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制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府的公共资源，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实际上仍处于割据的状态。财政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财政流量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其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但财政能力受整体制度的约束而难以增强。经济总量（流量）在不断地扩大，而公共债务也在飞速增长，这不只是表现在中央政府，也反映在地方各级政府。法律上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但各级政府大搞"准财政"活动，政府融资在部门利益的推动下迅速扩大，未来资源被加速使用。另外，在转型过程中，社会"推定"给政府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也不断增加，这使政府承受着很大的未来支出压力。总而言之，我国财政风险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或者说，正日渐超出社会公众可接受的风险程度。

这种状况的出现有某种必然性，从世界各国来观察，也具有某种共性，这是在全球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就我国的情况来看，这是在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金融化和城市化的环境中产生的，是这种环境的变化速度超出了制度变迁的速度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因此，要究其原因的话，财政风险的不断扩大是制度安排出现时滞造成的。换句话说，这是改革滞后于发展所导致的。

进一层分析，整个改革的滞后，形成了一种风险传导机制，使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过程和各个环节的风险不断地积聚和集中，"百川纳海"，致使财政风险不断扩大。

一、"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

改革打破了"利益大锅饭"，而"风险大锅饭"依然如故。我国改革是从物质刺激入手的，使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使其各自有了明确的利益边界，原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大锅饭"被彻底打破。这就是说，通过20多年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各个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都有了强烈的利益动机。企业（包括金融企业）、个人、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利益日渐清晰，由此形成了一种以"逐利"为动力的竞争局面。

但另一方面，风险责任的界定却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界定，仍在吃"风险大锅饭".这导致公共风险扩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财政来兜底。1998年以来，政府几次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其不良资产等措施（注：1998年为四大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元人民币，以充实其资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4000亿元人民币；2004年1月再次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元美元，为其股份制改造做准备。），最典型地说明了"财政兜底"这个客观事实。

（一）政府替国有企业承担风险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一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但无论是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还是现代企业制度，都只是从激励的角度调整了政府与国企的财政关系。1993年提出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国企改革目标至今也没有达到，"盈了归己，亏了归国家"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和风险。其关键在于忽视了风险的分担界定。给予了国企各种权利，如融资权、投资权、资产处置权、分配权等各种权利，但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如债务风险、投资风险等却没有规定由谁来承担、承担多少。可以说，我们是在无风险的假设条件下来进行国企改革的。这样一来，企业经营者的避险动机严重不足，在投、融资过程中往往是只注重短期利益，忽视未来的成本，从而使企业处于巨大的风险状态之中。因此，国企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以政府承担全部风险为前提条件的。

在国企还没有学会在市场这个大海中游泳之前，以由政府承担全部风险的办法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许在改革的初期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个改革初期的措施却造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1.激励与约束不对称

搞活国企是以给企业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开始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到80年代的"利润承包"，都以"减税让利"为主要的改革思路，寄希望于通过利益诱导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到20世纪的90年代，提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思路从一味地"减税让利"转到了落实"经营自"上，试图让国企变成真正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的企业。但随着国企经营自的落实，却造成了普遍的"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的监督形同虚设，所有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且经营者常常采取拿国有资产冒险或大量借债的方式来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在这种激励与约束不对称的条件下，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尤其在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强烈的逐利动机更促使经营者采取冒险的举动，至于其背后的风险则考虑不多，甚至不予考虑。大量国企的这种行为造成严重的公共风险——经济效率的普遍低下。

这样，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导致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减少（资产流失和资产收益流失），而且还会因国企的高风险偏好而带来大量的债务，并通过"国企-银行-财政"这根链条转化为政府的债务。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盘、大量国企实行"债转股"等等，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最终都给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处理通常不透明，没有在政府的预算报告中反映出来，从而表现为政府的隐性债务。

2.国企信息不透明

每一个国企的经营绩效几乎都是一个"黑箱"，不仅社会公众不了解，政府主管部门也未必清楚。许多在账面上连续盈利的企业，实际上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即使是改组上市的公司，这种状况也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尽管对信息披露有强制性规定，信息不透明也造成了多重的危害，如虚盈实亏，使所有者权益虚假；资产转移，使所有者权益受损；高风险投融资，给所有者带来大量隐性债务；监控失效，造成"内部人"控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信息不透明的最大的危害，是隐藏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这不仅仅是给所有者权益造成潜在损害，而且会误导政府宏观决策，容易误判国有经济的整体状况。同时，这也给社会公众造成错觉，致使相关利益者遭受损失。这些都会导致公共风险，加大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未来支出压力。

3.国企职工的"人质"效应

人的问题一直都是各级政府的一块"心病".对政府来说，不怕资产流失、不怕企业亏损，最怕国企职工的安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种"通过养企业来养人"的办法，明明知道企业亏损严重，债台高筑，但各级政府也是想方设法为企业筹资金、找贷款，让企业苟延残喘。其目的就是一个，把那些国企职工养起来，以减少公共风险，稳定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或国企职工长期形成的对企业依恋心理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以前，政府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来稳定国企职工。这样一来，国企职工成了各级政府的"软肋"，同时也成为经营者转移风险的最佳借口。

在某种意义上，经营者以企业职工为"人质"，可以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政府的国企改革目标往往在这种要求下变异为"安抚"政策，如提供"安定团结贷款"、税费减免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说的"软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就变得更软了。但这时，政府与国企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父子"关系，而是讨价还价的"对手"关系。随着这种关系的转变，政府对国企的政策只能是"激励＋激励"，而约束仍是踪影难觅。这种"单边政策"的后果就是政府总是被动地替国企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政府名义上是以国有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实际上却承担了无限的支出责任和义务。1998年以来，尽管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再就业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把"养人"和支持企业分开来，减弱国企职工的"人质"效应，但效果并不理想。

（二）公共预算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政府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活动，也就是说，政府行为和活动并不受国家预算的严格约束。在我国尤其如此。

财政收入是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言，政府政策、政府行为和政府活动都应体现在政府的预算之中，正如在1949年12月12日的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上所指出的："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预算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决策过程，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政府其他决策都应建立在预算决策的基础之上。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政府的活动并不受预算的限制。表面看来，这是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所导致的。其实，不是因为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支撑了政府的大量预算外活动，而是相反，政府的大量预算外活动引致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尤其在地方政府，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预算内保吃饭，预算外搞建设".在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缺乏严格监督的情况下，预算无法约束政府行为，相反，政府的行为处处在左右预算。

由于缺乏预算约束，政府活动的范围可以说"漫无边际"，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基本不用考虑所需的资金是否列入了预算。在这种行为方式下，政府产生了大量的"准财政"活动，其引发的后果不只是预算外资金的泛滥，削弱了健全的财政基础，增大了财政的脆弱性，而且，给政府带来大量债务。各级政府的各部门官员为了把事情干成，在预算没有安排资金或安排的资金不够的情况下，要么是通过收费，要么是通过借债、欠账等手段来解决所需的资金。一旦背下了债务包袱，最后交给财政兜着。短期内，这不会造成什么大的问题，但若长期这样，就会给政府财政累积下大量的不透明债务。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看起来，超越预算行事是一种消极的举动，实际上是不顾政府财政风险的短期行为，也许对短期的事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利，但在长期不可持续，累积的风险会毁掉一时繁荣带来的短期成果。

（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模糊

在现行行政体制下，下级政府的一切债务实质上都是上级政府的"或有债务"，上级政府承担着替下级政府最后清偿债务的潜在义务，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仅解决了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

分税制设立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建立了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虽然中央政府在利益共享机制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完全控制了税权，而且也集中了超过50%的全国财政收入，但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途径和手段，地方政府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财政自。没有税权，但地方可以"自赋"收费权；没有发债权，但可以借债；缺少发言权，但可以用地方公共风险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看，在利益分配中，中央占有优势；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风险分配中，地方占有优势。下一级政府总是可以利用各种风险事件来巧妙地把风险转移给上一级政府。当下一级财政濒临破产的时候，上一级财政不可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在风险责任不明晰、且没有建立分担机制的情况下，上一级财政往往承担了风险事件的全部风险。既然上一级财政不可能不最后兜底，那么，下一级财政就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大肆从事各种"准财政"活动，以谋求政府任期内的各种政绩。因此，在既无风险分担机制，又没有健全的监控手段条件下，势必会引发普遍的道德风险，导致地方隐性债务增加，从而恶化整个财政风险状况。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下面4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水份"较大。二是人为隐瞒赤字现象普遍。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为当年决算反映赤字的7.2亿元的147%.三是债务负担沉重。49个县（市）截至2001年底，累计债务达到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四是欠发工资问题仍较突出。欠发的工资实际上是政府的负债（注：参见2003年7月4日《报刊文摘》。）。

总之，在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中，政府总是最后承担了国企的全部风险，给予国企的只是"激励＋激励".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都有权力在预算决策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准财政"活动，却不承担风险责任。在各级政府之间，下一级政府的所有债务实际上都是上一级政府的"或有负债".另外，在各届政府之间，本届政府可以通过大量融资来搞各种"建设"，只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而风险却可以推给下一届政府。这种缺乏风险约束的激励，尤如脱缰的野马，随时可能把经济，社会之车带入沟壑，甚至深渊。

改革的使命仅仅完成了一半——建成了激励机制，而另一半——构建风险约束（分担）机制，还只是刚刚破题。打破"风险大锅饭"应将是今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

二、"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后果

利益与风险对应，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原则，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是低利低风险，高利高风险。这既是规则，更是一种理念，约束着各个经济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市场竞争才会有序而富有效率。作为社会原则，它映射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也不例外。作为公共机构，政府自身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利益，同样，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去追求利益（如政绩、权力、影响力、经济利益等），也应当承当相应的风险（法律追究、行政处罚、经济损失、名誉扫地等），而不论其动机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也只有这样，政府政策、政府行为、政府活动才能有序而富有效率，公共利益才不会沦为一个谁都可以打的旗号。但"风险大锅饭"破坏了利益与风险对称这条基本原则，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如不找市场找市长），大家都只想得到利益，而不想承担任何风险。风险自担的理念在我国还只是一颗幼苗，随时都可能夭折。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由于失去了风险的约束，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在面对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的态度、行为随之发生变异，导致政府干预失当，表现为追逐高风险，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严重不足。

（一）避险动机不强

在广义的公共部门内，缺乏避险动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国企、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对于各项决策往往都强调了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可能引致风险的另一面。漠视风险的态度，使风险分析难以展开、深入，更谈不上卓有成效地进行风险评估。

对政府来说，促进经济增长是头等目标。至于如何去促进经济增长，采用什么手段，以及不同手段的风险成本大小，通常是不多考虑的。在政府预算内财力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政府会采用扩大赤字，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调整预算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项政策原计划只在短期内实施，实际执行一直延续到现在，达6年之久。其中隐含着哪些风险，学术界有一些探讨，但也许要若干年以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事实上，从一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没有风险、风险多大，并没有展开讨论，当然也谈不到对其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从我国的经验来看，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经决定，是不允许唱反调的。风险，是决策者常常忌讳的字眼。在这样一种态度下，政策制定和调整不大可能去研究其中隐含的风险。

由于《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允许搞赤字政策，上述办法只有中央政府才能采用。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更倾向于采取预算外的支持形式，如利用地方金融机构贷款、提供各种担保（注：据笔者调查，至2002年10月底，某省归财政部门管理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有50个，涉及到省级单位和18个市县，其中由政府担保的，占债务总额的62%.其中由省本级担保的和市县担保的债务，分别占担保债务总额的84.7%和15.3%.有的市县债务水平很高，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其政府担保外债，加上外债的总额，占2001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率都超过了100%.）、对投资者给予某种承诺、设立"窗口公司"筹资等等。在各地方政府"政绩"竞争的推动下，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是用在这方面。至于这样做，引致的风险是什么，会不会给地方财政背上债务包袱，地方政府未来的支出压力是否会增大等等问题，一般是不予考虑的。

据笔者调查，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不少省份甚至将招商引资定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并将招商引资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单位和个人。这种运动式的招商引资，势必以政府的大量承诺、优惠政策为条件，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当招商引资被作为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候，其风险被彻底地抛在一边。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3年的招商引资中，江苏一些市县在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考核办法中规定，单位在年度考核中，完成任务不足年度任务一半的，其单位负责人向县委、县政府写出书面检查，限期内仍不能完成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其班子成员不得提拔、调动、晋级、评优，连续两年不能完成任务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理（注：截至2002年10月底，该省拖欠中国进出口银行、财政部、建设银行等转贷的外债项目达到25个，拖欠面（占到期应还款项目比率）92.6%，其中，省级占78.6%，市县占21.4%.在拖欠债务中，政府担保的债务拖欠占拖欠总额的92%.拖欠即违约，政府负有连带责任，担保债务就会转化为政府的直接债务。从中不难看出政府担保所引致的债务风险。）。这是一种严重的短期行为，完全不顾风险的做法，恐怕很快就会导致"鸡飞蛋打"的局面。

至于对上级政府的各种转贷资金，如过去的周转金、现在的各种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的转贷资金、国债转贷资金等等，地方政府多数都是全力争取，根本不考虑还贷能力，有的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还款。如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各地"哄抢"国债转贷资金，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由于缺乏避险动机，地方政府由此背上了年复一年累积下来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只得采取拖欠、逃债等方式来搪塞，使地方财政风险状况恶化。但最后买单的可能还是中央财政。一方面，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债务拖欠采取强制性的扣款措施，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又不得不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至于连地方工资也要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拨付。这说明，地方的财政风险正在向中央转移。

（二）避险能力不足

"风险大锅饭"不仅造成了避险动机的弱化，而且也使政府避险能力不足。这是在既定体制环境下造就的一种结果。

1.风险辨识能力不足

前面已经说过，财政风险是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公共风险，那么，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时很容易出现偏颇，如出现政府介入不及时，错过了干预公共风险的最佳时机，一旦介入，急于求成，往往介入过度，包揽太多。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都有这类案例存在。在经济领域，对一些破产金融机构的救助存在同样的问题。这都反映出公共应急能力不足，手足无措，匆忙应对，从而导致了不惜代价的种种场景，使短期财政风险加大。

因此，避险能力不足首先反映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风险的态度和理解，二是对风险的分析。对风险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这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学术界对财政风险探讨的热情有加，而各级政府对本级政府面对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状况大都是讳莫如深。对一些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多数都是采取隐瞒的方式来"内部处理"，而不愿意对社会公布。在这种鸵鸟式的风险态度下，对财政风险所产生的后果难以有深刻的理解。在认识上是个侏儒，在行动上不可能是个巨人。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自然限制了对财政风险的深入分析，包括对各种风险来源的分类、识别、评估等等，更谈不上对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跟踪研究和全面监控。

2.缺乏风险内在化的政策和体制

政策和体制是避险能力的载体。政府避险能力的高低是通过一定时期的政策和体制显现出来。在"风险大锅饭"的环境中，由于没有风险约束，难以制定出和实施谨慎的财政政策，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在预算内来谈论政策，忽视预算外活动给政府带来的未来支出压力。二是静态地考虑当前的情况，忽视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所引致的风险。特别是当风险超出了本届政府任期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风险内在化的财政政策应当是既全面评估财政状况，又充分考虑各种不确定性的谨慎政策。

风险内在化体制是指不同层面的风险分担制度、准备金制度、风险披露制度和有效的风险监控制度。风险分担制度是风险内在化体制的基础，它使风险在不同层面上相应化解，减少公共风险的出现的频率，同时也就减少了财政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政府未来支出压力。准备金制度是在出现突发性支出的情况下，保持财政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的基本保证。风险披露有助于及时化解风险，防止风险累积。有效的风险监控制度是协调政府各个部门行为，保证前面各项制度有效运行的后盾。当缺少其中的某一项制度时，风险就会外溢，并通过或明或暗的途径转化为财政风险。这就意味着政府避险能力的降低。从现实来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风险内在化的体制，这是导致避险能力严重不足的根本因素。

3.缺乏具体的避险方法

这是针对一些政府项目和操作性措施而言的。具体的避险方法应当溶合在部门预算的编制过程之中。实际上，项目预算的编制过程，也就是对各个项目的风险评估过程，包括该项目是否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否符合立项标准、是否与其风险管理能力相匹配、是否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以及在整个项目周期中政府承诺与介入标准等等。由于部门预算的改革还没有到位，项目预算的编制还较粗，基本上还谈不上风险评估，更毋须说各种避险方法的运用了。

从这里也可看出，避险能力的不足是一种"综合症"，非单一因素所致，只有通过改革的全面深化，并不断提高对风险问题的认识，政府的避险能力才能逐步得以提高。

三、公共风险的积聚与集中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尤其在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类公共风险发生的频率加大，风险总水平大大提高。在既定的体制框架下，公共风险是人们的主观活动造成的，是各自从个人理性出发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合成谬误".这需要政府运用公共理性来纠正，即通过政府的干预来防止各种可能的"合成谬误"的形成。

但如果现行体制存在许多的漏洞和缺陷，则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及其各个环节中出现的风险就不能在相应的层次化解掉，最后汇聚形成公共风险。这个过程是公共风险的形成过程，也是公共风险的积聚与集中的过程。而我们现实中"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说明现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漏洞和缺陷，为公共风险的积聚和集中提供了条件。"风险大锅饭"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边际风险得以转移给社会，构成公共风险，并最终转化为政府财政风险。如在环保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向江河排污超出许可范围和程度的可能性很大，制度——物化的公共理性就难以抑制不当的个人理性，这将会造成公共风险扩大，即未来边际社会成本可能增加，政府财政的未来支出压力加大。在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这类因制度缺陷导致的公共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不断增加。因此，在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面对的公共风险就像滔滔洪水，在积聚与集中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这使处于发散状态的财政风险加剧。

而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共风险的干预并非总是恰当，由于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严重不足，这又使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如政府对公共风险干预失当，在介入时机、介入标准等方面出现失误，就会导致干预成本增加，即增大财政风险。特别是当公共部门内部不协调，风险责任不清，"风险大锅饭"严重的情况下，政府在干预公共风险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新的风险。如政府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化解金融风险，在处置金融不良资产过程中，避险动机和避险能力不足，很可能不但收不回几个钱，甚至反而要搭进去不少财政资金。若是这种结局，倒不如一次性核销，这样，财政成本更低。要防范这种情况的出现，就必须对政府干预给予严密的风险监控。但问题是，在现实当中，政府干预公共风险失当的例子比比皆是。

"风险大锅饭"的制度性存在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公共风险的集聚和集中：制度性缺陷和在这种制度下的政府干预失当。这就像面对滔滔洪水，堤坝（制度）到处都在溃决，而抗洪措施（政府干预）又时常失误，洪水泛滥（公共风险）将呈扩大之势。利益与风险不对称，风险责任不明晰，最终的结果是使风险不断地向中央财政积聚和集中。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风险，如亏损或破产，最后的债务清偿总是转移到各级政府身上；政府各部门的融资、担保，债务清偿的责任往往最后全部转移到政府财政部门；下级政府的财政风险，如工资拖欠、无力清偿债务，上级政府很难"见死不救"，层层传递，最后中央兜底。本届政府面临的风险总是可以"金蝉脱壳"，转移给未来的政府。这种不以风险责任界定为基础的风险转移，导致公共风险快速积聚和集中，从而使财政风险悄无声息地急剧放大。

可见，"风险大锅饭"是当前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根本缺陷，也是导致财政风险呈不断扩大趋势的深层原因。如何打破"风险大锅饭"应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HanaPolackovaBrixi、马骏主编：《财政风险管理：新理念与国际经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Governmentatrisk，EditedbyHanaPolackovaBriXi，AllenSchick，TheWorldBank

（3）刘尚希：《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篇2

实践中，用保证金条款任意处罚供应商的现象非常普遍，归还保证金的时间没有统一的规定，交纳保证金的数额也无统一的比例，且采购机构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都特别在乎供应商所交纳的保证金。因为预收的巨额保证金一方面可以合法地为寻租人无风险地获得更大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又可长期占用巨额的保证金利息，作为自己“合法”的利润收入。

我们可以结合实践和相关法律来看一下政府采购中的保证金性质和缺位情况。

首先，采购主体没收投标保证金无法定依据。投标保证金不属于定金，不能适用定金罚则。然而，几乎所有的招标采购文件都有没收投标保证金的条款。投标保证金是投标的担保形式，为了保证招标采购文件的内容能够得到执行而设定的。供应商交付投标保证金只是获得缔约的机会，但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获得政府采购合同。而定金属于违约金交付定金是确保合同的履行为目的的由合同当事人给付另一方金钱或者其他代替物。（我国《担保法》有定金罚则。）实践中，采购人或采购机构往往将投标保证金按定金罚则执行，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2005年6月7日对中标供应商北京瑞源大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则处理决定：供应商在自治区政府采购警用设备项目中对某产品投标中标，但在中标112天后函告确认无法执行该项目合同，不能承担中标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取消贵公司的中标资格，招标方经研究予以同意。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供应商的行为已属违约，因此作出没收投标保证金等处罚内容。案例所述的没收投标保证金的处罚依据是行政规章所规定的，但行政规章中的这一条款违反了处罚法定的基本原则，为无效内容。因为我国《政府采购法》中不存在“没收投标保证金”的处罚条款，况且我国的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不能适用行政处罚的形式。

篇3

政府采购,是指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或劳务的行为,又称为政府统一采购或公共采购。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防止舞弊和其他不正常现象发生,西方各国都依据本国的不同情况,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及政府活动的公开性、透明性原则,制定专门用于对政府采购行为中的采购主体、采购范围、采购程序、采购方式及投诉处理等方面进行规范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总称为政府采购制度。比较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一般以《政府采购法》的形式体现。

在我国,财政部已正式颁布了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及其有关管理规定,明确由各级财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政府采购工作,政府采购将逐步走向正规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采购制度框架我国在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尚未确立之前,应按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办法》进行管理。政府采购具体政策的制定应由财政部门负责;工作规划、组织和管理由财政部门牵头;供应商的资格确认、采购预算和项目管理,由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共同协商办理;采购货款,在供应商履约后,由财政部门按合同支付;采购中发生的争议应按现行规定处理,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对采购中介组织、采购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应按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别负责,财政部门可以起协调作用。,其管理模式的基本设想如下:

1.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政府采购属于本级预算支出管理制度,因此,各级政府可在不违反中央政府制订的采购管理办法的前提下,制定各自的采购管理规则。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进行的采购项目,含有中央政府的专项拨款,应与中央政府协商确定采购主体。

2.建立政府采购主管机构。

根据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项目应由一个专职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统一组织采购。政府采购中心是由政府组建并根据政府授权负有组织行政事业单位重大和集中采购事务,并直接开展采购业务的事业单位。政府采购中心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以及其他有关采购政策规定开展业务。政府采购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一些招标事务委托社会中介组织承办。

政府采购中心应当组织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工程采购。主要负责组织专家对由财政拨款的公共工程的概、预算进行评估论证,核定建设成本;参与公共工程招投标。服务采购和货物采购。主要负责项目预算,确定标的底价,开展商务谈判、合同签订;监督合同执行,参与验收等事务。行政保障。主要负责各采购项目的资金结算;中心的财务管理,中心行政事务。采购中心的人员应以专业人员为主,要特别重视吸纳工程设计、工程预决算、工程管理、国际贸易、经济法、质量监管等方面的人才。科学选拔和安排政府采购中心人员,是为了确保采购队伍的专业化,提高采购效率,保证采购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风险。

采购中心的经费来源于向委托方收取的服务费。关于服务收费问题,考虑到政府采购中心既可自行直接组织采购,也可委托招投标中介组织采购,同时采购中心要承担履约、验收工作和采购风险这些特点,可参考国内现行招标机构向委托采购方收取服务费做法。所收费用,主要用于业务开支(包括纳税)、工资、人事培训及补充风险基金等。

3.明确具体的采购模式。

目前,国际通行的采购模式大致有三种:集中采购模式,即由财政部门或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所有的采购;分散采购模式,即由各单位自行采购;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即财政部门或专职机构直接负责对支出单位大宗、大批量或单项价值较高的商品或服务的采购,其他商品(主要是低价值和特殊商品)或服务则由各支出单位自行采购。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

4.加强对招标机构或采购机构的管理。

招投标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招投标技术性很强,因此应当允许借助招标机构来办理。另外,有的支出单位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或不能自行采购,如果实行分散采购模式,他们就可以委托给采购机构来办理。因此,我国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后,要鼓励社会上建立招标机构和采购机构。一般来说,这些机构属于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是帮助采购单位组织招投标等。财政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并制定办法对这些社会中介机构进行管理。

5.建立仲裁机构。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需要进行仲裁。仲裁的主要内容是招投标和履约中的疑义和有争议的问题。在招投标和履约的过程中,招投标双方和履约双方在一些程序、协议条款和运作方式上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义和争议,当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时就需进行仲裁,如遇国际贸易合同纠纷还涉及到国际仲裁问题。从国际看,政府采购仲裁机构,有由财政部门负责的,如新加坡、韩国等;也有设立独立的采购仲裁机构的,如加拿大国家贸易仲裁法庭、日本政府采购审查委员会等;还有不少国家是由地方法院来进行仲裁的。我国也需要建立或明确政府采购的仲裁机构,以解决政府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确保政府采购公正、公平原则的落实,维护政府采购的信誉。

建立和健全政府采购的法规体系国家财政部已正式出台《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统一由财政部门负责政府采购管理事宜,要求各级政府的货物、商品、服务采购主要通过竞争招标方式进行。同时,我国的《招标法》也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及控股企业在购买一定规模以上的货物、服务和工程时必须实行招标,这样就把部分政府采购纳入招标投标管理,强制性地对招标范围进行规范,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有了招投标法,无需再制定政府采购法。事实上这两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1.调整对象不同。政府采购法的调整对象是政府采购商品、工程和服务的经济行为;招投标是指招标人发出邀请,要求投标人对所采购物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售后服务进行承诺的行为,因此招标投标法调整的对象是订立合同的行为。

2.法的类别不同。按法律的性质分类,政府采购法为行政法范畴,招投标法为民法、经济法范畴。

3.立法目的不同。政府采购法通过对采购的政策性和技术性进行规定,有利于加强支出管理,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其他有关政策结合,使政府的有关政策目标得以贯彻。招投标法是为了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主要是从技术上明确招投标的具体程序及相关要求,保证采购活动能够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地运作。

4.适用对象不同。从适用对象的覆盖面上看,招投标法要比政府采购法宽得多,政府采购法的适用对象是所有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及使用财政资金的社会团体。招投标法的适用对象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和集体企业及其控股的企业。如从涉及的业务来看,政府采购法包括适用对象所有采购活动,而招投标法只涉及到适用对象中采购金额达到一定数额以上且又适合于公开招标的采购活动。另一方面,政府采购法只强调买进行为,而招投标法应该包括买进和卖出两种行为。

政府采购法除包含招投标法的主要内容之外,还要规范政府采购的主体、政府采购方式及各自的适用条件、政府采购政策、政府采购管理机制等内容。招投标法主要规定招投标程序和规则或规范企业的招投标行为,但不涉及采购实体、采购政策、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总之,两法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关系是:政府采购法为实体法,招投标法为程序法。我们考虑,政府采购的立法应与政府采购实践的进程相结合,政府采购立法工作应以现行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为基础,在经历大量实践的完善后,最终完成人大立法,形成《政府采购法》。“办法”属行政法规(规章),只是将政府采购行为统一于规范于国内的行政管理范围之内,使这项工作在国际谈判中仍有较大的灵活性;《政府采购法》属于国家法律,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最高形式。这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最终必须以法的形式出现。由于政府采购法涉及国际贸易关系,因此,在政府采购立法中,应充分尊重相关国际法的有关准则。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立法指南》,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政府采购非约束性原则》,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贷款、信贷采购指南》应作为我们重要的参考依据。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应把握以下基本原则:政府采购法中的有关政策性条款,要从国情出发,结合国际惯例加以明确;对采购行为的规范和管理,要有利于强化财政的主导地位;国内已有成文法中对采购行为进行规范、但不影响财政对采购工作管理的,仍应维持其有效性。稳健起步积极推进政府采购的实践应从政府采购的试点工作开始,目前,上海、重庆、深圳、河北、安徽、沈阳等地财政部门已经在进行政府采购的试点工作。中央财政也将适时地对一些专项购置按照政府采购方式进行。我们将力争用3～5年时间完成从试点到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进程。

关于试点问题,各级政府应根据《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本级的采购管理办法,同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府采购工作的范围,应严格控制在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范围之内,不应包括国有企业。按国际惯例,国有企业可以不包括在政府采购管理的范围之内;如将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于扩大了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将来在国际贸易中会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2.政府采购工作中,在采购项目和方式上要注意多样性和全面性,既要安排标准产品的采购,也要安排一些非标准产品的采购;既要安排竞争性招标采购,也要安排分阶段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询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以及集中采购和批量采购。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积累经验,锻炼干部。

3.在采购工作中,财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制定采购政策和采购管理方法,监督采购政策、管理办法的落实,处理采购工作中产生的采购机关与供应商之间的纠纷及采购管理人员的培训等方面,不应干预(参与)采购机关与供应商之间的具体采购事务。各地在制定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时,对供应商的限制性规定中,不应也不能出现地区垄断和地区保护性条款。

4.在政府采购工作中,财政部门要做好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政府采购工作不仅与预算编制、支出管理和财政总预算会计工作紧密相关,而且还涉及产业政策、国际贸易政策及外汇管理等项工作。按现行我国政府的职责分工,这些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因此,财政部门在工作中,应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共同把工作做好。切实搞好配套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是现行财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延伸,它的实施需要相应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从财政系统来说,它需要改革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

第一,统一思想,提高对政府采购制度的认识。虽然政府采购制度在西方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各方面能否对建立这一制度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形成统一、深刻的认识,将从主观上影响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因此,需要大力宣传和普及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使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另外,由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我国用于政府采购的资金既有预算内又有预算外,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把各种采购资金纳入统一账户,各部门预算也必须细化,财政对各部门资金使用的监督将大大强化,这必将触动各部门的既得利益。同时,统一、公开的政府采购活动对行业垄断将构成相当威胁,也必然会遇到部门、行业的阻力。就地方政府来看,公开的政府采购将使其采购活动对本地区的保护难以奏效,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也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第二,加强预算监督。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财政监督将由价值形态向实物形态延伸,从而改变目前财政监督乏力,财政支出管理弱化的现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财政部门不仅要制定政府采购政策,而且要参与指导采购管理。这就意味着财政部门的工作领域将得到拓宽,财政干部的知识结构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既要懂政策、懂技术,还要懂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方位的监督。

第三,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一般分为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和基层会计单位三种,构成了各级政府会计的核算网络。每年预算一经批准,财政部门即按预算和各单位的用款进度层层下拨经费,年度终了后,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可以不再简单按预算拨款经费,而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货商拨付货款(支出)。由于这部分支出采取了直接付款形式,支出的决算也不需再层层上报,财政总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编报决算。

篇4

[关键词]《政府采购协议》中国影响

政府采购制度是公共财政体系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直接支出的一项基本手段。政府采购（GovernmentProcurement），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为了开展日常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监管下，以法定方式、方法和程序，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和政府贷款，从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商品、工程和服务①的消费行为。

政府采购制度形成于18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61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法》，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由于这种制度以公开招标为原则，从决策到监督体现了广泛的公平性、公正性和规范性，因此被称之为“阳光下的交易”。

一、WTO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WTO《政府采购协议》1994年4月经缔约方签字通过后，于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它在WTO法律体系中属于附件四的四个“复边贸易协议”（PlurilateralTradeAgreement）之一，仅对签字成员方有拘束力，而不是对全体成员方有效。

《政府采购协议》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序言和24个条款，第二部分为《政府采购协议》的附录②。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

（一）目标和原则

《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目标是：

1、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善并协调世界贸易现行的环境。

2、通过政府采购中竞争的扩大，加强透明度和客观性，促进政府采购程序的经济性和高效率。

《政府采购协议》对缔约方政府采购强调了以下原则：

1、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待遇原则。各缔约方不得通过拟订、采取或实施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来保护国内产品或供应商而歧视外国产品或供应商。

2、公开性原则。各缔约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都应公开。

3、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收支状况等，要求有关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以照顾其发展、财政和贸易的需求。

（二）适用范围

《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范围包括：

1、采购主体：是“由直接或基本上受政府控制的实体或其他由政府指定的实体”，不仅包括政府机构本身，而且包括其他实体，如政府机构；不仅包括中央一级的政府实体，还包括地方政府采购实体。各缔约方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时应提供一份采购实体清单，列入《政府采购协议》附件。只有被列入清单的采购实体才受《政府采购协议》的约束。

2、采购对象：适用于缔约方一定金额的货物、工程（基本建设工程特许合同除外）和服务的采购。其中中央一级采购实体在货物采购方面受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为13亿特别提款权，而中央一级采购实体在服务方面、地方一级采购实体在货物和服务方面受协议管辖的最低限价由各成员方协商确定，并列入《政府采购协议》附件③。工程采购项目，以联合国中央物品分类第五十一章所列的建筑工程为准。但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采购，包括武器、弹药、战略物资的采购，或与国家安全及国防密切相关的连带采购；以及涉及到维护公共道德、公共秩

序、公共安全、人民与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知识产权、保护残疾人组织、慈善机构或劳改产

品等方面的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协议》。

（三）采购方式

《政府采购协议》规定比较灵活。主要有三种方式：

1、公开招标采购，是指通过公告程序，邀请所有感情趣的国内外合格供应商参加招标的采购程序。

2、选择性招标采购，是指各采购实体在与采购制度的有效实施相一致的情况下，通过公告程序，最大限度地邀请国内外合格供应商参加投标的采购方式。

3、限制性招标采购，即《政府采购协议》第15条规定的采取公开招标或者选择性招标

后，有下列情形发生时可不通过公告程序采取的采购方式：（1）没有供应商参加投标或者无

格标；（2）对于艺术作品或者因保护专利和版权、技术原因等，供应商独此一家，无其他替代选择；（3）出现了无法预见的极为紧急的情况；（4）如更换供应商将不能满足要求而必须向原供应商采购替换零备件；（5）因研究开发需要或者特定合同需要而续购的产品和服务：（6）追加的工程采购必须由原供应商办理且金额未超过原主体合同金额的50%；（7）在商品市场上采购的产品；（8）只有短时间内出现的对政府机构及其下属机构极为有利的向非经常供应商的采购；（9）与设计比赛获胜者签定的采购合同。

4、谈判式采购，是指一缔约方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在授予合同程序同投标人进行谈判。这些条件包括：（1）采购方在发出招标邀请时已表达这种意图；（2）通过评估，没有一个投标明显优于其他投标；（3）谈判应主要用来坚定各个投标的优劣；（4）在谈判中采购人在不同的供应商中实行差别待遇。

（四）质疑程序

《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规定，当一供应商对某项采购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情形提出质疑时，每一缔约方应鼓励该供应商通过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来解决质疑；有关供应商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项质疑之日起10天内开始质疑程序，并通知采购实体；各项质疑应由一家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为纠正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行为，确保商业机会，质疑程序中可以采取暂时的果断措施，在决定是否采取这种可能造成该采购过程中断的措施时，应考虑可能对有关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产生的重大不利后果。同时，为维护商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质疑程序一般应及时结束。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相比存在的问题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政府采购立法工作，曾先后草拟了《政府采购条例（草案）》、《中央机关政府采购条例（草案）》，1994年4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立法原则，制定颁布了《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同年6月又颁布了两个配套办法，即《政府采购合同监督暂行办法》和《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目前，政府采购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办法也正在草拟酝酿阶段。

在地方立法方面，上海市于1995年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试行办法，几经修改，1999年4月，正式制定《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和配套措施等6个办法。目前，全国已有近30个地区制发了政府采购规章和制度，其中，深圳市在1998年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是我国第一个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1999年5月24日，国家发行了政府令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政府采购下达了明文规定，从而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开始走向规范化、普遍化和制度化。

《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属于WTO成员方选择参加的协议，只是对签字国有效，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以及我国进入世贸组织脚步的临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开放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应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政府采购工作仍属全新领域，相关立法起步较晚，政策法规尚不健全，与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1、法律保障方面

我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工作起步较晚，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陆续试点推行，但到目前为止，许多省、市、自治区虽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办法和措施，但我国还未制定出《政府采购法》或完整的政府采购制度管理条例，尚未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体系。而各地在政府采购实际操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有些问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有靠一些规范性及领导的支持运作，缺乏法律的保障。

2、政府采购最低限额的规定方面

《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各缔约方的中央政府机构采购合同的限额为13万特别提款权④，而地方政府机构和政府下属机构由各缔约方自行规定。依据国际惯例，地方政府的采购合同起始限额均高于中央政府采购合同的起始限额。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采购限额规定，而各地实际操作的限额一般都较低，如上海市《2000年政府采购目录》规定：单项采购金额超过5万元或以一级预算单位汇兑统计年批量采购超过100万元的货物；合同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土建、安装、装饰、市政道路等各类工程；单项金额超过50万元的服务。这意味着一旦我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上述所列超过5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政府采购市场都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这样的规定对保护本国企业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也与国际上通常做法相。

3、政府采购机构的确认方面

目前，各地政府采购大多数由地方政府协调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政府采购委员会，在财政部门设立政府采购中心。这两个机构在实践中既可以审查采购主体资格，又可以在供货合同由采购单位和供应商商定的情况下，以监督方身份承担见证职责。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负可能出现的经济纠纷的责任，因而这两个机构实质上既是政府采购组织者，又是政府采购管理者，在市场经济中既扮演采购员，又兼裁判员，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必然导致职责上的混淆。因此，这样的组织形式在法律和行政体制方面如何定位、职责如何衡量，都是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4、预算管理形式方面

目前，全国各省、市的政府采购工作大多是经地方政府批准，由财政部门组建采购中心进行日常操作。采购中心一般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但也有部门地区确定为自收自支的（或定额补助）事业单位，还有的地方采取在财政局相关处室基础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安排，而机构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的不同，必然在相关程度上决定着政府采购中心在工作中“扮演角色”的不同，以及介入程度的深浅，这种经费上的自助自支方式可能使采购中心因关注自身利益而不能保持公平、公正地安排采购活动。

5、采购方式方面

我国《投标招标法》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而WTO《政府采购协议》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和谈判式招标采购四种。从范围上看，我国招标方式更为狭小，选择余地小，对开放后的中国市场不利。

6、质疑程序方面

我国大部分地方立法只规定了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向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投诉，但没有规定投诉的程序，投诉的期限、质疑受理机构及采购过程中断等问题也未作明确规定。

三、创新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构想

（一）、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目标原则

实行政府采购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节约财政支出，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此，政府采购制度必须遵循以下总原则：

1、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政府采购过程必须向社会公开，不得对供应商采取歧视政策和地区封锁，采购人与供应人在采购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采购。

2、效益原则。政府采购的客观效果是节省政府开支，在从事采购活动中讲求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求政府采购应当竞争的方式，通过竞争使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最大化。

3、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原则。财政性资金属公共资财，其使用必须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首先，财政性资金在使用方向上要把社会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要加大对公众事业的投入；其次，政府在采购日常用品时应当有利于增进公共福利，注意社会效益。

4、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原则。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强化财政智能、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手段也要实现面向市场的转变，并不段健全和完善。而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健全规范财政支出政策的中心内容，尤其是我国财权分散、财政智能枝解、弱化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为迫切。

5、竞争择优原则。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实现真正靠实力和信用竞争。

接受社会监督原则。政府采购计划、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构必须对社会公开，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二）、建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框架

1、界定政府采购制度的适用范围。

从采购主体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确定为使用政府性资金的各类行政事业单位，主要是指政府机关及全额预算拨款的社会团体和党政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是否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应具体分析。事业单位的物品或服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政府组织供给的纯公共品，这属于政府采购范围；一类并不一定都靠政府，而是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通过授予特许权由民间组织供给，这些物品由于要对成本回收自担风险，必然走上企业化经营道路，依市场规律办事，其采购行为就不应当受政府行政控制，不应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国有企业也有两类：一类是非盈利性的公共性企业，企业的发展靠国家财政支持，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类企业应纳入政府采购制度规范内；一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企业，只有依市场规律办事，以追求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依市场信号配置资源方能健康发展，为此就必须实行政企分开，消除政府直接行政干预，因此不能纳入政府采购范围。

从采购资金的性质看，所有用政府性资金安排并达到规定金额的采购项目，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另有规定外，均应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政府采购资金包括：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预算外资金、自有资金和其他收入，国内外贷款、捐赠款，各级政府规定的其他资金。

2、选择政府采购模式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其采购模式的选择宜采用集中和分散并以集中为主的模式。

3、明确政府采购的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可分为两大类：招标性采购与非招标性采购。从我国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角度看，应选择以竞争性招标采购方式为主，其他采购方式相配合。

4、设置政府采购机构

（1）、在财政部下设政府采购管理机构——政府采购管理委员会（或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根据国务院1998年批准的财政部“三定”方案，明确授予财政部“拟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的职责，因此，财政部作为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肩负着协调管理和政策指导的重任。政府采购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是：制定、修改和监督执行政府采购法规、政策；下达政府采购计划；编制和审查政府采购预算方案；批准和拨付政府采购款；分析和评估采购统计；协调有关部门的关系等。

（2）、各级政府设置政府采购事务机构——政府采购中心。其性质属于非盈利性事业法人，隶属于各级政府，接受财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与监督。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各级政府交办的大中型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事务；统一组织管理行政事业单位能够集中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务；承担由政府采购委员会委托的被取消独立采购资格的采购机关的其他各项采购；对被授权进行分散采购的部门或单位采购活动进行备案管理和监督。

政府采购中心与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关系是一级委托关系，也可以直接受理各个部门或单位的委托进行直接采购活动。由于受到具体采购商品（劳务）和工程技术因素的限制，该中心还可以进行二级委托，如委托专业中介机构从事具体的采购事宜。

5、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配套改革

（1）、改革财政专项预算资金的拨付管理制度，建立与政府采购制度相配套的财政专项预算资金管理方式。将现行财政支出中的一部分专门用于单位或部门的设备购置、会务、房屋修缮、车辆购置和维护等专项资金，按价值管理和实物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在总预算中单独编制，不再搞条块分割，而应政府采购专业户由政府采购中心按财政批准的政府采购计划统一运作。

（2）、改革现行总预算会计制度，使之与政府采购制度相适应。现行预算按主管会计单位、二级会计单位、基层会计单位至少三个级次层层下拨经费，这不仅影响了财政部门有效贯彻政府采购制度，而且无法对采购行为（如招投标程序、方法等）不够规范进行有力的监督，不适应政府采购制度资金的直接支付要求。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不再简单地按预算拨付经费，应当允许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应商拨付货款（支出），或在总预算中将采购资金划拨政府采购中心支出，减少资金流动环节。由于这部分支出采取直接付款形式，支出的决策也不需要层层上报，财政总会计根据支出数额直接办理决算。

（3）、改革现行国家金库制度。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国家金库的有关办法中应明确允许财政办理直接拨款的方式，建立一种单一的国库帐户管理方式，并制定相应的操作办法。

6、建立政府采购的监督机制

（1）、直接监督：现行的政府采购方式主要是公开招标，招标公告后，整个采购过程全部处于供应商的监督之下，供应商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自觉地进行相互监督，对违反“三公”原则的人和事，供应商可以向招标人提出质疑。

（2）、行政监督：供应商对采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对质疑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可按规定向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投诉。

（3）、司法监督：供应商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如对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处理决定不服，可按现行的司法程序，向法院提请诉讼，也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4）、社会监督：各部门或地区在采购活动中，应经常邀请纪检、法院、公证和新闻机构的代表参加开标和评标监督。

7、建立科学的招标管理办法和程序，加强对招标机制的管理。招标和投标是政府采购的核心内容。科学的招标管理办法是政府采购制度完备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实践中，由于招投标技术性强，财政部门及支出单位目前缺乏专门人才，因此，需借助招标机构作中介，财政部门应建立相应的办法规范中介机构的智能和业务范围，充分使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公正性得以发挥。

8、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努力提高业务人员素质。政府采购制度已成为双边、多边以及地区贸易谈判的重要内容。我国加入WTO以后，就必须适度开放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而政府采购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采购商品物种繁多，加上我国政府采购起步较晚，政府绝大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现代采购业务和技巧，对市场上厂商的信誉和商品质量把握不准，不善于收集、分析和运用市场信息，构成人才资源的障碍，所以现在应抓紧时机培训政府采购专业人员。

参考文献资料：

1、《政府采购》楼继伟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WTO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研究》唐民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政府采购管理与国际规范与实务》曹富国、何景成著，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4、《关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立法探讨》李剑著，《华东政法学院报》，99年；

5、《政府采购：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中心环节》刘尚希、杨铁山著，《财政研究》1998年第4期；

6、《政府采购，宏观经济政策的兴奋点》戴静、韦玲著，《企业经济》1998年第8期；

7、《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伯纳曼·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著，刘平、洪晓东、许明德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①此处的商品是指各种各样的物品，包括原料、产品、设备、器具等；工程是指新建、扩建、改建、修建拆除、修缮或翻新构造物及其附属设备以及建造房屋、新建水利、修建交通设施、铺设下水道等；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外的任何采购，包括专业服务、技术服务和培训等。

②附录1详细列举了缔约方承诺开放的政府采购市场清单；附录2详细列举了缔约方政府采购招标与决标信息的刊物名称；附录3详细列举了缔约方供应商信息的刊物名称；附录4详细列举了缔约方政府采购法规、司法判决、程序等信息的刊物名称。

篇5

关键词：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现状；实践；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也随之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社会进步得越快速，人们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度和要求也就越严格。为了能够使公共财政制度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自21世纪以来就开始借鉴国外财务方面的预算管理制度，不断结合新出台的各项财政制度，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这次改革对我国国库收付形式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财政革命，其实践与应用也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内涵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指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库账户单一体系，所有财政性资金将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里管理，不管是支出还是收入都要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来实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属于国家的，我国应派专门机构不定期地到各个单位进行预算审核。由于资金存在商业银行会产生利息，所以银行存款也会相应地给客户或个人带来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制约。因此，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可以为国民提供更集中的收付管理。与此同时，在建立该制度的过程中，需要重点针对各类不同的支付类型，采取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的方法，以便快捷有效支付到我国各个供应商及用款单位。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一）集中收付制度的观念保守

国库集中收付是一种透明的、全新的财政资金收付管理方式，通过几年时间的改革、演变、探索，已经发展成一条线的收付管理体系。由于国库集中支付增加了财政支出的规范性和透明性，设立“小金库”、“账外账”等现象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特别是对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也会出现一些人对这项改革的不满、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有抵触。西方早就有这样全面的收付管理制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发展国库收付方式，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根据中国的经济现状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风险

首先，零余额风险。如果在收付的过程中存在过失，就会按照财政制度退回财政账号的零余额，这样的过失是无法挽回的，因此是财政资金最大的风险。其次，预算凭证及退库凭证带来的风险。财务部门在银行入库国有收付是需要凭证的，在处理预算凭证和退库凭证时要谨慎，每一细节都要认真处理。因为凭证在传递过程中很容易被替换，所以存在潜在风险。再次，规范国库集中收付的执行力度不大带来的风险。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侧重于规范和监督，而执行机构的执行力度相对较弱。最后，我国的制度改革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从刚开始的分散型到集中型，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风险。

（三）不能有效解决预算执行不力的问题

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点是要突出宏观管理、强化预算、详细制订用款计划，另外，业务部门和资金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非常重要。要规范资金的划拨方式和现金的大额提现；在国库资金支付过程中进行电子数据远程监控，监督支付资金的范围。但是，现在仍然没有效解决基层单位预算执行力的问题。原因是开户行对资金的审批不严格，允许随意支付资金，造成决算与预算偏差大。

三、对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思考

我国是新型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制度必须要按照我国的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功的经验。世界一些发达的经济国家都是实施单一账户制度，财政是不能在国库单一账户外的体系运行的，因此会设有专门的国库现金管理支付执行机构。本论文作者对我国国库集中收付的实践情况进行了思考，针对实践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更好地实行财政集中管理

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就普遍建立了国库单一账户集中收付制度，将政府各部门财政性质的资金全部集中在国库单一账户里，或者实行国库存款账户，在各大商业银行都有存款账户。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要对国库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必须以预算完整性为基本准侧，加快国有预算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以财政上作统一为原则，规范每一部门预算的制定；以决策法制性作为原则，健全预算和决算的审批程序，从而实现财政统一性与预算完整性、决策法制性和国库集中性的完美结合，构建起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

（二）构建一套完整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我国国库信息的完整性

现在是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信息系统可以实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技术进步和改革。目前，财政系统的硬件配置还算比较过硬，但是要想加快进行改造，必须加强软件开发，为了建立完整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奠定基础。

（三）实施并积极推广国库监督控制体系

我国的国库需要过硬的监督系统，这就需要财务监督观察局和政府审计机关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审计和把关。强化执法监督和完善责任机制是使改革进行下去的重要因素。一是要建立完善内部责任机制。要通过法律来确保管理系统的构建，在资金支付周期的每个阶段建立明确的内部责任制，加强国库集中支付的内部管理制度并保证各项制度能顺利完成。二是要建立外部的全方位监督制度。审计部门是对国库集中收付情况进行外部监督的重要环节。

（四）减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执行阻力

采取积极向上的措施减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运行中遇到的执行阻力。首先，要取消商业银行各种预算单位的账户。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各商业银行由信贷带来的资金问题，有效地控制银行信贷规模。这样一来，银行支持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会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压力。所以，当地银行要尽量减少信贷资金的支出。其次，国家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属于国家的，因此会不定期地对各个单位分散使用进行预算，现在集中支付后的预算也会失去先前预算资金的直接支付权，同时也存在利息收入。人们之所以会把钱放在商业银行，是因为商业银行能带来利息，假如在银行存款没有利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因此，国库集中收付支付是为了更集中地进行收付管理。与此同时，需要我国政府实行统一管理支付，在政府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依靠法律手段来提高政府在集中收付过程中的透明性和完全性，减少政府部门通过自己手里的权力来进行大量的权钱交易行为。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运用此制度，在未来的时间里，会更多的政府实行国库集中收付支付制度。加强我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力度利国利民，力争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语

我国国库集中收付支付制度对实施国库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健全的监督制约体系，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督我国国库集中的财务性质资金的合理收付政策；要尽早适应国库管理信息系统，定期对各地区集中收付机构的工作人员和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考核，使其充分了解改革的意义，熟悉改革的法律条文、相关制度和管理信息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协调与配合，使财政国库的管理工作得以有效实施。每个地方的财政局都要正式实施国库中收付支付制度。这也会全面地改变中国之前分散性质的资金管理模式，加快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的完整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是以集中收付来规范国有资金问题的。我国可以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努力将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推进到各级预算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国库集中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吴伟光，沈月琴，顾蕾等.制度创新和森林生态旅游价值的实现[J].浙江林学院学报，2001（03）.

[2]白鹏飞.农村信用体系微观建构[D].延安大学，2007.

[3]李江源.教育制度的本质与现代转型（下）——基于社会哲学的视野[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02）.

[4]张健.新闻生产的时效、利润与制度选择——对美国新闻业私营企业制度的经济学阐释[J].新闻大学，2006（01）.

[5]姜宏青.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相关问题研究[A].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转型经济下的会计与财务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C].2003.

篇6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篇7

杨智杰博士的《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史研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管理、会计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及其]进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主要内容涵盖中国自先秦至前历代思想家和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财政、税收、会计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制度与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领域。本书中作者以对历史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和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财思想为重点,以历代主要理财人物为经,以其政策事功为纬,紧密结合理财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总结经验和教训,萃取其理财思想精华,概括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的主流理财思想及其特征:经济集权与管制思想、量入为出略有节余的思想、开源节流的积极节用思想、财会审三位一体的内部控制思想、理财思想中人本主义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的]进规律。

该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分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奴隶制时代为起点,而把对主要理财问题的研究放在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加以研究。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规范研究和史证研究相结合;纵向对比、横向对比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创新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官厅中主要理财理论和理财家们的理财思想,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进的十大基本规律。

其二,重点研究了会计在古代官厅理财体系中所扮]的角色和在理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宏观的历史的视角阐释了会计的理财功能,并以此为背景明确指出在古代会计本身就是一种理财活动。将会计控制思想作为官厅理财的重要内容予以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财政和会计的耦合机制和一体化问题。

其三,在研究中国理财问题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方主要理财思想作了比较研究,从而使本书达到了不但古为今用,而且洋为中用之效果。

通过研究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社会制度本质上都是一套利益分配框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均衡是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官厅理财与会计控制作为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居于国民经济的核心位置,研究官厅或政府理财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再生产的过程和阶段,也要高度重视会计控制的基础作用。历史上理财思想和财政制度呈周期性变化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权益分配失衡,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并最终引起社会动荡乃至朝代更替。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民生,理顺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由于资源稀缺与人类需求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故欲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量入为出和开源节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人类社会理财的基本原则,会计控制则是理财不可或缺的基础手段,史实表明:“失会计者失财政,失财计者失天下”。

这部书是目前会计界关于我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著,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选题具有较大的挑战性。综观该著,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论证层次分明,理论表述严谨,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并做到了引证恰当,说理透彻,文字流畅。该著作的研究质量充分地反映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专业水平,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建议作者进一步加强中西理财思想比较研究,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现代政府理财和企业理财问题,以使学问更加精进。

篇8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的财政保障构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中央统一的司．法财政与决算制度。此外，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败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渐进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将法官从一般公务员系列里独立出来并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仍应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 中国 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⑩也包括法官在 法律 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WWW.133229.CoM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 经济 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政治 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

注释:

⑴就我国一般的公共财政而言，可以说更加透明完整的国家及地方预决算体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之中。关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一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页。

⑵作为笔者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个批评及有关该法规实施状况的评论，参见王亚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须有公共财政支撑》，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27日；《诉讼费用与司法改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的一个“中期”考察》，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

⑶综合各种信息渠道得到的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专项资金2007年为30亿元，2008年为40亿元，2009年也为30亿元。例如2007年的数据可参见高绍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

⑷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争取，中央出台了为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法院工作人员发放“法官津贴”的政策。不过仅为一、二百元的这笔费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还要看同级财政是否切实执行该政策而在不少地方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

⑸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建立司法会议、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有资深法官参加管理，但这些具体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都设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陆法系的一般情况而言，除了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几个例子，大部分国家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机构（多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负责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最高法院统一对全国法院系统行使该项权限。参见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 发展 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 现代 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 论文 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⑹关于中国法院内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业务管理交织混合的状况，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 科学 》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与上述两位学者对这些所谓“法院行政化”的现象持尖锐批评的观点有所区别，苏力则对此类现实情况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过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参见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⑺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不仅为法院为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公共权力机构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关于这种量化目标或责任的指标体系在行政机关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悖论，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⑻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同样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说法院只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地运用了通行于公共权力机构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行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 企业 说”，也能够被视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这样的管理模型。参见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

⑼“阳光工资”从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开始推行。关于对这项改革内容更全面的介绍以及“阳光工资”推行以来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随的负面作用等，可参见祁光华、孙竹君：《北京市“阳光工资”实施效果的调查与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⑽目前法院正在推进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拓展司法审判在创制规则方面空间的一种改革。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含义及进展情况，参见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1]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发展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篇9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风险大锅饭制度的存在，政府的财政风险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本篇论文基于财政风险防范的视角，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Lüder政府会计权变模型中的工具变量中加入了风险评估变量和监督机制变量。在风险评估机制中，笔者重点提出了如何确认和评估各项负债的方法及改善建议；在监督机制中，笔者认为应着重加强对于风险以及各组织行为变量之间的监督机制，以完善我国政府会计改革。

关键词 ：财政风险，政府会计权变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5（2015）04-0123-01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王蓓（1990-）；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会计。张瑜（1989-）；女；黑龙江大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会计。

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金融领域，导致金融资本运作和金融活动的损失破坏。财政风险的防范离不开政府会计体系的技术支撑。政府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政府利用会计信息作出有效决策。Lüder于1990年提出政府会计权变模型后，有许多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改补充。本文从财政风险防范的角度入手，添加了风险评估变量以及监督机制变量，从而完善Lüder政府会计模型在我国的实际应用。

一、财政风险的环境变量

1.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不断扩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有扩张的趋势。通过对我国各地区不同省份的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估算出2007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41159亿元。据审计署相关文件显示，2010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超过十万亿元，其中占有较大比重的是担保债务和直接债务。

2.风险大锅饭的存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大锅饭”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然而“风险大锅饭”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所谓风险大锅饭是指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等，即盈利时获得收益，亏损时却不承担风险。这种不对等主要表现为本届政府各方举债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提高了政绩，然而巨额的债务费用却需要由下几届政府来承担。这种盲目发展经济的行为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增加了我国政府财政风险。

二、财政风险的组织行为变量

1.政治上的推动者

在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是政府会计改革的主体和主要推动者。没有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执行，那么政府会计改革将沦为纸上谈兵。近年来，我国政府陆续推动了各项改革，形成了以《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会计制度体系。这对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战略部署具有重大意义。

2.改革驱动者

根据Lüder政府会计改革权变模型，改革的驱动者包括政府委员会、审计机构、准则指定机构、学术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3.利益相关者

Lüder政府会计改革权变模型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一般社会公众，社会监督者等。

三、财政风险的工具变量

1.改革概念

基于财政风险防范的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概念应该是以目前以及未来可预见的行政生态系统为前提，明确预算会计体制的作用和局限，通过评估预测未来财政风险大小进而制定相应的策略化解财政风险。

2.风险评估

由于风险大锅饭制度的存在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政府愈发难以估算财政风险的大小。然而，为有效控制财政风险，我们必须对现存的财政风险进行评估。通过对风险进行筛查，明确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重点。

为能够准确评估我国目前的财政风险，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完善政府负债风险的计量。方法一是循序渐进的引入权责发生制。采用这种方式，大量或有负债和隐性负债将会被纳入政府负债的核算体系。因此，我国政府会计可以先试行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存的制度。方法二是逐步建立一套完整可信的政府资产负债表。这种做法不仅向广大纳税人和社会监督者解释了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而且有助于政府对未来的借债和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以及各项财政负债风险的防范提供指导。

3.执行战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提出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方向。具体的执行战略包括：一是规范公开政府预算管理制度。二是完善税收制度。改进地方税和中央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基于以上政府会计改革战略，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执行战略选择渐进、多步骤路径。

4.执行结果

执行结果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可持续的阶段。它会随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改革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组织行为变量的追踪和反馈，不断改善执行结果，从而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5.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的完善离不开政治改革推动者、改革推动者以及公众的共同努力。政治改革推动者应重点实现自我监督。各级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主体。政府需要加大财政透明度，及时有效地向广大群众公布相关信息。此处的监督不仅包括组织行为变量之间的相互监督，还包括对于风险机制的监督。

篇10

论文摘要：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全球最大规模的形成，已经将其支撑体系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到了十字路口上，高等教育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没有退路。本文从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融资体系、多元化办学及产权改革三个主要方面，分析了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存在的制度性问题，并提出了制度改进的思考和意见。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投资；融资；改进

自从1999年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04年，全国共有各类高校2236所，其中普通高校1731所；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2000万人，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并将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比1999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正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逐步推进。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原有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1．源于我国的巨大人口压力，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两个无奈的事实：一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二是我国的经济实力实在难以理想地支撑这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能支撑这一规模，核心的问题源于计划经济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与市场化背景下的教育发展的矛盾冲突，也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投融资制度。

2．我国高等教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是在原有经费筹措体制下实现的，其支撑的投资体系仍然是仅能维持“精英教育”阶段需求的基本体制，没有经过重大调整和变化，缺乏制度改进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体制内饱和扩张，原有体制的效用已经最大化。一些在“精英教育”阶段困扰我们的投入顽症和制度性缺陷，还将继续在我国保持并在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规模中存在，在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中存在。“穷国办大教育”描述的是我国的现实情况，但事实上，“穷国办大教育的出路在于制度安排的改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探索构建能够支撑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投融资体系。这些制度包括公共教育财政制度、高等教育融资制度、高等教育产权制度。

3．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费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发展校办产业、支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建立教育基金(简称为“财”、“税”、“费”、“产”、“社”、“基”)等多渠道。对高等教育而言，主体来源是“财政”、“学费”和“贷款”三部分。

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然要求高等教育投融资制度的改进和创新

现实情况表明，目前构成高等教育经费主体的财政投入不足已经成为“习惯性不足”；收费制度尽管距培养成本尚有较大差距，但总体水平已经不低，接近目前社会收人承担极限；融资制度尚未建立，融资手段比较单一，但融资风险已开始积聚。从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来看，我们认为存在七个方面的制度性问题需要进行改进：

1．财政投入不足是制度性不足。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是以政府办学为主，并且这种情况还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的办学体制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公共教育财政支撑。事实上，无论现在还是以后，我国的公共教育财政都没有能够完全负担，目前，不少“2ll工程”大学的财政投入仅占学校经费的20％。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是两个方面的。首先是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总量一直处于严重短缺之中；其次是高等教育经费本身一直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高等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长期处于“减额投入”、“低水平投入”的状况，经过长期博弈，从财政投入不足，已经上升为制度性的“习惯性不足”；从“少量不足”上升为“严重不足”；从短期不足成为长期不足；从部分不足成为全面不足e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乱收费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予以解决，彻底改变公共教育财政的“弱势地位”。

2．保证财政投入需要二项制度的改进。财政投入不足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缺乏制度保障的制度缺陷问题。缺陷的核心在于财政教育预算和支出制度的改进，以及建立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制度。因此，长期存在的财政投入不足。不是不可以彻底解决，解决的切人点在于这二项制度的改进。

3．分级财政体制与高等教育分级办学体制的冲突，要求中央财政在高等教育上承担更大责任。我国目前实行分级财政体制。在高等教育的中央投入上，通过强制性下放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表现为中央财政“逃避责任”。截至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成人高校2236所，其中普通高校1731所。而教育部所属的“2l1工程”高校仅有73所，加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共120所。也就是说，在分级财政体制中。中央财政以全国2／3的总财力。承担了1／20的高校财政投入，而地方财政以1／3的财力，支撑了全国高校的95％的高校投入。全国这种财力与责任的不恰当划分，是促使有限地方财政投入陷入“无钱化”、“低水平化”，并成为“习惯”的又一体制性根本原因。

高等教育这种具有“外溢性”的准公共产品生产本身。表明高等教育不是地方性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它要求中央财政承担更大的责任，改变目前作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一个基本制度转移支付的制度性空白状况。因此。建立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制度改进的必然选择。也是一种较“中央财政上收部分高校”改革相对成本最小化的选择。

4．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的比例调整，是一个渐进的投入替代过程。在教育内部财政经费的划分上，一直存在高等教育比例过大的意见，并逐步成为热点．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清楚看到。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办一体化格局下，在高等学校产权制度和格局没有重大改变的条件下，任何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行为都将对高等教育形成长期损失。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合理比例的调整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首先理顺和解决教育财政投入总量问题和高等教育产权问题。其调整改革的初始条件是产权改革形成的投入替代，而不是无替代的直接减少。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目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贷款及融资等正在成为财政减少投入、拖欠投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状况的出现，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长期的。高等教育贷款融资等其他筹措经费形式，不能成为财政性逃避责任，调减投入的借口。

5．财政资金投入方向的公平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主体不应是优质的重点高校建设、2l1高校建设，而应作力于高教“公平性”的体现上。即高教资源总量扩大，整体水平提高，一般高校、社区性学院的建设上。优质高等教育应是“选择性”的，不应成为财政投入的重点方向。

6．发行“教育券”。作为一种政府债券。是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在财政投入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负责任的选择，也是一种现实选择。

7．民办高校财政补贴制度空白。要实现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共同发展，共同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的格局。作为重大制度空白。财政性高等教育补贴制度缺少民办高校部分。

从高等教育的融资制度建立方面讲。我们认为。需要从六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

1．维持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必须依托财政投入和融资“双重支撑”。高等教育融资是高等教育在市场化背景下出现的新事物。也是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生产企业的可行选择。事实上，在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完成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历史性转变中，融资，从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并且这一角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还将继续扮演下去。有必要强调的是，2003年底。中国人均CDP突破1000美元，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处于中下水平。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要维持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仅仅依靠公共教育财政体系是难以支撑的。必须是“双重支撑”，金融体系的支撑作用必须加快建立和充分发挥。

目前。全国高等学校的贷款总量已近千亿。风险也正在累积，但对高等教育融资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指导并不多见；对发挥金融体系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缺乏理论的系统讨论和相关体系的健全；由于高等学校作为我国的事业单位的理论限制。对高等教育利用金融体系的边界、途径、方式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的相应改革、体制建立和完善。还缺乏理论考察和指导。而与此同时，其他诸如新闻、出版等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取得成效。

2．融资结构与融资方式多样化选择。正是因为高等教育以政府为主的办学体制，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融资的主要方式以信贷资金为主，其中政府担保贷款是主要形式，并且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但事实上。高等教育可以选择的融资手段是多样化的，并不仅仅限于此。其他融资方式，包括设立政策性银行融资、资本市场融资、股权融资、金融租赁、收费权质押等方式。因此，探索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的融资制度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和必然选择，也将伴随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整个过程。

3．建立健全融资体系和相应中间载体。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的“银校结合，相促发展”关系，我们发现，现行的高等教育在体系上有很多重大缺环，包括如组建教育投资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相应担保机构等诸多金融中间载体。探索急需建立并予以完善。

4．理顺高校资产管理体制和相应“委托一”关系。探讨高等教育的融资体系建立，一个不可回避和必须理顺的问题是高等学校产权的管理体制，即高等学校产权所有者存在“缺位”现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既是高等学校产权事实上的所有者，又是高等学校运行的管理者。实际上，在高等学校的产权管理问题上，同样存在“双重委托一”关系，而且第一重“委托一”关系中，所有者“缺位”。教育行政部门是第一重“委托一”关系的代表，高等学校的资产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举办者)委托教育行政部门，第二重“委托一”关系中，高等学校具体运行由教育行政部门委托高等学校办学者，而教育行政部门仅仅作为管理者存在。而现实情况是教育行政部门既是所有者也是管理者，行使双重职能，其所有者(国资委或相应基金会)“缺位”，导致高等学校产权管理不顺，相应改革难以启动，融资存在体制性缺失的障碍。

5．加快银行体系制度创新。严格地说，高等学校作为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企业，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其公益性大于营利性。因此，在处理高等教育与金融体系的关系时，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利润最大化，有损于高等教育双重目标的实行，故尽快建立独立体系的政策性教育发展银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我国现实情况是，金融体制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时间紧迫、压力巨大、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性的教育银行的建立时间只能靠后，必须等待新的银行体系建立并顺利运行后，才能有所动作。

6．积极探索产权融资方式。产权融资是企业融资的基本方式，也是公共企业融资的一种成熟的主要方式，而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的融资方式中，基本没有引入和采用。我们认为，在市场化背景下，作为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共企业，有必要从现阶段开始，进一步放宽管制，加快股份制等产权融资形式的探索步伐。

从高等教育产权改革和多元化办学方面讲，我们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改革探索：

1。宏观经济体制环境要求和呼唤高等教育产权进行相应改革。减少政府财政压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办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各种形式的民办高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和国外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日本高等教育中，私立高校和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全部高等教育相应比例的72％和73％。我国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民营经济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几乎全部领域。但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办学的实际状况与现实可能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必须对高等教育的办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从建立公办与民办共同支撑我国高等教育的新格局的高度，重新审视和认识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进而进行政策调整。

另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普遍支出膨胀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财政必然短缺的双重压力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依赖产权问题上的制度创新改革。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根本改善进程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产权的改革进程，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

2．多元化办学需要制度性保障。尽管在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上、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优惠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但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包括探索建立实行对民办高校一系列财政补贴的制度；放宽高等教育管制，放开高等教育产业，允许部分公办高等学校进行改制试点，形成一批公办高校通过改制成为混合体制或民办高校。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可以是公共企业提供，也可以是私人企业提供，还可以混合提供。无论是公立高等学校，还是私立高等学校，只要是为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都有责任予以投入和补贴，不同的是额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