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税法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的成因分析

税法在现行执法体系中是一个分外的范畴，它不是按传统的调解对象的尺度分别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范畴。此中，既有涉及国家底子干系的宪法性执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罗着大量的范例办理干系的行政规则；除此之外，税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款的掩护步骤还必须警惕民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须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宪法学热衷于研究国家底子政治经济制度而无暇顾及税收举动的合宪性时，当经济法学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而不克不及深入税法的制度筹划时，当行政法学也只注意最一样平常的行政举动、行政步骤、行政帮助原理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时，将全部的与税收干系的执法范例聚集起来举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可以博采众家之专长，充实警惕干系部门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领，使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改正完备和富厚。

然而，当前我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是，主攻方向不明确，研究气力疏散，研究要领单一，学术底细不够，理论深度尤显短缺。经济学者只珍视税收制度中对屈从有庞大影响的内容，法学家们也只餍足于对现存端正服务论事的表明，税法在法学体系中底子上属于被人忘记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历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体贴的现实标题。人们不光体贴税收举动的经济效果，更体贴怎样议决周到过细的执法步骤保证本身的正当职权不受侵陵。税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当局正当使用职权，同时也在于以执法的情势对干系主体的举动举行束缚和监视，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权利和优点。恰恰在后一点上，我国税法学的研究相当单薄。如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征管步骤优化筹划，纳税人权利的掩护等，都是我国财税法学研究亟待增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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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优先权 内部效力 清偿

一、理清税收优先权内部效力关系的必要性

关于税收优先权的效力的大量研究从税收优先权与私法请求权的冲突、与其他公法请求权的冲突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税收优先权与无担保债权的效力关系、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效力关系、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效力关系的研究尤为深入。但既有研究很少涉及一个实践难题：当几种不同的税收债权竞存而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竞存的税收债务时，如何确定众多不能得到完全清偿的税收债权的清偿顺序？也即是本文所说的税收优先权的内部效力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不同税收债权之间的优先性，是在假设可能先决地决定税收债权受偿秩序的其他情形均相同的前提下进行的，下文亦如是。

对于不同税收债权之间是否存在内部优先性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优先权是针对税收债权与税收之外的一般债权的关系而言的，是税收债权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其他债权而言的，不同种类和性质的税收债权之间不应该存在受偿秩序上的优劣。

但对此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税收不仅相对于其他债权享有优先权，在不同税收债权之间因为其税收的性质的不同，应该有受偿先后秩序之分。这种区分方式往往将税收优先权的效力分为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外部效力即指税收债权相对于其他一般债权可以得到优先受偿的效力，而内部效力则是指不同税收债权竞存时的受偿顺序问题。

譬如，有文献指出“税收优先权的效力不仅表现在税收债权与其他债权竞存时的受偿顺序上，也表现在税收债权相互间竞存时的受偿顺序上。前者是税收优先权的外部效力，后者则是税收优先权的内部效力。”有学者认为“《税收征管法》有关此方面的立法过于简单，且有不合理之处……没有对税收债权内部的受偿顺序进行规定。”并指出“法律应明确国税与地税间的平等受偿地位及不同种类税收债权相互间的受偿顺序。”为了解决实践中不同税收债权竞存且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时竞存税收之间相互冲突导致税收秩序混乱，充分发挥不同税种及税收制度的作用，有必要理清竞存税收债权之间的内部关系，确定不同情形中如何解决这种冲突的基本原则以因应实践的需要。

二、税收优先权的内部效力范式的构建

（一） 中央税与地方税之间的顺位分析

在分税制体制下，税收分别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当中央税与地方税发生竞存而纳税义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税赋时，何者优先受偿？对此，世界上很多国家，如美国、法国、瑞士等，均在立法上肯定国税优先于地税原则，以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国家公共利益的实现。

如，日本《国税征收法》第8条规定：“对纳税人的总财产，除本章另有规定的场合外，国税优先于一切捐税和其他债权而予以征收。”我国《税收基本法（草案）》的总则部分曾规定有国税优先原则，具体条文为“中央税优先于地方税，中央有优先选择税种和税源的权利，当纳税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税收债务时，应当优先清偿中央税。”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草案）））（讨论第三稿）的说明。

中央税与地方税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先后顺序问题，目前尚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税应该优先与地方税，这种反对二者不应有先后顺序的观点认为，学者反对国税优先于地税的实质是受债权平等思想的影响。并认为从我国实践来看，在分税制下，确立国税优先于地税原则也是必要的。这种主张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央财力，巩固和维护中央权力并实现公共利益。

另一种观点反对在中央税和地方税之间区分先后秩序，认为中央税与地方税背后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两者需要相互协调，并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较之前一种主张，赞成此观点的声音居多。

笔者认为，应该看到，在我国分税制的制度设计中，国税与地税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中央财政与中央权力和全国统筹发展、地方财政与地方发展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中央税与地方税之间不宜存在一般优先权。若片面地过分中央权力和中央税的征收，忽视地方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地方税对地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将损害地方创收的积极性与税收征管的自觉性、自主性，地方进而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做法来满足本地发展的实际需要，导致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以费挤税，这不仅会侵蚀国税的税基，而且将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势必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减损。为了保障国税与地税收入的稳定均衡，不应无条件地确定国税优于地税的原则，即国税与地税原则上不存在优先劣后的问题。

（二）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税收债权之间的效力关系分析

一般情况下，当纳税人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多适用按债权比例受偿的原则。但针对特定情形，为了更为合理和有效地实现税收征管的目的，应该规定不适用比例受偿的例外情形，此种例外在采取税收优先权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中有这方面规定的体现。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关税法》规定了关税优先权制度，关税债权在征收环节上有其特殊性，理由是如果进口货物或物品未完成报关手续，其它税收债权就不可能发生。台湾地区的模式所体现的特殊问题特殊对待的立法精神值得借鉴，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对某些特殊税收债权以税收优先权的内部效力予以特殊保护，以下具体论述：

（三）特殊税收债权就特定财产优先于一般税收债权受偿

此处所说的特殊税收主要是指相对于其他税收而言具有标的物特定性、公示性强、等特点的税收债权，由于其标的物特定且公示性强，因而应优先于一般税收优先权。对此，我国台湾地区有相关立法例可资参考，如前述所举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6条规定：“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就土地之自然涨价部分，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

若依我国台湾地区税法的精神，对特殊税种债权和普通税种债权，当竞存的税种中部分为特殊税种时，则无论普通税种上是否设立了税收担保，都应就特定范围内的价值劣后于特殊税种受偿；当彼此均为普通税种或特殊税种时，则在税收优先性无任何差别。

在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中，土地增值税于自然涨价部分优先于一切债权，关税则就应税货物本身价值优先于一切债权。

但这种优先权仅限于特定范围内的价值，当与普通税种税收债权竞合时，特殊税种就特定范围内的价值优先普通税种受偿，但一旦脱离特定范围的价值，特殊税种的债权便丧失了优先其他一切债权受偿的权利，转为普通税种的税收债权受偿。

笔者认为，较之我国现在没有明确规定而导致不同税种之间出现混乱关系的状况，台湾地区的此种做法是较为科学合理并且值得借鉴的。当然，这种优先只能针对作为特殊税收优先权标的物的特定财产而言，一旦离开特定财产的范围，特殊税收债权便丧失了优先于一般税收债权的特权，转变为一般税收债权受偿。

（四）主税税收债权与附加税税收债权按比例受偿

亦称本税、独立税、正税，正税指通过法定程序由最高权力机关公布税法、或授权拟定条例以草案形式开征，具有独立的计税依据并正式列入国家预算收入的税收。而附加税是指按照主税随正税按照一定比例征收的税，其纳税义务人与独立税相同，但是税率另有规定，附加税以正税的存在和征收为前提和依据。

常见的附加税有城市维护建设税和交易费附加，前者是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按纳税人所在地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有前述定义可知，主税的存在是附加税得以产生和计税的前提，但二者各自有不同用途，附加税主要用于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以及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要。因此，当主税与附加税竞存时，不宜主张主税优先于附加税受偿，较为合理的做法是按比例增收，以保障附加税用途和目的的实现。

（五）附纳税担保的税收债权就特定财产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受偿

为了保证税款的征缴，许多国家设立了纳税担保制度。纳税担保是指，经税务机关同意或确认，纳税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以保证、抵押、质押的方式，为纳税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及滞纳金提供担保的行为。依据《税收征管法》、2001年修正的《海关法》、002年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及2005年《纳税担保试行办法》之规定，以保障特定的税收债权能就担保财产而得以优先受偿。从原因上分，纳税担保可分为货物放行的担保、阻止税收保全的担保、离境清税的担保、税收复议的担保等。

从形式上，纳税担保可以分为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物权担保作为保障债务清偿的重要制度之一被引入税法，有助于增进税收债权安全，减弱税款征纳的侵益性，为各国税收立法竞相采纳。纳税担保的性质至今没有明确界定，有学者认为，纳税担保是一种私法契约，也有学者认为，纳税担保制度的核心是行政合同观念。进而对于附纳税担保的税收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效力也有支持和反对的不同声音，有学者认为附纳税担保的税收不具有更优的效力，但若不保障附纳税担保的税收的优先效力，则纳税担保的意义大为削弱。笔者认为根据基本法学理论和担保的法律性质，纳税担保将私法制度作为实现公法目的的法律工具和手段，具有公法属性。附纳税担保的税收债权就特定财产应优先于无纳税担保的税收债权受偿，否则纳税担保制度将失去应有的积极作用。

（六）征税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及提出交付要求在先的税收债权优先受偿

在税收征收程序上，《日本征收法》定了“扣押优先”制度和“交付要求优先”制度。前者是指采取扣押措施的税收优先于仅有缴纳要求而未采取扣押措施的税收；后者是指对纳税人财产的强制变卖价款，先有交付要求的税收优先于后有缴纳要求的税收而予以征收。采取这两种做法，有利于鼓励征税机关及时征缴税款，以稳定税收和交易秩序。

中国不妨借鉴次制度作为进一步规范税收秩序的辅助措施。当然，这种税收债权的此种优先权仅限于在税收债权之间产生相对的效力，在税收债权与非税收债权间则不应采取扣押优先与交付要求优先的原则。对于“扣押”的理解，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理解，将其理解为对财产的流动性的限制行为为宜，也即是说，不仅一般意义上的对财产的扣押能够产生这种内部优先效力，其他性质和作用与扣押相似的强制措施，如查封、冻结等也可以作为内部优先效力的行为基础。

若已经扣押财产的征税机关超过扣押期间仍怠于强制变卖纳税人的财产，则扣押机关丧失对所扣押财产的优先受偿权，此时应当适用“交付要求”优先原则决定清偿顺序。纳税人即使欠多笔税款也不能按比例分摊，否则后来的税收债权将会因为前面怠于执行的税收债权的存在而变得不可独立执行，阻碍税收的实现。若一律按发生时间的先后来确定税收的优先受偿，还会使执行的税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适用“交付优先主义”的原则是比较妥当的。

（七）具有共益费用性质的税收债权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受偿

根据共益费用优先权优先于其他优先权的原则，属于共益费用范围的税收债权自应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如强制执行过程中拍卖、变卖相关物品所产生的税收与强制执行前已存在的税收相比，相当于一种共益费用。

（八）不同地区间税收管辖权的协调

由于企业跨区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存在，不同地区对统一企业可能享有不同的税收管辖权，这就存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税收管辖权的协调的问题。譬如，同一企业的同一责任财产上可能会了出现两个分属不同税收管辖权的税收债务，从理论上讲，这些竞存的税收债权应属于同一顺位受偿，在具体受偿额上，笔者认为以按比例受偿的方式清偿较为合理。

三、结论

通过对不同税收债权竞存时受偿顺序的具体分析，本文初步构建了税收优先权内部效力的基本框架，即特殊税收债权就特定财产优先于一般税收债权受偿、附纳税担保的税收债权就特定财产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受偿、征税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及提出交付要求在先的税收债权优先受偿、具有共益费用性质的税收债权优先于其他税收债权受偿、中央税不宜优先于地方税受偿、主税税收债权与附加税税收债权按比例受偿。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M].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94.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4]张伟，杨文风.税收优先权问题研究.财税法论丛[C]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

[5]（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M]，刘多田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6]齐宝海.论税收优先权[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06.

[7]陈春光.税收优先原则[J].当代法学，2003，（12）.

[8]刘剑文，宋丽.《税收征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税务研究，2000，（11）.

[9]陈松青.刍议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J].涉外税务，2001，（11）.

[10]齐宝海.论税收优先权[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06.

[11]于剑云.试论税收优先权[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05.

[12]张欣.浅析我国税收优先权制度[J].税务研究，2005，（3）.

[13]于洋.税收优先权制度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4]郑亮.税收优先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

[1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7]徐映雪：税收优先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8]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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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

时下的大学，教师们更看重自己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而非教学成绩。因为前者是每年统计的硬指标，后者相比之下则是软指标；前者是有形财产，后者则是无形资产。有人称：“科研是名利双收，教学则什么也没有。”在以前者为主要统计标准的时候，后者就容易被教师所忽视。教学和科研的确是密切相关的，但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还有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是教育家与科学家的不同。

综观历史，教学与科研矛盾相伴。众所周知，美国高等学校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研究型大学，”但近年来，这些大学已逐步步入“重研轻教。”“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他的《大学的利用》书中，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认为随着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只好又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提高到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3000美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①

我们以音乐为例再次论证。作曲家是其领域的思想家，不少作曲家亦出自于音乐学院的任教队伍。如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能在音乐的各大领域都显身手并取得骄人的成就，是在他得到梅克夫人的经济资助后，摆脱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的结果。相比之下，身为捷克和美国音乐学院院长的德沃夏克所缔造的成就远不如柴可夫斯基那样广泛。这两人的侧重点说明，教育家和科学家是有根本区别的，说到底，教育家要用所培育的学生的水平说话，而科学家则靠自身的水准说明问题，这毕竟是两回事。作为培养学生的大学，其衡量师资的尺度不言而喻。因此，单纯地用科学家的标准来度量教育家，若不是重大的失误，也是很不合适的。它不仅造成学术的异化，甚至危及教师的道德方向。因为客观上会使教师集中精力于论文、著作而应付讲课，影响到教书育人。

当然，的确有两者都兼顾很好的人，但毕竟是少数。历史上被誉为“核子科学之父”的卢瑟福就是一个集科研与教学于一身的典范。他不仅自己获得了1909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而在他所带过的学生当中还有12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奖，这其中，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以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前苏联的卡皮查教授为例，在前苏联生活工作的卡皮查，因环境问题，情绪低落，影响到了其科研工作，时间长达3年之久。在此期间，卢瑟福坚持每月给他写信，鼓励并安慰他；卢瑟福的时间是那样的珍贵，但仍能做到如此，这充分证明了卢瑟福在学术、科研和教育直至为人道德的高尚，是三者统一的大家。所以，卡皮查就卢瑟福的伟大人格深有感慨地说：“卢瑟福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一位伟人，而一位杰出的导师则必须是伟人。”这就是科学家与教育家的最大区别。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校应做到科研与教学并重。从科研角度看，我们应将所任教领域最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教授给学生。从这方面讲，高校需要科学家，高校不惜重金聘请研究型教授自然也无可厚非。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毕竟不是纯粹性地科研机构，而是教书育人之重地，在重视科研的同时，绝不能轻视教学。换句话讲，高校绝对需要教育家。如果将高校比作一只雄鹰，科研与教学就好比雄鹰的两个翅膀，失去任何一个翅膀就不可能飞的更高、更远。在这两者之间，如果定要选择先后顺序，笔者更赞同“教”在前，“研”在后。因为，这并非是以简单的“教研”二字为标准、而是以高等教育的宗旨——培养人才为标准来排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是为教学服务的，否则，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的目的本末倒置。

二、关于教材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普遍感受到现代小学生、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除了其他因素外，他们教材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仔细咀嚼他们的教材，不能不使我们这些作为高校教师感到汗颜。由于国家和各个高校对教材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及教师自身修养和不正确的名利观，导致教师对教材的写作态度不够端正。结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教材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陆续出版。这些劣质教材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学生破费买了一本没有任何保存价值的书籍，大部分学生在学完相关课程后，要么将这类书籍卖给下一届的学生，甚至将其卖给收破烂的。另一方面，严重侵害了学生的时间资源。经济是一种抉择，即在同一时间内人们可以选择做不同的事情，但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收获。如果学生选择了一本能够使其受益终生的书籍，可以说，学生的时间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相反，如果选择的是粗制滥造的书籍，则是对学生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我们是这样教材的作者，我们的良心是否应该受到谴责？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以自己丰厚的经济学知识和将写教科书作为自己荣誉和职责的态度，分别写出了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原理》；迈克尔·帕金教师写出了风靡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那些从未接触过经济学或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读者，因他们的著作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政法大学张俊浩教授以自己多年积淀的民法学知识和对教科书严谨的态度，主编了一版再版的《民法学原理》，使那些对民法学感到博大精深、晦涩读懂的读者，因他主编的《民法学原理》而对民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个学生讲：“原来读张俊浩老师的书有点读不懂，但越读越觉得只有这本书才是最好的。正因如此，目前，几乎全国法学院校的学生都在网上对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展开了讨论。”

从中我们已深深地领悟到好教科书的真正价值所在。它们会使读者产生读了此书是其一生之幸事和不读此书是其一生之憾事之感。因为，它们不仅仅给予读者知识和原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通过传授知识、原理的过程中给读者更深层次的东西，即如何思考，如何创造性地思考；而且是以严谨、认真的方式去思考。正是这种认真、严谨，同时又有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才是给读者的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讲，好的教科书不是授之以鱼，而是授之以渔，使读者读后达到知识—方法—理念三大阶梯的升华。

财税法方面需要这样的优秀教材。

三、关于教学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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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

专业

名称

10月21日（星期六）

10月22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

代号

篇5

论文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法本着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前提下积极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努力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正是通过这些举措，经济法得以有效地平衡与协调经济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状况在总体和谐的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为使经济续顺利向前发展，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谐，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手段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和协调。而在这当中，经济法担负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

1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两大前提

1.1以社会本位作为平衡与协调利益冲突的价值基础

市场机制是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最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市场主体之间也能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然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自由放任经济下市场机制本身极易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也容易受到扭曲。而且市场机制自身的局限也会引发矛盾，产生新的冲突。面对市场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对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的难题，现代经济法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依法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然而，当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各类利益冲突中，既有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冲突，也有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有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要想平衡好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法需要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如果经济法选择个体利益至上，这样做虽然会刺激个体对利益的追逐，提高经济效率，但却不利于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此外，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做法还会使经济法难以独立于民商法，自身的独特价值难以显现。但是，如果经济法选择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利益关系，却容易造成国家权力对个体利益的侵害，进而影响了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同时，这还会使经济法很难摆脱行政法的案臼，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现代经济法最终选择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协调多种利益冲突。而经济法中所指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与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公共利益都相关的社会利益，是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为一体的社会利益。在具体的调整过程中，经济法正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需求。对于个体的合法利益，经济法给予应有的尊重，只有在个体利益的实现有碍于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时，经济法才对个体权利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同样，对于国家利益，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也仅仅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避免出现以国家利益之名弱化甚至虚化个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现象。除了防止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过度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冲击外，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下的利益平衡，经济法还积极做出制度设计，主动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增长。正是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基础上，经济法成为在法律体系中，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高度，对各类主体的意志、行为和利益进行平衡，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唯一法律部门。

1.2以对国家权力的平衡作为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重要前提

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缺陷、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正因为市场缺陷的客观存在，所以国家必须要对经济有所干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与经济发展自身的方向一致时，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反之，政治权力就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鉴于国家权力的特殊影响力，当政府与市场都置身于经济生活之中时，经济法在协调具体的利益冲突之前，首当其冲的就要平衡好政府的权力。具体而言，经济法需要做出以下努力:其一、经济法要界定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方面各自作用的领域，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只停留在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领域，即市场存在缺陷的领域，切不可借干预经济之机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二、即便在政府依法享有管理经济权力的领域内，经济法仍然要从权力行使的方式、行使的程序、不当行使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多方面进行精心的制度设计，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保证其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2经济法对利益冲突平衡与协调的具体途径

在上述两大前提下，经济法主要从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两方面着手，对利益冲突加以平衡与协调。

2.1营造良好的市场运行环境

2.1.1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和生命基础。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经营者凭借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过硬的产品质量去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润。这样一来，企业与企业间形成正常的利益关系，消费者的利益有了实现的基础，长此以往，国家的竞争力增强，社会的整体利益必然增加。所以说，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本身就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但在残酷的竞争法则面前，由于盈利动机的驱使，破坏竞争机制的行为会大量涌现。在市场没有足够力量去维护好重要但又脆弱的竞争机制时，在无法直接引导经营者正当竞争的情况下，经济法通过禁止性规范明确告之市场主体，法律既反对破坏公平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反对破坏自由竞争的垄断行为。如此一来，经济法以反向禁止的方式来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偏离方向的经营者回到正常的竞争轨道上来，再通过市场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身去协调利益冲突。所以说，在经济运行的这一领域，经济法通过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规范，以迂回的方式平衡与协调着利益冲突。

2.1，2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市场机制以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所以容易造成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短期，最终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增加。为此，政府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将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加以协调，统一到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来。在调控的过程中，为不破坏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保证政府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即政府不能通过权利义务法律规范直接规定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只能依法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先调节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然后再引导市场主体根据环境的变化，为自身利益考虑自觉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由此，经济法通过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可能。

此外，经济法在考虑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对利益冲突的影响时，还应特别注意代际间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我们应时刻注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宏观调控法立法与执法的全过程，以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满足当代人利益需要的同时，又不致于对后代人利益的实现构成威胁。

2.2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道德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与民商法所强调的形式上的公正有所不同，经济法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上的公正。为达此目的，经济法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篇6

引言

1998年以来，为拉动国内需求，抵制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应付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政府采取了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该政策指导下，我国国债发行数量不断攀升，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成效显著。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升温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需要，政府财政支出一时难以回缩，由于财政收入增长受到限制，从而形成赤字增加和国债大量发行的局面。明确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债风险，探讨化解国债风险的方案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债风险的基本含义

国债是国家公债的简称。在我国，国债是由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发行的以人民币支付的国家公债，包括具有实物券面的有纸国债和没有实物券面的记帐式国债。国债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和满足其履行公共只能需要，在有偿条件下筹集财政资金时候形成的政府债务 .[1]

准确认识国债风险，首先必须澄清一种误识，即认为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征税权和货币发行权，所以政府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从而否认国债风险的存在。这种看法完全将政府当作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而未认识到政府属于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为公众谋福利的职责。对政府来说，风险是对社会公共福利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如果政府通过货币化融资和强制增加不合理税收来偿还债务，必定会损害各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实行财政法治化、公共化的现代国家，国债风险的概念不可能不存在 .[2]

1994年《预算法》实施之后，我国财政只能通过举债而不能再通过货币化融资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我们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来定义国债风险 ：从动态来说，国债风险是指国家债务累积规模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从静态来说，国债风险是指某一年度内政府财政无法按既定规则筹得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到期的本息，丧失国家财政信用的可能性。静态的国债风险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债危机，但是，能够影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动态意义上的国债风险显然也不能忽视。

二 国债风险法律控制的途径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债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如何控制国债风险也为各国所重视。控制国债风险的途径并非单一，其中，对国债风险的法律控制可谓最有效、最直接、也最符合建立在法治化基础上的现代财政理念的要求。

第一，制定《国债法》，建立起规范、完善、系统的国债发行、购买、流通体制。目前，我国国债发行、购买、流通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主要是遵循《预算法》的有关规定，而这对于整个国债法律体系的健全稍显不足。

首先，《预算法》在当今国债体系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遵守《预算法》，强化预算约束力。国债发行规模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进行测算和估计，真正体现出法治管理的视野和高度，沿着配合和服务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轨道进行，不能越轨。《预算法》实施以来，我国国债年初确定的发行额基本上是按“财政赤字+本年本息支付”这个公式确定的。政府在预算年度中期多次增发国债是否严格贯彻了预算约束还颇值探讨。

其次，国债发行、购买、流通等诸多事宜，必须有专门的基本大法加以规范，对于现行《预算法》来说，要对国债进行全面而周密的调控，不光从理论上不可行，而且也是一种过重的负担，难以实现有效调控。完善的国债法体系的建立对于国债风险的控制将是一个根本性的保证。

第二，建立具有高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国债市场，并加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

一般而言，国债市场问题比发行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不仅便于确定新发国债的发行条件，而且能为其他筹资人发行债券建立成本标准。同时，它还有利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便于中央银行利用国债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强化财政支出管理，提高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是从市场体制层面对国债风险进行防控的有效措施。

目前，中央银行虽已实行了公开市场操作，但力度仍小，尚难以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 .[6]今后，要加大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须在以下两个难点有质的突破：一是以何种方式使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国债，同时又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二是调整和完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利率体系，使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商业银行可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的最主要来源。中央银行在国债发行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防范国债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在流通市场上，应当适度增加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的份额。我国的国债主要面向个人发行，其利率水平是参照银行存款利率确定的。这就决定了国债发行利率必须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而且其期限不能太长。在目前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较少、居民储蓄倾向较高和城乡储蓄存款稳步增长的情况下，面向个人发债不失为一种稳健的做法。但是，由于面向个人发行债券发行期过长、发行成本过高、债券期限较短等问题，以及存在国债规模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必须考虑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多发行国债。这样不仅可以使国债期限品种多样化，而且能够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和风险。

第五，规范国债用途，国债只能用于具有公共性的建设项目。首先，国债乃是取之于民的财政收入，在偿还时又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取之于民自然要用之于民，国债必须用于公共性项目上。其次，建设性项目具有直接的偿还债务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财政借款的风险。在我国，建设性项目既包括公共预算中的公共投资项目，也包括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中的赢利性投资项目。由于后者完全建立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风险太大，因此，为了实现国债用途的稳健，降低国债风险，必须规范国债用途，并进行程序上的审查监督手续。

第六，建立健全国债发行效益的考核体系，并积极探索宏观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对财政风险进行测算，是对财政风险进行控制的有效方案;对国债发行建立效益考察，有利于提高国债发行的效率和业绩和提高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转轨、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和各国实践通例来看，建立一套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确有必要。但由于相关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所造成的国债问题的复杂性，在迄今为止所得到的国际经验中，尚无一种相对成熟的关于国债风险的宏观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可供完全借鉴。大量资料显示，我国国债风险有被严重低估，至少是不准确、测算公布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律上搭建一个指标体系框架对国债风险进行监控刻不容缓。

三 结 论

在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扩大的同时，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全面把握现实情况，精心和稳妥地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正如中国企业高峰会议上所指出的，要十分重视国债和赤字规模问题，注重加强财政偿债能力和财政风险防范的研究，在国债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注意对国债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及短期举债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衔接，争取克服体制、结构等方面深层矛盾，争取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综合环境，这样才可能迎来国民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

国债风险控制的核心和灵魂是：在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风险的范围内，尽可能充分发挥国债手段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7]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一个国家提高偿债能力、控制和化解风险的重要物质基础。经济不发展，提高偿债能力便会成为无源之水。从较短时期看，为拉动经济增长，国债发行规模的扩张又势必会相应增大政府的偿债风险。因此，对国债风险的控制要正确把握和平衡潜在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从中积极寻找既能抑制风险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

「注释

1 刘建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2 这意味着各国只有国债风险程度大小之分，而非国债风险有无之分。后一种提法容易产生误导和混淆的弊端。

3 傅志华：《国家财政安全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4 搜狐财经

5 魏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风险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6 何开发：《中国财政风险》，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篇7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 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 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 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 Bovenberg)和茂壹(Rund 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 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 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参考文献：

[1]兰相洁，环境税“双重红利”论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10，(9)：29-33.

[2]王慧，环境税如何实践?――环境税类型、功能和结构的考察[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3)：111-116.

[3]Scalia，City of Columbia V.Omni Outdoor Advertising[R].499 U.S.365，377(1991).

[4]王慧，为什么差强人意：环境税理论与实践背离的解释[J]，现代经济探讨，2010，(7)：72-76.

[5]周全林，我国开征污染税研究[J]，当代财经，1998，(7)：19-22.

[6]王慧，环境税合法性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7]Roger C.Dower，Robert Repetto.Green Fees and the Need for Fiseal Restructuring：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Pac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1994，(12)：161-165.

[8]David Pearce.The Role of Carbon Taxes in Adjusting to Global Warming[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10)：938-943.

[9]Dale W.Jorgenson，Kun―Young Yun.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The Excess Burden of Taxation in theUroted States[J].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199l，(6)：487―495.

[10]Don Fullerton，Clibert E.Metcalf.Environmental Taxes and The Double-Dividend Hypothesis：Did You Really Ex-pect Something For Nothing?[J].Chicago―Kent Law Review，1998，(1)：221―245.

[11]Lawrence H.Goulder.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the Double Dividend：A Reader’s Guid[J].International Tax andPublic Finance，1995，(2)：157―167.

[12]Rund A.de Mooij.Environmental Taxation and The Double Dividend[M].Amsterdam：Elsevier，2000.

[13]Henry Le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Taxes：An Assessment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J].PaceEnvironmental Law Review，1994，(12)：77―85.

[14]James M.Bucharian，Gordon Tullock.Polluters’Profits and Political Response；Derect Control Versus Tax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1)：139-145.

[15]Ian W.H.Parry.Pollution Taxes and Revenue Recycling[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5，(2)：64―77.

[16]王慧，环境税收与环境补贴――比较研究与政策选择[J]，财会研究，2010，(13)：18―32.

[17]David Terkla.The Efficieney Value of Effluent Tax Revenues[J].The Joournal of EnvironmentaI Econamics andManagemen，1984，(11)：107―115.

[18]邓宇鹏，我国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制度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1).

[19]Ole Kristian Fauchald.Envrionmental Taxes and Trade Discrimination[M].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8.

[20]Marie A.Kirk，Christine L Wade.A Taxing Problem for Environmental JuSice：The Tax Money from HazardousWaste Facilities，Where it Goes，and What it Means[J].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Jounal，1997，(2)：20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