新闻报道，都是重视语词的词典意义而排斥语词的暗示意义的。但是仅仅事关“外延”而缺乏“张力”的文字也未必不是文学，历史上许多科学著作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其中一些篇章往往作为文学作品而流传后世，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之上，并谈不上什么“张力”或“内涵”。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写三峡的一段，在每一节开头反复使用“江水又东”这一整饬而又不断递进的排偶句式，既准确记叙了三峡的地形地势，又烘托出长江一往无前的壮观景象，从而常常被选为文学课的范文。
出现以上情况，可能问题出在人们习惯于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仅仅看成是客观的物理事实，是存在于作品之中的心理、体裁、形式、语言等的物化形态，却未曾考虑到其中接受者、评判者的主观因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对此约翰·埃利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文学就像杂草，给“文学”下定义与给“杂草”下定义一样困难，“杂草”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它并非指一种固定的植物种类，“什么是杂草？”的问题必须看园地的主人希望长何种植物才能确定，如果他打算长熏衣草，那么对他来说狗尾巴草就是杂草，反之亦然。如果他打算长果树，那么不管是熏衣草还是狗尾巴草就都成了杂草。可见在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问题上，接受者、评判者的主观因素起很大作用。早先的诸子散文、秦汉策论，晚近的西方启蒙主义的“哲理小说”、存在主义的“观念戏剧”，人们一直习惯成自然地将其当作文学，其实无论用何种“文学”的定义来考量之，无疑都是圆凿方枘，龃龉多多。
如果要追溯下去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决定着人们将某个文本看成文学或非文学的原因很多，它们构成了特定的语境，其中有约定俗成的成分，有某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有社会体制的问题，也有某个群体的利益考虑等，如柏拉图根据城邦的最高利益，将除非赞颂神和英雄之外的诗人和诗歌逐出“理想国”，保守派将莎士比亚的剧作斥之为野蛮人的信口雌黄，布瓦洛根据至高无上的“理性”，对民间文艺大加贬黜，都可以在其“划界”行为的背后找出许多不属于文学本身的原因。因此雅克·德里达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14) 可见文学是一种功能性、实用性概念而非本体性、实体性概念。文学之为文学，并不是完全由其自身的某些特性说了算的，它要看外部的评价，要看别人怎么看待它，所以特里·伊格尔顿说，就文学而言，“后天远比先天更为重要”。(15) 但是这一理解也不宜走过了头，文学之为文学，还有其自身的某些规定性，也不是别人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一条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就是，不管是何种风俗习惯，也不管人们抱有多么特殊的甚至奇怪的嗜好和趣味，也没有谁会把病历、菜单、电话簿、保险单、工程预算书当作文学来欣赏，能够当作文学来阅读的文本一定具有某种让人注意、使人愉快的语言结构和意味蕴含。然而话说到这里，好像意思又倒回去了，说了半天最后肯定的，恰恰是前面被否定了的东西。
看来如果将文学本身的某些客观性质与外部对于文学的评价和看法这两者截然分开是永远说不清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的，因此雅克·德里达曾经发过感慨，认为文学“几乎没有，少得可怜”，这并不是说文学真的不存在，而是说如果单是在文本本身或外部评价之间各执一端地谈论文学是什么势必是不得要领的，一方面，“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实质或实在。”理由是如果你刻意寻找文学作品的要素的话，就会觉得根本无法确认什么是文学，因为这些要素在别的文本中也能找到；另一方面，你要指望“一个社会群体就一种现象的文学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的惯例，也仍然是靠不住的、不稳定的，动辄就要加以修订。”(16) 人们对于文学的惯例、规则、纲领、制度、 传统的理解从来就是见仁见智、众口难调，因而是漫无定论的。在这个意义上，真可以说“文学少得可怜”！从德里达的困惑可以得到一种启发，那就是只有将文学自身性质与外部评价这两者不是分成两橛而是合为一体，才有可能将什么是文学和什么不是文学的问题说得清楚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仅仅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认为文学之为文学，往往取决于它自身的属性，而且往往归结为某一根本属性，例如把文学视为“想象的作品”或“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便是如此，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文学理论的教材和论著，也大致未曾跳出这一思路。现在有必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对于文学的自身规定性与外部规定性这两者的复合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研究者所作的尝试富于启示意义，如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它是两种不同视角的交叉重叠，他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作程式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17)乔纳森·卡勒的观点受到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加强调社会的关注度对于文学的成立所起的作用。特里·伊格尔顿说：
文学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 它得以形成的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价值评定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最终不仅指个人爱好，还指某些阶层得以对他人行使或维持权力的种种主张。(18)讨论至此，可以断定在文学与非文学在哪儿划界的问题上要求证一个清楚的、确定的结论是十分困难的。现在能够说的就是，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这就是说，文学之为文学，取决于文本自身性质与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这二者的复合关系，而在这二者的背后，都分别展开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其中每一桩事物、每一种因素，都可能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产生影响。
四、后现代神话所架设的梯级
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于20世纪文论史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以“文学性”问题的一再浮现为标志的两次重大转折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分分合合将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总而言之，无论是哪种情况，“什么是文学？”的问题都既涉及文本自身的特性，又牵扯到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和评价，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19)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致力将文学与非文学扯开，将文学从非文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学派的否定；而20世纪末解构主义再次提出“文学性”问题，肯定文学向非文学的跨学科扩张，则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和精神风尚相互合拍。
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边界、去分化，打破一切外在和内在的、有形与无形的界限。关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是有共识的，费德勒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概括为“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苏珊·桑塔格声称后现代的这种“越界”使得各种经验构成了“新的整体感”，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在于“距离的销蚀”，让·鲍德里亚则称之为“内爆”，如此等等。这些说法的意思大致不差，主要有这样几个要点：
一是说各种事物之间的差距被消泯，界限被打破。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现代事物之间距离的销蚀是社会的、心理的、审美的事实，它意味着差别和界限在上述各个领域中的全面丧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言谈、趣味、风格的区别也被抹杀了，这样一来，任何一种习惯用法，或者语法，都跟别的一样得当。”(20)
二是说传统的、固有的分类被取消，类型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晚近以来在哲学中“不确定性”大行其道，如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哥德尔的“不完整定律”，保尔·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原则，都旨在揭示客观世界命定的不确定性。与之相呼应，类型的规定性不再被恪守，类型混杂和类型融通成为时髦，哪怕是本来隔得很远的不同物类亦然。伊哈布·哈桑指出：“宗教与科学，神话与科学技术，直觉与理性，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女性原型与男性原型，……开始彼此限定和沟通……一种新的意识开始呈现出了轮廓”。(21)
三是各种事物之间类型的销蚀不仅是外部的、物质的，更是内里的、精神的，用让·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就是从“外爆”转向了“内爆”，即种种矛盾、对立、阻隔的崩解已经从社会外部转向文化、精神内部。所谓“外爆”，是指以往工业社会在社会组织和经济运行中的种种越界现象，包括世界范围内资本的扩张、市场的开拓、商品的流通、技术的输出、交通的打通以及殖民化的强势推进，这一切都是以打破社会生活中传统的、固有的界限为前提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就显得表面和外在了。当今信息时代用模型和符码构成的“类像世界”取代了由物质实体搭建的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世界”，电子影像与物质真实之间的界限被一笔勾销，“意义内爆在媒体之中，媒体和社会内爆在大众之中”，(22) 较早是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内爆”，随之在政治与娱乐之间也发生了“内爆”，接着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内爆”、各种理论学说等之间的“内爆”，直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均告“内爆”。总之，类型的销蚀在今天已经全面进入了文化形态、精神形态。
四是上述类型之间界限的销蚀与文学艺术有关，或者说文学艺术在这场去边界、去类型的游戏中处于中心地位，不管是哪种文化、学术、思想形态，壁垒坍塌后暴露出来的是一条通往文学艺术的共同路径，表现出文学化、艺术化、审美化的取向。苏珊·桑塔格认为，新的艺术把手段和媒介扩展到了科技界，在“新的整体感”看来，“机器的美，或解决数学习题的美，雅斯帕·约翰斯的油画的美，让—拉克·戈达的电影的美，以及披头士乐队的品格和音乐美都同样可以理解。”(23) 杜威·佛克马也指出，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区别以及各门艺术的传统区别的超越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立，小说与非小说的对立，文学与哲学的对立，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对立统统消散了。”(24)
以上诸多方面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解构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以打通文学与非文学，推动文学向非文学领域的扩张，不仅依据一种文学事实，更基于一种后现代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气候。
由此可见，不管俄国形式主义还是解构主义，虽然在关注“文学性”问题时都搁置了“什么是文学？”这一翻来覆去讨论已经令人厌倦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终究不能绕过这一问题。因为“文学性”问题的提出看似另辟蹊径，但无论是试图将文学从非文学的钳制下剥离出来，还是刻意推动文学对非文学的扩张，都需要对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做出明确的界定，否则就根本无法确认“文学性”的适用范围和功能限度，讨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但这样一来，那就势必不能回避“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从而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就说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以及乔纳森·卡勒，他们都明确质疑过对“文学”这一概念下定义的必要性，但最后却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捡起“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讨论起文学本质来。雅克·德里达自己的话可以为证：“文学的本质——如果我们坚持本质这个词——是于记录和阅读‘行为’的最初历史之中所产生的一套客观规则。”(25) 乔纳森·卡勒也给出了以下结论：“文学是一种可以引起某种关注的言语行为，或者叫文本的活动。”(26) 可见对于文学本质的本体论把握，乃是“文学性”问题跳不出的如来佛手掌心。
可以肯定，解构主义所揭示的文学向非文学扩张的趋势，并非文学恒常的、惟一的、不变的价值取向，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这一取向的形成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性质的常数，同时也取决于文学外部意向的变数。解构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乃是一个后现代神话，与特定的时代、环境、习俗和风尚对于文学的需要、看法和评价相连，这与另一种“文学性”在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手中的情况并无二致。因此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文学扩张并非普遍的常规、永恒的公理，指不定哪天外部对文学的需要、看法和评价变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又会呈现出另一种格局、另一种景象。
那么，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是否有一种恒常状态、零度状态或理想状态呢？是否有一种不受外部看法、意向和评价左右的本真状态呢？固然要完全消除外部语境的限定是理想化的，这类似于在试管或真空中进行的实验，但这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当某种外部意向过于强大，在处理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形成潮流、形成气候，甚至出现了倾向和偏颇时，这种思想实验所得出的理想化模式起码可以起到一种检验和衡量的作用、一种调节和校正的作用。其实任何理论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它们的实际作用不容否认也不可或缺。这一道理目前从大力肯定文学对非文学扩张的解构主义嘴里说出来无疑更有说服力。乔纳森·卡勒最近提醒人们，不应把解构活动看作是“企图消除一切区别，既不留下文学也不留下哲学，而只剩下一种普遍的、未分化的本文世界。”这就是说，文学向包括哲学在内的非文学领域的大举扩张，最终不应仅仅得出一个既失去文学又失去各种非文学的结果，那样岂不是太令人失望了？合理的情况还是在保持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基本界限的前提下，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在二者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乔纳森·卡勒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指出下面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即对某一哲学作品的最真实的哲学读解，就是把该作品当作文学，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其成分和秩序是由种种本文的强制要求所决定的。反之，对文学作品的最有力的和适宜的读解，或许是把作品看成各种哲学姿态，从作品对待支持着它们的各种哲学对立的方式中抽取出涵意来。”(27) 在文学与哲学之间保持必要距离的同时，将哲学作为文学来解读，在文学中寻求哲学的意味，这也许是达成文学与非文学共存共荣的可取而又可行的途径。毋庸置疑，解构主义对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固有规则和章法的“解构”是有益的，它粉碎了阻隔在这二者之间的森严障壁，使之有了交汇融通的可能，但这不能连文学以及各种非文学的学科规定性、稳定性都彻底消解了，长期形成的学科规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仍然是有理由得到承认和尊重的，否则对文学或非文学的发展都不是很有利。这里有必要提倡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在强调不同事物之间“亦此亦彼”的同时包含必要的“非此即彼”。(28) 看来在解构主义盛行之际这一思想方法有可能推进当今文学研究的日新其德、更上层楼。因此可以首肯理查·罗蒂的这一观点：“在他（指德里达）的研究中，哲学与文学的区别至多是一架我们一旦爬上以后可以弃置不顾的梯子的一部分。”(29)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的扩张，只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于文学与非文学关系形成的特定认识，只是在文论史的长河中对于这一问题认识的一个阶段、一个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更高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注释：
①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再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② 王岳川：《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当代症候》，《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③ 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④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7、30页。
⑤ 尼古拉耶夫等：《俄国文艺学史》，刘保端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40—141页。
⑥ 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前言》，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4页。
⑦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第40—41页。
⑧ 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页。
⑨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⑩ 朱熹：《诗集传》。
(11) 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2) 大卫·辛普森：《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关于半—知识的报告》，见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余虹译，余虹等主编《问题》第一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3) 大卫·辛普森：《学术后现代？》，杨恒达译，余虹等主编《问题》第一辑，第144页。
(14)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5)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16)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第39页。
(17)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18)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19—20页。*按伊格尔顿曾举例说明，昆虫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稳定、界定清晰的实体——昆虫，而文学研究却缺少这样一个稳定、清晰的研究对象。见同书第13页。
(19) 乔纳森·卡勒：《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余虹等主编《问题》第一辑，第118页。
(2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67页。
(21) 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22) 让·鲍德里亚：《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中》，张志斌译，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23) 佛克马、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第19—20页。
(24) 杜威·佛克马：《初步探讨》，《走向后现代主义》，第2页。
(25)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第12页。
(26)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28页。
(27) 乔纳森·卡勒语，见理查·罗蒂《自然与哲学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