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财政体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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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增值税改征营业税;财政分权;财政收入
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允许所有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进项税额。目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酝酿之中,上海改革试点方案已于11月17日落地。方案明确,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中:交通运输业包括陆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和鉴证咨询。并且规定在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试点行业原营业税优惠政策可以延续,并根据增值税特点调整。纳入改革试点的纳税人缴纳的增值税可按规定抵扣。在此之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这一决定终于使增值税改革在政策实践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分税制改革中之所以形成增值税和营业税并立的制度,原因在于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今天,地方政府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又将如何进行呢?虽然本次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将增值税推行至全行业,任然面临着很多难题。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造成的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
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可用财力减少的问题。营业税改增值税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营业税又是地方政府收入,即便税收收入不变,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基于现实,中央决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暂时搁置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争议,而优先考虑了增值税制度变革目标,但这并不是长远之计,当试点推向全国,或是要进行增值税立法时,这一分享比例就不得不尘埃落定了,这是增值税扩围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地方将缺乏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主体税种,虽然从理论上,房产税能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角色,但我国房产税尚处于试点阶段,短期内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而呼声很高的资源税也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担任地方税种的龙头。或者按照现行试点的方案,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那么理论上也存在地方财力小幅缺口弥补问题,是开征新的地方税源,还是加大中央的财政转移力度,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要差别规范的各类优惠政策
现行营业税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九个税目。那么,如果这些项目全面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是统一按现行的标准税率17%征税,还是另设一档税率?如果另设一档税率,税率水平多高合适?从理论上说,增值税是中性税,它不会因生产、经营的内容不同而税负不同,要求的税率档次相对要少。而营业税是行业差别税率,体现着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持和引导。若要将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覆盖至营业税领域,则必然面临这两种理念的冲突。对此,如何注入产业优惠因子,在扩大征税范围的同时按不同税率征收,以体现对不同行业的优惠策略。若进一步分析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特点,则发现企业所得税的产业导向政策主要集中于优惠领域,而优惠的重点在“创新”和“环保”,比如对企业从事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购买研发设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给予优惠;税率优惠重点则在于小型微利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这些优惠政策具有普适性,但缺乏针对特定行业的优惠、引导政策。
三、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涉及到的政府间财政体制重构及解决县乡财政的问题
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现行的分税制是中央先行决定与省以下分税,然后是省决定与市以下分税。到后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源。目前其实就是要通过“省管县”的财政体系的调整,来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的财力投入。财力是当务之急,用财政体制,保障县一级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约束县一级财力的滥用。因此,当我们在研究如何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涉及营业税转征增值税的整个财政体制的问题。
从收入的角度来说,五级政府架构违背了“分税种形成不同层级政府收入”的分税制基本规定性,使分税制在收入划分方面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可行性,与分税分级财政的逐渐到位之间不相容,而三级政府可以实现省以下财政收入的规范划分,解决分税分级体制和现在省以下理不清的财政体制难题;从支出的角度来说,市政府基于政绩的需要,往往集中县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形成“市压县”、“市刮县”的局面。而县在市的 行政压力下,又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基层的广大农村,进而使得越往基层地方政府的财政越是困难。因此,现有的财政体制没能较好地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划分,进而导致了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必须削弱市级政府的财权甚至取消才能有效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在增值税“扩围”后,为了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一个思路是相应提高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然而,这显然会进一步加剧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的弊病。鉴于此,希望能够借着增值税“扩围”这一契机,重新构建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这一体制不应仅仅着眼于提高地方的分享比例,而应该能更为科学、更为合理地在中央和省、省和市、县之间划分收入。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体制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获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四、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所涉及到的国地税之间的关系与征管问题
篇2
摘要：地方政府是一国政府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职能作用的合理化和地方财政的有效运行是衡量一国整体财政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的困境问题日益凸现，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框架的一个桎梏。通过从中国地方财政困境的现状入手，着重分析了这种困境形成的多方面原因，并进而提出化解困境的几点对策建议。
关键词：地方财政；公共品；地方公债
按照政府权力的层次划分来看，我国政府可以分为中央、省、市、县、乡五个级次，与之相对应，财政级次也可以分为中央、省、市、县、乡五级，除了中央财政之外的其他四个级次的财政都可以称为地方财政。其中，由于当前乡级财政的具体职责多由县级财政决定，尤其是占乡级财政支出主要部分的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统一发放后，乡级财政作为一级财政的意义已经弱化；而市级财政尽管是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一级财政，但是由于其位于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之间，在财政职能的行使等方面并不具有典型性。可见，省县两级财政更能集中反映我国地方财政的运行状况，因此，本文的探讨更侧重于对省级财政和县级财政的分析。
一、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现状
1.我国地方财政困境概况
我国自1994年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本着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出发点，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都进行了调整和界定，在为中央、地方政府间划清了财权界限的同时也带来了地方税收体制缺乏规模和质量，地方财政收入稳定性较差和保障程度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使得1994年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分水岭，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分税制改革之前的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的简均数为70.2%；1994年后，上述比重大幅下降，近年来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国研中心的报告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权大幅度提高、地方财权大幅度下降，但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变化幅度较小：1994～2002年期间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这种情况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之比的变化：1979～1993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比是0.77∶1.06，1994～2002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1.51∶0.61.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国有企业亏损等各方面的责任，加之庞大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办公和人头经费支出，地方财政支付负担沉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地方财政自给率自1994年以来不断下降。地方财政自给率是衡量地方财政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1993年以前，我国地方财政自给率已经显示出逐步回升的态势，到1993年已经达到1.02%，地方财政不仅可以保证自己支出的需要，而且略有剩余。1994年地方财政自给率开始严重下滑，一下跌至0.57%，尽管之后又略有回升，但是回升一直乏力，到2002年也仅为0.559%（贾康）。按照我国某省市1999年地方财政累计赤字（挂账赤字）占地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0.81%推算，2001年全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大约777亿元，可见，地方财政收支存在巨大缺口，财政赤字压力日益上升，地方财政运转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2.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典型特征
尽管地方财政运行普遍面临着困境，然而我国地方财政困境还是表现出了从上至下逐渐加重的典型特征，即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集中的格局，省级财政困境相对较轻，越到下级财政，困境表现得越明显。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省级财政在收入上既可以争取到中央政府的补助收入，用于“吃饭”财政，争取到国债转贷资金用于建设财政，又可以向下级政府集中大量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省级财政在支出上既可以尽量下放事权，将许多支出责任压给下级财政，又可以将许多本应由自己支出的项目减少支付或者进行挂账处理。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省级财政的困境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并不是省级财政运行的真实状况，只是省级财政将自身收支矛盾转嫁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境的下移（当然也部分地上移给了中央财政）。可以说，由于处在特殊的行政级次，省级财政的困境得以掩盖，使得我国地方财政的困境越发集中到了县级财政的运行上。
由于基本上处于财政收入的最初端和财政支出的最末端，我国的县级财政可以算得上是集中体现了地方财政的困境，几乎所有的收支矛盾、体制矛盾和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的问题都集中反映在这一级财政上，欠发工资问题、基础设施落后问题、县级政府正常运转难以为继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县级财政运行困难成为了公开的秘密，1991年我国的赤字县就已经多达1216个，占全国县级总数的0%，到了1994年底，这一比例上升到了58%，赤字额也由58亿元上升到了78亿元，尽管目前还没有表明我国县级财政赤字的准确数字，但是县级财政运行更加困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造成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
1.收入方面的原因———财源日渐匮乏
（1）地方整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乏力。从我国地方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来看，产业结构普遍存在着“二、三、一”的产业排序。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方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造成企业的科技含量不高，竞争力不强，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命运，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地方经济的蛋糕难以做大，财政收入增长乏力。此外，阻碍县级经济发展的特殊原因还在于我国农业生产单位过小，而且十分分散，不利于先进技术、设备的使用和研究开发；没有转变结构的基本能力；经济作物的下陷成本偏高，难以适应市场及时转变经营品种；农民的小农意识严重，劳动致富和发展创收的动力不足，即使在那些有搞活经济基础的县乡，许多农民也不愿意进行创新，加上一些县乡干部缺乏长期发展本地经济的眼光，使得一些地方扶贫支援的种兔、种羊被宰杀，医疗设备被变卖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根本上妨碍了县级经济的长远发展。
（2）体制因素造成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弱。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是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税种，从而规范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由传统的集中型财政体制向规范化的分级财政体制转移的重要一步，要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级行政主体，就必须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权的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财权。分税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但是在对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按税种进行划分时，只规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税种划分，对于省以下的财政分税没有作出规定，所以，现行省以下财政基本上不存在分税制，也没有其他规范的做法。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突出效果就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使中央有了更充足的财力来行使事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地位。与此相比，地方政府的财力并没有得到明显增加。在我国现有的28个税种中，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上，这三项税收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1%以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中央企业所得税和铁道部、银行、保险机构等条条管理的大型机构的营业税都划归中央财政所有，而所剩的财政收入已极为有限，省级政府根本无法再与下级政府进行分税，由于缺乏主体税种的支持，地方财政尤其是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根本无力支持地方政府完成事权，实现政府职能，造成了目前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持续下滑，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弱的现实。
（3）现有地方税体系存在严重缺陷，阻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1994年我国在进行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时初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建立了地方税体系的基础，尽管10年来地方税体系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宏观经济态势的变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现有地方税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具体说来，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首先在于地方税种划分不清晰，税种界定的依据不足。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分税制的经验来看，地方政府对属于本级的税种一般都是专享的，很少存在于中央共享的情况，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国税、地税职责划分不清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低效。而目前我国的分税制实际上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收入，而不是真正的“分税”。很多重要的地方税都是共享税，同一税种的共享，不仅使税种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标准，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地方税收入规模的合理增长，弱化了地方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能力。此外，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税权划分不科学，地方税权相对过小；地方税制结构不完善，内生增长和调控机制不健全；地方税法律效力不高以及地方税配套措施不健全等方面，这些缺陷都严重阻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成为地方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4）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是支持地方财政运行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分税制财政体制既然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对于地方财政收支总量和支出责任不相匹配的缺口部分，中央财政应该责无旁贷地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加以保证。但是从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情况来看，表现出以下特点：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基本能够满足省级政府的支出需求，但是省级政府对市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严重影响了县级政府的财政运行；无论是中央对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还是省级财政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都缺乏合理、规范和科学的标准；中央的转移支付基本目的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的缺口，缺乏了本应具有的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保障，法律的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等。中央对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地方财政收支缺口无法得到制度上的弥补，地方财政，尤其是县级财政困境重重，举步维艰。
2.支出方面的原因———财政支出的压力不断上升
（1）社会发展要求地方财政承担越来越多的支出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对于公共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社会基本满足居民对全国性公共品（如国防）的需求之后，居民对于地方性公共品的需求会日益增加，最终远远超过对于全国性公共品的需求。由于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接近于公共品的使用者，所以，在地方性公共品的提供上，地方政府将更具有效率和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必然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品的生产和提供的职责，这一点已经为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所证实，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也体现出这一趋势。这就造成了现有体制下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日益增加，财政运行越发困难。
（2）我国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界定不清，法定支出比例保证之间存在矛盾。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方财政理应承担更多的支出职责，但是我国现有的公共财政建设还很不完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界定十分模糊，无论是对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范围，还是对政府和市场的支出范围，都没有科学规范的划分标准，造成了地方财政承担了许多不应承担的支出职责。此外，由于各部门法和《预算法》相互冲突，法律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科技、教育、农业、社保等法定支出比例保证之间存在矛盾，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难满足这些法定支出的需求，而地方财政若要不折不扣地满足各部门的需求，就难以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又会同《预算法》相冲突，因此，地方财政，尤其是省以下各级财政成为了矛盾的焦点，财政支出的压力可想而知。
（3）行政事业费用不断膨胀，加剧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困难。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行政管理费增长率最高，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的行政管理费增长了266%，数目十分惊人。1991年，我国党、政、群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3140万人，当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达到370多亿元，加上事业费支出，当年共达14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7%.1998年全国有528万公务员，2002年增加到532万。其中333个地市111万人；1735个县级政府225万人；48000个乡镇95万人；中央政府加省政府57万人。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财政拨款（补助）的预算单位开支人数高达4526.1万人，其中地方财政供养人数占94%.在地方财政供养人员中省级占12.5%；地市级占13.5%；县级财政占49.9%；乡级财政占24.1%.按全国总人口12.8亿计算，财政供养人员与人口之比为1：29.这一比例无论于我国历史纪录相比还是于国外数字相比都高得惊人。仅以县乡财政为例，统计显示，我国许多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吃饭的部分占80%还多。领导干部多的现象在许多地方形成“倒金字塔型”。地区行署从常务副专员到副主任科员多达17个层次。一般各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县政协四大班子共有县级领导39人。领导多自然小车也多。一般每县有车200辆左右，年费用400万元。可见，如此规模巨大的财政供养人员自然会使原本拮据的地方财政背上沉重的行政成本负担，给地方财政运行带来沉重的压力，若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地方财政的困境始终难以有效摆脱。
（4）地方财政支出管理混乱，财政支出监督乏力。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管理十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表现在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工程概算不实，多计工程价款；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下；层层发包，贪污建设资金；挪用专项建设资金，满足本位利益等方面，更体现在财政预算资金编制和管理方面的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预算约束软化，中间调整过多；专用基金结余较大以及主管部门滞留资金等。这种混乱的财政支出管理使得原本就已经十分紧张的地方财政支出变得更加拮据，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此外，在财政监督方面，地方财政也普遍存在着忽视财政监督管理，导致财政监管思想松懈；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途径受阻；机构设置缺损和人员素质不高等多方面的问题，导致财政支出管理混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5）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对地方财政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到2003年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40%，一些研究表明，城市化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拐点：一个是30%，另一个是70%.城市化水平在30%以前和超过70%以后都处于发展的平稳阶段，而在30%～70%之间时，则是城市化发展的快速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大多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因此，地方财政支出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无疑又会给地方财政支出增加压力，使地方财政困境更加严重。
三、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对策措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想要有效化解地方财政的困境也必须有针对性地从多个角度入手，对症下药，方能收到成效。
1.调整地方经济结构，提高地方经济效益，确保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
地方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根本上妨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尽量将工作重点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尽量“做大蛋糕”上来，减少对企业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强服务意识，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对于一些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扶持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推进农业科技的应用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后劲。
2.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虽然对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边界做出了一定的划分，但是由于当时的一些特殊原因，分税制改革是不彻底的，存在很多缺陷，诸如对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不明确，缺乏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划分收入的税制基础以及缺乏科学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这些缺陷或者从收入方面减少了地方财源，或者从支出方面增加了地方的支付压力，最终导致地方财政困境的恶化，因此，必须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层面为地方财政摆脱困境提供保障。目前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点是：第一，进一步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和支出职责，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创造条件。第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不断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减轻地方政府因无足额、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而导致的财政压力。第三，不断减少非规范的税收返还等转移支付的力度，相应增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力度，以有助于减轻贫困地区和基层财政的赤字。第四，按照分税制的要求赋予地方政府包括举债权在内的各类财权，有利于中央对各级政府债务的全面监管，有效避免地方财政风险。
3.严格控制行政管理费用的规模，加强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管理和监督
行政管理费用的不断膨胀已经成为地方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自1957年第一次扩大地方自，进行党政机构精简以来，我国进行了若干次机构改革。1992年以来，我国共进行了4次机构改革，其中，1998～2001年的机构精简，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进程中力度最大的改革之一，全国有20～30万机关人员被分流。从1999年开始省级政府和党委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4年多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费用一直呈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笔者以为，控制行政管理费用不断增长的规模，必须以减少政府规制职能为重要前提，以推行电子政务，实现办公现代化为重要举措，同时，必须加大人大的监督力度，确保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精简落到实处，防止机构精简和行政管理费用不断反弹。
4.适当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发债权
地方公债，又称市政债券，是地方政府在经常性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需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利用信用原则，从社会上吸收资金来满足地方公共支出需要的一种形式，是政府公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与地方居民直接相关的公益、公用事业不断发展，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还面临一些临时性的巨额支出，这些支出规模可能超过该年度正常的财政收入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举债就成为地方政府筹措建设资金以缓解财政资金供需矛盾的有效方式。在国外，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市政债券市场十分发达，已经成为债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实践证明：市政债券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融资工具，它通过信用形式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不仅发挥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优势，而且增强了地方政府的配置职能，丰富了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篇3
关键词：财政省管县 非合作博弈 均衡
“市管县”的形成与弊端
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演变成了“市管县”的格局。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加大行政层级，强化了中央集权，确保了国家经济指标与政治指令顺利的下达和执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环境的变化，如此多的行政层级势必导致越来越多弊端：首先，加大了行政的成本，降低了行政的效率，束缚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行政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政府职能的适时转变，甚至衍生出众多的体制腐败；其次，“市管县”体制扩大了市的行政“势力范围”，加之市的权力大于县，造成一些市随意扩张，市同县争资源、争土地、争项目的竞争关系与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屡屡发生冲突；其三，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传统体制的影响，一些地级市只顾中心城市的建设，有的甚至截留政策、资金与项目，成了县域经济的“抽水机”。另外，分税制改革后，省级以下常常出现财权上收，事权下移（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省级财政越办越强，县级财政哭爹喊娘”）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省管县”改革试点及现状
为此，2005年6月，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十一五”规划也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由此可见，扁平管理将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而“扩权强县”、“省管县”将是这场改革的突破口。实际上，在这之前的14年间，“省管县”改革已在全国试点推行。 据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到目前，全国实行财政“省管县”的有河北、山西、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加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共有22个地区实行了“省管县”。
但是，在看到“扩权强县”改革光明前途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道路的曲折性。在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下，作为博弈的双方，一方面，地级市政府不会主动地放弃对县政府的财政管理权；另一方面，县政府在财政省管县的政策下必然竭力争取自身利益，以保障自己实际的财政收入。这种县市利益冲突必然贯穿于省管县政策执行的全过程。本文内容如下展开：第二部分，博弈的相关概念阐述及基本假设；第三部分，市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的博弈分析；第四部分，推进省管县体制的策略选择。
博弈的相关概念阐述及基本假设
所谓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在此博弈中，地级市政府与县级政府不允许存在一个有约束力协议的存在，双方按照“经济人”的假设选择自己的策略与行为，拥有完全理性并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合作博弈问题。
一个完整的博弈关系至少应包括三个要素：局中人，即博弈活动的参与者，在市县博弈中，主要表现为地级市政府和县政府；策略，即局中人在所有给定信息集的行动规则，它规定了局中人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支付，指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局中人得到的效用水平或期望效用水平，市县政府作为各自利益的代表者，其博弈的根本目标是通过自身的策略选择，实现支付最大化。
为分析方便，本文假设地级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合作”和“不合作” 两种策略选择，县政府有“争取”与“不争取”两种策略选择，博弈双方的收益是相互间共同知识，在博弈的每一个阶段，要选择行动的参与者都知道这一步之前的整个过程，即在行为前对对方的策略选择、行为信息和收益结果等都有清楚的了解，属于完全且完美信息博弈。因此下文用博弈论的标准式来描述双方博弈行为：
参与者1地级市政府从可行动集S1{a1ii=1或2}（a11为合作，a12为不合作）中，选择一个战略a1i；参与者2县级政府观察到地方政府行为，从可行动集S2{b2jj=1或2}（b21为争取，b22为不争取）中，选择一个战略b21或b22；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收益分别为u1（a1i，b2j）；u2（a1i，b2j）。
地级市政府与县级政府的博弈分析
为了分析简便，本文假设地级市政府选择a12（不合作）时，给自身带来收益为P，给县级政府带来收益为P2（P2＜0），两者为非零和博弈；地级市政府选择a11（合作）时，则县级政府的收益为P1，给地级市政府带来收益-P。
两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如图1。
在第一阶段中，如果地级市政府选择a11（合作），则意味整个博弈结束，县级政府收益为P1，地级市政府收益为-P，县市的博弈为非零和博弈。
如果地级市政府采取行动a12（不合作），则进入博弈第二阶段。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县级政府观察到市级政府第一阶段采取行动a12（不合作），从可行动集S2{b2jj=1或2}选择行动b21（争取）或b22（不争取）。
地级市采取 “不合作”行动，如果县级政府采取b21（争取）的行动策略，则县级政府的支付为P2-C，其中C为县政府为争取自己的财政权益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主要表现为花费在与中央、省政府的沟通和与市政府较量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此时地级市政府的支付为P-C2*R，其中C2为地级市的可能损失（主要表现为可供支配的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对县的部分权力的丧失等直接和间接成本），县政府 “争取”策略的情况下地级市政府对政策不合作受到县政府抵制的概率为R（0
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博弈可以通过逆向归纳法，求出其不同情况下的博弈逆向归纳解即两阶段博弈可置信的纳什均衡。
情况一： P2-C＜P2-C1+C3，县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不争取”。因为是完全且完美信息，地级市政府也能够同县级政府一样解出县级政府的最优的解“不争取”，因此地级市政府将在-P和P-C3之间比较，在现实中一般-P
情况二： P2-C>P1-C1+C3，县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为“争取”。在这种状态下，县政府极力配合财政省管县政策，争取自身在财政上的权益，对某些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地级市政府决议采取置之不理甚至是对抗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市对县领导权威。但即使如此，地级市政府仍然不会放弃“不合作”的策略，因为其策略的选择也依赖于两种策略支付的比较分析即-P与P-C2×R之间的比较结果，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当-P>P-C2×R时，地级市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收益将小于因此而需要承受的成本，这时地级市政府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对财政省管县政策采取“合作”的行为；当-P>P-C2×R，对财政省管县政策采取“不合作”行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地级市政府就会选择对该政策采取“不合作”策略。在现实中这种条件更为常见，因而地级市政府“不合作”的行动是可置信的策略选择。在满足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再结合县政府的实际策略选择，双方动态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将是：“争取、不合作”，这是非合作博弈均衡，由双方的最优策略构成，具有稳定性。
推进省管县体制的策略选择
通过对财政省管县政策推行过程中县市关系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县市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出于实现自身利益的考虑，现实可能出现的博弈均衡是“不争取，不合作”或者“是”争取，不合作“，作为推进省管县体制的策略，我们希望出现的博弈均衡是“争取，合作”。前文已有论述，当-P>P-C2×R即P
加强省级政府对于省管县体制改革的领导。中央或省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减少地级市政府对下一级政府具体层面工作上的干预，鼓励县级政府在允许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省政府采取分阶段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自这种渐进的方式，避免与地级市的正面冲突，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地级市的利益，使县市关系处于相对较为融洽的状态。
完善分税制，实行市、县（市）分置，建立省、县和省、市两级财政体制，减少地级市对于县级政府的直接控制能力。调整现有省、市、县三级财力的配置状况及县级内部财力配置结构，巩固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县级财力，将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改革为省、县两级财政和省、市两级财政体制，实行市、县财政分置、财政同级。
基本思路是：在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上，遵循财权与事权相对等的原则，根据各税种的特点，采用按税种划分收入的规范办法，来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将营业税作为省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并适时开征财产税，以此作为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还应当保留一定数量的共享税。但应该改革现行的税收共享办法，实行同源课税、分率计征的方式，使得各级政府都能够拥有自己的主体税种成为了可能。
通过分税制改革，强大县级政府的财政实力，减少地级市政府对于县级政府的控制能力，使前述博弈中的“不合作”行为的难度加大。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增强县级政府的谈判能力。在那些推行财政省管县省份的县政府，应抓住改革，为县提供较为充裕财政拨款的契机，加大对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二次制度或政策安排，为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空间。
参考文献：
1.吕君.财政省管县体制下县市利益博弈分析.“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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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演进过程 地方政府债务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极不匹配。在合法融资渠道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地方投融资平台，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和基础产业快速发展。然而，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数量的快速膨胀，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问题。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一般是由地方政府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而发起设立的公司。本文采用2010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定义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演进过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萌芽阶段、创建阶段、推广发展阶段、加速发展阶段、规范发展阶段。
投融资平台萌芽阶段（20 世纪80年代初-1994年）。上世纪80 年代初，广东省以修建铁路融资方式为省内各地政府集资贷款，然后再利用所筹资金修建道路，偿还贷款来源于道路建成后通车收费的收入。这种政府筹集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的萌芽阶段。1992年，上海市为了完善筹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最早建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即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投融资平台创建阶段（1994-1997年）。1994年分税制后，财权大部分上缴中央，事权大部分下归到地方，这给地方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大规模建立起来。1997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投资体制近期改革方案》后，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创建了国有独资的城司，实现了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市场化。
投融资平台推广发展阶段（1997-2008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各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但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资金压力。为了解决基建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了投融资平台的项目融资功能，满足了建设资金的需求，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投融资平台加速发展阶段（2008-2010年）。投融资平台真正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是在2008年下半年，投融资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加，融资规模迅速膨胀。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中央政府出台4 万亿元投资计划，此项扩大内需的刺激计划方案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融资作用。2009年3月份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也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肯定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政府举债的积极性，投融资平台的数量与债务规模开始迅速膨胀。
投融资平台规范发展阶段（2010-至今）。2010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加强了管理，使投融资平台在数量与融资规模上加速膨胀的趋势得到抑制，在运行方式上更加规范化。2012年3月，银监会召开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会议”，再一次给快速发展的地方融资平台降温，并进一步规范了融资平台的运营模式，以减少贷款风险。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方式建立的。因此，要了解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梁玉芳（2011）从法律地位的角度分析认为，这两者之间一般存在着两种关系：委托关系和行政授权关系。而投融资平台所获得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都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授权，所以融资平台应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贾银萍，2009）。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之间密切的关系，导致了一旦投融资平台无法偿清债务，最终将会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问题。刘颖（2010）经过研究也表示，从微观角度来看，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来自于企业的直接或担保债务，而且从宏观角度分析，一旦投融资平台经营失败，地方政府必将承担平台公司所有的债务，并由政府直接偿还。因此，在投融资平台的经营过程中，总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根据已有文献，从“资本化”的角度，对投融资平台如何产生了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债务类型做出分析研究。“三个资本化”包括特许权资本化、土地资本化、政府支出资本化（敬志红，2011)。
特许权资本化。地方政府根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不同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市场化运作，社会投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投融资平台以地方政府的项目收费权为抵押物，向银行或其他资本市场筹措资金，以项目的未来收益偿还所贷的资金。因此，这一领域并不能对地方政府形成偿债压力，但如果项目经营失败，则或有负债将成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二是公私共营、市场运作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一领域中投融资平台将对项目进行经营管理和具体操作。地方政府对这类项目不产生直接的资本金支出，但从债务本息偿还的资金来源看，却属于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三是完全政府投资领域。政府根据这一领域中的项目资金需求的大小，通过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和运作，对资金需求小的项目负有直接偿债责任，对资金需求大的项目负有或有偿债责任。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地方政府土地资本化的具体表现是融资平台公司通过银行以土地的未来收益进行杠杆融资。这一运作模式是通过流转土地使用权和质押土地收益权而实现政府债务融资。因此，它最根本的风险是对土地价值估计的不确定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价值往往被高估，使得政府和投资公司的债务规模急剧膨胀，若突然遇到经济调整，土地价值下跌，则土地的偿债能力会减弱，导致银行切断对政府提供的资金链条，届时偿还债务的压力会直接由当地政府承担，若政府财力不足以偿债，则会对社会各领域造成不稳定的影响。
政府支出资本化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实现杠杆融资的一种方式。一般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农业投资公司，在它们收到财政支农资金后，用资金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将贷款资金转贷给其他农户的一种融资方式。但是，一旦财政不能定期支出，或出现支付危机，就会影响到基层政府和各经济体。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企分界不清晰。在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制度下，地方政府纷纷发起设立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导致政府与企业的界限非常模糊，当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急剧增加时，势必会造成地方政府庞大的隐性债务，导致财政风险的产生。如果这一问题不及时解决，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法律，必定会以投融资平台为主要载体进行融资。
融资过度依赖银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中央的地方政府债、城投债和银行贷款。在这三个融资模式中，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截至2009年末，我国14家上市银行里，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占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11.75%（黄志龙，2011）。由此可见，投融资平台的贷款在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中的比重逐渐提高，融资方式过度依赖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潜在的经营风险，并可能导致由金融风险所产生的一系列其它社会风险。
偿还责任和担保责任的法律失效问题。根据《担保法》和《关于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的通知》中的明确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以外，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因此，地方政府所出具的承诺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投融资平台公司无法将贷款偿还给银行，银行对政府所担保的还款责任将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王晓曦，2010）。
资金管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田华杰（2011）分析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在打捆贷款后，会将筹集的资金交给建设单位使用，平台公司并不对项目的建设和资金的使用进行管理，造成融入的资金全部脱离融资平台，也就是借款人的监管范围，可能会出现资金因为得不到监管而使用不到位的现象。
健康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议
控制债务总量，提高信息透明度。目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融入的资金规模非常庞大，所构成的债务结构也比较复杂，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且巴曙松（2009）发现，当前应推动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所构成的隐性债务，向可以公开的显性债务转化，提高当前投融资平台债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拓宽融资渠道，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当前，投融资平台最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但银行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程度的把握比较困难，给银行的正常经营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为了扩展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肖玉香（2010）认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可以设立股权投资基金，这也是新形势下投融资平台的战略选择。
健全财政体制，减少融资压力。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将财权重心上移到中央政府，事权重心下移给地方政府。因此，要解决投融资平台债务迅速膨胀的问题，应该从根本上健全财政体制，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事权适度向中央政府转移，财权划分上适当向地方政府倾斜，划清各政府层级间的权利职责，尽量减少政府职能的重叠，减轻下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和融资压力。
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独立运作投融资平台。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资金需求加大，很多地方政府选择通过投融资平台筹集资金。但刘颖（2010）分析认为，应该放宽法律约束，允许地方政府自行举债，减少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过度依赖。这样不仅能加强政府的财政收支管理，而且还能控制地方债务的进一步膨胀。政企分开在我国改革初始就已经提出，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王晓曦（2010）认为投融资平台应该成为“具有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经营风险的市场主体，”从而促使投融资平台经营的市场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及其风险评估.西南金融，2009(9)
2.何剑，李雪葱.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融资渠道探析.国际金融，2011(2)
3.黄志龙.整顿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对策建议.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2011.1
4.姜彬.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考察地方财政融资与担保.生产力研究，2008(12)
5.贾银萍.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银行家，2009(7)
6.敬志红.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研究—兼论地方投融资平台管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7.刘颖.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债务.经济研究参考，2010(47)
8.梁玉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法律地位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1
9.孙慧等.从国际经验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创新.国际经济合作，2010(10)
10.石珩，姜武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国土资源情报，2010(11)
11.田华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及财政性建议.金融经济，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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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理论和观点进行综合归纳，探讨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标明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广大农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的发展要求。
2006年，全国各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
一、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
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模型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传统的人口众多的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能够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其认为，只有当城市吸收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才能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才能拉高。
2.拉尼思-费景汉模型。该发展的模型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拐点才会出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把隐蔽失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必须在工业部门发展的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同步增长，农业生产率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条件，只有当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才能顺利从农业转向工业。
3.托达罗模型。该模型假定一个现实或潜在的劳动力把他在一定时间内城市部门的预期收入（即迁移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同当时农村普通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那么他就会迁移。提出应当尽量减少因发展战略偏重城市而引起的城乡就业机会的不平衡，创造城市的就业机会不足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不应盲目扩大中、高等教育，导致学历门槛。
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
1.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研究。韩俊提出：土地收益应更多的让农民来分享。新型的城乡关系，一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要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二是建立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四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五是要按照农村的特点和农民的需求办好农村金融；六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和户籍管理的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关键是要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各项制度。张晓山（2006）提出必须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第一，调整分税制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机构有一定的税源。要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机构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二，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第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张强认为城乡之间的建设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存在制度，城市资源进入农村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制约的核心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参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重点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社区合作组织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创新，核心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城市建设问题。
2.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熊清华(2006)认为，目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其次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从而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三是农村社会事业硬件设施严重不足，困扰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外，我国农村新阶段还存在着公共事业落后和公共服务缺失等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因素。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王再文(2005)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进而提出通过非市场供给和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允许多种资本进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在必要时还应积极鼓励外资参与经营。楚永生(2006)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不足与过剩并存现象，不足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不足和农业科技供给的匮乏以及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不足。同时，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剩主要包括：与政府政绩、利益挂钩的非生产性公共物品供给的过剩；臃肿的地方政府机构本身就是一种过剩的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能反映农民需求的次序。郑新立、张晓山（2006）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现在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在享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使农民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和城市一样，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应转向农村。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必须同步推进；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体制条件；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大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姜长云（2005）认为，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协调处理好城乡之间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创新的关系。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中，更多地强化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中，改变发展型乃至享受型公共物品供给主要由政府“买单”的制度，较多地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三、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提出
1.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夏耕认为应当研究价格信号如何更好地在农产品市场中传递从而更好配置农业生产资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实质上就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动过程。实现城乡二元结构成功转型，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实现要素市场化，保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产业、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要素市场的建立是二元结构转型不可忽视的制度前提。温铁军（2006）则从市场失灵出发研究政府对于农产品市场的调控，突出政府的作用引导农业生产资源。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成立和发展农村合作社，形成相对规模的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农产品产业。2.城市化建设。谢扬(2006)认为：“城镇化发展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式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但是唯一不能动摇的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决心，因为过去对城镇化政策的摇摆曾经给我们的发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新农村建设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经验教训，但应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国家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补充。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将农民留在农村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积累起发展资金，国家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才有财力支持。郑海航、谢扬（2006）提出实施和完善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城乡统筹，实现人口、劳动力在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转移和调整，实现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改革。
3.农村发展问题。韩俊（2006）指出重点抓好“富农”问题，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环节，通过分税制改革，财政向地方让利；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保障农村的资金投入，扩大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林毅夫（2006）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现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础建设为切入点，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由农民参与决定、设计和监工实施，新农村建设完成时间以2020年为宜。张晓山（2006）提出生产发展，收入增长，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要求。要扶持农业专业户促进农业发展，需要统一现代技术支持，统一全面，及时的现代市场信息支持；统一的市场销售渠道支持；统一的质量标准支持；统一的品牌支持。五个统一支持要由市场中介组织提供。
4.农村经济结构优化问题。柯炳生（2005）侧重于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改变农村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即发展民营企业和农村服务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林毅夫（2002）认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是将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紧缩的权宜之计，侧重在其投资拉动的方面。尤其发展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产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发挥其人力资本的优势，扩大就业，减少农村劳动人口。
参考文献:
[1]车:发展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许惠渊:产权理论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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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乡财政；财政收支；转移支付；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065-02
1、县乡财政困难的主要表现
1.1县乡财政实力弱，经济发展缓慢，后劲乏力
县乡财政来源单一，大部分县乡财政来源主要还是农业，在实行税费改革后全国许多县乡明显感觉到财政收入紧张。目前我国许多县域经济缺少充满活力、市场前景广阔的支柱产业，民营经济比重低，经济增长缓慢，经济总量小，财政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县乡财政收入总量必然减少。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收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越是财政困难的地方，农业税占的比重越大。在中国取消农业税后，县乡的财政收入情况更加紧张。大部分乡镇的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乃至十几万，主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
1.2县乡的基本支出与建设的矛盾突出
县乡组织财政收入的渠道减少，功能减弱。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县乡可以组织收入的渠道比原来减少。但同时随着农村义务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其他公共事业受到普遍关注，财政支出日益增加。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县乡的财力只够发工资和一般的运转，公共建设资金不足，基础设施落后。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县乡里不搞经济建设会更加落后，财政更加困难，这样就会导致县乡财政收入更少，而收入更少会导致县乡没足够的资金搞经济建设。
2、关于我国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的原因分析
2.1县乡财源薄弱。财力不足，严重依赖于转移支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共有2800多个县，其中大部分都是农业县，以农业收入为主，农业收入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本来收入就少之又少。另外，县乡财力不足的直接经济原因就是缺乏稳定可观的税源，这与我国县乡的地域分布不无关系。我国县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基础产业多以财政收入能力不强的农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日益受到挑战，按照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要求淘汰了一大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如小煤炭、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小炼油、小烟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县乡层次，加剧了县乡工业转型的难度，也因此削弱了财政收入能力，增加了县乡的就业和社会救助压力。
2.2地方税收体系存在缺陷，制约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地方税收总体规模偏小，缺乏主体税种。目前，我国地方税种数量虽然不少，但收入规模小，且地方税没有税基宽厚的主体税种。除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可以视为主要的地方税种外，其余多属于小税种。同时随着增值税的改革，作为地方税主要税种的营业税中有部分将划为国税局征收，弱化了地方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能力，与地方政府所应该承担的事权不相适应，从而制约了地方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
2.3财政体制的改革有待完善
现行财政体制存在财力层层向上集中的机制。表现在；(1)中央集中的程度显著提高。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到2006年上升为52.8％。中央财政比重提高就意味着地方财政比重下降。适当集中财力和财权，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必要的，但如果集中的程度过大，集中的速度过快，必然会对县乡财政造成负面影响。(2)分税制改革后，省、市两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也在不断加大。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一个共同点是采取层层集中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这样，处于基层的县乡自然困难。从县乡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看，县乡财政需要将75％的增值税、100％的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及部分营业税上缴中央财政；从县乡财政与省市级财政关系看，省市级政府在中央财政集中一部分财力的基础上，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进行了分成，又对县乡财力进行了集中，由此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约占50％左右，如果再加上省本级财政收入，中央和省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超过60％，而县乡基层财政收入比重一般为20％左右，可容支配的财力过少。另一方面，支出下移。在中央及省市财政县乡财政的关系上，将部分应由上级财政负担的财政支出全部或部分下放给基层地方政府，省级以上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及科技投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很少，基本由县乡财政负担。
2.4县乡财政运营成本增加
人员支出是县乡财政支出的大头，在缩减县乡财政支出方面，提出最多的建议也是要求精简机构、缩小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但在实际中，短期内达到这样的目标很难。一方面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积重难返，还涉及到很多体制性因素，很难简单地精简人员，缩小开支。目前，我国有4500多万行政官员和公共事业单位人员要靠国家财政供养，相当于每28个老百姓上缴的税收养1个公务人员，财政支出的大部分都被“人头费”吃掉了。目前我国2070个县中，赤字县的比重已经高达73％，赤字总量占这些地方财政收入的77％，成为典型的“吃饭财政”。据国家统计局对1030个小城镇的调查，每个镇的机构一般都在30-40个。其中镇属机构的干部人数平均为158名，上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干部人数为290名，都超出编制人数的数倍。另一方面，即使采取了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的措施，离开政府部门的人员也不能马上脱离财政供养人员的行列，一段时期内，财政还是要负担其生活、安置费用，不可能撒手不管。再则，国家近几年涨了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使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
3、关于我国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的政策建议
3.1发展县域经济，加强财源建设。增加财政收入
经济决定财政，解决中国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财源。首先，把三农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强各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优化种植业结构，突出发展特色农业；其次，重点发展乡镇企业，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尤其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依托资源优势，壮大主导产业，实施项目牵动，扩大县域经济总量；第三，搞好招商引资，加快经济外向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加快推进外
向型经济发展，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最后，要抓住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机会发展第三产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搞活农村市场。
3.2积极寻找税源，培植税源，抑制偷逃税
地方主体税种的建设应该着力于完善现行流转税，以税源广泛、税基较广、税制较规范的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不断提高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清理以基金、附加、集资摊派等形式存在的非税收入，规范地方政府的分配行为，通过对政府非税收费的清理，为税费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可以将一些具有税收特性的收费项目改为规范的税收收入。强化地方税的征收管理，坚决打击偷逃税款现象，县乡政府要支持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加大协税护税力度，确保辖区内税款应收尽收，同时防止收过头税，坚持依法治税，确保地方税制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3.3提高财政收支质置
一是强化收入征管，认真贯彻执行《税收征管法》，收入征管要体现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和应收尽收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依法征管，既严厉打击偷、逃、骗税行为，杜绝“跑、冒、滴、漏，确保应收尽收。二是加强支出预算管理。要实行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要实行综合预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管，把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捆起来统一使用，增强财政预算的统一性；要实行零基预算，提高预算的准确性；要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力争做到竞争、择优、公正；要逐步拓宽政府采购范围，包括使用财政资金购买、租用、委托或雇佣等方式获取的货物、工程或服务；要切实搞好政府的采购招标工作，注重把竞争机制引入招标中。四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财政投资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集中财力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调整经济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五是实行综合平衡。严格执行《预算法》，依法理财。对各种资金的来源、投向、规模和结构，按照县乡经济与社会最优发展要求，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不随意开口子，尽可能压减财政支出，年初不打赤字预算，年底预算不出现赤字。
3.4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建立地方财政运行监督和绩效评价体系
基层财政困难的主要表现是支大于收。因此节约开支，寻求节流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要害。为此，县乡机构精简已成必然。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乡镇政府机构设置的审批程序还没有严格的规定，这也是造成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今后有必要用法律的形式对县乡政府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进行规定，尽量减少机构数量，用综合性机构取代专业性机构。人员编制上严格按照人事部门核定的定员定额标准，清退分流超编人员，取消人事任命制度，贯彻公务员制度。实际上地方的财政运营，非常大程度上受政绩观以及党政官员业绩考核制度的影响。今后，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深化，老百姓是否满足、决策是否科学民主才是最终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应因地制宜制定科学的官员业绩考核制度，突出地方特色，把人民的满足度、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作为考核的重点，促使基层政府官员认真解决老百姓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营造老百姓真正满足和拥护的政府。制定问责机制，切实科学依法规范县乡理政行为。
参考文献：
篇7
关键词：分权式改革；收益；成本；机制设计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从此，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中国经济就像快速驶向高原的列车，它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13亿人口的福祉，同时，它的动向也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天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可能形成的“大国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来理解中国获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此，本文将提出：中国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分权式改革有关系。借助于对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最为经典的是建立在新软预算约束理论（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础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这些理论固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分权是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应该不仅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正面激励（分权的收益），也应该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损社会目标的负面激励（分权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负面激励导致的影响正在日益凸现，并且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实证文献研究了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某些扭曲，但是还没有一个理论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化改革的成本。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实质和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带来了哪些代价和扭曲？为什么分权式的改革会导致这些代价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学地进行机制设计，避免或者尽量减轻这些代价和扭曲？这些理论分析的主旨将直接指向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采取分权式的改革方式，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有关，而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又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大国”有关。因此，全面地总结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与代价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可借鉴的“大国发展道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从这个维度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则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例证；第五部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讨论在下一阶段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并尽可能地降低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由于有关分权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论和实证已有大量的文献，本文将在分权的代价上着墨更多。
二、经济分权与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gettingpricesright），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国际经济学界形成了很多共识。已有的文献认为，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QianandRoland，1998）。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19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来提供优质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Buchanan，1965；Oates，1972）。具体到中国，以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实证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市场发展。对于1992年之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和Liu（2000）与Zhang和Zou（1998）的检验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而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1986－2002年扩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效应还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1990年代末以来，文献更多地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分权的特殊经历，尤其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文献通常所说的标尺竞争对应于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息，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都处于信息弱势，但选民会参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评价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地方官员知道其选民会以其他地方为标尺，从而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2005）。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
三、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个理论分析
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分权式改革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却没有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①].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应该既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渐进转型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应该如何在发挥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这一节将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框架。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看，中央政府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给定地方各级政府尚控制着大量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事实，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对地方官员提供适当的激励，让他们直接分享发展地方经济的收益，将有利于他们追求经济的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是否可以通过模拟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而被有效地复制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政府部门的激励与私有部门的激励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说明政府部门在利用财政分权模拟企业的激励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难题。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组织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无论对于任务本身，还是对于委托人，都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第二，与委托人偏好的异质性有关的是，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multi-tasking），这也与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治组织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政治组织的这种多任务性，在政治组织中很难通过基于单一维度（任务）的类似企业中计件工资式的强激励来追求各种目标，而且基于增长目标的考核很容易损害其他的社会目标。所以，我们观察到政治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都是弱激励的固定工资制。第三，委托人的异质性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差异，又引起了第三个政治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差异。与企业绩效易于找到同类企业作参照不同，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国政府不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比较，因为两国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但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参照非常有限。换言之，政治组织是一个垄断组织，因而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对其进行比较。
以上三个特征无非是说，很难有一个外部的充分统计量指标可以对官员进行客观的评估。这就决定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第四个区别，即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它更多地会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而非绝对绩效评估。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组织中常用的一种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手段就是职务晋升。中国的分权式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被证明的确是在被中国政府使用着（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统计量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相对的GDP增长可能是一种次优的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标。但是，这种财政分权加相对绩效评估的体制正在日益显现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确实，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政府为了在GDP竞赛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会阻碍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过程[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影响是，这种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服务（甚至还有思想）的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限制又会进一步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这最终会损害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就给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因为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大大忽视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急剧地下降（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同样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就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则很容易被忽略。
相对绩效评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面临的冲击或者风险是共同的，这样仅仅通过人之间业绩的相对排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绩效。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可以说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可以看作是相对绩效激励的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实际上是第二个弊端的一种形式，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拿出来独立论述。由于各地区之间先天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差异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即使没有其他外力，穷的地区也可能相对地越来越穷，而富的地方则相对地越来越富（陆铭、陈钊、严冀，2004），这样就加大了相对绩效评估标准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是由收益递增机制造成的，还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结果。
相对绩效评估的第四个弊端来自于如下事实：在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机制下获得激励，通俗地来说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对绩效评估对落后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官员也是理性人，在晋升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前提下，他们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补偿，如，或者“破罐子破摔”。这样一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会加剧落后的地区越来越落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发达的两极分化现象。
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还有一些其他与相对绩效评估无关的难题。一方面，与企业的经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更加取决于一个团队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个政府目标（如扩大就业）的实现取决于多个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团队生产”中，不同的地方官员之间就可能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在企业经理的激励计划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激励经理追求企业长期目标的手段，比如说给予经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权，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却很难进行类似的长期激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长期目标被忽视，而这又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的忽视。
四、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些具体的分析和例证
上一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下面将结合现有的实证文献，为经济分权的代价提供一些例证。
1.经济分权与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分权体制有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财政）分权的联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不少文献都指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加剧现象，与中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李实（2003）指出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几点因素都可以作为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除了以上四点，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还强调了金融体制中系统性的城市倾向，包括通货膨胀补贴和对城市部门的投资贷款；政府在政治晋升和分权体制双重约束下也存在减少支援农业公共支出比重的倾向。我们的一系列研究（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经济开放）都使得城市部门获益更多，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倾向-——增加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趋势上来看，这一比重却在急剧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存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的限制，这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在城市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拥有更好的福利，加剧了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倾向性政策也会使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还有一系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④]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中国的各地区之间在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地区因为有着各方面比较优越的条件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且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的效应，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领先就很难被落后地区追赶。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差距。从县级财政数据来看，Zhang（2006）认为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较低的工业税和较高的土地收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高增长，而不发达地区对非农部门征收较高的税收，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本相对不足，所以各个地区之间展开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在这场地区间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竞争中，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地带获得了更多的外资和国际贸易份额，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绩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开放进程的差异所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还与工业集聚有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全国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高（金煜、陈钊、陆铭，2006）。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不同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有关。转移支付通常有两种目标，一是出于公平考虑的均等化目标，二是基于发展考虑的激励目标。按照均等化原则，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本应对经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补贴，而实际的情况是，地区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达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制安排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县级财政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非农业税收的差异是财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税的影响因素大约为21%，而税收返还和分税制改革后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财政差距，反而占财政不平等的20％。Yao（2005）发现2002年县级转移支付数据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
2.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经济的发展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还进一步影响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来看，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间资源误配置已经成为事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违反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是缺乏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林毅夫、刘培林，2004）。第二，很多产业（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长性产业）都存在着由“干中学”机制所导致的收益递增性，因此，在这样的产业，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如果能够较早地发展这些产业，在理论上就可能获得两种效果：一方面，如果当地的学习速度足够快，就可能实现在这些产业上的追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逆转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追赶不能实现，当地也能够提升本地的经济独立能力，从而提高未来分享地区间分工收益时的谈判地位，获得更多地区间分工的利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各地都会争先恐后地发展一些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从而造成一轮一轮的重复建设（陆铭、陈钊、严冀，2004）。当重复建设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关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本身的检验，当某些企业竞争能力不足时，地方政府则又有了通过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获得短期利益的动机。
尽管当地区间差距扩大的时候，地方政府有通过分割市场的方式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但改革开放以后，促使地区间市场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就成了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判断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国内的市场并没有在改革过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的迹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尽管如此，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激励，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会产出损失（陆铭、陈钊、严冀，2004）。同时，国内市场的分割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发挥中国经济本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近来的一项研究还认为，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借助于出口来扩大市场规模（朱希伟、金祥荣，2005），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的一个体现。
3.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群分效应与动态效率损失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重要，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关信息，也不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让地方政府去提供当地的公共品。在这样的分权机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垄断者，难以保证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迁的机制下，实际上居民就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保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当地的学校办好，大家都会搬离这个地方，于是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下降，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也相应地受影响。因为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自由选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质量通过房地产市场被“资本化”了。在美国，一个地区的居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财产税的税率，作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基础，而学生家长则通过居住地的调整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务。由于教育财政的税基是基于地方房产价值的财产税，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质量就通过影响房产价值而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收系起来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也就成了一种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办教育的最优合同的执行机制（Hoxby，1995）。而在中国，虽然政府没有将财产税作为教育财政的收入，但居民通过变换居住地来选择教育并影响房价的机制同样存在，至少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之间，甚至在不同省区之间变换居住地都是比较自由的，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更是如此。而房地产价格仍然影响着土地批租收入和房产交易税，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教育财政集权的确对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国由地方财政提供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却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这些行业的极大的不满，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简单的公共服务财政分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损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来说更加短期化，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会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来看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尽管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使得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反而出现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的现象。
其次，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一切相比，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领域却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论研究说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产品的性质。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比较有效。但是，当产品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的时候，如果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私人部门的生产者就可能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由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不难理解，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服务之所以比较适合由政府来提供，是因为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当地的公共服务是较为有效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卸政府责任。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升迁制度过于强调增长目标则是财政分权体制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机制是在财政分权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确的激励机制，并通过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
在教育发展中，如果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适度的中央政府干预，那么，简单的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可能会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损失。首先，在劳动力存在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内部可以自由搬迁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好学校附近聚居，并且导致周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学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费额外的成本让子女上好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择校行为。两种行为的结果都是使得收入较高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有更强的实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来进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现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现出不同收入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社区之间的相互隔离，而按居住地段入学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现象。在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和城乡间不平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老师）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在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也加剧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丁维莉、陆铭，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除了有碍公平以外，在人力资本生产上也是没有边际效率的，同样的资源在边际上如果能够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显然将提高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内部贫民窟的社会问题与教育群分现象联系紧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难以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已经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恶性循环。[⑥]类似的问题也应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变原来的政府包办教育的模式，实行教育的产业化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之间的竞争和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定价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应该推动奖学金和教育券制度来减少教育群分中出现的动态效率损失。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教育市场上，只要居民能够自由地搬迁居住地，那么，简单地通过禁止择校只不过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买房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并推动房价的上升，更为合理的政策应该是适度地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⑦]
五、机制设计与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中国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话，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则是如何减少目前的分权体制的弊端。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条件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对于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阶段的目标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阶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地方层面的放松管制。通过放松规制和改进公共部门本身的治理来减少公共部门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给定我们前文刻画过的中国分权式改革下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公共部门这两个层面的改革都首先应该在地方的层面上进行，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从而就无需借重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各种代价。随着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减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场化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实现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会极大地促进专业化、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仅仅在地方层面放松规制还不够，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还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很多流动性和金融资源出来出来。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分权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由于转型期间制度上的不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来创造流动性。地方政府创造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预设在地方的银行的信贷行为，（2）通过各种形式的乱收费行为而创造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3）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土地批租等方法创造出大量的“资本化”的收入。按照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逻辑，流动性创造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集权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尽管财政分权可以硬化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内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又弱化了这个效果。所以，中国分权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对这些流动性创造约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预算没有得到硬化，从而可以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尽管此类现象已经不严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来放松规制；（2）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时候，土地批租行为会导致资产市场发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条件、政策优惠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在流动性创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剧。[⑧]
还是从改革的时机（timing）上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如果现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就会比较小（早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好处的）。限制流动性创造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2）对政府的土地批租行为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包括对其进行立法；（3）加强各级政府的预算过程管理和监控，对预算外各种收入进行严格打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财政工具的权利。
3.改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地方层面的放松规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后，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这是因为，虽然地方政府在“软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医疗）的提供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分权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进才能解决地方层面“软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话来说，如果说前期的改革主要运用了“退出”（exit）和“用脚投票”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吸引内外资而展开了Tiebout意义上的竞争的话，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适当引入“呼吁”（voice）的机制来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适时地推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会更容易与地方性的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合谋或者被他们收买。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改进对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标的权重，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等，这样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
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将会改变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行为，从而会从根本上解决内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诸种问题（收入差距、重复建设与市场分割、公共品供给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第一阶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转型经济的前头。分权和集权的选择其实是“激励与协调”之间的权衡，中国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对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但是在协调方面的问题则越来越凸现出来，所以，现在正是中国调整发展方略的转折点。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积极的制度变革和机制设计的结果那样，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样也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中国式的分权式改革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能对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Baicker，K.，2005，“TheSpilloverEffectsofStateSpending，”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529-544.
Bardhan，Pranab，2002，“DecentralizationofGovernanceandDevelopment，”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16，185-205.
Besley，T.andA.Case，1995，“IncumbentBehavior：Vote-Seeking，Tax-Setting，andYardstickCompeti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5–45.
Blanchard，OliverandAndreiShleifer，2001，“Federalism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IMFStaffPapers，48，171-179.
Buchanan，J.M.，1965，“AnEconomicTheoryofClubs，”Economica，31，1-14.
Cai，HongbinandDanielTreisman，2005，“DoesCompetitionforCapitalDisciplineGovernments？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Public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95，3，817-830.
Carter，ConlinA.，1997，“TheUrban-RuralIncomeGapinChina：ImplicationsforGlobalFoodMarket，”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eEconomics，79，1410-1418.
Chen，Aimin，2002，“UrbanizationandDisparitiesinChina：ChallengesofGrowthandDevelopment，”ChinaEconomicReview，13，407-411.
Démurger，S.，JeffreyD.Sachs，WingT.Woo，ShumingBao，GeneChangandAndrewMellinger，2002，“Geography，EconomicPolicyandRegionalDevelopmentinChina，”AsianEconomicPapers，1（1）：146-197.
Dewatripont，M.andE.Maskin，1995，“CreditandEfficiencyinCentralizedandDecentralizedEconomies，”ReviewofEconomicStudies，62，4，541-555.
Fernández，RaquelandRichardRogerson，2001，“SortingandLong-RunInequality，”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305-1339.
Hansmann，Henry，1996，TheOwnershipofEnterprises，HarvardUniversityPress.
Hart，Oliver，AndreiShleifer，andRobertW.Vishny，1997，“TheProperScopeofGovernment：TheoryandanApplicationtoPriso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1127-1161.
Hirschman，Albert，1970，Exit，Voice，andLoyalty，HarvardUniversityPress.
Hoxby，CarolineMinter，1995，“IsThereanEquity-EfficiencyTrade-OffinSchoolFinance？TieboutandaTheoryoftheLocalPublicGoodsProducer，”NBERWorkingPaper5265.
Inman，R.andRubinfeld，D.，1997，“RethinkingFederalism”，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43-64.
Jin，H.，Y.Qian，andB.Weignast，2005，“RegionalDecentralizationandFiscal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Sty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19-1742.
Kanbur，RaviandXiaobo，Zhang，2005，“FiftyYearsofRegionalInequalityinChina：aJourneythroughCentralPlanning，ReformandOpenness，”ReviewofDevelopmentEconomics，9，87-106.
Knight，JohnandLinaSong，1993，“TheSpatialContributiontoIncomeInequalityinRuralChina，”CambridgeJournalofEconomics，17，195-213.
Li，HongbinandLi-AnZhou，2005，“PoliticalTurnoverandEconomicPerformance：theIncentiveRoleofPersonnelControl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1743-1762.
Lin，J.Y.andZ.Liu，2000，“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9（1），1-21.
Lu，MingandZhaoChen，2006，“Urbanization，Urban-BiasedPoliciesandUrban-RuralInequalityinChina：1987-2001，”ChineseEconomy，39，3，42-63.Martinez-Vazquez，JorgeandR.M.McNab，2003，“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Growth，”WorldDevelopment，31，1597-1616.
McKinnon，R.，1997，“Market-PreservingFiscalFederalismintheAmericanMonetaryUnion，”inMairo，B.andT.Ter-Minassian（eds.），MacroeconomicDimensionsofPublicFinance，Routledge.
Naughton，Barry，1999，“HowMuchCanRegionalIntegrationDotoUnifyChina''''sMarkets？”paperpresentedfortheConferenceforResearchon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cyResearch，StanfordUniversity.
Oates，W.E.，1972，FiscalFederalism，HarcourtBraceJovanovich.
Peltzman，Sam，1993，“ThePoliticalEconomyoftheDeclineofAmericanPublicEducation，”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6，1-2，331-70.
Peltzman，Sam，1996，“PoliticalEconomyofPublicEducation：Non-CollegeBoundStudent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9，1，73-120.
Poncet，Sandra，2002，《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3-17页。
Poncet，Sandra，2003，“MeasuringChines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tegration，”ChinaEconomicReview，14，1，1-21.
Qian，Y.andG.Roland，1998，“Federalism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77，265-284.
Qian，Y.，G.RolandandC.Xu，1988，“CoordinatingChangesinM-FormandU-FormOrganizations，”Mimeo，EuropeanCenterforAdvancedResearchinEconomicsandStatistics，UniversiteLibredeBruxelles.
Qian，Y.，G.RolandandC.Xu，1999，“WhyChina‘sDifferentfromEasternEurope？PerspectivesFromOrganizationTheory，”EuropeanEconomicReview，43（4-6）：1085-1094.
Qian，YingyiandBarryR.Weingast，1997，“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Preserving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1（4），83-92.
Raiser，M.，1998，“SubsidisingInequality：EconomicReforms，FiscalTransfersandConvergenceacrossChineseProvinces，”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3，1-26.
Tian，Qunjian，2001，“China‘sNewUrban-ruralDivideandPitfallsfortheChineseEconomy，”Canadian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22（1），165-190.
Tiebout，Charles，1956，“APureTheoryofLocalExpenditur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64，416-24.
Tsui，K.andY.Wang，2004，“BetweenSeparateStovesandaSingleMenu：FiscalDecentralizationinChina，”ChinaQuarterly，177，71-90.
Tsui，K.，2005，“LocalTaxSystem，IntergovernmentalTransfersandChina‘sLocalFiscalDisparities，”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33，173-196.
Weingast，B.，1995，“TheEconomicRoleofPolitical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andEconomicDevelopment，”JournalofLawandEconomicOrganization，11，1-31.
Xu，Xinpeng，2002，“HavetheChineseProvincesBecomeIntegratedunderReform？”ChinaEconomicReview，13，116-133.
Yang，DennisTao，1999，“Urban-BiasedPoliciesandRis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May，306-310.
Yang，DennisTaoandZhouHao，1999，“Rural-UrbanDisparityandSectoralLaborAllocationin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5（3），105-133.
Yao，ShujieandLiweiZhu，1998，“UnderstandingIncomeInequalityinChina：AMulti-AnglePerspective，”EconomicsofPlanning，31，133-50.
Yao，Shujie，2000，“EconomicDevelopmentandPovertyReductioninChinaover20YearsofReform，”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43，447-474.
Young，Alwyn，2000，“TheRazor‘sEdge：DistortionsandIncrementalReform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CXV，1091-1135.
Zhang，T.andH.Zou，1998，“FiscalDecentralization，Public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7，221-240.
Zhang，XiaoboandKevinH.Zhang，2003，“HowDoesGlobalizationAffectRegionalInequalitywithinaDevelopingCountry？EvidencefromChina，”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9（4）：47-67.
Zhang，Xiaobo，2006，“FiscalDecentralizationandPoliticalCentralizationinChina：ImplicationsforRegionalInequality，”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forthcoming.
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2004，《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经济研究》第4期，29-40页。
丁维莉、陆铭，2005，《教育的公平与效率是鱼和熊掌吗——基础教育财政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47-57页。
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2期，20-30页。
金煜、陈钊、陆铭，2006，《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4期，79-89页。
李实，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2期，379-403页。
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269-300页。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3期，19-25页。
陆铭、陈钊，2004，《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6期，50-58页。
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4-14页。
陆铭、陈钊、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马拴友、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第3期，26-33页。
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17-26页。
严冀、陆铭，2003，《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世界经济文汇》，第3期，55-66页。
张晏，2005，《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张晏、龚六堂，2006，《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1期，75-108页。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33－40页。
朱希伟、金祥荣，2005，《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的出口贸易扩张》，《经济研究》，第12期，68-76页。
[①]严冀、陆铭（2003）较早地意识到分权体制的代价这一问题，特别是其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方面的表现。
[②]对此，不妨参见严冀、陆铭（2003）的评论。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区间为争取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认为，城市倾向政策对于农业生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另外，杨涛认为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扭曲了这些部门中的工人的激励，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都将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1999）。
[⑤]从省级数据的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显地扭转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但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减少了近12个百分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
[⑥]Fernández和Rogerson（2001）的研究发现，群分现象的加剧将显著地提高收入不平等状况。
篇8
关键词：非税收入；公共财政体制；述评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159-03
一、非税收入的界定以及其存在合理性研究
1.非税收入的概念。2001年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①中出现“非税收入”一词，在此之前中国对非税收入的概念未作严格的界定，与之相关的代表性称谓有“预算外收入”、“非税性预算收入”和“特别税收”等。如吴玉民（1999）将非税收入定义为“用费、基金以及罚款等方式筹集的用于政府行政事业性支出的收入”。王作勤等（1999）认为非税收入是各种财政性收费、基金、罚款、附加等收入。2004年财政部颁发的《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②明确了非税收入的定义，即“政府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至此之后，学者对非税收入的定义逐渐趋于一致。潘明星和匡萍（2005）、史桂芬（2007）将非税收入定义为“政府为实现特定目的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凭借社会公共权力（国有资产、资源所有权）、国家信誉收取的除税收以外的财政性资金”。刘忠信和张智光（2007）认为非税收入是通过不同于税收形式所取得的财政收入。
2.非税收入的存在合理性。国内学者对非税收入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根据侧重点不同，将其存在合理性分为三类：（1）理论依据。首先是准公共产品的存在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满足这部分公共需要的资金不宜通过税收来筹集，而应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公共产品的使用者和受益者以非税收入的方式进行补偿和调节，同时由于可售性公共产品的永久性存在决定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永久性存在。其次是“负外部效应”的存在使政府应该承担起矫正外部效应的责任，而在治理负外部效应的效果上，收费明显优于税收，因为收费具有的“惩戒性”使生产者自觉减少“负外部效应”的产生。最后是自然垄断的存在使得非税收入较之税收对于经济具有更优的调节作用，因为存在自然垄断时企业自行定价高于边际成本将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因此政府要用进行公共定价的手段进行管制；而定价超过边际成本的部分即可看作是一种政府收费，这种收费对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协调作用是税收所不能取代的。（2）制度环境。高培勇（2004）把非税收入存在的历史根源归为统收统支，且现实的制度环境使得中国政府非税收入在改革中具有其独特性。建国初期中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统收统支，各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和收费项目都是比较正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财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单靠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迫使政府增设预算外收入项目，允许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创收”，从此使非税收入改革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3）在政府收入体系发挥的作用。王小利（2005）指出非税收入是政府合理利用不同收入渠道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构建公共财政体系的基础。贾康和刘军民（2005）认为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从源头上、制度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此外，暴金玲（2005）认为非税收入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和事业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为财政预算的顺利执行提供了财力保障。徐永翥（2007）还认为非税收入有效地调动了地方和部门筹集收入的积极性。
中国对于非税收入概念及其存在合理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共财政理论下的一种政府职能实现形式。虽然非税收入概念的表述不尽一致，但都体现了相近的意思：非税收入是由一些除税收收入以外的、不同性质的收入组成的集合体，是对这些不同性质的收入的统称。因此，非税收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于非税收入存在的合理性，是集多种必然性于一体的政府收入形式，它的合理性不能只从某一方面考虑，可以综合以上观点全面思考。
二、非税收入规模与结构的研究
1.非税收入规模。吴云松和王庆华（2000）认为非税收入规模过大会加重企业负担、分散国家财力、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和败坏社会风气等。刘晓峰等（200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税收体制可能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因素。方建妃（2005）、吴萌（2007）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财政体制等方面分析了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因素，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时候，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相对充足；地方政府权限扩大，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就十分广泛；从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财政关系的角度研究发现财政体制是也是影响地方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因素。王静（2007）从分权式改革、“正税”的税源流失、政府系统本位利益驱动及竞争等方面分析了政府非税收入膨胀的原因，并发现地方政府为增加自己的财政资金而增加收费项目。除政府职能方面，方红星（2009）从市场化程度等角度分析了作为非税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收费规模的影响因素。如果市场化程度很高，政府就能把本来就属于市场范畴的职能很好地转向市场，只担负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而必须要承载的政府职能；如果政府过多涉足市场，政府就会挤占应该归属于市场的职能范围，非规范性收费规模随之膨胀。白宇飞等（2009）实证研究发现人均产出、人均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口以及市场化进程等变量均对政府非税收入规模有所影响，其中，人均产出和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会促进非税收入的增长；而市场化进程和转移支付的增加则会有效抑制非税收入规模的扩大。财政供养人口主要是从需求方面影响非税收入的规模，越是在基层政府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财政供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而这些地区税源较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增加不规范的非税收入（如部门收费等资金）发放工资。
2.非税收入结构。已有研究通过对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政府非税收入结构的优化提出建议。例如，贾康等（2005）在分析中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突出问题的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不同项目区别对待、分流归位、依法立项，并以治本为目的实施财政、行政、法制、投融资等方面的配套改革。云南省财政厅课题组（2006）通过云南省政府非税收入项目构成的总体情况分析，发现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是其主要来源，无名目的其他收入比重也较高。常向东等（2010）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将政府非税收入结构分为项目结构、管理结构和部门结构且发现项目结构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占主体。除上述文献外，一些学者提出从其他角度规范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的管理。例如何晞等（2008）把财政中收入结构定义为以价值形式表现的财政收入内部各要素的构成和比例关系，反映财政收入中不同收入形式之间、不同来源之间的比例关系。各种形式的非税收入增长在总非税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应该是合乎客观规律和比例的。每种形式的收入都与一定阶段的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如果出现异常或不协调，必然会对经济、社会结构产生扭曲性，带来效率损失和社会不公。丁兆君（2009）在对地方政府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整合政府预算角度规范地方政府非税收入项目管理的思路。
中国学者对非税收入规模的现状分析、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于非税收入结构，主要关注政府非税收入结构的管理和优化分析。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非税收入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宽泛，主要集中在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且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分析较少。对非税收入结构的研究内容一般是基本的现状—问题式，方法一般是规范分析或描述性分析，缺少深入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
三、非税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对于非税收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吴云松和王庆华（2000）研究发现非税收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分散了国家财力，加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王小利（2004）利用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非税收入支出对GDP的影响为正，税收与非税收之间有较强的替代关系，非税收入的增加会侵蚀正常的税基，进而会影响到中央的财政能力。刘建民和宋建军（2005）、高黎和聂华林（2006）对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基本协调。刘寒波等（2008）研究发现，税收、非税收入和GDP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无论是非税收入还是税收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税收和非税收入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王玉华和刘贝贝（2008）在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税收收入较非税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力度更大，且为正向冲击，经济增长对其自身产生负面冲击。王乔和汪柱旺（2009）对中国政府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发现GDP总量与政府非税收收入互为因果，即经济增长能促进政府非税收入的增长，非税收入的增长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密切。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针对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呈现如下特征：数据分析多基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分析几乎是盲点；实证模型的选择基本采用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处理，从而无法避免数据的时间趋势性导致结论存在的缺陷，①且个别采用时间序列模型，都是用差分后的均衡序列进行分析，该方法会导致部分信息损失。
四、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主要观点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财政收支矛盾引起的收费膨胀；（2）制度和控制机制的缺位；（3）相关的配套措施缺乏（罗培平，2003；李焕林，2005；史桂芬，2007）。针对这些问题，学者提出解决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应认清非税收入的财政属性，明确非税收入的政府公共收入性质；其次应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再次，应在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推进非税收入的规范管理，健全非税收入征管机构和管理制度是改革的核心内容；最后，还应强化监督机制，健全非税收入立法，合理确定非税收入的征收标准，使非税负担合理化、规范化，统一的非税收入征管法规是改革的法律保障。
学者提出的对策方面，尤以非税收入管理模式的研究最为广泛。潘明星（2005）提出，政府应该清理现行收费项目，实行价、税、费分流，对现有各级府及其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收入，区别不同类别和不同情况，采取“一清、二转、三改、四留”的改革措施。蒋国政等（2008）提出国库直接办理非税收入收缴和管理，其模式设计为首先开发应用非税收入核算与管理系统，建立非税收入的收纳流程；二是罚没款和临时性、一次性行政规费的收纳流；最后完善非税收入票据的事后核销和监督管理。① 杨树棋和李兴华（2008）分析了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的约束条件及分类模式选择，提出中国非税收入分类管理模式选择：政府性基金收入管理模式、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管理模式、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管理模式、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模式、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管理模式、彩票公益金收入管理模式、专项收入管理模式和罚没收入管理模式。
由此看出，已有研究对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最终一致归结到制度和模式的构建，虽具有普遍适用性，但缺乏针对性；且多数政策性建议仅从理论出发，实际中并不具有可实施性。
五、简评
1.国内非税收入研究的评价。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以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工具为出发点，研究非税收入的概念、性质、内容范围叙述其必要性、可行性、意义等方面，且以定性分析为主；二是以非税收入规模和结构为对象，研究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影响因素、非税收入结构的合理性与否以及非税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研究方法多采用线性模型；三是以非税收入管理为基础，研究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成因、对策等，研究主要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思考。研究内容比较表象，深入的理论研究不多；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规范研究，零星涉及的实证研究（描述性分析和案例分析）也主要是基本现状介绍，呈现出工作交流的特色。
已有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效和不足。成效：（1）提出了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并对政府非税收入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形成了初步的共识和完善了政府收入的形式；（2）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形成原因进行了归纳概括，着重分析与探讨了中国政府非税收入改革与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不足：（1）研究理论深度不够，对非税收入制度设计缺乏具体论述且缺乏针对性；（2）缺乏系统的分类研究，对非税收入内部结构的发展趋势未能做出预测；（3）对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或中国各地区之间非税收入的管理缺乏横向对比分析与研究。
2.国内非税收入研究展望。对于中国的非税收入的研究，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后续研究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对中国非税收入的实践历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回顾，并做出评判，为非税收入制度模式的创新及建立提供实践依据；（2）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非税收入制度的发展变迁进行深入剖析，找出影响非税收入制度效率的主要因素，为非税收入制度创新找到切入点、弥补现有制度的缺陷、提升制度效率；（3）非税收入规模和结构研究。在现实经济中如何使非税收入规模实现合理稳定增长，如何实现非税收入结构的优化是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命题；（4）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元化的范式，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同时加强对地区层面的对比分析。
参考文献：
[1] 高培勇.中国税制改革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王小利.中国政府非税收入体系的基本特点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3] 暴金玲.中国非税收入存在的合理性[J].财会研究，2005，（1）.
[4] 史桂芬.对规范改革中国非税收入的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7）.
[5] 何晞，时文彦.优化河南财政收入结构的探索[J].财政研究，2008，（6）.
[6] 常向东，周琪璋，李永海.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实证分析与完善对策[J].财政研究，2010，（5）.
[7] 杨树棋，李兴华.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的约束条件及分类模式选择[J].财政研究，2008，（3）.
[8] 丁兆君.中国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与复式预算构想[J].地方财政研究，2009，（12）.
[9] 白宇飞，张宇麟，张国胜.中国政府非税收入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5）.
[10] 蔡建明.政府非税收入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篇9
李万甫
本论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适当借鉴并吸收西方商品课税研究的科学成果，对商品课税的效应及其制度建设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综合的分析。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商品课税的历史地位及其随经济发展对其的依赖程度；前人在对商品课税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进一步对商品课税进行分析的基础，而如何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科学的分析研究角度，建立起系统分析商品课税的理论框架，这是商品课税研究的基础性而又具有实质性的工作。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史上，商品课税与所得课税交替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及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问，商品课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二战以后，所得课税备受青睐，大有独领之势，实际上增值税已悄悄在部分国家广泛推广开来。“滞胀”的出现及80年代初的税改，使得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与所得税“并驾齐驱”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课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所得课税已并不构成发展中国家税制发展的必然取向。中国第二步利改税，奠定了我国税收体系及结构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商品课税在税制结构模式中的主体税地位，并一直统领着我国税制发展的主流。
商品课税制度的发展，为其理论分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然而商品课税理论研究的薄弱或片面，却是一种客观现实。在西方对商品课税的分析和研究，只局限于转嫁和超额负担两个方面，虽然在这两个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科学的经济理论作基础，往往也只是对商品课税运行的某一断面的分析。相对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税收的经济分析变成了所得税的经济分析，税收理论变成了所得税理论，研究商品课税好象已成为不合时尚之举。近期商品课税的普遍推行，理论分析上仍继承已有的观点，更多的是从税制建设上去做文章，形成了理论落后于实践，并难以解释实践中的一些问题的窘迫境地。中国商品课税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也缺乏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或在运用的过程中没能始终如一，而且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对其某些现象的判定上，更多侧重的是政策分析，理性分析较为薄弱。这种缺乏一定规范分析框架作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其结论难以具有科学性。况且有人盲目引进西方的商品课税研究的某些既成理论，不加分析地照搬过来，去解释我国商品课税的伟大实践活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选择合适的分析角度，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文选择以商品课税最具本质特点即与价格的内在联系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为核心，适当借鉴并吸收西方价格理论研究的科学成分，构建商品课税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以价格为研究起点，才能把握商品课税运行的全貌，使得与商品课税相联系的诸多问题有一个科学的结论，也才能使对商品课税的经济分析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经济实践仍然是以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包括商品课税在内的经济现象的具体运动态势、发展状况及其效果有科学的解释。
第二章：商品课税与价格。在这一章当中，试图建立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内在关系体系，把握商品课税在价格形成中的地位，明确商品课税价值补偿实体的内在根源——社会公共需要，阐明税收与价格两对不同范畴在实现其职能方面的内在联系，澄清商品课税研究中的诸多模糊认识，从根本上确立商品课税分析的逻辑前提，构成了商品课税分析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商品课税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都与价格有关，离开了这一点，对商品课税的任何研究都是盲目的，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价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商品课税的根源所在，价格的任何调整和变化，都会对商品税负的运动及课税行为效应产生影响。
通过中西方价格理论的发展与比较分析，我们进一步明确了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仍然是科学的。西方国家由于缺乏科学的价格理论，认为商品课税只是国家意志或行为对市场机制运行的强加；是一种外在力量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干扰，课税有如给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打进了一个“楔子”，使交易双方接受的价格发生偏离，这样，价格信号失灵，课税是其根源之一。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使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为商品课税的分析打下了稳定的基石。税收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也直接受到市场供求机制的影响和制约，税负的运动轨迹伴随着价格的供求制约机制而发生变化，同时课税行为也会配合价格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
如何看待国家课税的价值源泉，其补偿形式如何，涉及到税收与价值、价格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的最基本问题。税收作为社会公共需要的最佳补偿形式，是内在于社会生产的客观产物，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也从一般的经济分配形式中独立出来，但并不违背税收的价值实体是剩余产品这一主题。因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公共需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历史上税收的产生虽然与国家的存在有直接联系，但根源在于国家形成本身也履行了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职能，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内在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从社会公共需要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来看，税收作为企业的成本，特别是商品税作为非直接化的成本，在市场交易中要体现课税的这一特点，企业生产只核算其自身的生产投入，是不全面的，还没有真实反映出企业生产的全部要素投入。况且社会公共需要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维持费用，将其计入成本，作合理的扣除，才能体现出新创造出的剩余产品价值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亏损企业也要纳税的根源。
税收是社会公共需要的结果，而价格是经济活动中交换关系的产物，两对经济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原税收在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本来面目，便于揭示价格运动与税收运动的不同特点及功能，寻求其最佳结合点。物质利益是协调二者的基点，价格决定着买卖双方利益的实现程度和大小，课税行为本身也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过程，只不过课税涉及的是征纳双方或纳税人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反映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产品价值中所占份额。商品税功能的发挥在许多场合下都与价格的运动分不开，而价格的再分配效应又受制于国家课税的政策导向和意图，从而在对经济主体利益调节过程中，互相协作、配合。此外，关于“价内税”与“价外税”的分歧及其由此产生的模糊认识，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基本上会得到清晰的答案。
第三章：商品课税的转嫁与转嫁机理。税收转嫁问题是税、价关系问题的动态反映，理论上的分歧多来源于对价格理论认识上的差异。税收转嫁强调提税负在国民经济流程中的各个环节的运行过程和动态变化，以及税负的分布状况对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这样，税负能否转嫁以及如何转嫁，转嫁程度的大小，转嫁的运行机理，最终归向，及其如何来衡量，就成为本章的研究重点。
税负的转移过程贯穿于整个商品流转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单纯地判定某一税能转嫁还是不能转嫁，都不确切的，有时理论上可以转嫁，而在具体情况下不能转嫁或较难转嫁；有时理论上不易转嫁，而实际上则实现了转嫁。“税收转嫁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科学界定税收转嫁内涵的基础上，确定税收转嫁的衡量标准，即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产品扣除原理，特别是特定的社会产品分配模式为基础，以价格与价值的背离程度为依据，建立马克思的均衡价值理论模型，具体分析价格运动的不同形态下的税收转嫁。
研究税收转嫁的运行机理，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入手，把税负转移过程纳入到国民经济流程之中去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对税收转嫁的运行机制有全面的了解，把握其实质。西方的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分析，由于缺乏其科学的价格理论，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其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却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与价格变动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也构成了税收转嫁机理的研究重点。供求机制、市场结构及其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等，都使税收转嫁机理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第四章：商品课税的公平分析。本章只限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平问题。商品课税的公平分析立足于：以市场经济为分析前提，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吸收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的公平观，构建商品课税公平分析的理论框架，并从价格机制运行的过程入手，研究课税公平机理，进一步揭示出价格与税收的关系，及课税公平的规范与不规范的统一。这里面实际上内含着这样的分析角度，即以分配为突破口，因为分配是政府参与市场机制运转的逻辑起点，政府功能实现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通过分配手段占有的资源数量，而且还取决于利用一定形式参与分配的公平程度。此外对公平的寻求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具有相对性特点，而且只有将效率联系起来的公平分析才具实际意义。
商品课税公平课税机制的作用领域是指经济公平，并以促进或不妨碍经济公平的实现为目标。政府通过商品课税，为经济的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公平状况，防止这种不公正的竞争所带来的负效应。经济公平所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实现按劳分配为基础的自然公平的一种手段或途径，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公平竞争。
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一直是课税公平机制的重要内容，而商品课税的公平机制在这二者的实现机制上具有特殊性，而有别于一般的课税公平要求。传统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所得课税上。结合价格机制的运行及企业面临的价格约束，以及价格运行中的某些缺陷，使商品课税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商品课税公平机制的选择，关键在于“纳税能力”的衡量。体现“纳税能力”的标准，主要包括有受益原则与支付能力原则。这二项原则在商品课税税基选择上的运用，是测定“纳税能力”大小的客观依据。受益原则是指根据受益状况来承担政府费用的“合理分额”。将受益作为设计商品课税公平机制的指导思想，具体涉及到受益的范围、标准的衡量及其相关性，从而体现为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相机抉择，其内在的局限性即课税难以完全与支出挂钩，说明以此作为商品课税的税种选择的公平依据，可行性极小；支付能力原则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纳税能力”的，因而往往受公平课税机制的确立所青睐。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以收入作税基，抑或以消费为税基的选择上，本文并不否认收入为税基的课征体现出的某些优点，而着力说明以消费为税基也同样具有其独有的特点，而其重要之点又表现在对储蓄的课税导向上。实际上，还没有哪一种原则或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居独占地位，也没有哪一种方法能实用课税行为的全部职能。只有在商品课税公平机制选择时，有限度的有机结合，使所形成的公平课税结构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根据实际有选择的调整。
商品课税的累退性，一直困扰着商品课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累退性相对于所得税的累进性而言，表现为一种不公平，传统理论分析的假定前提是商品课税的完全转嫁。通过第三章的分析，不尽如此，即或是完全税负前转，但通过实证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尽然，有关实证分析资料表明，低收入者的消费主要是花在低税或无税的生活必需品上，而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在高税奢侈品上，累退性亦部分被抵消。因而，商品课税的累退性是存在的，但并非商品课税所独有的，更不象人们通常描述的那样不公平。
第五章：商品课税的效率分析。效率通常用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来表述，商品课税的效率问题实质上就是商品课税与资源配置的相关关系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帕氏最优”，市场失灵本身就说明了课税行为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课税能弥补市场运行的某些缺陷。因而商品课税行为主要限定于弥补价格机制的缺陷，也即成为其效率分析的逻辑起点。“次优原则”理论的提出，为商品课税效率分析走出最优原则与市场失效两难选择的境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税收的中性与非中性是当前税收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实质上也就是商品课税效率原则的贯彻。本文的结论是：绝对的税收中性或绝对的税收非中性都是不存在的。相对的税收中性或相对的税收非中性的有机结合，才能为商品课税效率分析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便于给税制的设计及其运行创造宽松的环境。明确税收中性与税收非中性的内在涵义，便于理顺经济分析的脉络，取得共识。税收中性偏重于微观效率的考察，课税不应引起“超额负担”；税收非中性侧重强调对宏观效率的考察，课税应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待资源配置。倡导相对的税收中性与税收非中性，从微观角度着，是如何使课税产生的效率代价为最低，因为不产生“超额负担”的课税行为，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实行统一税率，也不尽然；从宏观角度看，一方面要视政府配置与企业经济部门配置的效率对比，另一方面就是要看，市场失败所造成的效率代价与课税后用于弥补市场缺陷所形成的社会收益之间，以及课税本身所造成的效率代价等的对比关系。而且企业部门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对于课税的宏观效率分析具有启发性，而在许多方面无法直接应用。可以说课税宏观效率评价体系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课题。
外部效应是市场失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纠正外部影响，是课税行为的必然和可行的政策选择，也是提高课税宏观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课税行为在纠正外部影响方面的某些局限，使得以“科斯定理”即界定所有权为基础的政策取向愈来愈受到重视。在这一点上，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六章：经济发展中的商品课税。在这一章当中，主要立足于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商品课税。即从政府规模、通货膨胀、财政分级体制以及开放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人手，把商品课税行为纳入到相关经济变量中去分析和把握。
如何评价商品的课税及其对政府规模的扩张效应，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及课税行为导向的诸多问题。本文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政府规模扩张是一种发展趋势，政府规模合理与否，取决于其行为的合理性，商品课税的收入稳定功能是对政府规模扩张提供了财源上的保证，同时也证明了商品课税主体地位的确立是一种必然。而经验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增值税并没有一定与政府支出规模同步增长。
由于商品课税与价格的内在联系，很容易使人们将其与通货膨胀联在一起。的确，商品课税及其结构调整，一度会给物价水平带来压力，但在市场供求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不会引起持续的、全面性的物价上涨。特别是在货币供应量一定情况下，更是如此。各国在增值税推行之初对物价的影响效应，充分说明了非完全相关性。中国税制改革之初，一度伴随着高通货膨胀，虽然理论上将二者的相关性予以排除，但中国市场机制运行的内在状况及税改本身的某些原因，对一度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引致效应，但随后时期物价平稳下来，说明并没有导致持续的价格上涨。
分级财政体现下的商品课税及其效应，取决于商品税在各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及其税种的特点，以及集权与分权的理论基础。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基本上列入中央税，消费税在各国开征的目的存在差异，从而体现在分级财政体制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中国“财政包干制”下，商品课税助长了“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主义；分税制作为一种现代的、规范化的体制模式，中国在实施之初，较好地贯彻了改革的初衷，增强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但只在增量上做文章，而对存量的合理性与否不做相应处理，也必然会使商品课税的效应难以在新体制模式运行中充分发挥出来。
贸易活动走向世界，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加强国际经贸往来是非常必要的，商品课税作为国际市场价格的组成部分，其作用效应取决于产地原则与消费地原则的运用。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商品课税奉行产地原则，作为国际协调的准则，出口退税是贯彻产地原则的良好的政策选择，从而使国际贸易产品价格不致于受到商品课税的干扰而产生更大差别，以保证差异只来自于生产效率的高低上。
第七章：增值税。增值税是现代商品课税的主要形式，自五十年代在法国实行之后，逐渐蔓延，目前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实行了增值税，有人称之为“税收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增值税作为对单环节销售税和按全值征收的多环节销售税的替代，在发展中体现出这一税种本身独特的功能。从组织收入功能而言，具有普遍性、及时性、合理性、稳定性及弹性特点，而且其自动交叉审计功能，能够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便于征管；就课说效率而言，消除了重复征税，且不会影响厂商既定的生产和销售方式，避免了课税对生产决策的扭曲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税率的增值税并不会改变厂商的有效性生产要素的构成格局，具有相对中性的特征；就课税公平而言，以社会新创造的产品价值为课征对象，最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是贯彻经济公平中横向公平的主要手段。而增值税具体实施中的零税率和免税，或对某些产品的低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累进的特征。此外，对国际间商品贸易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使商品以不含税价进入国际市场，避免退税不足或退税过多所引发的国际贸易的扭曲。
增值税实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化选择，即规范化目标是：消费型、多环节和目的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EEC模式，构成了增值税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中国1994年的增值税改革，向这一目标迈出了很大一步，但在一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中国目前的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的转换，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借鉴国外的经验，对顺利实现转轨具有重要意义。从对即期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可供选择的途径有：提高其他课税税种的税负；提高增值税的税率；折旧的分期折旧或开征投资税。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方法更为可行，主要是这种渐进式的转换，可避免突击改革产生的过强震动，影响经济稳定。课税范围的选择涉及到课税环节的两端，农业及其农产品的采购环节，视各国农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还是不适宜过早将其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否则，不顾实际情况的强制实行，必然会破坏增值税的内在功能。劳务的处理也是课税范围选择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张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还是选择对劳务征收营业税或劳务税为宜。至于小规模纳税人的问题，要从加强对小企业的征管、健全会计制度等方面入手，避免不必要的逆向效应的产生，从而为平衡税负创造良好的条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推行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即零税率和免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一方面却难以形成较为规范的国际税收惯例，特别是在适用范围上。从增值税的内在功能及其国际实践的发展结果表明，免税范围应限定在最终消费环节或最终消费品，或某些难以征收的商品和劳务，零税率最好仅适用于出口商品。
第八章：消费税。消费税的历史甚为久远。几经税制变迁，但其地位仍十分重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的国家，对消费税的依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别。由于消费税在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具有特定的调节功能，如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等，以及便于税收征管等，特别对一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潜力是很大的。消费税作为商品课税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政策取向包含有：（l）“价格缺陷”的弥补。“价格缺陷”既包括有客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也包括有国家经济体制特别是价格体制运行中的“体制缺陷”，从而成为消费税政策选择的基点；（2）引导消费行为。消费税引导消费行为，主要立足于以价格为信号，对消费者行为的调节，促进消费者消费结构的合理化。由于其具有政策性强、灵活性大、调节弹性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盲目消费、盲从消费的现象使消费行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及一般规律；（3）充分体现课税的宏观效率。单纯从消费税本身来看，作为选择性税收会导致较大的课税效率损失，而从宏观角度看，恰恰体现了课税的宏观效率即这一方面所受的损失，同时成为另一方面的运行目标，消费税的政策选择更侧重于课税的宏观方面；(4)公平方面的思考。从总体上说，消费税的政策选择更利于增进商品课税的累进性，但对烟、酒等物品的课税，低收入防层的消费就不一定会低于高收入阶层。因而消费税的公平课税效应，取决于不同课税范围下的累进与累退的程度及其大小；（5）财政收入取向。按照消费税的内在特性，过份依赖其组织收人，是不足取的，也偏离了消费税这一税种设计的初衷。而受政府预算规模及赤字状况的约束，政策导向上的收入职能实现上的偏好，是很危险的。
消费税的课税范围，各国宽窄不一。有的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有的受纳税ꗬÁ‹Љ勰¿ကЀᤞ
篇10
关键词：税法学；中国税法；税收制度；税收管理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57-04
税法学是研究税收分配规范活动的一门科学，是税收学和法学有机结合的学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税收法制建设的强化，中国的税法学体系如何建立与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建立税法学的必要性
第一，研究税法学是规范税收制度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研究基本停留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未从法理上对其进行深入的论证。多数著述和论文一般只看重要素的具体含义，而没有充分认识其内在的结构性，更未从法律运行机制对要素予以归整。税法学则从法律角度着眼于税收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定位，从宪法学国家权力来源的角度设计出纳税人的实现过程，以体现对征税权的制衡和对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建立税法学从法律角度去梳理税收法律制度，并总结出规范系统的逻辑结构。这是规范税收制度的客观要求，是税收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税收学与法学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研究税法学是完善税法体系的客观要求。在我国现行有关税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较少顾及税收行为的合宪性；经济法学主要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不能深入税法的具体设计；行政法学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而税法中既有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规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涵，更包括规范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则。此外，税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收保护措施还须借鉴民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将所有与税收相关的法律规范集合起来进行研究，博采众长，形成税法学研究尤为重要。
第三，研究税法学是实现依法治税的客观要求。加强税法学研究，建立健全税法学体系，对税收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形成指导税收管理的法治思想。在税法学上研究依法治税的意义，主要在于一种观念的启迪和更新，特别是当税收领域无法可依、人们税法意识残缺不全时尤其如此。时代在前进，税法要发展，必须将依法治税的理念与具体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积极深入地进行税法学研究，真正为税收法治的实现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因此，税法学的建立和完善，是税收法治化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有利于增强税收法治观念，提高税收法律意识。
第四，研究税法学是加强税收管理的客观要求。我国从事税收和税法方面研究的学者中，经济学者往往只重视税收制度中对效率有重大影响的内容，而法学学者只满足于对现存规则就事论事的诠释，税法学在法学体系中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关心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仅关心税收行为的经济效果，更关心如何通过周密细致的法律措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税法学是以法律的形式对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犯公民的应有权益，因此，建立和加强税法学研究，对规范税收管理活动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税法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税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上层建筑早已存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税和税法的萌芽，但对税法研究的税法学并没有自然产生。将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
(一)西方学者对税法学的研究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市场经济，税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发达国家又普遍实行法治，税收法律制度比较成熟完善，税法学也较为丰富。税法学体系的建立大体上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其中，德国的研究最为透彻，日本次之。
德国早期的税法学是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撰写的行政法著作中就包括税法的内容。随着德国1918年设立帝国财务法院，特别是1919年颁布(德国税收通则)，德国的税法开始从行政法中独立出来。1926年在明斯特召开德国法学家大会时，德国税法学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兴起。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有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两种观点：《德国租税通则》颁布前，奥托・梅耶将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权力关系，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德国租税通则》颁布后，德国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著名的税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提出了税收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该学说对税收法律关系作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治理论的解析。
日本在接受夏普建议之前，只是将税法学作为行政法学的一个分支。与德国早期一样，税收法律关系在传统行政法学中，被理解为一种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并不研究如何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二战后，日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领域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税负重、人性化等特点，并且纳税者逐渐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角，税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必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税法学研究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的《税法学原论》是税法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对日本税法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北野教授把税法学视为对税法现象的研究，视为与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相并列的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统一、和谐的税法学理论体系，被称为“北野税法学”。2001年，陈刚、杨建广等译，北野弘久的第4版《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在中国发行，对中国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我国学者对税法学的研究
中国法学研究自20世纪30―40年代起步后，遭受50―60年代的挫折，在80年代初期进入复兴和发展时期。我国台湾法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重视税法学的研究，并迅速在税法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等领域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偏重于理论概括和逻辑统一，深受税收法定主义思潮的影响。
我国80年代中期逐步重视税法学的研究与发展，最初中国税法学的研究方向不够明确，研究力量分散，学术底蕴不足，理论深度欠缺，基本是散见的一些文章，但经过20多年的税制改革与完善，以及专家、学者们的探索，现代中国税法学体系已初步形成并逐步走向科学、完善的发展方向。大
体上看，我国第一本专门的税法学著作是1985年北京大学刘隆亨教授编著的《国际税法》(时事出版社)。但一般认为，1986年刘隆亨著的《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税法学的初步形成。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对税收和税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税法学研究方面产生了诸多高水平的论著。包括1993年高尔森主编的《国际税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刘隆亨著的《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刘剑文主编的《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涂龙力主编的《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严振生编著的(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徐孟洲主编的《税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001年王曙光主编的《税法》(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廖益新主编的《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剑文主编的《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剑文主编的《国际税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徐孟洲主编的《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等等。这些专著或著述的问世，对加强税法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法学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税法学蓬勃发展的同时，有关税法学研究的组织也逐渐组建起来。1998年3月28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它是全国税法学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在此基础上，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成立，为税法学研究做出了积极、有益的努力，使税法基础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广、更深、更高的研究。但税法学目前的研究现状仍不能令人满意，基础理论研究尚没有大的突破与发展，具体制度研究则暴露出理论深度不足、学术视野狭窄和研究方法单一的缺点。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不仅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实践不相适应，而且也不能满足纳税人权益意识逐渐增强的现实需要。因此，加快税法学研究的步伐、增强税法学研究的理论深度、拓宽税法学研究的领域、挖掘税法学研究的方法，成为中国税法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税法学的学科属性
(一)税法学的学科性质
税法学是一门以法学等原理去研究税收活动规范性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我们认为，税法学基本性质可概括为：
1．税法学是研究税法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法学学科。税法学以税收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可行性为基础，要对税收法律关系、税法地位、税法原则、税法要素和税收立法等税法基础理论，以及税收基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法律内容作出解释并阐明法理依据。它是与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相并列的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税法学是涉及多方面学科知识的一门边缘性学科。税法学是在吸收有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与发展起来的，是与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会计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性学科。也可以说，税法学是一门年轻、需要完善与发展的新学科。
3．税法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一门应用性学科。税法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税法学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应结合税务工作中的实际业务研究，从实践中发现新情况和新问题，拓展税法学研究的领域，探索出研究问题的新方法与新视角，进而可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二)税法学的研究对象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都以客观世界的某一类事物、现象及其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税法学发展时间尚短，还没有真正确立其科学的界限，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税法学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在《税法学原论》中对税法基础理论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包括税收的概念、税法学的出发点、基本研究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主张结合判例进行研究，以拓展税法学研究对象的领域。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税法学应当成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也有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权是整个税法研究的核心。我们认为，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税法及其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主要包括税法基本理论及其要素设计两个部分，即研究税收基础理论及税法地位、税法作用、税法原则、税法要素、税收立法和税收法律关系等理论，以及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等法律内容。随着税法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其研究对象也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
(三)税法学的基本特征
税法学的基本特征是税法学性质的具体体现。税法学性质是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税法学的基本特征则是外在的、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税法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1．研究内容的规范性。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与经济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学科一样，其内容体系应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学理阐释，不排除必要的理论探讨，但所阐明的规范必须符合现行的税收法律规定，也不能用理论探讨来代替现行的税收法律规定。
2．专业基础的广泛性。税法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如会计学、经济学、税收学等。如果税法学研究就税论税、就税法论税法，而没有将其放到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联系中，所得出来的结论必定有失允当，难以成为国家科学的法律体系的有机整体。
3．理论知识的实践性。税法学主要包括税法理论和税法规定两部分，税法理论部分突出其学科的“法性”，而税法规定部分则将税法理论与税收实务结合起来。税法学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可能逐步走向科学与成熟。
(四)税法学的学科体系
刘剑文教授认为，税法学体系应当包括国内税法学、国际税法学、外国税法学和比较税法学。其中，国内税法学指以国内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国际税法学指以国际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外国税法学是站在本国角度研究以某国或多国税法特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比较税法学是指研究以世界各国税法共同性、差异性及其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的税法学分支学科。本文主要讨论国内税法学的学科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1．税法学基本理论。主要包括税法学的研究历程、学科属性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税收与税法基础理论，税收法律关系和税法历史沿革等。
2．税收实体法研究。主要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行为目的税法等基本规定、税额计算及其征收管理。
3．税收程序法研究。主要包括税收征管法、税务行政管理法和税务信息管理法等法律制度规定。
四、税法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税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
经济法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侧重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内容的研究。总体上说，税法学是经济法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它与企业法学、公司法学、合同法学、商标法学等共同构成经济法学体系。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法学的宏观调控内容中应有涉及，但税法学与经济法学在阐述税收与税法的内容上应各有侧重。经济法学应围绕税收和税法的宏观调控手段进行研究，主要应阐明税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运用；而税法学则应围绕税法的基础理论和税收法律规定进行研究，主要应阐述税法的具体法律内容，并明确各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及其征收管理。
(二)税法学与财政学的关系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财政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主要包括对财政理论、财政活动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其中财政活动包括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财政学收入理论的核心必然是税收。因此，财政学为税收立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即财政学在税法的立、改、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财政学中的宏观财政政策、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款缴库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内容，都与税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学是从宏观角度来分析财政现象，更多地关心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的效率，减少税收的负面影响；而税法学是对财政学研究领域的税收问题侧重法学角度进行分析，更多地着眼于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考虑纳税人基本权责的实现过程，以体现对征税权的制衡和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三)税法学与税收学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法学与税收学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税收法律关系与税收关系从来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税法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规范的学科，是从宪法出发确定权利与义务，并使这些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作为研究目标的；税收学是研究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分配的学科，探索税制各要素与经济变动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断优化税制结构，达到税收的最佳调控目标。二者研究对象重叠，研究视角各异，研究内容各有侧重。税收学更多地关注作为财政收入的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而税法学则应该更多地着眼于税收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定位，从宪法学国家权力来源的角度设计出纳税人的实现过程。如果将二者完全混同，就等于取消了税收学与税法学的学科界限以及税法学的存在价值。
(四)税法学与会计学的关系
会计学是一门研究会计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侧重于会计理论和资本运营的研究，并构成税法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研究对象上，会计学主要研究企业资本运营状况和效益最大化措施，而税法学研究包括企业纳税人和自然纳税人以纳税义务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会计学研究讲求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效益性，真实性即为经济业务发生的真实与可靠程度，效益性即要求不断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税法学研究讲求经济运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合理性即讲求核算的相对平均社会成本及税收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合法性即在依照税法的基础上不考虑征税成本而做到应收尽收。此外，当两者研究的法律内容不协调、不一致时，则应按税法计算调整企业纳税数额的规定进行研究。
总之，税法学已具有综合社会科学的典型特点。在对税法现象进行全方位研究时，应当综合政治学、行政学、财政学、经济学、会计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加以分析。这种综合分析方法是研究现代法学的共同方法。当然，它们彼此之间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共性。
五、税法学的研究方法
税法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应采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该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多方引进来自原属其他学科范畴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新颖的、重要的、多元的、开放的税法学研究方法。
(一)经济分析法与价值分析法
经济分析法是指以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来分析制度、揭示制度的经济性成因，并以此来指导制度的确立。税法学的经济分析即是对税收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进行经济分析，核心在于税收法律制度的效率，基本方法是成本效益的比较。如果制定的税法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则说明税法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反之则需要及时调整，暂缓实施或停止实施该项税收法律制度。
价值分析法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通常用它来论证某一原则、规则、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或者批判某一制度或现象的非正义性。在税法学领域，价值分析法是指对各种形式上合法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分析，提升税法在道德、社会等方面的合理性。价值分析法在税收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从道义和理念层面促进税收法律制度的正当与合理。
(二)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是指不仅要对不同时期的税收法律制度进行制度对比，比较其异同，还要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找出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税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税法学也应该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去研究，总结税收法律制度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动态规律。不仅重视社会发展的一般必然性，更要重视存在的偶然因素，使制定的税法更加符合税收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比较分析法是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税法学中运用比较分析是指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税收法律制度所进行的比较。通过税法的比较分析，在国家税收历史文化和制度发展的基础上，制定适宜于一国国情或区域性的税收法律制度，这样才能为税收法治建设作出科学性、创新性的贡献。
(三)实证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实证分析法包括逻辑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基本层面。通常所说的实证分析法一般只是指后者，也就是“社会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法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属于描述性方法的范畴。在税法学领域应用实证分析法，它是对现实存在的税法现象和税法制度内容作出经验性的表述和说明，注重的是税法的逻辑分析和内容的解释，即通过分析回答税法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
案例分析法由来已久，特别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税法学是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一门学科，将税法理论与税收实务有机结合，运用案例分析来理解税法理论是必要的。通过剖析税法个案，研究税收实务内容，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和途径，从而制定和完善现行税收法律制度。
(四)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是一种最根本、最重要的分析研究过程，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分析，主要是解决研究对象“有没有”或“是不是”的问题。研究税法学就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税法学的各种现象进行思维加工，从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揭示税法学的本质特征及各税种的具体含义和特征。
定量分析法是研究如何利用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量”的分析，主要解决研究对象“是多大”或“有多少”的问题。如在税收弹性、税收负担、税率设计等基础理论研究中有数学模型或涉及数据分析，以利于确定最优税制结构；在税额计算和定量处罚等税法实际处理分析中是用数据来体现的，因此计算分析在税法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从科学认识的过程看，任何研究或分析一般都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基础上再作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分析。因此，在税法学的研究中，更应该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