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哲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9:19: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启蒙哲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马克思；博士论文；哲学；宗教批判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马克思宣告哲学与宗教的誓不两立，他承继伊壁鸠鲁反叛宗教、护卫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精神，高调地声明哲学“痛恨所有的神”，宁可像普罗米修斯一般做“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苟活于阴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论文的开篇序言中，马克思即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明言普卢塔克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立场，“令人想起一个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7〕，同时指出，“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
〔8〕宗教无疑正是作为“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力量，它致使“众人所崇拜的众神”并不是“众神”的本相。在伊壁鸠鲁看来，众神避开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对世界漠不关心，与众人毫无关系，“人们崇敬它们是由于它们的美丽，它们的威严和完美的本性，并非为了谋取利益”〔9〕这与“众人所崇拜的众神”毫无一致之处。何况，马克思认为，对于哲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0〕“神学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学更重要的描述是极端错误的。
作为“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质疑和批判作为各式各样的偏见与错误意识的种种宗教和神圣，“哲学”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冲突的。为解决这个冲突，在苏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态度呈现出两种路向：其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张对民众采取一种“高贵的谎言”的政治哲学，审慎地对待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颠覆受宗教主导的人类社会，防止哲学对社会的“疯狂”侵袭；其二，伊壁鸠鲁摒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暧昧不明的态度，坚决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对立面的立场，以巨人般的勇气复兴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学对抗宗教的明确立场。〔11〕伊壁鸠鲁这一大无畏的精神为后来的启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启蒙背景中成长的马克思，几乎具备启蒙哲人的所有抱负和激情，毫不犹豫地扛起了以哲学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鸠鲁的所有自然哲学均服务于其反宗教的动机一样，马克思对希腊原子论的研究也服务于其反对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为哲人的马克思，其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从偏见、迷信和宗教中引导、“救赎”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图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义下把人“救赎”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谬举动。因为依照启蒙哲人的预言，凡是在人们开始按照哲学的理性进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动的余地；而哲学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惧和无知的地方才能开始。当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面对的压力也是严峻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选择及原子偏斜理论的本体论意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一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现出两个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详述了两者学说上的差异与对立，着重强调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的理论把伊壁鸠鲁同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实质区别。深刻凸显出伊壁鸠鲁的自由意志哲学能够挣脱众人的意见与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够征服世界，实现绝对自由的本体论意义。
关于研究方式的选择。马克思描绘道：“德谟克利特不满足于哲学而投身于经验知识的怀抱，而伊壁鸠鲁却轻视实证科学，因为按照他的意见，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13〕；德谟克利特说“我发现一个新的因果联系比获得波斯国的王位还要高兴”，而伊壁鸠鲁则认为，探讨客体只在于使那进行解释的主体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自然知识本身；〔14〕“德谟克利特由于对知识感到绝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却在感到死亡临近之时洗了一个热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嘱咐他的朋友们忠实于哲学”〔15〕。因此，研究方式的选择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学不单纯是对外在世界的客观研究，也是关乎人的自我意识，关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学说。在马克思的视野中，相比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哲学成为救赎的工具，摆脱了大众意见的束缚与宗教精神的限制，从而在哲学中感到满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当然，马克思的自由已经不仅仅是伊壁鸠鲁的对恐惧的摆脱与自我意识的宁静，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学对众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与救赎能力。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词是bezwingend，这个词意味着强迫（forcing）。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精神“强迫”世界成为人类自由之所。只有通过征服世界，人才能够创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创造自我神性的保护而战胜死亡。〔16〕人成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创造者，正是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终极目标。
关于原子偏斜理论的意义。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王国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世界，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与自由。原子作
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实际上是个体的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解读其实包含着对人之生存样态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线运动中丧失了个体性与独立性，如同个体的自由在外在的划一行动中丧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运动打破了这一“命运的束缚”。原子由于脱离直线，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即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如同表征着人的自我意识的原子经历否定之否定，以偏斜运动否定直线运动，通过独立性和对同他物的一切关系的否定脱离了限制性的定在，从而摆脱外在之束缚与羁绊获得独立自由的特性。〔17〕而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人们逐渐脱离宗教的偏见与魅惑，洞察到人拥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识而确证人的自由和平等的过程。“原子偏斜理论”构成了伊壁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差异。原子偏斜是对实在的解释，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将这一思想应用于人类的自我意识，则“偏斜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8〕。原子的偏斜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强制的运动与盲目的必然性行为，这正是作为理性之光的哲学对作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摆脱与胜利，彰显出具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挣脱宗教的束缚的事实。伊壁鸠鲁提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作为救赎方式的哲学。
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异及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理论的运用，实质上是本体论与物理学的差异。德谟克利特将原子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体的必然性，没有涉及主体本身，只具有物理学意义；伊壁鸠鲁通过原子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体，并确立了自由意志主体的性质与自由意志摆脱宗教的本体论意义。
三、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明
马克思批判了“关于神的存在的证明”，指出这些证明“不外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9〕。一切关于神的本体论证明都是不成立的，它们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直接证明。彻底扫除了“神”这一宗教的最高基础之后，马克思阐述了自我意识哲学如何实现对世界的救赎，这是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对宗教批判的完成。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指出，历来关于神的本体论的证明无非就是说，某人现实地想象的东西，对于某人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因为我的想象是由某东西作用于我，所以当我现实地想象神，神对于我来说就是现实的表象，这一“现实的表象”将证明神具有一种实在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这一表象就会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罗神都曾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的力量一般。但是，马克思接着论证到，如同某人将纸币带到不知纸的这种用途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的主观表象一样，要是将某人所信仰的神带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国家去，必将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一个特定的国家对于外来的特定的神来说，就同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的神来说一样，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20〕由此，马克思指出，“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例如，本体论的证明。当我们思索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识。”〔21〕对神的本体论存在的一切证明歧视都是对神的不存在的证明，是对一切关于神的观念的驳斥，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终只是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维塞尔的论断也许是可信的：“从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看来（假如没有更早的话），那种超越了人的所谓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样的客观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构建）对他而言也许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意味着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个所谓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经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宗教已经被证明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那么救赎世界，实现和护卫人类自由的责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识哲学。 场救赎运动，“哲学必须成为尘世的（现实的）哲学，而世界必须成为哲学的（观念的）世界。哲学既是救赎的工具，同时也是救赎的内容。为此，对马克思来说，哲学拥有一颗‘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心’。”〔23〕马克思认为，“征服世界与绝对自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是救赎意识的认知形式，它必须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绝对自由的自我意识
。“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相对立。体系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发生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24〕哲学要面对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释世界之所是的内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内容；哲学必须把世界变成哲学欲求的应该所是的内容，成为救赎行动的自我意识。
只有如此，哲学的本质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新的理论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风雨中诞生。“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变成转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25〕
假如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处境是由亚里士多德体系造成的，而马克思的哲学处境则是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这一相类似的哲学处境之下，我们有理由信服美国学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话：“意识的主权与反有神论的反叛是在一个开始就有的，它们作为动机进入到了马克思对由黑格尔体系造成的哲学处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封闭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的、全体的世界’，像这样的体系乃是哲学中的‘节点’，它们中断了哲学的直线发展。要在沉思中来进一步完善这样的体系是不可能的，其继承者将转向哲学实践和对时代的批判。”〔26〕我们也更能体会到马克思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们。
四、结语
就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的“救赎方式的哲学”所拥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视野而言，其哲学的“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之心”还只是在自我意识中跳动，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诡秘的宗教世界，彰显了哲学的救赎意志。这种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宾诺莎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精神启蒙，它本质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或以“自我意识”来消融宗教的“幽灵和怪影”，虽然批判的锋芒很犀利，但还略显缺乏浑厚的根基，因为尚未寻找到合适的中介让自身成为革命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终的完成。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理性启蒙的价值，其巨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促成政教分离，让国家尊重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支配范围。然而“犹太人问题”已经使这一解决方案出现裂隙，哲学式的理性启蒙既不能消灭宗教，也无法化解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诸神之争”依旧存在于世间。因此，宗教批判必须要走出自我意识哲学的视野，摆脱在“思辨王国”中的“纯哲学批判”式的范围限定；必须反思哲学批判的前提，不能单纯地将自我意识哲学作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归宿，不然，根本无法消灭宗教的神秘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论性质总体上还囿于大卫?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传统；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期尚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不过，马克思已认识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从而坚决地清理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 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7〕。在转入政治和经济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在新的层次上提出了对宗教的批判，即对宗教的世俗批判。
〔参考文献〕
〔1〕〔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16．
〔2〕〔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7．
〔4〕〔6〕〔7〕〔8〕〔9〕〔10〕〔13〕〔14〕〔15〕〔17〕〔18〕〔19〕〔20〕〔21〕〔2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11，12，35-36，12，24，27-28，25，35，34，100，101，101，75，75-76．
〔5〕〔16〕〔22〕〔23〕〔美〕维塞尔．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
〔m〕．陈开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9，132，133，183．
〔11〕罗晓颖．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j〕．现代哲学，2007，（3）．
篇2
这本集子的写作方式是很不同的，我称之为：从学院写作到启蒙写作。所谓的学院写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按照引经据典规范完成的学术论文，它以技术性的措施切割了围观者的介入；而启蒙写作则是去除各种人为障碍，在保持必要的思想深度的前提下，通过加工力图达到对现象的由表及里的通俗易懂的阐释，以此揭示那些隐而不显的内在机制。两者的区别在于对潜在读者人群的划分上。如此选择是基于两种考虑，其一，我认为当下的中国仍是一个需要启蒙也正在启蒙的时代。启蒙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是很典型的康德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对于中国更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其二，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思考的行列，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哲学家萨特曾说：文学是一种介入。于此，我是深以为然的。否则的话，人文学者还能做什么呢？在一个蔑视思想的年代，守护思想的基准线不至于无限倒退，也是人文学者在一个经济宰制年代所应担当的责任，或许这种努力还是有存在价值的，毕竟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虽然经历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我仍固执地认为，这种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是我在过去五年里写下的，它耗费了我大量的心血，有无数个不眠之夜，一个人在寂寥的烟圈中敲下这些寂静的字词，我仿佛能够听到它们的悄悄私语，以及不满，它们是我陌生而又熟悉的朋友。在当下的考评机制下，这些努力都是不作数的，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这些努力意义何在？好在我是一个不容易后悔的家伙，让一些隐匿的文字从寂寞的角落里跳出来，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际遇。这些年，我的生活也是飘忽不定，更是在内心里增加了一些旅人的情怀，以一种漂泊的心态写出羁旅天涯的情怀，一直是我梦想的事情，也许从骨子里，我更是认同庄子的说法：藏天下于天下。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人到中年，总会遭遇到虚无主义的侵蚀，这本集子记录下一段旅程，它让那些晦暗不明的日子，在内心里清晰起来，甚至变得有些光亮，于此，我也要衷心地感谢那些与我同行的朋友们，是你们一直在让道路得以延展，并让它们在暗夜里发出微弱的声音来，我听到了。
篇3
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超级秘书网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篇4
论文题目：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哲学及其重要价值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篇5
在古典社会学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摆脱了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进化论的基本
立场，而且把欧洲的现代化理解为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结果。韦伯用一般的
经验研究揭示了合理化的过程，但他并没有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曲解合理化过程，没有使合
理性内容在社会学习过程中消失殆尽。韦伯留下来的著作都是一些断片；但合理化理论是
其中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用它把韦伯的理论全貌建构起来；这些解释视角在20世纪20年
代的哲学讨论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1】，可是，后来被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对《经
济与社会》的研究）排挤到了一边，但在最近的韦伯研究中又开始抬头【2】。这些观点
认为，韦伯的著作是一个整体；而由此恰恰暴露出了一些有益的矛盾。宗教历史的解神秘
化过程是西方理性主义出现的一个必要的内在条件，韦伯分析了这个过程，而且借助的是
一个复杂而含糊的合理性概念；相反，合理性概念在分析社会合理化的现代过程中可以把
有限的目的理性当作主导观念。韦伯、马克思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使用的都是这个
概念。我想首先对他们的三种观点概略地加以比较，由此来阐明我的提问立场【3】。
马克思认为，社会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大发展，具体而言，就是经验知识的增长、生
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相反，生产关系是社会权力的
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工具的调节制度，只有在生产力所发挥的合理化压力下才会出现变革
。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则有另外一番评价，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制
度框架不是束缚合理化力量的生产关系，而是目的理的亚系统（Subsysteme），正
是在这些亚系统当中，西方理性主义才获得了社会意义。当然，韦伯也对社会关系的物化
（作为官僚化的后果）表示担忧，因为它遏制了合理的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
及后来的马尔库塞，都是从韦伯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在工具理性范畴下，统治自然的
合理性与阶级统治的非理性融为了一体，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加固了异化的生产关系。《启
蒙辩证法》（DialektikderAufklaerung）消除了韦伯面对合理化进程尚还抱有的矛盾
，他们毫不犹豫地纠正了马克思的实证立场。知识和技术，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绝对的解
放力量，可它们自身却成为了社会压迫的工具。
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三种立场究竟有怎样的正确性，而是它们共有的理论弱点。一方
面，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都认为，所谓社会合理化，就是指行为关系当
中工具理性和策略理性的增长；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思考，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究
竟是意味着一种自由生产者的大联合，还是意味着一种合理的道德生活方式，或是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而合理化的经验过程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总体性的社会合理性来加以检验。
但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合理性概念，必须和生产力、目的理亚系统以及工具理性
的总体承担者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原因一方面在于行为
理论过于狭隘：马克思、韦伯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确定的行为概念还不够完善，不
足以把社会行为中的一切社会合理化内容全部囊括进去【4】。另一方面，则在于行为理
论和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混杂不清：行为取向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同行为系统复杂
性的增加并不是一回事【5】。
一方面，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清楚，韦伯是在一个科学语境中接手合理性问题的
，他摆脱了19世纪历史哲学以及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进化论的前提。合理化理论不属于社
会学作为科学而必须抛弃的推理遗产。社会学是踏着苏格兰道德哲学和早期社会主义的足
迹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它有着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与
发展【6】。在此过程中，社会合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世纪，历史哲学探讨了
这个主题；到了19世纪，进化主义的社会理论又接手并转化了这个主题。我想简略地回顾
一下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早期发展历史，以便阐明韦伯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论》（Esquissed\unTableauHistoriquedesProgres
deL\EspritHumain，1794）一书囊括了历史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主题【7】。合理性
模式是由计算性的自然科学提供的，主要是牛顿的物理学。它发现了\研究自然的真正方
法\；\观察、实验以及计算\是物理学揭示自然秘密的三大工具。和康德一样，孔多塞
也深信这种科学的\可靠过程\。科学成为了一般认识的范式，它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
都变成了单纯的意见：\数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两大分支。由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依赖
的是计算和观察，它们的学说不受不同学派的意见的左右，因此，它们和哲学分离了开来
\【8】。
孔多塞没有象康德那样去努力揭示认识方法的基础以及科学理性的条件；孔多塞关注
的是韦伯所说的科学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孔多塞关注的问题是：依靠方法导致理
论知识的增长，这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生活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孔多塞试
图根据现代科学的历史模式，把人类历史理解为合理化的过程。他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
个方面的内容：
（a）首先，孔多塞根据科学进步模式重新解释了至善（Perfektion）的概念。至善
不再象亚里士多德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事物内在终极目的（Telos）的实现，而是
意味着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方向明确，但一开始目的并不具体。至善被解释成
了进步。孔多塞在他的著作中试图阐明：
\自然的完善并没有给人的能力（perfectionnementdesfaculteshumaines）设定
界限；人追求至善的能力是不可意料的……其界限只有一个，就是星球的存在时间，因为
自然让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约束\【9】。
人类精神的进步不受人类内在终极目的的限制，它们是在偶然条件下实现的。进步概
念与学习观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精神取得进步，并不意味着向终极目的又接近了一步，而
是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智力获得了有效的证明；也就是说，人类精神取得进步，所要归功的
是一种学习机制（Lernmechanismus）。学习过程就是从知性上克服障碍的过程；孔多塞
认为，\我们的知性观念\依靠的是\一种紧张关系：一边是我们揭示真理的手段，另一
边则是自然对我们的反抗\【10】。
（b）自然的反抗包括先见（Vorurteil）和迷信。自然科学模式的认识概念似乎把
传统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道德观念以及政治观念等统统都给否定掉了。面对这种传统
的力量，科学的启蒙作用日甚一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
，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
制度。启蒙成为了一个政治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在实践中提炼科学知识，进而摆脱先见的
过程；用孔多塞的话说，启蒙是一个政治概念，说明的是哲学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过程。科
学进步要想转变成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科学家就必须承担起教育公众的使命，以便使他们
自身的工作原则成为整个社会交往的原则。科学家作为启蒙者，试图把他们享有的权利
\大声宣布出来\，这个权利就是：\任何一种意见都要接受我们自身理性的检验。……
这样，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不是揭示或论证真理，而是传播真理。他
们的使命就是要直捣一切先见的老巢，因为有了先见，人们就到教士和教派、政府和传统
的社团那里去寻求庇护；他们的荣耀在于，消除民众中的谬误，而不是要拓宽人类知识的
界限\。当时还身险囹圄的孔多塞进一步补充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追求知识的进步
，他们这样做既充满着危险，也蕴藏着用途\【11】。
（c）启蒙概念是一个纽带，把科学的进步观念与认为科学也致力于道德完善的信念
联系在一起。启蒙要求人们在与教会、国家等传统暴力机器的斗争过程中，拿出自己的勇
气，运用自己的知性，也就是运用自己的自主性和成熟性。此外，启蒙的激情还源于这样
一种经验，即：道德实践的先见实际上已经被科学的批判力量动摇了。\一切政治谬误和
道德谬误都是出于哲学谬误，而哲学谬误本身又是与物理学谬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种
宗教体系或超越自然的迷狂，不是出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12】。因此，孔多塞认为，
不仅要通过批判去信奉科学，而且要借助科学帮助解决常规问题：
\数学和物理学都是为了让技术更加完善，使之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道德科学和
政治科学的进步，对决定我们感知和行为的动因产生了影响，这点难道不是自然的必然规
律造成的？\【13】。
孔多塞所说的包括道德实践问题、学习的认知问题以及学习过程的科学组织问题。人
类有能力\获得道德概念\，同样，人类也有能力让道德科学达到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水
平：
\自然科学值得信赖的唯一理由在于：自然科学认为，决定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不
管我们是否了解，都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可是，这个原则对于人的知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所
发挥的效力，为何比其他的自然进程来得要微弱？\【14】
（d）但是，如果启蒙能够依靠人文科学，而且，人文科学的知识进步和自然科学的
知识进步一样在方法论上获得了保障，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期待个人的道德有所进步，
也可以指望文明的共同生活方式也取得进步。和康德一样，孔多塞也认为，文明的进步意
味着建立起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共和制度、一种确保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以及一个加速
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进而消除或补偿社会不公的社会制度。孔多塞希望消灭\在两性之
间制造不平等的先见\【15】；也希望消灭犯罪和堕落，在卫生和医药方面消除贫困和疾
病；孔多塞认为，\未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死亡只是外在不可抗拒力量所导致的结
果\【16】。
换言之：孔多塞以为，相对于死亡，生命是永恒的。这是18世纪历史哲学思想的典型
观念，尽管它在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同时代人那里才获得完整而明确的表述。当然，也正是
这种激进的态度才暴露出了历史哲学思想中的断裂。主要有四个论断后来遭到了质疑，并
促使历史哲学的现代观发生转型。
首先，孔多塞必然会设定一些前提，因为他认为，直线性的进步概念所立足的是现代
自然科学的科学进步概念。（a）他设定，物理学历史以及把物理学当作样板的科学，可
以说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脉络。相反，当代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形成与范式之
间没有瓜葛；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指出，科学理性的连续性不是建立在理论层面上，而是
建立在理论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不同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当中。更具有冒险性
的是另一个假设（b）：迄今为止，宗教学说和哲学学说所解答的一切问题，不是变成了
可用科学加以合理解决的问题，就是成为了假问题，在客观上消失不见了。孔多塞希望能
克服死亡，这并不奇怪。其中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偶然性经验和意义问题，迄今为
止一直都是用宗教来加以解释和解决的，现在会有巨大的缓解。否则，就会留下一些无法
合理解决的问题，它们必定会对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很大的制约。这是韦伯的一个出
发点，他试图由此去追踪社会合理化的过程，而且依据的还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宗
教世界观的发展过程。
其次，孔多塞是18世纪的产儿，他未能搞清楚，如果从现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去把握
人类历史的同一性，他所提出的普遍主义要求会有多大的有效性。孔多塞并不怀疑，总有
一天，所有的民族都会\接近象法兰西人和盎格鲁-美国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没有
先见的民族已经达到的文明状态\【17】。
对于这个信念，孔多塞的论证是：和自然科学一道形成的合理性，并不是西方文明所
特有的，而是人类精神内在所固有的。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假设，首先遭到了历史学派，
后来又遭到文化人类学的质疑；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这一点，本
书导论在讨论合理性争论时已有交代。但是，对于历史哲学在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的，则是其他两个假设。
再次，正如我们看到的，孔多塞把科学进步的认知内容与成熟的道德实践内容联系在
一起；所谓成熟，就是指摆脱了教条和自然的权威。孔多塞使用的是前批判的\自然\概
念，这个概念曾出现在康德的历史哲学著作中，被用来确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在孔多塞那里没有构成问题，尽管从休谟（D.Hume）以来，人们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关于道德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科学的命题当中推导出来。最
初，这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所探讨的主题。黑格尔的法哲学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
间建立起辩证法中介，这个中介在马克思那里进入了社会理论，而且通过双重渠道：
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哲学反思的自足性。随着黑格尔辩证法逐步与时代合流，理论
与实践的中介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实践理性所涉及的问题，再也不能只用哲学的手段来
加以解决了；它们跨越了纯粹论证的界限：批判的武器需要对武器加以批判。用实践手段
来进一步发展理论，不会揭示出太多的普遍性内容；值得提及的，就是革命理论了【18】
。
另一方面，在用非批判的手段把握辩证法概念的过程中，黑格尔又引起了重视；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深入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当中，以致于理
论的规范基础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模糊内容不是被回避了，就是被遮蔽了，因
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被回避了，是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分解成了社会研究和道德
社会主义（阿德勒）；被遮蔽了，既是因为正统派用黑格尔来限定马克思（卢卡奇，科尔
施），也是由于被等同于19世纪的自然主义发展理论（恩格斯，考茨基）。这
些理论为历史哲学最初探讨的合理化主题进入社会学领域铺平了道路【19】。
对于这些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孔多塞历史哲学的第四个假设。孔多塞如果认识到，不
断改进的理论知识具有经验意义，他就会把文明的进步还原为人类精神的进步。任何一种
解释命题，一旦从合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现象，其出发点就必然是：知识和认识的论证
力量具有经验意义。但是，孔多塞既没有深入研究学习机制和学习过程的前提，也没有解
释清楚，认识是如何转化成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合理组织的；更没有注意到，认
识会带来预料之外的副作用。孔多塞所信赖的是精神的自发作用，也就是说，孔多塞信以
为，人类的知性依靠的是知识的累积，而随着知识的不断扩散，又会反过来对文明的进步
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自发性表现为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从参与者的实践角度来看，文
明的进步是知识普及的结果，是哲学家影响公众舆论的结果，是改革学校教育和大众教育
的结果。这些启蒙实践的目的是要推动人类精神不断进步，但它们自身都是历史哲学的产
物，因为它们第一次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性的过程，以便让那些参与者能够在实践中进一步
推动这个过程。从科学家的理论角度来看，文明的进步是一些可以用自然规律解释清楚的
现象。从实践角度来看，合理化表现为一种有意志和有意识的交往实践；而从理论角度来
看，合理化表现为一个合乎规律的认知过程。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但是，只要我们从唯
心论的角度认为人类精神是一种权力，它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和
谐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方面，19世纪的发展理论（在斯宾塞那里达到完善）对历史哲学的合理化主题
作出了重大修订：它们从达尔文主义的角度认为，文明的进步是有机系统的发展【20】。
解释渐变的范式，不再是科学理论的进步，而是类的自然进化。这样，合理化主题就进入
了社会进化领域。视角的转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19世纪的主要历史经验：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生产技术成为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纬度。生产力的发展最初
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一种模式，这个模式比现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模式更有助于我们从经验的角度把握社会进步。
--政治变革也是这样。政治变革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果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
进步在资产阶级自由的制度化过程中的反映，比在人文科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人文科学
的发展本身还是一个问题。
--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壮大，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亚系统，当代政治
经济学用循环模式对此有清楚的描述。这样既形成了整体主义的视角，使得无须再把社会
分工现象还原为个体的聚合；也出现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使得我们能够把社会比作有机体
，进而看作是自我持存的系统。
前两个主题有助于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把合理化过程解释为增长过程；第三个主题
则使得社会史更加合乎达尔文建立起来的自然史进化模式。这样，斯宾塞（H.Spencer）
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它剔除了历史哲学的模糊唯心论，把文明的进化看作是
自然进化的延续，进而使文明的进化彻底合乎自然规律。
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壮大，国家的建立以及现代管理制度的形成等，所有这
些趋势可以说都是一些经验现象，是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结果。我们无须再把它们仅仅看
作是内在精神历史（可以还原为学习过程和知识累积）的经验标志，也无须再把它们解释
成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化标志。
通过对孔多塞提出的四个历史哲学基本假设的考察，我们可以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理论简单地概括如下：它们既没有对启蒙的理性主义，也没有对启蒙的普遍主义提出质疑
，因此它们还没有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所面临的危险；它们还在重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
当然，这一点不太显著，因为它们至少提出要用关于实践道德进步的价值判断去解释关于
进化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更加紧密地依靠社会科学，用（偏向生物学的）经验
科学的进化概念，来填补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规律的唯心主义论述所遗留下来的空白。
韦伯重新接手合理化主题，并使之成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主宰当时科学史语境的，
是对19世纪进化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可以用上文的关键词来加以明确。在这里，我将从
反方向来清理历史哲学的上述基本假设：批判的焦点是进化决定论，道德自然主义以及发
展理论的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
进化决定论(EvolutionaererDeterminismus)：从兰克（L.v.Ranke）和萨维尼（
F.K.v.Savigny）开始，精神科学就在历史学派内部逐步形成了，而且一直伴随着方法
论的反思【21】。这些方法论的反思最迟到狄尔泰就已经发展成熟，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
主义（Historismus）。历史主义批判既针对辨证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也针对进化主
义的历史理论和社会理论。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这场争论的结果，亦即否定为自然主义
文化寻找发展规律的做法。历史主义认为，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由意义关系建构起
来的对象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结构主义的合规律性，而非规约论（nomologisch）的合规
律性，更不是进化的合规律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历史主义把文化科学与生物科学，或
者说，与自然科学的样板区分了开来；正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做法，促使了韦伯重新从非历
史主义的合理化角度，去提出现代社会发生和发展的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历史主义的
批判，朝向一定目标的渐变就必然会被还原为意义关系或观念的内在逻辑，而非社会系统
的进化机制；人们也必定会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而非根据社会进化的规律，来解释这一渐
变。此外，韦伯的这种历史主义遗产彻底妨碍了人们正确对待系统功能主义当中的一些值
得注意的内容。
道德自然主义(EthischerNaturalismus)：韦伯自身属于德国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
传人【22】。就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而言，文德尔班（H.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
（H.Rickert）同狄尔泰以及其他历史学派哲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与社会科学进化
主义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新康德主义超越了其二元主义的科学哲学，发挥了一种特殊的影
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价值理论。新康德主义在方法论层面上区分了实然（Sein）和应然
（Sollen），区分了事实的断定和价值的判断，并且在实践哲学中坚决反对一切道德自然
主义。这就是韦伯在价值判断论证中的立场背景。韦伯批判进步概念和进化概念，正是因
为它们在经验科学中发挥了潜在的规范作用。韦伯对于道德领域中的自然主义错误结论十
分敏感，甚至对于描述命题和评价命题的泛滥也十分敏感；韦伯的这种敏感受到了康德和
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当然，这种敏感也有负面作用，它在韦伯那里和一种非康德
的历史主义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就是：怀疑实践理性的论证力量。韦伯在方法论层
面上坚决反对道德认知主义和道德自然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us)：19世纪的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更加关注社会生活方式，
传统，价值以及规范的变化范围。历史主义把自身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相对性经验归纳为如
下问题：即经验科学中设定的合理性标准难道自身不是有着时空限制的文化，亦即现代欧
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丧失了其普遍有效性要求。但是，对于多元文化当中是否也会出
现认识论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历史主义处理得比较草率。精神科学主要探讨的是有文字记
载的文化传统，它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不同的文明在原则上是平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
则是古代社会，它对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发展差别轻易不会无动于衷。此外，功能
主义文化人类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危险：即一边用进化决定论批驳一切合规律性
的规约论（nomologisch）分析，另一边却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正如我们在后文中将会
看到的，韦伯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普遍主义立场；他认为，合理化过程并不
是西方所特有的现象，尽管综观一切世界宗教，合理化只有在欧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
，这种合理主义一方面具有特殊性，即为西方所特有，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
，它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在历史哲学和发展理论当中，科学和技术是合理化模式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们具有范式特征，这一点韦伯也没有否认。但是，要想充当进
步概念和进化概念的范式，就必须从启蒙或实证主义的角度对科学和技术加以评价，也就
是说，必须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它们对于类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以尼采以及生命哲学家为代表，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种准形
而上学的评价方式。韦伯也未能摆脱对科学文明的悲观主义评价【23】。他坚决反对合理
化过程在现代社会中脱离道德的价值趋向，而放任自流。因此，科学和技术在他的合理化
理论中失去了范式的地位。韦伯集中研究的是目的理制度化的道德-实践基础。
注释：
1.洛维特（KarlLoewith）：《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MaxWeberund
KarlMarx），载其：《论文全编》（GesammelteAbhandlungen），Stuttgart，1960，
第1页及下两页。兰茨胡特（S.Landshut）：《社会学批判》（KritikderSoziologie
），Leipzig，Neuwied，1969，第12页及下两页。弗赖尔（HansFreyer）：《社会学作
为现实科学》（Soziologieals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Darmstadt，1964，第
145页及下两页。以及我的注释，载施塔默（O.Stammer）（编）：《马克斯·韦伯与当
代社会学》（MaxWeberunddieSoziologieheute），Tuebingen，1965，第74页及下
两页，转载于哈贝马斯，（1970），第313页及下两页。属于这个传统的还有凯斯勒（D.
Kaesler）编的文集：《马克斯·韦伯》（MaxWeber），Muenchen，1972；比恩鲍姆（
N.Birnbaum）：《对于资本主义发生的不同解释：韦伯与马克思》（Konkurrierende
InterpretationenderGenesedesKapitalismus:MarxundWeber），载塞法特（C.
Seyfarth），施普龙德尔（M.Sprondel）（编）：《宗教与社会发展》（Religion
undgesellschaftlicheEntwicklung），FrankfurtamMain，1973，第38页及下两页。
2.圣卡尔贝格（St.Kalberg）：《当代德国社会学领域关于韦伯的讨论》（The
DiscussionofMaxWeberinRecentGermanSociologicalLiterature），1979，载：
《社会学》（Sociology），第127页及下两页。
3.请参阅Wellmer，手稿，（1977）。
4.哈贝马斯（J.Habermas）：《行为合理性的几个方面》（SomeAspectsof
theRationalityofAction），载：杰莱茨（F.Geraets）（Ed.）：《当代的合理性》
（RationalityToday），Ottawa，1979，第185页及下两页。
5.卢曼（N.Luhmann）：《目的概念与系统合理性》（Zweckbegriffund
Systemrationalitaet），Tuebingen，1968。
6.斯特莱瑟（H.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TheNormative
StructureofSociology），London，1976，第44页及下两页。
7.这里引用的是阿尔夫（W.Alff）主编的德法对照本，孔多塞（Condorcet）：《
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进程》（EntwurfeinerhistorischenDarstellungder
FortschrittedesmenschlichenGeistes），FrankfurtamMain，1963。
8.Condorcet，（1963），第125页。
9.Condorcet，（1963），第29页。
10.Condorcet，（1963），第253页。
11.Condorcet，（1963），第275页。
12.Condorcet，（1963），第325页。
13.Condorcet，（1963），第381页。
14.Condorcet，（1963），第345页。
15.Condorcet，（1963），第383页。
16.Condorcet，（1963），第395页。
17.Condorcet，（1963），第345页。
18.托伊尼森（M.Theunissen）：《理性的实现》（DieVerwirklichungder
Vernunft），《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undschau），附刊，第6卷，Tuebingen，
1970。
19.Habermas，（1976a），导论。
20.斯克莱尔（L.Sklair）：《进步社会学》（TheSociologyofProgress），
London，1970，第56页及下两页。
21.罗特哈克（E.Rothacker）：《精神科学的逻辑性与系统性》（Logikund
SystematikderGeisteswissenschaften），Bonn，1948。
22.伯格（Th.Burger）：《韦伯的形态概念》（MaxWebersTheoryofConcept
Formation，Durham，1976；豪（R.H.Howe）：《韦伯的诸种亲和性》（MaxWebers
ElektiveAffinities），AJS，84，1978，第366页及下两页；巴克（M.Barker）：《康
德作为韦伯的问题》（KantasaProblemforWeber），载：《英国社会学杂志》（
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80，第224页及下两页。
23.关于尼采对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请参母莱施曼（E.Fleischmann），De
篇6
学术是指学术启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借鉴国际学生成绩测试（PISA）和IB课程的观点，学生的学术素养体现为将所学知识与其生活联系在一起，对周围世界好奇，具有用知识解释周围世界的强烈动机；会猜想、寻找证明、论证和实验的方法，具备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为实现上述目标，学校进行了以学术为指向的课程变革。
不同层次课程的变革
1.国家课程的跨学科改革
学校将加强学生所学知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作为改革国家课程的课程观，并开展课程改革的探索。以人文综合课程为例，学校将政治和历史课程的部分内容按照主题进行综合，最终，人文综合课程确定了民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制度、世界轨迹、家族企业等5个主题。整合相应的内容、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假设、求证、陈述、评论、讨论等方法运用于学习过程，将检索参考材料、整理陈述和论文写作等作为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作业和评价。
2.校本课程的系统构建
校本课程是培养学生学术素养的另一个重要阵地。到目前为止，学校已开设七大类共70多门的校本课程，形成了科学素养类、文化素养类、学科拓展类、综合实践类、身心健康类、国际视野类、艺术素养类课程菜单，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特色课程。以生涯课程为例，其目标在于激起学生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较为科学的规划。课程内容包括生涯适应、生涯探索、生涯管理、生涯规划在内的4个主题，通过“属于我的成语、职业条件拍卖会”等20余项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能，树立个人愿景。
不同课程形式的变革
1.整合活动课程
学校从“发现”的视角出发，整合各种学生活动，设计了“发现之旅”四大主题。
科技主题――用技术和工具表达周围世界。以科技节、体育节为依托，由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教师，以及体育科的教师提供任务、设计活动，体现用符号表示、用工具实现和用技术表达的自然科学思想，以及用科技改革体育、研究体育。
社会主题――用研究聚焦对社会的思考。以心理健康节、读书节为依托，由语文、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心理等学科教师设置合适的社会研究问题，以学生论坛的形式开展活动，帮助学生用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认识周围的社会、认识自己、学会表达。
艺术主题――用知识深化对情感的理解。以艺术节、戏剧节、体育节为依托，由语文、英语、艺术、体育等学科的教师，提供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题目，帮助学生体验艺术蕴涵的情感意义和价值思考。
哲学主题――我与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以心理健康节、读书节、戏剧节为依托，由政治、历史、语文、心理等学科的教师提供题目，帮助学生用哲学的方式思考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及当今的时代精神，尝试回答“我是谁”“我要什么”等问题。
2.开发研究型课程
为培养学生学会猜想、寻找证明、论证和实验的方法，学校开发了跨学科研究型课程――生态课程。
篇7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匜铭文集释及西周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窥探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解读
规训化的身体:思想根源、社会建构与管制技术
论话语理解的认知基础——意向性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19世纪西方小说文体叙述特征及模式的发展转变
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
影视领域新词语结构与性能考察分析
师范院校教育学专业培养目标的改革与反思
“教康整合”理念下特殊教育职前师资培养模式探析
内隐与外显——越南华裔汉字学习缺陷与教学应对策略
人文精神与纪录片文化景观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09级绘画黔东南风景写生部分作品
历史发展的“正-反-合”逻辑——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文武关系及其近代变化
巴蜀“竹枝”的酒香
论抗战时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
建国初期的《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评析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致良知”视野下的教育思想
柯勒律治眼中的知识阶层
把欢乐还给儿童——论高洪波儿童诗
生命哲学的诗意阐释——沈从文《边城》解读
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
论师范大学学生的素质及其培养
人的本质及其教育立场——基于M·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的思考
论文科研究生教学方式的“道”与“器”
我国高等教育学历管理制度体系的创新与设计
小学—初中聋校听力残疾儿童社会适应行为量表的编制
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及实践研究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中国古代惩治盗墓行为的礼俗传统和法律制度
清代重庆的商业诉讼及其审理
虔敬与苏格拉底审判的二重性
存在之思:人在世界之中存在——论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汉代夫妻合葬习俗的思想史解读
《春秋穀梁传》的作者为穀梁子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之死”
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窘困——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解读
现代性、地方经验与人民立场——论文艺思想的历史语境与意识结构
论左翼电影的艺术形式创新
李成山水画树石形式的美学意蕴
也说《中山狼传》与《中山狼》杂剧的作者与寓意
《介之推火封妒妇》性别叙事的两重语调
茨威格文学传记与精神分析学说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文本中的历史张力
武陵山民族地区城镇体系结构优化探讨
试论服务贸易中的紧急保障措施制度
篇8
[关键词]麦金太尔；德性伦理；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72-02
一、德性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麦金太尔从现代社会道德无序状况的批判性分析出发，对于整个现代性的伦理话语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与反省。麦金太尔的理论论证有力，对美德生活的强调，有力推动着当代伦理学从元伦理学向实践伦理学的转变，使其不仅成为“当代伦理学研究的转折点”，也成为近20年来伦理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麦金太尔全面阐述了其在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德性理论，指出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到近代的整个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德性传统伦理话语的理论基础，他还提供了研究伦理学的新方法，尝试用一种历史叙事而不是诉诸于人的理性分析来探讨伦理学，这种方法有可能会给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范式。
基于麦金太尔对西方现代道德现状所作的历史的深刻的分析，也基于我国道德现状的思考，笔者认为研究德性和德性伦理，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德性伦理思想研究
（一）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近20多年来，对于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重点讨论问题之一。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研究超出了伦理学学科本身的范围，引起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级不同学科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对话。第二，随着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麦金太尔思想的局限性。
1.对德性伦理的研究
1981年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出版可以说是现代德性伦理研究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作者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传统的基础上，对启蒙运动以来以功利和权利概念为中心的现代西方规范伦理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要求重建德性伦理，重树德性伦理在当代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中的主导性地位。
1984年，美国学者迈伦德尔出版《德性的理论与实践》，以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关于德性伦理的论述为根据，追溯了柏拉图等西方思想家的德性伦理思想，阐释了当代道德教育及其存在的问题，指明了德性伦理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地位。
1997年，美国学者斯达特曼编辑出版《德性伦理学》，全书由16篇论文构成，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现代德性伦理产生的社会背景、本质特征和基本内容，是迄今为止一部较为系统的“现代德性伦理学”著作。麦金太尔的《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什么人需要德性》，认为成为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只是人在生命的某些阶段，由于人类生命的脆弱以及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无能，人在相当长的生命时间里是依赖性的存在者。因此，在非算计性给予和接受的关系中，人既需要独立性的德性，也需要依赖性的德性。
2.对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研究
罗纳德·安内特认为，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对近几十年来的哲学对话具有重要贡献，为我们指出了情感主义的局限和道德危机的核心。
墨菲收集了不同领域学者对麦氏思想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涉列了麦金太尔对现代性在不同方面的批判，对麦氏思想给予积极肯定。
3.对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批评
威廉·K·弗兰克纳认为，麦金太尔没有把历史和哲学区分开来，他认为历史的探究能够确立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所谓的为道德合理性论证的现代努力已经失败且必然失败的断言，只能由分析哲学家而非某种历史来确定。
塞缪尔·谢弗勒指出，麦金太尔从美德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推出“伟大的棋手不可能是邪恶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罗伯特·瓦西布罗特认为，麦金太尔的理论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因为，麦金太尔是基于善的追求而人类对善的界定则又不相雷同。互竞的美的传统的存在是不可相容的。
（二）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1981年麦金太尔发表《德性之后》，国内学界对他的思想也进行了比较充分地研究和讨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麦金太尔的部分思想进行复述或重述，在此基础上对麦金太尔思想进行评价。龚群翻译了麦金太尔两本重要的著作，即《伦理学简史》、《德性之后》，对于麦金太尔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二是积极主动地和麦金太尔展开学术对话，对于麦金太尔所提出的问题和价值判断发表自己的看法。
1.对麦金太尔思想的介绍
对麦金太尔思想作全面介绍的有高国希所著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伦理学研究》。该书客观地评述了麦金太尔的理论结构和发展过程，并探讨了麦金太尔在西方伦理学和哲学中的地位。
江立成和赵敦华在《当代美国的社会正义理论刍议》一文，将麦金太尔置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指出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反映了超越现代主义政治的要求，但与美国实用主义态度和欧洲后现代主义的游戏精神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万俊仁在《“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和之外》一文中论述“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二者之间关系，对麦金太尔美德伦理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概括。万俊仁在《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一书中，对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与《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两书的核心思想作了准确恰当的综述。
姚大志在《亚里士多德还是尼采——麦金太尔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一文中，分析了麦金太尔对启蒙筹划必定失败的论证，认为麦金太尔所指出的摆脱现代道德困境的出路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前现代的。寇东亮在《德性优先于权利——对社群主义伦理的一种解读》一文中，在与自由主义自我观对照的基础上，阐释了麦金太尔的自我观。麦氏认为，自我认同是依赖于共同体的，如果自我没有在社会关系中的某种独特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至少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因此，共同体优先于个人。
2.对麦金太尔思想的评价
王今一在《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摄义》一文中对麦金太尔主要思想进行评述，认为麦金太尔要把伦理学的探究路向转回到亚里士多德传统无异于新儒家希冀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做法，让人感到有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勉强。
徐向东在《相对主义、传统与普遍伦理》中认为，麦金太尔基于传统合理性的美德论证已造成诸多困境，至少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麦氏的态度十分暧昧。徐向东认为，美德最好被理解为人们在某些共同的基本经验领域中能够敏感而恰当地行动，以便过上好的生活的一种能力，亦即把某些普遍的道德真理敏感而恰当地运用于具体环境中的“实践智慧”。陈真在《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一书中，对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思想作了介绍，认为麦氏否认了美德对历史的相对独立性，影响了对道德概念的准确把握。
三、德性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麦金太尔德性的研究，弄清麦金太尔如何提出德性论，他所讲的德性究竟是什么，有何特性及其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借以反思我国的道德现状，我们如何在传统基础上重新建构德性理论，进行道德评价；如何能将其外化为人们共同认可的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并在实践中发挥其真正的功效。
篇9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篇10
关键词：；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47-03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一种注重实用与实效、崇尚实行与经验的价值哲学，它主张凡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真实的——除非它和经验相抵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以主张实证、实用、乐利为特征的，它体现了一种轻虚文、尚实用、重进步的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作为价值论和目的论，实用主义的实用理性精神无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实学”意向有许多契合之处，并通过本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一、中国传统哲学对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尊崇“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
治中国哲学史，采用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二分的方法，他认为“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鲜明地表露了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意向及其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
顾炎武和颜李学派都是近代“经世致用”学的先驱者，“颜元、李塨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乐利主义的”。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评价，并冕予他们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代表的桂冠。他认为自宋至明的哲学发展史中，其间除出了陈亮、叶适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只是一部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直至清代，“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自己已经过离乱的惨痛，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而最推崇的一代大师戴震恰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但是，戴震毕竟也是个爱谈天地本体、自然之气的“玄学家”，不得不把他从众多的理学家们中间“二分”出来，赞扬戴震的哲学与他们不同，“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观”。
还坚持“学以致用”的治学思想，而且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把实用与否作为检验一种理论的最终标准,“注重实际的效果”,注重思想的应用,其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应用的思想,是一种能应“吾国之急需”的起死神丹。
（二）坚持“怀疑论”哲学思想
“大胆的假设”也即“大胆的怀疑”，由于把这种存疑的方法系统化了，因此又叫“怀疑论”。曾说他受到赫胥黎“怀疑论”的影响，这是事实，然而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儒家的“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儒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认为它源于孔子，成于汉代王充和宋代的朱熹、欧阳修、马端临，至清代“怀疑论”已成显学。早在接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学说之前，中国式的“怀疑论”已经在他头脑中牢牢确立了。
作为当代中国疑古学派开山祖师的，对汉、宋儒者的怀疑精神早已心仪有之。他称颂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大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他赞扬朱熹“真正受了孔子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传统”，就是中国儒家“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尤其是近八百年来“新儒学”的传统，他本人研究中国典籍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也正是在这个传统前提下“渐渐发展起来”的。
（三）对“程朱理学”的新解
在看来，程朱理学中的“玄学”部分，恰是佛道影响的痕迹，而理学中的实用理性和科学方法才是真正孔孟的精神。他将理学二分的目的，就是要将玄学的“杂绊”从儒学的“真精神”中剔除出去，这项工作戴震不仅早就做了，而且在批判旧理学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新理学”的特征就是从“实证的实迹上下手”。由此可见，完全淡化了戴震“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趋向，而把其“反玄学”的启蒙精神单独二分出来给以极高度的评价，认为惟此才能昭显儒家的科学精神。另外，就是褒扬清朝的考据学。
那么，载震的“新哲学”与前此的“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同样采取了“二分法”的回答，认为主要区别有两点：后者谈虚理，而前者讲实用；后者主静、敬，而前者主动，主习事，主事功。这两大区别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中国的宋明儒学中，也就是“实学”与“玄学”的区别。通过对传统哲学“二分”的解构，坚定地认为“玄学”是释道的传统，“实学”是孔孟儒家的传统，这是他得以在中国的实用主义（实学思潮）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相互诠释而使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到一种中国化改铸的方法论前提。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来源于传统的中国哲学。在师从杜威之前，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思想已经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西方实用主义对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实用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早年留学到美国,使他能较早地接触到实用主义。而这种理论与他自己“学以致用”的治学主张也是不谋而合。正由于这些原因,师从杜威学习实用主义,从此杜威成为给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接受了实用主义思想,将它介绍到中国,作为实用主义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始终坚持躬行并宣传实用主义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
（二）对西方实用主义的诠释
实用主义——有时也把它译成“实验主义”和“实效主义”，其实在英文中都只是pragmatism这个词。然而不同的翻译使其派生了汉语意义上差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这几个同源异译的术语，实际上，变换使用这些翻译名词的做法显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在讲到“经世致用”——目的和价值时，大多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在讲到“穷理格物”——行为和方法时，大多使用“实验主义”这个词。很清楚，“实用”突出了实用主义的目的论和价值论，而“实验”则突出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那里用十个字一言以蔽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