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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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论文

篇1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

篇2

作为一名研习法律的学生,或者说一名法律实践者对属于我们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但是对于法律思维方式真正的内涵的研究却仍然处于一种被忽视和落后的状态。在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法治社会的大的背景之下,法律思维方式更突显其重要性。学生通过相关资料的收集现拟从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的模式形态、法律思维方式的内在的独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浅析,以期望能引起与老师和同学们的共鸣,进而达到大家对法律思维方式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法治意义

一、法律思维方式具体模式形态的分析

有关思维和思维科学的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在我国蓬勃展开。而对于思维问题的重视,则可推溯于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以这样的背景而论,中国法学界目前对“法律思维”问题的关注似乎显得姗姗来迟。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法律思维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现代法制国家中,法律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是用法律至上、权利平等、社会自治等核心观念来思考和评判一切涉及法的社会争议问题。

法律思维方式的具体形态表述如下:

(一)以权利和义务为分析线索

法律思维方式应表示为追问权利和义务的合理性、理由及来源,从而定纷止争。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和法律现象,法学思维始终以权利和义务的分析与探索为核心,这是区别法学研究与非法学研究的根本所在,也是学习和研究法学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指南,是法学研究者与法律工作者同为法律人的共同标志。

(二)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与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这意味:

1、面对未查明的客观事实,也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结论。

2、已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被法律证据规则排斥,而不会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

3、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以虚拟事实做裁判根据,而且不允许以客观事实来对抗虚拟事实。

(三)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普遍性,因为法律从根本上说体现了普遍的规律性,是一门规范性的法律科学,它强调普遍性的优先地位。

(四)程序优于实体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因此,现代法治从根本上要求人们通过合法程序来处理具体法律条件。违反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规范,也将被否定,不能引起预期的法律后果。总之,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的最关键部分,程序优于实体。

(五)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对于社会正义而言,普遍的规则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离开了规则、制度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大化社会正义。因此,现代法治理论普遍要求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六)理由优于结论

法律思维的任务不仅是获得处理法律问题的结论,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能支持结论的理由。尤其是当一个法律问题有两个以上理由和结论时,应优先选择最好的理由得出最终的结论,同时,这种理由必须是公开的、有法律依据的和有法律上说服力的,它应当使法律游戏的参加者和观众理解:法律结论是来自于法律逻辑的结果。

(七)人文关怀优于物质工具主义

法律因人而生,为人类的进步文明的社会生活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人文关怀的培育,而不仅仅是物质工具主义的实利科学,因此,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符合人性。

总之,学生认为:法律思维方式是不同于以利与弊为判断中心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以成本和效益为分析中心的经济思维方式以及以善与恶为评价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的。

二、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独特性的内在观察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特有的思维样式。它以内在构成要素的独特性而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法律思维要素、致思趋向、运思方法、思维视野、思维架构等方面。明确法律思维方式诸种构成要素的特征,对于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法律思维要素的独特性

法律思维由多种因素组成,其中法律思维主体和法律思维对象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方式的独特性首先就在这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法律思维主体的专门性、共同性。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和法学研究、传播者(法学家)共有的智慧资源,是伴随法律专门化而形成的维系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力量。所谓法律专门化,即出现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员和专门的法律机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法律机构的运作。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人们之间的专业屏障日益加大。社会已经从大多数人能够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发展到对职业外的世界茫然和无知,他们垄断了法律的理性认识活动,法律思维成了这个共同体共有的意义世界。

第二,法律思维对象的规范性、实证性。法律是法律思维的对象之一,而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当代法律的基本特征。规范性、实证性的法律发展史亦是法律思维形成的历史。法律演进的历程是由非规范性到规范性、由非理性到理性、由非实证性到实证性的过程。昂格尔曾把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法律仅仅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我称其为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他认为习惯法不具有公共性、实在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个阶段的法律思维还缺乏确定性的对象因素。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产生了官僚法,它“由一个具有政府特征的组织所确立和强制的公开规则组成”国家法的准确性与实证性,使得法律成为被思考的问题和以法律作为思考社会问题的尺度越来越具有可能性。法律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阶段,它不仅具备公共性和实在性,而且具备普遍性和自治性。法律规范化和实证化的过程的完结,为法律思维提供了对象性的因素。法律思维对象的实证性和规范性,是法律思维方式区别于哲学、艺术等思维方式的标志之一。哲学思维对象是一种应然状态的真理或本质。

(二)法律思维方法的多重性

思维方法是人们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和手段,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相互作用的联系和中介。关于思维方法的层次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是三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哲学思维方法;另一种观点是四层次说,即思维方法分为个别的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一般科学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和哲学思维方法。无论是三层次说还是四层次说,都是按照思维方法的适用范围和抽象程度来区分的,亦即它们之间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法律思维方法应当属于具体科学思维方法。但思维方法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工具是一个由多层次方法相互作用和联系所构成的系统,各层次的方法之间不是截然分离而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法律思维领域不可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思维方法、或与其他方法毫无联系而只适合法律思维的方法。法律思维方法从体系上看,显示出多重性的特征。演绎、归纳等逻辑的方法,经济分析、社会心理分析方法等科学方法,辩证逻辑和因果关系等哲学方法在法律思维领域(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律实践领域)都被广泛地应用。

(三)法律思维时间视野的回溯性和空间视野的有限性

法律思维视野包括时间视野和空间视野两个方面。法律思维视野在时间上的特征表现为回溯性,“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决定法律思维在时间上回溯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推动法律思维起动的法律问题的过去性。一个具体的思维活动的发生是由于出现了有待于解决的复杂的涉法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过去发生的,要解决它,就必须在法律上“再现”过去发生的问题。第二,思考涉法问题的依据即法律规则的既定性。法律思维只能从既定的规则或从存在的先例中寻求法律理由,规则和先例都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形成并适用未来问题的。第三,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程序的既定力和自缚性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程序而做出的决定被赋予既定力,除非经过法定的高级审级程序才可被修改。尤其是“先例机制迫使决策机关在今后的活动中保持立场的一贯性,碰到同类问题必须按同样方式解决,造成同样结果。”另一方面,程序开始之际,事实已经发生,但决定胜负的结局是未定的。这给国家留下了政策考虑的余地,给个人留下了获得新的过去的机会。随着程序的展开,人们的操作越来越受到限制。具体的言行一旦成为程序上的过去,虽可以重新解释,但不能撤回。一切程序参加者都受自己的陈述与判断的约束。事后的抗辩和反悔一般都无济于事。法律思维在视野空间上的特征表现为有限性。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是由法律思维的空间维度造成的。一般来说,一个具体的法律思维活动如法律推理活动是在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和法律程序所构成的框架内展开的。(1)法律规则的适用是有空间范围的,即它只能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有效,国内法一般在国家所及的领域内生效,国际法律规则也只在缔约国家适用。法律规则空间范围的有限性必然使得法律思维主体养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和特定的理论空间思考的习惯。(2)法律事实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要再现、查清这一事实必须以当时的时空为界限,这就限定了思维的空间范围。(3)法律程序的框架是既定的,法律活动必须在程序所允许的空间维度内进行,例如诉讼法关于与受理的空间范围的规定是不能违反的。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空间视野的有限性也是与法律和政治的密切关联分不开的。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法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割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性质渗透于法律之中造成法律的巨大差异性,同时也影响不同国家法学理论界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本国领域。另外,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法律思维主体往往以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思维成果。语言的空间范围的局限性即不同空间语言交流的障碍也是造成思维空间有限性的一个原因。

三、法律思维方式在法治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生总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法律思维方式也不例外。近年来,人们对法律思维方式问题的关注缘于法治观念的兴起。正是法治建设呼唤法律思维方式。我国目前正逐步走入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是时代的强音。许多人尤其是法律人对法治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尽管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还不完全一样,但关于法律的大量信息标志着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律。法律思维对法治发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种意义可归纳为两种:一是技术性的,即法律思维以观念和方法形态为法治开辟道路,指明发展方向;另一是教育性的,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律思维方式,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对法律生活发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渠道发生:(1)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的研究为社会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人们的理性思维,增强人们抵御野蛮和专制的能力,推进人们行为的理性化。野蛮行为和专制思想是随着法学知识的增长而节节败退的。这可以说是法学家对法治的最大贡献。(2)当法律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会引发人们对行为合法性的日常考究。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规定性预设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标准。当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如此,法治精神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3)法律思维方式蕴含着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等,因而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发生很大影响。在传统观念中,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如果法律人也把法律当成工具,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的信仰,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投入到法律职业(包括法学研究)之中。正是由于法律人把拓展法律知识、研究法律方法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中的其他人,才使得法律的生命有了载体,有了其发展的原动力,也才有了所谓的法律人生。

参考文献:

[1]郑成良:《法治理念和法律思维论纲》,载于《法制日报》2000年4月。

[2]张维真:《现代思维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4]郑成良:《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

[5]陈金钊:《法律思维及其对法治的意义》,载于《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

篇3

关键词:传统武术;武术文化;文化结构;文化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3-0042-03

Abstract:The cultural struc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onsists of three layersexternal layer (physical surface), interface layer (political system), and internal layer(spiritual factor) The three layers are connec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the cultural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has a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including simple dialectical thinking, emotional imagery thinking, empirical thinking and analogical thinking This kind of thinking mode illustrates the unique mind pattern and wisdom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Wushu culture;cultural structure;cultural thinking mode

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瑰丽和独具特色辉耀于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并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武术,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武术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载量和一以贯之的文化命脉,芸芸民众历来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自觉实践,从而使武术在沦桑岁月中蕴藏了许多厚实的灵魂,并由此成为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武术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是武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科学把握和深入理解武术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对挖掘武术文化内涵和精髓,进一步弘扬武术文化的魅力,提升武术文化的品质,进而提高武术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武术的自信心,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1 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概述

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是武术的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入理解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必须首先科学把握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和基本内涵。

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埋、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因此,文化的内部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有着自身的内涵,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因此,按“文化层次”之说,可把传统武术文化结构分为:拳种、套路、器械功法、外在活动形式等的外显层(物质层);师徒传承、师门规范等的中间层(制度层)和所反映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的内隐层(精神层)。三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逐步升华,综合构成传统武术的文化体系。外显层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武术文化事物,是武术文化的载体和基础;内隐层是武术文化的积淀和升华,是核心;中间层是武术文化外显到内隐转化的桥梁。三个层次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1.1 外显层:“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

套路、格斗及功法练习是传统武术最显著的活动特征之一。“舞对合彀”的打练结合,是传统武术的最基本活动样式。“舞对”指两种有机的习武形式:套路单练为“舞”,两两相当的相互格打为“对”;“彀”指决窍。“舞对合彀”要求套路单练当与双方的技击训练相互为用。个人的套路单练并非徒炫人目的“造型艺术”,于是需要习武者在了解技法意义基础上的“练时无人似有人”;“两两相当”的对练,要求通过预设性的格打技法来强化对“用”的体会;而作为临阵实用的散手,则是“敌我关系”及武术技击价值的直接显示。因此,以势势相承的套路作为习武入门之法,继而拆招、散打并兼习各类功夫,由此组成了传统武术的基本活动样式和技术发展的基本内容,从中深刻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技进乎道”的旨趣特征。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阴阳之变。对于传统武术,浑然无迹、有感皆应既是中华武技之道的生动体现,又是阴阳互济的契合结果。明阴阳之变是“技进乎道”的习武原则。传统武术中的阴阳互济观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万物最佳存在方式的基本认识,其中寓含了“道”的法则与精神。另一方面是“柔弱胜刚强。”传统武术理论认为,只有“四两拨千斤”式的随机而发,方是传统武学有的臻美境界与技术精髓。再一方面是习武者个人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比身体条件更重要。只要具备了应有的意志品质加上训练得法也就能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那怕身体有一点伤残,照样能练出惊人的功夫,这就是传统武术中一再强调的“苦恒出高手” 。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生动的闪现。

“舞对合彀”的武技之道是传统武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东方智慧的文化成果。这种神明之境的“武技之道”,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习武者的热情,在实践中不断去营造武技艺术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在整个“行之维艰”的具体过程中,它那注重“格物致知”的实践理性,强调坚忍不拨的意志品质,讲究阴阳互变的技击思想,钟情动作形式与艺术境界相统一的审美旨趣和追求内外兼修的习武原则等,都从一个侧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

1.2 中间层:“择徒拜师”的传承方式

一方面,择徒,是传统武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各家拳种门派无一不把传人的选择当否,视为本门拳种是否能够传承繁盛的第一关键。尽管也有对求艺者身体条件方面的要求,但最终关注的是包括意志品质在内的道德状况。“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已成为整个习武群体的普道认识,由此形成了入室传薪的择徒样式。另一方面,作为传承载体中的“师”,在整个文化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传统社会中,一切以实践经验为特征的百工诸艺的衍流,往往是通过掌握着丰富实践经验知识的师辈对后继者的传带,其中包括武术。然而,传统武术在对“徒”提出了种种要求外,也对为“师”者提出了相应的责任与规范:既要有拳理功夫上的真技实艺,同时也需有良好的道德修养,这是每一位被尊为师者赖以建立个人威信和地位,并能对本拳门产生强大凝聚力的两个必要条件。

师徒传承在传统武术的生命进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脉搏跳动,这就是对它文化价值的历史肯定。当今,师徒传承对武术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既有利于拳种技艺的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又具有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群体凝聚的价值。

1.3 内隐层:“道德本位”的人格塑造

中国的文化传统素来视道德为根本,传统武术,同样奏鸣着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作为内隐文化的武德,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积流,也是构成中华武术文化的一节重要环链。传统武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习武群体中有着各自的具体内容,但其主体精神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作为习武者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讲,即是提出的一个如何做人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有着明显的内在多重结构形成的一张反映广大习武群落的道德伦理之网,这张道德之网大致由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为乡土文化的侠义精神三部分所组成。武德伦理规范是传统社会一般道德伦理在习武群体的投射,其核心内容是孝悌、敬诚;意志品质在传统武术中强调的是习武者通过体肤磨砺而达到的人格完善,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侠义精神是指习武者以武技为手段,以道义为规范,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心理状态,其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对习武者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对本人的秉性修养两个方面。

传统武术有两个文化向度:一是习武者在技艺上的不断提高,二是在自我道德上的逐步完善。在传统武德的结构中,武德伦理规范是武德的基础,意志品质是武德的实践磨砺,而集中体现了习武者理想价值的侠义精神,则是传统武德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千百年来,它绽开“武”的横空浩气,渗入广大民众的心灵,成为人们判断事物的某种价值尺度,也是为习武者所设计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

2 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传统武术文化核心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文化应该包括人们行为和思维两个主要方面,如果千姿百态的传统武术技艺、功法好比视野中的浪花惊涛,那么这一文化结构中,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思维方式则宛如海水深处的暗涌,从中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思维偏向。”因此,基于传统武术的文化结构,挖掘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对进一步弘扬武术文化的精髓,再现民族智慧,具有重要意义。总体看,传统武术的文化思维方式主要有下列四种。

2.1 朴素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方法,阴阳互补、天人合一则是其中的根本观念。中国传统中所谓的“道”,离开了阴阳,也就成了一个混沌的存在。因此,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万物生存变化的关联点,与太极、四向、五行、八卦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这个民族、这个世界总的理论。

传统武术文化的塔尖上同样闪烁着这一智慧的光芒,可以说,明阴阳之变,求内外合一,是传统武术以及天地精神的一个基本道属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观作为一种概括性的辩证思维方式,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以便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这种阴阳观被引入传统武术理论后,随之衍生出了诸如形神、内外、动静、刚柔、虚实、开阖、起落、攻防等一系列自己所具有的文化范畴。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我国的传统拳理中没有了这些概念范畴,那么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以及它的理论体系,就无法加以理解。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也就会大大逊色。

中国传统武术中阴阳范畴的内容比较多,其中拳种将阴阳理论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中国传统拳种无论哪一派别,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强调刚柔相济的重要性。认为“刚不能久,柔不能守,纯刚纯柔都不是上乘功夫”。不同的拳种虽然练法不同,但训练的最终目的都是达到刚柔相济。求得刚柔相济,是传统武术的根本要求。由于刚体现为一种强猛的、外在的运动特质,所以属阳;柔体现为一种恬静的,内在的运动特性,所以属阴。传统武术理论中要求明阴阳,事实在许多地方就是指刚柔,所谓阴阳相济也就是刚柔相济。刚柔相济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武术朴素辨证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从拳种训练的实践看,如以柔入手的太极拳,要求首先要摧毁人们动作中原有的坚硬劲,使它化为柔软。要“有心求软”,“用意不用力”,全身松开,然后才能“无意成刚”,再到“刚柔相济”;再如形意拳则是从刚入手,“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先练明劲,再练暗劲,最后是化劲。明劲是刚,暗劲是柔,化劲是刚柔相济。另一方面,从刚柔相济的内容上看,首先表现为一种两两相当的实际格斗中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刚柔相济就是体现为净力的发放,在净力发放过程中,必须刚柔相济,如果纯用刚法,力布满身,牵拉不力;如果纯用柔法,则气散不力,落点没有归着力。其次,从生理机能看,肌肉只有接受了一定的刺激强度以后,才能产生兴奋,形成收缩,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刺激的强度越大,肌肉兴奋性就越高,所募集到的运动单位就越多,因而,如果动作过分柔弱,必然导致缺乏足够的刺激强度,肌肉的兴奋性就不会出现,从而气散不聚。

2.2 情感体验的“意想”思维

意想,是我国古典美学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也是传统武术训练中直接把握自我体物原则中的重要内容。传统武术十分强调习武者在具体的训练实践中把握传统武术理论中的要求和原则。“意想”在理论上又被称异象,异指客体化了的主体情思,象是指主体化了的客体物象。作为内心世界的“意想”,一方面具有在线客观事物形象的功能,因为任何客观事物形象都是通过主体的思维方式、认识观念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这种“意想”也可以产生出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功能,这种没有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事实上就是一种符号化后的把握。

中国传统武术历来要求的就是到最后必须进入一种“拳无拳、意无意”的境界,这种以脱化神明为特征的传统武道是很难言说的。这种客观存在就要求习武者必须在长期日积月累的不断实践中用心揣摩和感悟,方能有所把握。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汉字,大量带有比兴修饰手法的理论描述,同时也强化了传统武术中的“意想思维”方式。在这种“意想思维”方式作用下,传统武术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意想训练”,这种“意想训练”是一个充满了个人现有经验和情感联想的内心世界,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太极拳家认为,习拳必须想其义,“心如梦,肝如剑……”这种对于人体五脏用了如梦、如剑、最灵便、快如风的不同要求,显然不是一种对理论逻辑演绎以后的概括,而是诉诸于习武者内心自身的经验感受。

通过内心对“意想”的体验来感悟习武的要求,应该说是传统武术中一个基本法则。清代乾隆年间《拳经拳法备要》中,联系到行役拳中描述“起时直龙升天,落入霹雳击地,起无影,落无踪……”这类带有比兴修辞手法的理论描述,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审美意识,通过这种审美意识使得文字风姿绰约。但这种理论描述是意想性的,内容与内容之间并不具有逻辑性,这就导致习武者在对这种拳理进行理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此时,“意想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意想训练”从它的特征来看,不是一种无端的冥思苦想,往往也借助比赋、联想、判断、推导、自我预示等心理活动来作为训练的方法路径,从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某种相似性或相近点出发,或对一事物的形象和本意引申,用另外一个事物去表征,这样就突破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形成一种主客观高度融合以后产生的内在张力。应该说,以个人感悟为特征的意想训练,是传统武术理论中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重要所在。意,在具有鲜明内向性思维的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难以磨灭的悠远影响力。

2.3 经验思维

强调实践,注重行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所谓“道不可离”,就是指主体不能离开实践,如果离开了实践,就不是道了。在一些技艺性的传统文化领域中,形的意义尤为重要。传统武术的文化特性决定了武术的历史延传,主要不是通过对典籍文化的认识来进行的,也不是通过对典籍的阅读理解进行的,关键在于实践的体验。习武者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中国武术中的传统武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观念系统,要孝、要敬、要悌等等,要诚信、要讲礼义廉耻等。另一个就是由具体行为体现的实践程序,传统武德不管在观念上如何丰富高远,它的根本宗旨就是对内在的人格塑造,这就决定了传统武德从它形成的开始就是实践,而非思辨,要完成武德的人格设计,也只能靠习武者本身对这一观念理解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另外从技术提高上看,武术技术的提高同样也是一个实践体悟的过程,一部《中华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历代习武者在一种价值认同追求下,不断建立、不断总结、不断积累的发展史,从这个过程中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求实务本、自强不自的文化精神。

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传统武术,奉行经验哲学,师父的体验可以讲给徒弟听,但他难以将娴熟的技艺同时直接交付给徒弟,因为这种技艺是师父本人长期习练的结果,只能凝结在师父的个人经验中,只能于师父之手,而不能达到徒弟之手。徒弟要把师父的经验以及拳技水平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只能照法实例去做,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传统的习武之道过于偏实践体验而忽视了理论上的论证、创造,因此使得积累了许多丰富的、闪烁着实践理性之光的经验,很少得到应有的系统整理和传发,大多数是作为一种秘法心诀,或者五言格言。从而导致,对于一些妄语从从、多无边际的妄谈,只能采用经验否定的方法。所以,缺乏理论深度的经验,在实践中又存在很大缺陷。

2.4 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

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特点,是通过并不存在的逻辑关系比赋推理,或者交感互渗,从一个已知对象的知识推演扩展到另外一个未知对象,这种思维方式给传统武术留下了一道明显的文化印痕。如,传统的武术中,很多人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五行学说,这种五行学说被渗入到武术中以后,不少拳种纷纷把这种东西强行分配到自己的技术动作上,从而使五行生克无处不有。随着五行学说的深入,相生相克的理论被传统武术引入,一些拳种也逐渐仿效,说什么拳能克什么拳。这方面,行役拳是一个代表。事实上,按照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理论类推出来的什么拳克什么拳,就是一种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结构。另外一个以类度类的典型事例就是功法练习。在功法练习中,这种以类度类的类比思维也清楚的反映出来。如点穴和轻功,大量的武侠小说,传闻故事,乃至于今天的影视媒体,都在渲染着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习武群体中,可能很少人会把这种点穴和轻功在实践中加以练习,但是,在传统武术文化上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武术功法的点穴,从它的文化源头上看是由古代中医学中的针灸而来的,应该说它源于中医学中的针灸,在这里,针被类推为人的指。还有轻功中的纵跃术、踏壁等也都是类推出来的结果。但有些类比推理出来的功法练习缺乏必要的逻辑前提和因果关系,因此,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往往使一些理论描述走入了误区。因此,这种练功方法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练功处方。

传统武术的根本旨意在于对习武者技术以及身与心的全面塑造,由此构成了“目标-实践-价值”这样一个文化指向系统。其文化结构和文化思维方式是传统武术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体现了武术文化的整体框架、丰富内涵,以及武术文化的思维智慧和品质。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它不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活动范围之内,必然带着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价值观,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人们的理解阐释和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生存与进化,它的基本精神,价值理念和思维智慧,至今在广大的习武群落中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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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宗岳太极拳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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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符号互动理论 教师教学 提问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5—0047—03

教学提问思维方式是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学习需要,设置问题情境以引起学生反应,启发学生思维的一种教学思维定式。作为师生互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它不仅是增长学生知识与智慧的过程,更是教师反思自己、提高自己教学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应是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旁落于研究者的视域之外。不过现在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对于当前正在进行的教学变革而言,究竟应实现怎样的提问方式转换?本文基于对符号互动理论的理解,尝试分析我国教师教学提问思维方式变革的可能性。

一、米德符号互动论的主要观点

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8世纪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们的意识流之中,亚当·斯密、休谟等人为其代表人物。作为符号互动萌芽意念,他们提出:若欲建立人类的科学,则必须重视人类相互联系的基本事实,并应把注意力集中于人际间的沟通、同情、模仿及风俗上。哲学家们的零星观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当代符号互动理论的过渡阶段,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查尔斯·霍顿·柯利、威廉·伊萨克·托马斯及乔治·米德(Mead,G.H.)等人对该理论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继米德之后,芝加哥学派的赫伯特·布鲁默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等继承和发展了米德的互动论学说。如今已发展成为解释论社会学中最重要且影响力最大的理论之一。

(一)关于有意义的互动

米德作为符号互动论最有影响的创立者,他认为,心灵、自我与社会均产生于持续不断的对话和交往中,人类的交往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即有别于非人类的自觉的意识影响下实现的。所谓符号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主要包括语言、手势、行动等等。米德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主要是由沟通组成的,通过语言、手势和行动,人们实现了互相之间的沟通。人类制造和使用符号,进行交往,通过角色领会,包含对其所显露的符号进行解读、互动,形成心智和自我的能力。只有这种有意义的符号才适合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会促进人的社会性的发展和心智的成熟,而有意义的符号在互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完全是由于互动的缘故,反过来这些能力的产生,也使得互动能够构建社会的基础。正是这种有意义的符号,才构成了个体与他人的一簇反应间的关系,变成了那种“表意的符号”的有声姿态。而有意义的符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米德认为,“它至少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语言使社会行为的参与者理解意义并使意义得以交流。第二,抽象思维的出现,使人能够进入一个纯用符号操作的世界,能在想象中排演各种角色和情景。第三,主体成为它自己的一个客体,对它自己的刺激做出反应,与它自己对话,把它自己当作行动的目标,解释和反应它自己的行为等。第四,互动的社会制度的形成,没有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有意义的对话是不可能的”。“意义”在米德的符号互动中是个重要的关键词,他认为意义是从社会动作某些方面之间的客观存在的一种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是否有意义是由反应赋予或说明的,即只有互动的对象能够充分地理解有声的姿态等,才能说明这种互动是有意义的。因此,有意义的互动产生并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即某人的姿态确实向另一个人表明的这个人后来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米德的互动涉及两类不同的交往与对话的取向,一类是“外在的对话”,即我们一同创造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互动过程;另一类是“内在的对话”,自我的两个不同面之间的对话产生了自我。

(二)关于心智的产生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是基于心灵、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心智不是一件事物或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社会过程。人类的心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理解象征性符号的能力。在人类互动交往活动中,符号被赋予固定的社会意义,当符号的发出者和接受者都能同时引起共鸣的时候,才获得了社会意义。这些符号能够指示某些特征,并在指示某些特征时把他们从其直接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使一种有意义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而其中,语言作为重要的符号,对人类知识经验的获得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运用符号的能力。通过“想象性预演”和“承担他人角色”,个体发展出了理解常规姿势的能力,运用这一姿势去扮演他人角色、想象性地预演各种行动方案的能力。心理乃有机体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它以成套的符号为中介。符号指明某些特征及其与事物及反应的关系,当我们开始运用这些符号的时候,它们能使我们辨别出这些特征,并在其决定我们行动的范围里把握这些特征,那么这个个体就具有了心智。

二、我国教师教学在提问思维方式上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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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导师如何指导?指导不得法,指导等于 不指导,甚至比不指导还差。因为它有可能误导或束 缚学生。

读书是自学的基础,离开读书,自学无从谈起。 所以,导师对自学的指导主要是读书的指导。读书指 导具体有:

一、为什么读书

读书的目的有多种,有为文凭而读书者,有为知 识而读书者,有为休闲而读书者,有为完善自身而读 书者,有为读书而读书者。无论为什么而读,只要在 读书,就值得尊重,应该支持。作为导师,首先在读书 目的方面应有所引导。上述几种读书观,有功利的, 有超功利的。为文凭、为知识、为休闲、为完善自身都 是功利的,为读书而读书是超功利的。人非圣贤,要 完全超功利,谈何容易!能在功利的追求过程中读点 书也就不错了。问题是既要功利又不读书,企图通过 混文凭、偷知识的手段达到功利。作为导师,应引导 学生从功利走向非功利甚至超功利。超功利也许是 种最大的功利。

二、读什么书

首先读本学科的经典书和特色书。所谓学科经 典,就是在该学科起奠基作用或开拓了新领域、新境 界、划分了新时代的著作。所谓特色书,是指那些在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证方式上与众不同的著作, 它能引人思考、给人启迪。读这些书能掌握本学科的 必备知识,了解本学科的学术进展和现有高度。熟悉 本学科的学术路径和话语系统,从而打下本学科的 思维和行为烙印。其次读本学科相关的书。相关书, 指扩大视野,扩充境界的书,如学文学者,史、哲是相 关书,学经济者,政、法是相关书,学语言者,哲学、逻 辑是相关书。再次读素质书。学文科的,读点普及性 的理科书,学理科的,读点普及性的文科书,无论学 文还是学理,都要读一点人文、社会科学的书。任何 学科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多了解一个学 科,就多一个观察世界的观察点,观察问题、思考问 题才会全面。不要画地为牢,只读专业方向方面的书。

三、怎么读

怎么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读法,是精 读,还是泛读,抑或是别的读法?二是读的过程,即读 书过程中如何思考。

先说读法:

1)精读。本学科的教材和经典书一定要精读。达 到了如下程度才能叫精读:主要观点、典型例证能够 背诵,论证过程、论证方法能够借鉴、贯通。通过精 读,打下扎实的本专业基础,学习各家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汪明问题的方法。

泛渎。本学科的非经典书和相关书可以泛渎。 精渎解决基础问题,泛渎解决知识面问题。只有精 读,没有泛读,除专业基础外,别无所知,失之于 “固”。只有泛读,没有精读,就难以打下牢固的专业 基础,只知道一些野狐禅,作为饭后谈资,失之于 “浮”。什么是泛读?浏览全书、读感兴趣的章节、读前 言后记、读内容提要、书名、作者名、版本信息等就是 泛读,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通过泛读,迅速增大 专业信息储存量,以供研究时使用和参考。

3)缩读。缩读是精读的后续阶段。将书中的重 点、难点摘抄出来,记在l~2张纸上,并反复记诵, 称为缩渎。厚厚的一部书,压缩为几张纸,精中选精, 成为自己记忆深处的知识,成为自己思想观念的一 部分,不会随着年代的流逝而散失,这就是缩读删繁 就简的妙处。

再说渎书过程。

一般人读书,重在吸收前人的成果和思想。研究 生读书,除学知识外,还要培养研究生的怀疑精神, 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所 以,导师对研究生读书过程的指导应包括:

1)说了什么?哪些是前人说过的,哪些是作者的 独创?如果自己来研究,会有这些独创吗?如果没有,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思维方式、思维能力问题,还 是学术功底问题?如果是思维方式、思维能力问题, 怎么改进?如果是学术功底问题,如何提升?

2)书中的观念对不对?对,对在哪里?为什么对? 错,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怎么改正?自己有能力改 正吗?论文的题目就出来了。

3)书中的观念好不好?好,好在哪里?不好,不好 在哪里?如何改进?

4)论据与论点是否相符?论据是哪里来的?是否 可信?是否完善?自己能否找到这些论据?如果找不 到,是什么原因?是没想到,还是阅读面不够?

5)论证过程有无缺点?逻辑上有无漏洞?

如此质疑,方可培养学生不惟书,不惟师,不惟 专家的精神,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在怀疑质问中发 现问题,也就培养了好的思维方式(立体思维方式), 提高了发现问题的能力。

四、督促和评价

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惰性,因此激励和督 促是必要的。学生读了多少书,读得怎么样?导师通 过榆查渎书笔记可以得到了解。学生每两个星期交 一次读书笔记,导师将阅读读书笔记的意见写在笔 记本上。着重检查:发现问题了没有?发现的问题有 无意义?是否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解答?解答得 如何?如不能解答,原因是什么?是知识问题还是思 维能力、思维方式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帮助学生弥补 自己的不足,让学生在读书中,在与老师的交流中提 高自己。

检查既是督促也是评价。督促督其懒,促其勤, 评价,评其质,审其值。在学生笔记的末端,老师可对 其笔记的质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应以褒奖为主,帮 助学生树立自信,激励学生更加勤奋地读书、思考。 不足之处,在笔记的批语中指出即可。高明的学生需 要严厉的批评,以戒其骄慎其思。一般的学生需要适 当的表扬,以引其趣增其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 信是最好的催力。有了兴趣和自信,学生自可成才。

五、培养读书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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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表职称论文?怎样快速?怎样顺利的发表职称论文?这是困扰很多作者的问题,由于我们最近接到作者的咨询比较多,在此专门谈一下关于职称的全攻略。我们现提供给作者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对于职称,很多作者有很多问题,也有很多困惑,由于评职称日期渐近,无论是论文写作还是期刊知识都不甚了解,鉴于此,我们专门来回答一些作者的常见问题,并关于职称提供一些建议,希望能帮到大家。

一、职称攻略之——态度问题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很多老师在课堂上也常常教育学生“态度决定一切!”,但是我们在接触这么多的作者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凡是职称论文写的比较一般,甚至比较糟糕的,很多都是拍着胸脯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如何如何好,下过多大功夫,是多么难得的文章。但事实是,文章质量与其所说的相反。与之相反的是,一些作者,则非常谦虚,说自己水平有限,但文章确实写得可圈可点,比较有见地。其实这中间的,就是一个态度问题。要时刻保持谦虚的心态去学习,多学习别人优秀的职称论文,反复琢磨那些有见地的文章。这才是作者要关心要注重的。多看、多悟、多与优秀者交流,才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最佳途径,职称论文的写作也是如此。多参考优秀的文章,但自己写起来,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不能照搬他人,要融合形成自己的东西。

二、职称全攻略之——写作问题

1.写作态度很多作者常常抱怨目前的职称评审制度,但是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一些指标不能完全没有量化标准。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却是好的,因为职称论文,是自己工作的总结、提炼。即便是没有发表职称论文的问题,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最好也要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这段时间的工作,遇到些什么新问题,有什么新的感悟等等。这样不断的梳理总结,才会积累、形成有价值的东西。而这些有价值的感悟,不仅仅对于自己,对于行业的其他从业者也是很有帮助。这样来看,写作职称论文,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提醒作者的是,要消除埋怨,转换角度,因为作者要为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提炼。

2.写作技巧很多作者向我们抱怨,不会写职称论文啊,写不好职称论文啊,对于期刊给些建议啊云云,还有的问,写作职称论文有没有什么技巧,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没法一两句话就说清楚。但是非要说什么技巧的话,我们建议作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角度。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或者说是纵向思维,就是一条路一直往深里走,就是深挖。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大家都采用的话,那么要出新就比较难。写作职称论文就是如此,如果想出新的东西,必须要用新的角度,凡是别人用惯的坚决不用,采用多个视角,甚至逆向视角来看问题,再提炼自己的观点,进行写作,也许我们会有意外的收获,所以要在在方面下功夫。(2)深度。前面已经讲过了大多数人采用的是线性思维,因此不建议大家采用线性思维。但是目前的情况下,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足够精深,你就可能随时被淘汰。很多人问我们,这与刚才所说的角度不矛盾吗?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这里所提到的深度要建立在角度之上,就是说,先有独特的视角,然后再进行线性思维,进行深度挖掘,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比较有价值。我们给予论文写作的建议是:角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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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学硕士培养目标的重点

 

(一)明确学术研究的价值

 

研究应该是一系列的活动:研究者设计全面的策略来挑选可能供解答问题的资料。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研究者的任务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找到相关的资料。只不过同律师或者其他实务工作部门的人相比,学术研究者需要主动去寻找需要研究的问题,而实务中很多问题无论如何必须解决。学术型的研究与其他工作者如律师商人之间的报告本质生只有程度的区别,其实只有侧重点不同。这个程度的区别就在于问题的提出的环节,实务中的问题不找自来,而学术研究需要寻找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法律问题。而这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因为学术研究需要立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将其转化为法律问题,这属于识别问题转化问题的过程,然后再尝试搜集资料探讨从不同的路径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对于律师来说,高端的律师业务所面临的实务前沿问题也是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问题的。①

 

(二)重视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

 

知识体系的构建已经是如今法学院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律思维方法的培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说,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十分复杂的概念体系,价值体系,逻辑推理方式,也蕴涵了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体系。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是体现法律人专业素养的核心竞争力。实务工作中,面对同一个问题不同专业人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往往会产生摩擦碰撞。思维方式犹如“道”,掌握了“道”的层面,在面对错杂复综的问题时就会站在更高的层面理解。王泽鉴老师提出,学习法律的最佳方式是,先读一本简明的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释等,作成解体报告。实例研习的目的在于培养思考方法,去面对处理“未曾遇见”的法律问题。②法律思维方式可以在实例研习过程中形成,下文详述。

 

二、对学术型法学硕士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改革的建议

 

(一)应结合具体课程加入法学方法论教学内容

 

方法论类课程在研究生阶段没有受到普遍重视。本科阶段法学方法论类的课程属于选修课,研究生阶段在公共课程中设置了法理学课程,而且是在研究生一年级开设。(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法硕士研究生为例)。而对于学生学术研究能力非常重要的课程大多被设置为选修课程。研究生阶段方法论课程不宜单独开设。最好在学生构建了相应的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在进阶课程如研究生的专业课程中引入方法论的课程,与课程论文相辅。因为课程论文的写作往往是由学生感兴趣的法律问题出发,为解决相应法律问题同学自然会运用相应的法律方法,即使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运用了某一类法律方法。这时有经验的老师对不同同学的法律方法的运用加以评价,并配合相应的专著,效果会比单独开设法学方法论的课程要好。因为这样结合某一部门法的方法论辅导,可以在同学深入思考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加入方法论的学习,印象深刻。

 

(二)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

 

毋庸赘述,学生已然厌倦了填鸭式教学方式。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及教师对学生表现的反馈应该在研究生阶段得到重视。讲师提供了对原材料不同的评价的知识,或者是示范了批判的技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学生本人的批判性技能并没有得到提升。教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对学生的引导。

 

1.苏格拉底式教学模式

 

问题教学模式的引导下,更需要老师的引导。这种模式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背景中,通过让学生合作解决真实性问题,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法律规则,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并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问题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体现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挂钩。通过老师的引导学生对一个感兴趣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头脑风暴中解放思想,一切围绕解决问题这个中心。问题设计的原则:(1)问题必须能够引出计划学习的基本概念和原理(2)问题应该尽量开放并且真实有争论价值(3)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探索(4)问题的选择要考虑到教学的具体目标以及学生的知识技能水平。要想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③这个过程可能会占用教师大量时间,远比按照教科书的体系传授知识要耗费精力。在科研任务的压力下很多教师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倡导案例学习模式

 

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实例研习考察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实例多偏重特殊或个别问题,为避免知识体系不健全,实例研习应该与传统法学教育方法密切配合。就现代法学教育而言,实例研习与课堂讲义及研讨会应该鼎足而立,不宜偏颇。④这是大陆法系法学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霍姆斯法官说:“一般的命题不能处理具体的案件。“大量判例和事实图案的印记可以改善水平思考(lateral thinking),水平思考是指解决问题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从固定的一个方面思考。”⑤

 

笔者在听过台湾学者王泽鉴的讲座后曾组织过小范围的案例研习活动。但是因为没有教师指引,目标不明确,大家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所以非常期待老师能够引入案例教学,这种案例教学不是指由老师来分析案例展示给同学们,而是指老师布置作业让同学组成小组讨论而由教师引导。何美欢老师结合法学教育的特点将教育心理学范畴的布卢姆分类学⑥与判例法体系的特征相协调,可以认定判例阅读所需要的特定技能。⑦教师可以参考以上分类层次设计案例研习课程并对学生的案例研习加以评价。如果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指导,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引下掌握阅读判决书的技巧并通过阅读判决积累一定的社会常识,再去组织案例研习小组讨论就会事半功倍。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师似乎并没有这个引导学生阅读判决书的意识,他们的理念还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而我认为老师的作用更应该体现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学生需要的时候引导他们,可以给学生反馈意见使学生能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4.教师重视对作业的设置-教师加强对作业的设计

 

设计作业的方案:为好奇心创造基础

 

(1)重视过程大于重视结果

 

首先教师要做的不是将教师认为重要的问题交给学生去研究。这样就错过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重要的能力。好的教师应该要求学生提出他们自己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或难题,注意这里作者用的是“或”,并将“问题”与“难题”并列,这都是从学生的理解能力出发的。

 

(2)设计相应的情境-设定有兴趣的读者

 

具有效果的作业会要求学生将私人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我的理解是,这种设计作业的思路也要求学生在写作的时候注意到读者的感受,在写作伊始就明确自己的文章的潜在的读者群。所以教师在设计作业时要帮助读者明确他们的读者群,激励他们想象特定的读者群。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班上的同学变成自己的读者群,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学生能够界定出他们感兴趣的难题。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可以方便和班上的同学进行交流。⑧

 

(3)作业设计与学生成绩考核关联

 

研究生阶段老师大多是通过学生提交的论文考核学生的研究能力,但是这和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有些脱节。笔者很不赞同一次考核定成绩的做法。笔者认为应该通过课程进行过程中老师对学生的多次考核来确定最终的成绩才比较公平。考核的目的不仅仅是评判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其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教师可以通过考核反馈了解到学生是否掌握到其希望学生学习的技能。但是这样假设是建立在任课教师对学生能够达到何种水平有所期待的前提下。如果老师上课没有目标,没有计划,只顾着把课上完,那么在学生没有选课自主权的情况下学生们只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法决定是否上课,抑或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上课。

 

(4)作业设计与课程大纲的提前公开

 

研究生是没有指定教材的,有的课会由几名老师共同任教,这样子同学们对每个老师要讲的内容及课程安排在课前并不清楚。建议每门课在第一节课就由一个老师负责将课程设置大纲及课程考核标准公布,并给同学提出对课程安排疑问的机会。这种做法在网易公开课中美国大学的公开课中很常见,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对一门课的重视。如果学生发现老师对课程安排都不明确,就很容易逃课。所以教师对课程的精力投入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生对课程的态度。

 

5.小组分工与课堂展示

 

笔者修习过的法律英语(下)课堂采用小组工作的形式,老师在开学就明确告知大家每次课都会提前发给大家一单元的英文课文资料,并会在下一次课由指定的小组负责用展示PPT的方法帮助大家理解英文课文。课堂展示的情况是,虽然分了小组,但是课下大家并没有在小组内讨论交流,课堂上也是每位小组成员单独展示,因为老师的评分标准是每个人的个人表现。

 

这种方法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设置的问题非常重要。问题教学模式的一般过程包括1.组织小组2.教师课前布置问题3.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4. 老师货学生回答问题5.学生讨论和争论问题6.老师归纳和总结问题7.老师提出扩展性或前瞻性问题 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生日后的工作中非常重要。其特点是加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老师传授的外在的知识体系如果不能转化并融入学生内在的知识系统,就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笔者非常赞同这种教学方法,因为回顾以往的法学课堂的上课经历。韩龙老师任教的国际经济法课堂就会在每节课将下节课要讲授的内容提纲发给大家,这样子非常方便大家为预习课程做好准备。

 

三、学生自我努力的方向

 

(一)通过讲座获取学术动态

 

有关学术动态的信息大多可以到法学院网站上看到相关讲座通知。如果是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听讲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笔记尝试总结归纳讲座所传递出的学术动态。一般来说法学院的讲座都会围绕热点话题或者某位学者的专长来展开。去听学术讲座应该事先做好预习,否则动辄两三个小时的讲座时间往往会打水漂,那些抱着一睹名师风采的心态去听讲座的同学大可不必浪费宝贵的自习时间。

 

(二)通过法学核心期刊获取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也可以通过法学核心期刊的目录来获取。尤其推荐的是人大复印资料,其门类覆盖了全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能够代表学科研究前沿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很多老师都推荐同学多阅读复印资料的内容。

 

(三)通过年会主题获取学术动态,消除对年会的误解

 

同时研究生也可以多关注年会信息,年会的主题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学术动态。因为年会都是分不同的部门法依托相应的法学会来举办,所以年会更加适合研究生撰写论文后参会学习,参加年会可以帮助同学们从年会的论文集中发现同龄人所关注的焦点。年会也会吸引一些社会实务人事参加,也会有报告人,认真听他们在年会上的发言也可以挖掘到相应的学术研究点。同时为了年会撰写的学术论文往往会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四)加强与实务部门的沟通-从了解商业思维对法律学习帮助的角度出发

 

从学习商法的角度出发,多接触实务可以增进对商业交易流程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把商业交易框架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这就是法律风险所在,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企业法务及公司法律顾问来说都很重要。

 

实习是接触法律事务的好方法。实习也可以帮助增强法学基本功。笔者在广州实习时发现律师事务所非常重视北大法宝等数据库的使用,法律检索技能在实习期间大大提高。实务中常用的工具有“无讼案例检索”、北大法宝等,随着互联网发展微信上也涌现出很多有实务价值的文章供大家学习,比如“高杉 legal”等,都是良好的学习资源。

 

5.正确认识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学生往往更侧重阅读而忽略写作。但是研究生阶段的阅读更应该倾向于一种主题阅读。写作活动本身与“构建”法律活动密切相关,构建法律是指描述并归纳适用法律适用法律规则,进行类推区分事实展开法律论证。法律写作是法律推理及分析的培训的中心部分。学术论文有专题研究论文,综述,评论研究简报及学术动态等不同的题材。任何学习过程都是由简单到困难的。遵循这个原理,初学者可以在学习和研究之初先写一些学术动态,研究简报和综述,在此基础上,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问题。肖老师介绍的这种方法循序渐进,对于学术型研究生写专题论文不失一种好的建议。⑨结合本人的学习经历,在论文写作及法学方法论在我校研究生课堂中缺位的现象,学术型硕士应该加强自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多动笔写作,然后主动邀请老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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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身有它固有的规律性,不因课程的改革而改变;新课程写作教学的任务,是更准确地把握写作的基本规律,摒弃过时的写作教学经验,探索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方法。

一、关于技工院校写作教学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逻辑思维方法主要有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等。写作是离不开逻辑思维的。特别是在议论文的写作中,逻辑思维不可缺席,若考虑到考场作文的层面,逻辑思维更不可或缺。考场作文通常包括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等基本模式,任何一种模式,审题环节中的分析题意、确立主题,构思环节中的编列提纲、设置结构,行文过程中的围绕主题拓展文意,离不开逻辑思维能力。

在实际写作中,概念、命题、推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也是学生一定要掌握的。写作需要逻辑思维,而写作不能到逻辑为止。严密的逻辑可以达到“以理服人”的境界,但不能达到“以情动人”的境界。写作应该体现“真善美”的价值,而“善”与“美”,是不能简单通过逻辑推导实现的。因此技工院校学生通过作文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技工写作中的逻辑思维有其特殊性。由于文体不同,思维方式的侧重点也不同。一般而言,说明文较重概念的准确和事理的清晰,记叙文较重时空的顺序和情理的表现,议论文较重命题的稳妥和推理的严密。而在诗歌等文学色彩较浓的文体的写作中,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则不如形象思维。写作离不开逻辑思维,但写作必须超越逻辑思维。

推理的要求,在议论文写作中比在其他文体中非常明显。议论文中常用的事实论证的方法,是基于不完全归纳法。不完全归纳法缺乏足够的可靠性。议论文中更多的是经验的可验证性,而非逻辑推导的严密性。

通过写作实践,我们可以有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在写作中强调的逻辑思维,更多的不是在逻辑学意义上说的,而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说的。我们应该承认,人物的行动和言语,是有基本的逻辑限制的。

第二,作品内部的一致性,是写作中逻辑思维的重要表现。文章的思路、意义的指向、情感的基调,都有某种一致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写作都是具有逻辑性的。文章自身必须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从文章组织的角度看,文意连贯,上下衔接,也是基本的逻辑要求。文章展开过程中的逻辑性与文章的观点是否经得住检验没有关系,逻辑只能保证推理程序的正确。

第三,考虑到很多具有现代观念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突破逻辑的结果这一事实,具有较高创意的文学作品,不一定非得固守逻辑的程式。像意识流、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的作品,都证明了一点:在创造性写作中,文学意识、观念比形式逻辑更重要。

二、关于技工院校写作教学中的其他思维形式

在技工、中专实际的写作教学中,对于思维正常的学生而言,灌输逻辑知识其实没有提升写作能力的实际意义。与逻辑思维相比,立象思维、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才更为本质。

(一)立象思维

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在写作中,我们觉得用“立象思维”这个词更为合适。“立象”是在写作中注入形象因素。有时候,冗长的言辞往往还不如一个意象来得简洁、生动而又饱满。意象是观察、联想、灵感和哲思的浓缩,是最精致的思维。立象以尽意,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象”是经由意识转化成的意象。意象是作者透过语言对世界的诠释,是重要的艺术思维方式。立象思维的首要功用是使作品形象化。

(二)批判思维

批判思维就是要适当地进行反思性的怀疑。批判思维的主要作用在于养成开放的思考态度,养成质疑求真的精神。其前提是心胸开阔,屏弃偏见,高扬理性,对不同意的观点要保持着同情的理解。自我是批判的首要对象,反省是批判的基础。由自我反省到自我建构,可以促进心智更深刻、更具广度地成长。批判思维最重要的方式是逆向思维和求异思维。真理从来不是绝对的,这为求异思维和逆向思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具有辩证思维观念也是必要的。写作中需要批判思维,批判思维最可能产生创见。

(三)创造性思维

写作通常从模仿开始,而不能在模仿中结束。新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落实在写作中。创作不是按照模子制作,创作需要突破规范,在学生通过模仿比较熟练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能,继续模仿就可能阻碍他们前进。写作中的创造性,一是写自己的真体验、真感觉、真想法,二是突破既有写作规范。人们通常注意到后者,忽略了前者。对学生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在实际的写作教学中,教师不能奢望学生突破什么写作规范,主要应在真实表达上下工夫。

参考文献:

[1]李兴洲.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有效教学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2]贡如云.语文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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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维方式,对比研究,翻译教学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更加频繁,翻译的需求日益增长。,翻译教学。但每年我国培养的外语人才数量有限,无法满足经济建设对各种翻译人才的大量需求。究其原因中国的翻译教学大多围绕外语院系,而占大学生绝大多数的非外语专业学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在外。纵观我国几十年来大学英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听,说,读,写,译”中“译”一直未享有应有的一席之地,翻译所受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有时往往被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的翻译能力下降。在步入信息社会的21世纪,这种传统做法很明显是不合理的。2005年,作为大学英语教学“风向标”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增加了翻译题型,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大学英语的翻译教学。本文试从中英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来指导大学英语的翻译教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论证其客观性和易操作性。这就引出了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1) 英汉思维方式对比分析教学能否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2) 学生对英汉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教学持何种态度?

2.文献综述

思维方式是指“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统一和综合”。【1】一般来说,全世界可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则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翻译教学。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文化习俗等因素,东西方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特征。连淑能认为,总体上看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重直觉,重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重逻辑,重实证;东方人好静,内向,守旧,西方人好动,外向,开放;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求异,求变,重竞争。【2】贾玉新认为,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线形为特点,而东方人则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为主。【3】潘文国从语言层次角度进行比较,认为东方人重悟性,强调主体意识,以人为本;而西方人重理性,强调客体意识,主客体分明。【4】上述结论和观点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探索和归纳,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进一步研究东西方思维差异和语言特征,翻译过程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苗锡璞【5】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该民族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思维方式的转换。并从三个方面介绍中英思维方式的不同:(1)抽象思维与具象思维 (2)直线思维与曲线思维 (3)个体分析性思维与整体综合性思维, 翻译时要注意这种差异的存在,根据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的不同对词句做必要的调整,提高译文质量。并从词语层次和语句层次两个方面做了简要分析。胡维【6】 在“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与汉英翻译”一文中指出中西方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表现,即西方重直线思维,中方重曲线思维;西方重抽象思维,中方重形象思维;西方主客体相互区分,中方主客体相互浑融;西方重形式逻辑,中方重辩证思维,并通过分析汉英翻译实例来阐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两种语言上的表现。,翻译教学。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毋容置疑,许多学者都对此作出过论证,这里将不一一列出,但是鲜有学者把这一概念引入翻译教学并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针对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因此有必要探讨在翻译教学中如何调整思维方式以适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翻译教学。

3. 研究设计

3.1 实验对象

研究对象是南通大学09级的两个平行班,根据南通大学大学英语分层次教学的规定,对刚入校的新生都会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基础较好的学生分到A班,相对较差的学生分到B班。本次实验对象是两个B班的学生,对前一学期两班的综合英语期末考试翻译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两班成绩无统计差异(P>0.05),说明两班学生英语水平仍总体相当。学生被随机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实验。

3.2 实验设计

本次翻译教学实验持续8周,每周两课时共80分钟。在实验组课堂中,教师先介绍一些常见的翻译技巧,如词性转换,句子拆分等,辅以相关练习,接着引导学生从中英思维差异角度分析练习中的错误,以及在翻译时相应的处理方法。与实验组不同的是,在控制组中,教师只教授与实验组中一样的翻译技巧,并辅以同样的翻译练习,而没有提及中英思维差异的影响。

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所有学生进行一次翻译测试,内容为将10个句子翻译成英文。所有句子来自四级翻译真题或模拟题。,翻译教学。试卷收集上来后由同一教师打分。最后,研究者在实验组中发放问卷,调查学生对中英思维对比教学法的态度,收回60份有效问卷。

4. 实验结果与讨论

4.1 教学实验结果

实验过后,教师在控制组与实验组安排了一次翻译测试,按照每个句子满分十分的标准进行整体评分。因之前对前一学期两班的综合英语期末考试翻译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两班成绩无统计差异,所以本次测试数据还是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T-test 显示控制组与实验组实验后测试的分数对比结果为:Sig. = .000 <.0.5, 说明实验后两班翻译测试结果有显著区别。

表1 :控制组与实验组实验后翻译成绩独立样本T检验

 

成绩  

 

方差方程的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t检验  

 

F Sig. t df Sig. 假设方差相等 .011 .918 -4.603 118 .000 假设方差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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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英汉语言结构,民族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思维差异两方面分析成人英语学习现状,旨在通过分析目前英语普及趋势,成人学习英语的困难,对应对社会需要出现的成人学习中诸多困惑提出一些启发。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这门学科的形成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 近30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我国,对比语言学近十多年来才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

一、英汉语言对比分析

1.英汉语言历史比较

全世界语言分为七大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的历史起源于第5世纪中叶,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英语是拼音文字,是欧洲语言中词汇量最丰富的一种语言。汉语历史较英语历史长得多,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汉语是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2.英汉语言本质比较

从语言形态学分类来看,英语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而汉语却是以分析型为主的语言。所谓综合型语言, 是指这种语言主要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意义 (格,数,时等)。英语是从综合型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之所以说具有综合型的特点, 是因为英语中名词有单复数形式, 动词有时态、语态形式; 在现代英语中, 形容词与名词的搭配不要求性、数、格方面一致了;同时句子的词序也逐渐地固定下来, 与汉语句子的词序也基本相似,按主、谓、宾排序。所以,我们称现代英语是正在不断由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发展的语言。所谓分析型语言,是指这种语言中的语法关系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来表达,而是通过虚词或词序等手段来表示。

3.英汉句子结构比较

英语语言由于外在形式上是拼写文字, 其句法结构要求严格, 整个句子以“主语+谓语”为基础,通过从句、不定式短语、介词短语和独立主格等语法结构,使句子不断地拓展延伸。英语注重“形合”,这使得英民族比较喜欢逻辑分析性的思维方式。汉语语言在形式上是表意的方块字,追求的是文本的整体表达效果, 讲究行文流畅,重在表意,节奏感强,不太重视句法结构的连贯性和严密性。其特点是意合,这是汉民族受哲学整体观影响的结果。

二、英汉文化对比分析

当前,文化对比主要从三个角度开展。一个从语言国情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文化内涵; 一个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分析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此外,文化对比还涉及非语言交际的领域,相应的学科叫体距学和体语学。

词的涵义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之外的含义。比如,汉语中“政治”一词难以译成适当的英语, 在多数情况下,译成“politics”, 不能确切地表达原意。因为,“politics” 的涵义之一是:“采取欺诈和不正当的手段搞政治活动”(《新编韦氏大学词典》);“在一个集团中进行策划, 搞阴谋” (《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在选择合适的英语词时,可以根据汉语上下文,把“政治”这个词译为“political activities”(政治活动),“political work”(政治工作)或“political study” (政治学习)等。

三、东西方思维差异对成人英语学习的负面干扰

成人学习英语不仅是另一种语言的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另一种文化体系的适应,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适应。研究表明,人类母语保护系统形成越完善,接受外语的内在阻力越大。成年学习者的对比分析能力虽然较强,但他们的逻辑思维已经较完善,语言和思维习惯都已经较为固定,学习语言时在可塑性方面已不如年幼的学习者。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学习外语难的原因。

1.词义理解困难

英语中有大量的抽象名词,难以用完全对应的汉语来表达,英语还有丰富的虚化手段,比如前后缀;而汉民族见长于形象思维,喜欢用具体的词语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其词语也没有形态变化。成人英语学习者常常感到英语词义非常晦涩和费解,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帮助理解记忆。英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多,可以用来表达虚泛的意义。汉语中介词多时由动词演变而来,数量远不及英语。因此,学习者常常无法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介词,不能灵活掌握运用英语介词。

2.各种从句掌握不牢

英语重形合,句式结构呈主从扣接式;汉语重意合,句式结构呈流散铺排式。成人学习者往往忽视了这种由思维差异造成的句式特点,学习从句时会顺着汉语的思维,按照汉语的句式结构特点来理解记忆英语各种从句,从而使得他们所输出的英语从句违背了英语的语言规则。

3.把握不住英语语篇结构特点

由于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其语篇组织结构也会因文化而异,因思维方式而异,尽管很多成人学习者掌握了英语语法规则,但因缺乏对英语语篇组织规律的认识和敏感性,阅读时便无法清楚地理解英语语篇结构,从而大大影响其理解的准确性;而在写作时,受隐伏型思维方式的影响,阐述时不从主题入手,而是用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给以暗示或明示。常常会无意识地把汉语的语篇组织规律迁移到英语中去。

4.翻译写作时中式英语较多

翻译从表面上看是将一种语言形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但就其实质来说则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两种思想倾向的转换。而成人英语学习者在翻译或写作时,在进行语言转换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了汉式思维的限制,因为思维是语言转换的基础,思维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根深蒂固的母语思维方式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时不在。不少人没有意识到或忽视了不同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用汉式思维方式对英语语言进行操作,中式英语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四、结束语

英汉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其思维模式的差异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这种差异是形成英汉两种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根源。语言体现思维方式, 了解英汉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体现, 通过对比分析,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英语语言的内在规律,从而习得更加地道的英语。其次,成年英语学习者的自身特点和成人英语教学的对象在整体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层次不一、要求各异。在英语学习中,成人学习者若能根据其特定的社会环境需要,针对习得语言,效果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1]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