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体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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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消防服务；民营化；合同承包；政府规制

一、引言：问题研究之缘起

晚近三十年来，随着公共事务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官僚化政府显得格外迟钝，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几乎同时在西方国家发起。从大的方面来说，这场“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的多中心化。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公共事务引入内部市场机制等”。[①]在这一过程中，“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需求”的民营化（Privatization）方式因为契合了“政府退缩、市场回归”的题旨而备受各国的青睐，进而成为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举措。民营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承担公共行政义务和责任的彻底免除（即所谓的“国家除任务化”），它仅仅表明私人部门对某些公共行政事务程度不同的参与。正如民营化大师E？S？萨瓦斯所言：“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它根植于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哲学或社会信念，即政府自身和政府在自由健康社会中相对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适当角色。民营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的政府，更美好的社会。”[②]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放松，这种以谋求私人部门参与行政任务履行为旨趣的民营化改革运动同样一路高歌猛进。如今，不仅公用事业领域内特许经营、合同外包等形式的民营化改革举措为世人所熟知，就连传统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属于国家保留的行政领域，民营化改革的触角仍然依稀可见，“治安有偿承包”、“老板消防队”和“海上戒毒船”在一些地方的悄然出现即是明证。[③]就公共事务的治理而言，这种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够直接起到有效缓解政府压力的作用，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提升行政任务的履行质量。但是，我国当下的一些公共行政民营化之举普遍都存在规范依据不足、法律位阶过低等问题，甚至很多民营化改革完全是依照行政机关的内部文件进行的。由于法律保障机制的严重匮乏，一些行政领域的民营化改革乱象丛生，政府不负责任的淡出、公共服务质量的下降、私人部门的惟利是图已经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近期发生的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及其所引发的生存危机事件，则进一步暴露出公共行政民营化过程中的重重困局，也为行政法学界剖析民营化的利弊、时机、方式及后续责任分担等问题提供了难得的个案。

“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的大致梗概是：2005年8月5日下午十四时许，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镇尖子村农民修文国的家突起大火。危急时刻村民们数次求救，但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因该村没有上交防火费而拒绝出火警。众村民眼睁睁地看着修文国的数万元的房产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据悉，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成立于1999年10月。当初，有关部门同意成立这家民营消防队主要是考虑到公主岭市管辖面积较大，对于一些较远乡镇的火灾，公安消防队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实施扑救，就近设立民间性质的消防队正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成立之初的几年，由于镇政府每年代为征收部分防火费，消防队勉强能够支撑。然而，自2003年之后，防火费作为“农民负担”被吉林省有关部门废除。无奈之下，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不得不逐个村屯签协议，对于没有与其签订协议的村就不能提供服务。时至今日，范家屯镇民营消防队已经名存实亡。[④]

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争议之焦点集中在作为公共物品的消防能否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政府能否因此而放弃相关的责任？进一步言之，公共行政的民营化是否存在或界限？遗憾的是，学界尚未从民营化及政府管制的角度对这一典型社会事件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使相关的社会议论仅仅停留于感情层面的争执。笔者认为，抽象而宏观地论述公共行政民营化的界限问题并非易事，为此，本文拟从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入手，围绕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对消防事业的管理能否实行民营化、需要什么形式的民营化以及政府在后民营化阶段需要采取哪些行动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希冀通过这种个案式的分析以点及面地触及公共行政民营化的界限问题，从而为我国当下日益深入的民营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并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消防服务民营化之必要性

如同洪水、地震一样，火灾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灾害之一，所不同的是：由于火灾的突发性和人为因素，使人类还无法象对待其他灾害一样，对其进行预警。加之现代大工业社会所造成的人口集中和产业稠密，火灾一旦发生，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正是基于消防服务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公共物品的无偿提供一直被认为是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的份内之责。问题在于，政府提供作为公共物品的消防服务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必须由政府亲自去执行？也就是说，政府是否应当同时扮演消防服务提供者和消防服务生产者的双重角色？域外有关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似乎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例如，在丹麦，多数城市和一家私人企业福尔克公司签订合同以提供消防服务，大多数人通过这一安排得到了保护。在瑞典，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从私人承包商那里获得消防服务。[⑤]

在理论上，消防事务的管理毕竟涉及公共安全的维护，属于现代政府的“天职”，因而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当然的国家任务而不能转嫁由私人来承担。[⑥]然而，“某项公共任务是否确属公权力主体的特殊任务，必须依据特定时空下的具体法秩序来决定”，也就是说，“国家可否将某项公共任务视为国家任务纳入管理，或者可否将该公共任务释出由私人负责，首先应解释宪法以及所有合宪法的规范的规定才能决定”。[⑦]根据我国现行《消防法》第二十七条及第三十条的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消防站建设标准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工作；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工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乡、村可以根据需要，建立由职工或者村民组成的义务消防队。可见，借助多种形式的民间力量参与消防事务的治理非但不为现行法律禁止反而为其所鼓励和提倡。那么，消防事务的民营化在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为何具有必要性呢？笔者认为，这种客观必要性主要源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基础上的乡村巨变。一切制度的变迁都可归因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我国当下的消防管理体制变革而言，同样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考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整体的社会结构日益呈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各个方面都形成了巨大差距。正是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很多行政领域的改革（如医疗、社保等改革）实际上主要都是在城市进行的，或者说改革的受益者往往都是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现行消防体制的确立以及消防资源的配置大抵上也是如此。无论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初颁行的《消防条例》还是九十年代末期颁行的《消防法》，无不将消防资源偏向于广大城市。[⑧]也就是说，城市的消防事务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政府所提供的消防服务基本上覆盖了城市地区；相比之下，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人口、产业都没有城市密集，火灾的发生概率及其造成的损失较低，因而所获得的消防资源极少。如此以来，政府所提供的消防服务自然就难以惠及农村和农民。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猛推进和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的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变。特别是在江浙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企业日益增多，其规模和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城市，火灾发生的几率日益增大，消防服务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在这一背景之下，旧有的公共消防管理体制和消防资源分配模式的弊端日渐显露，以行政为主导的城市消防体制面对中国农村的变化表现出强烈的促不及防。旧行政体制的巨大惯性和农村地区对消防服务的巨大需求，为民间力量参与消防服务的供给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城乡二元对立的紧张格局有望得到及时缓解。于是，消防事务的民营化自然就成了社会发展之需。

第二，消防事务治理结构内在的可分解性。在直观层面上，消防事务的治理逻辑地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火灾预防”（即“防”）和“灭火救援”（即“消”）。从公共安全维护和社会治理效果的角度上看，火灾预防远比灭火救援更为重要，这也正是现行消防管理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原则”的原因所在。大体上来说，火灾预防涉及消防规划的编制、消防技术标准的制定、消防设施的配置、消防安全的检查以及火灾隐患的整治等相关事务，宏观性、政策性特点十分明显；相比之下，灭火救援则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目标，微观性、单一性特点更为突出。由于火灾预防大多涉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落实与否的监管，因而作为现代国家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政府无疑应当去“亲历”。至于灭火救援，因其涉及面广、不确定因素多，并不一定完全依赖政府去亲自实施，更多的时候都可以借助民间力量的参与取得更好的救援效果。事实上，现行《消防法》对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等多种非政府形式的消防组织发展的鼓励，本身就意味着立法者对民间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救援的认可。在民营化理论上，这属于典型的“组织民营化”，即行政主体并不解除所担当的公共任务，只是通过私法的组织形态来继续担当。我国山东、深圳等地通过招聘方式录用合同制消防队员弥补公安消防力量在灭火救援方面的不足即为有效的制度尝试。可见，消防事务虽然触及社会公共安全，但由于其自身治理结构的可分解性，对于其中具有执行性质的灭火救援事务完全可以吸收民间力量的参与。

第三，公共部门消防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目前，我国消防机构的设置和消防资源的分配都完全与行政区划、行政级别相吻合，最基层的公安消防机构基本上都设置在区县一级。这种高度行政化的消防管理模式固然能够优先满足城市对消防资源的需求，但对于地处偏僻的广大乡村来说，就难以与城市平等地享有政府所提供的消防服务。由于现有的消防人力、物力资源都集中在城区，即便消防机构在接警之后能够立即赶往乡村火灾现场，也会因为耽搁最佳救火时间而无济于事。事实上，在前文叙及的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中，村民也曾试图向城区的公安消防队求救，但由于路途遥远，最终也未能成功灭火。虽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近郊的农村地区已经为城市所吞并，但农村地区的彻底消灭永远都无法实现。因此，在现有的消防管理体制之下，公共部门尚无法为广大农村地区供给基本的消防服务。即使将公安消防机构设置的末梢延伸至乡镇一级，也因为财政资金的匮乏、审批程序的繁杂和行政编制的控制而难以实现。可见，面对广大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消防需求，公共部门消防服务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只能更多地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向农村提供应有的消防服务。由此可见，消防事务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消防事务的民营化将是我国未来消防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三、消防服务民营化之模式选择

上文的分析表明：在社会急速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作为公共产品的消防服务的提供虽然依旧是政府的天职，但借助于民间力量的参与却能够进一步扩大消防服务的实际覆盖面，从而使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所安排的消防服务。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消防服务可以随意地选择各种民营化方式呢？在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中，对于谁交钱就给谁救火、不交钱就不给救火的民营消防队来说，排他性已经十分明显，消防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全然不复存在。而原本属于公共产品的消防一旦变成了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其供给的公平性也将丧失殆尽。如此以来，纯粹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必将使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地位被削弱、公共责任被规避。很显然，这种所谓的民营化改革不仅无助于消防服务的公平提供，而且还将直接导致政府民主性的丧失。

民营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就在于重新将公共服务的构成要素区分为三个基本的参与者，即消费者、生产者、安排者或提供者。其中，消费者直接获得或接受服务，可以是个人、特定地区的所有人、政府机构、私人组织、拥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阶层或者获得辅助的政府机构；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可能是政府单位、特别行政区、市民志愿组织、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有时甚至是消费者自身；服务安排者或提供者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服务的生产者，通常是政府单位但也有例外。服务“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生产”之间的这一区分构成了整个民营化概念的核心，是政府角色界定的基础。民营化理论从静态分析角度据此归纳出了公共服务的十种不同制度安排（见下表）。[⑨]

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

生产者安排者（提供者）

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政府服务政府出售

政府间协议

私人部门合同承包自由市场

特许经营志愿服务

补助自我服务

凭单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不同的制度安排中，有七种安排的生产者是私人部门，民营化一般运用到其中的若干形式。按照这一制度框架来分析，吉林省范家屯镇的民营消防队可以归入“自由市场”式服务提供模式。在这一制度安排模式之下，生产者是私人部门，消费者自己安排服务、选择生产者并向其支付费用，政府则不加任何干预。问题在于，市场制度所提供的仅仅是最普通的个人物品和可收费物品，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消防服务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公益物品，政府不能假借民营化之名放弃其作为公共服务安排者或提供者的责任。正如学者所言：真正的民营化政府责任是不能被转移的，所转移的只是透过民间功能所表现出来的绩效；且真正的民营化并不会造成政府角色的消失，而只是减少而已。因为政府仍要承担政策说服、规划、目标设定、监督标准拟订以及执行、评估及修订导正等功能，因此民营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个健全的政府功能基础上的。[⑩]可见，消防服务的民营化并非没有任何界限可言。

通常地，根据私人部门参与公共事务程度的不同，可以将民营化分为实质民营化和形式民营化两种基本类型。其中，实质民营化指的是特定行政事务的公共属性不变，但国家本身不再负担执行或负担全部执行，而开放由民间部门负责或提供。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上，国家就可以通过特许经营（如BOT模式）等方式吸引民间参与。在特许制下，政府通常授予某一私人组织一种排他性的权利——直接向公众出售其服务和产品，民营部门则往往为此向政府付费，并在政府价格管制之下通过向消费者收费的方式取得投资回报。可见，在实质民营化的过程中，政府与民营部门之间并不存在委托关系，毋宁说是民营部门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完成行政事务的运营。形式民营化又可称为功能的民营化，指的是特定行政事务仍由国家承担且不放弃自身执行的责任，仅在执行阶段借助于私人部门的力量完成既定的行政任务。功能的民营化主要有行政助手、专家参与、行政委托及合同承包等形式，其中尤以公共服务的合同承包最为典型。“论及传统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区别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时，‘合同外包''''是最经常提到的方式。”[11]在合同承包下，政府可以通过与营利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签订承包合同的形式实现某一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即民间部门是生产者，政府是安排者并由其向生产者支付费用。可见，在形式民营化的过程中，政府与民营部门之间实际上存在委托关系，即政府仍然承担公共服务的全部责任，只不过把实际生产活动委托给民营部门实施而已。

由此可见，作为公益物品之一的消防服务的供给事务宜采取合同承包的方式实现民营化。相比较特许经营等实质民营化方式及其他类似政府淡出等更为激进的民营化方式而言，合同承包的优点十分明显。一方面，在合同外包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没有放弃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由其向作为生产者的民营部门支付费用本身即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充分彰显；另一方面，通过委托民间力量生产消防服务，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压力，特别是有效缓解社会日益增长的消防需求与有限行政资源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公平供给。当然，与目前无偿的公共消防服务尚未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相比，政府将消防服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消防服务）外包给民营部门之后，势必会引起成本的抬升，甚至还可能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政府亲自生产相比，外包方式还是能够节约部分费用。有趣的是，根据国外学者对公共服务不同提供机制精细的比较研究，消防服务的合同外包比政府自己生产要节约20%～50%的费用。[12]考虑到我国普遍高昂的行政运行成本，可以预见的是，将部分消防服务外包给民营部门同样能够起到节约行政成本的作用。

四、消防服务民营化之后续政府规制

尽管民营化是在规制缓和（Deregulation）的背景之下得以大力推行的，但是民营化绝不意味着政府的彻底归隐，毋宁说是政府从前台走向幕后、从行政事务的直接执行者转变为决策者和监督者，即“掌舵”而非“划桨”。正如德国联邦议院法律委员会主席鲁佩特·朔尔茨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指公共行政的民营化——引者注）都不意味着国家和行政机构必须全面从这些职能方面撤退。通过国家监督规定的机制，特别是国家保证有关私人在职业和专业上的可靠性和素质，公共利益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可以这样说，行政机构从自己执行的责任中撤出越远，就越可通过监督和检查私人和保证专业与职业素质来承担更多的保障责任。”[13]在部分消防服务通过合同外包形式实施民营化之后，政府同样必须加强后续规制，从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公共财产安全免遭以私法形式实现公共任务的私人部门的威胁。笔者认为，消防服务民营化之后的政府规制应当着重解决好规制目标和规制手段两个基本问题。

（一）规制目标

作为公共物品的消防服务以合同外包的形式交由民营组织去生产，其根本目的在于借私人部门之手弥补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上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向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在部分消防服务民营化之后，政府对民营组织的规制也必须保障服务公共性的实现，避免因私人部门天生的逐利性而损害公共利益。具体而言，消防服务民营化后续政府规制的目标应当是安全和公平。首先，消防安全属于公共安全范畴，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提供，都必须确保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以及公共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来说，房屋及家产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应当受到格外关注。这不仅是民营消防组织的基本任务和使命，而且更是政府监管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其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消防服务的供给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向特定区域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服务。特别是在通过政府付费形式外包消防服务的情况下，民营组织更不能自行选择服务对象实施区别对待，而应当向承包区域内所有的人提供公平的服务，这也当然地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目标。

（二）规制手段

在公私部门对立的时代，政府大多习惯性地选择传统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模式来实现既定的规制目标。但在公共服务民营化时代，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业已形成了日益亲密的合作关系，因而政府更应当重视通过契约模式来实现社会治理和规制的目标。就消防服务的合同外包来说，规制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取决于承包合同的签订。笔者以为，消防服务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消防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服务的对象、服务的事项以及服务的具体要求。这部分条款实际上框定了民营组织的基本任务，也是政府对其实施绩效评估的主要依据。二是政府的付费，包括付费的数额、时间及方式等内容。应该说这部分内容的订立最为关键，一方面，政府必须比较内部机构提供消防服务的成本和该服务由民营组织合同外包的成本，尽可能节约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给予民营组织投资参与消防服务生产以必要的回报，从而吸引更多的民间力量以便最终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总的来说，承包费用应当低于政府机构亲自提供消防服务的成本。至于具体的付费方式，可以采取具有激励性质的“固定价加奖励”的方式，在确保民营组织能够维护正常运行的基础上，根据其绩效情况（如火灾发生率的下降、灭火救援的效果等）进行适当奖励，从而敦促承包者尽可能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14]值得注意的是，费用的合理确定是建立在充分掌握行业内相关信息的基础之上的，这对政府的信息收集、整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违约处罚，包括承包者违约的具体情形及其处罚措施。四是争议处理，包括争议处理的机制以及处理期间不中断服务等。对于政府来说，在消防服务外包合同签订之后，借助于监督、促进合同的履行就能够确保规制目标的实现。当然，在通过契约规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传统的规制手段对民营消防组织进行控制，其中以行政许可最为重要。根据现行《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实上，一些地方（如浙江、广东等地）政府已经根据《消防法》分别就专职消防队和义务消防队的设立条件、标准等进行了规定，从而为民间组织参与消防服务确立了起码的市场准入条件。由此，政府也可以将行政许可作为规制民营消防组织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鉴于火灾发生的不确定性，民营消防组织参与火灾扑救可能会造成过多损耗，这也需要政府以补贴的方式适当给予扶持。

需要指出的是，发生在吉林的“民营消防队见火不救”事件是我国目前大量民间消防队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其间所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民间消防队的资金缺乏应有的保障，难以更好地发挥其在整个消防体系中应有的补充作用；二是政府面对民间消防队的出现反应较为迟钝，没有通过监管和扶持因势利导。为此，必须通过《消防法》的修改，明确规定政府可以通过缔结外包契约的方式委托民间消防队提供部分消防服务，并通过对政府监管责任的规定保障消防服务民营化的顺利推行。

五、结语：通过民营化破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题

引人关注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业已成为我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从大的方面来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的问题。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今后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要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过小的政府和过大的政府都不利于社会发展，规模适度、职能适度的政府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适度的政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的范围是有限的，二是政府运作的质量是有效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是适度政府的两个基本标准。”[15]为此，就必须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民间力量的参与，形成多元服务主体的格局。通过“政府瘦身”和“市场回归”，有效克服全能政府的诸多缺陷，从而实现现代福利国家对政府的角色期待。当然，公共服务民营化的改革并不是政府责任的放弃，相反地，通过民营化之后的重新规制（Reregulation），政府的“掌舵”作用更能够充分显现。正如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所言：“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我们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治理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行‘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16]就此层面而言，本文有关消防服务民营化的粗略探讨就具有潜在的标本意义，对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也能产生启示，从而为当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难题的化解提供另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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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译丛总序第1页。

[②][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③]参见《农村治安该不该“承包”》，载《报刊文摘》2003年5月28日第一版；戴敦峰：《“老板消防队”涌现瑞安》，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A3版；沈颖：《海上戒毒》，载《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A4版。

[④]参见彭兴庭：《消防队“见火不救”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困局》，载《检察日报》2005年9月12日第6版。

[⑤][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⑥]参见《从民营消防队的困境反思〈消防法〉》，/Articles/2005/08/734159.HTM，2006年6月15日最后访问。

[⑦][台]陈爱娥：《公营事业民营化之合法性与合理性》，载《月旦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⑧]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第17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7条的规定。

[⑨][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⑩][台]詹中原：《民营化政策——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之分析》，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0—11页。

[11][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12][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13][德]鲁佩特·朔尔茨：《法治国家和行政法：连续性和活力》，“法制国家现代化：德国国家行政管理经验及中国的前瞻”研讨会交流论文，2000年3月27—28日，北京。

[14]一般来说，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付款有固定价格、固定价加奖励及成本加固定费用等三种具体方式。[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篇2

1.盐业基本情况

我国盐业总体上呈现产销分立、产能过剩、管理多元、集中度低的特点。2013年我国制盐产能9700万吨，产量8600万吨，产能、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制盐企业298家，其中获得食盐定点资格的有98家，但各类制盐生产主体达2000多个，呈现散、小、弱、乱的局面。在食盐流通上，按照行政区域设立的各级盐业公司享有食盐的批发专营权。省、市、县三级形成的食盐批发主体2222家，绝大多数属于独立法人。从省级批发企业来看，有2/3的企业实行政企合一。全国盐的消费按用途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两碱化工用盐，约占82%，实行市场化经营；二是食盐，约占11%，实行专营管理；三是小工业用盐及其他，约占7%。各地管理制度不统一，有些地区由各地盐业公司根据地方盐业法规统一组织供应，有些地区实行市场化运作。由于占盐业主体地位的工业盐已经市场化，只有食盐由政府管制，实行专营，所以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食盐流通管理体制改革。

2.目前食盐流通管理体制

（1）专营组织体系

我国对食盐流通实行专营制度，但在管理体制上食盐专营与烟草专卖是不同的。在烟草专卖制度下，烟草行业自上而下建立了“行业集中统一和垂直领导”的管理体系，食盐行业没有建立起完全垂直管理的体系，而是实行行业归口管理。在中央层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拟订食盐的生产计划，承担盐业和国家储备盐行政管理工作。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下同）的盐业管理机构不直接归国家盐业主管部门垂直管理，其编制、人员及经费均归当地政府部门管理，仅在业务上接受国家盐业主管部门的指导，而且各地盐务管理局的归口单位也不一致，有的归发改委，有的归经贸委、商业、轻工、供销等部门。各地区（省、市、自治区）内，管理体系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垂直管理（如山西省）；二是省（市、自治区）盐业公司对所在地市、县公司部分垂直管理，部分分散管理（如北京市）；三是分散管理（如辽宁省）。

（2）政企关系

目前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共有32个省级盐业公司，其中河北省实行产销管理分设（河北省盐务局与河北省盐业公司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负责河北省制盐行业的管理及行政执法；河北盐业专营有限公司负责本省食盐专营业务，并设有河北省供销社盐业管理办公室负责销区盐政执法），其余30个省级盐业、盐政管理职能政企分设的有8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云南、辽宁、青海、福建、山西、；正在实行分离、尚未完全到位的省有3个，分别是黑龙江、吉林、江西；其余19个省均为政企合一，即盐业公司和盐务管理局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多数实行内部部门分设、职责分开。在盐业执法方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盐业执法工作，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是各级盐业公司职工。同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卫生部门及公安部门等也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着盐业管理职能。目前，各级盐业公司对碘盐的食盐计划完成率、碘盐覆盖率、合格碘盐使用率（即“三率”）负有直接责任。

（3）产供销管理

我国的食盐产供销体系由生产企业、批发专营企业和零售网点组成。按照现行食盐专营制度规定，碘盐只能由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盐业公司负责本区域食盐计划的组织落实及销售供应。

3.对当前食盐流通管理体制的评价

食盐与其他普通商品不同，具有公益性和商品性双重属性。从目前所实行的食盐专营制度来看，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更能客观评价我国的食盐流通管理体制。当然，也要正视专营体制所出现的问题。

（1）食盐专营的社会效益

食盐专营制度下，我国经济、安全地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性目标，由于食盐保持较低的价格以及对盐业领域强有力的管理，有效抑制了私盐泛滥，对老少边穷地区也保证了以统一的价格供应食盐，且没有发生明显的供不应求等情况。从历史规律看，我国每隔3~5年就会发生一次全国性的大面积食盐抢购风，局部的食盐抢购基本年年发生。特别是2011年日本发生核泄露危机后，一些地区食盐被抢购，盐价暴涨，多地食盐脱销。在此情况下，各地盐业企业紧急启动应急机制，确保了食盐价格稳定和充足供应。在食盐专营制度下，各级盐业生产和流通机构确保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解决了大量人员的就业问题，盐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盐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效益不断提高。

（2）食盐专营的经济效益

我国通过建立食盐专营制度，在没增加任何经济投入情况下，经济有效地实现了全国居民补碘需求。以2012年为例，人均在食盐上的消费支出约为13元，每月1元多，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0266％~0.0355%，吃盐成本在人们日常消费中所占比重微不足道。在专营制度下，食盐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在保证供需关系稳定的前提下，为国家贡献了一定的税收。在专营制度下，政企合一，市场监管费用也主要由盐业公司承担，减轻了财政负担。

（3）食盐专营出现的问题

毋庸讳言，在专营体制下，各级盐业公司承担着保证碘盐供应的政治任务，又肩负着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利润的经济责任，同时还要履行市场监管的行政职责。政企不分导致经营行为不规范、角色定位不清晰，容易出现利用政治或行政职能为经济职能服务的倾向，也容易导致专营范围扩大化。在食盐专卖体制下，制盐企业生产的食盐必须通过与自己有购销计划的盐业公司才能销售，这就造成了工商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也使得负责运销的盐业公司处于买方垄断的地位。产销分离的制度设计是产销矛盾产生的根源，食盐生产企业不能直接进入市场从而缺乏自主创新的积极性，经营范围的限制导致区域分割，食盐批发企业发展没有突破地域界限，没有在区域范围内或全国范围内成为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市场主体，经受市场冲击能力弱，经营效率较低。

二、区域盐业集团的组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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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和完善新的财政体制

由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国情之下，进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的前提是建立起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所谓分级分权，指的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实行分级分权的财政体制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税收的调节，在分级的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合适的时间增加我国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使中央政府的支出力度增加，减少财政管理问题的出现，对财务进行统筹管理，同时要切实的缓解地方政府财务管理自身所带来的压力，对于行政改革过程中的人员精简所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保证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财政权力的前提下对地方财政的自由进行相应的控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实现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2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

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对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搭配有条件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一些资金分配方法比较合理的省市要提升一般性转移支付自身的比例，整合专项转移支付，使移动支付资金的来源愈来愈稳定。同时对转移支付的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公开、科学、透明和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保证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创新。

3以制度创新保证管理体制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制衡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效的推广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工具的成本，相应的农业生产成本也会降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免除农业税等一些税收项目，还要及时的调整税收结构，同时正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这是发展我国特色经济的重要途径。合同制是完善我国地方财务税收管理分配职能的重要创新手段，因此将合同制纳入到我国的财政税收体系之中，既能提升我国地方财政税收的自，还有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人们一直在倡导进行体制改革的进行，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因此，为了开展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创新就必须要以加强中央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配合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4注重国税和地税的协调

国税和地税，都是国家的税务机构。其中国税归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而地税归省（市）地税局垂直管理。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税务征收的范围不同，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我国税务机构的作用，必须协调好地税和国税之间的关系，健全地税和国税的协调机制和配合机制，由于我国近年来不断的进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我国的相关省份已经设立了相应的税收征管机构，这些机构是将地税和国税分开的，地税机关和国税机关之间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实现信息的共享，当地税和国税对政策的理解出现不同时，两种结构应当进行充分的探讨，尽力的解决问题，以实现地税和国税的协调发展为主要目的。同时，政府要将相应的财政关系进行规范，对我国的财政体制进行健全，对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责任进行明确，对于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充分的完善，以事权和财权相互匹配为重要原则，健全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对于全国性的基本公共服务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履行好其调节收入分配的责任，对于地区性的公共服务支出要由地方政府来负责，除此之外，对于一些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必须分清楚这些服务的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的支付规模，增加对财政困难的城乡建设力度。

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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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小平/靳江好/沈荣华

【摘要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正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深化行政改革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大突破和发展。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等项内容。

（一）建立服务型政府

建立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各级政府在深化行政改革中提出的一个目标选择。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社会本位、民本位，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全看社会和公民是否需要，并以此来作为政府职能定位的依据，它与传统的以官本位、权力本位为特征的管制型政府相比较，是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新时期行政改革的一个目标选择，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把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引向深入。在实践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识到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着手改革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政府管理方式。上海、南京、珠海等地政府纷纷提出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并在创新服务、社会评议、减少管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我国中央、省级政府的主要功能要于决策和宏观调控，在管理上具有宏观性、调控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同时在决策和管理上也要体现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省以下地方政府直接面对社会、企事业单位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应有所不同，中央和省级政府可以作为以宏观管理为主的“决策——服务型政府”，省以下地方政府应为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服务型政府”。

（二）建立面向市场的政府

建立面向市场、亲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等提法的涵义大体相同，都是指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凡是市场能发挥优势或能做的事，都应当由市场来做，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要面向市场，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论要起好“掌舵”作用、催化作用、促进作用，而不是“划桨”作用、大包大揽作用；也有助于将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主要方向，放在加强宏观调控上，放在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围绕市场行使好调节、培育、监管和服务职能。

（三）建立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的提法，主要是为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责任。在以往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体制下，政府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和失衡，强调权力配置而忽视追究责任，重视行使权力而忽视承担责任，注重虚置监督形式而忽视追究责任。

现阶段推行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责任，使权力的责任挂钩，建立责任政府。为此，下一步行政改革应力争取得以下突破：一是赋予权力的同时必须明确责任；二是健全政府责任制度，制定落实法定质询、罢免等追究责任的具体程序，创设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易于实施的责任制度；三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并与政府外部评议制度相挂钩；四是加大执法监督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民主参与。

（四）依照公共管理理念转变管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管理理念，核心涵义在于公共性，突出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导向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等新的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有较大的差别。

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开始运用这一理论，转变职能，改进管理，推进改革。例如，财政部门提出了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人事部门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深圳等地政府提出了政府职能从无限到有限、从部门性转向公共性、从政府单一治理转向社会共同治理等项改革目标，都是十分有益的探索。

（五）借鉴企业经验提高政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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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传统水利正在变革为现代水利。因此，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健康发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是我们水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适应形势的发展。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陈腐观念，将原有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完全依赖计划，依赖行政命令的思维方式转变过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价值规律、优化配置资源和优胜劣汰的要素贯穿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特别是在水管单位内部的供水生产、水产养殖、水利发电、库区旅游、水土资源等生产经营实践中，严格按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加强各环节的管理，强化成本核算，合理确定价格，严把产品质量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在重视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职工的文化生活水平。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内涵，要明白“市场经济没有眼泪”的道理。

通过改革的手段，彻底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方法，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想，制定切合实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形势，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统揽我们的工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合理配置和优化利用水土资源、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摆脱水管单位举步维艰的困境，才能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实现水利人的小康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转变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坚定信念、循序渐进，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使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跟上时展的步伐。

2认真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几个关系。

2.1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体制改革不是要全部废除原有的所有政策、制度、规范，而是要破旧立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释放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工作效率，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稳定、增效、发展才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指导改革的具体工作，以稳定、求实、创新、发展的态度来面对改革，在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

2.2行政管理和水管单位的关系。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管单位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划分灌区内的水政执法、渔政执法、水库防洪、灌区排涝、江河提防、灌区管理工作的责权利。水行政主管单位只能依照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依法行政，而不能对水管单位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的过多、过死、过细。而水管单位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水土资源优势，面向市场，开展水商品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同时加强对公益性资产的管理，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和完整；做好防洪、排涝、减灾、水土保持等工作，确保公益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真正作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形成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新型关系。

2.3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管理的关系。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为了保障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和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国家应将不断加大水利工程病险水库的整治力度和大中型灌区的干支渠配套改造防渗力度，以利于水利工程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水管单位一定要抓住这一发展自己、状大实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自身综合经营管理的同时，争取上级各部门在政策、项目、资金方面的支持。改革投资体制，将产权、经营权、管理权适度分离，以股份合作、租赁承包、出售拍卖、联营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为今后的综合经营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借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实现水管单位财务状况的良性循环。

2.4内部和外部的关系。

理顺水管单位管理体制，主要在于外部管理体制的理顺和水管单位内部管理体制理顺两个方面。外部管理体制涉及到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级水行行政主管部门、流域机构的责权利职责划分，这些上下领导关系，条块业务关系通过本次改革是必须理顺的。而内部管理体制则主要涉及到流域内部、灌区内部、水管单位内部的责权利职责划分。这些内部关系的理顺，必须在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狠下功夫。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理顺，为整个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的理顺创造条件，做到上下左右关系协调、形成合力，不断增强水利工程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2.5精简机构和引进人才的关系。

在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水管单位在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清理撤消在计划经济时期兴办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下属企业时，必然会出现人员过多而无法安置的现象，而大量的下岗、失业又必然导致水管单位内部和社会的不稳定。同时，水利事业的发展又将出现急需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吸收。因此，一方面要坚决压缩非生产人员和超编人员，采取提前离岗休息、鼓励辞职、自谋职业、鼓励脱产学习，轮岗待岗等多种办法，精减人员队伍，配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使这批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另一方面按照定编、定员、定责、定岗、定薪的要求，吸收文化水平高，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到适当的岗位发挥他们的知识才干。做到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职务能上能下。同时实施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精简机构，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逐步调整人员结构，不断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处理好这一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轻装上阵，提高职工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3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符合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通过改革，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市场、适应形势、符合要求的运行机制非常必要。其主要的机制是：

3.1在水价的形成机制上按照统一政策，重新核定工业、农业、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分类成本水价，调整实际执行水价，对农业灌溉用水的水价实行“小步快跑”的办法，加快水价调整进程。使水价的形成机制、调价机制和管理机制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反映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3.2在水费的征管机制上，按照“先服务、后收费”的政策，不再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减少征管环节，明确征收主体；做到供需直接见面，实行合同制供水，收费到基层。同时，一定要因地制宜的建立乡镇或村社用水户协会或支渠管理委员会，由乡镇或灌区的水利管理站牵头，负责供水、管水、收费，解决供用水的纠纷，形成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服好务，收好费。

3.3在农业用水机制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一定要加快计量用水和节约用水的建设，在干渠的直灌斗渠和支渠及重要的分水节制闸安装计量用水设施，改革长期以来实施的按亩收费方式，实行按方计量收费，用基本水量收基本水费、超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促进节约用水工作向纵深发展。同时由支渠管理委员会负责某一条支渠的输水、管水、灌溉和维修等工作，配合用水户协会做好水费的征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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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和专门法是政府企业治理的基础

《公司法》是任何公营和私营部门公司须遵循的基础法律,规定了公司设立、组织机构、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等内容,除皇冠实体外的所有政府企业都应按照公司法注册或组成公司。专门法是对特定领域政府企业的所有权、治理和社会责任安排的特别规定,如《国有企业法》、《皇冠研究机构法》、《教育法》等。政府企业法规概要如图1所示。

图1新西兰的政府企业法规概要

资料来源: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

政府企业的股东须按照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利。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有:采用或变更公司章程;严格限制公司债务责任;授权董事编制年度报告;任命和撤换董事;批准重大交易;批准公司合并;推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询问、讨论和批评公司经营并通过公司经营解决方案;审查公司信息;其它强制权力等。

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拥有管理公司业务和事务、以及指导和监控公司管理层的所有权力,并承担企业管理责任。董事的基本职责是忠于公司并为公司谋取最大利益,承担不勤勉和不适当地履行职责所导致的个人责任。

公司法采用了“默认董事(DeemedDirectors)”规则来约束股东按照法规来行使权力。根据公司法,没有被任命为董事但是实质上对公司行使控制权的人,可以被默认为公司的董事。被默认的董事对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董事职责负有责任,并且可以对其行为所招致的公司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同时稀释或免除董事会管理公司的责任。根据默认董事规则,政府企业的股东(持股部长)及其顾问必须足够谨慎,以避免可能被认为是默认董事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必须的或应要求的做出的,也应该以完全透明的方式来行使。

二、所有权行使机构的功能、权力、责任及股权战略

新西兰政府建立了可称为“双所有权行使机构(或称国家股东)”的机制。即,每个政府企业有两个国家股东:财政部和有关部委,各持有50%的政府股权,有关部委的部长是持股部长中的“负责部长”,对所持有股份的政府企业起着主导股东的作用,并承担主要责任;财政部长一般是较次要的持股部长。

持股部长作为政府企业的股东,得到议会的充分授权。持股部长就本人在持股企业中的功能、权力和责任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或议会特别委员会的质询。持股部长是内阁成员,同时也是议会成员,由总督向行政院(ExecutiveCouncil)任命。

负责部长对政府企业组合实施日常监管,包括任命董事会成员,仅在关键问题上向财政部长咨询,并且按照惯例有在重大问题上向内阁咨询的义务。持股部长的权力是由公司法和各领域的专门法来界定的,行使这种权力的程序被设计成保证权力在透明和磋商的基础上行使。负责部长与政府企业的正式沟通对象是董事会,不是管理层。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财政部会介入维护股东权益。新西兰政府企业股权管理的层级结构如图2所示。

图2新西兰政府股权管理层级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新西兰CCMAU的RonHamilton先生来信阐述与讨论整理。

政府股权战略制定中考虑的因素有(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政府对拥有股权的企业组合整体的主要目标;持有某一公司的目的(或谋求商业投资回报,或保证产出和服务满足公共需求,或混合目标);在政府股东目标下,现有的政府企业形态是否是保证目标实现的最好架构;各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是否能产生高于投资于其它领域的机会成本的回报率;政府如何尽可能地保证其目标的实现。

自1989年以来,政府较大规模地出售了一些政府资产,总出售额达到191亿美元。但后来考虑到资产出售所带来的风险和成本高于持有,所以近3年内没有再出售资产。

本届政府实行了“不出售资产”的政策,即长期持股战略。这是基于1999年政府在选举中提出的“不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承诺。政府要求政府企业董事会通过配置资产来提高赢利和效率。

政府的部分持股战略体现在持有3家机场公司的部分股权和新西兰航空的大部分股权。前者是80年代出售政府股权形成的结果。后者则是政府于2002年收购的公司,当时该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一些人认为政府是在实施紧急财政援助。引自新西兰CCMAU的RonHamilton先生来信阐述与讨论)。

三、政府企业的目标、报告、审查和治理

新西兰政府在改革中逐渐探索出一套“皇冠公司模式”,将其应用于对绝大多数政府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中,大幅度地提高了政府企业的绩效(政府企业的绩效提高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取代了以前亏损巨大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的局面，现在政府企业的投资赢得大量利润，并向政府支付税收和红利；二是出现了意义重大的基于公司自有资金的再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公司效率，并创造了政府可持续持有的公司组合；三是效率和产出质量的提高为社会物质利益和政府财政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产品的价格下降而服务更接近消费者需求；四是国有企业不再是政府的财政负债，而是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是有价值资产而不是债务。参见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皇冠公司模式是政府监督、控制和激励政府企业的一个框架,借鉴了有关商业公司目标、治理结构和责任体制的国际经验,强调价值创造和绩效提高。皇冠公司模式的基本框架是:政府企业董事会负有管理企业事务和业务的全部责任,向持股部长负责;持股部长对政府企业业务规划程序施加战略影响;要求董

事会充分和全面的报告;CCMAU对持股部长提供建议并协助监控;其它适用于政府企业的一系列公共审查机制。

(一)公司目标

新西兰政府特别强调企业目标清晰。政府企业一般都有商业和社会的双重目标。国有企业的商业目标十分突出,社会目标则不太明显;而皇冠研究机构、皇家所有公司和皇冠实体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一般是并重的。各专门法对相关领域的政府企业的基本目标和运作原则都有规定,如表1所示。

表1国有企业和皇冠研究机构的法定目标类别财务目标非财务目标设定法律

资料来源:新西兰CCMAU网站,ccmau.govt.nz.

政府企业须在每年的《企业目标报告》中阐述企业的经营目标。例如对国有企业,该报告应该阐明的内容有(《企业目标报告》所应包括的内容由1986年的国有企业法规定，1992作了部分修改。根据新西兰CCMAU的RonHamilton先生来信阐述与讨论整理):企业目的;采取行动的性质和范围;股本对总资产的比率及其说明;会计政策;后3年的绩效目标和判断是否达成目标的绩效评估方法;累计利润和资本储备中准备分配给政府股东的总量和比例的估计;在后3年将向持股部长提交信息种类(包括半年报中信息);企业任何一名成员接受馈赠、购买或者其他途径获取公司或其他组织股份之前的必经程序;董事会向政府寻求薪酬的任何活动(无论政府是否已同意提供这种薪酬);董事会对政府在本企业中的投资价值的估计以及再评估的时间和方式;被持股部长和董事会批准的类似事务。

(二)业务规划、报告和监控

持股部长积极参与政府企业的业务规划,向企业董事会转达政府股东的意愿(一般都是粗线条的或战略性的),并指导企业调整业务规划。政府企业董事会须向持股部长提交业务规划草案,持股部长收到草案后可委托CCMAU和财政部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结果批准草案或提出调整意见。调整意见可由CCMAU代替持股部长向企业转达,董事会必须考虑部长的意见。当出现董事会与持股部长意见相左的情况时,董事会一般会尽量调和分歧,但不必完全配合部长,因为董事会被赋予的首要职责是公司利益最大化。在分歧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业务规划和目标报告将按照持股部长的意见调整。但是如果董事认为部长阻碍了自己的职责履行,董事就可能辞职,一些人的确如此。

按照法律,政府企业只需向股东报告财务绩效。但近年来,非财务绩效和组织状况也成为报告的必要内容,如皇冠研究机构须报告雇员结构和科研成果指标。此外,报告的要求也大大超过了公司法的规定,如年度报告必须包括附加信息;再如法律要求国有企业和皇冠研究机构提供半年度报告,但现在惯例要求也向持股部长提供季度报告。图3所示是政府企业年度报告和监控流程。

公司法对企业年度报告的最低规定是:须由两位董事签名确认,包含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当期书面报告。年度报告应包含的内容有(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公司业务性质变更;公司股权登记薄纪录;超过10万美元的雇员报酬;公司的捐赠;董更;所支付的审计费和其它服务费。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政府公司,公共财务法还要求年度报告包括:年度财务报表的一系列详细要求;年度财务报表须附加由董事长或首席执行长(ChiefExecutive)签署的责任说明。

图3新西兰的政府企业年度监控流程

资料来源: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

根据专门法规定,国有企业和皇冠研究机构须在公司财政年度前半年结束后两个月内向持股部长提交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涉及公司在半年中的运营情况和公司目标报告要求提供的信息。季度报告是每个公司须提供的,必须在季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提交,内容包括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绩效说明、财务统计概要,也可以包括非财务的绩效信息。表2列出了政府企业监控措施及其适用对象。

表2政府企业监控措施一览

资料来源:RonHamilton,“MonitoringGovernmentCompanies”,“国有企业中国家股权的管理:十六大以后的改革议程”研讨会资料。

(三)审查

除了上述报告和监控程序,还有对政府企业的其它“审查”机制。主要有:

议会审查制度。议会财政和支出委员会向一些特别委员会(包括自己)分派执行财务审查的责任,特别委员会须对每一个政府企业进行关于财务绩效和运营的财务审查,并向议会反馈相应报告。特别委员会所执行的财务审查,范围可以包括从简要查看公司责任文件一直到详细深入的审查,甚至包括传唤并公开质询政府企业的董事和高级管理层。负责部长也可能被传唤问及政府企业事务。

政府企业须向议会提交讨论的文件包括:每个国有企业和皇冠研究机构的规则(如章程)及其修改;每个企业的《企业目标报告》及修改;每个企业的年报和半年报,包括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持股部长指导政府企业修改其《目标报告》的任何告示的副本,或公司董事会向持股部长提交的修改《目标报告》说明的副本;持股部长决定国有企业或皇冠研究机构分红规模告示的副本。

总审计长(Auditor-General)承担政府企业的审计,并接受邀请对任何政府企业或董事展开关于资金使用的调查。总审计署是由议会根据2001年公共审计法建立的法定机构,隶属于议会。总审计长由总督根据议会推荐任命,独立于政府,向议会报告,任期7年。根据国有企业法、皇冠研究机构法和公共财务法,总审计长承担政府企业的审计。但总审计长可以同意企业聘用其它审计机构。此外根据2001年的公共审计法,总审计长可接受邀请对任何政府企业或董事展开企业资金使用情况的调查,例如最近3年持股部长已两次邀请总审计长进行这类调查(分别是航空公司和ESR公司)。

公务信息法和政府监察官员法。1982年的公务信息法要求政府企业及关联公司、持股部长披露应该披露的信息,规定了范围有限的保留信息(如商业机密信息)。1975年的政府监察官员法规定,监察官有权调查企业管理层的履行管理职责时的决策、建议、行为或失职。

(四)治理和董事会任命

所有政府企业的治理结构都是相同的,即负责部长任命董事会成员来监督企业管理层。这是按照公司法、专门法和每个公司章程的规定来实行的。

董事会的主要责任是代表股东监督公司,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和财务健康。对按照1993年公司法设立的政府企业,董事被要求承担与私营部门公司董事同样的责任(CCMAU,“Protecting&EnhancingShareholderValue”,self-presentationdocument):任命、管理和监控首席执行长;指导公司建

立远景目标,以增加股东价值并保证公司长期的健康发展;制定和监督公司战略;风险管理;批准重要投资和收益分配;保证公司经营符合法规要求;指导公司处理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股东商议《企业目标报告》;制定业务规划;促使管理层达到目标报告和业务规划中的绩效指标要求;建立适当的治理结构;承担与公司法所规定的私营部门董事相同的职责、义务和责任。

内阁1999年10月批准了政府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任命程序,要求负责部长按照内阁批准的任命程序,任命技能最好的候选人,并保证任命中没有棘手的利益冲突。如图4所示。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CCMAU,“Protecting&EnhancingShareholderValue”,self-presentationdocument):(1)CCMAU评估和筛选有意者和被推荐人员,建立潜在董事数据库;(2)CCMAU与公司董事长和负责部长正式评估技能要求和职位空缺;(3)董事任期一般为3年,董事任期满的时间主要是3、6、9月份;(4)CCMAU检查其数据库并向其他政府部委(如妇女事务部、太平洋岛屿事务部等)寻求提名,负责部长则向政府核心决策小组寻求合适候选人的提名;(5)潜在候选人的能力和技术须与要求相符,优先的候选人由部长识别,并在考虑任命之前给予完成约定勤勉程序的机会;(6)约定勤勉程序(DueDiligence),在任命提名之前,候选人有机会了解公司的运营、董事会考虑的潜在问题、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层的工作关系,可能的利益冲突会被提出并被认真考虑;(7)负责部长做出任命决定,被任命者收到授权书。

董事会绩效评估在持股部长对董事和董事长的继任、更换和薪酬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董事会绩效衡量标准包括(CCMAU,“Protecting&EnhancingShareholderValue”,self-presentationdocument):企业目标报告中的目标是否完成,符合财务和非财务目标;使业务规划与部长期望相一致;良好的社区关系;与买方机构的良好关系;为特定资本项目开发业务等。

图4新西兰政府企业董事任命程序

资料来源:CCMAU,“Protecting&EnhancingShareholderValue”,self-presentationdocument.

董事的薪酬基线(即支付方法和年增长比率)由内阁决定或批准(增长比率一般很小，最近一次是在1997年批准的),持股部长每年批准董事的薪酬总额,董事会在部长批准的薪酬总额范围内有进行分配的自。

四、中间机构的作用

新西兰的皇冠公司监控建议机构(简称CCMAU)在政府企业的治理和监控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CCMAU根据内阁指示于1993年建立,基本功能是向国家股东提供高质、及时、准确的企业运营报告和保护股东利益的建议。CCMAU由财政部所有,与财政部有行政隶属关系,如财政部任命CCMAU的执行长,并监督财政部在CCMAU中的股权利益,但CCMAU在运营上是独立的,与财政部无关。CCMAU由议会拨款资助(类似于政府部门),但也从提供建议中获取收入。CCMAU分别与国有企业持股部长和皇冠研究机构持股部长签订了顾问合同,向持股部长提供独立的建议(CCMAU目前监控了38家政府企业。合计净资产98亿美元，总资产179亿美元。2001年这些政府企业的总收入达到77亿美元)。CCMAU的利益相关者和运作模式如图5所示。

图5CCMAU的利益相关者和运作模式

注:CRI———皇冠研究机构

资料来源: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

CCMAU认为“成功企业”意味着企业至少要维持价值(与风险贴水后的投资资本成本相抵),并在适当情况下提高价值(回报超过风险贴水后的投资资本成本)。在此原则指导下,CCMAU的许多活动侧重于使其监控的政府企业在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同时,创造公司价值。CCMAU在监控政府企业中的主要作用是(CCMAU,“BriefingtotheIncomingMinisterforState-ownedEnterprises”,NewZealand,26July2002):(一)提出监控建议。与财政部共同审阅政府企业的《企业目标报告》和业务规划草案,向持股部长提出意见;协助持股部长设立考核基准或绩效测定目标;协助持股部长监控政府企业的绩效。

(二)所有权行使建议。在政府企业的战略目标、重大事务、投资、核心业务界定、资本结构和红利政策、经营活动商业评估、多元化、重组和政策影响方面向持股部长提供建议。

篇7

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肥料、饲料、农药以及原材料、添加剂等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这些资材都是商品，具有适用于自身的生产流通渠道和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它们是作为最终产品———食物的一部分而被使用的，在与其余各种原料混合或者在食品的生产中为发挥某种功用而被使用了以后，其功用、效能乃至于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都是通过食品安全反映出来的。就产品质量而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检局、专营专卖管理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都可以进行监督，而就添加入食品的物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规定由卫生部门得有权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该法第十一条指出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都具有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这些标准和管理办法也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有风险监测制度，虽然监测并不必然导致对某类食品的强制措施或处罚，但如若风险过高，监测部门将得向公众公布并进行警示，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该工作也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许可、以及新的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评估也都由卫生部门负责。食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应符合市场基本管理的诸多规范，作为商品的诸食品被纳入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监督管理范围内。而这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就进一步增加了，食品从生产到加工、销售乃至于到消费环节工商局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或者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协会也会与工商、质检等部门协调。不惟工商局，如卫生行政机构、质量监督检查机构等面临职责跨度较大的问题。此种状况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流通与消费环节不能僵硬地进行区分，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食品尤其是制成品从生产者手中产出后到最后进入消费领域流程比较长，流通中经销商、分销商数量较多，客观上导致违法者为牟取利益而忽视食品安全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某些食品的经销商既是向其余经销商或者销售终端供货的批发商，也是直接销售商品给消费者的终端。流通领域和消费环节的冗杂对工商局、卫生部门等监督管理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联合执法等手段只能突击解决相对较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隐患，对此监督管理体制的变动势在必行。事实上，就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2008年《卫生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批准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纳入卫生部管理下，就前述的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都进行了分配，建立起了“分段监督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卫生部牵头建立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农业部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通过该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非以食物为区分标准，而是以对食物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处分作为不同部门职权区分的依据；其次，理论上看，各部门专门负责的领域范围较大但互不交叉；第三，农业部、质监局和工商局等职权相对变化不大，文件更多地是对其原有职权进行了概括，相对地，食药局承担餐饮业等消费环节的监督，这项职权从卫生行政部门和工商部门中独立，由该局专门承担。最后，主抓食品安全的“最高部门”是卫生部，卫生部不仅承担综合协调、制定标准等工作，还需具体承担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

二、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与我国能够建立从上至下相对统一的一套监督管理体系有所不同，其各州政府主抓本州内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而联邦政府的专门职能部门主要是统摄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并负责州与州之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配合。早在1902年，美国就颁布了《生物产品控制法》、《肉品检查法》以及《纯净食品药品法案》等法律法规并依据《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建立了第一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称为农业部化学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食药质量方面风险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该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该机构更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职权不仅包括对于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现场调查、实验室科学研究，还可以以查禁、禁令乃至的方式对问题食品进行禁绝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此后，其部分职权逐渐被美国农业部设立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动物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以及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和海关等分割，并与上述机构一起组成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从分工上看，FDA负责联邦领域内生产的或者进口的除畜肉、禽类、瓶装水和酒精含量小于7%的葡萄酒饮料外各种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而肉类和禽类以及相关肉制品、含肉食物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主要由FSIS承担，NMFS负责海产品的质量监控，而EPA主管饮用水的安全和农药，加之APHIS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美国卫生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食源性疾病方面等等机构在各方面加以配合，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应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13100号总统令，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业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局、管理预算办公室、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从其职权看，该委员会可向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建议对食品安全的某些领域进行优先投资；制定食品安全的发展计划，并在计划发展执行中与相关州政府、消费者代表、制造业以及学界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该委员会还下辖一个食品安全联合研究学会，上述职权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议事协调，而进入了统一规划、领导的初期阶段。由此，美国建立起了以食品种类为基本分类标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这一历史形成的前提下，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目前尤得彰显，呈现“由分而合”的趋势，在监督管理手段上，以检验、审查为主，禁令、限制为辅，对于某些破坏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主体采取的方式将之推上法庭，具有鲜明的普通法系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执法的特点。

三、比较与思考

基于前述比较可提出的问题包括：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向什么方向改革，以及进一步地，是否应学习美国的监督管理体制建立起以食品种类为划分基础的部门监督管理模式。应首先指出，我国食药总局于2013年成立以来，组织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因时间相对较短，不易从整体上对其工作成果作出评价。但仅就“分段监督管理”这一体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无缝对接”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监督管理有诸多漏洞。虽然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设立与美国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类似，都起到了领导、协调的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分段监督管理是主流，分段监督管理中的漏洞依然存在。相较FDA等部门某种意义上类似“警察”的执法权，我国监督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的方式上稍显薄弱。在美国，政府与资本家们的本质利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政府监督管理机关被赋予监督管理职权并且开始严格行使这种职权，就会出现经济利益和政府监督管理的对立，以食品生产者的庞大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而言，之所以还要以如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抵制监督管理，监督管理部门能够作为者将之推上法庭使之承受“倾家荡产式”地赔偿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权是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庭审方式等法治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监督管理机关身兼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某些特征；反观我国，监督管理中采取的强制性、惩罚性等措施中不包括提起，在实践中更未出现过“监督管理机关诉违法者”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行政机关缺乏相对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手段，笔者认为，上下统一的监督管理体制和严格的层级在此并不成为阻却监督管理执行力的“屏障”，反而应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有强大推动力和适应力的关键所在。由于政府对其组成部门、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这两个方面保持着相对稳固的领导，一方面在本级政府所辖领域内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必须融入全国一个大的“上下级”的大局之中，这使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虽然存在着诸多漏洞，但是在已经明确的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责任可以落实得非常细致。必须看到，上述优势的基础是“分段监督管理”的模式，如将“分段监督管理”改为美国式的以食品种类为区别基础的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线”更长，势必需要跨区域的、更加具有自和专业性的数个机构，即便可以建立这样的机构，其工作的开展也势必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其他卫生机关、质量控制机关、司法机关相配合，名曰“食品链统一监督管理”，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分段监督管理”和“分区域监督管理”。由此观之，在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分段化、分区域化再进行有机整合未必不是明智之举，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划分基础上不能对美国完全照搬照抄，需要坚持适合我国国情之路线。首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漏洞形成不能仅仅将之归结为监督管理体制划分存在“模糊地带”，相应地，也不能仅靠将简单地运输、储存等环节纳入监督管理范围而希图达到目的，前已述及，在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无法进行大的变动的前提下，将“分段监督管理”中各监督管理机关的职责领域由原有的“区块”改变为“点到点”的形式以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同时在每个机关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可建立类似于美国的追踪机制和“一揽子”的监督管理职权；其次，国家食药总局目前属国务院直属，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的各项工作，这种模式与美国综合领导机关最高政府直辖，具体监督管理部门设在部委之中的体制十分相似，虽然美国各监督管理机关并不直接听命于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但仍需执行其所制定的计划等。我国各级食药局也并不能直接调动政府部门，则其究竟以何种方式“协调”值得怀疑，将食药局的级别略微提高能解一时之需，但长远看，建立专门的协调、沟通和调度渠道才是治本之策；最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轻微违法、违法、严重违法乃至于犯罪的尺度相对较难把握，美国监督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紧密配合给了我们“重典治乱”的另一种思路，即“典”也就是法律本身并不需要极端严苛，在保证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科学有效的情况下，在执法中更加严格地贯彻上述规范，按照规范的要求将违法者进行惩处，事实上这正是美国模式最大的亮点之所在，法院的判决未必比行政处罚更为严厉，但是一旦违法者知道违法遭到惩罚将不可避免，距离监督管理的最终效果也就并不那么遥远了。

篇8

1994年初，中国加大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实施了“银行结售汇制、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并于1996年11月取得阶段性改革成果――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基本吻合，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又进行了新的改革，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设，从而确保了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顺利开展。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促进周边国家经济的复苏，普遍给予了充分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总结性报告中指出：“正是因为中国在危机中采取的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之充实的外汇储备、较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对资本帐户自由化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措施，才使中国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本次亚洲金融危机。”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有关专家根据B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的法规，一方面依法会同有关部委对进口付汇业务进行了专项检查，对多种手法的骗汇行为进行了追查，期间共查出假报关单1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交易，中央银行退出交易主置。二是取消强制性银行结汇制，为企业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扫清障碍。三是丰富外汇交易内容和品种，开办欧元等币种买卖，满足国内外经济组织对外汇资产多币种构成的需求。另外，可根据国际市场惯例和中国企业与银行规避汇率风险的实际需要，开办远期外汇交易。四是完善中央银行市场干预机制，在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中，应尽量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直接行政控制，允许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自由浮动。为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央银行可通过建立双向平准基金的办法，针对人民币对美元的短期汇率，在外汇市场进行间接调控，从而使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区范围内。五是推进市场的无形化建设，尽快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要不断完善电子交易系统，研究国际电子经纪的发展，使中国的外汇交易系统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外汇市场的规则，并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著名的国际外汇市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中国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应该按照国家的承诺，尽快贯彻落实，认真布署实施，按照人民币企业存款业务――人民币储蓄存款业务――人民币贷款业务的开放顺序，尽快向在华的所有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让中、外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业务竞争，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三是努力提高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能力和水平，加大科技投人和人才培养，建立和健全监管法规体系，确保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质量，维护中国金融安全。

5.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实现了国际收支数据采集处理的电子化和全国范围内的联网，国际收支数据正在发挥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信息作用。展望未来，国际收支体系必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加入WTO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将国际收支申报体系与银行和交易主体的交易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一是加强国际收支的分析预警功能，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系统由以结售汇为主向以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相结合的模式过渡，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其预警功能作用。二是实现国际收支与汇率合理水平的分析，努力探索将国际收支信息用来做模型分析以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的新路子，促进汇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三是实现国际收支与相关统计间的有机联系，使各项外汇统计相互印证核对，确保经济信息的准确无误，提高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四是实现国际收支信息的规范披露。国际上已对信息披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中国应当按照国际标准，逐步规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披露的频率和质量及客观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对信息的要求，保证中国宏观决策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有可靠的信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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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工程前期规划工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国家大力倡导开发绿色低碳能源，水电作为低碳且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能源，相对于其他能源在技术经济层面上更具开发价值，因而国内许多水电工程项目纷纷上马。但有些项目在前期规划工作未能考虑充分的情况下，因获取了“路条”就盲目开工建设，给项目建设后续工作留下了隐患，既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给企业自身造成了较大的伤害。水电项目前期规划工作至关重要，前期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项目建设进度和投资及项目的收益，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要做好项目前期的规划工作，正常程序应该是在国家环评部门对项目进行严格充分的评价并认定合格后，首先请地质勘探单位做好充分的地质勘探工作，随后请设计单位根据详细的地勘资料做好水电枢纽的总体规划布置，要充分考虑主体建筑物、临时建筑物、采料场和弃渣场、施工营地、临时施工道路和永久道路等的布置。在枢纽整体规划布置形成后，由业主牵头组织专家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面予以论证，在进行充分论证合理后连同其他报批文件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审批。

以公平合理的标的价为甲乙方合作的基础

许多水电工程建设管理实例表明，通过国内公开招标发包，择优选定参建单位和设备制造厂家，是取得项目建设成功的要素，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降低建设投资，最终有利于项目建成后提前发挥经济效益。当然，有些项目可以视不同的需要和情况采用不同的招标方式，如对一些前期施工准备的临建工程，可以邀标方式邀请3～5家有实力的单位参加竞标，由评标机构对其资质、信誉、技术设备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择优选取。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招标方式，可以发挥不同专业队伍的优势，满足工程建设实际需求，从而达到降低工程投资、保证施工质量与工期的目的。有些工程项目出资方或企业在项目招标阶段，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违背公平、公正、合理原则，有意压低标的价，亦或是在未做好充分工作的情况下，采取限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而有些承建单位则为了揽工程、挣业绩，也在未充分做好工作的情况下投标并获得项目承建权。这样则不可能形成“双赢”的局面，甚至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在项目招标前，做好各项细致的调研工作，审慎定立合理的标的价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和谐的甲乙方关系，形成和谐的建设环境。甲乙方关系是以合同为纽带的经济协作关系，双方互相信赖、相互支持，是保证合同全面履行的基础。业主单位作为甲方，对工程进度、质量安全、投资负总责，同时又必须设法为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帮助解决施工中的困难和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讲，甲方又是“服务员”。而施工单位通过竞争取得承包资格，必须在业主的管理和监理单位监督下履行合同，并按设计方案和图纸完成项目施工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乙方又是电站的具体创造者，必须与业主、设计、监理单位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一般都会遇到进度滞后、利益冲突、技术难题等现象，这就需要甲乙双方相互理解、共同努力，形成下述的协作状况:①当设计、施工进度滞后时，业主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坚持原则，不降低要求，积极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想办法，并提供必要的支持;②当双方利益冲突时，本着业主不让施工单位负债施工，施工方不让业主赔本的经营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矛盾和问题;③当施工中出现技术难题时，业主单位要主动会同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一起协商分析原因，研究方案，落实技术措施。

落实项目法人负责制及现场管理机制

在项目前期准备阶段，业主单位需要成立项目筹建处，专门负责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在项目正式立项后，应成立专门的项目公司(即项目法人)，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在现场行使业主职能。在工程管理方面，项目法人需要发挥业主统揽工程全局的主导作用，努力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在施工阶段，根据工程项目规模(或功能)对项目公司各部门进行机构调整，成立专门的项目部和职能部门，有利于落实项目管理的责任、权力和利益。项目部全面负责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制及现场文明施工等工作，而有关职能部门则从管理层面加强对项目立项、招标、合同签订、合同变更和结算等环节的监督与控制。同时，项目公司围绕工程建设“包规模、包进度、包质量、包安全、包投资”的核心目标，对各项目部所管项目投资进行分解，明确项目投资控制目标和考核办法。这样既理顺了决策、管理、执行三个层次间的关系，也激活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和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等五大要素，从而建立起责权利相统一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实现了资源(人才、资金)的动态管理和优化配置。项目部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前方与后方、技术与商务脱节等体制性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内部管理责任不明确、效率低下、相互推诿扯皮、投资控制不力等管理机制性问题。

选择符合工程实际的监理模式

目前大多水电项目工程在尚未全面实施设计招标的情况下，如在前期勘测设计、科研试验阶段推行设计监理工作机制，即由项目公司聘请有资质的咨询公司或专家，对工程勘测设计、科研试验工作进行咨询和监理，帮助项目业主把握各设计阶段的设计内容和深度;把握各设计阶段关键技术问题的论证;参与方案比选，为重大技术问题把关;提出深化和优化设计的建议，参与科技攻关;参与业主的招标评标工作。在建设监理方面，目前大多数业主采用的是全面监理负责制。实践表明，该种监理模式并不是很成功，目前，国内现有的取费标准仍停留在相应于质量监理的标准上，而实行全面监理，除质量监理外，还包括进度、投资控制、合同与安全管理等工作内容。这样监理单位只取得很少的报酬而要增加大量的资源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因不堪负担而难以有效、规范地完成全面监理的所有工作内容。因此，在难以改善现有取费标准的状况下，建议将监理工作内容限定在质量监理更切实际与合理。对于库区移民监理，可由业主和地方政府共同聘请国家级相关咨询公司负责库区移民综合监理工作，其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主持监理合同授权范围内的各项移民工作，对移民安置进行全过程监理，编发协调会议纪要;②按照核准的移民安置规划和地方、业主签订的移民任务与经费双包干协议，对移民迁建安置进度、质量、投资进行监督控制，审核地方移民机构所完成的工作内容，经监理审核确认后，由业主予以结算支付;③发现问题及时与设计单位联系，审核设计变更，协助业主和设计单位对重大技术方案进行专题讨论;④参与移民实施各阶段验收及竣工验收，做好监理记录和信息管理，按合同要求编制月、季、年监理简报。实行移民综合监理，对于正确协调处理业主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强移民过程监督，加快移民搬迁进度和落实安置方案都具有积极的作用。#p#分页标题#e#

实行移民工作地方政府包干制

移民工作属政府行为，政策性强，业主很难兼顾或全面把握。因此，对库区移民相关事项的处理，在进行项目报批时，业主就应坚持由省级(或中央)相关主管部门领导与协调，由地方政府包干负责的策略。实现移民任务与移民资金双包干，业主单位按照规划阶段确定的移民资金流程分年拨付资金，适时掌握库区移民搬迁安置、交通复建进度，参与实施过程的调研及协调。另外，在移民安置的政策上，要实行国家扶持、政策优惠、自力更生、多方支援;在标准上，总的原则是不降低移民原有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水平;在进度安排上，要求移民开发、重点专业项目的复建实施进度比工程有所提前，确保库区移民与工程建设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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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思考

水利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防灾、减灾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国际经济一体化正在深入到国民经济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中，传统水利正在变革为现代水利。因此，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分析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健康发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是我们水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的问题

建国以来，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程序和规范。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强化水资源调度，实现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配置是有效的，极大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历时十年，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合理配置资源、优胜劣汰、价值规律、市场竞争机制已经深入人心。但在水利系统中，特别是处于基层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却在很大程度上停滞在原有的思维观念中，习惯于商品生产和工程建设严重依赖上级的行政命令，沿用粗放的管理方式，单位职工吃“大锅饭”、喝“大锅水”、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不高、职工收入差、水土资源的综合经济收益率非常低、注重社会效益的发挥而忽视了自身经济效益的壮大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国家水利产业政策滞后，没有在政策上即时调整、引导水利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规范，对水利工程管理如何进入市场研究不深、不透。

（2）、几千年历史所形成的无偿用水观念根深蒂固。全社会无偿用水或低价用水观念的转变速度缓慢。

（3）、国家重视了农业产业的发展和稳定，在商品水的价格上严加限制，将农业产业的商品水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嫁给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承担。

（4）、将应由地方政府负担的防洪、排涝等公益性支出转嫁给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负担。

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水利系统职工的思想观念陈旧，缺乏适应形势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缺乏发展水利工程的新的管理模式。

2.管理体制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兴建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形成了四十七万多户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并拥有数千亿元的固定资产。初步形成了具有防洪、排涝、灌溉、供水、发电、养殖、种植、旅游等功能要素的，蓄引提结合、大中小并举、地域分布广泛的水利工程体系，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

在水利工程的这些不同的功能要素中，从总体上划分为社会公益型和生产经营型两大类。在水利工程的管理体制中又分为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即按行政管理区域划分又按流域（或灌区）划分。地方管理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行政管理权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业务管理权属地方灌区管理部门或跨行政区域的共同的上一级灌区管理部门。

由于行政主体和业务主体的分离，形成了条块分割、政企不分、政事交叉、各自为阵、职责不清的管理体制。经常出现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权、水政渔政的执法权和管理权、防洪安全的执法权和管理权等工作的错位或缺位，以及在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和编制、灌区输供水时空分布、灌区水价核定、水费计收体制、水利工程管理或养护、供水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诸多矛盾。由于管理体制的不顺，造成行政主体和业务主体之间的责权利不清，出现有利益时大家争着管，有问题时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管的局面。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发展过程中，体顺不顺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危害也是致命的，而理顺管理体制的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这是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3.运行管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自身具有多种功能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在运行管理中的各种运行机制。主要表现为：

（1）、水价的运行机制。按照国务院《水利产业政策》的要求，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均按照政策规定并结合自身实际，实施了水价成本测算。实施六年来，绝大多数水管单位均不能按照测算审批的成本水价计收水费，普遍的实收水价只占成本价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虽然水管单位所供的水是商品，其中凝结着商品生产者巨大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但却不能从低廉的收费价格中获得合理的补偿，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必然导致水管单位职工的生活贫困和职工队伍的不稳定。水价的审批是由国家各级价格管理部门严格控制的，既不能按照商品的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定价，又不能得到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实际是政府转嫁了水商品成本支出的负担。因此，目前全国水管单位的巨大亏损，其主要原因均是政策性亏损。

（2）、水费的计收机制。多年来，水费的征收都是由地方各级政府以“实物计量、货币结算”的方式实施的，在九十年代后期改为“按亩计量、货币征收”的方式。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依靠行政手段征收水费是可行的，但在市场经济时期就出现了许多矛盾。第一是征收主体的错位：由于水具有商品的属性，就不能回避市场经济规律，回避买卖双方直接见面的供需服务关系。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普遍出现入不敷出、财政严重赤字的状况，必然将广大农户所解交的水费用于发放工资、奖金、建办公楼、修学校及地方社会公益设施等支出。因此，普遍出现了地方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挤占、挪用、截留水费等违纪违规的现象，导致一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欠收水费高达几千万元的严重后果。第二是计量标准的失衡：在计量收费的方式上，长期沿用按设计灌面或八十年代初定的灌面，将田土面积折合为标准亩计收水费。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城市化的建设，使田土的比例和各类经济作物的用水量与原有核定的标准严重背离。所以，传统的水费计征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3）、水利资产收益划分的机制。在水利工程的单项或单位工程资产中，同一类固定资产往往同时发挥出两种不同的功能效益，如水库工程中的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放空设施等项目，既为防洪保安发挥作用，又为蓄水、养殖、发电、旅游等发挥作用。因此，公益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各自所发挥的效益就很难用准确的数据进行价值定量，区分其社会效益和自身经济效益。

（4）、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机制。我国的大中型水利工程或灌区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建成的，主要是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加之受当时技术、资金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设计要求低、建设标准低、施工质量不高、渠道防渗不配套等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运行，造成水利工程老化失修、跨塌水毁严重、水的利用率低、水资源损失浪费惊人，并且存在重大的水利工程安全隐患。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的堤坝和各类水库的防洪抢险任务十分艰巨，水库跨坝、渠道跨塌等事故时有发生。这是由于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维修机制不顺所造成的后果。

由于水利工程管理运行机制中的问题涉及面广、内容多、情况复杂，因此，这是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4.运行管理经费的问题。

水管单位在防洪、排涝管理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必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这些支出的补偿主要来自于水费收入。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受到“以粮为纲”，“无粮不稳”和“水是天上掉的，无价无偿的”观念的影响，加之我国的农业是弱势产业，需要国家大力扶持和政策保护，所以，水商品的价格一直不到位，而国家对公益性支出不予补偿，导致水管单位的运行管理经费十分短缺。另外，按照国家政策规定，每年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安置，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又形成水管单位人员增多、机构臃肿、素质低下，根本无法实行水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由于没有经费，长期以来，没有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等社会保障体系，大量职工退休、下岗、待岗后，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单位和个人的后顾之忧非常严重，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落后地区和基层水管单位犹为突出。

5.水管单位性质问题。

水管单位的性质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生产型事业单位”的过程，长期实行“自收自支”、“以收抵支”的预算管理形式，没有得到科学、客观、合理的准确定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国家经济不发达所致。水利工程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的基本保证，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的基础。因此，理应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持和财力的支撑。由于水管单位管理的内容比较复杂，因此，结合实际界定单位性质就非常必要。光靠水管单位的经营性收入来补偿公益性和经营性的支出是不合理的，也是补偿不了的。就全国水管单位一九九五年新财会制度改革后每年出现的巨大亏损来看，再过一段时期，很可能出现“所有者权益”的全面赤字，多年积累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等将被巨大的“未分配利润”赤字所冲抵贻尽。这都是由于水管单位的性质错位和补偿缺位所造成的结果。

二.实施水利工程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1.转变观念，转变思维方式，适应形势的发展。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陈腐观念，将原有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完全依赖计划，依赖行政命令的思维方式转变过来，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价值规律、优化配置资源和优胜劣汰的要素贯穿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特别是在水管单位内部的供水生产、水产养殖、水利发电、库区旅游、水土资源等生产经营实践中，严格按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加强各环节的管理，强化成本核算，合理确定价格，严把产品质量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在重视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职工的文化生活水平。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根本内涵，要明白“市场经济没有眼泪”的道理。

通过改革的手段，彻底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方法，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想，制定切合实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形势，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思路统揽我们的工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合理配置和优化利用水土资源、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摆脱水管单位举步维艰的困境，才能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实现水利人的小康目标。但是，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转变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坚定信念、循序渐进，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使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跟上时展的步伐。

2.认真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几个关系。

⑴、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体制改革不是要全部

废除原有的所有政策、制度、规范，而是要破旧立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理顺管理体制，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释放出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工作效率，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稳定、增效、发展才是我们改革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指导改革的具体工作，以稳定、求实、创新、发展的态度来面对改革，在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生存，在生存中求发展。

⑵、行政管理和水管单位的关系。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

水管单位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划分灌区内的水政执法、渔政执法、水库防洪、灌区排涝、江河提防、灌区管理工作的责权利。水行政主管单位只能依照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依法行政，而不能对水管单位内部的生产经营管的过多、过死、过细。而水管单位在水利工程管理中，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水土资源优势，面向市场，开展水商品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务；同时加强对公益性资产的管理，确保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和完整；做好防洪、排涝、减灾、水土保持等工作，确保公益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真正作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形成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新型关系。

⑶、社会效益和自身经济效益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水利工程均具有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综合，其综合效益必然具有公益性效益和经营性效益，在公益性效益中表现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在经营性效益中表现出水管单位自身的经济效益。因此，处理好这个关系对社会、对水管单位都非常重要。界定清楚两者的资产量、价值量是这次体制改革的焦点。从公平、合理、科学而言，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在防洪、排涝、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划分时，可按水库库容的各自占比，或防洪、排涝、减灾、环境效益占灌区范围内平均年度GDP贡献率，或水管单位年度总支出中扣除经营收入弥补支出的占比等方法，客观综合确定公益性资产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量。同时结合水管单位现状、地理位置、经济环境、经济发展速度调整确定公益性耗费的补偿额度，不搞一刀切。

要分别对每个水管单位进行划分和确定，明确各级财政部门应承担的补助份额。同时，重新核定水管单位的供水成本价格，分别对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灌溉、城市环境等不同用水类别确定不同的水价成本和价格。并对其中的农业水价的成本价和当年执行的收费价格进行比较，按照实际供水量和收费总额核定差额，将这一部份不应由水管单位承担的差额，由受益的地方财政负担。但是，由于存在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国家应从全局出发，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大体平衡各省市区的负担份额。

⑷、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管理的关系。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为了保障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和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国家应将不断加大水利工程病险水库的整治力度和大中型灌区的干支渠配套改造防渗力度，以利于水利工程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水管单位一定要抓住这一发展自己、状大实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机遇，迎接挑战；在加强自身综合经营管理的同时，争取上级各部门在政策、项目、资金方面的支持。改革投资体制，将产权、经营权、管理权适度分离，以股份合作、租赁承包、出售拍卖、联营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为今后的综合经营工作奠定牢固的基础，借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实现水管单位财务状况的良性循环。

（5）、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理顺水管单位管理体制，主要在于外部管理体制的理顺和水管单位内部管理体制理顺两个方面。外部管理体制涉及到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各级水行行政主管部门、流域机构的责权利职责划分，这些上下领导关系，条块业务关系通过本次改革是必须理顺的。而内部管理体制则主要涉及到流域内部、灌区内部、水管单位内部的责权利职责划分。这些内部关系的理顺，必须在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狠下功夫。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理顺，为整个水利工程管理体制的理顺创造条件，做到上下左右关系协调、形成合力，不断增强水利工程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6）、精简机构和引进人才的关系。在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水管单位在精简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清理撤消在计划经济时期兴办的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下属企业时，必然会出现人员过多而无法安置的现象，而大量的下岗、失业又必然导致水管单位内部和社会的不稳定。同时，水利事业的发展又将出现急需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吸收。因此，

一方面要坚决压缩非生产人员和超编人员，采取提前离岗休息、鼓励辞职、自谋职业、鼓励脱产学习，轮岗待岗等多种办法，精减人员队伍，配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使这批人员得到妥善安置。

另一方面按照定编、定员、定责、定岗、定薪的要求，吸收文化水平高，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到适当的岗位发挥他们的知识才干。做到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职务能上能下。同时实施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精简机构，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逐步调整人员结构，不断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处理好这一关系，将十分有利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轻装上阵，提高职工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3、准确确定水管单位性质，建立符合实际的补偿机制。

理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体制的重点在于对水管单位的准确定性，必须按照政策，结合实际，做到准确定性。在公益型、经营型和准公益型三类不同性质界定清楚后，绝大多数水管单位均属于准公益型水管单位，而情况最为复杂的也是这一类。由于准公益性水管单位既有防洪、排涝等公益性任务，又有供水、发电等经营。因此，要以科学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定划分公益型和经营型的方法。经过科学的划分后，明确各级财政补贴的份额和自收自支的范围、用途、人员、标准，同时建立健全水管单位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制度，使职工的生产岗位进的来、走的出，退休有所养、下岗有去处。

4.建立新的运行机制，符合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通过改革，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市场、适应形势、符合要求的运行机制非常必要。其主要的机制是：

第一，在水价的形成机制上按照统一政策，重新核定工业、农业、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分类成本水价，调整实际执行水价，对农业灌溉用水的水价实行“小步快跑”的办法，加快水价调整进程。使水价的形成机制、调价机制和管理机制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充分反映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关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第二，在水费的征管机制上，按照“先服务、后收费”的政策，不再完全依靠地方政府，减少征管环节，明确征收主体；做到供需直接见面，实行合同制供水，收费到基层。同时，一定要因地制宜的建立乡镇或村社用水户协会或支渠管理委员会，由乡镇或灌区的水利管理站牵头，负责供水、管水、收费，解决供用水的纠纷，形成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服好务，收好费。

第三，在农业用水机制上，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一定要加快计量用水和节约用水的建设，在干渠的直灌斗渠和支渠及重要的分水节制闸安装计量用水设施，改革长期以来实施的按亩收费方式，实行按方计量收费，用基本水量收基本水费、超额用水累进加价的办法，促进节约用水工作向纵深发展。同时由支渠管理委员会负责某一条支渠的输水、管水、灌溉和维修等工作，配合用水户协会做好水费的征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