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立法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税立法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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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购管理是整个企业供应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采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甚至企业未来的发展。有效的采购管理成为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提高业主满意度，以低成本高质量来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最终获利水平，文章主要分析了生产型企业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以期对于企业物资采购管理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生产物资采购企业管理

引言

近年来，企业逐渐认识到采购对于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作用。采购的地位逐渐得到重视，开始将供应链管理理论引进到采购管理中。采购管理的研究一般是以工业企业为背景进行的，由于生产型企业管理的复杂性，虽然一些研究者对采购管理作了初步研究，都强调了对采购管理的研究，但总体来说企业的信息化建设的步伐还是比较缓漫。

1.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流程

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业务流程不仅因企业而异，而且即使在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的业务流程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通常情况下，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采购来源，采购方式以及采购对象等业务作业细节上。虽然采购流程存在着以上种种差异，但归结起来，其基本采购流程主要由以下几个程序组成。

(1)在项目、生产、组织、设计完成以后，物资计划员根据工程部制定的滚动生产计划，利用技术部制定的材料清单，将生产计划拆分成材料需求计划，并结合现场的实际需求，同时考虑原材料库存制定出原材料采购计划或书面请购单，转发至采购部门用来作为采购业务依据。

(2)采购员收到原材料采购计划或请购单后，在原有的供应商中选择诚信良好的厂商，通知其报价，或通过招、议等形式询价，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可能的供应商后，将经批准的书面采购订单发送至合适的供应商处。

(3)如果供应商能够满足订单的要求，它将返回一张订单确认通知，这笔业务将按照正常的业务过程进行。如果不能满足订单要求，它将提议更改送货的日期、数量或者价格。采购员将重新确认价格，同时到材料计划员处核对供应商提议是否符合生产计划的需要。如果不符合，采购员还必须再和供应商协商达成妥协。而且即使妥协达成后，由于工程设计变更还可能会改变对采购原材料的需求。一旦这种变更产生，材料计划员必须再和采购员联系，采购员再与供应商沟通，上述过程不断重复进行，直至最后签订供货协议。

(4)签约定货后，应依据合约规定，督促厂商按时交货。货到使用单位后，使用单位的质检部门、保管人员到现场对标的物的尺寸、数量和质量依据国家标准进行验收。

(5)厂商交货检验合格后，随即开具发票、首先由采购部门核对发票的内容是否正确，并填写物资采购验收单并与发票(附材料清单)一起到财务部门挂账后付款。付款时，采购部门填写付款申请单，然后转交财务部门。凡厂商所交货品与合约规定不符或验收不合格者，应依据合约退货，并立即办理重购手续，予以结案。

2.生产型企业的物资采购管理模式

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有以下两个特点：

(1)采购物资的多样性：一方面，企业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相比，体形格外庞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企业材料、制品、构件和配件，且其复杂的生产过程也需要大量的生产机械设备。而且由于制品、构配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符合企业设计的要求，同一种材料也会有不同的规格。因此生产企业采购的物资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占据物资的十类五万多个品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设计者的水平技术高低不同，欣赏水平和爱好存在差异，以及生产企业的经济、技术、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使得企业产品在规模、形式、构造、装饰、生产、组织等方面千变万化，并经常需要运用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

(2)物资供应的多变性：企业产品的生产地点是统一的、固定的，使用单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了企业产品生产的不固定性。生产企业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生产出用户满意的产品，生产中使用的材料不仅要随着产品的变动而变动，需求的规格也是多变的，由于市场逐利原因不是畅销材料常常采购不到，直接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就需要做好材料的代用工作，从而增加了物资供应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使材料的采购供应规范化、标准化，而需要灵活多变的物资供应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否则可能会造成生产的混乱。

3.供应链的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管理的特点

3.1基于供应链的生产型企业物资采购管理的两个层次

(1)技术层次上的采购管理：供应链管理应该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即满足客户的价值要素，因而企业的采购管理必须保证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及时、准确满足客户需求。所以，在供应链管理条件下，企业采购管理的任务要以企业外部市场需求变化为依据，通过有效的经济管理活动，为企业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从技术层面的角度出发，企业采购管理首先需要考虑应采用什么技术手段与方法来保障企业的产品制造活动的物资供应。而有关技术层面的采购管理应着重考虑降低采购成本、降低库存、提高采购质量、缩短采购周期四个方面。

(2)战略层面上的采购管理：供应链管理下的企业采购是建立在供需双方良好合作基础上的，企业采购管理的范围必须扩展到企业的外部环境，管理重点从传统的内部事务管理转向企业外部资源管理。这里所谓的企业外部资源管理是指企业间协作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维护。建立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涉及到企业双方的资源、经营战略、发展目标等战略因素。因此，企业的供应链采购管理在从事外部资源管理时，应该从企业战略的高度考虑如何选择确定供应商和与其建立什么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此解决采购技术层次上的问题，满足采购企业的供应需求，摒弃那种为了生产供应需求寻找贸易伙伴的做法。

3.2采购管理模式的关键点分析

传统物资的采购模式下，采购活动主要围绕价格而展开。价格因素是采购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采购活动考虑的唯一要素。因此，企业为了取得价格上的优势，一般多采取多货源采购策略，通过增加供应商的数量来降低采购的价格。在供应链管理模式下，采购需要考虑的因素发生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产品的采购价格只是总成本的一部分，产品的质量对总成本也有相当的影响。

高质量的原材料或零部件将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导致较低的总生产成本或较高的产成品价格和质量。在当前买方市场下，产品的高价格或者低质量都将极大地影响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面对激烈的竞争，企业需要快速响应顾客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采购方制定采购策略时，肯定会考虑到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这两个因素。正因为如此，在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上实行采购管理时，选择和评价供应商时，要充分考虑到交货及时性和交货提前期这两个因素。如果这两者不能得到足够的保障，那么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将无法体现。

3.3系统模型设计

在系统模型设计中，首先要进行需求和市场分析，根据供需对比情况选择供应商和采购方式；接着对拟发展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供应商协商并与之签订试合作协议，进行合作试运行；然后根据试运行结果选定最终的合作伙伴，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进入正式合作阶段。双方开始正式合作后，采购就是在既定的合作协议框架下进行，无需每次都签订采购订货合同。采购部门根据采购计划向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供应商确认后订单开始执行。在采购实施过程中，采购部门要不断的沟通、协调供应商与生产部门的供需计划，保证供需一致、平衡。最后是采购评价与供应商评价，采购部门要及时的组织相关部门对采购合作情况进行评价，并把评价结果反馈给供应商，以便供应商进一步改进，同时根据评价结果，对供应商进行相应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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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查处大部分税收大案要案呈现出由其他违规引发税务违规或知情人举报的现，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企业应树立纳税遵从意识，在纳税遵从观下，重视企业日常税务管理工，有效防范企业涉滩吃风险象作

一、纳税遵从观的含义及特点

纳税遵从，来源于TaxCompliance的翻译，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是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或自身利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服从税法的程度。关于纳税遵从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始于美国，我国在《2002年一2006年中国税收征饭管理战略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纳税遵从”的概念，提出了“如何建立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一重要命题，研究如何才能在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的同时，纳税人也能“诚信纳税”，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要义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社会主义税收新秩序。

实现较高的纳税遵从必须基于三个条件:一是纳税人对国家税法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应承担的纳税义务做到心中有数;二是纳税人对税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有正确的认识，纳税人的价值追求与税法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三是能够意识到采取违法、非法等手段偷逃税款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纳税风险。纳税遵从观下企业税收管理目标是防范企业税务风险，具体由发票管理、涉税会计处理、报表纳税评估、纳税申报等环节组成。

二、树立纳税遵从观，防范企业涉税风险

(一)建立稳定获得税收政策信息的渠道，动态掌握税收政策及变化。纳税人只有在熟练掌握税收政策的前提下，才能强化纳税意识，实现纳税遵从。税收政策是基础，及时获得和掌握税收政策，可以防止政策信息不对称，可以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数量多，时间跨度长，税收政策之间在内容上有覆盖性，这种“补丁上打补丁’，的浩繁的税收政策需要企业专门安排专业税务管理人员认真学习和梳理。了解税收政策的途径较多，可以上网查找，如上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查找，可以拨打税务服务电话12366查询，也可以通过订阅财税政策公报类期刊获取财税政策.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不定期派员参加税务培训学习，听取立法者、专家和学者的辅导讲座，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等。企业专业税务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渠道，动态了解并掌握同一税种政策的变化趋势和关于同一涉税事项税收政策的变化内容，正确理解具体税收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以便依法处理涉税事项，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二)建立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涉税管理制度。企业要根据经营活动特点，结合业务流程，建立和健全以发票、合同、资金和库存为链条的管理制度，系统地处理好相关业务，若只管一单一环节，割裂其他环节，则税务风险较大。如加强发票管理方面，必须取得合法和有效凭证，具体为国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发票管理办法授权的企业自制票据(如银行利息单、机票、下资表)、财政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如土地出让金)以及境外合法机构有效凭证(如外汇付款凭证、对方收汇凭证、相关协议、中介机构鉴询三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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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营利法人；营利活动；法律规制

一、非营利法人概述

本文认为非营利法人的非营利性应该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从法人存在的目的看，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是非营利法人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实现某种公益目的。第二，不能进行利润的分配。非营利法人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并获得利润，但是这些利润不得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第三，不能将非营利法人的资产转变为私有财产。既然是非营利法人，那么他的财产就应当永远是公共财产。即使是在非营利法人解散的时候也 不能分配财产。

二、我国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一）对我国的非营利法人可否从事营利活动规定并不明确

我国现行法律对各类非营利法人是否可以从事营利活动规定并不统一。然而，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很多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现象。由于没有法律规定，这些非营利法人在从事营利活动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不向社会公开，包括资金情况，运作情况会导致监督机关的监督失利。近年来，国家开始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开始放宽，但是对一些行为法律规定还是很不明确。例如，以前规定，民办教育机构不得从事营利行为，后来做了修改，[1]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从事营利行为，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本文认为，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行为进行限制并不利于非营利法人的发展，只有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给他一些激励措施，才利于他的发展。[2]

（二）对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的方式规定的不够具体

我国现在只有少量法律条文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条文大都流于形式，规定不够具体。以《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例，法律规定基金会要以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各自资产的保值，增值，但却没有对营利活动的具体方式作出规定。到底哪种方式才算是安全，合法，有效，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导致某些非营利法人过度的从事营利行为，影响正常的公益活动。所以，为了保证非营利法人的正常发展，很有必要作出具体规定。

（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还是没有体现出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特殊优惠，这样不利于保护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为了更好地保护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必须在税收上与其他活动做区别对待。而我国现在的税收立法，不仅没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有关的活动和与公益无关的活动作出区分，而且还把非营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收入及利息作为了征税对象。

三、完善我国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

本文认为，为了有效的引导和规制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必须明确规定非营利法人可以从事营利活动。如果禁止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是不现实的。我国应当对此作出附条件的许可主义模式。对大多数非营利法人作出许可其从事营利活动的规定，对某些极其特殊的非营利法人，允许其从事营利活动会影响其非营利人的性质，对此可以作出禁止的规定。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既有利于其自身发展，也可以减少国家对其的财政支出。其次，国家还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领域作出规定，因为向一些金融领域，如果向其投入资金具有很大的风险，为了实现非营利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国家应该对此行为作出禁止规定。一定要限制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领域和范围。再次。国家还应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规模作出一定限制，因为规模太大也不利于非营利法人财产的保值增值。最后，一定要对非营利法人从事公益活动和营利活动的行为作出明确区分，不能相互混淆。[3]

（二）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收入进行税收优惠

对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取得的收入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区别对待。本文认为应该采用收入来源法确定营利活动的相关性，以其收入的来源作为区别的依据。划分为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收入和与公益活动无关的营利收入，进而对这两种收入做区别对待。这也是大多数国家划分的依据。

虽然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但是一定要对其从事营利活动的范围加以限制，对其可以从事的领域进行严格的规制，否则容易造成非营利法人性质的背离。允许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的目的是减少国家财政的支出，避免非营利法人收入的闲置和浪费，让其资金流动起来，适当的从事经营活动，可以使其收入有稳定的增加，这对于国家还是非营利法人本身都是有利无害。对于一个非营利法人必须从事营利活动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非营利法人所从事的营利活动应当在组织的公益宗旨范围之内；第二，非营利法人如果不从事营利活动就不能实现其章程规定的设立宗旨。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该非营利法人才是必须从事营利活动的。[4]

我国现在的税法上没有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活动和与公益无关的活动作出区分，对其都一概而论，这不利于非营利法人的发展。本文认为应当对非营利法人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收入进行减税或免税，而对其从事与公益活动无关的活动按正常的税收进行管理，这样区别对待，对非营利法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税务机关对其减税或免税，有利于促进非营利法人更多的从事与公益活动有关的营利活动，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贾西津.对民办教育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3（03）：47

[2] 周旭亮.非营利组织“第三次分配”的财税激励制度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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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偷税;避税;税务筹划;税法

作者简介:杨默如(1980―),女,中国人民大学、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21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7-0056-03

一、正确划清3个术语界限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不论是纳税人还是税务机关,不论是税法制定者还是税务中介机构,将注意力聚焦于国际偷税、避税和税务筹划的趋势愈发明显。这不仅是因为全球经济动荡滋长了以税负减省作为融资新渠道的想法,而且源自日益国际化运营的公司和个人能够更加方便地转移纳税义务。诚然,从公共财政学视角,1元钱的财政收入损失是偷税引致还是避税引致并无差别,因此这3个术语似乎可以相互替代。然而,从法律角度而言,3个术语绝对不能等同。其中,“偷税”因其违法性而易于甄别,然而,术语“避税”(不可接受的)与“税务筹划”(可接受的)由于同样具有合法性,就显得界限模糊。在绝大多数国家承认纳税人享有“安排自身事务以使纳税义务最小化”权利的前提下,政府会在其中区分出“不可接受”的避税,以使愈演愈烈的避税趋势能够有所抑制。在学术上已较受公认的概念划分回归到实践的立法、执法与司法中往往难以落实。其实,清晰地划分3个概念,不仅可以稳定政府的财政收入预期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预期,也便于纳税人降低税务风险。

二、3个术语定义与应用的国际借鉴

(一)3个术语的基本定义

偷税。偷税一般是指“对税法条款的直接侵犯”;另一个广为采用的偷税概念是:“纳税人规避税款支付,但未能免除法定纳税义务,因而触犯税收法律,甚至违犯刑事法律。”偷税的属性是天然违法性和可受法律制裁性。违法性产生的原因,一类是未能适当申报一项本属合法交易的可确定税额(如不申报或故意地不适当申报);另一类是未报税的交易本身是不合法的(如洗钱等)。在偷税范畴内,有的国家也区别相对轻微的漏税行为(如未能递交完整的收入申报表)与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如虚假申报或虚假发票)。在英语和其他语种中,后者也被称为“税务欺诈(Tax Fraud)”。

避税与税务筹划。OECD关于国际避税与偷税的报告是比较权威的法律文本。其中提到:“避税……是政府所关心的,因为这种行为有悖财政公平,严重影响预算,而且扭曲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该报告指出:“纳税人通过完全可接受的税务筹划(如在税收减免与激励中选择与正常商业交易相容的最优路径),甚或克制而不消费一种被课税的产品(如戒烟),以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这是可能的,显然政府不会打击这种行为。”报告给出了避税的4个要素:(1)几乎总是呈现不自然的成分,即一项方案中的各种安排都不把商业或经济目的作为其初始目标;(2)秘密性可能是现代避税的一个特点;(3)经常利用法律漏洞或专有法条以达到立法者本不希望的目的;(4)交易中的主要收益来源于所获的税收利益。

(二)术语应用的现状

第一,令人担忧的术语混用。即便是欧洲法庭(ECJ)应用这些概念也会有模糊不清之时,虽然可能是由于疏忽,但也令人担忧。比如:ECJ在Hugbes de Lasteyrie du Saillant案例中记载:“……在成员国领土之外,一个自然人税收住所的转移,本身并不意味着避税。偷税或税务欺诈确不能由自然人的税收住所已转移到另一成员国的事实而大致推断。偷税或税务欺诈也不能使得一项财政措施合理化,如果这种财政措施侵犯了基于(欧盟)条约所承诺的基本自由的实践……”可见,ECJ互换使用了术语“避税”、“偷税”和“税务欺诈”,似乎三者之间无甚差别,这是明显不当的。另外,欧盟的立法者也在相互替换地使用不同术语,如《公司合并指南》并未区分偷税和避税,而是同等对待二者。

第二,概念明确区分的必要。欧盟内不同成员国在避税的法律要件由何者构成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一个成员国认为是无害的税务筹划,在另一成员国可能被视为有害的避税。对此,通常由ECJ判定某一项跨境交易究竟属于避税还是税务筹划。在ECJ判决之前,整个交易的结果在法律上是不安全的。甚至在ECJ判决之后,法律上的不安全性仍然存在,因为ECJ对案件的判决并不都是终审而恒定的。

可见,明确的定义将使纳税人得以预期法律后果进而规划自身事务,得以准确估算相关交易成本。而且,这种“确定性”也惠及政府。如果对财政收入的预计较为确切,那么国家财政预算也将是稳定的。

三、在中国定义和应用3个术语的法律建议

(一)在立法中界定基本概念并列明具体规范

第一,国际税法趋势推动。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税法条文相互影响,特别是程序法方面,国际法(主要是公约、条约和协定)对于一国国内法的同化程度日深。3大术语统一口径的定义在国际上有着OECD等组织的文件依据,适用于其成员国。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应由中央政府启动立法程序加以明确定义。况且,国际避税也更多地涉及我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企业,对于国外税务同行的立法惯例,我国政府与纳税人都需要充分尊重。总之,随着国际税法对3大术语定义的趋同,我国也要加强对3大术语的国际化研究,并在国内税收立法中适用与国际税法界基调一致的规范词汇。

第二,我国税法微调需求。《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阐释:“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一般认为,上述条款以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构成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反避税规则。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对于纳税人避税行为的处理,如果没有法律条文的细化规范,在今后的司法程序中,执法机关将很难对纳税人“不具有商业目的”的主观动机举证。何况,上述反避税规范体系只是企业所得税法体系下的法规和规章,尚无法覆盖重要税种,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

(二)提高处理“避税”案件的执法主体级次

第一,法律规范尚不到位。《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要加强联系,可根据需要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可见,在我国处理“避税”案件的执法主体资格没有较高规格的明确要求。在欧洲,只有经过法院终审裁决,纳税人行为才可被认定为“避税”,这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连税务局或政府公务员都无权认定,而只能交付法官判定。

第二,执法主体应予明确。对我国境内偷税行为,2002年修订的征管法对其执法主体“稽查局”的职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同样,只有明确了反避税的责任主体,这一工作才能够更好地落实。国外税法界有句老话:“反避税不是技术而是艺术。”事实上,从事反避税的税务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还要有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统计学、信息技术、外语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作为支撑。在避税日益变成一种跨区域、跨国境的复杂行为时,既然执法主体对纳税人行为是否构成偷税、避税或税务筹划如此“大权在握”,那么这一权力主体就应当规格较高、责任分明。为此,应以国家税务总局的专业部门为主负责,下设省一级直属机构,专司避税案件的受理和查处,这有利于磨励专业技能和执法程序的独立。

(三)在税收司法中适当采用判例作为依据

第一,借鉴国外司法裁决涉税案件的基本理念。由于避税行为常源于税法的漏洞或不明之处,因此反避税最基本的措施之一是完善税法、堵塞漏洞,少给纳税人留有法律盲区。但是,成文法的国家,人们按“法无明文禁止即可行”的“法谚”行事,税法条文再严密,法律修订再及时,也无法应对交易方式(如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和电子商务)推陈出新对于税法更新速度的挑战。在欧洲,为了堵住避税的口子,税法如是规定:当法庭判决交易A是“避税”后,如果另一个纳税人还重复一模一样的交易A,则后者就是“偷税”。法律认为后者是有意利用前者案例信息进行不当申报,属于“偷税”行为。这种规定省却了立法者的许多麻烦。此外,如果法庭判决交易B是“税务筹划”,那么交易B的节税手法就可供其他纳税人照搬照抄而无违法之虞。此种情形就需要立法者采取积极行动以堵塞这一税法漏洞(否则利用这一漏洞的行为因法庭判决而被强调为“合法”),除非国家容忍漏洞的继续存在。

第二,在我国适当运用税收“判例法”的设想和建议。“判例”能否应用于“成文法”国家呢?回顾英美法系的发展历程,判例现在的立法功能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进化。18世纪以前,判例并不具有拘束力。那时法庭辩论对先前判决的引用和讨论也只是佐证法院习惯做法的凭据,起着非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以后,判例才逐步具有拘束力。判例法中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判决本身,而是判决中所折射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判例的积累,判例法的作用由“提供证明”发展到“创造规则”,即“法官造法”审判境界。随着英美法系国家范围的扩大,造法功能的判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立法借鉴。我国对判例的应用比较慎重,我国的立法模式尚属大陆法系的制定法模式,判例不具有立法意义。当学者对是否在中国确认判例法的立法地位争论不休时,审判实践中法官已开始自觉参照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很多法院已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参考》作为工具书使用。天津高院首创的判例指导推动了我国“判例指导模式”的发展。而行政法领域也有学者呼吁采用“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将具有共性的案例总结汇编,使其成为走向有中国特色“判例制度”的一个过渡性质的制度。可见,判例法与成文法的并用是立法发展的趋势,由“判例指导”到“判例作为法律渊源”是中国法律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路径之一。

为了对税法调整的经济现象即“偷税”(违法的)、“避税”(合法但不可接受的)以及“税务筹划”(合法且可接受的)行为之间划定清晰和统一的界线,我国的最高税务当局可以将已有的案例汇编到一系列类似《税收法律案例公告》的全国性税法数据库中,并定期公之于众。通过建立税法案例库及其检索系统,可以逐渐使千变万化的现实案例成为指引征纳行为的补充法律依据,效力级次相当于税收行政规章,如“财税”、“国税发”文件。记载于《税收法律案例》的被定性为避税的案例,当事人不受处罚,只补交税款,但其他纳税人不可步其后尘,否则以偷税论处;记载于《案例》的被定性为税务筹划的案例,纳税人完全可以效仿其手法,直到税法条款作出相应修订;记载于《案例》的被定性为偷税的案例,当事人既要补交税款,又要被处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对于其他纳税人也起着警戒和教育的作用。由于税收案例数量繁多,只有少数重要或典型的税务筹划与偷税的案例必须收录进《案例》公告,但所有的避税案例都应当收入其中。如此,《案例》(也可能是冠以其他书名的类似判例法的文档汇编)才可以在成文法捉襟见肘、不足为据时,成为用于定性偷税、避税与税务筹划案件的权威依据。

四、结论

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涉税交易中,偷税、避税与税务筹划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区分。本文借鉴OECD与欧盟对这3个税收法律术语的主流观点和现实应用,提出了在中国定义和应用3个术语的政策建议:(1)在立法中,明确区别三者概念,使纳税人预期稳定――偷税者得以补税、处罚;避税者得以补税,并杜绝后来者效仿;税务筹划不予补税,也允许后来者效仿。(2)在执法中,提高处理避税案件的主体资格,使之更具严肃性与统一性。(3)在司法中,使“案例”成为今后审判涉税案件的指导和依据,逐步成为对现有“成文法”加以补充的“判例法”雏形。

参考文献:

[1] Paulus Merks, Tax Evasion, Tax Avoidance and Tax Plan. Intertax (International Tax Review).Volume 34, Issue5, 2006.

[2]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Four related studies (OECD, Pari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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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量能课税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具有引导我国税法改革的功能。在学理上探讨和界定量能课税原则的内涵和 法律 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量能课税原则的内涵 

 

谈到量能课税原则,我们有必要先讨论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与税法的另一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相对的一种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税收法定主义的一种补充性原则。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旨主要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严格依据法律形式上的规定,而较少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相反,税收公平原则更多的是从实质平等、实质正义的角度考虑问题,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不仅应考虑纳税人量的负担能力,更应考虑质的负担能力,实现税收征纳的人性化,从而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等基本人权。

那么,量能课税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法中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其实,关于税收公平原则更为详细的含义,一直存在两大传统—利益赋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法学的 发展 历程里,学者们围绕这两大传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何者更有利于公平的实现。利益赋税原则认为税收是社会成员为了得到政府的保护所付出的代价,纳税人根据各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即公共服务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相应的纳税。量能课税原则则认为税收的征纳不应以形式上实现依法征税、满足财政需要为目的,而应在实质上实现税收负担在全体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使所有纳税人按照其实质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

比较这两大传统,我们可以发现,利益赋税原则把税收公平的基点定位在纳税人从公共服务中享受利益的多少,而量能课税原则将税收公平的基点定位于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强弱上。实际上,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衡量税收公平的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实质上反映了对税法性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和态度。利益赋税原则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征税主体—国家一方,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它只要求纳税人根据其从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得利益的多少缴纳相应的税赋,而不考虑其实际负担能力。换句话说,只要纳税人从国家的公共服务中享受到了利益,不管有无支付能力,都必须依法纳税。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制定的税法必然是一种征税者之法,即保障征税者权力之法,保障国家税收之法。在人类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在人权保障呼声日益高涨、世界人权事业蓬勃发展的 现代 法治社会里,这样的税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对公民的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构成威胁甚至侵蚀。它赋予了征税主体—国家强大的税收课征权,而忽视了另一方主体—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保障,致使弱小的纳税人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样的税法明显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未来的税法改革中必须摒弃这种“恶法”。而量能课税原则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纳税主体一方,体现的是一种“个人利益”至上的思维模式,它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前提下,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纳税人的个别性上。它要求国家在征税时,必须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 经济 能力强的多纳税,经济能力弱的少纳税,无经济能力的甚至可以不纳税。如果坚持这种原则的指引,那么,制定的税法就必然是一种纳税人之法,即保障纳税人权利之法、保障纳税人的自由权、生存权、财产权等基本人权之法,这种法律必然是一种“良法”,定会得到纳税人的广泛认同和遵守,从而实现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和目的。 

二、量能课税原则的法律地位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税收公平原则的法律价值判断标准,虽然可以较好的解决税收在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但是从税收观念过渡到可以统帅税收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却仍然需要法学做出诸多的努力。近年来,随着税法学界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研究不断升温,关于这一原则的定位也开始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概括地说,大家的分歧集中在量能课税原则究竟是一种财税思想还是一项税法的基本原则的争论上。如日本学者金子宏将量能课税原则并入税收公平主义原则之中,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 台湾 学者葛克昌、陈清秀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另外,日本学者北野弘久认为,量能课税只是立法原则,不是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指导性原则。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此观点并不赞同,在此不一一列举。② 

笔者以为,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国家对公民财产的一种“合法占有”,从形式上看,侵犯的是公民对其私人财产所享有的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这种私人财产权是一种宪法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前两款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 法律 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因此,为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纳税人的宪法权利能够切实得以实现,税法必须对国家的课税权进行规范和限制,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否则,将有可能造成对纳税人基本人权的不适当侵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我国税法未来的变革方向应当走“纳税人之法”的道路。目前学者们对于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已达成共识,但是,单靠税收法定主义不足以支撑、维系整个税法“大厦”,难以对纳税人的基本人权提供天衣无缝的“保护网”。因此,必须在税法中引入另外一项基本原则,使它和税收法定原则一道来共同防御国家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威胁,并指引以后的税法改革。而量能课税原则的重心在于实质合理性,根据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公平分配赋税,这两种原则一刚一柔、一表一里,既能从形式上保证国家课税权的依法行使,又能从实质上确保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因此,将量能课税原则确立为税法的另一基本原则,使之规范税法的各个领域,将会有效地调节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刚性,并最终实现“纳税人之法”的改革目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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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驱动下，抓住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一、要坚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的收支基本平衡。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的条件下，由于我们缺乏管理金融的经验和方法，缺乏管理金融的法律和制度，金融资本实现调控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必须十分重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同时，还要强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因为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没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保证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增强出口后劲，保证必要的海外投资，推进"走出去"战略，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不可能的。所以，在中长期计划中和未来20年间，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是非常重要的。

二、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必须符合世贸组织法律体系框架和管理体制的要求。

政府管理职能，应是制定政策、制定发展战略、经济调节、组织协调、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以经济调节为例，就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价格、利率、汇率和税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在财税政策方面，坚持与完善财政资金支持制度和出口退税制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建立与完善进出口信贷、融资担保、信用保险等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实施鼓励出口的产业政策，来调控进出口贸易的运行，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三、企业制度改革：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是搞活进出口的关键所在。

企业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体制要有灵活的机制，诸如自主经营权；改造发展权、留利权(包括分配使用、职工的工资和福利)、企业组织结构自诀权等。二是企业在享有充分自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的制度管理，包括岗位责任制度、财务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含技术管理)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

四、中介组织功能的改革：组建行业协会，替代政府行使一部分管理职能，是国外普遍行使的有效管理办法。

它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又有利于实现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改革的总取向：弱化行业协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强化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使行业协会真正成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改革的框架思路：(1)行业协会的组建和主要负责人的决定，不应由政府主管部门委派，而应由本行业民主协商选举产生。(2)行业协会的经费主要应由会员单位按其经营收入的一定比率交纳。(3)外贸进出口商会应当深化改革，逐步由依托外贸企业转变为依托工业企业的行业化改造，才能克服工贸分离的弊端，提高外贸管理的有效性和行业管理的自律性。

五、坚持依法行政，加大外贸立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障外贸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经济的不断增长。

篇7

关键词：财经院校；会计实习基地；建设与思考

会计实践是会计学教学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财经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培养高层次会计人才方面起着理论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会计实践基地建设的原则

财经院校选择会计实践基地要考虑：（1）具有思想教育的典型性，作为会计实践基地必须随时给学生以积极的思想政治影响，学生到实践基地活动能从各个方面受耳濡目染的教育影响，这种教育影响是学校和老师无法替代的；（2）具有专业活动的实践性，学校选择会计实践基地应该避免纯管理型的企业单位，要寻找那些有明显专业性和技能技术要求的生产型企业，有利于学生将书本上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实验、实践，以加速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3）具有现代化管理的先进性，作为会计实践基地的企业，必须具有现代化管理模式、生产技术、设施设备、思想观念，这样企业能激发学生的就业兴趣和学习动力，产生紧迫感和使命感；（4）具有高品位的企业文化，现代人的高素质必然是高度的文明。作为会计实践基地单位必须具有外观优美、管理科学、人际和谐、上下平等，业余活动丰富，学习知识、探究技术气氛浓厚，这就构成了一种愉悦向上，高度文明的企业文化；（5）代表性原则。会计实践基地选择要具有代表性。既要考虑机关、事业单位和非盈利组织、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工业企业与其他类型企业，又要考虑企业规模、不同地区企业间的差异；（6）就近性原则。由于财经院校的办学经费有限，会计实践基地建设还必须考虑成本和效益，宜采用就近性建设的原则，注意巩固学校周边地带的实践基地，远近结合，恰当布点；（7）自愿性原则。财经院校与企业建立实践基地时，应该根据双方的特点和趋向，充分协商，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实践基地协议。

二、会计实践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高校产学研合作、建立校外实践基地是企业、高校在各自不同利益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利益的一但是学校与会计实践基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会计实践基地建设中存在以下问题：

1．从基地建设动力上看，高校为了生存发展、提高办学实力，积极寻求特色发展之路，对基地建设积极性相对较高；而从企业来看，面临着经营机制改革的深化和企业利益的强化等更为直接的问题，不愿参与时间较长的人才培养过程，短期行为严重，缺乏科技兴企的意识，对人才渴求多数只限于口头的说教上。

2．从基地合作机制上看，目前尚无确保校企合作的保障机制和运行机制，基地合作的深度和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企业法人与学校相关领导、教师的私人感情。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和机构的保障，造成企业法人一旦更换，会计实践基地就难以维继。

3．从基地实践学生角色上看，学生作为“非职业人”与在企业作为“职业人”的矛盾。学生作为“非职业人”在企业实践活动一定程度会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形成干扰；企业担心学生实践影响生产效率，担心商业秘密、技术资料泄露，担心出差错和事故，在接纳学生参观、实践等方面积极性不高。

4．“系统失灵”现象的存在。在基地建设中，亦有可能出现“系统失灵”，主要表现在：企业与学校间知识流动不足，学校的科研方向与产业界的应用和技术开发研究不是很匹配，高校为企业进行主动全面服务精神和服务能力还不够，还没有成为企业的真正信赖者；企业的在收集、吸收新信息方面力度不够等等。

三、会计实践基地建设的几点建议

1.更新观念，加强建设。财经院校必须重视和深入研究会计学专业教育的实际，主动积极地进行自身的教育改革，以适应会计学专业教育改革的新形势。财经院校要主动更新观念，把会计专业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千方百计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会计专业实践基地经费投入，制订相应的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建好建足会计学专业实践基地。

2.增强联系，加深理解。财经院校应改变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关门办学、高高在上的陈规陋习，借鉴国外教育改革的经验，大力加强与财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从会计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教法及科研合作等方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与科技兴企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财经院校会计师资优势积极为各级财税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与指导。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财税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和广泛的合作关系，联手共建广泛的、长期稳定的实践基地，实现“双赢”目标。

3.争取政策，寻求支持。财经院校的会计专业实践基地建设是一项涉及广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充当好推动者、协调者、验收者等角色，通过立法、建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大力支持产学研合作教育这一重要的育人方式早出成果、出好成果，对于产学研合作教育进行较好的校企给予宣传、鼓励和政策上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对于产学研合作教育搞得不好的校企进行批评，以及进行某些制约，对于基地建设出现问题进行咨询和指导，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经济。

4.强化管理，发挥作用。本着依法施教原则，围绕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诸多方面、诸多因素，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施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以教务处、校教学督导组为代表的校级管理功能突出宏观指导，质量监控，以评价为手段保证实践教学质量；院级管理功能突出“分级管理，过程控制”，针对不同学科类各种实践教学活动特点，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对实践教学活动各环节的过程实施监控，系级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小组管理功能突出指导、检查、管理、执行的“要素管理”功能，是作为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基本单位，直接面向学生，规范具体的实践教学活动。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质量考核评价体系。学校可以根据目前实施的学分制管理办法，对生产劳动、专业劳动、教学实践、社会实践、生产实践、毕业论文或设计等实践环节，都有明确的教学要求和考核办法，并把要求和规定编入实践大纲中，分发到学生手中，使学生在实践前就了解相关评价标准。从而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实践教学变为主动学习，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总之，财经院校、政府、实践基地应该加强协作，共同来管理会计实践基地，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好用足会计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1]舒光伟．德国高等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征和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05,（11）．

[2]李芹、谭辉平．政府在高职产学合作教育中的角色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6，（3）．

[3]孙伟民．大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J]．中国高教研究，2005，（11）．

篇8

论文提要：纳税筹划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通过纳税筹划可以减轻纳税负担，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运营资金总量。国家和政府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发挥国家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达到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目的。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纳税筹划的主体和目标，明确纳税筹划的深层空间，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引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纳税和征税分别成为企业和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层面，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政府间税收协调博弈也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从企业来讲，还是从国家和政府来说，纳税筹划都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成为国家和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二、从微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经营、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的合理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纳税支出，以谋求最大限度的纳税利益，实现企业税后利润及现金流量的最大化。

企业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如何来实施纳税筹划，还是要取决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其目的是减轻税负以实现企业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直接减轻税务负担；获资金时间价值；实现涉税零风险；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企业越来越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情况下，从纳税筹划的主体角度来说，完全是站在减轻税负和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来考虑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筹划目标。

（一）直接减轻税务负担，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在不违反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避税、节税，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

（二）利用资金时间价值，增加企业的盈利机会。对于资金充裕的企业来说，可以运用税法规定范围迟延支付的税款进行投资，获取比资金时间价值更高的投资收益，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机会收益概念；对于资金短缺的企业来说，企业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关键上，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善于打“时间差”，合理调度应交未交税款，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而实现纳税筹划目标服务于财务管理最终目标。

（三）实现涉税零风险。实现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税务方面的处罚，即在税务方面没有任何风险。为了规范纳税人的纳税行为，我国税务机关引进了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对于信用等级越高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比如减少对纳税人的纳税检查。纳税人要充分考虑税务机关对本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在既不影响本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又不损害本企业利益的双重目标下进行纳税筹划，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从宏观层面看纳税筹划目标

税收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指导税收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税收分配关系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法律、法规是税收政策的法律形式和集中体现。国家的税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税收法律制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内容。在农村和农业税收方面，长期以来国家实行低税、轻税政策，并且已经取消了农业税；

在关税方面，提高一些限制出口产品的税率；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公平税负、鼓励竞争的税收政策等。国家和政府作为纳税筹划的主体，也就是税收政策的选择过程及各级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也是税收政策的不断完善过程，包括国家政府与企业间、国与国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博弈。

（一）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企业纳税筹划的目的无非是想少交税，而政府与其对立的是增加税收收入，想尽办法在企业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提高税收收入，同时进一步鼓励竞争，力求实现公平税负，优化税收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到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对立的两端很难达到共赢，但是随着税收体制的改进和企业纳税意识的强化，必定能达到更好的博弈结果。

（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国家通常是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税收收入摩擦时，国家政府必然会为了本国的税收利益与另一国周旋，所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开始反倾销，其目的除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外，很大层面上是为了维护其财政税收利益。

（三）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会为了争夺一些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收入产生分歧。很多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税收政策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总部落户当地，增加其收入。例如，今年兴起的总部经济。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总部落户当地来增加税收。如果将总部所在地作为主要纳税地，则数量非常可观，这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而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了相应的利益。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我国实行国税和地税分家以来，税收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头戏，提高其税收收入也就大大提高了其业绩。尽管为争夺资源而在资本市场上从事税收竞争是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但我国地方政府与中央的税收竞争也有政治动因，主要表现在地方财税部门要面对来自中央部门和企业的压力，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会以其他地区企业的税负水平作为比较基准游说财税部门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首脑也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态。例如，由于出口退税政策采用国家地方75∶25的比率退税，在出口退税率较高的年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出口退税额，竟然采取限制出口的政策。

宏观上看，税收筹划的博弈将税收政策推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层面，只有不断完善国家税收政策，才能正确反映和体现政府的公平、效率政策倾向，且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之一。

四、政策性筹划的提出

近年来，出现了税收筹划新领域：政策性筹划。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其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政策性筹划是微观主体和宏观主体的一种融合，是纳税筹划的一个崭新课题。政策性筹划刚刚起步，还有相当大的筹划空间，两大主体也有更多的可以改进和博弈的地方，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间的融合会更进一步，纳税筹划目标会更加明确和和谐。

参考文献：

[1]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蔡昌，李梦娟.宏观视野下的税收筹划[J].税务纵横.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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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会计规定；税收规定；涉税风险

税收的无偿性及强制性决定了税法的执行结果总是偏向于国家税收。企业所得税等法律法规在企业涉及税务处理时，如果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规定与税法不一致，要以税法的规定为准。企业的财务人员对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税法，而两者的处理方式存在冲突，致使很多企业在缴纳税款上出现偏差，增加了企业的企业的税款、罚款、滞纳金等经济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而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时严格按照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规定，提供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信息，供利益攸关者决策使用；但当会计与税收规定不一致时，应以税法规定为准处理涉税事宜。

我所在的企业是一个国有中型工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历史较长、负担较重，企业办社会现象严重，产品销路还可以。财税处理的差异很多，集中体现在价外费用的处理，居民用水、煤气、电的处理，非生产经营单位管理，进项税发票的管理，废旧物资管理，关联企业交易的税收管理，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混合销售与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划分，税务稽查的应对等方面。本人结合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做法，与同行分享，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价外费用的处理

价外费用是指在货物销售之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包装费、包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税法规定：价外费用，无论其会计制度如何核算，均应并入销售额计算交纳增值税。

我公司日常产品销售火车发运较多，客户把产品运送到站所需款项全部转到公司，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该公司支付。火车发货涉及主产品外的其他费用，有本单位提供的麻绳费、蓬布租金、铁路专用线过轨费以及车间人员装车费，由附近农村装车队提供的装车费，由个人提供的送蓬布费，有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有火车站车务段收取位的费。会计核算时把本单位提供的麻绳费、蓬布租金全部随主产品缴纳增值税。对所有代收的款项均计入“其他应付款”科目，并全额支付给了各单位。

按税法规定，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本单位提供的麻绳费、蓬布租金、铁路专用线过轨费以及车间人员装车费要全部随主产品缴纳增值税，而且所有代收的款项均应随同主产品缴纳增值税。

针对上述情况，本人的建议做法是：

（一）将本单位提供的麻绳费、蓬布租金、铁路专用线过轨费由子公司-物流公司负责，我公司只负责主产品的销售与货款收取。这样一来，我公司只缴纳主产品的增值税，物流公司的麻绳款缴纳增值税，蓬布租赁费、铁路过轨费缴纳营业税。

（二）车间人员装车费单独注册个装车队，领取装卸费发票，只需按3%的税率交纳营业税即可。

（三）取消代收款项，和客户签订合同时只包含主产品，其他费用可以代为办理，但必须由客户单独付款、单独取得发票。

二、居民用水、煤气、电的处理

我公司远离市区，不仅要生产经营，还要兼管职工的生活。职工生活区的一切服务都由企业负责，再向职工收取费用。

税法规定：纳税人将外购货物用于非应税部门的应转出进项税额，将自产产品用于非应税部门的应视同销售，交纳增值税。我公司将非生产用用水、煤气、电均记入了管理费用，收取款项时直接冲减了管理费用。税务稽查时往往认为外购的水电气在计入管理费用时就应该作进项税额转出或提取销项税额处理，实际上计入管理费用的水电气不仅是职工用的，而且还有办公用的。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将职工生活区用的水电气一律计入“其他业务支出”科目，待按表收取水电气后再计入“其他业务收入”科目，并提取销项税额，水、煤气按13%的税率提取，电按17%税率提取，因收取的职工款项为含税收入，应换算成不含税收入计算。

三、非生产经营单位管理

我公司有职工食堂、幼儿园、宾馆、物业管理，全部在一个帐套核算，这样就造成了原始发票混乱，如职工食堂、幼儿园采购的东西大都是二联单、白条，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允许扣除；另外象幼儿园、职工食堂免企业所得税的也都并入收入交纳了企业所得税。物业管理所需材料又领用企业仓库材料，进行税额转出较多。

针对上述情况，建议作如下处理：

（一）职工食堂单独设帐套管理，和企业以往来账联系，职工食堂免税，相对来说单独核算。

（二）幼儿园、物业管理的收付款等业务也从企业脱离，让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约定需付给他们的工资或其他补助可从企业福利费支出。

（三）企业的宾馆单独办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帐，和企业的一切往来规范运行，宾馆只缴纳营业税。

四、进项税发票的管理

进项税是构成增值税的重要部分，也是历次税务机关稽查的重点。企业挣钱不容易，但进项税发票的管理不善往往就给企业带来了资金损失。经办会计往往只重视进项税发票的认证，认为认证即可抵扣。而忽略了对进项税发票管理，财务记账的进项税往往和认证抵扣的进项税不相符，发票传递不及时，材料入库较慢，有的进项税发票超过了认证期限。

针对上述情况，建议作如下处理：

（一）要强调对进项税发票的取得，要求采购所有物资都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单位采购，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取得增值税发票。

（二）要加强对进项税发票的审核，坚持发票开具方与货款挂账名称、货款支付名称一致，杜绝不合格、不合理的发票流入。

（三）对税法规定的免税商品，或者购进用于消费的商品，即使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得抵扣。

（四）把好材料的出库关，对已抵扣税款的材料，出库时用于外销、职工福利、个人消费或如幼儿园等非生产经营性部门的一律要视同销售，按市场价格计算销项税。

（五）严格增值税发票的传递程序，从业务员取得发票办理入库，到审计人员进行价格审计，再到各级领导签字审批，最终到财务部记账、送交税务会计抵扣，都要有时限要求，并且有台账记录、经办人员签字。

（六）加强进项税发票的核对，财务账面和已抵扣发票税额不相符时不要急于结账，一定要找清原因后再结账。

五、废旧物资管理

我公司废品收入较多，一个月就有二百余万元，废品品种也较多。企业成立了废旧物资管理部门，专门负责企业的下脚料、废油、煤灰、废旧固定资产的收集与销售，在对外开具普通发票时，销货名称一律写成了“废品”，会计人员按17%的税率计提了销项税额。

根据财税[2009]9号文件，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照简易办法依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于是建议要求企业今后应当分别核算废品收入，对报废的固定资产或转让的旧固定资产，收到款项时应记入“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贷方，并按4%征收率减半计算交纳增值税，销售煤灰、煤渣等废旧物资一律按17%的税率计提销项税额。

六、关联企业交易的税收管理

我公司将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水煤气、蒸汽直接销售给了关联企业，水煤气、蒸汽市场价格不明显，虽然当时双方确定价格并不低，但长时间价格未进行调整，且企业处于行业亏损状态，成本高于销售价格。税务机关往往就此事进行评估、稽查，企业虽认为没有少缴纳增值税，但依照税法就得补税、罚款。

针对上述情况，建议企业与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按税法规定，企业在同时满足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在4000万元人民币以上、依法履行关联申报义务和按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三个条件时，可以与税务机关就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通过预备会谈、正式申请、审核评估、磋商、签订安排和监控执行等程序达成包括单边、双边和多边等形式的预约定价安排。预约定价安排自企业提交正式书面申请年度的次年起3至5个连续年度有效，在此期间，只要企业遵守安排的全部条款及其要求，各地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均按照安排内容执行。既然我公司存在金额较大的关联交易，且该项关联交易已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就应努力与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避免企业关联交易税收风险。

七、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

我公司生产有免税产品，在经营方面，免税产品销售方法和应税产品一样，没有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来为企业服务。税务会计师从和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时筹划，要求以产品送到价格“一票制”结算，即只给客户开具一张产品发票，运杂费等由企业承担并加到产品销售价格内。这样企业发生的运杂费等不用缴纳任何税款，将该费用计入“营业费用”，虽然价格提高了，但相应的“营业费用”也增加了，不影响企业所得税。

八、混合销售与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划分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应税劳务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不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核算的，其非应税劳务应与货物或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

我公司有一个建安分厂，该厂除为本企业提供检修服务外，还对外进行机加工、吊装等业务，并且到外地提供安装、维护设备劳务。会计人员将其全部收入计入了“其他业务收入-建安分厂收入”，虽然建安分厂提供的有非应税劳务，但按规定不能分别核算，就得计征增值税。

为减少税收支出、合理纳税，建议企业对建安分厂实行单独核算，将其变成独立法人的子公司。这样不仅方便了建安分厂对外业务发展，而且建安分厂提供的业务主要是设备维护、吊装等，为营业税纳税人，只需交纳营业税，不用缴纳增值税。

九、税务稽查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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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企业财务视角，浙江，低碳社会，技术层面，政治层面，法律层面

 

建设低碳社会是浙江省应对能源短缺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挑战，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浙江作为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对促进转型升级、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实现科学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使浙江低碳社会建设取得更为积极的成效，笔者试从企业财务的视角对浙江建设低碳社会做深入和全面的探析。

一、企业视角的浙江低碳社会建设的基本做法

浙江省在探索建设低碳社会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企业视角看，目前浙江省低碳社会建设的基本做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能耗中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

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促进企业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减少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途径。浙江省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具有较好的前景，对促进全省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另外，浙江省的生物质能、垃圾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强化其工业企业中的应用。

2、加强企业节能减排的工作力度

“十五”以来，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虽然近年来全省能耗强度有了大幅度降低，但能源总消费也随之快速增长。从产业用能情况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低碳生活论文，但仍然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浙江省把工业、交通和建筑等三大部门作为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目前的基本做法主要有：通过加强工业企业节能技术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交通能耗，提高道路机动交通工具的出行效率和控制汽车的尾气排放，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方便居民出行的重要途径；节约建筑物能耗，通过节流，即提高采暖（制冷）、照明及其他电器使用的效率，减少建筑物本身所散失的能源，通过开源，即在建筑中开发利用太阳能、余热能等自然资源。

3、发展碳交易市场

通过碳交易机制，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可以低成本完成在本国原来需要高成本才能完成的减排温室气体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对全球而言还能同样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所以，浙江省相关机构与企业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活动。

二、企业视角的浙江低碳社会建设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企业视角的浙江低碳社会建设的实践，事实上其措施主要还停留在发展“低碳经济”这一层面，而低碳经济并不等于低碳社会论文服务。而且，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策略也仅仅浮于事物表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政策策略过于宏观、没有真正涉及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就事论事，也很难落实到浙江发展和建设低碳社会的实践中去。从各地发展和建设低碳经济的效果来看，其成效也并不明显，或者说投入与产出不相符。

“低碳经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将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聚焦在气候变化，又将气候变化问题聚焦在温室气体排放，继而将应对全体气候变化问题还原为一个技术问题，即主要是改进能源使用技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所以，仿佛只要改变现有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以成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生活论文，而且可以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享受建立在新工业技术文明基础上的“美好生活”。低碳经济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直接说出了具体“症结所在”，似乎给人们的行动指明了方向，更具有操作性，以至于有人认为低碳经济是目前最可行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但是，就理念的合理性而言，低碳经济主张强调局部的社会变革，主要是经济系统的变革。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其他系统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经济系统内部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可能提高单位经济产品的能效，降低单位经济产品的能耗和排放，但是其总能耗、总排放的趋势仍将是持续增加的。

因此，笔者认为，浙江省在建设与发展低碳经济时应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真正创建浙江“低碳社会”。如果我们把浙江低碳社会的建设仅仅局限在表面的某些宏观技术层面，那么，我们将既很难看清浙江低碳经济建设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发现推动浙江低碳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路径，最终也将无法实现社会的低碳排放，结局很可能是在单位效率更高的经济基础上的高碳排放。浙江发展的不仅是低碳经济，更是要着眼于推动整个社会变革，建设真正的“低碳社会”。当然，下文主要是从企业财务的视角相关的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做进一步深入的探析。

三、从企业财务视角探索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思路与对策

笔者认为，从企业财务视角提出的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思路与对策，在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过程中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义，也必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实现浙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从企业财务视角的技术层面进一步完善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措施

浙江建设低碳社会，可以在原有增加清洁能源比重、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发展碳交易市场等对策基础上，在企业财务微观技术层面低碳生活论文，即在企业财务成本核算中体现浙江低碳社会建设的内容，这是加强节能减排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节能减排实质就是处理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企业是节能减排的主体。传统企业会计核算仅仅把环境成本在发生当期全部“费用化”，这不仅不符合配比原则，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而且这种核算方法也会导致企业无视政府对增加清洁能源比重、加强节能减排等的要求，对自己什么有利就怎么做，缺乏很强的约束性，往往会导致企业管理当局对环境的破坏变本加厉，忽视对环境的保护。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企业财务视角的技术层面，利用哲学中的“两点论”来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尽可能兼顾国家和企业两者的利益，即采用环境成本核算的“双重模式”，建设浙江低碳社会。具体的核算模式如下：（1）为在保护环境等方面起积极作用而发生的环境成本（主要包括环境成本支出和环境管理成本）予以费用化，因为这些成本是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面向未来发展所必需的。费用化的结果是这些环境成本的消耗可以从税前扣除，目的是鼓励企业单位加大对环境资源的投资力度。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发生多少就全额计入当期损益，而是分期转入当期损益，这里的分期要看其对环境资源投资的受益期限的长短。发生时，借记“待转环境成本”，贷记“银行存款”等；在本期和以后各受益期限分月转销时，借记“管理费用”，贷记“待转环境成本”。（2）为在利用或破坏了环境等方面起负面影响而发生的环境成本（主要有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两部分），应予以资本化，即计入当期及以后若干会计期间完工产品的成本中。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从成本上降低其市场竞争力，使管理当局意识到其破坏环境结果的严重性。其资本化的期限可以根据破坏成本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分期摊销。如果发生的是消耗的环境资源成本，则在发生时可以视同原材料的采购处理，借记“原材料”，贷记“银行存款”等，而当耗用这些环境资源进行产品的生产时，借记“生产成本”，贷记“原材料”；如果发生的是环境破坏成本，则在发生时，借记“待摊环境成本”低碳生活论文，贷记“银行存款”等，根据影响程度确定的时间长短分期计入当月完工产品的成本中，借记“生产成本”，贷记“待摊环境成本”。

如此双重核算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鼓励企业加大对环境资源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管理当局保护环境的意思，为浙江建设低碳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2、从企业财务视角的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步伐

上述企业财务视角技术层面的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措施与设想，本身还局限在理论上，要在浙江企业中落实，实现浙江低碳社会的建设，还需要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具体进行有关政策的制定，把这一设想上升到政策高度，以制度、文件的形式加以，要求浙江各企业单位具体实施，具有很强的约束性，才能发挥技术层面的设想预期的效果论文服务。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其二，从企业财务视角看，浙江省可以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对低碳经济的刺激措施，在建设低碳社会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在财税政策上，浙江省可以对有关的低碳经济项目，从政府政治的角度给予税收上减税政策的支持，或在财政上给予担保，体现政府在建设低碳社会中的作用和决心。当前，现实中出现了很多“便利消费”、“面子消费”，这些消费往往都是以多耗能源，多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因此，政府应该从政策层面要求企业形成自身的低碳文化，倡导企业把建设低碳社会作为自身的一种社会责任。另外，浙江建设低碳社会，应大力推动环境金融建设。各级政府必须在政策层面上构建相应的激励性机制，推动环境金融理念的建立及相关金融企业的培训。

第三，从企业财务视角看，浙江省各级政府可以设立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通过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加大对节能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加快节能服务市场体系建设，如发展从事企业能源审计、检测及清洁生产审核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节能减排改造项目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开展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低碳生活论文，提高全省企业的节能技术水平等。

3、从企业财务视角的法律层面进一步健全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对策

从企业财务视角的法律层面进一步健全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对策，浙江省首先可以考虑进行税制调整的“绿色化”，开征碳税。以煤为燃料的火电成本比较低，使得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显得过高，使之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浙江省可以把碳税作为一种地方税及时开征，提高火电价格，使清洁能源与火电处于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开征碳税，提高电价，使发展清洁能源不再是赔钱的买卖，可以极大地提高发展清洁能源的积极性；可以促使企业、个人以及社会各方面都注意节能、节电。

另外，浙江建设低碳社会，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实施新建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规模等从严的节能减排准入门槛，严把新上项目用能关；对年耗能巨大的新建项目，严格执行节能审查和评估制度，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通过企业财务视角技术层面进一步完善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措施，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大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步伐，法律层面进一步健全浙江建设低碳社会的对策，浙江低碳社会的建设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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