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安徽省紧临江浙沪等沿海发达省区，区位优势明显；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富集；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影响颇为深远。在30余年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乡村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潜在优势初现端倪，农业发展方式迅速转变，农民收入构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农业初具规模，从而为安徽顺利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基于传统因素，安徽村舍空间布局、乡村人口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失衡。村庄的密度和规模由西北向东南总体上呈减量态势，而乡村环境和经济发展却呈增量态势：皖北和皖西北以平原为主，村庄密度高、规模大，但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农业发展的盲目性、无序性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皖中及沿江地区以丘陵为主，村庄密度较高、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势低平、河流布网，由于工业“三废”处理的随意性、趋利性，对土质、水体等的污染面积较大；皖南地区以山地为主，村庄密度偏低、规模较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植被覆盖率较高，降雨量多、气候温润，工农业发展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程度低，适宜人居。总体上看，安徽乡村发展分区差异明显、村庄村舍规划不成体系、基础设施配套尚待完善，这些都是乡村建设中不尽人意之处，离乡村“三美”的总体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亦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崇者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故乡村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不是纯粹迎合时展的乡村重建运动，更不是“返景入深林”的复古造势运动，而是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山林水体、民俗文化等乡土优势资源，推进乡村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提高村居生活的品位和档次；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凸显乡村山水风貌和人文地域特色，完善中心村道路、电力、供排水、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有效处理产业“三废”和农村生活垃圾，不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营造一道“绿水蓝天、文化和谐”的乡村美丽风景线。

二、美好乡村建设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难以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个人或企业提供而主要由政府提供以满足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或服务。从供给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即“非排他性”的特征；从消费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依据满足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相较于其他公共物品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亦是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供给渠道来看，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或基于“上天恩赐”而形成的自然物，如江河湖泊、高山深谷、海洋空气、动植物群等，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或基于特定需要，必须由行为主体（譬如政府）来提供的公共环境设施（譬如防洪工程、污水处理器材等“硬件”设施），环境“软件”（譬如环境制度、环境信息、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等等）。从消费角度而言，有些环境物品可以看作纯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一个人消费无法阻止其他人或集体的消费，譬如正常情况下人们对空气的利用；有些环境物品是准公共物品或拥挤物品，消费中不排除集体行为，但超过其承载量就会产生负效应，譬如过度放牧会造成草场资源破坏，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导致水源枯竭，等等。然而，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阶段，由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使然，环境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低效率的。这种低效率主要表现为外部不经济性，“当生产或消费的所有副作用没有被包括在市场内时，外部经济效果就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现象。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扭曲了环境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也使环境公共物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就我国而言，市场失灵诱使环境公共物品成为稀缺资源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省区或资源富集省区。而经济发达相对滞后的省区则是在模仿和承接发达省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出现了环境资源稀缺等诸类问题。安徽省紧临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区，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架构中，始终面临着跨越发展的强大压力。为了赶超东部发达省区，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环境资源的透支消费演化为一种时尚，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在此背景下，乡村环境资源保护也被极大地忽略了，片面追求产业的发展，对环境稀缺资源消费远远超过了其承载的最大阈值，乃至酿成了诸多环境问题。无可争辩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作为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复杂工程，解决之尚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一）政府需要为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提供制度保障诸如环境公共物品这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政府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无疑是集体行动中最强力的组织单位，如果积极作为是能够满足社会民众对环境公共物品需求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无疑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者。安徽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证明，当前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保障。任何一种游戏，要能持续进行下去，离不开相应的游戏规则，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犹如一场游戏，又何尝不需要规则呢？诚如奥尔森所言，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中，正式约束或外在的制度往往是解决集体行动困难的重要保证。笼统地说，环境制度体系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政府行政命令、环境政策规章和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在维护环境公共物品正常生产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好乡村建设涉及道路硬化、村旁绿化、景观设计、垃圾处理等多项举措，均与乡村环境治理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大量的环境公共物品。而这些环境公共物品牵涉面太大，社会自助、他人自觉又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趋利性，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些无济于事。但是，带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不仅可以引导环境公共物品生产，而且还可以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性保障，从而使其提供变得更加快捷、高效。

（二）纯环境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或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其内容复杂性、生态系统性和利益普适性，是不能排除消费上搭便车行为的。况且，有些纯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信息等）是个人或社会很难提供的，而有些纯公共物品（譬如平衡生态系统、净化空气等）虽然可以由个人或社会生产提供，但却难以从生产中获取利润，甚至连收回成本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个人或社会也自然而然没了生产、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动力。因此，此类环境公共物品一般是由政府生产或提供的。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就政府层面而言，需要做到：其一，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全省范围言，除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城郊和东南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以外，绝大部分乡村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也难以为乡村基层组织提供比较稳定的税收，因此乡村基层组织的经济自助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基层组织将大量资金用于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是不现实的。其二，产、学、研相结合，加大对纯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科研投入。提供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有助于美好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但是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利用资源和科学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涉及到生态学、环境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技术知识。因此，生产或提供适合美好乡村建设的纯环境公共物品，需要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免单向度作业。其三，制定适宜美好乡村建设的环境监测标准和环境政策。与城市相比，乡村环境承载量大、自我恢复能力强，将适合城市的环境监测标准、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模式原样套用于乡村环境的治理，无疑是不适合的。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乡村更大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三）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也离不开政府协作准环境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的特征，只有达到了某个临界点，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也只有在此情况下，继续消费才会导致低效率。换句话来说，准环境公共物品如果利用得当就有利润空间，也自然能够激励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提供。当然，这需要政府借助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给予适当的安排，才能调动社会力量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的主动性、积极性。退一步说，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阶层中“相对独立的一元，产生了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继而在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上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就准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或提供而言，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即是其间最有效的运行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形式，对准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美好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排灌河渠维护、村旁绿化和垃圾处理等）的数量和质量作出明确要求，同时将其生产权让渡给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由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政府也可以通过财税补贴的形式，对利润空间较小的项目给予适当减免或优惠。尚需要提及的是，合资共建也是值得探讨的协作方式。在此方面，浙江临安市美好乡村建设中合资共建项目的一些成功做法，其经验有借鉴价值。

三、美好乡村环境治理，“有所作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乡村环境不容乐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乡村环境治理的难度不亚于城市环境治理，此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况且，基于乡村环境法规不完善、民间环保组织严重缺失、民众环保意识整体性不高以及乡村环境治理的强外部性特征等复杂因素“决定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农村环境的地域性特征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乡镇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需要切实履行职能，准确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有所作为、善于作为。

（一）进一步明确并适度强化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理论上言，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既利于环保主管部门的集中统一管理，又助于各级环保部门结合自身地方实际，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但由于县乡等基层环境管理权限散落于多个行政部门中，权、责、利等权限的划分也较为笼统，多地环保部门形同虚设，实际职权却被发改委、水利局、林业局、住建局、农资委等肢解了。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环境问题，必然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实现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明确各行政部门职能并适度强化环保部门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明确政府环境管理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节省交易费用等优势。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才能将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起来考虑，尽量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反之，如果行政部门充当地方经济利益的代表和执行人，作出的决策就可能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即便结果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乡村环境治理也是丝毫无益的。具体而言，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县乡等基层行政部门在决策系统中应当增加环境权重，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引进“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新型产业发展，逐步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稳步推进乡村环境改善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建设缺少权威性的指导文件，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随心所欲地盲目建设弄得乡村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原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修建的灌溉渠、预留的可耕地、承载生物多样性的湿地或沼泽地等资源在注重效率、“增产增收”的运动中，一批批地变成了良田；21世纪伊始，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栋栋高楼在良田中拔地而起。随着时间流逝，美丽的田园风光正在消逝，也警示着人们：乡村环境治理需要权威性的规划引领，需要树立示范村、“样板村”，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的应时而生，为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文件。丘陵平原各领千秋，山寨村郭各具特色。中国乡村，“政府机构在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整治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此，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果断地摒弃奇思妙想，而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以《规划》为引领，规划建设中仿效云南丽江古城、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充分借助山势水体走向，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的前提下，体现浓郁的乡土气息。村口环境治理重在绿荫成行、植物造景；河道整治旨在疏通水系、改善水质；庭院环境设计讲究特色、营造和谐。具体实施当中也要坚持试点先行、量力为之，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能逐步推广，切忌脱离实际、盲目蛮干。

（三）完善基层政府的乡村环境考核激励机制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建立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机制，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结果，严格责任追究制”。尽管国家层面明文规定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但是基于乡村环境治理初始化投资量大、盈利空间较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地方政府在考核具体操作中，GDP的权重仍然有些偏高，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作为考核体系中的软性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到实处。如此以来，乡村环境治理反倒成了基层政府唱起的“高调”进行曲，滥用环境资源的丑恶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因此，乡村环境治理需要省市行政部门通过有效制度安排，设计出一套关于环境考核的激励机制，才能使县乡基层政府、环保局等部门有足够的动力去加强保护环境、履行环境监察等职能。

（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着力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乡村环境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乡村环境治理若没有民众的主动参与、积极行动，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政府要有效推动乡村环境治理，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纵向比较，民众的环保意识的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彻底改变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民众普遍缺乏环保知识，客观上也需要县乡基层政府做好环保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此，需要基层政府结合地域特色，精心策划，拟定出操作性强的宣传方案。譬如，开展以环保宣传标语上墙、环保观念入脑为内容的“环保知识下乡”活动，举办环保知识培训或环保知识竞赛，指导“绿村化林”创建活动，播放警示环境影片或展示“震撼性”的环境宣传画，等等。为了便于宣传活动的开展，凸显环保宣传的效果，可以采取“传、帮、带”，或“传接力棒式”等多种方式进行。“传”即由资深环保专员将环保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授给觉悟相对较高的乡村干部，然后由乡村干部带着环保知识去做广大村民的工作；“帮”即由接受能力较强的村民或充分发挥中小学的教育职能帮助环保意识较差的所谓“后进者”；“带”即充分发挥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继而以点连线、以线筑面，有序地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在亲历生态环境变化的实践中提升其生态环保意识。

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效果 实践 创新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当代大学生传授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的观念、认识以及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良好的高校课堂的建立，同时也阻碍了学生个人的发展。只有不断改革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以及方式，才能不断提升相应的教学效果，从而达到对学生的人格形成、习惯养成等方面的良好促进作用。

一、高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现阶段我国高校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程，有着极其重要的课程意义。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没有成功地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课程成为一种形式和任务，相关的教学内容演变为考试重点，对课程中蕴含的深刻的理论基础没有进行很好的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老师是课堂的主导者

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由于教学观念方面的落后，使得老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是主导者。老师对教学的相关进度、内容和方式进行安排，学生只是在被动的参与，这是一种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化教学理念的一种背离。老师是课堂的主体，使得课堂只是在一种“教”的氛围中，而真正参与“学”的学生没有进入到学的状态，与老师的教学相脱离，从而使得学生没有从课堂上吸收到相关的知识内容。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离

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相关政治理论是我党、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并且借鉴各民族、国家的优秀思想成果而得出的，具有坚实的现实土壤，是经得起检验的真理。理论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的更新，加深实践者对其的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我国的现阶段教学中还是以一种注重相关的理论知识教学的方式在开展，学生也主要是从课程上学习到相关的理论成果，而对于实践环节少有接触，这使得学生在认识相关理论知识的时候是理论与实践想脱离的，不利于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深化认识和理解。

（三）教学方式枯燥，课堂气氛沉闷

教学方式比较枯燥，课堂氛围沉闷，是现存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还是枯燥和陈旧的，课堂氛围不浓厚，使得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没有积极的学生互动，从而使得教学效果不能达到预期。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改进建议和措施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由于教学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不足，导致教学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阻碍教学发展的因素，影响实际的教学效果。在高校不断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的重要方面。

（一）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也应该不断融入一些具有时代特色和增加课堂活跃度的一些新兴的教学方式。比如运用网络进行相关的教学内容，不仅能够丰富课堂内容，还能够带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性，并且能够结合到当今的热点话题，引发讨论，从而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创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和精神的塑造作用。

（二）积极互动教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还应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应该积极的增加学生的互动，通过学生的参与，改变课堂的氛围，并且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从而促进教学效果更好的达成。互动会使得整个课堂更加的生动和有趣，是一种真正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

（三）增加实践环节

理论产生于实践，也运用于实践，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不断巩固相关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学到和用到相关的知识。在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积极实践，并且分享实践的心得和成果，使得学生能够更加近距离地去接触到相关的政治理论，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的内涵基础，提高教学的效果。

三、总结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一门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基础的课程，其教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在当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认识不明，没有相关的实践环节以及教学方式的陈旧枯燥等，这些问题都影响到了高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际效果。通过相关制度和教学手段的改革，进行形式多样的教学过程，增设更多的互动参与环节，以及鼓励学生的实践认知，能够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变现有的教学面貌，从而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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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观不认同，存在不安全感

首先，职业角色认同感低。在高校中，由于大环境的影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枯燥难懂，无论怎么改革学生也难以喜欢，教师的社会地位也难以提高，致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其职业角色认同感非常低。

其次，懒于改变惯性。人们都习惯自己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由惯性而产生惰性，从而阻碍变革。教师都有自己的“舒适地带”，有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经验等，甚至不用备课也能对上课方式、方法和内容驾轻就熟，这使其觉得轻松和愉快，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在人的惰性的支配下，教师就会抵制课程改革，而停留在自己原有的“舒适地带”。

最后，信心缺乏导致无安全感。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由于缺乏信心而产生不安全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课改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人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恐惧，不清楚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课程体系中能得到什么，而会更加担心失去即得利益，因此也会参与课改但由于心态问题而表现出表面积极而实际消极的状态。

（二）客观上能力不足

开展课程改革，就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学知识的储备。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实是政治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要上好思政课，不仅要求思政课教师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求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专业素养要求其实比一般教师要高。但是，有不少思政课教师是从学校党政机关和相近专业抽调出来的富余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难以很好地完成教育教学改革任务。

（三）高校政策支持不够，缺乏资金

学校为了响应上级政策，开展课程改革，只是要求教师进行课程改革，却没有在政策上真正给予支持。教师要进行改革，打破常规，就要有必要的经费支持，如课程研究的确要花费金钱：如材料、顾问、合作、印刷、装备、参加会议、调研等都需要资金。由于资金的缺乏，导致教师无法真正进行课程改革。

（四）教师培训进修机会少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进行改革，首先教师要进行学习，自我提高。但是，很多高校认为这门课，不能马上带来看得见的经济效益，缺乏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即使参与培训进修，时间也较短。从整体上看，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提高，还是投入不足、激励不足、力度也不够。

二、改进的对策及建议

（一）教师要加强自身学习，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首先，要不断学习，充实知识。学习是提高技能和境界的过程。思政课是内容磅礴的一门课，在研究上除了讲“专”和“深”之外，讲课的内容还要力求丰富，讲“博”和“广”。除了要研究经典的著作之外，还要涉猎各类学科和知识，随时关注时事政治和重大事件，保障教学内容的前瞻性和透彻性。同时，还要注意围绕课程内容精心搜集资料，结合理论精心运用资料，运用资料来恰当地解释理论，并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做到“以理服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教学方法，通过研究与比较确定哪些教学方法更符合所教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内在动力，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再次，参加各种教学比赛，增强竞争能力。高校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各种教学比赛活动，符合条件的思政课教师应积极大胆的参与。通过参加比赛活动，不仅可以开阔视野，也能向他人学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促进自己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改善其知识结构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培训，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训体系，不断改善教师的职称和知识结构，使教师不仅在数量上，更为重要的是在教育理念、知识结构、实践能力与教学水平等方面都能够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的要求。

加强职业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社会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想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思政教育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加强对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就是必不可少的。针对高校的实际，在思政课教师的职后培训方面，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学历进修和培训，鼓励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脱产、半脱产、在职等形式进修完成学业，提升队伍的学历学位层次。二是开展社会实践，并逐渐形成制度，要创造条件让思政课教师参与社会实践考察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识，最大程度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理论素养。三是开展校内培训，各院校应定期组织思政课教师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如定期组织备课会和研讨会，促使思政课教师及时更新知识、交流经验、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同时还可以聘请重点大学的思政课专家、教授到学校讲学或指导科研工作。四是加大对中青年教师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力度，对于一些道德品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应大胆起用、重点培养，使他们的业务素质“更上一层楼”，改善目前很多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人才“断层”的局面。

（三）加大支持与投入，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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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等有关部委定于20*年8月28日-29日在北京举行“20*第六届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部长级论坛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为推进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本次大会上将举办“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要议题

“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针对我国不同区域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村镇水环境治理技术经济政策和适用技术，围绕村镇水环境治理规划、村镇污水排放适用标准，以及村镇排水收集设施，村镇生活污水生物处理、人工湿地与塘等生态处理技术，粪便厌氧沼气化及其综合利用，村镇水体生态修复与水质改善技术等议题，将邀请村镇建设管理人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以及设计生产单位介绍乡村及小城镇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成功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和应用实例。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与制度论坛”由我部与日本厚生劳动省共同举办。针对小城镇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特点，围绕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现状调研与评估、规划和管理，水质监控、预警与应急技术，以及小城镇饮用水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饮用水一体化设备开发、输配水安全保障和管网水质控制等议题，将邀请小城镇饮用水建设管理人员、著名学者、知名设计单位、自来水公司和来自日本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诸多专家介绍小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成功的管理经验、适用技术、应用实例。本论坛将特别介绍日本针对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特殊供水制度——简易供水制度以及相应技术，并探讨中日在小城镇安全供水方面的技术与资金合作机会。

二、时间及地点

会议时间：

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8月28日下午

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8月29日上午

报到时间：20*年8月27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三、参会人员

各地建设部门有关人员，全国主要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村镇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负责人，供水和排水管理部门、水务主管部门负责人或代表，水处理项目筹建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代表，供水和排水企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市政设计单位、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水处理工程公司、水务公司、咨询公司、金融、投资机构和水处理技术与设备研究开发单位的代表。

四、论文征集

会议面向全国征集与“乡村和小城镇水环境治理论坛”和“中日小城镇饮用水安全技术和制度论坛”议题相关的论文，论文要求及投递方式详见会议网站

五、其他事项

（一）收费标准

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和水处理新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将统一收费。20*年8月15日前注册的，会议费为1200元/人；20*年8月15日以后及现场注册的，会议费为1800元/人。会议统一安排食宿，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报名、会务等联系人：

论文征集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邮箱：

会议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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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民 组织化水平 乡村 治理结构

[论文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弱质性的社会基础以及农民组织化水平低的基本状况，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所以，要在尊重农民权利和自由、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村治理结构的改革。因此，要不断扩大农村自治体的规模，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实现农村社会自主治理和民主治理。

在我国，农村居住分散情况十分普遍，农民原子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低组织状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农村现实情况，人们常常用“一盘散沙”来形容。然而，农民的这种低组织状况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理解为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的过程，针对当前的社会理想、国家目标或现代化导向，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农民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造，使得二者之间能够有高度的契合，能够实现顺利的对接。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如何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与国家力量相配合实现国家目标并获取自身福利的实践过程”。而农民与国家、市场高度契合、顺利对接、形成一致行动能力的结合点就是农村组织化的社会基础。

一、当前农村组织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

显然，上述的治理结构必然涉及到乡镇政权改革的未来走向问题。从现有的对未来乡镇改革的各种观点来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乡镇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一方面反映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数量庞大、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形成的黏滞性给治理带来难度；还因为我国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改革到现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时间，而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理顺乡村社会的各种结构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各种新的政策、措施会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情况也会不断产生。所以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调适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所采取的立足于解决乡镇现实问题的乡村治理路径，都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因为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难免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同时又产生解决新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就要寻找产生乡镇问题的根源：农民组织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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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关于加强整治新建城区社会治安的调研报告

司法受众之心理维度与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径

论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建

正义理念在中国传统儒学法文化的表达及其价值

纠纷解决的城乡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律社会学解读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的问题——兼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评析——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现象的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羁押执行交付问题研究

转型之惑与实践之学——评李瑜青教授《法律社会学教程》一书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诉求与实践诉求分离和统合的实证研究——以河南A县基层人民法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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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时代在前进，中国在发展。21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面临机遇、富有挑战性的世纪，这必将改变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无疑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第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我国将在更广阔的范围更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中，世界多元化经济和多元文化必然影响到我国。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拓宽文化视野，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现代化手段，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和渠道，所有这些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学生思想特点变化提出的挑战。高校历来是思想理论战线不同学术观点交汇、融合、撞击的阵地，也是文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性，使人们的社会联系、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各种各样的媒体、精神文化产品、娱乐方式等对青年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思维方式、接受能力、欣赏水平也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主体意识、公平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日益增强，而在理想信念、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公德意识和心理素质方面趋向弱化。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探索

高校教育工作者作为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应当明确自身在提升教育实效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给大学生以人文关怀，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与自然、人和社会和谐相处。构建全新的、立体的、充满生机的教育创新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1、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贴近生活

以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过分注重理论,而忽视了理论运用的过程，使理论教育与社会现实、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分离。当代大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的人生阅历和人生体验决定了他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取向。他们眼界较开阔，崇尚自我奋斗、自我实现，但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有较强的功利意识和行知背离倾向，对现实容易抱怀疑态度。这就要认真注重政治导向和思想性，引导学生关注时展和社会变迁。这样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政治敏感性、是非鉴别力、增强思辨能力，使其走上社会后能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能力。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两个重要手段，既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要帮助他们消解成长中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培养其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使他们成为全而发展的完整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同时更要贴近学生的心灵。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惑和难题，比如人际交往、择业、消费以及恋爱观等。这需要政治辅导员和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起学生心理疏导者的责任要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状况，优化学生的心理素质，使之具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态。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科研化

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常常停留在"传授理论"、"说服教育"层面，而对于所阐述的理论缺乏深入研究，结果是教学缺乏吸引力、说明力，没有深度。这就要增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科研含量，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提供强大的学科支持，把科学研究与思想理论教学实践相结合，以科研促教学，使教学内容更有深度，使理论更有启迪。

首先，教师要用科学研究中的成果去支撑教学。教师要努力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科学研究，自己深刻理解、把握的理论才有深度，才能启迪学生思维，说服学生、打动学生，真正实现使科学理论进学生头脑的目的。其次，要把科研成果与教学结合起来。如果能将所承担的研究课题融入到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的理论内涵，还能提高学生探究问题及搞科研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科研化教学能实现学科与学科、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与跨越，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最后，设计一些课题项目指导学生去做。教师指导学生做课题，不仅配合了学工部门的大学生科研活动，更重要的是师生建立了可贵的信任与友谊，学生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可亲可敬，能学到东西，能提高自己的科研素质。教师只有自觉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才能胜任科研化教学。

3、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要多样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们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提升教学的信息化程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充分吸收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技术，做到：

第一，深入研究教学规律，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艺术。这就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明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力求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要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环节，运用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和案例式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引导、组织和帮助他们进行自主性、协作性、研究性和创新性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变课堂灌输为专题讲授、原著辅导、自学研讨、论文报告、答辩竞赛、实践考察等形式；要切实围绕教学内容，切实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积极寻找贴近学生实际的、能为学生接受的方式。

第二，重视多媒体教学，推动教学手段现代化。传统教学手段费时费力、节奏慢、效率低，知识容量少，积极思维少，往往是教师讲得辛辛苦苦、口干舌燥，学生却云里雾里，心不在焉。思想政治理论课阐述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原理比较抽象，既难以直接观察，又无法实验，要取得好效果，仅有教师生动的语言还不够，还需要采用现代教学手段，通过声、光、色、像有机结合起来，将抽象理论具体化、形象化。凭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运用，使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增强课堂的现场感、新鲜感、真实感和趣味性。

4、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加强实践

思想政治理论课把实践教学纳入教学计划，确定具体的实践活动项日和方式，积极利用社会教育资源，有计划地建立与理论教育相结合的实践基地。

一种形式为课外实践。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时构成，划出一定学时作为课外学时，用以指导学生参加课外实践，如课外读书活动、文明工程、爱心工程等，再辅之以讲座、辅导、咨询、演讲赛、辩论赛、知识竞赛和专题报告等形式。依托这些有效的载体，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受到教育。它能调动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使他律与自律有机的结合，塑造理想人格。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

另一种形式为社会实践。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专题采访、参观考察。低年级学生可参加社会调查与考察，如深入城镇、乡村、企事业单位开展社会考察和社会调查活动。高年级学生可以利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参加一些创业活动，或到企业实习、搞技术服务、参加"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社会实践课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延续，这培养、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5、建立科学化的考核体系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学习成绩评价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是长期困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一大难题。因此，构建学生综合考评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环节。

传统考核评价方式偏重知识掌握，考的是学生的"背功"、"应试技巧"，过分注重知识掌握，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则无从评价，这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不能使学生充分地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的意义。这种考核方式需要改革，比如可以采用"综合考评法"，即平时(占20%)、期末(占60%)、社会实践(占20%)三结合。"平时分"是考勤、提问、讨论、作业的综合；"期末分"是理论知识的理解运用和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查；"社会实践分"主要是社会实践的综合表现与实践报告。综合考评法有利于教师开展各种教学改革活动，有利于课堂教学的优化与实践活动的开展，也能较真实地测试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着眼于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能力发展，做好日常操行、好人好事、奖惩记载和实践活动的评价，期末时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做到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准确，强调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健全的人格，形成自尊、自信、自律、乐观向上、团结协作的生活态度与工作作风。另外，在教学过程评价中，还需要积极探索课堂讨论法、作业评价法、参观体会评价法、社会调查评价法等评价方式，在课程终结评价中，可以采用论文法、知识竞赛法、专题征文获奖加分法，平时成绩与期考成绩相结合，以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兴趣，使教师和学生形成互动实现教与学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尹艳秋、叶绪红:主体间性教育是个人主体性教育的超越[J].教育研究，2003-2。

[2]袁银传:中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邱柏生:生态视野中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N].中国教育报，2004-5。

[4]胡军良: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换[J].教育评论，2007-4。

[5]孙体楠:新时期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研究[J].教育探索，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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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诚信缺失，治理策略

一

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界定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等。本文中的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导出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促使我国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依靠权力来维系的，由国家通过指令与服从建立经济秩序，统一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克服个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混乱，诚信体现着对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忠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统，并被强化。这时，不存在竞争，也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搞假冒伪劣、损人利已，破坏信用的空间很少，甚至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律体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冲击和瓦解着人们原有的诚信道德观念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而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诚信道德观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这种旧破新末立的特殊社会转型时期，构成了中小企业诚信危机产生的契机。因而中小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制假售假严重、债务债权纠纷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失信现象，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需对其进行治理。

二

结合我国实际和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实现诚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约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谓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所谓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过社会的舆论和良心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两者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对诚信发挥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实施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强中小企业员工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业要实现诚信经营，必须在企业内部实施诚信教育，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机制来保障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认真制定诚信经营准则，使中小企业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诚信经营准则有哪些内容，什么是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什么是不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从而使中小企业员工有章可循，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小企业诚信经营准则。二是要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对遵守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对于违反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要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遵守诚信经营准则。正如一石说：“一个社会的道德完善与否，仅靠每个人的内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从恶的人的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并让他为这个污点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论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业员工必须在内部实施诚信经营教育，丰富他们的诚信经营知识，提高他们的诚信经营水平，使他们树立起敬业爱岗、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教育

由于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制约其参与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那么，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显得更是令人瞩目。所以，中小企业应作为诚信道德建设的重点，应首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论文，然后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让他们形成互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为达到这种要求，首先，加大社会信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治”。培养信用意识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对信用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讲诚信的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向社会宣传诚信是一切道德依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耻”的舆论环境，从而以诚信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太仓市在开展诚信建设过程中注重抓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一是在城区商贸最集中的人民路开展创建“诚信经营规范服务示范街”活动，确立了10家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及20家参创单位，通过这30家单位的引导，带动全市商贸流通行业的诚信建设。二是在太仓民营经济最壮大的璜泾镇召开创建诚信企业动员会，选择了四家影响较大的企业作为示范企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带领全市民营企业深入开展诚信创建活动。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务单位，开展“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和示范岗的评选活动，引导更多岗位由“微笑服务”向“诚信服务”提升。四是抓好乡镇示范点，把璜泾镇、新联村作为全市农村创建的示范点。[2]其次，要努力为诚信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法制教育与宣传，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中小企业立足于社会、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契约、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目前，我国对违反道德特别是违反诚信道德规范的行为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给予应有的惩罚，这事实上就是纵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应当改变这种传统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决不讲诚信行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严格依法办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建设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的基础和依据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体系，便是营造和保护讲信用的社会环境的第一要务。信用缺失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的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所以治理中小企业诚信缺失问题，必须立法先行，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我国目前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涉及《担保法》、《个人信用实名制》、《个人消费信贷实施细则》等。就体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层次而言，大多属于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中小企业的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的力度明显不够。如《合同法》中对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指出“应承担违法责任”因此，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要通过细化法律来进行调整，提出明确规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立法保护经济主体的交易自由权和财产权，这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另外还要建立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其内容应涵盖信用等级评定、资信评估、咨询机构和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而且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从司法和执法上落实法律责任，通过加强对失信经营者的打击力度，强化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建立有效责任追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使法律制裁对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行为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保证中小企业信用建立的前提条件。如温州的乐清县柳市镇中小企业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十多年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柳市黑潮”曾搅得全国不得安定，国务院曾史无前例地为了一个小镇下发了国办【1990】29号文件，开展了毁灭性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全部关闭，1544家庭生产户全部歇业。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国所选用的低压电器，有50%来自这个滨海小镇，仅财政收入一项，就由1990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亿元。同时，柳市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器之都，同时也是打假打出的电器之都论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不明晰，没有明确的最终责任主体。对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来说，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既缺乏产权所有者从外部进行有效约束，又缺乏一种基于自我财产利益的自我约束，在这种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淡化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使中小企业经营者只追求权利而逃避责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最终导致其经营行为短期化，而不顾及诚信。私有中小企业不讲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最终导致私有中小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能从长计议，从而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一旦经营主体不注重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信用的基础就会被摧毁，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那么必须严加治理。为此，一方面，政府必须明晰中小企业产权，明确其责任，使中小企业经营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长期和稳定的保护其发展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长远经营预期，做到诚信经营。

其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广义的信用体系包括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内的信用系统。狭义的信用体系指以独立的中介机构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收集和分析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为客户提供当事人信用状况等证明资料的社会化的信用系统。中小企业的诚信建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支持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要使中小企业走上诚信发展之路，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明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中小企业行为，做到让守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制度。当前，要重点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档案、社会信息系统、社会保障体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机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调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事实上目前社会和政府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今年5月份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骤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信用风险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系统。”广东提出建立的企业“黑名单”档案制度，江西的“经济户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业信用查询系统”都在为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快。虽然目前我国现行维护信用有关的法律条款在多种法律中涉用到，但内容都比较零散，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的信用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力度明显不够，使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使得中小企业的“守信”走向“失信 ”。银行在合法债务工作时，往往陷入“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状况之中。“执法难”已经成为治理“失信”行为的顽症，从而加剧信用危机的程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一石.关注信用：让我们共珍重[J]. 精神文明导刊，2001，9.

[2]赵冠华，闵云良，陆振超.强化诚信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江苏省太仓市扎实推进诚信建设的做法与启示[J]. 精神文明导刊，2003，9.

篇9

关键词：特色保留村 城乡统筹 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b）-0146-02

城乡统筹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还是一种规划类型，其已经成为规划行业的一个突出主题。各地区的城乡统筹规划实践层出不穷，其对城乡统筹规划的研究给予了直接经验支持。城乡统筹规划过程中，农村常常被忽略，城乡关系较易失衡。对此建设者应采取城乡统筹视角，平衡好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系。

1 特色保留村建设理论

1.1 田园城市理论

田园城市理论是英国城市规划师霍华德于19世纪末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建设具有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将城市与乡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田园城市中，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着城市，人居环境舒适。该理论对特色保留村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2 新型农村社区理论

新型的农村社区主要是指将一个或多个行政村作为基础，然后对其实施统一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功能齐全的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在不远离家乡土地的基础上，还能享受到城市化的管理及服务[1]。该理论将农村实际与城镇化结合起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使城市与农村错落分布，让农村人与城市人体验到不同的生活。新型农村社区理论促使农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变，但又能保留农村特色的独特性，农村既有田园风光，也有丰富的公共资源及便利生活。

2 特色保留村建设路径

2.1 以工业促进农村建设

我国耕地面积相对有限，而人口众多，以往通过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量来增收的方法已经较为落后。农村农民要想实现就地城镇化目标，应改变农村经济结构中农副工的比重，对乡镇工业进行重点扶持。发展乡镇工业时应采取以下3种途径：（1）加工原料，精深加工该地区的农副特产，提升农副产品附加值；（2）加工民俗产品，对于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或有民间工艺品特色的地区来说，应结合自己风俗文化，开展民俗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保护当地非文化遗产，同时也能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3）加工制造零件，这适用于那些离大中城市较近的农村，农村可以给当地大企业加工零部件，推进工业下乡，促使工业反哺农业。各地进行建设时，应依据因地制宜原则，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

2.2 开发村庄旅游资源

多数农村具有迷人的田园风光、山川河流及淳朴的乡风民俗，这些都是农村较为宝贵的旅游资源。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有了更多r间及经济支持去旅游观光，愿意去各地感受人文地理景观与风俗文化[2]。因此各地农村应积极挖掘自身资源潜力，如山川、河流及生物等，开展休息疗养、体育休闲娱乐等项目的规划建设；利用当地独特的气候与天象奇观如温泉、山庄等，建设避暑、避寒等旅游景点；借助人文旅游资源如历史遗迹、古建筑等吸引游客前来；地方特色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有效方法。

2.3 完善村庄交通运输设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交通运输建设也逐渐成熟，各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积极开展交通运输建设，努力构建半小时城区交通圈或一小时城乡经济圈。农村进行建设时，应依据自身地理位置及区位优势，努力构建交通、物流服务型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客货物流所需的物流站，为当地经济发展及农产品推销提供便利的平台[3]。

3 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发展措施

3.1 分析特色保留村的价值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乡村保留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乡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乡村建设用地面积则持续增加，乡村呈现出空心化趋势。村民对乡村的认知具有多元性，其不仅是居住的地方，也是一种家族象征与返乡保障。我国在新农村建设时，提出了土地政策，并提出了迁村的建议，将新农村与集中居住结合起来，大面积地实施村庄集中布点规划。乡村拆迁与新农村建设间存在争议与矛盾，农村若想维护村民利益，就需要政府支付较高的拆迁成本，并采取高地价维持安置成本；如果建设过程中较大程度地破坏乡村传统文化，则较易引发社会冲突与矛盾。特色村保留与城乡统筹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保留乡村、提升活力及保持特色的宏观政策导向，全面推广秀美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市县政府应给予乡村财政支持与帮扶，鼓励乡村建设资金多元化。

3.2 制定分区统筹的引导策略

农村规划建设者应认识到城乡就业空间特征、城乡居住特征等，对城市实施分区。对于城市通勤区，应制定加速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目标，鼓励引导乡村人口进城就业、体验公共服务，提升城区公共服务能力。此外，也应鼓励城市人口下乡体验农村休闲生活，对城市休闲农业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乡村建设的品质。通过提高区域中心镇对周边乡镇的服务带动能力，在中心镇地区，培育低耗、低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周边乡镇人口向中心镇集聚，以山区及景区的乡镇为主，积极整合旅游资源，联系带动多个旅游景点的建设与发展。

3.3 打造精品乡村示范带

农村应抓住乡村休闲经济的机遇，通常而言，发达地区具有较好的乡村休闲经济优势，城市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时，人们对乡村生活方式及乡村体验需求才更加迫切。因此那些中部城市缺乏乡村休闲经济的条件，而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则具备发展该经济的条件，具备了将旅游与乡村发展结合的条件，该地区可以打造乡村休闲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的崛起。特色保留村可制定秀美乡村的品牌化策略，有机地结合零散旅游资源，将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构建若干个精品乡村示范带。该示范带用生态化道路进行串联，尺度保持在30～60 km，从中心城区向乡村地区进行放射。将若干特色乡村体验簇群串联在示范带上，结合现代农业及旅游景区形成若干个旅游主题。针对不同的休闲带，应使用差异化的簇群组织模式，对于田园休闲带模式，应重点建设半径在1～2 km的主题性特色簇群，将打造观光性及体验性的农业景观作为核心，将主要村落用绿道串联起来，采用休闲步道将主要村落与景区串联起来，宣传休闲进山理念。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统筹建设已经越来越重要，城乡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此相关规划人员应积极探索城乡统筹规划方法与技术，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策略。文章重点分析特色保留村与城乡统筹建设，首先规划者应了解一些农村建设理论，如田园城市理论与新型农村社区理论等，然后结合农村特点及所具有的自然资源等，提出相应的特色保留村建设路径及特色保留村及城乡统筹建设措施。特色保留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建设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发展目标，积极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完善农村交通运输设施，保留农村特色民俗及文化产品，促进新型农村及城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武朝.城乡统筹视野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3，30（4）：11-14.

篇10

【关键词】宗族/村治/乡政/权力分配与运行/治理精英

【正文】

乡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取得治理权，并以何种方式行使治理权。因此，研究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角色，就不能不重点分析它与治理精英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享有对族民的全面管理权，并与乡村治理精英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那么，在80年代以来的乡村治理中，历史上宗族与村治精英之间的传统关系是否已再现？笔者在90年代初的调查中曾发现，乡镇在选任村支书、村主任时已出现“看家族和个人势力大小，看能不能镇住地盘”的倾向[1]。也就是说，宗族背景已成为能否出任村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反映了这种现象的存在[2]。不过，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当前，宗族与乡村治理精英传统的互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恢复，或是否有所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种新形式？这对乡村治理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拟依据对50个观察研究村的资料[3]，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鉴于笔者已另文研究1999年村民直选中宗族因素的作用问题[4]，本文研究所设定的时间下限为1999年直选发生前宗族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状况。应当说明的是，此前选任村干部的体制主要是“任命制”与“指选制”，权力掌握于乡政[5]，因此，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又涉及到乡政在任命村干部时对宗族因素的考虑。

一、农民与乡干部如何看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看乡村干部与村民的看法。在1998年我们对536个乡干部进行非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时，曾了解到他们对宗族与村治权力分配关系的看法。在1999年选举观察中，我们再就同样的问题非随机测试了172个村干部的看法，并随机了解到1200个村民的看法。对这三个群体的调查由于取样方式不一，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对宗族影响力的各自判断。其结果如表1所示：对“让大家族的人当村干部、特别是当村主要干部”这一问题(Q1)，持认同意见的乡干部和村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村民（分别多出34.2%、22.1%）。在对“宗族势力是否会干预和操纵村政”(Q2)的判断上，乡干部的评估最为严重，村干部次之，村民群众则看得很轻。

表1乡干部、村干部与村民群众对宗族与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关系的看法单位：%

附图略

这也就是说，如果按乡村干部特别是乡干部的看法，宗族势力对村治权力的分配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为此乡政府在安排村干部时也不得不迁就之；而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就更有可能出现宗族势力干扰与操纵村政的局面。但按村民群众的看法，宗族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哪一类看法更切近实际呢？以下各节细叙之。

二、村干部的宗族背景

如前所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宗族是村干部出任的重要背景之一，其主要论据即看村干部的姓氏归属。如“中国村民自治研究”课题组在吉林黎树、河北迁西、河南许昌、山西临猗、福建新罗与湖南临澧6县60个村对村干部所作的姓氏背景调查表明，村干部中以大姓居多，尤其是村支书中大姓所占的比例最高，在“民选”的村主任中大姓的比例达60%（详见表2）[6]。但是，这种研究有一个易于遭到批评的缺点，即往往将行政村的姓氏对比与宗族状况直接挂钩。事实上，农村的姓氏构成比较复杂，同姓不同族的情况比比皆是，因而人口众多的大姓未必就是该村的大族。正如朱秋霞曾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一些研究者往往停留在比较村干部的姓氏构成和村民的姓氏构成上，“牵强附会地解释家族对村庄行政权力分配的作用，或者没有作用，而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资料”[7]。

表2村干部姓氏在本村的分布情况单位：%

附图略

资料来源：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中国村民自治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9.

出于对姓氏与宗族构成可能分离情况的考虑，我们在调查中便进一步地了解村干部实际的宗族与房股归属情况。从1999年对40个选举观察村两位主要干部的了解看，在“人民公社”时期末期，宗族因素在干部任用中的作用开始显现，80年代后期，宗族的影响力已显著增大。到90年代末的村民直选前，主要村干部须具备大族大房背景的现象已很普遍，在被抽样调查的39个村中，大多数村支书、村主任来自大族、大房（详情见表3）。

表31999年选举前村主任、村支书所在的宗族与房份情况N=39（村数）；单位：%

附图略

说明：选择项“其他”，系指村支书或村主任空缺，或由乡政府下派的干部兼任等情形。

资料来源：肖唐镖.村委会选举中的宗族因素[A].张明亮.村民自治论丛(1)[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我们另行调查的10个村治个案村中[8]。在这些村中，除了藻苑与汪庙村外，其他8个村皆出现了两位村主要干部或其中的一位须来自大族或大房的现象。

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背景影响村干部出任的机制往往有以下四种：

一是实力原则。村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成了大族大房或大村庄之间平衡的产物，形成“权力分配格局的惯性”。如村支书与村主任中的大多数来自大族大房或大村庄，村干部中的其他职位则在另外的房族或村庄中平衡地分配。在50个观察研究村中，多数村便形成了这种相对稳定的权力分配格局，笔者曾称之为“村权力分配的自动平衡机制”[9]。如在岱村，自1949年以来，戴氏宗族的五大房除承庆堂外，其他各房都有人任过村干部，近年来形成了由三个房共享村政大权的局面。金村在近20余年的历届村级班子中，村干部中虽有来自小房者，但来自大族大房者所占比例特别是所占主要干部的比例明显更高，时间越往近移就越是如此。而在华村，在“集体化”时期，由于政策导向的影响，大村落大宗族田段、朱家仅有一般干部，长期“主政”的负责人都来自小庄小族村；至70年代末，随着“集体化”时代干部的卸任，第二代主持村政的负责人则主要来自两个大族，此后情况一直如此。总之，在乡村安排村干部时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即以族际和村庄之间的实力对比为主，同时兼顾均衡原则。

朱秋霞、梅志罡的研究曾隐约地表明了上述现象[10]，梅甚至提出：汪堤村村官的席位分配是在族姓之间的均衡。不过，他们在关注族姓关系的同时却忽视了地域之间的关系。如在汪堤村，事实上村干部的平衡现象，与其说是族姓间的平衡，倒不如说是村庄之间的平衡，或者说两者的并存，因为该村“三大头”（支书、主任与会计）在50年间的变动一直是在三个自然村之间的平衡。从笔者对50个村情况的分析看，村权力分配的平衡中既有族际之间的平衡，也有村庄之间的平衡。

与村干部的分配状况一样，村民小组干部的分配也体现出明显的“实力原则”。在由多姓、多村落组成的村民小组，情况更是如此。如在北岗村各村民小组中，虽然新的宗族组织并没有普遍重建，但潜在的宗族因素却对各村庄的事务管理仍有着影响。在村民小组干部的产生上，过去一般采用召开全村庄会议公推候选人投票选举的方法。近两三年来，由于报酬太低而工作又很难展开，村小组干部没有人愿意当，因此也间或由村委会直接委任。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一般来说，在单姓村民小组或以一姓为主的杂姓村民小组，大房当干部的机会更多，说话更有作用，工作效率也更高；杂姓村民小组（指两姓或三姓势力相当）则一般各姓平均分配村民小组权力，各姓分到之部分也大致由该姓大房担任。第一种情况如章塘，它共有傅、晏、李三姓，其中傅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村庄干部向来即由傅姓担任，晏、李两小姓基本上没有当干部的机会。傅姓又有四房（两大两小），平时小房在村民小组中总要承让大房三分（如灌溉水田时），小组干部也多由大房人担任，即使是小房人当了干部，大房也会多方掣肘刁难。第二种情况如后塘，该村庄有刘、周二姓，人口大致相等，因此村民小组干部一般由两姓共同担任，轮流担任正、副村民小组长。

二是“裙带现象”。这些年来，有的村出现这种情况：在发展党员或推荐、培养村干部时，在位者往往推荐或培养本族、本房乃至自家的人，出现父子传承、房支传承、兄弟传承等三种权力继替方式，笔者称之为“裙带现象”。在我们调查的50个选举观察村中，村权力在族内的这三种“传承关系”均已出现。在华村、岱村，出现权力父（母）子传承与房支传承的现象。而在仲村，邱氏宗族自争得村政主要权力后，这一权力便未在全族内自由地流转，而一直是在开始获得该权力的“前头房”中传承：该房虽然不是族内的大房，但由于始任的村支书出自该房，在他们的相继培养与荐举下，后来的几任村支书也均来自该房。

三是亲缘因素的影响。朱秋霞的研究曾表明，村内婚姻的增加使得村内不同家族形成复杂的婚姻关系，形成“网络家族”与“家族网络”，由此改变了不同家族之间在村庄权力分配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由于与大姓有网络家族关系，小姓也有可能担任重要职务，虽然权力会受到限制[11]。笔者对江西大鹿村的调查也曾发现：在该村虽然宗族的影响力已明显衰退，但“小亲族”对村治与村权力分配的影响却是明显的[12]。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本项目研究的部分村中。如在选举观察的永昌村与桃源村，现任村支书皆来自村内的小族，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上任都与其积极地“溶入”大族有关，如本人成为大族的女婿，而且还让弟妹及儿女与大族人士联姻。而在藻苑村，长期以来乡里对该村干部的安排有一种压制宗族势力的考虑，在1998年以前，村支书由小族肖氏的肖兴华担任，村主任也由小族的陈松山担任，但在1999年初乡里将他们两人的职务作了对调。乡里实行对调的表面理由，是认为肖兴华任村支书6年来，成绩不大，没有起带头作用。其实，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支书只有一个男孩，尚在中学读书，在村里显得势力单薄，不敢大胆地开展工作，工作打不开局面，有时问题也处理得不大好。乡干部在私下承认，肖兴华的胆量小即与其家少男孩有关，因此处理问题有时不够强硬，顾虑太多。而新任村支书陈松山生有三个男孩，且均已长大成人，所以能够大胆工作。这种案例表明：家族势力特别是“小亲族”势力的大小，对村干部的工作“魄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由此影响到乡里对村干部的选任。

四是宗族头人与村干部有着一定的“耦合性”。这种“耦合性”，是宗族在传统中国农村发挥治理者角色的重要机制[13]。如今这种情况已十分罕见，但在我们调查的50个村中，个别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在狮前村，有的宗族头人同时又是村干部。不过，在宗族活动及其他社区集体活动中，村干部们也扮演着组织者、策划者等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宗族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

宗族对村干部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村干部的产生背景外，还往往表现为对村干部治村行为的影响。从我们调查的个案村情况看，对于全村性的公共事务尤其是政务，包括宗族在内的各类非正式组织一般不会插手干预。换言之，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全面负责村内公共事务，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宗族不会介入其中。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宗族对村干部的治村行为仍有着影响力，这集中地表现在对村干部工作方式与态度的影响上。

在各调查村几乎都出现这种情况：各位村干部的职权范围与大小本由相应的制度来规定，但实际上情况却是，宗族背景也成为影响村干部工作方式及其权限的重要因素。

如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宗族背景强弱的因素影响到村干部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尽管不一定在主要干部的位置上，但有着更大的发言权；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即使是在主要职位上，也总会自觉地规避或忍让。

在村务的管理与执行上情况也是如此，来自大族大房的干部工作时往往雷厉风行，胆子大，气更粗，态度硬，敢于也不怕得罪人；而来自小族或小房的干部在工作时则谨小慎微，不敢轻易得罪人，工作缩手缩脚。如在华村，到强族肖氏所在的田段村庄开展工作时，来自其他村庄的干部往往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大胆地甚至毫无顾忌地推行工作，更不敢对田段人发脾气；而田段村民也往往会看人说话，对外村村干部的一些言行，有时会予以顶撞，乃至恶语相向。在多数地方，村民们有这样的议论：如果不让大村庄的人来当村干部，就很难管好全村。在古竹村，出自大族唐姓的村干部的工作方法更为强硬，而非唐氏的人任村干部特别是主要村干部时，工作就很难开展，乡里下达的任务也难以完成。曾任村支书的小姓人士刘苏安的辞职就是一例，他的话更加形象地表明了这点。他说：“在古竹村，虾米和小鱼（指小宗族的人）不要想当大队主要干部，就是让你当，当了一年后你也会自动下台。我当村支书时，古竹唐氏的村干部不仅不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当我因工作与唐姓人发生争执时，唐姓村干部是绝对站在唐姓人一边。最后我只好辞职不干了。”

在藻苑村，还曾出现大族村民直接冲击村支书的事件。在该村，公共事务都由村级组织来管理，宗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未产生明显影响，但有时宗族也会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而与村干部直接抗衡。1997年7月初，大族东冈村的变压器出现故障，整个村落漆黑一片。有几个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年青人正在打牌，停电使他们非常气恼。于是他们找到村支书（出自小姓小村落），要求他派人去修，但未得到应允。在一气之下，他们将全村的三个变压器全部卸走。第二天村干部向乡政府反映此事，乡里派出管政法的副乡长、片长及其他几人到村里处理，将卸变压器的几个人统统罚款。当晚十一二点，那几个人便召集族人商量，号召每户派一人去找支书要回罚款，结果五六十人（包括一部分妇女）浩浩荡荡开进山下村落找支书要求退钱。村支书当时挺害怕，便在表面上敷衍他们，说第二天会解决，因此双方未发生冲突。第二天他又向乡政府反映，乡里便派出一批干警进村，分别找到主要闹事者进行批评警告，从此以后再没人去要求退钱了。这个案例表明，当村民对村干部的管理出现不满时，就有可能寻求宗族力量来自保，这种情况在大族中更易于发生。在该案例中，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及时干预与保护，很难相信村支书不会屈从于大族的要求，退回罚款。

上述宗族影响村干部行为的机制主要是宗族之间的力量对比。除了这种方式和机制外，还有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宗族精英的直接影响。

在各调查村我们发现，各重建宗族的头人，既有依辈分、年龄而产生的族长房长，还有由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等人组成的长老们。如岱村，戴氏宗族1992年重修族谱时，“谱局”的成员大多是曾在外地工作的退休者、现小组干部或曾为村干部者，如总负责人贞招即曾在1981-1988年任大队长、村主任，负责对外联络的乾海也于1962-1984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古竹村唐氏宗族亦如此，1992年9月该宗族进行了续谱并成立了“修大祠主事会”，该会的成员有古竹自然村村长、村小组长和退休干部。村主要干部于1998年底以村小学改建为名，把唐氏的两座宗祠卖掉，引起族民的强烈不满，老干部们更是纷纷向乡里反映村干部的问题，强烈要求撤换村支书。为了缓解民愤，乡里对古竹村进行了党支部改选，由全村党员投票产生新一届支部，村支书果然落选。与此同时，唐氏宗族也已组成修谱主事会，着手筹备八修族谱事宜，并作出决定，要把卖宗祠的村干部的名字和行为写入族谱，“记录在案”。从此可见，老干部们虽然已从正式的精英体制内转出，但他们作为宗族精英对现任村干部的治理行为仍有着极大的制约力。

面对宗族的现实影响，村干部们又是怎样的反应呢？上述分析中所列举的村干部在工作中的不同行为方式，即是其应对策略之一。显然，这是一种消极性的应对策略。实际上，村干部们并不是仅仅会被动地位对，相反会积极地利用宗族为自己服务，将它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和资源之一。如在什村、仲村和岱村，当本村与其他村发生资源权属纠纷或冲突时，村干部们往往将本村的宗族势力作为主要的依靠，如搬出宗族族谱，利用谱中“地舆图”所画祖坟作证据，或找在外地任职的“族人”作为“打官司”的资本和帮助，这些都表明了村级组织对宗族资源的借助。而在岱村，近年来由于乡村工作的难度加大，村干部们便常常通过族人来做一些村民、特别是“钉子户”的工作。岱村在1997年建校集资过程中，有些人家不愿交集资款，无可奈何之际，村干部便琢磨其家族背景，如有在外工作的同房堂兄弟，或有担任小组干部的叔侄，就请他们去做“自家人”的工作。没几日，这些人主动地将集资款送交到村委会办公室。应该说，借用家族因素，使之为村务管理服务，让村干部避免了许多困难和尴尬。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是宗族在行政村社区公共活动中的作用问题，考察了宗族对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在1999年直选前，50个村村干部的选任虽然是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的，但实际上，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房族之间和村庄之间的实力对比、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格局。而且，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在治村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分量也受到影响，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职位的制度安排；他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受到影响。宗族的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宗族之间的实力对比或宗族精英的直接作用来达到。当然，宗族对村治权力分配及其运行的影响是非正式的，是村民非组织的自发行动。也就是说，宗族尽管并未为了争夺村治权力而采取有组织的集体性行为，但它作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和潜在的力量支配着村民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村治权力的分配及其运行。因此，对行政村权力的分配与运行来说，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资源。

从这里，我们看到，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宗族并没有消极地退出舞台，而是在主动地调整自身，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这反映了传统宗族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与50-70年代对宗族的压制与打击方式不一样，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方的乡政转而借助并利用宗族因素来治理乡村。就笔者在江西地区的调查来看，这种情况已越来越普遍，其中的缘由除了宗族本身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增长外，还与乡村工作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压力不断增强有关，以致一些乡村起用“恶人”“以恶治恶”[14]。村干部也自觉地借助宗族因素来推动工作。就此而言，乡政（以及来自上级的宏观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强化了宗族势力的成长。宗族与国家权力（及村治权力）的这种“合作”，只能强化对弱势村民的盘剥，恶化乡村治理的环境。依从这样的视角，我们便能理解前引村民对“乡政府任用大宗族的人为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的不满态度。

值得关注的还有，尽管有乡政府对宗族的利用，但在当前日益紧张的乡村治理环境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宗族日益带有独立的“利益集团”色彩，成为保障农民利益的武器与依靠[15]。对于自组织发育迟缓的乡村社会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有助于乡村民主的发育与成长，同时有助于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尚待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来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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