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08: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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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地方政府正常运转、促进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等问题比较突出,如少数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把收取的非税收入视为单位自有资金,大量非税收入在财政体外循环;多头征管,收费养人、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难于实施有效的监督等,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调控能力,为此,湖南省2004年9月1日颁布实施了《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规范非税收入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从体制上切断了个人收入与部门权力、资源占有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深化财政改革,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既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条例》颁布实施的成效分析
(一)规范账户管理,实行源头控收
根据《条例》规定,任何部门和单位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的,一律视同“小金库”处理。为了把这一规定落到实处,株州市财政部门一方面是在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统一设立了“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用于归集、记录、结算非税收入款项,并签订了代收协议,其网点均可代收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和缴款人可以就近将非税收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为执收单位和缴款人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是在征收管理系统上线和新版票据发放之前,通过严格审核执收单位的非税收入项目,以湖南省财政厅统一制定的非税收入项目库和单位经过年检的收费许可证为依据,纠正了一些超标收费和乱收费问题。使用征收管理系统和新版票据后,单位执收的非税收入只能直接缴入“株洲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单位过渡户得以撤销,“收支两条线”管理进一步规范。据统计,市本级共撤销严格意义上的过渡户14个,清缴以前年度滞留的收入211万元,接管国土收入过渡户收入4965万元。
(二)坚持收缴分离、依法加强征管
2005年元月1日起,市本级全面推行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征管模式。1.改进征收方式,坚持收缴分离。法定征收单位、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受委托征收单位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款人持缴款书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将款项直接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当场收取之外,禁止非税收入执收或受委托单位当场收取现款。2.严格减免程序,做到应收尽收。非税收入正常的缓征、减征、免征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禁止随意减免、越权减免和收“人情费”的行为。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缓征或减免非税收入的,由执收单位提出意见,经同级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3.明确征收主体,完善委托征收,进一步理顺了防洪保安资金、污水处理费、电费附加、水资源费、国土收入等委托征收收入的管理,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加强了核算。对防洪保安资金、国土收入、基本建设联合收费建立了征收台账。此外,对涉及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也逐步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实行就地缴款、分级划解。
(三)落实收支分离,推进综合预算
从2005年1月1日起,株州市本级根据《条例》规定,对非税收入实行了更规范的预算管理。株州市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于预算年度开始前,认真核定市直单位非税收入年度计划,测算并扣除政府统筹资金后,作为非税收入年度预算。株州市财政局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市级执收执罚部门取得的非税收入及时全额缴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各类非税收入都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归集后,定期划解株州市国库或财政专户,纳入财政管理。此外,在财政部门内部也实现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管征收的部门不管支出,管支出的部门不管收入。
总的来看,通过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理顺了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推进了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增强了非税收入运行的透明度,发挥了非税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支持事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了腐败。
二、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条例》颁布实施后,在现实的政府非税收入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收支脱钩和全口径预算还没有真正到位
《条例》规定,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实行综合预算管理。此外,从规范的部门预算角度来讲,也要求做到财政性资金统一调度、统筹安排、“收支”脱钩,即单位的支出与单位的收入没有必然联系,单位的支出依据其工作职能、工作项目的重要性来确定。但实际上,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在利益面前,仍有不少单位、部门思想上对此难以接受,所以目前为止基本还是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从而导致单位、部门之间分配不公,苦乐不均,财政仅仅成了资金的“中转站”,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难以发挥。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收支真正脱钩,又将影响单位执收的积极性,致使非税收入不能应收尽收,导致收入任务难以完成。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当前,有些行政事业单位钻了政策的空子,将一些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服务性收费管理,仍然凭借行政权力变相收取,使用税务票据规避财政管理,增加了群众负担;还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下设的所谓的社会团体(协会),同样是凭借行政权力收取会费或拉赞助,没有纳入财政管理,有些就变成了单位的“小金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三)非税收入增收与规范管理不协调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一15%,中等收入国家为15一25%,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20-30%。一般说来,非税收入在各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多为20%左右。株州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在30%左右,比例较高。当前,株州市财政收入每年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水涨船高,对非税收入也有较高的增长要求。如果按照《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那么,从短期来看,传统模式的非税收入规模必将受到影响,至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将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不会有较大的增长,对年度财政收入任务的完成将产生负效应。在县区特别是乡镇(街道办事处)一级,推进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进度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财力的限制,不少基层单位经费不足,其本级财力无法保证正常运转,于是一些不规范的收入应运而生。要规范管理,首先要痛下决心,对这些不合理的非税收入进行规范,但同时又给财政增加了压力,所以,不少地方进退两难。
三、对株洲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改进措施与建议(一)强化资金预算管理
非税收入是各级政府的地方财政收入,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财政收支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当前非税收入尚未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的过渡阶段,政府应加大非税收入的统筹力度。要按照部门预算改革的要求,把非税收入形成的财力与其他财政收入形成的财力一同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统筹安排,实行真正统一的财政预算,把收支两条线落到实处,从而逐步改变过去那种“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分配格局,从机制上解决以前那种受部门利益驱动,乱收、乱罚、乱支等现象。总之,非税收入管理涉及面广,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到执收单位的利益,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又要规范其执收行为,做到应收尽收。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税收入管理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二)加强监管,规范服务性收费和社团收费
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行政机关不得有服务性收费。以服务性收费为主的事业单位,要按照彻底脱钩的原则,逐步、真正走向市场。因此,当前对于部门预算单位的服务性收费,要按照《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市直单位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将其税后净收入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目前,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门面出租收入利用非税收入征收平台进行征管,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社团收费,也要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规范。对于机构、人员、经费尚未与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真正脱钩的社团组织,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摸清底子后,这一块的收费要纳入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防止行政事业单位权力滥用以及社团组织变成机关的附庸。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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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现代风险管理
摘 要:本文简要探讨现代风险管理。科学合理的风险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其价值;相反,缺乏风险研究将不仅威胁企业本身,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经济。所以在当今多变的社会环境下,要高度重视风险管理。
关键词: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将重点介绍风险管理是如何影响企业经营与运转,并分别分析不同理论的优长与不足,旨在为企业经营者管理者提供参考。
一、风险的定义
风险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不确定性,其结果是使经济实体产生损失。它可以分为两大类: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公司的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出现失误而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变化,从而产生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或由于汇率的变动而导致未来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金融风险指的是与金融有关的风险,如金融市场风险、金融产品风险、金融机构风险等。
二、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差异
目前,风险管理理论主要派系包括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权衡理论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困境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这是种静态分析方法或库存理论,可以通过分析资产负债表分析风险。例如,负债可能导致的财务危机成本威胁。然而,企业产生负债并不总是坏的一面,有时它可以帮助企业减少所得税支出。啄食顺序理论首次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梅尔提出的,即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首选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其中内部融资主要是指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外部融资又可分为通过银行筹资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包括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所以从本质上说,啄食理论认为存在一个可以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的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并且以对不同性质的资本进行排序的方式,给出了决策者应当遵循的行为模式。权衡理论和啄食理论之间的差异。首先,在权衡理论中,权益和债务之间应该有适当的比例,只有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债务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无论权益或负债太高都不利于企业运作。然而,啄食顺序理论认为企业应该采取最低的融资方法,以使风险最小化。另一个差异是对债务的处理是两种不同方式。权衡理论里债务是用来减少所得税支出,使企业能够保持充足资金。在啄食顺序理论中将对比不同的债务风险,从而考虑哪种债务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虽然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权衡理论和啄食理论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系。首先,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理论研究,这两个理论均是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们同时都观察到不同的融资方法都会影响市场价值。其次,他们都证实,债务融资优于股权融资。虽然权衡理论和啄食顺序理论对融资的不同看法,都是寻求最好的方式来使企业实现最大利润和最小风险。
三、案例分析-索尼公司的风险危机
风险对于国际企业的威胁极为严重,因为他们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可能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影响全球。以索尼公司为例,索尼成立于1946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主要从事生产电子产品,如今是一个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企业。索尼的产品主要是音频、视频、信息、通信、半导体和电子元件等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尤其是PC电脑行业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索尼的竞争对手如IBM、联想、戴尔和华硕均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索尼公司凭借其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优良的设计成为行业的领先者,许多厂家也将索尼元件作为其生产原材料之一。作为国际性的行业龙头企业,索尼同样面临许多风险。根据索尼2006年公布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显示,索尼陷入了巨大的财务困境。通过财务报告可以看出,尽管索尼公司收入增加156亿美元,增幅8%,但是与过去同期比较毛利润却降低将近94%。索尼财务报告解释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问题电池召回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严重破坏了索尼公司的品牌信誉,同时使索尼遭受约4.29亿美元的巨额损失。除此之外,2008年索尼企业再次召回有问题电池,此次召回影响范围是全球PC电脑制造行业。由于索尼电子产品质量的良好口碑,许多著名的PC制造商都使用索尼电池作为其生产的一部分,如富士通,戴尔和联想。问题电池召回事件同样也降低了这些公司的声誉,导致消费者对整个行业失去信心。一些公司正在考虑起诉索尼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这进一步使索尼的品牌形象受损。二是索尼的电子娱乐部门SEC损失惨重。索尼投资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和推广PS3游戏机项目,PS3的研发成本极高。但是由于负面信息和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世界各地的PS游戏机销售量大幅下降。索尼公司的风险管理需改进的方面:首先,索尼需降低其信用风险。由于召回问题电池事件使索尼公司声誉受损,股东动摇对索尼的信心,直接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跌。索尼为解决这个困境可以通过增股派息,以表明企业对未来仍然是乐观的,从而增强消费者和股东的信心。下一步的改进是提高管理市场风险能力。巨额损失是由于索尼电子娱乐部门SEC不关心市场风险的结果。如果风险管理者意识到PS游戏机市场现状和对市场销量预测正确,从而确立以成本最小化为首要目标的站略,那么损失将不会如此巨大。此外,索尼公司在SEC部门投资最多,一旦对市场预测错误,那么它将面临更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如果索尼公司将资本分散在不同的投资领域,那么风险可以被分散转移或是避免。由于风险可能对企业存在消极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界人士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高风险带来高利润,但是追逐高利润同时如果决策失误,其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并保持效益?一般来讲,企业管理者会通过保险弥补损失。但这是处理风险的消极方法,因为它处理的仅是风险的结果。随着风险管理的发展,现代社会通常使用四种手段处理风险,分别是风险保留,自我保险,转移和避免。风险保留是发生频率低、产生结果牵涉面小的常用方法;自我保险通常需要一个风险池或风险准备金;转移是指风险发生频率较低,但潜在的后果严重,这样的风险通常被转移到第三方来规避;避免风险是企业无法承担的风险,这样的风险通常是高频率发生以及后果严重,意味着企业风险的潜在收益不能弥补风险成本。除了以上方法,企业投资多样化也是有益的,所谓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例如: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说法。多元化的投资可以降低风险而回报却不显著减少。仍以索尼企业为例,索尼企业可以优化企业的财务结构来支持企业的运作以抵御风险。在研发PS游戏机产品时,外部环境即市场,全球PS游戏机销售不如往常。索尼可以研究为什么消费者降低了对PS游戏机的购买,是否是因为产品过时还是PS游戏机已经有其他更好的替代品?如果是这样,替代品有何优势,PS游戏机可以在哪些方面改进等等。对市场的深入研究,索尼可以制定战略然后重新安排对PS游戏机的投资,应把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促销而不是开发技术。对于内部环境,索尼企业可以努力保持资本结构足够强大,为更高更集中的投资SEC部门提供支持力量。
四、结语
总之,本文针对的是风险理论的机会和威胁,并以索尼公司为案例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建议。风险管理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经营与运转,不完善的风险研究会导致企业遭受财务危机。管理者只有重视风险,才能使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康尼.《经营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的理论关系》.企业财务与会计杂志.1982(2).
[2]克劳伊.风险管理要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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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计划经济管理论文3200字(一):新形势下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目标初探论文
摘要:伴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在深入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对于目标管理也非常看重,因为目标制定对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论文通过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和办公室的特点,在促进办公室经济管理的形式下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形势;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节约用水办公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加强改革力度非常重要。对于办公室来说经济管理是重要方面,必须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经济形势和行业的发展倾向,科学合理的对其目标进行制定,保障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
第一,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的企业办公,主要以盈利和公司发展为主要目的。另一种是是非盈利性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办公室,其主要目的则是为广大群众进行服务,提高国家职能,因此事业办公室包含了教育、管理、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产生的费用均由国家拨款,因此其财政收入主要是国家,具有较强依赖性。因此这样会降低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积极性,并且财政支出会给国家带来压力。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也进行相应改变,竞争成为了市场主要形式,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工作宗旨应该是更好的为民众谋福利,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新型经济管理方式。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的管理目标在公益事业方面需求增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需要加大对办公室的发展力度来满足公益事业方面的需求。因此对于非盈利性质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需要在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1)非盈利性质办公室是否应该以绩效为主。发达国家的这种办公室一般会将收支平衡作为第一位进行考虑,收入绩效才是其次,也有成本最小化,但是在这些选择中,不论哪个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收益最大。因此西方国家选择这种管理目标更能够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2)盈利性质的办公室则是应该以绩效成绩考虑为主,除了考虑收支平衡问题以外还需要考虑吧用人成本和管理成本等问题,尽可能的对成本管理投出费用降低,实现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其资源配置进行合理考虑,这都是盈利性办公室需要考虑的问题所在。
二、是关于绩效问题还是净收入的问题
第一,绩效能够根据办公室的管理目标的特点来实现所想要达到的效果。非盈利性办公室除了重视其本身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还要保证净收入问题。因此,非盈利性办公室以绩效最大化为管理目标更符合现状。而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财政拨款由原来大多依靠政府到现在资金来源渠道多样,财政收入、各界捐款、融资都是属于渠道范围。同时该类型办公室还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对其资金筹集方式好坏考虑,分析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的优缺点和情况,选择合理妥善的融资渠道,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应该在较低风险下来得到融资支持。
第二,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利用,实现资金合理配置是当前的根本经济管理目标。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投资包括很多类型,比如投资股权长短、资产的固定型等问题都属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但是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我国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也在增强,投资项目增多,办公室的工作实力和效率也在增大,利用科研成果进行投资成果显著。但是谈到投资问题不可避免的产生投资成败问题。所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需要本着低风险低成本的投资原则进行,以获得收益。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涉及的是关于资金投放使用问题。不仅是指其所购得的资产还包括股权交易等。而随着该行业发展脚步的增快,在运营中所产生的所设资金会增加。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定经济管理目标不仅能够为其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发展也起到促进作用,为此如何实现投资的管理效率化成为了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能够明确其经济管理目标并且制定相关政策,在保证风险和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办公室能获得巨大效益。
第三,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成本管理是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就以前来讲,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对资金主要采用收支管理,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成本起到控制作用,但是随着时间增长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所谓的经济成本管理也无法实现。同时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工作环境和具体业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不再只是局限于资金管理,而是以绩效经济为主多劳多得,实现绩效增加。同时计划节用水办公室需要对成本管理进行强化工作,因为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绩效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成本核算体系,但是改革不断的深入改变,并且逐步向市场改变,这个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作为我国的医疗教育缴费方,必须增强自己的消费意识,对节约用水办公室等收费的合理水平了解和及时关注,同时学校和医院等都进行了下一步的改革。公众的舆论监督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因此节约用水办公室必须对活动采取的成本和费用确认,了解出现的问题所在和内容,方便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来降低成本,提好资源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成本管理工作中绩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概念较新并且应用广泛。因此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应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特点并且结合成本管理的要求,形成一份完整合理但是考核体系,这个体系之中除了要进行成本的合理预算,还要搜集其中的数据和根本内容,确保核算体系中结果的准确性问题。对于核算体系需要保证严谨的态度,该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减少开支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够进一步发挥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智能要求。促进其积极有效的可持续发展[1]。
第四,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分配目标受其性质影响,由于其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因此进行工作分配时只需要考虑对工作人员的工资分配合理,不需要过多考虑效益成本问题。国外的经济管理对性质为非盈利性组织的定义为:第一是投资者不能抱有投资回报的心态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二是不能够进行经济管理时对利润分配像其他企业一样,并且该性质的组织没有所有者权益类似问题的发生。由于对于经济管理分配方面的利润分配问题这种性质的组织并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因此并不能为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来提高相关的建议和借鉴。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分配主要是对其办公室成员和内部人员的收入进行合理分配,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管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合理方案,及时了解各部门成员的收入情况问题并进行分配,实施合理的分配措施。同时经济管理要想起到合理的效果还必须对其考核内容和次数进行科学制定,方案要求内容合理才能起到相应效果。但是对于考核管理问题如果次数过多不仅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给考核工作带来压力和一系列的相应问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为了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管理的合理目标,就应该建立相应的合作分配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其目标所在,同时还需要对其工作人员的成绩进行综合考核,增强他们的自主积极性实行按劳分配的考核制度,保证分配目标的公正合理性,这样员工不仅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高自己,而且还能对于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高有着巨大作用[2]。
综上所述,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管理问题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计划节约用水经济要想实现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合理规划,在改变自身的前提下结合经济发展形势对其发展目标进行合理规划,来提高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办公室的绩效问题,使得计划节约用水去办公室的发展不仅适应经济发展形式的要求还能够保证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计划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经济管理合作社制定相应的计划目标论文
【摘要】社员没有凝聚力社员大部分是农民,单纯朴实,他们的眼光往往都着重于眼前的利益,缺少长远的计划和宏观的观察力度,并且对于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往往很容易就被眼前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中,缺乏高素质的管理者,合作社就没有统一的观念,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大家都各自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人人各有其利,自然无法团结到一起,一旦有利益冲突,很容易就翻脸了,很难能够冷静长远地思考,和谐解决。
【关键词】合作社;管理
我国的合作社多为基层的生产型合作社,但是这些合作社的专业化程度低,往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生产,像国外的科技园或者农场区,专门生产一种产品,集约化规模生产,形成一种特色,形成一种文化。没有特色的生产就会混乱,各自生产自己的,也和以前的生产没有什么两样,时间和劳动以及运输成本都没法降低,如何取得更好的收益?产业链不完善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对于一个合作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供应到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的产业链如果配备不完善,原料的供应商分散,销售市场不稳定不集中,这样必定会增加运输成本,生产不集中,生产的成本就会各自增加,成本减不下去,利益也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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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何种养老保险模式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在国内外存在广泛的争议。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可能减少个人储蓄,这被称之为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由于个人储蓄的减少会降低国民储蓄率,养老社会保险就会产生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最先提出这一点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他指出:养老社会保险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个人储蓄:一是政府以现收现付的方式向退休职工提供养老金的承诺会产生一种“资产替代效应”,即年轻职工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承诺视为自己的一种隐性财富,是个人养老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从而减少自己在工作期的退休储蓄。二是养老社会保险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而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将要求人们在工作期要有一个较高的储蓄率。这被称为“退休效应”。养老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上述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就要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还可以增加。据他估汁,在1929—1971(不包括1941—1946)年间,美国的现收现付制使储蓄率降低了大约50%,井由此使资本存量与没有社会保险制度时相比减少了38%。o)但是,一些学者并不赞成费尔德斯坦的观点。如诺曼·B·特尔认为,即使人们会把政府提供的养老金看成是他们私人退休储蓄的一种替代品,但他们也会意识到这种养老金的领取是以他们工作报酬的等量削减为代价的。而且,人们的退休收入目标不是固定。因此,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并不一定对私人储蓄产生系统的影响。
对于积累制,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艾隆认为: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障也许可以促进储蓄,提高经济增长,但这个结果却并不一定发生。老百姓也许会通过养活其他形式的储蓄来抵消部分或全部积累的储蓄。政府可以通过大量亦字或者减少政府运行的结余来抵消部分或全部储蓄积累。由于建立社会保障储蓄的成本很高,国有企业也许会减少对自身的投资。”在1999年9月世界银行主办的“老年保障新思路研讨会”上,彼得·奥格萨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了突破性的论文(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十个谬论),对个人账户从十个方面系统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对“个人账户制增加国民储蓄”、“在个人账户制下的回报比较高”的质疑。若从储蓄的角度证明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必须证明积累制能够带来更高的储蓄率;更高的储蓄能够成功地转化为投资;投资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正如郑秉文指出:这三个环节中没有一个环节是必然成立的。
从实证检验的情况看,各种观点似乎都可以得到一些实证材料的支持。例如,据了解,新加坡年轻职工中约有40%的人没有多少银行存款,原因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险,雇主和职工分别按工资总额的20%缴纳费用。实行在这种强制储蓄后,许多年轻职工没有多少收入供自愿储蓄。但是,有材料表明,智利在改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为完全积累的养老制度后,国民储蓄事由1976—1980年的16.7%提高为1994.年的26.6%。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条件。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要分析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结构,还必须分析它所处的外部条件。依据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现实经济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供给相对过剩;另一种是资源约束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社会总需求过剩,而总供给不足。经济条件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同。
1、资源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资源约束型经济中,社会总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增加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较。设经济增长率为G,储蓄串为s,资本产出率为v,则
G=s
v
由上式可知,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一产出比成相反。在资本—产出比一定的条件下,提高储蓄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和降低资本—产出比。
现收现付制的基本特点是:养老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以当年的养老保险税(费)收人满足当年的养老金支出需要,收支相抵后没有过多的结余,不能形成数额很大的储备基金。因而不能通过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的储蓄率。相反,在实行现收现付的条件下,工作人口因为不需为退休后的生活消费担心,可能相应减少为养老而进行的自愿储蓄。尽管理论上还不能肯定现收现付制会降低社会总储蓄率,但不可能通过现收现付制提高社会储蓄率,则是可以断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德斯坦对现收现付制的批评,对供给不足的经济是适用的。
实行储蓄积累制,政府强制性要求参保人为养老储蓄,从而可以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随着参保人数的增长和积累年限的延长,养老保险基金将逐渐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储蓄积累式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以提高社会储蓄率。但是,有以下三个因素将会部分减弱储蓄积累式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一,在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居民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的部分大,用于个人自愿储蓄的部分可能相应减少。其二,要求企业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提供资金,企业用于养老保险的支出增加,可支配用于投资的净利润则会相应减少。其三,在现收现付制向储蓄积累制过渡的时期,如果社会不能以工作人口上缴的养老保险税(费)支付退休人口的养老金,同时又不降低退休人口的养老支出水平,必须从政府其他收入中列支,从而必然减少政府可用于投资的支出。以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总储蓄的净增加额,S代表储蓄积累制对社会储蓄的总增加额,S1代表居民自愿储蓄的减少额,S2代表企业储蓄减少额,S3代表政府储蓄减少额,则:
S=S-S1-S2-S3
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产出的积极作用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可能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前者的假定条件是,储蓄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对工作人口有更好的激励作用;后者的假定条件则是,储蓄积累形成的养老保险基金能否比个人、企业储蓄得到更高效率的使用,且资本市场是有效或是具有较高效率的。储蓄积累制对资本一产出也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储蓄积累制的管理成本通常要高于现收现付制的管理成本。以Y表示储蓄积累制对国民收入的净增加额,y1表示因工作人口劳动积极性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y2表示因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增加的国民收入额,c表示管理成本的增加额,则:
y=y1+y2-c
总的来看,在总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储蓄积累制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可能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还要视强制储蓄对居民个人自愿储蓄挤出效应的大小及资本市场效率的高低等因素而定。
2、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需求约束经济中,总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扩大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构成,其中消费需求为最终需求,它不仅在社会总需求中占有重要的比例,而且还决定投资需求能否持续扩张。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水平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总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相反,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就小。投资需求为利率的函数,与利率的高低成反比。假定消费函数为c=α+β,投资函数为i=e-dr,则均衡收入的公式为:
Y=α+e-dr1-β
在上式中,α、θ为常数,y为国民收入,β为边际消费倾向,d为投资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程度,r为利率。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如果利率不变,或者投资对利率的变动缺乏敏感性,均衡收入水平便主要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选择何种养老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不在于何种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更能提高储蓄率,而在于它是否更能够扩大有效需求,其中关键在于能否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状态和收入增长的预期。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递减的趋势,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率呈下降的趋势。收入分配差别拉大,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相反,收入分配差别缩小,低收入阶层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一般而盲,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稳定,人们会增加现期的消费;相反,对未来时期的收入预期不稳定,人们将减少现期的消费。因此,考察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应看其对收入分配状态及收入预期的影响。
现收现付制不仅可以实现代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还可以在同代人内部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既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状态,又可以起到稳定退休期收入预期的作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现收现付制代际分配效应和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1)代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设工作人口的收入为w,养老保险缴费率为t,工作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为p;退休人口养老年金收入为p,假定养老年金当年全部用于消费,即βp=1;因养老保险收支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p-twβ
在总需求不足、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的扩大,将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设由养老保险制度增加或减少的国民收入为y,则:
y=p-twβ1-β
(2)代内分配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定工作人口分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两类,他们的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w1、w2和β1、β2,因为w1>w2,根据凯思斯的理论,β2>β10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β1和β1,分别提高β‘1和β’2,设因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社会保险而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的收人为wlt,由此而增加或减少的消费需求量为c,则:
c=w1t(β‘2-β’1)
由此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y则为:
y=w1t(β‘2-β’1)
1-β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现收现付式的养老社会保制度,有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对比关系不发生逆转的条件下,其他因素不变,养老保险缴费率越高,再分配效应越大,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储蓄积累制不同于现收现付制。它不具有公平收入分配的功能,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高收入阶层更为有利。如果不考虑对居民自愿储蓄的“挤出效应”,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将会扩大社会储蓄总额,提高储蓄率。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t,消费需求因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而增加或减少的数量为c,则:
c=-t(β1w1+β2w2)
由上式可以看出,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制,使储蓄率提高,不但不能通过增加储蓄来促进经济增长,相反还可能通过减少消费需求而抑制经济增长。因强制储蓄而减少的国民收入取决于强制积累率和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强制储蓄率越高,对国民经济的抑制作用越大。以Ay表示国民收入的增量,则:
y=-t(β1wl+β2w2)
1-β
三、改革养老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经济发展
以1997年为标志,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关系发生了由总供给不足到总需求不足的变化。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固然有投资需求不足和国际需求不足方面的问题,但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和居民对未来时期的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稳定。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注重公平,着力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稳定低收入阶层的收人预期。为此,可进行如下改革:
(一)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
建立社会统筹养老制度,可以采取现收现付制,并由国家直接管理,目的在于以国家为主体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满足社会老年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1、改革统筹养老基金的筹资办法。从长远来看,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主要应是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在现阶段,由于个人所得税有限,遗产税尚未开征,可以采取辽宁省试点的办法,将企业的缴费全部进入统筹基金,用于支付当期的养老金。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和遗产税的开征,逐步降低企业缴费的比例。目前,荷兰、芬兰和挪威等国已将社会保险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这种改革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强化养老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二是可以减少社会养老保险的运行成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28%,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11%,而我国1998年个人所得税率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3.4%;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低收入国家为6%,中高收入国家为5.3%,高收入国家为11.5%,而我国不足1%;西方国家对高收入和高收人家庭实际税率都在30%以上,而我国20%的城镇最高收入和高收入户实际税率不足0.6%,城镇居民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率也远低于名义税率,甚至还低于农民的人均税率3.74%。2002年,我国GDP达到102398亿元,如果将个人所得税占CDP的比率提高为3%,个人所得税可达3071.94亿,而当年养老保险收入总额为2110亿。由此可见,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来筹措统筹养老保险资金的空间是很大的,改革统筹养老的筹资办法是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办法。
2、统筹养老金的支付方式的改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应着眼于满足离退休老人基本生活的需要,因而应根据各地基本生活费用标准确定养老金的支付标准。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按此标准领取养老金;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则应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则不能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应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这种支付方式在国外是有先例的。例如,澳大利亚规定,一个单身者如果两周的收入加起来超过683.2澳元,或者其财产超过17.9万澳元,就没有资格从政府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中领取养老金。在加拿大,从2001年开始,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老人可以从老年保障计划每年领取11420加元;随着老年人收入的增多,从政府领取的养老金逐渐减少;个人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单身老人年收入达到5万加元以上,或夫妻共同收入达到7万以上),则不再有资格领取老年保障计划发放的养老金。这种改革,一方面可以相对缩小城镇社会统筹养老的支出范围,从而相对减轻养老保险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应。困难在于必须配套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而对低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要比对高收入者实行收入和财产调查制度容易得多。
3、逐步扩大社会统筹养老的范围,并提高社会统筹的层次。在实行社会统筹养老筹资办法和支付办法的改革后,将社会统筹养老范围扩大至非国有企业并不难,关键是要将社会统筹养老制度扩大至广大的农村。从必要性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都是我国公民,应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拥有同等的养老权利。同时,增加农民的养老保险支出,可以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至于可能性,如果将农村的养老保险一步提高到城镇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不等于不能实行。可以先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农村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障,然后再按农村基本生活标准实行统筹养老保险,再逐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别。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约为1.26亿,按农村老年人占70%计算,农村老年人约8820万,如果人均养老金支出为600元/年,只需要支付529.2亿元。个人所得税增加500至600亿或减少一个500至600亿的大型项目,启动农村统筹养老不是没有可能,关键还在于我们是否真正重视“三农”问题。由于现行的所得税率是全国统一的,提高社会统筹养老的层次,主要是统一支付标准。这里所说的统一支付标准,不是说全国都按同一水平支付养老金,而按统一标准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及累退支付的比例。由于各地的基本生活费用不同,统筹养老金是可以有所区别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先确定实物标准,然后再根据各地的物价水平确定基本生活费用标准。
(二)改革个人养老基金账户
建立个人养老基金账户,目的在于强制个人进行养老储蓄积累,以防个人在养老方面的“短视”行为,而不是实行收入的再分配。因此,我们主张借鉴智利的办法,在政府的监督下,将个人养老基金账户交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
1、改革个人账户的缴费办法。可以2033年为起点,将职工个人账户分“新人”、“中人”和“老人”三类情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法定保费率起点可定为5%,超额部分由个人自愿缴纳,在一定范围内由政府予以税收优惠。对于已参加工作的中人,由政府按实际工龄的长短及1997年缴费工资的8%补充个人账户的资金;2003年起由个人按新人办法缴纳。对1997年以前已退休的人员仍按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养老金,不设个人账户。
2、稳步推进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工作,尽快补偿转制成本。由于我国财政负债比较重,不具备像智利那样实行转制还有财政盈余的条件,通过大规模发行认可债券的方式补偿转制成本,具有较大的风险,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将国有资产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在传统的体制下,企业的利润全额上交国家财政。由于劳动者的报酬中没有包含养老保险等社会必要劳动,企业上缴的利润不仅包含劳动者剩余劳动,也包含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这部分必要劳动被用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为了补偿转制成本,必须将国有资产中用劳动者必要劳动形成的那部分价值归还给为其做出过贡献的劳动者。2001年,我国试行国有股减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因引起了市场的较大震荡而于2002年6月24日被迫正式宣布在国内证券市场暂停实施。我们认为,原来的方案流产,不等于不能通过国有资产的减持来筹措养老保险基金,而2001年股市价格下挫也不能全部归咎为实施国有股减持方案。郎咸平(2001)就尖锐地指出:大户行为是大盘下跌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不当之处在于低估了中国股市特有的操纵下的惯性作用。
在我们看来,对已上市的公司,可以考虑根据补偿转制成本的需要,将一部分国有股通过协议方式转交给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并分解进入个人账户,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不得出售,只获取红利收益;达到一定年限(如5午)后,养老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可根据支付养老金的实际需要,每年可将不超过10%的股份通过市场交易变现。对于新上市公司,可规定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交由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公司上市三年后,基金管理公司可根据需要进行转让交易。作为一种渐进的减持方式,这既可以实现上市公司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行为更为规范、公开和透明;又可以弥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不足,并且不会造成对股市的不利影响。
篇5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管法规不断改进,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和加深,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发展已具备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和金融环境。
1、私人银行业务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潜力巨大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2001年的12.4万上升到2006年底的32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同时,中国市场现有65%的所有资产是以现金的方式持有,是世界上现金持有率最高的国家。2007年12月5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论坛活动中,人们再次将视线注视到了私人银行这个话题上来,目前中外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争取已有高净值客户、发展和挖掘潜在的客户。
2、外资银行的广泛进入,给中资银行带来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发展私人银行的经验
外资银行在传统银行业务和新兴银行业务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金融全面开放必将打破中国银行业的低效率均衡,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成为中资银行在变革过程中选择的可行性路径,目前我国已有20家多中资银行先后接受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的入股,在改变单一股权结构、提高了自身经营水平的同时,进一步做到了与国际接轨。通过与外资银行的深入合作,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将从传统上过分依赖存贷款利差而生存转为更注重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并更注重私人银行业务的开拓,在一定的程度上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金融服务水平上的差距。
3、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消费者需求多元化
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多种力量的共同推动,金融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加强了非利差收入业务的拓展,许多银行都纷纷组建了金融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开展多元化经营业务。理财业务、现金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衍生金融业务等得到快速发展,资金运用渠道日益多元化,综合化经营进一步显现,这些做法在某些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对私人银行业务全能化、复杂化的要求,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必将成为国内银行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与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
4、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投资范围扩大了私人银行的业务范围
近两年,中国银监会逐步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相关政策,允许商业银行代客投资,并已与银监会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机构监管的股票市场,以及上述境外监管机构所批准、登记或认可的公募基金。截至目前,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的境外投资范围扩展至香港、英国、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07年底,共有23家中外资商业银行取得了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这对于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二、国内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挑战
富裕人群的急剧增长给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带来诱人的发展空间,但我们不容忽视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相比,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配套基础设施亟待完善,大踏步发展仍面临人才、法规、产品及市场观念等障碍。
1、专业人才缺失是国内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重要问题
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是发现客户需求,并做出满足客户要求的解决方案,这就有赖于高素质私人银行客户经理及其背后的专家顾问团队,而目前我国私人银行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难以招募到足够的专业人才。由于专业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要求很高,客户经理必须根据客户的资产、性格、风险偏好等情况,当好客户的“财富管家”,这就要求从事私人银行业务的客户经理必须精通个人财富管理、企业财务管理,熟悉国际金融市场及衍生金融产品,了解资本市场运作的一般规则,了解保险知识,熟悉主要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移民政策,熟悉信托计划的规则和运作,同时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目前国内能达到此要求的专业人才缺乏。
2、分业经营的局限性影响私人银行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的水平
目前,国外金融行业混业经营的模式对私人银行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客户可以通过私人银行服务享受包括基金、股票、证券、保险外汇等多种投资组合,而我国一直是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银行、保险、证券三个市场相互分离,商业银行不得从事投资、证券和保险等业务,客户资金只能在各自独立的体系内流转,银行无法开展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各类别的综合业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采取有限的变通方式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这势必影响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的水平。转3、对私人银行的监管政策还处于空白
在监管方面,由于私人银行是一个全新的业务模式,目前国内所有的银行法规中均没有针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和约束,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政策还处于空白状态。2005年5月25日,中国银监委会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第九条中首次提出了私人银行的概念,但同年9月正式出台的《办法》最终删掉了私人银行服务条款。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提供的产品不同于普通理财产品,大多是具有创新性的产品,而创新和监管之间的矛盾也将凸现出来。私人银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一定的风险,私人银行业务法律识别难度大,金融监管还有待加强。
三、促进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健康发展的建议
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业务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及对从业人员高素质的要求,而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必须结合我国银行的经营环境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私人银行业务的道路。
1、优化客户结构,对客户进行有效细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长期以来,国际私人银行业细分客户的基本思路是基于财富水平标准,即“财富金字塔”,但由于目前财富水平相似的客户可能需求根本不同,近年来国际私人银行机构又开始不断开发应用各种新的客户细分标准,如财富来源标准、财富管理参与程度标准、多重细分标准等。对于我国商业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来讲,应首先找准拓展私人银行业务的目标市场,在重点突出富裕认识阶层的同时,应兼顾中产阶级的需求,不宜将服务门槛定得过高,首先,在可选择的经济金融业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试点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其次,在对目标客户进行细分的时候,应考虑多种维度,如金融资产、风险承受度、年龄和人生阶段、职业与工作特征、金融需求的特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细分的难易程度,采用几个维度进行客户细分,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财富管理业务模式。
2、拓展丰富的私人银行业务品种,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需求
外资银行在国外投资工具多,手段多。在目前我国投资工具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利用现有资源,力争帮助客户找到市场上最好的投资产品,同时确保投资组合的运作效果达到客户想要的理想效果。为满足我国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必须学习和移植西方私人银行业务的财富管理产品,在我国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尽可能丰富的金融产品。
3、防范风险,完善内控制度,加强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管理
私人银行业务在我国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其涉及的投资产品日益复杂化,而国内对拓展私人银行业务的金融监管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交易风险在一定程度内存在,因此加强风险管理对于我国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建议银监会尽早推出包含私人银行业务发展金融监管相关办法,统一制定私人银行业准入标准、业务范围,提出明确的风险管理和对客户了解的详尽规范,制定私人银行从业人员资格条件和从业规范;其次,立法部门应加快私人银行业务相关立法工作,为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提供法律保障;再次,商业银行要建立健全私人银行业务管理制度,包括操作规程、管理办法和内控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保证私人银行业务在规范和低风险下运行。
4、培养和引进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
由于目前私人银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具有高标准、多元、全面化的特点,服务高端客户必须是精通银行、财务、税收、不动产策划、会计、法律等领域的高素质的综合型人才,同时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而非一味地推销银行自身产品的一般银行的理财经理。在国外加拿大皇家银行、百达银行等外资银行中,从事私人银行业务服务的理财师大多拥有国际金融理财师(CFP)、注册金融分析师(CFA)、认证财务顾问师(RFC)等国际通用的理财师认证资格,目前国内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分别举办了认证私人银行家(CPB)培训班,学员大多是全国的理财人员中层层选的理财精英。在今后推动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队伍,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个性化方案。
5、与外资金融机构构建战略联盟
国内银行的薄弱环节是管理、经验、人才等。同时,受国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法律限制,将制约着私人银行业务全面开展。通过战略联盟,商业银行可以与外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形成中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具备全能银行的业务功能。另外,合作后,资源还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成本降低和客户基础分享,更快地培养专业人才、积累经验,从而扩大商业银行本身的地理、产品服务及客户范围。
【参考文献】
[1]王志军:当代国际私人银行业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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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付玲玲:国内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特征与趋势分析[J].上海金融,2007(7).
篇6
关键词: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产品市场竞争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处在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进程中,企业赖以发展的产业环境还存在较多问题,如一些行业的过度竞争、差异化程度不足等;而且,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强大的竞争压力,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融资决策)就必须要依据所处行业的竞争状况进行抉择。而目前,还很少有国内学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负债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在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而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会影响这种关系,具体而言,与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一、文献回顾
(一)投融资关系研究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对企业的投资与融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资本结构之谜”研究的重心逐步从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转向企业“内部因素”后,西方学者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是作为解释“资本结构之谜”的理论之一而出现的。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或者投资不足,众多的西方学者对此展开研究(Jensen et al.,1976;Myers,1977;Smith et al.,1979;Gavish et al.,1983;Berkovitch et al.,1990;Ahn et al.,2006)。实际上,无论是资产替代效应,还是投资不足效应都来自于股东/经理的道德风险,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即负债融资在增加负债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股东经理冲突引起的成本(Jensen,1986;John et al.,1988;Heinkel et al.,1990;Hart et al.,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应该说,国内已有的研究已经开始打破融资和公司投资相互独立的分析框架,但是,专门研究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还不多,学者们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国外理论,检验负债融资引起的股东债权人冲突(童盼等,2005;江伟等,2005;刘星等,2006等)以及负债的相机治理功能(江伟等,2004;童盼等,2005;范从来等,2006;辛清泉等,2006;李乔立,2007;姚明安等,2008)。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就有学者研究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研究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探索,如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Frederic M. Scherer,1969等)、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Spence,1979;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ucas and Prescott,1971;Gilbert and Harris,1984;Lippman and Rumelt,1985等)、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Hartman,1972;Caballero,1991;Vivek and Prakash,1996;Laarni T Bulan,2005等)。研究结论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企业的微观决策(这里主要指投资决策)会受到产品市场状况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我国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特征,研究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如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频繁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现实,研究投资的资本投向问题,如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研究投资行为与公司业绩表现,如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如: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王治(2008)、汪强(2008)、杨华军(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研究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文献已在上文综述)。国内学者从很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当前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的国内学者相当少。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各行业企业投资规模的差异部分源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差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相关关系的时候,绝大部分研究均以上市公司所有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因为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企业投融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我国当前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国内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产业市场、资本市场都与西方国家有着重要差别,这决定了西方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我国相关研究。目前,我国还很少有学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角度来研究负债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处于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企业,其负债融资是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关于负债水平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一种理论认为,负债融资带来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假设股东与经理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股东/经理为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会在投资决策时选择那些能够增加股权价值但会减少整个企业价值(也即减少债权价值)的项目,或放弃那些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会减少股权价值的项目,从而产生资产替代或投资不足,损害债权人及企业整体利益。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负债可以降低股东经理之间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关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与负债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进一步细分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但是绝大部分学者都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从整体上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是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的(如童盼、支晓强,2005;刘星、杨亦民,2006;童盼、陆正飞,2005;范从来、王海龙,2006;辛清泉、林斌,2006;姚明安、孔莹,2008等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从整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投融资理论对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产品市场竞争过程中的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魏后凯,2002;郭海涛,2008等),行业内企业尤其是在行业内有相当份额的企业之间的抗衡力度明显提高;而且,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主要依靠价格战的事实又加大了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盛文军、廖晓燕,2001等);此外,许多企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刘志彪,2000;盛文军、廖晓燕,2001;李洋慧,2004;赵春玲,2006等),企业的投融资等微观决策极易受到竞争对手的打压报复;再者,由于退出壁垒比较高,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所能采取一切手段参与竞争。总的说来,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机来源于产品市场竞争压力下经营者的非理性决策,这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处于竞争程度比较强的行业的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的上述特点将增加所面临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此时,较高负债水平则意味着较大财务风险,为了避免破产,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经理人相对而言有着较大的激励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微观决策,将企业总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因此,同等情况下,会更加谨慎地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微观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加大了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负债水平的敏感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样本为2005年至2007年所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剔除金融保险业和ST、PT公司,并以|Xi-E(Xi)|>3?滓i为标准,剔除了异常值,得到全样本的有效观测值3526个。之后,本文在实证研究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市公司投资与负债水平关系差异时,参照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划分标准,剔除综合类和每个大类下的“其他”类别,同时为了使同一类公司的业务具有同质性,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尽量按照小行业进行分类,特别是行业类型较为复杂的制造业,最终得到65个行业,共3286个有效研究样本。在假设2的检验中,本文根据65个细分行业的竞争程度评价结果,选取排名前10个行业代表竞争相对激烈行业,共得到603个有效样本;同时,基于各个非竞争行业样本数目都比较少,也为了尽量减少得分值细微差别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偏差,本文选取竞争程度排名后20个行业代表竞争相对不激烈行业,共得到348个有效样本,进一步实证检验两组样本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差异。
(三)行业竞争程度计算指标与方法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如何界定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是一个难题,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指标可以用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对所选取的几组反映行业竞争状况的变量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行业竞争程度。(1)企业数目。企业数目可以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近似的衡量指标。一般而言,一个行业内企业的数目越多,则该行业竞争越激烈。(2)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HHI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赫芬达尔指数是产业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中较好的一个,是经济学界和政府管制部门使用较多的指标。HHI指数是用某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其公式为:HHI=(Xi/X)2=Si2。其中:X为市场的总规模;Xi为企业的规模;Si=Xi/X为第i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为该产业内的企业数。(3)利润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利润率的相关指标可以反映出行业之间的相对竞争程度。通常来说,竞争激烈的行业公司可以获得的平均利润率比较低,而相对垄断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较高。根据当前国内学者的做法,被用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的利润率指标包括主营业务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等。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主营业务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综上,用来进行因子分析的代表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如(表1)所示。
(四)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本文以经过筛选得到的有效样本352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第一,投资支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投资支出。考虑到公司总资产的变动一部分是由流动资产(应收账款和存货等)的变化引起,而流动资产的变化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如通货紧缩)的影响,所以本文选择基本上可由公司管理者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公司投资支出的度量。即采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本期固定资产净额、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三项之和的增加值与年初总资产之比作为公司投资支出变量。第二,负债水平。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公司的负债水平。由于当企业进行当期投资决策时,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般由期初融资结构决定,作为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比当期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投资更具解释力(童盼,陆正飞,2005)。基于此,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公司的负债水平。第三,内部现金流控制变量。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成本理论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成本是不一样的,内源融资的成本低于外源融资的成本(Hubbard,1998)。因此在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企业的投资支出与内部产生的现金流是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期初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年初总资产来衡量企业内部现金流。第四,最终控制人性质控制变量。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划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层级链过长,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第五,成长性控制变量。在控制成长性因素时,国内外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用到托宾Q值。但是,托宾Q值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较多的争议,如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资本市场评价的信息失真(Bond and Cummins,2001)、托宾Q值在反映对企业近期投资的预期方面有很大的噪音(Alty,2003)、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股市反映出来的市场价值与公司实际价值存在较大的偏差(徐惠玲,2008)、托宾Q值在我国存在计量困难等。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控制公司的成长性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第六,行业控制变量。企业经营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对企业特定的投资和战略选择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Poter,1980),从而可能会对企业资本支出水平的选择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在检验假设1的模型变量选择时,本文控制了行业因素。而在检验假设2时,已经进一步细分行业市场,因此对处于同一样本组的企业,不再细分控制行业因素。第七,年度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年度的宏观经济环境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对公司的资本支出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设置Year为0-1变量来控制年度因素的影响。综上,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分别对全样本以及基于行业竞争的分样本公司2005年至2007年间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1)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全样本公司2005年至2007年间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企业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的标准差是均值的两倍以上,是中位数的七倍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净投资率的差异比较大。总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9.46%,中位数为50.94%,表明在中国,负债融资依然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资产负债率的偏度Skewness是-0.25344,负的S值意味着序列分布具有左侧拖尾(左偏),也就是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选择的是低于50%的资产负债率,整体而言融资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存量比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240和0.07646,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存量比率达到0.16,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较弱,经营绩效还有待改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最大值为198.77%,最小值为-94.54%,最值之间正负差异较大,而且标准差大于均值的1倍,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2)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按照划分的65个行业(共3286个有效样本)用因子分析法对各行业竞争程度的评分结果见(表4)。表中综合得分Score值是三个因子的线性组合,也是四个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根据原始指标与行业竞争程度的相关关系可知,Score值越小,表明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激烈,即Score值与行业竞争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表4)把65个行业按照Score值的升序进行排列。根据本研究的综合评价结果,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以计算机设备制造、商业经纪、纺织业、塑料制造、化学纤维等行业为代表,相对垄断的行业以通信服务、有色金属矿采选、黑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铁路运输等行业为代表。(表5)和(表6)分别给出了竞争行业和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描述性结果,竞争行业样本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均值为0.06993,小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均值0.11535,这表明,一般来讲,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可能是面临较大的竞争威胁,基于持续发展的目的,投资行为相对谨慎,倾向于相对缩减投资支出。再来看负债水平变量,竞争行业样本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2.04%,高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40.02%,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现实是相符的,尽管理论上,低负债是一种竞争优势,但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约束严格,股权融资机会的行业差异非常明显,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股权融资机会非常有限,而相对垄断行业的企业却容易获得股权融资,这种再融资监管是一项强硬约束,融资能力差异对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力量超过了市场竞争本身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在控制变量方面,竞争行业的现金流变量均值为0.06762,低于非竞争行业的0.14650。此外,竞争行业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均值为21.34182,非竞争行业的则为26.25017(张华,2006)。
(二)回归分析本文分别对回归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回归分析。(1)全样本回归分析。对于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实证模型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现金流、成长性、实际控制人、年度以及行业等影响投资支出的诸多因素之后,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之间仍表现为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负债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3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1相符。同时,观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现金流变量、成长性变量都与企业投资支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企业的投资,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多个行业因素在不同水平上显著,这为下一阶段细分行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证据。(2)基于行业竞争的回归分析。由(表8)可知,竞争行业样本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非竞争行业样本,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比较小,为-0.014,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同等增加1%的情况下,竞争行业的企业要比非竞争行业的企业多削减投资支出0.087%。同时,对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两个样本组的负债水平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t值为2.099,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两个样本组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是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的。换句话说,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都随负债水平的增加而下降,但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随负债增加而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大,统计检验结果更为显著,这证实了假设2,即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控制变量方面,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变量与现金流变量都表现出正向的相关性,竞争行业的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竞争行业则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处于竞争行业还是非竞争行业的公司,其投资支出都与内部现金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内部现金流可以刺激投资行为,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倾向于增加投资,这符合自由现金流理论。关于最终控制人变量,非竞争行业的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竞争行业样本的则不显著。再看代表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变量与投资支出变量的关系,竞争行业在1%水平上表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50,而非竞争行业相关系数较小,为0.065,但不显著,这说明相比较而言,非竞争行业企业的投资支出决策受其成长前景的影响较小。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前述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取变更被解释变量取值的方法对前文的回归方程进行新的回归。具体而言,以A-Inv表示被解释变量,其中,A-Inv=(t年固定资产净额、工程物资、在建工程改变量)/t-1年末固定资产净额。(表9)列示了变换被解释变量取值后全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变换取值后的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实证回归结果相符,同时,从整体趋势上来看,模型与前述的回归保持一致性,如回归系数的大小、符号方向、显著性水平等等,这说明了本文得出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然后,对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前文的分样本回归相比,本次回归在变换被解释变量的基础上,还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差异。由(表10)可以看到,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说明在竞争行业,负债的确对上市公司投资发挥了较强的约束作用。在非竞争行业样本组,企业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负相关,相关系数较小,为-0.032,与前文一样,也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到,在变换被解释变量后,非竞争行业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关系的回归系数的数值大小有少许差异,但是在回归系数符号方向以及统计意义的显著性水平上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差异。另外,两组样本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关系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t值为2.175,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两样本组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关系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即与非竞争行业相比,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具有稳健性的。由(表10)可知,在同一样本组加入了行业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与前文并不存在明显的出入,这也说明了前文的分样本回归没有在同一样本组里控制行业因素是有依据的。另外,整体趋势来看,与前文的回归结果相比,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系数的大小、显著性水平等等)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差异。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说,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由于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与本文前述检验结果一致。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企业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相关关系。本文从全行业样本入手,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验证了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整体上的相关关系;通过构建行业竞争程度的综合评价函数,实证研究竞争激烈行业与非竞争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其一,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在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童盼、支晓强,2005;刘星、杨亦民,2006;童盼、陆正飞,2005;范从来、王海龙,2006;辛清泉、林斌,2006等等)。这说明企业的负债水平在整体上是抑制其投资支出的,随着负债水平的上升,企业倾向于缩减投资支出。其二,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个结果说明,处于竞争程度比较强烈的行业的上市公司,我国产品市场的严酷竞争环境(集中化趋势日趋明显、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主要依靠价格战、存在过度竞争、退出壁垒较高等)增加了它们面临的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其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此时,较高的负债水平则意味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为了避免破产,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理人相对而言有着较大的激励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微观决策,将企业的总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因此,同等情况下,其会更加谨慎地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微观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加大了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负债水平的敏感性。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预期一致,支持了本文的假设。但是,本文仍然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关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衡量指标,出于数据的可量化性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只用到财务绩效指标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而没有综合考虑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等结构指标和行为指标;本研究只考虑同行业间的竞争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交叉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的竞争。;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样本只包括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如果充分考虑各行业内所有公司的情况,研究结论是否会有不同?
*本文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财务管理研究”(项目编号:845102750100144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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